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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自我否定与文革

顾土 发表于 2009-10-14 17:52:21

自我否定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四

顾 土

文革期间,全国人民,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经历过各种钦定的历史、哲学、文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强力灌输。在全国学哲学的浪潮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才知道了黑格尔,又知道了否定之否定。我在中学时,那些政治课老师和爱好学哲学、学辩证法的同学,最爱说的就是量变质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可谁也没想过,我们当时身处的文革,就是一场否定之否定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推动,促使文革不断运行,直至自我终结。

文革的现实政治状态似乎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形而下的体现。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宣告:“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那时我正在乡村落户务农,与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思想基本与党中央一致,但听了这句话之后,却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刘少奇和林彪之被揪出,是文革的伟大胜利,还有道理可言,因为他们在文革前已经重权在握,可是“四人帮”纯粹就是文革的产物,没有文革根本就不可能有“四人帮”登台!“四人帮”的倒台怎么能说是文革的胜利呢?

文革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但这场大的运动实际上又由一个个运动组合起来,或者叫连贯而成的,大运动里再含运动,一个套着一个。整个文革不妨称为运动的大杂烩。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目的都是否定历史,文革就是对文革前的否定,文革期间,上一个运动大多也被下一次运动所否定,此一阶段否定前一阶段是常态,而文革结束之日,恰恰正是整个文革被否定之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的呼声压倒一切,最近几年,不能一概否定文革和肯定文革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其实,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否定文革,恰恰来自文革本身,也就是说文革自身早已彻底否定了文革。自我否定,正是文革的典型特征。

文革,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摧毁,还是思想意识的颠覆,最终目的都是对人的打倒和清洗。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极致,动因也是要将所谓明的暗的、新的老的阶级敌人彻底铲除。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关于文革的宗旨表达非常明确: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以,文革中每一场运动对上一场运动的否定,也显示在对人物的否定中。事情是人完成的,否定人也等于否定事,在那些人被打倒后,他们所做的事也都会受到激烈批判,一律否定,这也是文革的特点。每次运动,就是打倒一批人、推举一批人,那些红起来的人物,以后再被打倒批臭,一次又一次,以致形成了一种规律。当所有人都被打倒之后,所有的事情都被否定。文革告终,自我否定即成定局,想不否定都不可能。

1964年夏季,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是文革的序曲。此前,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已经将文革前的十五年文艺彻底否定: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此后,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批判杨献珍;196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影片《林家铺子》的文章;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人民日报转载;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开始批判翦伯赞;1966年2月,人民日报批判历史剧《谢瑶环》……所有这些人和作品的作者都是1949年以来哲学、历史学、文学、戏剧方面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标志着对中共执政以来的文化成就的全盘否定。1966年2月,根据毛泽东授意,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纪要,纪要在毛泽东修改之后又由中共中央批转,纪要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面对这一系列批判,彭真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除康生外,领导初期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成员相继被打倒。这是文革的第一次自我否定。

接着,中共中央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为康生,以后又增添了陶铸,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人是组员。同年6月,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决定向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补选陶铸、陈伯达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成为常委,陶铸还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1966年7月,毛泽东连续批评工作组,认为起的是坏作用,中共中央又决定撤出工作组;1967年1月,陶铸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变成了打倒对象;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撤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近一半遭到清洗;在文革初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不但被打倒,还受到全国上下持续疯狂的大批判,直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又是一次自我否定。其中,陶铸完全是因文革兴起而调入北京最高当局的核心,一跃而成位居第四的显赫人物,其任务就是替代刘邓参与文革的决策和指挥,谁料,也是忽然间,一下子又沦为“刘邓陶”,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他的倒台,自我否定的色彩比刘邓更浓重。兴也文革,毁也文革,陶铸可谓第一位要人。

1965年后的三年时间里,有四拨人是典型的起而又倒的人物,他们代表着文革初期的不同势力。

一拨是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林杰、穆欣等),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炙手可热,在政治舞台红极一时,但在1967年8月以后,王、关、戚等相继被打倒,身陷囹圄。尽管他们的经历、资历、背景与登上政治舞台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兴也文革,毁也文革,这一特点却是一致的。

王、关、戚的被打倒可以说是对文革初期领导层内部的否定,而另外三拨人的被清洗,则是对文革初期社会活跃分子的实际否定。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即所谓的首都高校五大领袖,这五人因率群众造反而成为名人,有的位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有的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或常委。而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都退出社会视野,七十年代初,又都被隔离审查,也等于被打倒。

“联动”分子多为高级干部子弟,是受到毛泽东最早肯定的红卫兵。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忽然说他们是反动组织;《红旗》杂志同年第3期的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称联动是“反革命组织”,一批“联动”分子因此被逮捕。

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里面开始批判所谓反革命组织“五一六”。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运动。 各地还设置了专门机构,清查“五一六”分子。被清查的“五一六‘分子大多是文革初期各地各机关、工厂、学校里比较活跃的造反派。

从陶铸的被打倒、王关戚等中央文革小组红人的下狱,到五大领袖的被审查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可以说,是对文革初期,从上而下的人与事的彻底否定。随后,陈伯达的被隔离审查、林彪身亡以及批林运动的发动,则是对文革前半期的人与事的全面否定。

陈伯达完全是因为文革而进入中共领导层的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位居第五,并且担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大任,起码在名义上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人物。但是,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这位文革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却被隔离审查,而且被定为“五一六”的操纵者。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开始。陈伯达的罪状主要是,具有反动的历史,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阴谋篡权。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陈伯达被定性,说他长期从事反共活动,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也是因为文革才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选举的政治局常委里,林彪位列第二,是仅存的副主席。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议》,称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969年3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作为唯一接班人被写入总纲;林彪作为文革公认的副统帅,在文革初期的狂热个人崇拜中还能与毛泽东并列而受到“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万众祝福。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林彪的尊贵位置,林彪成为接班人是文革前半期的最大政治果实。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中共和军内炙手可热的地位,也与文革有着因果关系。正是由于文革,他们才进入政治局,正是因为文革,他们才掌控了中央军委办事组。可是,这样的政治果实和唯一接班人,却在1971年9月13日突然“走向反面”。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林彪是“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9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反省,彻底交代。12月开始,中共中央又不断印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陈、黄、吴、李、邱等人的党籍,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其中还有一个李雪峰。1966年6月他曾取代被打倒的彭真,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文革初期受重用,后来又被否定的人物。1974年开始,林彪又与相隔两千多年的孔子扯在一起,被认定为“孔孟之徒”,遭到又一轮全国上下声势浩大的猛烈批判,即闻名中外的“批林批孔”运动。

说文革不能只看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逝世时,文革并没有结束。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根据毛的提议,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可以视为毛泽东认定的接班人之一。毛之后的文革,他是最高领导人。直至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才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并且宣称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他对文革的表述,基本沿用了毛泽东的说法。然而正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否定了文革。1976年10月,他与另一个极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联手,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毛泽东最信任的思想家张春桥、毛泽东最欣赏的笔杆子姚文元、毛泽东最看重的造反派王洪文,即所谓的“四人帮”。与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相比,“四人帮”的青云直上与文革更具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文革前,除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外,其他人的职务都很低,江青尽管是毛泽东夫人,但公开职务也不过是个处长。没有文革,“四人帮”从何而来?摧毁了文革最重要的政治产物“四人帮”,正是对文革的否定,而且是对毛泽东意愿的反动。华国锋本人因文革而被选定为接班人,逮捕“四人帮”的行动起码证明他并非毛泽东期待的那种接班人,这也是对文革的否定。

在社会发展中,否定是一种必然。所谓否定,一种是彻底否定,比如二战后德国新政权对纳粹时代的否定,1949年后中共执政的新中国对国民党执政时代的否定;一种是部分否定,比如美国200多年来的历史,虽说始终不断在否定自己,但立国的根本从未改变。

文革对中共领导人的否定,和对党外长期合作者的否定,等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奋斗历史,难道是一大群叛徒、特务、工贼、反革命、国民党分子与毛泽东联手创建了新中国?文革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历史的彻底否定,也等于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党内多数领导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了十几年的“资本主义”,最高统治者首先难辞其咎。没有他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哪来的这么多“走资派”?

在文革中的那些自我否定,更是一种彻底否定。至1977年为止,所有因文革而活跃而起家而发达而位至显要的人,一概被文革所打倒。文革是造反,而所有积极参与造反的人在文革中一律被清洗,被镇压,被审查。文革是大批判,但所有从事大批判的知名人物,均先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或者称之为“御用写作班子”。中央文革是领导文革的主要机构,因文革而生,但是,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生命在文革中无不以阶下囚而告终。只有康生死得早才逃过牢狱之灾,但也盖棺未能论定,仍然遭到了“撤销悼词”和鞭尸式的批判。文革是要揪出那些“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选拔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是,被选中的接班人却接连遭到灭顶之灾。刘少奇虽然被清除了,可是选中的林彪最终被定下的罪名并不亚于刘少奇,对林彪的大批判运动还甚于刘少奇。王洪文是从文革中杀将出来的人物中爬得最高的,但他却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说,最革命的文革却一手培育出了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而且还让这个分子一步登天。华国锋是因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被毛泽东最后钦定的接班人之一,却推翻了文革最重要的政治结果,将毛泽东最亲信的人投进监狱。可见他也背离了毛泽东,等于否定了自己。

文革自我否定的特点就是理论上、话语上坚决肯定,而事实上、具体结果上却彻底否定。文革肯定造反,却对造反派和具体的造反人物否定;对中央文革小组肯定,却对小组的主要成员否定;对九大思想和文革前期历史肯定,却对九大结果和文革前期主要政治人物否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领导文革前期运动的主要人物,实际却成了“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而且追随王明、刘少奇一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前期的文革究竟是个什么文革?林彪被树为紧跟毛泽东的典范,是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最后却成了“孔孟之徒”,是一向反对毛泽东的野心家、阴谋家,还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可见比刘少奇更坏。那么,文革前半部分是不是比文革以前还不如?华国锋继承毛泽东遗志,坚决肯定文革,信誓旦旦地宣布以后还要多次进行这样的运动,但文革的主要政治产物却被他亲手扼杀,他领导的文革结尾又算是个什么结尾?

依照当年否定之否定的说法,社会发展的否定应该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也就是说,每一次否定之后都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并非回到了起点。但是,文革的每次自我否定无一不是转回到了起点,甚至还落到起点以下,可谓白转了一圈。文革的最终目的是揭露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没料到,上来的“左派”却一个接一个都成了赫鲁晓夫,尤其是靠着打倒了赫鲁晓夫式人物而登台的那些人比赫鲁晓夫还要赫鲁晓夫。本来陈伯达没有那么大的声望,王、关、戚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文革制造出他们的声名与权威,最后又被打倒,回归于无。林彪本来还不是接班人,全国人民从来都没有集体祝福过林副主席,文革创造出来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还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草案),最后又被批倒批臭,连文革前的声誉都被扫除一净,连打江山时的赫赫战功也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四人帮”原来什么也不是,文革让他们如日中天,最后又落入尘埃。如此事例,文革中举不胜举。否定到最后一结算,文革的成果恰恰就是培育出、制造出、发明出一大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自我否定,经过文革的多年锻造,终于成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直影响到后来。

原载《记忆》2009年第24期
五柳村2009年10月14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