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vf登录表单:岳晓东谈中国教育之三：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0:38:21
岳晓东谈中国教育之三：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 (2008-09-09 16:05:00)
标签：岳晓东 创造力 社会影响 业绩归因偏向 教育 心理 分类：个人成长
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我经过系列研究，发现了一组十分有趣且令人诧异的答案。
研究一：谁是两岸三地大学生心目中最有创造力的中国人？
创新研究一直是我的研究焦点。一次，我在设计中国大学生对创新能力内隐认知的问卷时，在末尾附加上了一个小问题“你认为谁是古往今来最有创造力的中国人”，不想这个小问题竟极大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令我对中国人对创新代表人物的认知误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的发现表明，在400多名北京、广州、香港和台北大学生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它人物，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则绝少上榜。我此处地疑问是，这些人入选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有创造力？还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太大了？换言之，什么是这些政治家和科学家入选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影响还是创造力本身？如果是前者，则是对创造力认知的莫大讽刺！因为创造力的表现不能靠社会影响来鉴定的；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创造力该是怎样表现的呢？
研究二：社会影响与创造力，孰先孰后？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开展了我第二项研究，先让每人提名3位创造力代表人物，然后给每个提名者的创造力和社会贡献分别打分（1分最低，10分最高）。我以此调查了近150名南京大学生。结果显示，在被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政治家与科学家果然占主导地位，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等仍很少提及。在给提名人物的打分上，则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政治家与科学家的社会贡献评分普遍高于创造力评分，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人的创造力评分则普遍高于社会贡献评分。
在这里，我进一步的疑问是，这种评分反差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如果是普遍现象，则前者的社会贡献评分都会高于创造力评分，后者的创造力评分都会高于社会贡献评分；如果是个别现象，则其评分会有交叉。
研究三：业绩为先与审美为先，文化归因在哪里？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开展了我的第三项研究。他从以往被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依照百分比选定20个突出人物（十个古人，十个今人），并将其分为政治家、科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五类，在广州与香港分别取样了200多名学生为这20人的社会贡献和创造力打分（1分最低，10分最高），我假设上述的评分反差会重现。结果表明，政治家的社会贡献评分果然大于创造力评分，而作家/诗人与画家/艺术家的创造力评分则明显高于社会贡献评分，其中广州大学生的评分结果尤为突出。
对此，我的分析是，中国大学生在判断创新价值时，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多看业绩表现，少看创新能力”，“结果大于形式”，严重缺乏批判思维和独创性。我还以“业绩评估偏向”来概括这一文化归因的现象，它与西方人在判断创新价值时更看重创新的审美价值恰成鲜明对比。但这一假设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跨文化研究的确认。
研究四：谁是中、美、德大学生心目中最有创造力的人？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展开了他的第四项研究，我请朋友分别在美国和德国大学生中取样，也让他们提名3位创造力代表人物，并给每个提名者的创造力和社会贡献打分。在此之前，他的一位同事曾在波兰做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发现波兰人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以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为主，政治家绝少上榜。所以，我假设西方大学生对创新代表人物的提名会审美为先，将比中国大学生更多提名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而少提名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等。
我共获取了近300名的美、德大学生。结果发现，德国大学生提名的创造性代表人物果然以哲学家、艺术家为先，政治家、科学家等则排在后面。但美国大学生的提名结果则相对复杂，很多被提名者具多重身份（如政治家、人权斗士），但排名前列没有科学家，也没有艺术家等。对此，我的解释是，德国学生较美国学生更受西方社会之“重审美、轻业绩”之“唯美至上”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更加看重创新表现本身的价值。
研究五：“谁是最可有爱的中国人”——“业绩评估偏向”的影响有多大？
研究进行到这步，我已发现中、西方大学生对于创造力代表人物认知的文化差异，并就其文化归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仍存在的疑问是，如果“业绩评估偏向”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它也应该存在于对其它突出人物的提名上。而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它说明中国大学生对于生命中突出人物的认知实在是太狭隘专一了，它与现代社会人之多元化发展、多重能力培养的潮流逆道而驰。为了验证这一现象的存在，我开展了我的第五项研究。他分别在西安、广州、苏州、南京、香港等地的大学取样了近3000名大学生，要求大家提名谁是最成功、最可爱、最有创造力、最令人崇拜的中国人，并给他们予以相应的评分。政治家依然是内地大学生心目中最成功、最可爱、最有创造力和最令人崇拜的代表人物，香港大学生也基本如此，只是在最令人崇拜的中国人提名“三星人物”（歌星、影星、体坛明星）与政治家齐驱并驾。
由此，“业绩评估偏向”的文化现象可谓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知识小链接3-7：什么是业绩评估偏向
所谓业绩评估偏向(meritorious evaluation bias)，是指一种使得人们在看待创造力代表人物的表现及其成果时，多从其个人业绩或社会影响的角度来加以判断，形成认知上的某种偏向或心理定势作用。换言之，业绩评估偏向可导致人们在看待创造力成果及其代表人物时，首先考虑到其个人业绩或社会影响，然后再考虑其创新力表现。
业绩评估偏向的成因在于知识功利主义（intellectual utilitarianism）。它可谓是一种对知识信息及其用途之价值判断的实用主义倾向，它突出表现为对于知识的追求重内容过于形式，重成效过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知识功利主义的形成是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当中包括儒家思想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国社会之官本位的主导思想，中国人对权威人物的传统崇拜与顺从及中国人的社会中心取向等因素的作用。
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我的反思
“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我的研究由小到大，层层推进，它在教育与研究方法的层面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在教育层面，中国大学生对“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之认知偏向政治家，这当属于一种很狭隘的成功观，在多元化社会的今天，成功是多元化的，不应只将仕途或科技创新的成功人士当作突出代表。这种偏向的出现延续了千百年官本位的思想及儒家之“立功、立德、立言”，“学而优则仕”等观念，它使得青少年不能看重成功的多元性与多元化。而目前的教育似乎无时不刻在强化这一理念，如很多中小学悬挂的名人像，全都集中在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身上，而绝少有艺术家登场。
虽然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在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状元仍是科举的状元，成功人士就是政界人士。这一偏见难以培养学生的多重能力及人文素质。有趣的是，今年恰是科举考试取消100周年纪念，可时下大学生对知识的价值判断似乎仍受科举制度的影响。”而西方人在对“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思考，却远比我们多元化，并一向看重审美方面的突出表现。
标签：岳晓东 创造力 社会影响 业绩归因偏向 教育 心理 分类：个人成长
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我经过系列研究，发现了一组十分有趣且令人诧异的答案。
研究一：谁是两岸三地大学生心目中最有创造力的中国人？
创新研究一直是我的研究焦点。一次，我在设计中国大学生对创新能力内隐认知的问卷时，在末尾附加上了一个小问题“你认为谁是古往今来最有创造力的中国人”，不想这个小问题竟极大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令我对中国人对创新代表人物的认知误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的发现表明，在400多名北京、广州、香港和台北大学生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它人物，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则绝少上榜。我此处地疑问是，这些人入选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有创造力？还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太大了？换言之，什么是这些政治家和科学家入选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影响还是创造力本身？如果是前者，则是对创造力认知的莫大讽刺！因为创造力的表现不能靠社会影响来鉴定的；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创造力该是怎样表现的呢？
研究二：社会影响与创造力，孰先孰后？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开展了我第二项研究，先让每人提名3位创造力代表人物，然后给每个提名者的创造力和社会贡献分别打分（1分最低，10分最高）。我以此调查了近150名南京大学生。结果显示，在被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政治家与科学家果然占主导地位，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等仍很少提及。在给提名人物的打分上，则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政治家与科学家的社会贡献评分普遍高于创造力评分，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人的创造力评分则普遍高于社会贡献评分。
在这里，我进一步的疑问是，这种评分反差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如果是普遍现象，则前者的社会贡献评分都会高于创造力评分，后者的创造力评分都会高于社会贡献评分；如果是个别现象，则其评分会有交叉。
研究三：业绩为先与审美为先，文化归因在哪里？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开展了我的第三项研究。他从以往被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依照百分比选定20个突出人物（十个古人，十个今人），并将其分为政治家、科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五类，在广州与香港分别取样了200多名学生为这20人的社会贡献和创造力打分（1分最低，10分最高），我假设上述的评分反差会重现。结果表明，政治家的社会贡献评分果然大于创造力评分，而作家/诗人与画家/艺术家的创造力评分则明显高于社会贡献评分，其中广州大学生的评分结果尤为突出。
对此，我的分析是，中国大学生在判断创新价值时，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多看业绩表现，少看创新能力”，“结果大于形式”，严重缺乏批判思维和独创性。我还以“业绩评估偏向”来概括这一文化归因的现象，它与西方人在判断创新价值时更看重创新的审美价值恰成鲜明对比。但这一假设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跨文化研究的确认。
研究四：谁是中、美、德大学生心目中最有创造力的人？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展开了他的第四项研究，我请朋友分别在美国和德国大学生中取样，也让他们提名3位创造力代表人物，并给每个提名者的创造力和社会贡献打分。在此之前，他的一位同事曾在波兰做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发现波兰人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以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为主，政治家绝少上榜。所以，我假设西方大学生对创新代表人物的提名会审美为先，将比中国大学生更多提名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而少提名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等。
我共获取了近300名的美、德大学生。结果发现，德国大学生提名的创造性代表人物果然以哲学家、艺术家为先，政治家、科学家等则排在后面。但美国大学生的提名结果则相对复杂，很多被提名者具多重身份（如政治家、人权斗士），但排名前列没有科学家，也没有艺术家等。对此，我的解释是，德国学生较美国学生更受西方社会之“重审美、轻业绩”之“唯美至上”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更加看重创新表现本身的价值。
研究五：“谁是最可有爱的中国人”——“业绩评估偏向”的影响有多大？
研究进行到这步，我已发现中、西方大学生对于创造力代表人物认知的文化差异，并就其文化归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仍存在的疑问是，如果“业绩评估偏向”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它也应该存在于对其它突出人物的提名上。而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它说明中国大学生对于生命中突出人物的认知实在是太狭隘专一了，它与现代社会人之多元化发展、多重能力培养的潮流逆道而驰。为了验证这一现象的存在，我开展了我的第五项研究。他分别在西安、广州、苏州、南京、香港等地的大学取样了近3000名大学生，要求大家提名谁是最成功、最可爱、最有创造力、最令人崇拜的中国人，并给他们予以相应的评分。政治家依然是内地大学生心目中最成功、最可爱、最有创造力和最令人崇拜的代表人物，香港大学生也基本如此，只是在最令人崇拜的中国人提名“三星人物”（歌星、影星、体坛明星）与政治家齐驱并驾。
由此，“业绩评估偏向”的文化现象可谓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知识小链接3-7：什么是业绩评估偏向
所谓业绩评估偏向(meritorious evaluation bias)，是指一种使得人们在看待创造力代表人物的表现及其成果时，多从其个人业绩或社会影响的角度来加以判断，形成认知上的某种偏向或心理定势作用。换言之，业绩评估偏向可导致人们在看待创造力成果及其代表人物时，首先考虑到其个人业绩或社会影响，然后再考虑其创新力表现。
业绩评估偏向的成因在于知识功利主义（intellectual utilitarianism）。它可谓是一种对知识信息及其用途之价值判断的实用主义倾向，它突出表现为对于知识的追求重内容过于形式，重成效过于结果。在中国社会中，知识功利主义的形成是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当中包括儒家思想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国社会之官本位的主导思想，中国人对权威人物的传统崇拜与顺从及中国人的社会中心取向等因素的作用。
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我的反思
“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我的研究由小到大，层层推进，它在教育与研究方法的层面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思考。在教育层面，中国大学生对“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之认知偏向政治家，这当属于一种很狭隘的成功观，在多元化社会的今天，成功是多元化的，不应只将仕途或科技创新的成功人士当作突出代表。这种偏向的出现延续了千百年官本位的思想及儒家之“立功、立德、立言”，“学而优则仕”等观念，它使得青少年不能看重成功的多元性与多元化。而目前的教育似乎无时不刻在强化这一理念，如很多中小学悬挂的名人像，全都集中在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身上，而绝少有艺术家登场。
虽然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在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状元仍是科举的状元，成功人士就是政界人士。这一偏见难以培养学生的多重能力及人文素质。有趣的是，今年恰是科举考试取消100周年纪念，可时下大学生对知识的价值判断似乎仍受科举制度的影响。”而西方人在对“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思考，却远比我们多元化，并一向看重审美方面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