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石磨豆浆机价格:当官是苦命的活

　　◎文_艾冰

　　“当官苦命？谁觉得苦就下来，让我当当试试！”这个命题一经抛出，网络上顿时一片“讨伐”之声。先别忙着否定，咱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故事，您再评论我说得合不合理。咱们不光讲故事，还试图为这些“苦主”们指一条明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面所反映的，也只是当今多棱官场中的一个侧面。

　　领导失误下属买单

　　典型案例

　　接了一个电话以后，某镇王镇长的心情烦透了。这个上级部门打来的电话说，由于工作人员统计弄错了名额，现取消部分“两参”人员的定补发放。(“两参”人员即参加过朝鲜战争等14次局部战斗，参加过核试验的人员。)

　　“名单都出文件确认了，不少‘两参’人员都已知晓。现在要取消，不是出尔反尔吗？”

　　王镇长向上级报告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相关人员意见很大、取消发放于政府的威信有损等。上级表示了歉意之后说，理解镇上的苦衷，希望镇上妥善解决。

　　果不其然，被取消补贴的老同志十分生气。王镇长和镇干部一起说明情况，百般劝慰，还请自己的老父亲出马安抚，才将他们的不满慢慢平息下去。

　　事实上，许多官员都与王镇长一样，经受着为上级失误“买单”的痛苦和煎熬。更有甚者一度进了监狱。

　　今年5月，广东省廉江市国土局副局长何耘韬因违规为房产公司办证提供方便，被判刑半年。实际情况是，何耘韬此举属政府决策。当时因会议纪要表述不明，国土局地籍股拒绝办理，何耘韬还与常务副市长发生争执，后在清理办的协调下，请示了市纪委后，何耘韬才签了字。最终，此事以廉江市检察院撤销诉讼，何耘韬官复原职而宣告结束。

　　各方出招

　　“何耘韬式”难题，反映了法律明规则与官场潜规则的冲突——明规则强调，要依法行政；潜规则强调，要依领导指令办事。故事中的两个例子，说到底都是“对上负责”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官员缺乏对上级说“不”的底气，上级明明有错，却常常理直气壮，甚至出了事一推了之。

　　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何兵认为，下级应该遵守上级作出的决定，法律规定如果上级的命令不合理，下级可以提出意见；官员遭遇何耘韬这样的事情，如果上级的命令明显违法，下级提出异议无效，执行后出现问题，应该实行问责制，追究领导责任。

　　如何让下级官员不再“很受伤”？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的观点是，要消减上级领导对下级官员的“合法伤害权”，以制度来保障下级官员的权利。客观地说，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和阻力显而易见。

　　过度考核疲于奔命

　　典型案例

　　处理完“补贴乌龙”事件，眼见快到年终，王镇长又在为考核的事情发愁了。上级对镇主要官员的考核，涉及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扶贫攻坚、就业服务、医疗保障、公路建设、安全生产等的完成情况，细化到具体项目，更是多达100多项。

　　“我们镇的人手非常紧张，还有几人被抽调到了县上。每年完成上百个考核任务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去年，创新工作就没有搞好。”王镇长坦言。

　　而邻镇却钻了个空子。头两年考核时，他们报的创新工作就是“实行群众信访代办制度”，去年，他们又以“实行群众信访代理人制度”上报，顺利过关。

　　“考核任务那么重，人手那么少，说不定哪天我也这么做了。如此‘创新’也是一种无奈。”王镇长说。

　　“迎考”也是一件苦差事。“年终考核时，各部门的考核人员都集中在那1个多月下来，有时一天要接待好几拨，晚上还要为第二天的考核准备材料，其他事情很难兼顾。”

　　在他看来，“考核过度”使自己疲于奔命，变成了为考核而工作。就像是一个受应试教育的学生，“不停地为了应付考试而答题，却很少思考为了什么而学习”。

　　王镇长的话道出了很多基层官员的苦衷。媒体曾报道，有基层官员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了“迎考”和开会上。与此相呼应的是，2009年，《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等媒体在全国调查了105名县级、乡镇党委、政府官员，在回答“工作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时，30.5%的官员选择了“政绩考核压力大”。

　　各方出招

　　考核本是为了促进工作，但考核过多过滥之下，除了助长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外，甚至还可能滋生腐败。更有少数官员为了“政绩”不顾实际地拔苗助长，留下一屁股“民生债”。

　　一些地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为官员“减负”。2009年，广东在对全省356项面向乡镇(街道)的检查考核项目进行清理后，撤销其中的327项，只保留29项。宁夏吴忠则变“流水考核”为“综合考核”，以往由几十个部门进行的对市级部门、乡镇进行的40多天的考核，市委组织的考核组仅需半天就能完成。

　　建立科学的官员考核体系既需要精简考核名目，更需要从方式方法上进行改革，提升考核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广东省韶关市委党校副教授刘意提出，要改变以往由上级闭门造车确立指标、下级执行的状况，让下级官员根据部门工作性质、难度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自提指标，上级逐一核实判断是否妥当，最终由双方共同敲定。确定后进行公示，无异议则据此进行考评。

　　专家认为，更重要的是，考核双方都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只有这样，才能还原考核的初衷，以考核提升工作质量，促进长远发展。

　　维稳压力苦无处诉

　　典型案例

　　这天中午，王镇长和镇党委书记启程赴县城，准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刚走到一半，在家镇领导就打来电话：“村里报告，刘某不见了。”

　　刘某是当地有名的“闹访专业户”。2003年，他工作的某县属企业破产。安置费是按照文件发的，可他总认为补偿标准太低，从此走上了上访之路。

　　按常理分析，刘某“失踪”应该与当地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有关。王镇长连忙向上面通报。果不其然，很快就有民警发现刘某在会场周围活动。王镇长一行赶往现场时，刘某正与几名民警僵持不下，旁边还有不少围观的群众。忽然，刘某双腿跪下，声泪俱下大声喊道：“我要给县长交封信，他不接我就跪在这里。”

　　众人拉的拉，劝的劝，费了1个多小时，才把刘某劝上了一辆面包车。那边，村组干部和“维稳责任人”已在公路分岔口等候。把刘某送回家后，还要安排人进行“贴身盯防”。

　　“我也知道这样做只顾得了一时，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我们也有苦衷。”王镇长说， “维稳是硬任务，出了事一票否决，层层追究下来，大的小的(官员)都脱不了干系。”

　　王镇长坦言，现在上访的情况复杂，有的是地方政府失误在先，有的是政策原因造成的，也有漫天要价无理闹访的，但上面往往不管那么多，只要有人去，就打我们的板子。

　　目前很多地方的信访维稳走入了一个怪圈：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只是想办法把问题按下去。最后，层层压力都堆积在基层。“盯防、截访，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让我们身心疲惫，这是一种苦。还有，有时明知很多上访户有苦衷，却无力解决，还要苦口婆心劝他们回来，这难道不是另一种苦吗？”王镇长说。

　　各方出招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做好包括信访维稳在内的维护稳定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官员维稳的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矛盾背后的深层问题。

　　有专家受访时称，大多数人上访是因为地方政府失误在先，只有改进工作，保障公民应有的权利，才能将闹访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述，“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不久前表示：“现在一提维稳就是社会刚性维稳，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很多惠民措施基本上都在落实了。”她认为，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

　　对官员的具体维稳责任而言，也应该按照事件的性质进行清晰划分和明确界定。属于官员工作失误行政失当的，该问责的就必须严厉问责；而不属于官员本身责任的，或是超越其处理范围外的，如政策性原因，就不能乱打板子。对于个别违法闹访的，要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

　　为何挨骂的总是我？

　　典型案例

　　翻开王镇长的工作日志，简略的记录勾勒出他一天的忙碌：“早7：30，召集村“两委”和工程负责人、村民代表开会就路面污染事宜协调；11：00，处理两村争水源引发的纠纷；14：30，开镇党委常委会；16：00，到办公室修改报送县上的经验材料；17：00，到工地检查重点项目完成情况；18：00，接待老上访户；19：00，继续修改材料……”

　　忙完公务，王镇长回家已近晚上9点。忽然接到电话，某网站刊文报道了镇上两村的水源纠纷。他赶紧上网查看，文章最后借村民之口指责“相关部门不作为”，笔锋指向了镇政府和他本人。

　　“这是多年遗留的老问题了，我们已经拿出了引进水厂的方案，怎么能说我不作为？”王镇长很不满。和他持相近看法的不在少数——重庆去年在1000多名官员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2%的人不能接受“网民嘲讽”。

　　更让他不解的是，现在社会上但凡公务员与他人发生冲突，有些媒体和网民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就开骂，一个很寻常的民间纠纷都会因为一方的官员身份被大肆炒作。而事件曝光后，不管他们是否有错，领导往往认为影响了本地形象，也对他们施压，让他们备感憋屈。

　　“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确实有‘仇官’心态，说话很难听。事实上，多数公务员权小责任大，兢兢业业安守本分，辛苦不输绝大多数人，为什么要戴有色眼镜看人呢？”王镇长说。

　　各方出招

　　不少人认为，当前官员主流是好的。网络上的一些评论之所以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才是深层原因，也反映了政府公信力亟待提升。尤其是基层官员，身在权力结构金字塔的底层，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很容易成为“出气筒”和“替罪羊”。不过，官员也需要正确看待媒体报道和公众监督。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看到很多网民骂我，把我说得一塌糊涂，当然我也看到挺我的。”汪洋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网络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样，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诉求，“我们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正确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是骂我们的意见”。

　　据新华社记者王甘武观察：从个案来看，媒体对官员的负面报道极少有完全违背事实的。一名知名时评人更坦言，媒体反映的问题以前早就存在，只因当时透明度低，公众不了解。现在发达的舆论，给了官员反思权力边界的机会。

　　怎样才能让官员少挨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认为，“公开”是一大良方。“政府活动越透明和公开，就能规避和解决来自社会的不公正的批评。”白智立说。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霓认为，官员应该多一点‘公仆情怀’，进而在理念和行动上，对权力存一分敬畏之心，对群众多一点服务意识，苦、累、冤的感觉也会大大减轻。

　　正如有评论所说，官员的“辛苦指数”应当与百姓的幸福指数成正比。当官员“辛苦指数”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指数，也会提升官员自身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