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软件如何编写程序: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一) - POCO论坛 因为分享 所以更快乐 bbs.poco.cn

茅于轼：对的。

主持人：能告诉大家是哪所大学吗？茅于轼：上海交通大学。

主持人：那是一个光荣的大学，因为我们的总书记也是那儿毕业的。 

茅于轼：他比我高两班。 

主持人：当时您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茅于轼：我学的是机械。 

主持人：好，我知道您是一位经济学家，那您早期的学术专业攻的是机械，那当时您是怎么求学的呀？ 

茅于轼：我在铁道的机械部门做研究工作做了三十年，从1950年到了差不多1980年，这中间，开始做的是纯粹技术工作，以后逐渐对经济有兴趣，就在70年代中后期转变到研究经济上来。 

主持人：在北京，如果去哪个京戏团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一个人背景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个词来区分两种人，一个是京戏真正的演员，另一类人叫票友，那您在经济研究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相当于梨园的票友？ 

茅于轼：对，原来是票友，现在变演员了。 

主持人：您自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是哪一年？ 

茅于轼：那是70年代末。 

主持人：70年代末，思想僵化正开始解放的时候。您那个时候研究的课题是什么？ 

茅于轼：我研究的是“最优化课题”。 

主持人：什么？ 

茅于轼：最优化，optimization，就是把一个事情做的最好。 

主持人：这个中文我都没有听懂，这“最优化”是什么意思？ 

茅于轼：最优化，不是自由化，最优化是最大最小。 

主持人：是把财富怎么最优化？ 

茅于轼：不光是财富，各种做事，你达到一个目的，用最低的成本来把它做好。这是最优化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这么提出来的。 

主持人：好，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道德问题了？ 

茅于轼：那是1985、1986年的时候。 

主持人：我查了一下您的资料，发现您1985年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上很大的变动，就是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 

茅于轼：是的。 

主持人：调到那个地方什么所？ 

茅于轼：美国研究所。 

主持人：这还是不着边呀？ 

茅于轼：它里头有一个经济研究室，研究美国经济，需要懂经济的人。 

主持人：这个调动跟您研究的方向有什么关系没有？ 

茅于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因为到了美国所，我有了更宽的一个眼界，可以接触到美国的经济、文化、社会，所以更开拓了更大的视野，可以说。 

主持人：您是发现了美国社会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很好，然后一对比，发现咱们这边很差，才开始…？

茅于轼：这不是一个好跟差，他两个的区别非常大，就是道德观，或者说判断是非的标准，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出来的人，跟市场经济的那一套差别很大。 

主持人：好，至于差别为什么大，我们在讲演当中去体会。下面就请茅先生给我们带来一场学术报告，这个学术报告的名字叫“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 

好，有请。 

茅于轼：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觉得这二十多年，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我记得1982年的时候，我头一次出国，到英国去，我看到英国超级市场里的东西，如此之丰富，对照一下我们自己什么都要票，什么都买不着，东西质量很差，看到国外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一双袜子也是好的，我带回来一点土豆片，哎呀，我们的同事吃的，说土豆还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现在呢，当然还有一些穷困的同胞，但是整体来讲，收入增加了好几倍，四五倍，平均寿命也到了七十多岁，象这样一个成绩，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三千年中间，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变化是我们亲身每个人都体会过来的，它怎么得到的？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是非准则有变化，就是道德观变化了，道德观是一个人判断是非的标准，所以他做事情，他按照他的道德观来行为的。 

计划经济的道德观是什么呢？就是无私奉献，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我们的祖国，这是计划经济的道德观。市场经济道德观，但也没说完全否定这些东西，但是真正驱动市场经济的力量，是个人的利益。现在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个经济，确实是发展起来了。你看，这个区别有多大？一个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斗私批修，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共同的，不是个人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呢，它也讲共同的道德，但是它真正的推动力是利益，个人利益。我们看看计算机，每一两年就要换一个代，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呀？不是为了一个什么崇高的理想，就是为了赚钱，你不改进，你就被淘汰，你能改进，你就能赚很多的钱。现在所有的技术，这么发达，这么高，大家知道，每天有多少个航班在飞吗，全世界？差不多有十万个航班在飞，一年就是几千万个航班。这么多航班，就没有听说有飞机掉下来，可靠性这么的高，简直不可思议。这个力量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从市场经济开始，也就是二三百年吧，它的动力逐渐逐渐的，承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这个权利得到保护，得到承认，也确实它创造了空前巨大的财富，所以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基本变化，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市场经济中间种种丑恶的现象，过去很少有的，现在我们看到太多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呀，借了钱不还呀，毁约呀，人跟人人情淡薄，就知道钱，大家就怀疑了，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就非得弄成这样子吗？物质上的享受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么个物质享受，是不是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呢？丑恶的现象，是不是和市场经济是相伴相成的，不可分离的呢？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认为市场经济承认人追求利益的权利，不一定会造成，方才提到各种丑恶的事。这种丑恶的事，不是追求利益造成的，是侵犯别人的利益，侵犯了别人的私，因为我有私，侵犯了别人的私，是这个错误，错在这个地方。如果我有私，你也有私，我不侵犯你的私，你也不侵犯我的私，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就可以不出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借了钱不还，那就是侵犯了别人的私，假冒伪劣就是侵犯了别人的私嘛，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区别这个私在什么地方它是好的，到了什么地方它就变坏了，换句话讲，我们要看清楚，私又是一个推动力，但是它越了界限，就变成一个破坏力了。 

从古以来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把私看成是万恶之源，所有的坏事，都是因为私干出来的，这个说法是有非常大的错误。私不是做坏事的原因，而是侵犯了别人的私，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想清楚了，我们承认每个人的利益，每个人，比如说私有财产，它应该受到保护，这就是承认每个人的利益，承认每个人的私，但是我们要严格的区分，不要使得这个私膨胀。 

当然，我这样讲，这是非常理论化的一个说法，在现实社会中间、生活中间，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克制自己的私心，原因就是这个利益界限是很模糊的，你到什么地方算侵犯了人家的利益了，这个，当然有各种方法来鉴别它，市场经济的法律，整个经济方面有关的法律，整个的民法，它就是想办法界定你的利益的界限。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好多时候说不清楚，我们研究经济的人也说不清。举一个例子讲，一个企业赚了钱，是资本家的贡献，还是工人的贡献，这说不清了。又如，海湾打战了，石油涨价了，我们就可以赚好几百个亿，你说这个钱是资本家的贡献，还是劳动者的贡献呢？没法说。 

再比如说，一个科研项目，给了一百万奖金，十个人一个小组，分这一百万，我们可以说某某人的贡献大，某某人的贡献小，这个大体上大家能承认，但是贡献大的该拿多少钱呢，贡献小的该拿多少钱呢，像这种的事，根本就没有一个科学界定的方法。因此，如果你只强调我有我的私，我的利益要得到保护，而你不去想人家这一方面的话，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虽然知道私是得到保护的，但是也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减少社会的摩擦，减少冲突，减少社会的成本，为了这样一些目的，我们要克制自己的私心，使得社会能够平稳的运转。因为，一旦发生这种事，除了有些事是很明显的，我方才讲的借了钱赖着不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有很多案件，双方都是理由充足的很，这种案件是很普遍的，而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大家都克制一点，这种问题就不会发生了，就不是一个互相冲突、诉诸于法庭，而是继续合作，我们想想继续合作得到的好处大，还是去打官司得到的好处大，这还用说吗？因此一个市场经济要运转的好，有效率，它要把很大一部分的力量，用在生产性的活动上头，不要用在非生产的活动上头。 

当然，什么是生产性的活动？这个是经济学里头要回答的，并不是说任何一种生产，都会创造财富，有很多活动、有很多劳动，不但不创造财富，而且还消灭财富，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但是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人跟人的合作，它是创造财富的一个前提，人跟人的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是没什么好处，浪费资源。 

所以，一个社会财富要增加，要使得有一个好的效率，就需要有道德的限制，每个人要讲道德。我这儿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到大连去出差，有一位管大连自来水的同志跟我讲，说大连非常缺水，每一个家庭一个月只能够用三吨半水，一家子，北京好像是可以用七吨、八吨，那么，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超过三吨半，这三吨半是一块六毛钱一吨，超过部分，就变成十六块钱一吨，要罚十倍的钱。于是，很多家庭就用嘀嗒嘀嗒偷水的办法，放一个盆，一个晚上，嘀嗒一个晚上，这个盆就满了，这个不用花钱，因为水表不走嘛。为了对付这个普遍的偷水现象，自来水公司就找了个教授想对策，教授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做一个精密的水表，你嘀嗒嘀嗒，它这个水表也能转，但是这个水表价钱很贵，也要十倍的价钱，可是因为大家都偷水呀，那就得装这个很贵的水表。这件事情，就说明，本来不用装这个水表，但是大家不讲道德，损人利己，就不得不搞这个水表，最后大家都倒霉。 

我也可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我几次到柏林去。柏林的地铁，它售票的地方是一个大通道，没有售票的人，也没有售票的机器，火车上、地铁上也不查票，每个人就自觉、自愿到自动售票机上买一张票，而且是分距离的，距离近的票便宜，距离远的票贵，你到什么地方，你把钱放进去，自动售票机就会给你一张票。没有人查票，没有机器查票，也没有人在车上检票，它这个效率就非常高。我几次到柏林，我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我到过不少大城市，各个国家的，好像柏林市是唯一的一个城市，它是没有任何售票设备，它节省了设备的费用，节省了人力，因此它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这就是说大家都守规矩的话，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大家，每一个人得到好处，我就怀疑，如果我们北京地铁要是没有人检票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一点看起来，我们跟德国人比，确实是不如。 

现在说起来，我们从计划经济变换到市场经济，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不知不觉地在进行。由于我们资源配置的规则起了变化，而且我们也有许多到国外去的人，外国人也不断地进来，有各种文化的交流，我们逐渐的接受了市场经济这么一些道德观念，但是应该讲，现在还非常的不够，我们还需要加速这个过程。怎么加速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我想有许多方法可以提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要多宣传正面的事情，不是说坏事就不能讲，坏事要批评，这是肯定的，也要揭发，但是要以正面的宣传为主。什么道理？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到一个公园里面去，这个公园里是干干净净的，你在这个环境里头，你也会有意保持这个公园的干净。相反如果你到一个公园里边，到处都是脏东西，你也会跟着扔脏东西。这个，我想大家会同意这样一种习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了一个好的公园里边，你感觉我享受了所有这里面的人，大家遵守规则，提供给我的方便，因此，我也有义务跟大家一样，为大家提供这个好的环境，如果人家都是挺随便的扔脏东西，我不扔脏东西，于事无补啊，对我反而还吃了亏了。这就说明当你感觉这个世界都是很好的人，你也会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好人，你感觉世界都是坏人，你就觉得我做好人就吃亏了，我也去做坏人去。当然，我这是说一般人，但是中国有很多，鲁迅讲的民族的脊梁，就是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我要遵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也正因为这样子，我们这个社会不管在最糟糕的时候，也还会有维持正气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