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程序开发 python: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连载 —第一章：迟来的春天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连载 


胡风（19O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上的一桩非常事件，它从1955年始发，至1980年彻底平反。运动中，全国有21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其中逮捕92人，隔离72人。正式确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绝大多数人在铁窗里度过了冤案岁月。
《白色花劫》一书，是作家林希记述“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家林希是当时胡风案蒙冤者之一，彼时只有19岁。现在，他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采访了众多当事人，历时3年，完成本书。
第一章：迟来的春天
1980年的春天，中国大地一片春意盎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使人们开始反思中国近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也更使人们开始正视左倾错误所造成的重大失误，多少年来，惨遭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历史与时代所经历过的曲折与坎坷。
此时此刻，还在工厂里做一名生产管理员的我，看着社会上热火朝天的讨论，虽然也心潮澎湃，但我毕竟还因远离社会，而不能步入思想解放的巨大洪流，更无从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的右派分子冤案，是在1979年得到平反的，工厂党委的一个干部，把我唤到办公室去，通知我说，根据上级的精神，对我的右派问题给予撤销。也没说什么对不起的话，也没表示歉意，就是极不心甘情愿地通知我说，原来定的右派，现在不算了，而且，因为我已经25年没有调过工资，这次工厂决定给我长一级工资，由原来的62元，长到70元，并说这并不是对我的什么补偿，右派问题是没有补偿的，搞错了，改正过来就是了。工厂还通知我说，原来定我右派的档案，已经全部销毁了，今年再填写什么表格，不要写曾经被定为什么右派分子了。
就是如此，虽然不算隆重，但我也已经得到解放了，长达20多年的右派冤案，就这样一笔勾销了，也没在任何场合为我恢复名誉，也没提我这些年所受的委屈。至于送农场改造，似乎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已经给你平反了，你还想怎么样呢？
而且，这仅仅是说我的右派得到了彻底平反，至于我的“胡风问题”，工厂党委还没有说一个字。当然，我自己也明白，胡风问题不可能和右派问题一起解决。不是右派分子了，可是依然还是“胡风分子”，因为当初我是以“胡风分子”加右派分子双重的身份，被送到农场去的。从农场放回来，是因为当初送我去农场时，并没有公安局正式的逮捕、判刑材料。我一不是判刑，二不是劳动教养，公安局干部最后告诉我说，在农场里，我算是代管。我不明白什么是“代管”，“代管”也是“管”，杀、关、管，更是一个专政对象，后来据说公安局不收代管了，这样才把我放出来。无论工厂愿意不愿意收我，我还是又被送回到工厂来了。
从农场回到工厂之后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此我又开始了长达10年的屈辱人生。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打派仗之后，却又一致对我进行无情斗争。（他们双方比谁最忠于毛主席，看的就是谁对我斗得最狠）。造反派斗我的时候，在我的脖子上挂一块砖头，而保守派在斗我的时候，却在我的脖子上挂两块砖头。这样保守派就得到“对待敌人像秋风横扫落叶”的美称。于是造反派立即对我再次斗争，这次他们虽然还在我的脖子上挂一块砖头，但是挂砖头的麻绳已经换成细钢丝了，只挂了一会儿时间，我的脖子后面就流出了鲜血，他们果然表现出了无产阶级对于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
过去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农场，人们都是把我的“胡风分子”身份看得比我的右派分子身份严重得多。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人们还认为不过就是多说了几句话，甚至在农场改造时，一个没有文化的“队长”，还在帮助右派改造的学习会上说过：“当初我也是搞不通，不是让人们说话吗？怎么人家说了话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了呢？”当然，随后他又说明这不过是他一时的糊涂认识，后来认识到右派分子们的反动本质，他也才对右派分子有了仇恨。
但是右派分子毕竟还是思想问题的成分重，再至于我的“胡风分子”身份，那就不是思想问题，而是“行动”问题了。从一开始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审查，我就被告知我的问题是阿垅对我进行特务拉拢，而阿垅又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所以本质上，我的问题是和现在跑到台湾岛去了的国民党反动派有着直接关系的。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是公安局的干部和我直接“谈话”，也是公安局的干部审查我的问题。
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结论十分清楚，在反胡风运动的当时，我就被“帮助”得提高了认识。人民出版社在汇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一本小册子的序言中写道：“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
这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本质，而我既然被定为是“胡风分子”，这就说明，我已经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里的一个成员：虽然我不是国民党特务，也不是托洛斯基分子，还不是反动军官，更没有做过共产党的叛徒，但我是这个地下王国的“臣民”，我的任务就是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尽管那时我只有19岁，又只是一个正在准备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但“实质”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阿垅，却正在对我进行特务拉拢，而我的学习写作，其目的却在于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
事情确实是到了荒唐的极端，但是这却是无情的事实，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就是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妄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对分子的。直到1966年对阿垅进行审判的时候，定给阿垅的罪名就是阴谋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把我拉到法庭上要作证的“事实”，也是阿垅拉拢我一起妄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和阿垅，一个是作家，一个是中学生，但是我们却在干着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勾当，如果阿垅和我不是疯子，那么一定是有人在发疯。
我们发疯是罪行，有的人发疯却是真理，更是法律，所以根据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我就参与了一场目的在于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那么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把我视为异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如此，到了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之后，“胡风分子”的问题还没有平反，在我身上留的尾巴，比刚刚剪掉的尾巴要严重得多。工厂里虽然不再把我当作专政对象看待，但我的政治权利还远没有恢复，这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还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力。
但是，已经有了种种的传言，说是胡风问题也开始着手解决了，如何一个解决的办法？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得不到任何消息。恰在此时，和我在天津同时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位作家余晓，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在信中余晓告诉我说，自从1957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他也是和我一样被送进了劳动改造农场，后来从农场放出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如今还一个人住在天津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按照余晓告诉我的地点，我乘郊区长途汽车去农村看他，至此，失掉联系长达20年之久的老朋友，才重新见了面。
在农村见到余晓，自然要说到胡风问题。据余晓告诉我说，天津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着手调查天津“胡风分子”们的情况，至于如何解决，现在还没有说法，一切都要等中央文件。不过据我们一起猜测，情况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总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永世也休想翻身了。
但此时此刻，余晓和我的想法，还在于要澄清我们并不是“胡风分子”，而从来也不敢想“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会得到彻底平反。因为按照当时两个凡是的原则，“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定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种种“按语”也早收在了《毛泽东选集》里面，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学说，所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
果然没有过多久的时间，就有人到工厂找我来了，找我的人说是专案组的成员，也不是通知我什么精神，就是只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先落实一下当年的“胡风分子”还剩下了几个人，看我是不是还活在世上。看到我确实还活着，这样，专案组的人就告诉我说，胡风问题中央还没有文件，但是他们想先把我解放出来，因为我确实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任何联系。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我是最好解决问题的一个，但是就是这样，也要等中央的精神。他们既不告诉我未来一片光明，也没说只许我老老实实，不许翘尾巴的话，至少不再是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了，甚至临别的时候还和我热烈地握手，和我说了许多类如注意身体的话，一时感动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这次专案组的干部来过之后，好长好长时间，又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到了1980年的夏天，一天晚上，余晓突然找到我家来了。余晓告诉我说，他已经被文联从农村接回来了，说是文联领导说了，无论问题如何解决，总不能再在农村住下去了，先接回城来，等中央精神下来之后，再做安排。
直到1980年的8月，我才得到正式通知，说是我的“胡风分子”问题将得到彻底平反，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将得到彻底平反，全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都将得到平反。于是工厂开始通知我不必再到工厂“上班”来了，让我在家里等候安排，作家协会的人事干部也通知我说，工作问题正在着手安排，还征求我的意见，想做什么工作。
进入9月之后，我办过了种种手续，就离开工厂回到作家协会来了。感激编辑部的老主编万力同志，据说当作家协会领导向他说林希原来是由编辑部送走的，今天落实政策还要回到编辑部来的时候，万力同志当即就表示欢迎我回到编辑部来，而且还说让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愿意参与工作了，就什么时候到编辑部来工作。
回到协会之后，发给了我400元的安家费。拿着这400元钱，我激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这许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钱。从财务室领到400元钱后，一口气我就跑回家里，还没有进门，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爱人说：“咱有钱了。”我爱人说，这400元钱，千万不要乱花。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到银行，办过了存款手续，从此，我们有了第一笔存款。
真是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地就来了，领到400元安家费之后，文联又给我调了工资，在工厂时后来给我长了一级工资，回到文联之后，又由原来的每月70元，调到每月72元。问题不在于每个月长了2元钱，问题的重要在于，从今之后，我又算是一个文艺干部了。72元是文艺12级，我又享受到文艺人才的待遇了。
1980年的冬天，天津市委宣传部正式开会给原来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同志平反。早早地我们十几个人就赶到了市委大楼，被让进一间会议室，许多原来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互相认识说了一些寒暄话，随后一位副部长走进会议室，说是开会了。这位副部长说，本来今天的文件是应该由正部长宣读的，但是不巧，正部长今天有点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就不来了。随后这位副部长就一一地宣读了文件。轮到宣读我的文件时，副部长拿着文件，一字一字地读道：“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撤消侯红鹅同志‘胡风分子’问题的决定：1956年，原天津市反胡风运动五人领导小组关于侯红鹅定为‘胡风分子’的决定撤消。1980年1月1日。”完了，长达25年的冤案，就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不复存在了。宣读过文件之后，这位副部长向大家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大家委屈了。”于是散会，大家就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了。
好在市委离文联机关很近，我和余晓一起走着，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彻底的平反，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比当初被定为“胡风分子”的时候还要沉重。我们被当成阶级敌人吃尽了人间所有的苦，不说一句致歉的话，只开了一个会，几乎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恢复党籍、恢复待遇、恢复原来工作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负有任何一点责任，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感到一点内疚，我们还被嘱咐要放下包袱，今后努力工作，把失去的大好年华补回来。就是走在路上，一种想法萌生在我的心间，我要说话，我要把这一事件原原本本地向人们揭示明了，否则才真是我们又欠下了历史的重债。不可能有人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也不会有人出来说明这一事件的真相。整胡风问题时，人们那样卖命，而到了为胡风问题平反的时候，人们又是如此地不情愿。我们并不希图有人对这一事件说出致歉的话，我们只是要向人们说清楚，何以就发生了这一场践踏人权、践踏真理、践踏法律、践踏国家尊严的可怕事件？如果作为一个当事人还不肯对此说得明了，那么今后还有谁会出来伸张正义，更还有谁会勇敢地站出来揭示这一切的原委？
正是怀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我立志要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实情况告诉每一个人，不是为了获得同情，只是为了不能重演历史的悲剧，为了我们未来的光明岁月，更为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一桩非常事件，它自1955年始发，到1980年平反，时间长达25年之久。运动中共有2100人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审查，其中被捕92人，隔离72人，停职检查73人，到1956年正式被定为“胡风分子”的72人。
对于这一严重的事件，我们必须揭示他的深层原因。沿着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去追寻这一事件的真实。
第二章：“我是初来的”
我是初来的
海边有拾贝的少女
我是初来的
我最初看见
从辽阔的海的彼岸
所升起的无比温暖的、美丽的黎明---它纯洁的白光
照着少女弯曲而裸赤的身体
我是初来的
我最初看见
生活在海边的所有的渔民
掮着枪 在海里捕鱼
他们是深爱着这海
而且准备杀戮侵犯这海的敌人
这海 是养育了他们几代的母亲
我是初来的
我最初看见
黎明照在少女的身上
照在渔民的身上
一九三九年
收编在胡风同志主编的《七月诗丛》中，书名为《我是初来的》一册诗集，是诗人钟的作品，其中《我是初来的》一首诗作，体现了七月派诗人、作家们的艺术观。这些诗人、作家在创作上自觉地以鲁迅为师，坚持现实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所批判、又有所继承，而且又能以鲁迅先生为榜样，对于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出现的推动世界进步的新思潮能够有所借鉴、有所吸收。
七月派诗人、作家群体的出现，以及在日后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七月派诗人、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探索与建树，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现象。一部分有才华、有个性的诗人、作家能在民族解放共同的追求中各自以自己的作品参与这一场伟大的斗争，广大读者群能够长期被这个诗人、作家群体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并从中获得精神力量，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以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早已在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精神生活和文学事业上占有了极重要的地位。
而七月派诗人、作家群体的出现，更是以胡风同志创办《七月》杂志为标志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逝世，使中国新文学运动失去了旗手。
鲁迅先生去世后不久，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待到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失陷，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占我国领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组成了全国抗战的统一战线，沉睡的中华民族在外虏的入侵面前醒来，以自己的血肉筑成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钢铁长城，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原来聚集在上海的中国进步文化力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南下，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已陷于一片战火之中，上海已不可能再有正常的文化事业；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的政治局面，文化工作必然要随之出现一个新的布局。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同志去了延安，到根据地去从事文化工作，根据中央的需要，周扬、艾思奇等一些同志到延安去了。另外还有一大批人随着抗日战线的南移，纷纷向大后方转移，这样，夏衍、田汉、老舍、胡风等一些同志先是到了武汉，后来又到了重庆。自然，此外还有人去了香港、桂林。郑振铎先生出于种种考虑、仍然留在上海。
应该说，中国进步文化力量尽管在新的形势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但就整体而论，它仍团结在争取进步、抗日救国的共同旗帜下，在思想信仰和艺术追求上并没有出现分化现象。因为在当时情况下，革命与不革命不是以去延安和去重庆来区分的，重庆依然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直接过问这里的文化工作。当时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重庆，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政治责任感，也都有相同的革命者的自豪感，而且就这一点而论，置身于国统区的同志们还更为明显。
大批进步文化人转移到重庆、汉口之后，立即开展了抗战文艺活动，一时之间，重庆的演剧、电影、音乐等艺术活动极为繁荣。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筹办出版刊物，在相继出现的一些文学刊物之中，以作为全国文协机关刊物的《抗战文艺》和胡风同志主办的《七月》最为活跃，也最有影响。
《七月》杂志原于1937年9月11日创办于上海，为周刊，只出过三期，胡风离开上海后于1937年10月又在汉口出版，编辑人胡风，发行人熊子民。当时“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未及3个月，《七月》杂志便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出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她鼓舞全国抗日军民的斗争激情，另一方面她也必然地吸引了一大部分强烈要求抗日的铁血青年。所以，《七月》从一诞生就受到了社会的重视。
《七月》杂志的《发刊词》是胡风同志亲自执笔的，在这篇题为《愿和读者一同成长》的发刊词中，胡风同志写道：“有人说，到这样的紧急关头，应该放下笔来。然而，我们没有。不但没有，为了得到用笔的机会，还不得不设法越过了种种的困难条件。”“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同受难，一同成长。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来养育了这个斗争。”
在谈到《七月》杂志的使命时，胡风同志写道：“我们以为：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底这工作，一方面将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抗战热情里面涌动着成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
《七月》杂志的发刊词不仅就一个刊物的品格、方针作了阐述，更重要的是这个发刊词充分体现了胡风同志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以胡风同志丰富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为依据，在这篇发刊词中，胡风同志强调了他个人所一贯主张的“艺术和现实人生的一致”，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当时，作家要以“坚实的爱憎”对“蠢动着的生活形象”作“真切的反映”，这和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中国革命作家的根本共同性，就在于对“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坚持。
最初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诗作的是艾青和田间。艾青同志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是民主斗士，更是民族解放事业的号手，在《七月》杂志创刊之前，他的诗作已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崇敬。但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却是，就在诗人艾青以他最初的歌唱走进诗坛的时候，当时的中国诗坛和文坛，却有人故意无视艾青诗作的艺术魅力。这时，正是胡风以他的文章《吹芦笛的诗人》，向文坛、诗坛，更是向广大的读者，郑重地推出了艾青这样一位重要的诗人。在这篇文章中，胡风写道：“这里”，“我想介绍一位诗人。这诗人署名艾青”，“因为我读着《大堰河》，感受了诗人底悲欢，走进了诗人所接触的所想象的世界”，“艾青底诗使我们觉得亲切，当是因为他纵情地而且是至情地歌唱了对于人的爱以及对于这爱的确信”。胡风的评价，充分地肯定了艾青的文学地位，也帮助读者认识了艾青和艾青的诗。
在长期艰苦的抗日斗争岁月里，以《七月》杂志和七月社为阵地，一方面是胡风同志发现、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作家，另一方面是一大批革命青年作家受到《七月》的感召而主动接近了《七月》。他们当中有的在大后方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有的战斗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的在公开的抗日战线中，有的在秘密的地下从事艰险的革命活动，有的那时还在大学读书，还有的是未成年的中学生。“七月派”重要诗人绿原同志，对此曾概括地写道：“对于这一批文学青年，诗不可能是自我表现，不可能是唯美的追求，更不可能是消遣、娱乐以至追求名利的工具；对于他们，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生活在战斗行列中的诗人们，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诗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诗就是激励、鞭策自己的入党志愿。”①
《七月》杂志和七月社不仅团结了一批诗人，同时她还团结了一批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和理论家。在小说家中，路翎同志是有才华的一个，他的早期作品就是由胡风同志向社会推荐的；报告文学作家有丘东平同志和兼写报告文学的诗人阿垅；理论家中有阿垅和吕荧。
《七月》杂志和七月社在大后方开展抗战文艺工作，其处境是十分艰难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同时还要面对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在这方面，《七月》杂志和七月社所团结的作家和诗人们是有清醒意识的，这些作家和诗人是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开展民主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的。就这一点而论，胡风同志所实践着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体现出了它的深刻社会含意，其中如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等，就其主题内涵而论，就远不是什么“国防”二字所能包括得了的；阿垅的《第一击》和后来才出版的《南京血祭》，早已将民族危机和对人民解放的呼唤融为一个整体观念。在这一时期胡风同志本人的诗作，就已经在讴歌：“在今天／被辱的／祖国上／仇人虎集／仇人虎踞，／在今天／被辱的／祖国上／好儿女／吼声如海／流血成渠，／”同时，胡风同志还无情地鞭笞了那种在民族危亡时刻“忘不掉／“权位”／耽心着／“享受”／吝啬着／力量／收藏着／手脚／”的腐败政治现象。这就是作为抗战文艺组成部分的“七月”作品所具有的深刻社会主题，她超越了当时的“国防”需要，而步入高层次现实主义的艺术范畴。
在政治方面，作为《七月》杂志和七月社的主持人，胡风同志和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周恩来同志住在重庆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当时他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和大后方文化界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体现党对抗战文化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胡风同志多次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过个人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并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导。当时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设有一个文化领导小组，由吴奚如同志任小组长，他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七月》杂志和七月社的情况是由吴奚如同志亲自过问的。
《七月》杂志除发表在大后方坚持斗争的诗人、作家的作品外，还发表根据地作家的作品。当时丁玲同志在延安，她从延安写信给胡风，并介绍了延安一些作家的作品给胡风。胡风同志将丁玲的信和这些作品都在《七月》上发表了，这其中就有诗人鲁藜的诗作《延河散歌》。这些作品，经由党的地下交通关系转出去后，鲁藜同志去了前线，直到作品发表一年之后，鲁藜同志才见到刊物。当时鲁藜同志和胡风同志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七月》杂志只是将为根据地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阵地，作为自己的应尽职责。《七月》杂志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艺术个性，团结了广大的读者，其中也包括当时延安的中央领导。毛泽东本人于1938年5月28日读完由胡风托刘雪苇转赠给他的《七月》杂志后，写信给刘雪苇说：“我已看了《座谈会纪录》（指《七月》第三集第一期上所发表的由胡风整理的七月社召开的作者座谈会纪录：《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很喜欢，如有新的，请续寄给我。”
由于《七月》杂志和七月社团结着一个稳定的作者群，由于这个作者群的成员当时都处在创作生命力最活跃期，由于对当时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批小说、诗歌作品都产生于这个作者群的成员手中，于是，后来人们便称这些诗人和作家为“七月派”。这个艺术流派越来越受到社会的瞩目，在当时抗日斗争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艺术流派，如“新月派”，“太阳社”和“创造社”，这些流派虽由一些志同道合者结合为社，但因为没有出现作品的“流”，所以没有形成为“派”。也有些人想以自己为核心创造一个流派，但大多失败了。有一个“鸳鸯蝴蝶派”，不是艺术流派，其中另有更隐讳的含意。而“七月”派的出现，却出乎被视为是“七月”派成员的意料。“七月”派的出现，“充其量只能说，他们各自进行了诚实而艰苦的探索，并由于气质和风格相近，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吸引、相互感染、相互激励前进的流派，这倒是他们始料所未及的。”（绿原：《白色花序》）
“七月”派作家群成员的相互吸引，首先是严肃人生追求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相互吸引。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铁蹄践踏了祖国大地，血与火的现实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全民族奋起誓以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而作为和全民族一同觉醒的青年知识精英，他们当自会对民族灾难作更深刻的思考，他们将跨越过民族自卫战争的思想高度，而去追求民族强盛的更远大的目标。作为“五四”精神直接发展成果的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从一诞生就以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作为自己最高的历史使命，而“七月”派作家群的成员，正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事业的旗帜下相互吸引在一起的。他们自觉地以鲁迅为师，鲁迅精神、“五四”精神是他们最高的精神力量，所以他们严肃的人生追求又是以无产阶级斗争的信仰为内容的。在“批判”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的时候，林默涵同志断言胡风“始终离开阶级的观点，看不到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的阶级性”。关于现实主义阶级性问题，涉及到极复杂的哲学和文学理论，但就“七月”派作家群成员的作品而论，无论是路翎的小说，丘东平和阿垅的报告文学，还是绿原、牛汉、鲁藜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如果林默涵同志从这些作品中还看不到“阶级性”，恐怕那个“阶级性”对于文学来说就过于抽象了。
然而不幸的是，七月派诗人、作家群体的存在，也使一些人感到不安。大敌当前，民族国家尚在生死存亡的最后斗争中挣扎，一些人就开始对七月派诗人、作家群进行指责，一次一次竟置国家民族生存解放的大是大非于不顾，一定要对这个艺术流派的诗人、作家罗织罪名，视为异己。可见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已经使某些人很不安宁。
①绿原：《白色花序》，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