电脑手绘板:“土地流转改革”应该慎重考虑后再实施（四） ...杨松林

　　这项政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吗？

　　中央对“三农”问题发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每一届领导都感叹这个问题严重。胡温上台后取消农业税，也就是每个农民每年三四百元，还是一次性的显现出来。但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持续地，顽固地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却没有扭转的迹象。难道出路竟然是恢复中国走了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还被指认为“世界农业文明的共同道路”。

　　中国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句话不错，但只适合农业时期的农民问题。在农业时期，商业、金融、土地资本家勾结起来剥夺小农土地，使他们失去“劳动吃饭”的条件，最终迫使他们造反，同归于尽。因此，任何剥夺小农土地的行为必然带来灾难。

　　但工业化后就不同了，工业化时期农民相比起来最穷的原因，是因为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可能性空间”要远远大于农业，技术进步使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高于技术应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最终了决定行业收入差别。只要你这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慢，每个人创造的产出增长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增长快的平均收入高。虽然市场经济中供需关系会对农产品价格自动上调以平衡差距，但只要这个格局不变，农业领域里的收入一定低于非农产业。即使美国这样的后现代国家对农业每年进行巨额补贴，也不能解决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收入平均低于其他行业的问题。农业比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慢是个不可改变的因素。中国2006年按照每个农业劳动者创造GDP也就是1.2万左右，每个农民平均只有3128元。 把地力人力用尽，无非人均3128元的创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能有3687元，说起来也应当呀。

　　发达国家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基本过程都是：开始是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不断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英国是强力赶走的，美国是利益诱惑的）从事非农产业，与此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拥有资源越来越多，为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增加了空间，也就是所谓集约化经营，最终使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收入差距缩小了。

　　接着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呢？恐怕有困难，这可以从很多工业化速度很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情况以及中国自身情况看出来。

　　目前，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都很高，一直到产业就业结构和发达国家很接近。但是，贫富差距不仅在世界上排前列，而且越来越大。无非是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贫民窟，低收入的农民变成了低收入的服务业人员。

　　1985年,美国全部就业人员创造GDP为3.75万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均1.97万美元，第二产业6.2万美元，第三产业人均4.85美元。第三产业人均GDP是第一产业的2.46倍，高于平均数29%。而同年巴西全部就业人员创造GDP为0.41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均0.17美元，第二产业0.92美元，第三产业0.18美元。第三产业只是第一产业的1.06倍，比平均数低56%。

　　也就是说，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虽然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但是提高幅度很小，一般仍远远低于平均劳动生产率。而发达国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往往与人均劳动生产率接近，远高于农业领域。西方国家70%以上在服务业就业，只有2%左右从事农业，政府补贴农业就业者的难度自然很小。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服务业并不创造物质产品，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很难用劳动时间或者劳动量来计算的。美国理个发要10美元，而且没有洗头等服务。中国理个发10元人民币（服务内容多得多）。美国一个超市收银员每天工作量不比中国超市收银员多，也不比中国收银员熟练，但美国收银员工资是中国收银员的十几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为什么能“创造”这么高“价值”呢？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发达国家服务业构成与发展中国家不一样，金融保险、不动产和工商服务业等金融有关产业占服务业比重在40%以上（2004年美国为44.4%，英国为40%），占GDP比重也高得很（2004年美国为32.4%，英国为30%。中国同年全部第三产业才31.9%。）。而发展中国家则小得多，2004年巴西该行业占服务业比重为25%，占GDP为16% 。更多发展中国家金融有关行业占GDP比重在10-15%左右，不及发达国家一半（中国更低，2006年中国金融、不动产和工商服务业占GDP比重只有9.5%，只相当于美国的21%）。金融、不动产等行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行业，一个房地产公司百十个人就“创造”数十亿“资产”，而金融投资等行业更是不需要多少人。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金融市场，制定只能他们发财的金融规则，通过“创造信用”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地“创造财富”。这样的条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不存在的。

　　其次，发达国家制定世界经济规则，拥有技术和品牌优势。如果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可能性空间角度看待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经济，显然是个升幂结构。西方国家通过技术优势在生产活动中赚取利润的大头，而资本越多技术人才越向西方集中。西方本来就拥有最响亮品牌，品牌产品毛利高，投入广告资金就强。而广告越强品牌越响亮。这样，“知识经济”和“眼球经济”这两个“正反馈系统”使西方积聚财富能力越来越强。虽然近30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GDP增长远高于西方国家，但财富分配向发达国家集中的势头一样没有逆转，反而越来越强。

　　以上两个因素，使西方国家有能力通过制定起点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高额的转移支付和广泛的福利政策，“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GDP主要构成是工资），也有能力高额补贴增加农业就业者的收入。

　　因此，所谓“世界农业文明的共同道路”并不存在，这条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走得通。最主要的是，这条路与土地私有化和“集约经营”的关系很小，完全是政府对产业收入再分配解决的。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更困难。目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扣除军工产业的最大制造业国家，而且在继承担世界最大的消费品生产后，装备制造业也开始向中国转移，但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太大，农民数量太多，依赖市场经济自然调配出一个让大部分农民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前景依然不可乐观。上世纪末，西方经合组织7国制造业工人全部加起来不过5858万 ，就算这些国家把制造业就业机会全部给中国，中国农民非农就业问题也无法解决（服务业就业是无法转移的）。

　　在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上，算小账是算不出结果的。2006年，中国农林牧渔业创造增加值为10.9%。再加上当年农民家庭纯收入中38%的务工收入，占全国人口56.1%的73742万农民总计不过从GDP盘子里15%部分讨生活。这么小的，扩张速度必然很慢的盘子中考虑农民收入问题，怎么算也算不出个结果来，怎么也算不出个出路来。

　　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早就看透了这个问题。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出中国究竟走菲律宾农业发展模式还是走日和中国台湾农业发展模式的问题。菲律宾农业发展模式就是在土地私有化基础上大资本下乡的美国农业发展模式。外国和本国资本家逐步渗透和控制了“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结果形成“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以前，由于农民没有出让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确实只能产生“公司+农户”的模式。当中国土地流转改革给了农民土地“处置权”后，这个模式必然演变成“公司+雇工”模式。随着政府鼓励、支持商业资本下乡和“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国走上菲律宾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

　　李昌平还介绍了日本和中国台湾模式：“‘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显然，日本通过限制城市资本流入农村，避免了优势极强的商业资本把农民从农产品加工、金融、流通、商业等诸多增加附加价值的产业领域里驱逐出来的可能性。同时，通过优惠政策和扶植农民组织起来“垄断”这些“有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空间”的行业，使农民“有可能”不过分低于城市工商业的经济效率。这才应该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2006年，中国农牧业增加值为23070亿元，占GDP总量10.9%。与农副产品直接相关的加工业增加值为27435亿元 ，如果加上金融保险、流通储藏、农资供应、农产品超市以及建设用地征用的利益都算上，应该还有不下2万亿的空间。如果这些产业空间都留给农民，总计就可能达到5万亿，占全部GDPD 23.6%,是10.9%的2.17倍。如果国家这些行业的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就有可能使农民真正具备大幅度、持续提高收入的“可能”。这样说，并不是仅仅靠这个方法就能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且充分条件”，但这起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

　　当然，就算实现这个目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集体经济已经摧毁，商业资本已经严重侵入农村领域的情况下，再加上上上下下都认定前期的“改革”没有毛病，要沿着本来私有化思路“继续深化”的政治氛围下，恐怕连想都没人会想。

　　但是，不走这条路就要走菲律宾的那条路吗？

　　菲律宾农业发展的路是“走不通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