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 flash:林贤治：我是农民的儿子》序

林贤治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亲、我祖父、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这段自述使我对他始终抱持好感，虽然他最后背叛了他的出身，反对农民战争。想想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有大队的中国学者对“革命”表现出中世纪式的恐惧，怎么好意思苛求几百年前的一位神父呢！

　　在农村出生，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地方，无需像哈代那样想方设法加以掩饰；但也无需特别庆幸，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从事了多年奴役性的劳动，度过很长一段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日子。总的来说，农村所给予我的多于剥夺我的；而我，接受它的馈赠显然要比我所付出的多得多。村人大多善良，勤劳，俭朴，谦卑；历来尊重事实，不轻易相信纸上的理论，一生依靠自己，从无奢望；对于社会，唯渴求公正与和平，一旦逼上梁山，却不惜拼死抗争。

　　即使到了后来，历经30年政治运动的改造和20年商品大潮的冲击而损失重大，农民仍死守着这近于古风的品质。我把这些看作是与土地相联系的美德，除了他们，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圣哲可以从知到行为我提供一份做人的可靠的摹本？有一种决定论，按生产方式将人类分出若干不同等级的族群，贴上孰优孰劣的标签，然后规定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样，农民带上可恶的“小农意识”是必然的，被目为天生的自私、狭隘、保守、落后和蒙味是必然的。如果说，所指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都因为农村世代盘踞着一头名为贫困的怪兽之故。只要想象一下财富的激增如何改变着人类20世纪的面貌，就可以知道，那种因为遭受剥夺而遗下的巨大的物质空缺，将在众多如袋中的马铃薯一般的孤单无助的小农中间引起何等的恐慌、焦虑和苦痛！

　　如果存在上帝的活，神性想必为之黯淡，而脆弱的人性如何可能在给出的有限的空间里得以完好的保存，乃致健全的发展呢？多年的乡居生活，使我所受的最为刻骨铭心的教育就是贫困的可怕。且不说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状况因贫困而呈现怎样的窘境，有时，甚至连生产成本也将因贫困而无法维持。于是，这些乡野之人，不得不背弃“热土难离”的祖训，相继逃往城市或是早经规划的“特区”，先后成为“农民工”、“性工作者”、“乞儿”、“滋事者”。现代化进程将使农民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一个至今无法作出合理预算的问题，充满悬念的问题。面对农民的种种，我承认，我无能为力。

　　在杂志上见到摩罗的文章《我是农民的儿子》，深有同感；随之，把近期的大体相类的非虚构的文字凑集到一起，编成目下的这个文集。一，作者都是农人的后裔，具有大致相同的底色。二，专一的主题，叙说的都是农村的人和事。三，这些文字大抵没有“风雅”可言。算得是“痛的文字”，然而比起生活不堪承受之痛，毕竟轻浅许多(关于改革，政治家尚有“长痛”、“短痛”之说，文学家却讳言疼痛，此乃一大悖谬)。比较之余，我是不能不为自己，同时也为同行深感愧怍的。

　　母亲去世已经两年多，未尝为她写下半点纪念的文字；原想编就这样一本书，献与她的魂灵。然而，此刻又不禁踌躇起来了。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母亲生前对我的撰述一无所知，有一次小妹告诉我，说她在家里居然把我的一种多达80万字的著作一页一页地翻完，然后准确地说出并且记住了全书的页数！母爱是如此地盲目而伟大！当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把书做了出来，而像我母亲一样深爱着我们的、终年在土地上辗转劳作的广大的人们却无缘阅读，它的意义何在？即使有坐着宝马在大街上驰骋，或牵着叭儿狗在马路徜徉的幸福的人偶尔生了光顾的兴趣，难道不觉得有违编撰的初衷吗？

林贤治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这是中国式游子对于一个迢遥的梦境的呼唤，是历尽沧桑之后，一种交织着眷顾、悔恨与悲怆的咏叹。其实，乡村在文人那里由来是被诗化了的，其中的宁静和谐，只是幻象而已。在自然力的控制下劳动，已是艰辛备尝，何况多出官员和田主的盘剥，结果竟可以一无所获。《诗经》里有少数篇章，记录着农人命运中所遭逢的真实情景，这是他们被圣人删除之后仅余的一点自己的声音、不平的声音。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总是极力美化中国宗法社会的伦理关系。对于农民来说，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亲情，确乎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止痛剂；除此之外，在一个贫困闭塞的空间里，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实质性的援助。然而，物质的匮缺与恐慌，不是精神的照拂可以解决的。及至现代工业的兴起，钢铁与资本便把温情脉脉的纱幕全然给撕毁了。农民开始流向城市，以贱价出售身体的每个部分，直到掏空自己而遭致彻底的遗弃。在城市迅速崛起的同时，农村日渐萎落。这是二百年前发生在欧美的社会戏剧，而今开始在中国上演。剧情的最终发展应当是相似的，但是，在东方古老的农业大国的演出版本无疑带有不少为西方所没有的特点；背景、人物关系、情节中的多种中突，以致节奏的快慢都会很不一样。

　　关于农民问题(所谓“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知识界的反应历来是淡漠和迟钝的。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乃至马克思主义者，都因集中关注工业社会和城市经济，而忽略了农村领域的研究。历史学也偏重制度史，偏重政治事件和重大战役，忽略生活史，尤其是农村生活史。文学方面，中世纪有田园诗，后来有“牧人小说”和“牧人戏剧”，农民的境遇同样是经过涂改和虚饰了的。但是，十九世纪有很大的突破，农村生活作为文学题材而受到重视，其中出现了一批直面现实、勇于批判、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英、法、俄、美等国都产生了不少经典性的作品；在拉美的“爆炸文学”中，农民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主角。回顾中国文学，农民长期缺席，可谓咄咄怪事。中国文人或者乐于帮闲，或者安于隐逸，偶尔笔涉农家，也都是文人化了的。一部《水浒》，对暴力的渲染充满了“流氓气”，缺乏对农民生活的人性洞察。鲁迅的乡土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可是，由于过分侧重于“国民性”的发掘，仍然留下相当大的空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在揭示农民的困苦，农村的阶级对立与斗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而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在这里则被简化了。四十年代以后，工农兵成为文学的主体；不幸的是，作家的主体性却没有得到自由的阐扬，而主体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人物形象先验地成为政策性的图像，文学逻辑带上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与生活逻辑相脱节，甚至完全背离。所以，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公社化、大饥荒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演变中，我们拿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可以为持久的灾难作证。

　　相关的本土资源的匮乏，教条主义流弊尚未终结，新兴作家的非政治化、非社会化趋向，都给现今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近二十年来，城市化、商品化明显加速，大约给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未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这对于中国作家，构成了特别严峻的考验。事实上，表现农村的作品，所占出版物的份额是很小的，而且普遍缺乏深度和力度。以“大腕”著称的农裔作家，对暴力与性多有同嗜，仿佛非此不足以表现愚鲁的农民，实际上乃取媚于圈内人士及有闲阶级而已，我们根本无从感受到疼痛、抚爱与悲慨。

　　比较小说，叙写农村的散文作品少得可怜，大约这类写作只是作家的余事的余事。而且，其中不少人大摆新名士架子，喜用古代笔记体，爱做汉代大赋样的东西，在一个设定的大框架内，不断填塞农村的多种琐碎的物事，直到使人感觉麻木为止。至于近年为绵软、精致、酷辣、中淡的多种食品调教出来的读者，对有关农村的文字是否有关注的兴趣，则又当别论。

　　为此，就在新进的作家的散文中，我依照真诚与疼痛这样两个自立的标准，选编了这样一个集子。可以坦白的是，在文集中，文人习惯的优越、闲适态度是没有的，“风雅”是没有的，幽默(或日“搞笑”)也没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为人生的文学。作为农人的后裔，在作者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父兄的滞重的血液；他们的心，依然为日日剧变着的家园而悸动。他们如实地写下目睹耳闻的故园的一切，自始至终，不曾以聪明人的方式利用农民的痛苦。比照农村的实际生活，文集不免显得单薄，但是，比起时下的那些一味昂首天外的“大散文”，以及挤眉弄眼的“小散文”来，无论如何要有分量得多。毋宁说，这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学。

　　五四新文学立下的“为人生”的原则，我想，至今仍当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原则。“人生”，在这里是个人的、命运的、现实的、抗争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人生的文学原则毁弃已久，当此艰难时世，理应被我们的有为的作者恢复过来，也理应被更多的在人生途路上跋涉前行的读者所接受。这是我深信，并且祝祷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