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祖国妈妈简笔画:世界论

作者：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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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及远的世界
    基于人与和益的关系，世界可以被分成若干层次：个人的内体和灵魂是第一层次，家庭是第二层次，国家是第三层次，天下是第四层次。从第一层次到第四层次，世界逐渐由清晰到模糊，逐渐远离人们。从第一层次到第四层次，人对世界的拥有愈来愈少，以至完全无法主宰。人愈到一个大的层次里发展，就愈没有自由。
    人只有主宰了世界，才有自由的世界。为了主宰世界，为了追求自由，中国的先秦学者提出了一条从个人到天下的道路：“格物致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一世界是灵魂的肉体
    人对世界的体验、对生活的体验、最初和最终都是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对外体验。而愉悦或者不愉悦，都是发生在肉体和灵魂之间的。

第二世界是爱情与婚姻
    诗中说，爱情构成婚姻;生活说，利益构成婚姻。婚姻是一种约定，不仅是爱情的约定，还是其他各种属于婚姻的财富约定。

第三世界是家庭与政府
    家庭契约给家人确定了权利与责任。
    家庭契约，本来就是产生于已有的家庭经济关系、感情关系和性关系上的，所以，它必然地要维护已有的这些关系。
    如果家庭里的家长是小家长，那政府就是大家长。它是保护生产及消费的社会化工具，也是作为调节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点有之间的矛盾工具。

第四世界是国家与天下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进行了有力的推动。一个无为的，也是能力非凡的“世界政府”，一片没有边境、边线的土地，就是今今后地球上所有人都要生活在其中的天下。

世界的第一对矛盾
    人的“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矛盾，亦是其他一切矛盾的母体。

世界的第二对矛盾
    人的“生存能力”和人们相互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的第二矛盾。

世界的第三对矛盾
    人类社会的第三对矛盾，是人们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矛盾。人们的“生活前提”，由人的生存能力和生存关系所构成。而“生活内容”，则由人们的一言一行以及它们的全部表现所构成。

世界的第一概念--自由
    自由，就是可以选择，而且是在不需要选择的时空里选择。自由就是人可以像一个“真正的人”般生活，而不是过“非人”的生活。

世界的第二概念--权利
    由于人性已分裂了，故此，为了确保自由能在分裂的人性夹缝中通行，人就地自由中的“为我性”（即为自己谋福祉）的部分保留给自己作为“权利”，把“为他性”（即贡献他人）的部分让出来给别人作为“义务”，这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由来。

世界的第三概念--公正
    依靠一定的强制力量，把社会差别限定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内，这就是社会的公正。

世界的第四概念--秩序
    社会公正就是它的实质来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后果。社会秩序如果能带来社会公正，那它是合理的，否则它就不合理。

世界的第五概念--道路
    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都在孕育着公民主义社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未来，就在公民社会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最终都只能有一条道路，就是公民主义的道路。
由近及远的世界

作者：张 辉

　　1
　　什么是世界
　　当你听到有人赞美说：“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或者你听到有人哭诉说：“这么悲惨，什么世界啊！”，那么世界的概念就出来了。
　　你所看到的一切，你所听到的一切，你所感受到的一切，还有你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感受不到，但是实实在在影响着你的一切，再包括你，那就是你的世界。
　　由此而推之，我的世界，这些人的世界，那些人的世界，还有大家的世界，就都豁然开朗了。
　　如果没有你和我，没有所有的人，那么，曾经的一切，未来的一切，都不属于我们，都不是我们的世界。也就没有我们的世界，没有世界。
　　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东西当初存在的时候和人一点关系也没有，现在，因为人已经存在了，所以他们也就构成了人的世界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段。
　　父母，兄弟，姐妹，家庭，国家，阶级，战争，统一和分裂，法律，道德，自由，平等，等等，所有的一切，看似距离我们非常近，甚至时刻都在激发着我们的情绪，触动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似乎是我们的世界中必然都有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人，没有我们，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距离我们远近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也就不是世界的内容。
　　我不存在，一切都在，那又如何？一切都在，我不存在，那又如何？
　　你是皇帝，皇宫就是你的世界；你是宰相，相府就是你的世界；你是马夫，马厩就是你的世界；你活蹦乱跳地活着，马路和公园都是你的世界；你是一个沉湎在爱情中的人，你爱人的一颦一笑和一举一动就是你的世界；动物圆好吧？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永远也买不起门票，这动物圆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个穷孩子的呢？
　　当有人站在大会主席台上对你说：“奋斗吧！明天会更好”，而你认为明天不属于你，美好的明天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一定会悄悄地咒骂那个慷慨激昂的家伙。
　　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是人和利益的关系。
　　所谓世界，就是人和利益的总和。一个活着的人，一些有需要的人，一些有利益的人是人的世界的全部内容。
　　就人的本性来说，就人和利益的相关性来说，人和利益的关系是怎样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拥有利益，人就拥有多大的世界。帝王和乞丐对利益的关系不一样，帝王和乞丐拥有的利益不一样，帝王和乞丐生活的世界就完全是两重世界。
　　所谓，人既世界。
　　
    2
　　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被分裂了的人生活在被分裂了的世界之中，世界对人来说，是不完整的世界，人性也是不完整的人性。人所拥有的世界有了远近不同的距离，有了层次。人类生活的内容，这些距离人们近一些，是相对靠近人们的世界层次，那些距离人们远一些，是相对远离人们的世界层次。
　　因为人与利益的关系，世界可以被分成若干的层次。个人的肉体和灵魂是第一层次，家庭是第二层次，国家是第三层次，天下是第四层次。从世界的第一层次到第四层次，世界逐渐由清晰到模糊，逐渐远离人们而去。从世界的第一层次到第四层次，人对世界的拥有越来越少，以至完全失去控制而不能主宰，人越到一个大的层次里发展就越没有自由。
　　人只有主宰了世界，才有自由的世界。为了主宰世界，为了追求自由，中国的先秦学者提出一条从个人到天下的道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是你的世界的第一层次的最高境界，要达到个人肉体和灵魂的健康；“齐家”，这是你的世界的第二层次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家庭的幸福和康宁；“治国”，这是这是你的世界的第三层次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国家的富强和安定；“平天下”，这个高，是你的世界的第四层次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最高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是要天下一统并且天下太平。
　　古人就是厉害，几个字让人琢磨了几千年，一种做人做事的理想和标准被这几个字涵盖了一个完完全全。
　　这样的理想和标准，真好啊！让我们举起双手赞成吧。
　　可是，这种理想和标准，在谁身上体现了呢？没有。从古到今没有，从今到后也不会有。一定要说有的话，只有子无虚有的宗教偶像达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释迦牟尼达到了，耶苏达到了，上帝达到了，孔子之类因为生于凡世又死于凡世，理所当然就达不到了。
　　书上写的那些实际存在过的那么多圣人，虽然可以依旧称呼他们为圣人，要是你回过头去仔细看他们的作为和结局，就会发现，他们距离这样的理想和标准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的话就成了所谓理想和标准的注解和后缀，成了远离理想和逃避标准的借口。其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这句话本身来讲，也是经常挂在有钱人的嘴上，穷人是没有兴趣说这样的话的，也缺少说这样的话的文才和灵气，他们只是脚踏实地地去生活，在艰苦的生活中延续自我的生命，在逼不得已的压榨下反抗自己的命运。
　　
    3
　　世界的第一个层次是个人的生命的存在。
　　没有个人的生命，没有肉体和灵魂，人不存在，人的世界更不存在。历史，无非就是人的世界的演变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的生命延续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的肉体延续和灵魂升华的历史。
　　一切历史的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有意义的和没有意义的、书里的和书外的、悲壮的和荒唐的等等，这一切要是没有了人，都无从演绎。
　　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历史，没有你就没有你的历史，没有大家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人的生命是人的第一等重要的财富。
　　生日是生者最重要的节日，而忌日则是死者留给生者最重要的节日。大人物的生日大家来过，小人物的生日自己去过，不伦不类的人物或许不过，可肯定生命的机会谁也不会错过。大人物的忌日大家祭奠，小人物的忌日儿女祭奠，匆匆过客式的人物或许没有人去祭奠，可探寻生命根源的冲动每一个后来人一定都有过。生日是生者对生命来临的一再祝贺，忌日是生者对死者曾经存在的反复留恋。
　　个人是这样，集体和国家都是这样。你看那些党派，最重要的节日不都是建党节吗！你看那些国家，最重要的节日不都是国庆节吗！连盖个大楼都要奠基，就是对世人说：“大家注意了，这楼要开始盖了”，大楼竣工了，还要剪彩，还要告诉世人：“盖好了，现在开始使用，以后大家多多光临”。
　　生命是最宝贵的，对生命的剥夺和损伤是最残酷的。
　　没有什么刑罚比死刑更恐怖，哪怕是号称最人道的死刑。小时侯看电影，就看见有这样的叛徒，金钱不为所动，美女不为所动，酷刑不为所动，押送到刑场枪毙的时候，枪声一响，立刻就软了，然后再押回去，就什么都招了。就那枪一响，理想和信念就都没有了？我看不是，理想和信念是长期浸染的，不是气球，扎一下就破。问题是，这些人的理想和信念还没有上升到生命的高度，如果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信仰中去，那既是所谓的无私和无畏，到了这种无私无畏的境界，自然就有了“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口号，自然就有了人类的悲壮与豪迈。这种悲壮与豪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能高山仰止，做不到。我考虑了我自己，可以确定无误地说，我首先做不到。万一大家都真的有了这么悲壮这么豪迈，事情反而要坏了，人类社会将陷入更加血腥的倾扎之中了。你看课本上的说教，总把领袖人物当做学生的榜样，不过，看来看去，说来说去，都不是让我们去争着做人类的导师和领袖，只是让我们去学他们的勤奋和简朴，当然还有别的。对生命的放弃，不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只是特定的一些人在道义上和在罪恶上的责任。
　　曾经有个大学教授有一段和死刑犯在看守所相处的经历，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18岁的死囚因与人斗嘴而动刀杀人。被关进牢房后，他成天乐呵呵的，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直到真叫他出监房时，还跟大家笑嘻嘻地说再见。可就在推他上囚车的一刹那，他屎和尿拉了一裤子，刚穿的新衣服全弄脏了。于是，教授说：“我这才知道，他平常的模样都是硬撑出来的，他对生命还是非常留恋的”。
　　死刑来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血亲复仇。无数的传说和研究都证明，地球上的所有人种都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将以血亲复仇制度作为一个氏族对其他氏族的侵犯行为所采取的报复和自卫方法。而血亲复仇制度的终结，则意味着作为国家刑罚的死刑的产生。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历史上死刑的设置都被认为理所当然，死刑的存在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证自明的。死刑是各种刑罚中最野蛮、最粗暴、最落后的刑罚种类，它是原始社会血腥复仇习俗的沿袭，是人类野蛮性在现代社会的折射，而不是基于人类理性的思考和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如果死刑的必要性真的还有天经地义和不证自明一点光环，那也只是因为它有效。
　　对生命的剥夺应该彻底停止下来，用他人的鲜血和尸体堆积自己的辉煌，再也不应该被看作是英雄的行为。战争停下来，镇压停下来，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怒视着举起的刀子也放下来。政府和律法也快点摘下自己辉煌的桂冠，温柔一点，做个表率，把死刑也赶紧找个时机彻底地放弃掉。处死杀人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或许是正直之心的显现，但绝不是文明和理性的显现。珍视生命的理念要贯穿在全部的社会生活中，而不是仅仅写在文件里。一个不珍视生命的政府很难引导出一群能够珍视生命的公民。
　　对革命者来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对所有人来说，身体是生活的基础。一个人，小的时候急于自己的身体长不大，长大了，很快就不急了，只怕得病，只怕衰老，只怕死。
　　尊重个人的生活，维护个人的生命的存在，维护个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健康，应该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信念。缺少了这个信念，社会就是畸形的社会，哪怕这个社会被某些人吹的天花乱坠。
　　
    4
　　世界的第二个层次是家庭，是无数个个人组成的无数个家庭。
　　家庭是人类文明史发端的一个标志。家庭这个话题太古老、太久远，也太现代、太时髦。因此，用这个话题来语惊四座，太难。
　　家庭的产生，不在乎情，不在乎性，情和性在家庭产生之前就已有之，虽然后来它们也是家庭存在的主要因素。家庭的产生是由于人由于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发展到了必须要用家庭的方式来维护不可了。
　　可以想象，在很久以前，在家庭即将出现的那一刹那，出现了一对男女，这对男女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对狗男女。这对狗男女把大家仅仅剩余的一点财富，通过一定的方式据为己有，然后利用这一点财富，发扬光大，产生了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因为和他们两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就像一道枷锁，他们两个人绑定在一起了，这样就构成了家庭。然后有了更多的狗男女，有了更多的家庭，再然后，狗男女也就不被人称呼为狗男女了，反过来，他们开始称呼家庭之外有男女关系的人为狗男女。
　　有了家庭，人与利益所构成的这个小的世界就成了社会的细胞。本来个人是社会的细胞，现在家庭成了社会的细胞。在这个细胞中，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些财富的共同体，这些财富有精神的，有物质的，精神的财富和物质的财富都在这里汇集并且在这里散发到全社会，形成交换。这样才有了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才有了秩序，才有了法律和道德，才有了政府、军队、警察，监狱。
　　家庭的消亡随着国家的消亡也一定会来临，不过，那太遥远了，那么遥远的幸福是一种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猜想，却连一个也享受不到了。
　　家庭距离我们每一个人太近，近的似乎没有距离了。对个人而言，由此而始，由此而终，生就生在家庭，活就活在家庭，死也死在家庭。自从人有了家庭，人的幸福和痛苦就注定要和它系在一起了。
　　当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形成了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而这个家庭关系相临的另外的家庭关系也都比较稳定和谐，那么这些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就形成了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这种稳定和谐的社会必然是最有前途、最具发展力和最具吸引力的。
　　眼睛再返回去看，家庭是距离我们最贴近的一层保护伞，当家庭破裂了，这个保护伞下面成员的利益都要受到伤害，虽然其中有所谓胜利者，有所谓失败者。家庭的破裂必然意味者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割，必然意味者对既往生活的部分或者全部的否定。你可以把家庭比做监狱，可以把它描述成愁苦万状，可是有个家总比家的支离破碎和妻离子散要强上一些，除非，你的心中有另外一个家在支撑，而那个家虽然没有得到法律和世俗的认可，但对你而言，已经是一个家。
　　所以，家庭既然诞生了，维护个人的幸福，维护个人的生命的存在，维护个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健康，必须要维护家庭的幸福。世界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的家庭，你不生活在家庭中，就在相当的程度上等于被世界抛弃了，离开了家庭的幸福，个人的幸福将无从寄托。
　　
    5
　　世界的第三个层次是国家，是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国家。
　　最原始的国家雏形，发端于各个家庭在协作中的冲突，为了维护各个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的协作，根据各个家庭的财富多寡和能力大小，必须确定各个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地位，这种不同地位的确定，需要一个超越家庭的力量，这种力量有一定的调和作用，还有一定的强制力，当家庭和家庭之间提出一种发展的新诉求，与这种代表社会的力量产生了冲突，这种力量就会对新的诉求进行反向的打压，这种力量就是家庭的集合体，叫做国家。
　　国家不仅要打压家庭的所谓违背了社会的诉求，还要有一个更重要的社会职能，就是帮助家庭在符合社会生活需要的前提下，积累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国家的这个职能要是被所谓的国家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脱，那这个国家距离被无数个家庭抛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一个文明理性的国家，就是要叫这个国家之中的每一个家庭都幸福起来，从而使每一个公民也都幸福起来。
　　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依存于更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表面上就是要依靠国家而存在。城春草木深，国破山河在，满城都长了草，那还有家？国破家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家破败了，家庭还能兴旺，就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发国难财、卖国和叛国。一个破败的国家如果真的有很多兴旺的家庭，这些家庭还是权贵家庭，那等着好了，等着它亡国。就算去做一个亡国奴也比在这个国家里做没有任何希望的“主人”要强千万倍。爱国，就要从国家对国民的关爱开始，首先这个国里要有我，没有我，我爱这国做什么？
　　不管那朝那代，那个政府，也不管那个皇帝，那个总统，只要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去保护国民或者被称为“子民”的那些人，使他们能够平和而向上地生活，去帮助他们发财，去帮助他们发展，去帮助他们享受，这样的话，朝代和政府就被称为开明的朝代和政府，皇帝就被称为明君，总统就被称为好总统，这样的话，他们开创的这个时代，就被称为“大治”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是旧时代“大治”的典范。假如政府和官员不是帮助你发财，不是帮助你发展，不是帮助你享受，只是一旦看见你有点油水，就想去搜刮你的脂膏，如此下去，人人都财不外露，人人都岌岌可畏，人人都对官府官员敬而远之，人人都不敢和官府官员打交道，怕他们搜刮，怕他们拖欠，怕他们无赖，社会就很容易滑到“大治”的反面，叫做“大乱”。
　　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句话广为流传，已成为一句爱国主义的经典名言。肯尼迪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说出的话却带有如此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无怪乎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给予了尖锐地批评。弗里德曼认为这句话不对的实质，就是因为它颠倒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
　　从来都是统治者教育民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可以说，匹夫和匹妇的兴亡，国家更有责任。国家要是尽到了对“匹夫”和“匹妇”兴亡的责任，国家就不存在“兴亡”的问题。肯尼迪总统的名言这样改动似乎更为合适：“不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而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这或许是对传统爱国主义的颠覆，使国家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它却真正理顺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将被颠覆了的常识重新颠覆过来。国家何以神圣？公民才是主人。
　　
    6
　　世界的第四个层次是天下，是若干个国家组成的天下。
　　中国古代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只有朝代的意识，而没有国家的意识。所谓天下是自视中国为海内，为六合，而视中国以外是四夷，四海之外是诸夷，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
　　现在的天下，不是中国人以往自视的天下，不是《三国演义》开篇所说的那个“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比分”的天下了。
　　现在的天下，的的确确是万国林立，好比西周，好比春秋，好比战国。一个明显不能比的是西周、春秋和战国都有天子，现在的天下没有，只有一个联合国，它不是天子，只是各国的总外交部和总大使馆。
　　现在的天下，就是全球。全球化就是天下化。我们经常谈论全球，我们天天都在说全球怎么样，但是全球其实并不存在。这全球是一个空的概念，我们并没有一个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全球。而全球化就是对这个空的概念开始逐渐灌注实际的内容。
　　现在的天下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下，是一个各方面联系都已经非常密切的天下，这种密切的联系随着利益和财富的流通，每一天都在得到加强。
　　这样的天下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下，必须逐步克服各个国家之间的隔阂，必须克服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必须克服多极化和一极化。真正的天下是无极化。“无”是发端，“有”是过程，归结到后面，依然是“无”，此所谓否定之否定，乃老子和黑格尔思想的精华。两极，一极，还有多极，都是霸权，都是无极化道路上的绊脚石。因为有极，地区间和国家间都有深刻的不平等，而全球化和天下化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状态有些国家要刻意地维护，有些国家要刻意地推翻，这就是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因为全球化的加强，就会从国家和国家之间蔓延开来，一直蔓延到家庭和家庭之间，最终蔓延到你和我之间，我和他之间，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的愉悦；这样的矛盾因为悖逆了地球人的人性需要，而最终被人性所克服。
　　你看这天下，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可是它又是你我他的。天下就像是一个让我们无能为力、不能左右的巨大的外在力量，它好象有自己的运动轨迹，不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要把我们所有的人包容在里面，干涉所有人的生活过程和幸福，最终还要由我们的本性——利益性、以及利益性之间的矛盾来推动。
　　
    7
　　无论我们是否思考人生，是否论人生，我们都是在人生之中。也无论我们是否思考宇宙，是否谈论宇宙，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一样的，只要我们存在，只要我们做为儿女，做为父母，做为夫妻，我们都在家庭中存在；而一个家庭无论它是否承认国家，也无论它是否爱它所在的国家，它都在它的国家中存在；而那些国家，或许它是闭关自锁的，或许它是文明开放的，它都和其他国家一样寄托在这个天下，还被这个天下闭锁，或者对这个天下开放。
　　人的世界的第一个层次是人本身的存在，人的肉体和灵魂是人的第一层次的财富，是首要的财富。人的本性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是人的利益性。对人而言，人与利益的相关性，首当其冲地就表现为人与自我的肉体和灵魂的相关性，就表现为人与自我的肉体和灵魂矛盾。只是出于父母的需求，人无可奈何地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生了，又要无可奈何地怀着对生命的渴求的心愿离开这个世界，在这其间还要不断的艰苦延续自己的肉体的成长，对抗自己的肉体的病痛和衰老，同时完善并改造自己的灵魂。从人一出生，呱呱落地，生老病死，不管是相对幸福的过程还是相对痛苦的过程，都是人与自我的肉体和灵魂在一个统一体中对立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肉体和灵魂经常是利益的监狱，我们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我们未必有；我们都需要一个充实的灵魂，但是我们未必有，我们都想长生，都想永生，但是我们会夭折、会死。
　　人的世界的第二个层次是人的本身存在以后所面临的家庭的存在，家庭和家庭中所包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人的第二层次的财富，是主要的财富。人与利益的相关性在人存在以后，就主要地表现为人与家庭的相关性。我们降生在诚惶诚恐的单亲家庭，或者降生在喜气洋洋的双亲家庭，总之，我们要降生在一个家庭，虽然这个家庭以后也许是团圆的，也许是破碎的，那都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因为家庭是我们肉体和灵魂的最现成也最必要的寓所，为了所谓的幸福，为了肉体和灵魂的愉悦，我们承继的、我们创造的都要收拢在这里，然后再服务给我们肉体和灵魂的体验。我们就和自己的前辈一样，承继家庭的财富，厚薄多寡都要承接，然后再发扬光大，传承给下一代家庭。而家庭的延续发展并不单纯是一个幸福体验的过程，更多地是一个痛苦体验的过程，它往往走到了个人需要的对立面，寓所往往变成了囚笼。你所降生的家庭不喜欢你，甚至不被你喜欢；你和你不爱的人结婚，又离婚；家里的饭让你吃不饱，吃饱了也难得一笑；你还活着，她要死了，怀着伤痛，送她出去；这就是家庭。
　　人的世界的第三个层次是面对家庭以后还要面对的国家。一些人，一些家庭，他们接受一个相同的政府的管理，被灌输的是一个相同的政策理念，交着同样的税，遵守着同样的法律，被同样的军队保护。这些人、这些家庭在一个国家里，由于有着相对相似和相对密切的地域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也就有着相对相似和相对密切的联系。这样的国家和国家中所包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就依据人与利益相关的程度构成了人的第三层次的财富，比如，道路、公园、等等，还有好多，这些东西名义上往往不属于我们，甚至还和我们作对，但是，它们的的确确做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也紧密相关。
　　人的世界的第四个层次是天下。一个人，一个家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其实还联结着天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虽然受到山川与国界的阻隔，但在同一片蓝天下，心同此心，人同此人，我们都有一个地球。也许我们仇视美国，把它当做我们的头号敌人，就与利益的相关性来说，美国不仅是美国人的美国，也是我们的美国。
　　我的家是家庭，家庭的家是国家，国家的家是天下。我是一个人，我的利益在那？由近及远，第一在我自己身上，第二在我的家里，第三在我的国家里，第四在我的天下，这就是我完整的世界，这就是我，这就是和我全部相关的利益。我与自己肉体灵魂的矛盾、我与家庭的矛盾、我与国家的矛盾、我与天下的矛盾、这些矛盾推进了我的世界的发展，确定了我在世界上占有的一席之地。那千千万万个“我”就造就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就写就了人类悲壮的历史。
　　一层世界，一层矛盾。
　　矛盾的源头就是人的本性，就是人与利益的相关性，就是利益性。因为我是人，我有需要，我就要与我的肉体和灵魂发生冲突，因为我的肉体和灵魂未必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人，我有需要，我就要与我的家庭发生冲突，因为我的家庭未必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人，我有需要，我就要与我的国家发生冲突，因为我的国家未必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人，我有需要，我就要与我的天下发生冲突，因为我的天下未必完全符合我的需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的长相可能会和自己对美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肉长在自己身上，健康和寿命却不是自己说了算，灵魂在自己的肉体里面，却有好多是别人灌输的东西，未必真的对自己有益。开始，你觉得家庭是你的快乐之源，后来，你会弃家而逃。爱国，一直被鼓吹为高尚的情操，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地出国，而且出去以后，再也不想回来。天下之大，可以包罗万象，你还会有不能容身的地方，你还会有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层层世界，层层矛盾。
　　矛盾的源头依然是人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人和家庭产生矛盾，相容又相克；因为人的本性，人和国家产生矛盾，相容又相克；因为人的本性，人和天下产生矛盾，相容又相克，因为人的本性。相容的方面多了，就称之为和谐，相克的方面多了，就称之为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人与利益的和谐，就是构建人与世界的和谐。保护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健康，让自我和谐，维持家庭的幸福安宁，让家庭和谐，建设繁荣和向上、自由和平等的国家，让国家和谐，制止战争，促进交流，共同发展，走向大同，让天下和谐。不能把和谐当做空洞的概念，更不能把和谐当做压制人性发展桎梏，和谐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
第一世界是灵魂与肉体（《世界论》之二）

作者：张 辉

　　1
　　世界来自人对利益的需要。
　　人对利益的需要，表现为人和利益的交流，人和利益的交流是一种体验。
　　不管什么东西，当你体验它的时候，你是愉悦的，那这个体验就是幸福的体验，而你在这体验的一刻也就是幸福的人。反过来，我们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一个痛苦的人。
　　幸福是什么？我们有过幸福的体验吗？
　　那几天牙疼，疼得顽强而奇怪：不是这颗牙疼就是那颗牙疼，不是白天疼就是夜里疼，不是吃冷食疼就是吃热食疼，不是一阵一阵地疼就是持续不断地疼，不是隐隐约约地疼就是要人命地疼，到医院补过牙后还是疼。
　　疼得我六神无主，疼得我茶饭不思，疼得我不知是过白天好还是过夜里好，疼得我心情很坏脾气很坏看到有人笑都生气。
　　一个早晨起来，觉得天气特别好，空气特别清新，树特别绿，小鸟特别活泼，心情也特别舒畅，这是怎么啦？我问自己。
　　突然明白了，是牙不疼了，一颗也不疼了，一点儿也不疼了，全都是乖乖的。
　　我欣喜若狂，又笑又唱，拍拍自己的腮帮子，扣扣自己的牙齿，美得不得了。
　　一瞬间，我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一瞬间，我猛然一悟，原来幸福就在身边。
　　那天我经过垃圾场的时候，看见一对正在捡垃圾的老人，那老妇人正用一块很破很黑的毛巾给老伴擦额上的汗水，他们脸上的欢愉给我从所未有的感动。我想，这便是一种幸福，是多少有钱人买也买不到的珍贵啊。轰轰烈烈固然是让人羡煞的伟大，但是那种平凡中的相濡以沫，相互扶持更是一种值得珍惜的幸福。
　　曾记得有一位外国哲人这样说过：“幸福就住在我们每个家庭的庭院里，而我们却找不到通向庭院的路。”我想幸福是无处不在的，只是我们常常一味看重外表的浮华而忽视了平凡中的幸福。
　　每天看到第一缕阳光时是幸福的，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时是幸福的，和爱人在树林中漫步时是幸福的，看见父母关爱的眼神时是幸福的，穿新衣服的感觉是幸福的，每月拿到自己的薪水是幸福的，有一个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吵、可以闹的家是幸福的……闭上眼睛细细的体验，如果你感觉愉悦，你就是幸福的。否则，什么阳光啊，空气啊，爱人父母啊，都和幸福没有一丝的关系。
　　人的本性是利益性，利益性的归宿就是人的价值，人的价值的归宿就是人的幸福，人的幸福的归宿就是人的体验。家财万贯，宝马香车，美人在怀，你体验不到，和没有也差不多。植物人为什么叫做植物人？就由于他和植物一样，没有了人的体验能力，所以植物人就把自己与幸福、价值和利益都挂不上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当我们的视线转移到别人的世界时，我们往往也成了植物人。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去体验属于别人的一切，不能盗取别人的幸福、价值和利益。人在人的世界之中有一重矛盾，人在人的世界之外也有一重矛盾。
　　有时候就想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传说春秋时期有个鲁国大夫叫柳下惠，他夜宿郭门遇见一位没有住处的女子，怕人家冻坏，就宽衣解带，把这女子抱在怀里，然后用衣服把两个人都裹在一起，坐了一夜，居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这里说的“事情”是指胡思乱想、胡言乱语、胡作非为。于是乎，“坐怀不乱”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有人在传。这故事中的柳下惠，赤裸着身体都感觉不出男女的差异，体验不到美眉诱惑，我怀疑柳下惠和这女人都是神仙，而且是下身没有男女性别特征的神仙，要不就是两个人一定做了什么，都不说，订立了攻守同盟，让一个伪君子玩了个千古的好名声。姑且当做故事都是真的，你说这柳下惠，他一个夜晚都没有体验男女之事，他能有男女之事的幸福？没有，他能有男女之事的价值？没有，他能得到了男女之事的利益？没有。要是我辈凡人，抱一夜女人，然后去给人家吹牛，说自己学了柳下惠，没有胡思乱想，没有胡言乱语，也没有胡作非为，恐怕真的要被人家耻笑了，以后走在街上都抬不起头。
　　2
　　人的利益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幸福是什么？归结到最后，都是人的体验。我现在就想体验一个宽敞的房子，你给我100个美女，我也不幸福，反过来，我现在想体验美女，你给我100座宽敞的房子，我同样不幸福。除非在我要100个美女的时候，你就给我100个美女，还附送100座宽敞的房子，或许这还真的不减少我的幸福。不过世界上那来的这好事啊？
　　有的人不能被女人爱，就说，只要被一个女人爱就是幸福的；有的人想爱一个女人而不成，就说，只要能爱一个女人就是幸福的。每个人想体验到的不同，每个人的能体验到的也不同，于是，就有了千万种不同的幸福和痛苦，以及千万种不同的人生。
　　民工想的是在过年之前拿到工钱，然后赶在三十儿晚上，安安全全地回到家里，与家人过个团圆年。于是，就有了民工的幸福与痛苦，就有了民工的人生。
　　个体老板想的是少交点税，把货都卖出去。于是，就有了个体老板的幸福与痛苦，就有了个体老板的人生。
　　行人想的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别让车碰了。于是，就有了行人的幸福与痛苦，就有了行人的人生。
　　饭店传菜员想的是少来几桌，让大家别干那么多活，多休息一会儿。于是，就有了饭店传菜员的幸福与痛苦，就有了饭店传菜员的人生。
　　假学道教授想的是抄袭的论文别被别人认出来。于是，就有了假学道教授的幸福与痛苦，就有了假学道教授的人生。
　　演员想的是一首歌明天就能红遍大江南北，有大批的小白脸和大胡子来献花献媚。于是，就有了演员的幸福与痛苦，就有了演员的人生。
　　每一种人生都是人们的体验不断积累的过程，幸福的人生永远都是相对而言的，只要能够在人生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愉悦的体验，那么人生相对来说就是幸福的，就是有价值的。
　　3
　　人对世界的体验，人对生活的体验，最初和最终都是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对外体验。愉悦，或者不愉悦，不是发生在房子上，不是发生在车子里，都是发生在肉体和灵魂之间。虽然房子和车子都会给我们带来愉悦和不愉悦，但那是带给我们的肉体和灵魂的。没有我，没有我的肉体和灵魂就什么都没有。
　　一个人，只是为金钱、为名利、为虚幻的东西打工，如果不注重个人的肉体和灵魂，不注重个人的体验，那人生是失败的；一个家庭，只是努力光大先辈的辉煌，只是竭力维护家长的权威，如果不注重家人的肉体和灵魂，不注重家人的体验，那家庭是有裂痕的；一个国家，只是为庞大的产值，为过时的主义，只为自己的权威和控制能力，甚至只为管理层的私囊，而不在乎每一个具体的公民的肉体和灵魂，不在乎每一个具体的公民的体验，不在乎“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名言，那国家也就破产在即了；天下最终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这么多国家和领导人的天下，也不会是某个宗教势力的天下，也不会是某个主义的天下，当最后全体天下人能够顾及每一个天下人的肉体和灵魂的体验，那么天下，就是现在所谓的“天上”了。天下本无主，德者来居之，最大的德者不是圣人，不是领袖，是天下人。
　　距离人最近的是肉体和灵魂，其次是家庭，其次是国家，再其次是天下。所以在目前而言，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天下为国家服务，国家为家庭服务，家庭为个人服务，而且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个人服务。有了这样的合理社会，个人才能有更多的对愉悦的体验，家庭才能更和睦，国家才能更繁荣，天下才能更太平。没有个人对愉悦的体验，一切豪言壮语都是谎言。
　　连马克思都说过：“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人因五官而产生的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只有承认这一点，才会肯定由此而来的其他一些出于人的本性的需要和言行。
　　可是，这世界谎言还是来的太多，你听主流的声音，千百年就一句话，牺牲，牺牲，再牺牲，个人为家庭牺牲，家庭为国家牺牲，国家为天下牺牲。牺牲成了最高贵的美德，人没有牺牲简直就过不去了。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重理性、重“天理”，轻感性、轻人欲。先秦儒家主张“节欲”，道家主张“寡欲”，宋明理学家主张“去欲”、“灭欲”。由于古人对人的自然欲望采取否定态度，所以对人要生存和追求感官快乐的需要就漠然置之。宋代的思想家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让人以饿死为代价换来什么名节。
　　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直至今日，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却又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翻版。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岂不知肉体和灵魂的愉悦体验是人的第一需要，人们为了活下来，恰恰是宁要“苗”，不要“草”。
　　如果牺牲还必须是最高的美德，那么让它反过来好了，天下来为国家牺牲，国家来为家庭牺牲，家庭来为个人牺牲。

第二世界是爱情与婚姻（《世界论》之三）

作者：张 辉

　　1
　　自然界的演化真的是奇妙啊！居然同时造就了男人和女人。而男人和女人与磁石的正极和负极一样，居然有吸引力，真是奇也怪哉。
　　也正是由于自然界的这种大胆的设计和瑰丽的创造，这对初始的男女才不至于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死亡而导致人类的消失。他们之间的天然的吸引力媾和出来一代一代的男男女女，然后香火不绝，延续至今，才有了我们。
　　所以，首先确定没有爱情就没有过去和未来，就没有人类，爱情必须在人类的利益中站到一个最显著的位置。
　　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情？说的人太多，可真还没有谁为“爱”、为“爱情”下过什么定义。怪不得有人说，世界上所有聪明的人，都无法向感受不到爱情的人说明它是什么！那么我问，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你能不能向正在感受到爱情的人说明爱情是什么吗？好象你也不能。
　　不同的人对爱情有不同的理解——既有自身的差异，也有社会的、历史的、甚至还有地缘的。假如爱情和爱情都一样的话，他会爱所有的女人，她也会爱所有的男人。
　　雨果说：“人生是花，爱情是蜜”。
　　泰戈尔说“爱情是理解的别名”。
　　冈察洛夫说“爱情是一种责任”。
　　培根说“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
　　泰勒斯说“年纪少时还不应当,年纪大时巳不必要”。
　　我的网友说：“爱情两个字压根儿就是瞎掰，我更倾向于用另外两个词代替爱情。比如色情，或者性情”。
　　我说：“爱情是人的一种最自然的、最应该的、最崇高的、最美妙的那种感情，是要把男人和女人融合为一体的那种对异性的体验”。
　　如果我说的还不好，就让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里的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从小说里出来说说，看人家西门庆，妻妾成群，还把潘金莲爱的死去活来，再看人家潘金莲，不受富贵人家的羞辱，宁愿下嫁小个子武二郎，最后找到了心中至爱西门庆，然后为爱而被世俗不容，双双毙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吟了几千年。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歌了几千年。
　　2
　　爱情基于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男人和女人根本的区别就是性别的区别，其他的男女区别都是性别区别的衍生物。
　　听说台湾有个“屌神”，是一根阴茎形状的石头柱子，天然的；于是有人铭文：“维尔屌神，人类之英。性本温顺，见色乃挺……”。
　　吴广平先生在《尧舜二帝的原型破译》里说，尧帝就是窑神，舜帝就是俊鸟，全都是男性生殖神……。
　　“日”字的甲古文是圈中一点；圈为圆，点为棒，圈为阴，点为阳，圈为女，棒为男。小孩子骂架时用嘴骂，嫌骂的不过瘾，还要加手语，将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拈拢成一个圈，另一只手的食指伸直成一根棒，然后将“棒”插入“圈”中——骂人的“日”字就出来了。
　　性原本是两性生活的最高的境界，历经千万年的发展，它却随着社会虚伪的进步而逐渐退步，人类原本高尚的激情在社会生活的打压下潜伏在个人生活的最底层和最黑暗的角落，在法律和道德的驱逐下只好去扮演苟且偷生的罪恶角色。所以，到现在，为性的辩解只好借助于石头柱子的灵性，只好借助于先祖的传言，对性的开怀表达却只有被称为下流的破口大骂。
　　互联网上有个女孩说：“到处都在说强奸,我为什么就没有碰着”。
　　出色不是过错，好色不是罪过！
　　纳博科夫一生都在反对一个说法：色情。
　　性臆想是成年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认为，性欲是人的本性，是难以压制的。在他的说服下一批修女离开修道院，过上了凡人生活。
　　北欧某国家对性在屡禁不止的无奈下开放性欲，不久，该国从“性灾难”国家一下成为欧洲最具“性文明”的国家。美国亦然，四十年代先禁，不行：后又放，直至现在。
　　“性”是最基本的生活，也是最基本的快乐。因而爱情只有去追随这种最基本的生活和最基本的快乐才是最天然的爱情。只因身外之物的束缚，人在没有爱情的男女关系中不能解脱，“性”成了肉体能量的发泄过程，成了例行公事，这样的“性”是人性的悲哀。
　　就性来说，无拘无束的爱情才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爱情。从一而终，白头偕老，这只是美德，也仅仅是美德，绝不是天德。
　　天然的爱情是蜻蜓点水，这边的水甜，就在这边点一下，那边的水甜，就去那边点一下。
　　你看尘世间的爱情，就像河里的水。水在源头是在一个泉子里是涟漪，水的爱情就是泉子；涓涓地流出来，流到小溪里，水的爱情就是千姿百态的鹅卵石；流到河里，水的爱情就是它留连的岸，岸要决口了，水的爱情就叫做泛滥；流到大海里，水的爱情就是风、就是天空，它用惊涛骇浪演绎自己的力量和信念。
　　水能流，爱情就不能流？爱情本来简单如斯，却被俗人馔改得面目全非。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是啊！爱情那么奇妙，也值得我们去生死相许，而且是许了又许。不过，这里所谓许了又许，其实是对这个人“许了”，再对那个人“又许”。爱情或许可以是一个信徒，信徒就不能转变为叛徒？
　　你曾经山盟海誓，说什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其实全是假的，虽然你一口咬定它就是真的。
　　我说过我爱你，但现在我有了她，很明显，她比你更好，我凭什么不爱她？就凭法律对我的压迫？就凭道德对我的劝说？法律和道德能规劝我屈服于它的意志去生活，它们不能修改我激荡着的内心世界里对情和爱的体验。
　　冷嘲热讽，说什么红杏出墙，红杏为什么不能出墙？红杏出墙不需要一百个理由，墙内的红杏本能的生长趋势就是要破墙而出。
　　宿命的悲凉无奈，轮回的缠绵纠葛，一切的努力都不过是推动命运的棋子，逃不过宿命，无力回天。最天然的爱情什么时候才会回归人的生活？
　　3
　　爱情同爱人一起在人们的笑语和鲜花的簇拥下走进婚姻殿堂，于是，婚姻就成了爱必然归宿，婚姻就成了爱的最完美体现。于是，燕妮是马克思的骄傲；马克思是燕妮的自豪。孙中山是宋庆龄的骄傲；宋庆龄是孙中山的自豪。
　　可是，纯正的婚姻首先必须是纯正的爱，是爱的双人床和情的千纸鹤精美结合。所以为了纯正的爱，热爱婚姻，但有时不得不放弃婚姻。
　　爱情大多走入婚姻。有的爱情惧怕婚姻，但又不得不与婚姻同宿。没有走入婚姻的爱情不见得就不是纯真的爱情。走入婚姻的爱情也不见得就是具有愉悦体验的纯真的爱情。
　　有的人将爱情与婚姻之间画上“＝”号。有的人在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号上斜划一杠，但人却仍然住在婚姻的房子里。有的人什么也不写、什么也不画，却私携情人逃离婚姻，去寻找另外的爱情。
　　爱情与婚姻拳击，婚姻必败。婚姻与爱情马拉松，爱情不是对手。爱情与婚姻强强联手，是“东方不败”！
　　诗中说，爱情构成婚姻。生活说，利益构成婚姻，婚姻是被财富糖衣了的爱，这种爱的内核经常是已经成了苦的，可它的外表还是甜的。明明两个人吵的天翻地覆，门铃一响来了客人，大家都起来笑脸相迎。
　　比如说，一辆汽车拉了一车的货，货的载体就是汽车。
　　爱情的载体本来就是男人和女人的肉体和灵魂，现在由于这男人和这女人都有各自的财富，那么爱情就只好受到财富的绑架。财富绑架爱情的手段就是婚姻，婚姻就是男人和女人交换财富的交易所，婚姻的来历就是以财富为基础的爱情。
　　人们把爱情拉上婚车，以为将要去一个有纯真爱情的殿堂，其实这殿堂说不定真的是有纯真爱情的殿堂，但婚车上拉的绝对不是纯真爱情，爱情不需要婚车来拉，只需要人们的肉体和灵魂去体验。婚车上拉的说白了是钱财、是家具、是房子、是禁锢爱情的枷锁，是刺伤爱情的刀子。或许这枷锁最终没有戴在你的脖子上，刀子也没有洞穿在你的心口上，但枷锁和刀子还是要始终被婚姻所收藏。
　　爱情没有先来后到，先来的叫爱情，后到的也叫爱情。翻遍所有有关爱的定语箴言，就没有一句说爱是有先后的，可是婚姻就是要规定这种先来后到的顺序。
　　谁先恋爱结婚，谁就享有婚姻的优先权，就是“正宗”权、“正宫”权、“原配”权、“白头”权，婚姻给爱情强加的优先权具有不可动摇性。
　　你爱吗，你是情夫情妇，要么就是第三者。你“性”吗，你是姘夫姘妇，整个一个“破鞋”、“骚货”、“骚棒”！
　　爱情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如果两颗心相碰，碰出一片风景，我们把它叫做爱情”，碰了，撞了，心灵相通，“一片风景”，这就是爱情！是爱情,就要相情、相爱、相媾，这似乎与先爱后爱没有关系。
　　爱情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欲与所爱的人共同生活的信念。爱情是一份责任，是对所爱的人的一种宽容和让步，一种超出常人的关爱。爱情是一种依恋、眷念和渴求。爱情是一种自信，自信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会抛弃谁。
　　信念也罢，依恋也罢，组成爱情的要件没一样与爱的“先后”有关。
　　只要是爱情，你先来了，也得给爱情让路；只要是爱情，无论你是后来的第三者，还是先前的同居者，你仍然享有爱情的权利，包括婚姻。
　　忠诚于爱情的说教和爱情本身完全是南辕北辙。这里，除了先来后到的问题，还有一个单向多向的问题。有时候看电视，看见电视上那么多的美女，帅哥就想，我凭什么只爱老婆？那么多美女我都不喜欢吗？其实，我喜欢这所有的美女，你说你不喜欢，我看你真的有病，所以总是边看边抱怨，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女为什么不让我遇到！简直是不可思议，要是世界上就一个美女，那我认命，因为我可能不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可是，世界上就真的有着那么多，多的天天看电视没有看见有什么重复的美女形象，却没有一个轮上我来喜欢并喜欢我。
　　4
　　《诗经》说：“乃如之人兮，怀昏姻也”，“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婚姻不就是联姻过日子吗？中国古人对婚姻也是看得很透的。
　　总之，再我看来，这并非古人愚蛮无知，实则是对婚姻精髓的渐悟。
　　婚姻是一种约定，不仅是爱情的约定，还是其他各种属于婚姻的财富的约定。爱情的约定取消了，不等于婚姻的解除，解除婚姻还必须取消财富的约定。法院里的离婚案，从来没有关于爱情分割的判决，只有财产分割的判决。
　　原本，你爱我，我也爱你，我们把财富都放在一起。原本因为爱情，我和你有了婚姻，有了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利益，我的本性和你的本性成了一个本性。在你我之间，人性中为我的一面和为他的一面具有了等同的性格，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婚姻中共同的财富发生了变化，生活中两个人的生活际遇也都发生了变化，全部利益和原来相比，都有了质的飞跃，这时，爱情就容易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爱情的变数就容易出现了。
　　但是，社会前进的脚步不只是踏在爱情的土地上，是踏在人的全部的利益的土地上，而爱情只是利益的一个部分。当爱情和人们的其他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等，爱情往往必须要做出让步。社会演化到一定的阶段，爱情尽管依然和个人的体验脱不了干系，可是它却因应时势地和金钱、地位和名誉进行了必要的捆绑。所谓纯正的爱情是一个人神圣的权利，到了这个阶段也必须走下神坛，去迎合世俗的口味，否则它将会对其他人同样神圣的权利构成侵犯。你是别人的妻子了，我爱你，可能同时你也爱我，那我就对你丈夫的利益做出了伤害，伤害了他的钱财，伤害了他的地位，伤害了他的名誉，等等。所以，我的爱情必须克制，你的爱情也必须克制。
　　婚姻虽然有生物学上的起源，然而在我们自诩为文明的社会里，它却是道德和法律的产物。道德和法律对婚姻做了规定，对爱情的体验做了限制。爱情道德是爱情被道德束约的产物，它是爱情随着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爱情本与道德无任何关系，后来爱情问题多了，复杂了，甚至威胁到种族的繁衍和进化，某些生理方面还出现了严重倒退，于是，立规设矩就成为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当务之急，在所设立的规矩中，由于历史的演化，某些重要方面成了必须遵守的爱情法律，而较之爱情法律趋软的方面便逐渐演变成爱情风俗，久而久之，爱情道德便在人们对爱情的顾虑中形成了。
　　爱情与婚姻本是两个不同概念，从有了道德和法律的时侯开始，它们的位置悄悄地发生变化：不相交的两个独立概念变成了包容性附属概念，即大概念包容下的小概念。婚姻成了大概念，爱情成了小概念；婚姻把爱情整个地包容在它的范围里，爱情成了婚姻包容下的一种附庸。
　　于是，婚姻成了解决爱情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有了婚姻的爱情才会被称为永恒的爱情。怎么会有永恒的爱情，因为社会利益需要这种永恒的爱情，就理所当然地制造出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永恒。
　　人类历史上无容置疑的是先有爱情，后有婚烟，婚姻是爱情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是爱情的一个载体，其职责是为性提供稳固的性对象，用以完成性器官的使命。
　　另一方面，爱情则成了婚姻的一种摆设，一个可有可无的铺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木桩抱终身”，这古训，重点一个“嫁”字，嫁就是婚姻。只要婚嫁了，你的爱情使命便有了依托，至于爱情本身怎么样，那只是个形式。
　　有一女士，嫁与一个无性功能的丈夫，十分苦恼和痛苦，却不敢冲破婚姻这个樊笼，因为，为性而放弃婚姻，在现有的道德规范里是被视为不道德的，至少是不贞洁的，特别作为女性更是如此。文绣与溥仪近十年没有性生活，在达成法庭外的离婚协议中，溥仪同意离婚，但规定文绣从此不准“再结婚”。婚姻多神圣，特别是皇帝的婚姻，那怕是废弃的“皇上”。
　　同时，有了这合法的婚姻的外壳，多少不正常甚至不道德的性行为在婚姻的掩护下得以完成，并被披上合法的外衣，变得既正常又道德。有一男士，将正在上班的妻子骗回，完成“要”事。因为她是他老婆。又一男士，偏爱在妻“脏”时进行交媾，因为她是他的。还有一男士，在与妻离婚的前一夜要妻履行老婆义务。即使只有一天你也是我老婆，是老婆就必须满足我的性需要，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就是爱情在婚姻里的地位。你说婚姻到底是在维护爱情还是在摧残爱情？
　　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婚姻依然不可缺少。缺少了婚姻，社会财富将进行无序的流通，进而是无序的碰撞，进而是无序的浪费，最后的结局就是对人们的生活和生存过程造成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也包括对爱情的伤害，在爱情不能承受爱情的沉重时，爱情就选择了婚姻。婚姻表面上是对爱情的肯定，其实骨子里是对爱情的否定。
　　5
　　不仅是爱情选择了婚姻，金钱、地位和名誉还有其他好多和人们的生活关联比较紧密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都选择家庭做为它们的基本载体。
　　因为婚姻的汽车上拉满了财富，所以，婚姻的实际状况和质量就和财富的结构以及多寡变化息息相关。根据婚姻的实际状况可以把婚姻分为牢固的婚姻、缺陷的婚姻和破碎的婚姻。
　　牢固的婚姻基于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家庭财富的完整性，我的爱情和你的爱情分不开，我的利益和你的利益分不开，我的财富和你的财富分不开，那么我们的爱情就是很牢固的，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婚姻中就好象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组合方式就是公有制的无差别的组合方式。我爱你，你爱我，不变；我追求的是你追求的，你追求的也是我追求的，不变；我的财富属于你，你的财富也属于我，不变，这一切是婚姻牢固的必要条件。牢固的婚姻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婚姻，我们大多数人都无缘长期体验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往往是太短促，也许比蜜月还短促。
　　缺陷的婚姻基于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家庭财富的缺陷性，我的爱情和你的爱情有不重叠的地方，我的利益和你的利益有不重叠的地方，我的财富和你的财富有不重叠的地方，那么我们的爱情就是有缺陷的，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婚姻中就好象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组合方式就是私有制的股份制的组合方式。我爱你，你也爱我，但不完全，还附加条件；我的追求不完全是你追求的，你的追求也不安全是我追求的，但还是要把我的追求和你的追求放置在一起，利用婚姻进行合作；我的财富不完全属于你，你的财富也不完全属于我，但还是要把彼此的财富掺和在一起，按照股份制的方式共同发展。缺陷的婚姻不是完美的婚姻，却是放眼世界俯拾皆是的婚姻。
　　破碎的婚姻基于包括爱情在内的各种家庭财富的缺陷性，我的爱情和你的爱情格格不入，我的利益和你的利益针锋相对，我的财富和你的财富非此即彼，那么我们的爱情就是破碎的，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婚姻中就好象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生活。破碎的婚姻是一种一方双方急不可耐地要解散的婚姻，这种婚姻随着婚姻自由的逐步来临将会越来越多。
　　牢固的婚姻是一个完整的鸡蛋，缺陷的婚姻是一个碰破一点蛋皮但不影响食用的鸡蛋，破碎的婚姻是一个摔到地上并且摔了个一塌糊涂不能食用的鸡蛋。天下就是这样一筐一筐的鸡蛋，我们每一个婚姻就是这其中的一颗鸡蛋。
　　一对恋人，刚刚结婚，在蜜月里幸福无比，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完整的鸡蛋，等过了蜜月，甚至等不到过了蜜月，由于生活的磕磕碰碰，这个鸡蛋就被有意地或者无意地碰出了裂缝，这时双方把这个鸡蛋呵护起来，那这个鸡蛋仍然不失去一个鸡蛋的模样，如果今天碰一下，明天碰一下，就这么反复下去，双方对这鸡蛋呵护的还不是很好，终有一天，这个鸡蛋会被摔到地上，摔个稀八烂。
　　始终有一个完整的鸡蛋，那当然是好。但是世间没有那么多始终都完整的鸡蛋，有太多的男男女女其实就是抱着那个缺陷的鸡蛋相携到老。只有少量勇敢的性情中人敢于摔碎鸡蛋，重新寻找爱情的坐标。人们从小就被生活熏陶，从小就被爱情的故事和传说感染，更重要的是从小就有一个从爱情此岸到爱情彼岸的渴求，长大以后，又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找到的爱情彼岸就是从小到大渴求的那个爱情彼岸？人们找到的爱情彼岸大多数是屈就于生活实际的爱情彼岸。
　　自从有了婚姻，我们想去找到纯正的爱情已经是大海捞针了，虽然有时候也能捞到，但那针由于不符合我们的婚姻，我们怕它刺伤了我们，只有无奈地去逃避它，而不是去迎接它。
　　6
　　爱情本是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对肉体和灵魂的愉悦体验，由于婚姻，它对钱财有了依恋，由于婚姻，它对地位有了依恋，由于婚姻，它对名誉有了依恋，由于婚姻，它对婚姻里面包含的各种财富都有了依恋。
　　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唱着对美满婚姻的赞歌，其实，赞歌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想逃离婚姻。在财富的压制下，有些人仅仅是想了，有些人连想都不敢想，有些人连想都不会想，这样就有了浪漫的爱情观，就有了实际的爱情观，就有了迂腐的爱情观。不敢想的人是在下意识里想，不会想的人是在无意识里想，感谢弗洛伊德，居然会揭示这么奇妙的心理问题，要是他不把意识、下意识和无意识给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还以为那些不敢想的人是真的不敢想，那些不会想的人是真的不会想。
　　爱情本身是上天赐给世人的一件浪漫的礼物，多了一层财富的包装，就多了一层沉重，叫实际，再多一层财富的包装，就又多了一层沉重，叫迂腐。
　　人们笑话古人买珠还椟，自己对待爱情还不都是买珠还椟吗？为了爱情走向婚姻，没有了爱情就该叫婚姻结束了吧！不行。结束以后，那些钱财怎么办？分就少了，不分就没了，重新来过，又太累了；结束以后，在社会圈里的、在亲人圈里的和在朋友圈里的地位怎么办？换一个陌生的圈子怕不如现在的习惯和游刃有余；结束以后，原来还能摆到人前的自豪和尊严怎么办？确实是顾虑人家的指手画脚。这些疑惑又把我们带回到买珠还椟故事面前，人去买珠子的时候，也买了一个漂亮的盒子，珠子已经烂了，还给了自然，可是人们还捧着漂亮的盒子，好象里面还真的是一个珠子。
　　有那么多人想摆脱婚姻，不敢说，不敢做，还自认为不是自己的错。为了爱情以外的所谓责任和义务，为了利益把爱情刺伤，还自以为高尚。人啊！你总是把对自己的伤害粉饰为高尚。
　　要打破婚姻对爱情的垄断，就必须打破财富对婚姻的包围。
　　小时侯，在杂志上看到，西方有人恋爱多年，结婚时，要把财富分清楚，结婚后，继续增加的共同财富还是要分清楚，当时就怀疑，那两个人有爱情吗？现在我知道了，人家的婚姻才叫自由自在的婚姻，而自由自在的婚姻才能接近纯正的爱情。
　　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必将带动生活的社会化。随着社会的前进，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迫切需要这么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社会逐步代替个人和婚姻占有人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条件，减少个人和婚姻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依赖，这时，人们的婚姻更富于能变多变的活力，这时，人们的爱情才更趋近于纯正的爱情。

第三世界是家庭与政府


　　1
　　婚姻带给世界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家庭。
　　家庭是什么？
　　由于家庭是婚姻直接带来的，所以家庭首先包括丈夫和妻子；由于家庭是从上一辈子传承来的，所以家庭还包括老人；由于家庭还要复制下去，所以家庭还包括孩子；由于家庭要坚持下去，所以家庭还包括衣服，粮食，房子，车子；由于家庭还要光耀下去，所以家庭还包括股票，投资，保险，事业。
　　家庭就是丈夫和妻子的爱情契约，它要求一切山盟海誓和灯前私语，都要用一个婚礼的仪式和一个证书来证明，证明你心不变，证明我心永恒；家庭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和另外一个衰老的家庭的契约，它要求年轻的家庭对衰老的家庭做出承诺，养它老，送它终；家庭是父母和儿女的契约，他要求父母对儿女的养育和教育，以使他们长大成人，来继承自己的家庭；家庭是所有的家人的生活契约，它要求每一个成员依照一定的秩序享受自己的权利，在家庭的环境中安守本分；家庭是所有的家人的生产和消费契约，它要求每一个成员在享受自己权利的时候，也在意自己的义务，为家庭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尽到一定的责任；同时，家庭还是家庭和那些相邻的家庭的契约，社会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和我们的家庭相似的家庭，不管它上我们熟悉的，还是我们陌生的，我们还必须和它们相处，它要求每一个成员按照家庭总的要求和需要和这些另外的家庭进行沟通交流。
　　有这么一种社会，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社会上到处都是家庭。从其中一个家庭走出来一个的年轻男人，色眼迷离，瞟来瞟去，瞟见一个适龄女人，两个人四目相对，发现彼此有那种奇妙的感觉，就订立了爱情契约；男爱女，女爱男，爱的死去活来，爱的翻来滚去，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人们称为儿女，儿女是鲜活的生命，是人，人就有所利益性，这种利益性和父母的利益性之间也订立了两份契约，一份是养育教育的短期契约，一份是养老送终的长期契约；爱情契约、养育教育的短期契约和养老送终的长期契约，等等，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契约还带出来关于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方面的人与财富的契约。
　　由政府订立的婚姻法，或者家庭法，就是给家庭的各种契约展示一个范本。
　　或许没有人对自己的爱人说，我们来定个契约吧，也很少见有人对自己的亲人说，我们来订个契约吧，更很少见有人对朋友说，我们来定个契约吧，但契约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传统的和宗教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用道德来体现的和用法律来体现的，等等，都是家庭契约。
　　2
　　自从家庭诞生以来，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之中，休养生息，繁衍后代。人们习惯把家庭的乐趣称为天伦之乐。天伦，天伦是上天赋予的，是从来就有的，是恒古不变的。家庭是这样的吗？不是。从古到今，家庭的形式和内容一直就在变化，从女权制到男权制，从多夫多妻制到一夫一妻制，从老人的家庭赡养到社会赡养，从孩子的家庭教育到社会教育，其中每走一步，都要宣称自己是最天伦的。
　　天伦的东西首先必须否定对个人权利的剥夺。
　　而家庭是则对个人权利最初的限制。家庭契约就是要求家人在这种限制中求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婚礼是家庭契约签订的第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广而告之”，男子告诉世人，那女子是我的妻子，你们不可染指，同时也告诉妻子，你现在就是我的，不许叫别人染指。这就有了对女子红杏出墙的限制，这里就要问，红杏有它自身生长的方向和天然趋势，墙凭什么限制它？
　　婚礼的举行，家庭的建立，契约的签定，不仅剥夺的是丈夫和妻子的爱情多向选择的权利，有了儿女以后，又剥夺了父母独享生活的权利，同时又剥夺了儿女按照自我意愿成长的权利，最后还剥夺了其他的人对这个家庭的财富进行使用和享用的权利。
　　对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是为了家庭的爱情的利益，感情的利益，财富的利益，而这些家庭利益或多或少地与具体的每一个家人的利益产生了冲突，由此就导出了家庭矛盾，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还会波及到朋友邻里之间，都有这种冲突的体现。
　　家庭带给每一个家人的首先是他们在家庭中的权利。丈夫干涉妻子的生活方式，妻子干涉丈夫的生活方式，父母干涉儿女的生活方式，还有儿女干涉父母的生活方式，这些干涉有的是符合家庭的利益的，有的是符合家庭部分成员的利益的，有些确实叫人感到不可理喻，迹近无理取闹。丈夫要过问妻子和那些男人交往，妻子要过问丈夫起居和工作的时间，大人要过问小孩的发型衣着，还有学习的方向和今后的道路。这些过问要有利于那被过问的人也就罢了，要是不利于，才真的叫烦。
　　家庭还给家人带来了义务。一个人的需要本来是全面的，他的利益性本来是完整的，他的自由本来也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和其他的人的交往的过程中，必须分割出来一部分权利，另一部分叫做义务和责任。每一个家人不管你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情愿的，你都必须为其他的家人做出一定的贡献。在经济上对其他家人的责任，在感情上对其他家人的责任，在性上对其他家人的责任，是每一个家人的愿意尽到的或者不得不尽到的责任。
　　自由的主动放弃就转化为责任，自由的被动放弃就转化为义务。为什么有些人在家庭生活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是压抑而不是轻松？因为人的利益性中有为我性和为他性两个方面，在家庭里也是一样，我的为他性如果是主动的，那责任对我来说就是轻松的，就是心甘情愿的，我的为我性如果是被动的，那责任让我来看就是压抑的，就是无可奈何的。在男权突出的社会里，之所以说家庭制度也是压在妇女头上的一坐大山，就是因为妇女在这个制度下，经济被奴役，感情被奴役，性也被奴役。
　　3
　　家庭的契约给家人确定了权利和责任，家庭就是像马车一样拉着权利和责任走向它的光明的或者黑暗的前景。权利和责任的存在就是平衡家庭内部的利益关系的，可是人性和自由被分割了以后，利益关系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平衡的，哪怕它的外表像世界上最好的天平一样平衡。
　　总有人嫌权利少，总有人嫌责任多。一对夫妇，在外人眼里令人羡慕，羡慕的自己都开始羡慕自己了，可是回到家里可能会因为谁做饭谁洗碗的问题唠叨个不休。
　　权利和责任的不匹配，就是家庭内部矛盾的直接根源。我没有享受那么多，凭什么叫我去做？你没有做那么多，凭什么去享受？这两个问题在家人内心里爆发出来就是家庭的吵吵闹闹。凡人和圣人，都有这种吵吵闹闹的经历。
　　家庭契约往往是家庭中的强者单方面来制定，开始时的女权社会，因为财富掌握在女性手里，女性是家庭的强者，所以女权社会的家庭契约是女性写好叫男性来签字，组成一个女权家庭；后来进入男权社会，财富又跑到男性的手里，男性又成了家庭的强者，所以男权社会的家庭契约是男性写好叫女性来签字组成一个男权家庭；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还真的是男权家庭也有了，女权家庭也有了，男女平权的家庭也有了。可是不管是什么家庭，家庭契约总是主要地由强者来制定，父亲制定，母亲制定，要不就是父母制定，反正没有听说三岁的小儿子和老保姆一起给家庭定了什么规矩。
　　所谓家庭民主，就是家庭里的强者和弱者一起制定家庭契约，可是，和国家的民主一样，最后更多被体现的都是强者的利益，弱者在这样的民主里面只能起到一个用笑容装饰团结的作用。
　　家庭契约的本来就是产生于已有的家庭经济关系，感情关系和性的关系，所以它也必然要维护已有的家庭经济关系，感情关系和性的关系。家庭契约就是要把权利和责任的不匹配固化在家庭关系中，让每一个家人享有契约给予的权利，让每一个家人尽到契约要求的责任。而这必然和家人的个人利益产生纠纷，这时，家长就应蕴而生了。
　　男权家庭中丈夫做家长，女权家庭中妻子做家长，平权家庭中夫妻一起做家长。家长就是号令，压制和协调家庭纠纷的那个人，谁有这个能力谁就是家长。公公有本事公公说了算，婆婆有本事婆婆说了算。
　　无论民主的家庭还是专制的家庭，都是家长的家庭，都意味着个人自由的分割，都意味着责任和权利在家庭内部的转让，并且，这种转让依靠着民主或者专制，依靠着家长。
　　当有了家长，家庭的秩序就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了维护，家庭的冲突就得到了缓解和压制，从每个家人身上抽出来的共同的家庭利益就得到发展。
　　4
　　在中国传统上，所谓在国尽忠，在家全孝是影响至深的，也是对每个人的普遍要求。然而，何谓忠孝，说出来容易，实际执行起来，却并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情。一直以来，夫妻之间感情与父母的干涉，婆媳之间种种关系，是道难明，理难顺的。
　　在宋朝，著名诗人陆游与妻子唐琬之间，就是因为唐琬不为陆母所容，被迫离婚。这在陆游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这伤痕，不仅体现在他与唐琬游沈园留下的两首《钗头凤》：
　　钗头凤——陆游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钗头凤——唐婉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而且，在他多年后再次游览沈园时，留下了同样哀叹的诗篇：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这就有了家人自身利益和被从自己身上抽剥出去的家庭利益的对抗，表现为家人和家长的对抗，表现为家人和家庭秩序的对抗。
　　在家庭的对抗中，如果屈服，牺牲掉人性中的为我性，成全人性中的为他性，家庭依然不失为一个家庭，依然不失为一个家长权威依旧的家庭；反过来，要是不屈服，选择反抗，宁愿牺牲人性中的为他性，也要成全人性中的为我性，那就和家长的权威反目了，也同时和家长的同伙们成仇了，这时就面临着家庭的分裂或者家长的置换。
　　人非圣贤，必会犯错，如何调解各种人际关系呢，儒家提出了“仁、忠、孝、亲”等主张，尊尊亲亲，和睦一气，作为规范，以化解人际矛盾。又提出“中庸”，作为处理一切事情的依据。要求在处理各种问题是要了解事实，切中要害，不偏不倚。这实在是一种创举，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得以维系延绵的核心。
　　然而，这种理念，传延到汉儒以后，“中庸”的理念，在一定程度遭到破坏，于是社会家庭关系从“尊尊亲亲”慢慢转变为片面强调家长的权威上来。在很多问题上，不问道理之有无，不听家长之言，便是“忤逆”，便是“不孝”，好像每一个家长都成为圣人了，这就走上了极端，使“中庸”之道，渐行渐远了。
　　陆游虽然诗传千古，名播天下，但是，在家里，他不是家长，家长是他老妈。因为他老妈代表着封建的家庭秩序，代表着虚伪的家庭利益，他就必须在爱情的题目上选择屈服于母亲还是反抗于母亲。结果最终，他失望地屈从了母亲和母亲的家庭。问题是，如果这样做的结局不能让陆游高兴，他的母亲能高兴吗？他母亲旗下的其他的家人能高兴吗？如果她和她们都高兴，而陆游不高兴，这样的家庭就不符合陆游的人性，陆游就应该逃离和背叛这样的家庭。刚出学校大门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好象是陆游的母亲，他要干预我对前途的选择，不叫我去经商，逼着我去学一门技术，做一个优秀的泥瓦匠。我试着去做了几天，每天下班都是一身泥土一头汗，而看着母亲心安理得的神态，我就纳闷的不得了，她认为泥瓦匠好，为什么一定要叫我也认为泥瓦匠好呢。最后，我只好选择了逃离和背叛，现在我不为我当初的选择后悔，就此而言，我是愉悦的，就此而言，我比陆游幸福一万倍。
　　家庭关系有三项内容：经济利益关系、感情利益关系和性利益关系。这三项内容中的任意一项不能和谐运转，以致严重伤害到个人的体验，并威胁到家庭关系的维持时，人们都应该有权利去冲击原有的家庭关系，甚至去解除原有的家庭关系。
　　虚伪的家庭利益培养了这样一批家人，他们一自己的懦弱来换取家庭公共利益的继承权，还造就了这样一批家人，他们以自己的坚强来打造个人利益的突破权。
　　家庭不能给我带来愉悦的体验，那还能算是我的家庭吗？有的人遭受着家庭里经济方面的蹂躏，有的人遭受着家庭里感情方面的蹂躏，有些人遭受着家庭里性的方面的蹂躏，却还在掩饰着伤痛，捧起一脸的微笑，背负着虚伪的利益到处招摇。把虚伪的利益抛弃好了，有所失，就会有所得，就看你有没有抛弃的勇气和果敢。
　　一个更符合人性的家庭，是家长权利分散的家庭，是契约关系均衡的家庭，可是，这种契约不是建立在单方面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多方面的利益之上。
　　一个更符合人性的家庭，是每一个家人的为他性具有了更多的主动的成分，是一些人能够自觉自愿地顾及另外一些人利益的家庭，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责任，再一味地强调责任，最后什么权利都没有的家庭。
　　一个更符合人性的家庭，是能够促进家庭逐渐消亡的家庭。只有家庭的消亡.，才能带来人性的最后解放。
　　5
　　家长制是家庭的必然产物，也必然随着家庭的消亡而销声匿迹。
　　家庭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人类诞生初期，并不存在家庭。人类先民同吃、同住、同劳作，杂乱性交，共同哺育后代。直至出现了对偶婚：至少两个不同性别的成年人居住在一起，劳动分工，经济合作，共同抚养子女，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而后，家庭先后发展出许多不同的结构：复合家庭，也即以多个夫妻组成的家庭，包括祖辈的、父辈的，同辈的及其子女；后复合家庭，也既复合家庭的简化版本，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的老人小孩；反复合家庭，也既一对夫妻，其他的都推向社会。现代社会中更出现一种思潮，认为家庭束缚了个人，出现了替换家庭的后现代生活方式：同居、同性夫妻、群居、独身等。虽然这种思潮现在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确实反映了家庭发展的一种趋势，既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家庭将逐渐缩小，解体然后消亡。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必然带动家庭功能的社会化，从而将导致家庭结构的松懈，私有制的极端化发展将孕育着公有制的喷薄而出，反过来摧毁家庭存在的基础。共同的私有财产，相互间的责任和稳定的性关系对男女成为不必要的累赘，家庭就会被天下的有情人理所当然地抛弃。“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么美妙的话语在久远的未来将变成少男少女的笑柄。
　　在性方面，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变化。性自由和性解放的思想对传统的家庭性关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性生活不再严格局限在家庭之内。婚前的性关系日益普遍，婚后的性关系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自由，社会对于婚外同居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性关系也不再局限在异性之间。同性恋自古就有，但在现代社会中，它越来越公开化、扩大化，在某些社会，同性恋还取得了法律地位，而通过通过药物、电流等直接刺激神经而得到的性满足也已经司空见惯了。因而，家庭只是性的保障，而不是性的前提，脱离了家庭，性仍然可以存在。性与生育的分离、性与婚姻的分离、甚至性与爱情的分离将渐渐剥去家庭的躯壳。我们不难设想，在未来社会，性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独立存在，即：家庭消亡，性仍存在。
　　生育教育方面，家庭是教育下一代的重要场所。但我们必须承认，教育功能也越来越社会化。在正常的教育制度下，孩子6、7岁就开始进入学校学习，有些孩子甚至在3、4岁左右便进入学校接受学前教育，学校成为教育的主要场所。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家庭的教育功能也不断被削弱、取代。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中，孩子由集体抚养，父母并不承担任何教育责任。虽然这只是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个别现象，但也表明了不需要家庭的教育方式完全可以存在并运行。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在高度社会化的未来，孩子不生活在家庭中，由社会，进一步说，由社会指派的相当于“教师”这种角色的社会成员进行教育孩子的工作，教育孩子完全成为一种社会工作，脱离家庭而存在。
　　在劳动分工，经济合作方面。由于男女之间生理学、解剖学上的差异，传统家庭实行性别分工，有利于个人及社会的发展。而现代社会里，男女平等的口号叫喊了好些年了，男女独立的经济地位开始初步凸现，在工作上的界限已经趋于模糊，经济合作即将变得无从谈起。
　　人类最初以个人为单位生活，后来以家庭为单位生活。但随着家庭在结构、功能、关系各方面的崩塌，家庭也将消失，个人又将凸显出来，成为社会的细胞。
　　6
　　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家庭里的家长，两个家庭里有两个家庭的家长，多个家庭里有多个家庭的家长，在家庭和家庭之间相互触摸对方的利益的时候，这么多家长就存在一个是能说的来还是说不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依靠家长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惯性，模仿家庭内部家长制的样子，再确定一个大家共同的家长，就是政府。
　　起初是血缘相近的家庭在一起构成氏族，家长和家长就玩出了一个氏族首领，就有了氏族的家长或者叫氏族的政府；然后相邻的氏族在一起构成了部落，氏族首领和氏族首领就玩出了一个酋长，就有了部落的家长或者叫部落的政府；再然后，相邻的部落在一起就构成了部落联盟，酋长和酋长就玩出了一个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组成的大酋长，就有了部落联盟的家长或者叫部落联盟的政府；再然后，相邻的部落联盟在一起就构成了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大酋长和大酋长就玩出了一个天子和朝廷，现在人们叫它政府。
　　现在的村、乡、县、省、最高政府就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朝廷经过千百年的演化和改进才变成现在的的框架。
　　一般地，百姓认为“政治”乃在庙堂之上。是那些穿着红袍坐着官轿的“肉食者”谋划的事，与平常百姓的柴米油盐、寸短尺长的琐屑事是无关的。因为它是在上头的，是“形而上的事”。所谓“政治学”乃仕人的事，政治中的微言大义自然出自仕人之手。然而，没有江湖之远，何来庙堂之高，所以庙堂乃为江湖而设，庙堂也来自于江湖。
　　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一切政治也是事关柴米油盐、寸短尺长的。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庙堂政治只是政治自我制造的传奇。
　　你要知道你家里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那道貌岸然的政府和政治是怎么回事。一切崇高的说辞只是制造一片云雾，最后的目的，是让你连崇高是什么都摸不着。
　　7
　　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家长是小家长的话，政府，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家长。
　　政府的出现，是由于原有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随着剩余财富的出现已经不符合人们利益，人的利益性已经果断地把它抛弃，而去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化生产的形式。原始的社会虽然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但是共产主义社会在不符合人的利益的时候，人见了它也是逃之夭夭。从马克思到现在，共产主义是很多人的社会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很多人血流了，头断了，理想没有丢。如果设想，共产主义就是贫穷，就是落后，就是吃不饱肚子，住不上房子，这么多人还会不会去流血？去断头？肯定不会。
　　政府的出现，是由于在家庭化生产和消费来临之即，新生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身影也在逐步趋近，这样个人和和家庭与社会的交往方式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新生的社会化生产和消费催生了人性之中的为我性和为他性的被动分裂，为他性的生活内容成了悲伤，成了眼泪，也成了社会进步的沉重的推力，成了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动力，而为我性成了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残羹剩饭，成了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条件和工具。至此，个人和家庭必须把他的为他性当做社会大厦的一块砖或者一个构件，个人和家庭必须把自己利益性所赋予自己的自由进行必要的分割，分割成权利和义务，最后，利益成了权利和责任倾扎的产物。
　　政府的出现，不是因为它是我佛头上的光环，不是因为大家不见它趋之若骛，见了它欢呼雀跃，而是因为社会斗争和社会平衡的需要，我们不得不接受它。然后，它还真的成了一把利刃，高高地挂在我们的头上，对所有的不按照他的规范去做的人进行恫吓，从而多少不同地对所有人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其中被恫吓少的人和利益损失少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社会的主人，而政府又似乎自然而然地成了社会主人的代言人。
　　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护的生产的社会化和消费的社会化，把个人利益规范在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消费的框架之中，同时努力调节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以及家庭占之间的矛盾，也努力调节消费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以及家庭占有之间的矛盾。
　　政府的作用，在奴隶主社会主要是维护和调节奴隶主占有奴隶和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在地主社会主要是维护调节地主占有土地和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在资本家社会主要是调节资本家占有资本和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现在有人说后资本家社会是知识社会，我们也可以叫它知本家社会，要是人类注定要步入这个社会，那政府的作用在这个社会就是主要调节知本家占有知识和社会化生产消费的矛盾。
　　在社会渐进的过程中，政府如果能够理性地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使生产和消费在发生的过程中不至于无序地扩大社会差别和引发社会矛盾，并能在社会变革应该发生的时候成功地引导社会变革，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合理的政府，是一个不应该被推翻的政府。反过来，政府如果在调节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过程中，盲目并失去智慧，导致社会差别的扩大，激发社会矛盾，并且在社会变革应该发生的时候墨守成规，使社会渐进的过程变成了社会聚变的过程，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政府，就是一个应该被换掉的政府。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有多少政变，有多少起义，有多少革命，不都是要使政府改头换面吗？这政府改头换面的背后，就是社会斗争，社会差别，就是社会在生产环节和在消费环节都存在一个严重的内耗，从而使社会渐进的过程被严重打乱。同时，也有一部分的政府，有良心，有理性，也有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它们能够调和社会斗争，能够使社会差别局限在一个社会可以忍受的限度，能够使社会把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按照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对接，能够避免社会渐进的过程转化为社会聚变的过程。秦始皇能行他就上，秦二世不行他就下，这就是历史。
　　8
　　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与个人占有和家庭占有的矛盾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从来都有的，也不是从来都必须有的。它们是随着财富的有限剩余的产生和私有制的诞生而出现的，那它们也必须随着财富无限剩余的产生和公有制的诞生而消亡。
　　社会财富的无限剩余使个人占有和家庭占有成为不必要，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与个人占有和家庭占有的矛盾就没有了依托的主体，也就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调节它的运动了。
　　政府，做为保护的生产的社会化和消费的社会化的工具，做为调节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以及家庭占之间的矛盾的工具，有其被拥上历史舞台的一天，也有其被推下历史舞台的一天。
第四世界是国家与天下


　　1
　　洛克说道：“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
　　霍布斯说道：“建立这种公共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他们所有的权力与力量交付给一个人或者由一些人组成的会议，根据多数赞成，把他们大家的意志变为一个意志。这就等于说，指定一个人或者由一些人组成的会议担当起他们的人格，这个担当起他们的人格的人在公共和平与安全的事务方面所作的或指使人作的事，每个人都是有份的，都承认自己是它们的主人。这就使他们各自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使他们各自的判断服从他的判断。这种情况超过了同意或和谐。这是他们全体真正统一于同一个人格之中，这种统一的形成是由于人与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好象每一个人要对每一个人说：我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些人的会议，只要你也同样把你的权利授予他，并且认可他的一切行动。这样作了之后，如此联合在一个人格里的人群就叫做'国家’”。
　　赫尔岑说道：“国家是人类具有一定规模的共同生活都必定经历的一种形式。它经常随着情势而改变。以适应需要。国家总是从对人的完全奴役开始，又总是力求经过一定的发展而达到人的完全解放。阶层的划分，象动物界的分门别类一样，象劳动分工一样，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消灭阶层的区别，则是更大的进步。历史生活中的每一种新兴的和正在实行的原则都曾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真理，因而使许多优秀人物心向往之，使多少人为之浴血战斗。过些时，它又成了虚妄之说，最后则成为过眼云烟.....。”
　　恩格斯说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体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在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之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只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Co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
　　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就是地球上那么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有有好多的人和好多的家庭，并且由一个中央政府来管辖，人们就叫它国家。
　　2
　　在一个家庭中，家长把家庭的利益无限抬高，假借家庭的名义对家人的利益进行约束，规定你该做这个，规定你该做那个，至于你爱不爱做，那是另外的事情。在一个国家中，也是一样，政府把国家的利益吹的天花乱坠，假借国家的名义对公民的利益进行限制，订出宪法，订出法律，还要订出实施的细则，这都是叫公民钻到一个套里，顺着这个套牵引的方向走完自己人生的道路。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把国家居为己有的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者都是极少数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和说教的手段，而且为了保证这些手段的切实可靠，还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连农民起义的领袖都要装神弄鬼，说什么“青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谎言。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以什么主义的代言人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国家强烈干预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恨不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作出。恨不能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戴一顶“不爱国”的帽子或者“叛国”的帽子。这时，国家就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代表国家的统治者难免犯错误，也难免假借国家之名来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些人不是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无私无畏，其实和大家一样是有人的本性的。只要有人的本性，那么利益就会主导他的一切。当没有神的能力的人有了神的权威时，他会往往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当国家走下神坛，就意味着国家的统治者是可以被批评和攻击的，甚至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被推翻。神的外衣被剥落了，魔的躯体暴露了，如果坚持不走下自己的神坛，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只好像逃离魔鬼一样逃离这个国家了。家不爱我，我有理由离家出走，国不爱我，我也一样有理由叛国而去。什么高尚的爱国情操，算了吧！要叫我爱国，国也必须能关照到我。谁听说过奴隶爱国？除非傻瓜奴隶。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他处的那个时代，工人的地位和从前的奴隶差的也不多了，国家不是帮助工人，而是帮助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工人，你让马克思去那找工人的祖国？
　　但是，叫国家走下神坛不是那样顺利，有些人就喜欢给国家装扮上神圣的花环，自己坐在花环的中间，像神婆神汉一样招摇。总有人借国家之名鱼肉公民，以国家之权威谋取一己私利，或者以公仆之名行主人之事，其实都是以圣女之名为婊子立贞节牌坊。这些都表明，有些人还不愿意国家从神坛上走下来，是因为在神坛上的国家还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伪装。附属在国家身上的各种寄生虫是国家有时仍露出神象的原因。
　　3
　　公民的利益和公民家庭的利益分开来一部分，交给所谓的公众，就形成了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权力把家庭和个人的为他性收归到一起，美其名曰：“公共利益”，为了这个公共利益，人的本性之中的为他性和人的为我性只好痛苦地分离，为了这个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最后都成了公共利益的剩余。“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很好的口号，但是感觉不到是为我服务，只感觉到是为他服务，他在那？还摸不着。
　　但是，国家的作用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呢？一方面它调节社会的生产,规定谁应该干活多一点，谁应该干活少一点，另一方面，它还规定社会消费，规定谁应该享受的多一点，谁应该享受的少一点。更重要的是，国家还要对那些不按照它的规定进行生产和消费的人进行处罚。
　　如果把“人民”比喻为旧社会的家庭中的媳妇，那么国家在这里的角色像不像一个管事的霸道婆婆？之所以说这婆婆霸道，不仅是因为她管的事情多，而且是因为她对不听话的媳妇进行劝阻，还可能使用家庭暴力。
　　于是，在国家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听话的媳妇。她们做砖做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在有人危害国家的时候，还会响应号召，挺身而出，誓死捍卫。
　　于是，我们也知道了“人民”的对立面，就是那些应该被清除掉的与国家专权不相容的一切'挡道者’，一切阶级仇和民族恨，资产阶级封建余孳、以及无处不在的“人民公敌”被批量揪出并押往屠场。杀气腾腾、除恶务尽、扫荡一切封资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一切旧世界并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曾经，对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提法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弄懂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人民的敌人，对人民民主专政就恍然大悟了。今天你上台，我拥护你，我就是“人民”一份子，明天他上台，我不拥护他，我就被开除到“人民”之外了。人民，人民是谁？这么一种不确定的概念被广泛张扬，就难怪人民的国家被捉弄来捉弄去，还是被称为人民的国家了。
　　人民的国家总是裹挟着新的造神狂潮将“人民”绑定在“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之中，各种颠覆性“异数”被层出不穷地制造出来，充做“人民”的敌人予以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原有社会结构中大到国家形态、经济形式和文化信仰，小至血缘亲疏、男欢女爱甚而至于人的趣味、言谈举止、着装样态都必须符合新权威体例的胃口和偏好而受到改造和剪裁。至此，离乱而治平的幸存者们簇拥着得胜还朝的赢家们荣耀登场；至此，天下事了犹未了，历史的乖谬让时间的流逝洗去现场的血痕，力量崇拜所衍生的文治煌煌、武功烈烈的权力虚骄又一次让凯旋加冕的光彩褪去作恶者心中的罪孽感，太平天国、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红色高棉和文化大革命，历次清洗和整肃都难以激发起主导者和参与者直逼良心的拷问和忏悔。
　　4
　　一个国家，它是什么样的国家，具有什么性质，就看它是谁的国家，是那些人的国家。
　　但是，不是看它自我标榜的是那些人的国家，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自我标榜是人民的国家，美国标榜是美国人民的国家，苏联标榜是苏联人民的国家，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国家，还有一部分国家不是标榜为人民的国家，而是自豪地标榜为某个神灵的国家，而这神灵也是护佑人民的，结果，殊途同归，在自家的门牌上都写上了“人民国家”的大字。国家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自我标榜的国家。
　　要看透一个国家是谁的国家，是那些人的国家，首先要看透它的经济结构。奴隶主和奴隶生活在一个国家，奴隶主是自由身，什么都有，奴隶带着枷锁，什么都没有，起码就不能说国家是奴隶的，因为奴隶的国家在枷锁中；地主和农奴也生活在一个国家，可地主拥有土地和耕牛，地主“豪门酒肉臭”，农奴只有一身力气和锄头，农奴是“路有冻死骨”，那起码也不能说这国家是农奴的，农奴的国家在寒冷的路边；资本家和工人也生活在一个国家，资本家拥有豪宅洋车，工人只有一身臭汗，那起码也不能说这国家是工人的，工人的国家就是他那一身臭汗。一句话，这个国家的财富主要由什么人所有，这个国家就由什么人所有。国家永远是财富所有者的国家。
　　你是这个国家中最有钱的人，那这个国家主要就是你的吗？不是，他们几个人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那么，这个国家主要就是他们的吗？也不是，那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这个国家是这么一部分人的，这一部分人在社会化的生产和社会化的消费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占有对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相对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使他们在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并且这种主导地位得到国家的保护。这就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
　　从经济结构分析，从那些人有钱来看，国家是属于掌握社会命脉的阶级的，从政治结构分析，从那些人有爱国心来看，国家是属于拥护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所以，资产阶级的国家也说自己是人民的国家，所以，无产阶级的国家也说自己是人民的国家。
　　政治上人民的国家保护的就是经济上阶级的国家。
　　人民就这么奇妙，变化万端。人民的国家也是这么奇妙，变化万端。昨天你还是人民的一分子，今天你就可能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被人民的国家就地正法。
　　一个国家在维护生产和消费的秩序的时候，能够顾及到经济文化上强者的利益，也能够顾及到经济文化上弱者的利益，使强者的利益继续加强，使弱者的利益进一步提高。这时，拥护这个国家的人就会增多，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人民的行列，人民就成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这个国家就会经济繁荣，政通人和，这个国家的社会文明就会稳步前进。反过来，一个国家如果经济文化被豪强控制，它在维护生产和消费的秩序的时候，成了豪强们巧取豪夺的帮凶，一味地压榨弱者的血汗，使弱者的利益和处境随着豪强的辉煌而恶化下去。这时，这个国家就失去了理智，拥护这个国家的人就会逐渐减少，这个国家所认可的“人民”就成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少数，阶级分化就会完全暴露出来，大多数人对国家的反抗就会使这个国家，动荡不安，支离破碎，造成社会文明的停滞和倒退。
　　“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如果能让富者更富，让强者更强，同时也能让贫者变富，让弱者变，这个国家就永远是长寿的国家，反之，就是短命的国家。
　　一个不为它的人口的大多数贫者服务的国家，虽然它有富裕的极少数，但极少数的富裕掩盖不住民生凋敝和破败不堪。它的第一个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很快被社会斗争所推翻；第二个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在闭锁中歌颂自己的繁荣和高大，最后一旦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打开国门，就会惊讶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只好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接受外部的兼并。在历史上，暴政的国家被从内部推翻是合理的，被从外部兼并也是合理的，因为文明战胜野蛮总是永远都有理由的。
　　自古以来，立国无数，林林总总，此起彼落，到现在，天下就剩下这一百多个国家。那些消失了的国家都消失到那去了？都被从内部颠覆了，都被外部的世界抛弃了，都被开除球籍了。
　　5
　　你的父母，你和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们，构成了家庭；你的家庭，他的家庭，形形色色的家庭，构成了国家；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光怪陆离的国家，构成了天下。
　　个人的自由被家庭剥夺，家庭要求个人对家庭承担责任；家庭的自由被国家剥夺，家庭要对国家承担责任；国家的自由还要被天下剥夺，国家要对天下承担责任。
　　在私有制条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物质财富是有限剩余的，精神财富也是有限剩余的，财富的有限剩余引发出财富的交换和流通，造就了市场。这样，人的利益性也随着财富的交换和流通在这个市场上一并进入一个买卖的程序，就是权利和责任的转化。
　　家庭是一种以婚姻为核心的契约形式，国家是一种以政府为核心的契约形式，天下是一种以国际关系为核心的契约形式。每一种契约形式都是对权利和责任的划分，都是对利益的分配。家庭契约划分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层权利和责任，分配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层利益；国家契约又划分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层权利和责任，分配了人和人之间的一层利益；国际契约还要划分人和人之间的一层权利和责任，还要分配人和人之间的一层利益。
　　西方的一棵草动了，或许激发东方的一次海啸。世界就是这样，你只要生活在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中，不管你情愿与否，你就要在不同的程度上，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和他人划分权利和责任，和他人分配利益。你可以足不出户，你的责任、权利和利益依然关乎家庭、国家和天下。
　　天下可能对你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你对天下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你还是天下间的你，天下还是你的天下。家庭伤害你，你逃离家庭，国家伤害你，你逃离国家，天下伤害你，你将逃无可逃。
　　国际间的条约，平等的和不平等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有道理的和没有道理的，都是天下契约，当然，人们平常叫它国际惯例叫国际法。国际惯例和国际法这些玩意，从有国家开始就有了，只是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美观和堂皇。这种成熟、美丽和堂皇这也证明了国际关系的相比于从前的更加紧密和日趋繁杂。
　　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不断发展，到了现在，大家都天天叫嚷全球化。
　　搞经济的要搞全球化，巴不得地球上的人都用他的产品，搞文化的要搞全球化，巴不得地球上的人都读他的文章，搞政治的要全球化，巴不得地球上的人都受他的管辖。
　　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其实是经济上的弱者，反对文化全球化的其实是文化上的弱者，反对政治全球化的其实是政治上的弱者。自古至今，反对一体化的都是小国寡民的恐惧心理所至，只害怕被兼并，只害怕被抛弃，只害怕被边缘化。就是今天，还有人一方面鼓吹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拼命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并且极力反对政治的全球化，这都是弱者想吃狗肉又怕狗咬的困惑心态。
　　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是一种阻挡不住的浩荡潮流，全球化也是一种浩荡潮流，谁也当不住。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来阻挡它也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
　　生产和消费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与国家对财富的占有之间的不和谐必然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开的“结”，因为这个“结”束缚住了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影响了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损害了人的利益。这时，国家主权就成了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国家的独立就必须给天下的统一慢慢地让开一条道路。
　　搞经济的要统一，搞文化的要统一，搞政治的要统一，你说，不统一行吗？当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进一步的统一是符合人的利益的，统一是有它人性的必然道理的，就必然被人性所推动。
　　适宜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消费的统一永远是大势所趋。倾一人之力不足以举家，倾一家之力不足以举国，倾一国之力不足以举天下。社会化生产和消费的有限剩余使得个人要依靠家庭，家庭要依靠国家，国家要依靠天下。
　　两千年前的中国，天下是七国的天下，七国不知道四海之外还有更伟大的文明，即便如此，秦和其他六国还是形成了一种紧凑的国际关系，最终“秦王扫六合”，还是秦国顺应时代要求，依靠自己的强盛，兼并了其他六国。两千年以后的地球，天下是一百多个国家的天下，文明是眼花缭乱的文明，即便如此，这一百多个国家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步地、自觉地、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先是有了一个什么国际联盟，后是有了一个什么联合国，再加上世界贸易组织，教科文组织，体育组织，等等各种各样的名堂，就形成了世界的政府的雏形。
　　面对这个还不成熟还不丰满的世界政府，你可以说它羽翼未丰，但你不能否定它已经展翅待飞。每一个国家，都要对它出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每一个国家都要对它承担一部分责任，每一个国家都要在它的羽翼下分得一些利益。在它面前，所谓的国家主权将逐渐颜面扫地，所谓的不干涉内政的口号将逐渐随着国家主权的衰落而成为国家消亡的无力的缀泣。就国家主权本身而言，它重要吗？也许它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可是，如果脱离了它的国民的利益，它有什么用？老百姓关心的是油盐酱醋，谁来统治，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你给我油盐酱醋，你来统治好了，他给我油盐酱醋，他来统治好了。还有所谓的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必须死抱着它不放？也不是的，你的内政一塌糊涂，人家来干涉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见得是坏事，不见得一定要指责。
　　先进的经济兼并落后的经济，先进的文化兼并落后的文化，先进的政治兼并落后的政治，总之一句话，先进的文明要兼并落后的文明，不同的只是兼并的方式。近百年来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能兼并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为能兼并资本主义文明，究竟鹿死谁手，就看谁能代表社会的经济进程和社会的文化进程，就看谁能代表这地球上这几十亿人的利益进程。
　　6
　　中国已经落后了，不再是汉唐时的强国了。落后原因可能很多，众说纷纭，但天下的是非恩怨不是由嘴皮子说了算的，弱了就该挨打，就该被灭，灭不了又强盛起来，也不是命大，也是有不死的原因。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国家弱了被兼并，人不争气要吃不饱肚子。
　　一个缺乏有效治理、混乱不堪并民不聊生的国家，为什么要好好地存在？一个不思进取，一无是处的人，为什么可以幸福地生活？这样的污垢不清洗、这样的垃圾不扫除，社会怎么能进步呢？看看动物园的猴子，他们和我们曾是同一祖先，但我们比它们更进化，而可以把它们关进笼子！只有正视“适者生存”这个客观规律，才可能坦然面对一切压力，才能奋起努力，改变自己，让自己成为强者。
　　这个天下，是强国的天下。
　　强国之强大，自有它的正气和民心，弱国之弱小，自有它积贫积弱的原因。那些注重民生的国家，国内社会矛盾和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少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对外也一定是自豪和自信的心态。一个不注重民生的国家，必然有内忧，怕这个造反，怕那个上访，还怕国民说话，正所谓忧虑重重，一个有内忧的国家，必然就有外患，怕别人干涉，怕别人颠覆，也怕别人宣传，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就毫无自豪和自信可言，其结果就是政府要对国民想尽办法地进行限制，限制他们的思想，限制他们的行动，限制他们的选择，而国民像笼子里的鸟一样做梦都想飞出国门，去呼吸自由的空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始创者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的原意与今人鼓吹的对国家兴亡的理解大相径庭。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这里国家与天下不是同一个概念，以天下与国家相比，天下是一个崇高的信念，而国家却比较淡化，亡国是改朝换代，这是君主和当官们谋划的事。古人就是这样，春秋时代，人们朝秦暮楚，不以为叛国，苏秦做了六国宰相，被视为能人;外籍人在中国受封被任为高官的也不乏其例。
　　一个家庭对你不好，让你没有丝毫的笑容和欢愉，你可以逃离它，一个国家不好，让你生活在困苦和迫害之中，你也可以逃离它，离家出走是对的，投奔他国也是对的。反过来，这个不好的家庭我们凭什么不能解散他？这个不好的国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叫他消失？
　　对老百姓来说，是来侵略还是来拯救，并不需要辩论。需要辩论的是，外来的文化进攻和武装进攻，到底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来危害我们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原本很简单，帮助老百姓的就是正义的，危害老百姓的就是非正义的。列宁就是抛开谁先开第一枪的无聊争论，不谈什么侵略与反侵略的话题，直接了当地把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定义为非正义的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在广州遇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当时，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着珠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今天，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情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军一路猛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路不破，桥不炸，雷不埋，有些地方老百姓甚至是箪食壶浆，摇旗呐喊，像迎接救星的到来一样地迎接美军。
　　人民战争固然好听，但它的前提是人民愿意为战争作出牺牲。现在很难说有几个伊拉克人愿意为保卫萨达姆政权而战、而死。人民战争首先要有个人心背向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得民心者才能得人民战争，失民心者只能进行个人战争。一句话，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先进的文明改造并取代落后的文明是合乎人类的需要的，人类都生活在先进的文明中的要求和趋势是顺应历史前进的道理的。
　　经济的全球化对文化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全球化进行了有力的推动，一个无为的也是能力非凡的世界政府，一片完整的没有边境也没有边缘的土地，一声不限种族不限人群的发自大家内心的微笑，这就是今后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要生活在其中的天下。
　　谁将得到未来的天下？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拥有权威的将得到天下，但不是完整的天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拥有土地的将得到天下，但也不是完整的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拥有人心的将得到天下，这才是真正的拥有天下。
　　我的心应该是我的人心，你的心应该是你的人心，大家的心应该是大家的人心，谁得到别人的人心也不会得到天下，只有大家都得到自己的人心，大家才共同得到天下。霸道的天下是霸主的天下，王道的天下是明君的天下，将来的是民道的天下。
　　民道的天下是每个人的人性都不被分裂的天下，是每个人都有尊严地做人的天下，是每个人都不背叛自己也不背叛别人的天下，是一个没有人比人的天下，没有人坑人的天下，没有人斗人的天下，没有人治人的天下，是一个人恢复为人的天下。
　　7
　　我们的世界，从个人的灵魂和肉体，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一层比一层高远。世界的我们，从天下，到国家，到家庭，到个人的灵魂和肉体，一层比一层贴近。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做人做事的道理，走啊，走啊，走的太远了，从个人的感受出发到“平天下”，“平天下”这个目标的遥不可及，使“平天下”往往成了最后的目标，这就铺就了个人的歧途，也铺就了天下的歧途。从个人的肉体和灵魂，到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这是人性出走的路线。其实，人间的正道还是人性的回归，而从天下，国家，家庭，到个人的肉体和灵魂，这样的路线就是人性回归的路线。没有了人，我们去装扮空洞的天下，是水中望月，镜中探花。
　　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人是生活在多层次的世界之中的，人性的出走和人性的回归都是人和世界交往内容。人性出自人，也必须回归人，这才是人性，天下出自人，也回归到人，这才是天下，这样的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命题，也是人性论和世界论的命题。
　　天人合一的天下，那才是人们需要的天下。那是一个没有家庭约束的天下，那是一个没有国家约束的天下，那是一个“平天下”以后的天下，因而也是一个没有被平定的“天下”约束的天下。
　　生活在这样的天下，摆脱了“家庭”的大山，我们再也不用想着去“齐家”了；生活在这样的天下，摆脱了“国家”的大山，我们再也不用想着去“治国”了；生活在这样的天下，摆脱了没有没有平定的“天下”的大山，我们再也不用想着去“平天下”了。
　　生活在这样的天下，呼吸的是自由舒畅的空气。生活在这样的天下，人才具有人应该有的生活意味，再也不必去做一个“家庭的人”，做一个“国家的人”，做一个没有平定的“天下的人”。生活在这样的天下，离开了“齐家”的责任，“治国”的责任，“平天下”的责任，你依然是一个人，没有人会把你不当作一个人。
　　生活在这样的天下，人的本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是人的四大共性和其他所有的共性都得到了最后的解放。人们可以自由地去思考，可以自由地去劳动，可以自由地去交往，可以自由地去创造。

世界的第一对矛盾（《世界论》之六）
    1
    虽然有好多受到人们崇敬的社会预言家，也有好多被捧为圭臬的世界预言，但是，预言家和他们的预言更多地是受到置疑和抨击。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未来的世界做出精确的预言，都不能给未来陈列出一堆公式来供研究者推演，甚至连给出框架性的推测亦非易事。
    自然科学的研究者要推演气候、地球，太阳系和宇宙的细微变化和未来走向其实要相对容易一点，虽然在这过程中会付出太多的努力和牺牲，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要推演十年以后的世界，听起来妙语连珠，看起来头头是道，到了十年以后看实际情况却往往发现是错的无边无际。
    当你看见一个人手上有个伤口，你带他去看了医生，吃了点药，你就会知道他手上的伤口会好的快或者好的慢；一样的，当你熟知了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而你又洞悉了这个矛盾带给未来社会的后果，那么你对社会的这一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就有一个常人所不具备的眼光。反过来，你要是不带那个手上有伤口的人去看医生，你就不知道关于这个伤口的医理，也就不知道这个伤口是无所谓的还是致命的；当你对你世界的矛盾发生的原因和消亡的过程了解不透彻，那你对世界的理解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一个人你要想不他摸透都不容易，而整个人类世界，是又千千万万的不同人、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利益所构成，你要想看透它当然也不会容易。
    世界总在不断地创生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事物，而未来由这些事物共同决定，人类世界是一个庞杂的开放式系统的演化，整个人类世界的必然性不是对诸多偶然性的综合或统计，而是其内在的主要矛盾借助偶然性的展开，因而人类世界的历史一方面具有可预言性，另一方面又不可预言。好比一个人的病，这里的病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可以预言这里的治疗效果，那里的病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当然就不能预言那里的治疗效果。
    所以，分析人类世界，分析人类的社会现象，分析人类的历史变化，首先要分析世界的矛盾构成，要知道它有那些贯穿始终的矛盾，有那些主要的矛盾，有那些次要的矛盾，还要知道这些矛盾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2
    人的无限需要和这种需要的有限满足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矛盾，它是其他一切矛盾的母体，其他一切矛盾都因应它而生并因应它而亡，它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贯穿了其他一切矛盾的发展，它被人类世界的各种矛盾所掩盖，因而，也经常被某些怪异的人类为了掩盖它的存在而人为地把他“遗忘”。
    当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我们需要说战争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当阶级斗争急风暴雨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说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当宗教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说对神的景仰需要要成为我们面临的大事，当信仰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说宣传主义是当前最大的任务。人类总是在关键的时刻遗忘自身，最后还要受到自身的惩罚。不管有多大的事情，也不管有多大的任务，最后没有超越人的利益的事情和任务。
    人与利益的相关性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这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人对利益的需要其实就是人的全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都是人对利益的需要的具体化。
    民族矛盾不过是被划分为民族的人们之间在占有财富的矛盾，阶级矛盾不过是被划分为阶级的人们之间在占有财富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不过是发展人们为了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提出了改变生产关系的要求。人类世界的主体既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活动着的人，对人类世界演进的说明就不能不以人为出发点，也不能不以人为终结点。
    以人为出发点和归结点来分析和化解人类世界的其它一切矛盾，就是说，当有天大的问题出现，你不能借口问题之大，而放弃人的诉求，不能不考虑人将从中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没有比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而事实上，人类总是托言什么生产问题，阶级问题，国家问题，战争问题，领导问题，等等，而放弃人的问题。你一定听见过，总有人说，今天要把这个任务放到第一，明天要把那个任务放到第一，天天都有应该放到第一的问题，最后，人，辛苦劳作，不知道放到那去了。
    从前，隋炀帝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向来朝进贡的外国人显示大隋朝的富足。当外国人在洛阳赞美隋朝的强大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那么，现在人们所谓的“形象工程”和隋炀帝用丝绸来装饰树木的举动有多大的分别呢？
    当人被重视和被忽视的时候，人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和破坏都会充分显现出来。人的需要能被适时地有限满足，人就会激发出新的需要，从而推动历史，反之，人的需要不能被适时地有限满足，人就要抗拒那种阻碍自己本性发展的力量，从而破坏社会。
    时势造英雄，时势在哪？时势在很多人的需求中，在人的本性中，英雄是什么？英雄就是从很多人中脱颖而出代表很多人愿望的并因为他付出了一定的工作而被很多人尊崇的人。毛泽东生在贞观之年，也许只是一个生活在小康家庭的聪明农民，李世民生活在今天，也许只是太原市长的纨绔公子哥。
    3
    人类世界是一个运动的世界，人的世界运动的本质就是对世界的改造。事实上，人类是通过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进行肯定，又对自己进行否定，然后又对自己进行否定之否定。人在改造世界的时候，首先发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新的世界，这样，人就肯定了世界，也就肯定了自己；其次人还发现自己还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拥有新的世界，人又否定了世界，也就否定了自己；当人对曾经否定了的世界继续进行改造，直到拥有了更新的世界以后，人又对世界进行了否定之否定，也就在新的高度上肯定了自己。比如，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写的还能看，有人看，这就肯定了自己，还有一些人嫌印刷质量不好，不想看，那就又否定了自己，最后，再出的时候，改进改进，看的人比以前多了，就又在更高的基础上肯定了自己。再比如，一些公民，选了一个总统，这个总统给他们带来了一点实惠，那他们就肯定了自己，然后，这个总统又欺骗和伤害了他们，那他们就又否定了自己，最后重新选举，不要这个总统了，换一个好一点的，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点实惠，又尽量更少地欺骗他们，他们就又在更高的基础上肯定了自己。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不仅是渺渺宇宙的运动方式，也是人的世界中一切矛盾的运动方式。在人的世界里，矛盾的两个方面这里面就是人的无限需要和这种需要的有限满足，其它万事万物都因此而生。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体现自己的存在，人类要体现自己的存在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时候才能实现。
    人类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需要，无限需要与现实中的有限满足的矛盾又反过来推动着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推动着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
人类的社会历史的持续进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变化都体现着进步。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构成人类世界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在人的本性方面具有恒久不变的因素，由此带来的社会历史现象也必然具有永恒性，这种永恒性就是人类世界的第一对矛盾，也既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的矛盾。这对矛盾就是生活在人的世界中的人自身必然的矛盾，挥之不去，避之不及，人们的福和祸、喜和忧，人们的悲壮和柔情，还有人们的其他一些都在这对矛盾的倾扎之中诞生或者消亡。
    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国家，它面临的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永远是国民不断扩大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和这种需要不能被充分满足的矛盾。其它一切，什么阶级斗争，什么边界摩擦，什么法规和条约，什么舆论，等等，都在它的后面，做它的尾巴。把国民不断扩大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和这种需要不能被充分满足的矛盾摆在第一位，不应该是什么权益之计，不应该是什么阶段性的口号，而应该是那些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贯穿始终的命脉。
    世界在变，潮流也在变。社会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只有因应世界的变化和潮流的流向才能在世界的浩荡潮流中掌好历史前进的大舵。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世界的潮流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忘记了大多数人的需要和社会的整体需要，你天天都出台新的时髦口号，也不能使社会沿着它最合理的轨迹运动。社会的合理性首先必须是社会的大多数人的无限需要被合理满足。千年历史的所谓盛世，其合理性也都是从这里说起，才有丰衣足食的说法，才有社会安定的说法；千年历史的所谓乱世，其不合理性也都是从这里说起，才有民生凋敝的说法，才有时局不稳的说法

 

世界的第二对矛盾（《世界论》之七）

　　1
　　俗话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假定这是真的，那么癞蛤蟆的无限需要之一就是吃到天鹅肉，而它要想吃天鹅肉的机会实在是寥寥无几，天鹅肉对癞蛤蟆而言就是有限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不全是癞蛤蟆和天鹅，要世界上只有癞蛤蟆和天鹅的话，那天鹅肉迟早都是癞蛤蟆的，问题是，还有老鹰啊！老鹰也想吃天鹅肉，这样的情况下，癞蛤蟆只好把天鹅肉都让给身强体壮的老鹰了，自己嘛，拾老鹰的牙缝也就可以了，谁叫癞蛤蟆的能力不够呢？
　　这样，癞蛤蟆的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的冲突就直接表现为癞蛤蟆的生存能力与它的外部关系之间的冲突了，在这里，癞蛤蟆的外部关系就是它和老鹰的关系。
　　人类的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矛盾是人类世界的第一对矛盾，它直接引发的第二对矛盾就是人的生存能力和人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
　　人们的生存能力由人们的全部财富所形成，包括，金钱，知识，工具，等等。财富越多，人的生存能力就越大。我有钱，我也有经验，也有一整套的筹划方案，我就可以开公司，就适合做公司的老总，你的钱少，别的方面也不怎么样，只好来我开的公司做工了。这就是财富形成生存能力的典型。要是什么人一无所有，还夸口自己能力无边，那也只好任他吹牛吧！
　　可是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单单是生活在自己的孤独的世界上，还要生活在纷纷嚷嚷的大家的世界上。好比我，要开公司，总不是我一个人来开，更不是为我一个人开，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世界上要公司做什么？我要开公司，在内部就需要员工，在外部就需要客户，我想怎么发挥我的生存能力就怎么发挥是不行的，恐怕经常都发挥不出来，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开公司，我的业绩，必须受到我的员工的工作效率的制约，必须受到我的客户应用效果的制约，必须受到大家的制约。这时，我就遇到了我人生的第二对矛盾，也就是我的生存能力和我的社会关系的矛盾。
　　2
　　生存能力不同的人构成不同的社会关系。我有钞票，好了，这老板就我来做，你没有，好了，你来给我打工，我有水平，还有上面比我更高的大官给我撑腰，我就做个局长吧，你没有，那你来跟着我混，给我做司机。这就是人的生存能力决定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随着生存能力的变化，也主动或者被动你发生着变化。本来我是你的老板，现在坏了，我破产了，我就没有那能力了，而你机缘巧合，居然咸鱼翻身，做了老板，我为了混口饭吃，现在只好低着头去给你打工；本来我是你的局长，现在我把事情做错了，领导不赏识我了，下属也不愿意听我的了，我没有能力把这局长做下去了，而你通过多年的努力，结识了不少的领导，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水平，现在上面来人任命你做局长了，我只好做你的下属，在你的颐指气使下工作。
　　一个人的生存能力要想更好地发挥，必须要有适合它发挥的社会关系，而良好的适合他的生存能力的社会关系也必然会促进他的生存能力的发挥。把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放置到一个适合它的社会关系中去，也只有这样，生存能力和社会关系的矛盾才能被有效地破解，这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反作用于人的生存能力。我要能做你的老板，你就叫我做，你要能做我的员工，我也叫你做，构成了这样一种生存关系，我们的生存能力都能发挥出来，因而也就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我要能做局长，你就听从我，你要做我的司机，我就重用你，这样好了，我们的工作都可以做的更好，将来也更有前途，也更加有利于你和我的人生价值的实现，更加有利于增加你和我的幸福。
　　那些不适合人的生存能力发挥的社会关系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用必要的手段进行改造。我的能力在这个企业里适合做总经理，你的能力适合做部门经理，可现在不是这样，你做着总经理，而我做着部门经理，这样一个工作关系，不方便你的工作能力的发挥，也不方便我的工作关系的发挥，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我和你都尽其财尽其力，你和我的这种关系就必须扭转过来，然后，我和你都可以痛快淋漓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使企业的效益也更加凸显，最终也使自己的生存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就是生存关系对生存能力的反向作用。
　　人的生存能力和社会关系的矛盾不是一个人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矛盾，它是贯穿在我们所有人的人生过程中的一对必然要面对的矛盾。从出生到死亡，上学，工作，治病，养老，所有一切都要通过这个矛盾的破解过程来演绎生命的辉煌和无奈。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和整个人类都是这样。
　　3
　　构建和谐社会不应该是在社会不和谐是叫喊的口号，而应该是一种持久并坚韧的理念和行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得其所，这些才真正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和结局。
　　一些人的生存能力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团体的生存能力。所有的人的生存能力的总和，就是社会的生存能力，平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生产力就是社会的生存能力的主要部分。你的和我的生存能力完美地发挥出来并得到提高，那我们两个人的总的生存能力也就完美地发挥出来了并得到提高；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能力完美地发挥出来并得到提高，那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总的生存能力也就完美地发挥出来了并得到提高，也就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小企业、小党派和全人类的问题，也都完全可以这样类比。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构建每一个个人的和谐生活，然后是构建每一个家庭的和谐生活，然后是构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团体和每一个机构的和谐生活，然后就有了整个国家的和谐生活，然后就有了全人类的和谐生活，有了这全部的和谐生活，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现在总有人把和谐社会的道理说不透彻，所谓构建和谐社会就形成了一句空话。口号变了，一切依旧。总有人在堂皇地鼓吹着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总有人在不断地思考着大局的问题，可是，当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和每一个企业就犯了傻眼。他们不知道解决了个人、家庭和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生存关系的矛盾，全局性的生存能力和生存关系的矛盾自然就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自然就解决了。
　　从来都是这样，个人的事情服从集体的事情，集体的事情服从国家的事情。现在需要颠倒过来，一切社会矛盾的着眼点，都要首先放到那些活生生的个人身上。所有的国民的问题都解决了，国家也就把自己的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刘备都知道，“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今天的人真不知道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大事常抓不懈，小事置之脑后。什么是社会管理者的贤德？社会管理者的贤德首先是去关心个人的事情和帮助个人的事情，其次还是去关心个人的事情和帮助个人的事情，这样才“能服于人”。
　　好比大河和小河的关系。有的人就喜欢看大河的滔滔之水，小河的细流，那当然是不屑一顾的。那么你看这地球上，又有那一条大河里的水不是从小河里汇聚而来的啊？如果喜欢大河里的水，不想叫它干涸，那首先要去保护小河里的水，其次也是保护小河里的水。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

世界的第三对矛盾（《世界论》之八）
    1
    人们的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矛盾是人类世界的第一对矛盾，它直接引发的第二对矛盾就是人们的生存能力和人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这个被引发出来的矛盾就是人们的生活前提，它好象被摒弃在人们的生活之外，经常不被人们所留心，但却像不能动摇的自然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内容。
    在这个时候，人们的无限需要与有限满足的的矛盾又引发出了人类世界的第三对矛盾，就是人们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矛盾。
    生活前提由人们的生存能力和生存关系所构成，生活内容由人们的一言一行以及它们的全部表现方式所构成。生活前提就是你有什么能力的问题，就是你和什么人在什么性质上交往的问题，生活内容就是你说了什么，就是你做了什么，就是你所说的和所做的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结果。
    我的能力也就是在公司里做个受老板支派的小职员，那么我只能去说我做为一个小职员应该说的话，我只能去做我做为一个小职员应该做的事。我的能力是在机关里做个百十号人的领导，那么我就会在这百十号人面前去说领导该说的话，去做领导该做的事。当我的能力和我在生存关系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我的生活前提发生了变化，我的生活内容也必然会变化，这时候，公司的小职员就或许变成了大老板，机关的领导或许就变成了门卫员。这就是生活前提对生活内容的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生活前提就一定有什么样的生活内容，生活前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生活内容也必定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生活内容对生活前提也具有反向的作用，生活内容的每一个变化反映了生活前提的变化，同时在生活内容变化以后，也推动着生活前提的变化。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联系，进而也影响到人们的生存能力。你说的对，你也做的对，那你现在做个局长还不够，你还会被升迁为市长，你为人处世的手段和机巧将更多更好，你说错了，也做错了，你做个小职员都嫌得不合乎你的身份，干脆把你发配到公司外面去做低保户得了，这样你生活的能力将进一步降低。
    2
    大千世界，芸芸总总，看似偶然，其实必然。熙熙攘攘，纷繁杂乱，成功的笑容，失意的叹息，这一切表面化的现象，都有其深层的原因。我们经常想不通，有些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有些人为什么做那样的事，原因就在生存的矛盾之中。不仅在生存的第一矛盾中，也在生存的第二矛盾中，也在生存的第三矛盾中。
    个人是这样，集体也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个人有个人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集体也有集体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国家也有国家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一些人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总和就构成了集体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全体国民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就构成了国家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对个人来说，生活前提决定生活内容，生活内容反作用于生活前提，一样的，集体和国家也是这样。当我们的视听迷乱于国家生活的形形色色中，以为那些表面的欢天喜地和争争斗斗是国家前进的主要因素，那就错了。那些表面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称之为上层建筑，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些上层建筑是有经济基础的，是被经济基础在背后决定性你推动的，而且，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它的经济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里进行概念的比较可以发现，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的社会的生活前提的主要部分，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是社会的社会的生活内容的主要部分。
    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世界的第一概念——自由（《世界论》之九）

张 辉著

　　1
　　记得贝多菲的一首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什么是自由？这样的问题是人人都关注的，因为人人都失去了太多的自由。我也想关注一下，就去看了一些文章，可是除了看到了一些貌似严谨的花言巧语，其它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见很多高谈阔论总是在谈起“自由”这个概念的时候，就首先说起《大英百科全书》对自由的解释。那《大英百科全书》对对“自由”的解释，我也没有记住，懒得去记它。
　　那么，什么是自由？当钻在学究的书堆里看不出门道的时候，就想去屋子外面散散步，喘一口清新的空气。这时，我看见天空中的鸟，它们向南飞又向北飞，向东飞又向西飞，飞累了，回到它的巢中吃它采觅来的食物，繁育它们的后代。
　　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很简单，自由就是无拘无束。
　　就象是鸟儿迎着春天的气息在天空中飞翔，就象是学生放学以后在轻松的嬉戏中把书包抛向天空，就象囚犯出了阴暗的牢房欣赏眼前的车水马龙。
　　自由就是可以选择，而且是在不需要选择的时间和空间里选择，是一种感觉不到选择的气氛中选择，也就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鸟可以不在笼子里选择飞翔，那叫自由，学生可以不在等待放学的时候选择嬉戏，那叫自由，囚犯可以不在走出牢房的刹那欣赏车水马龙，那叫自由。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很简单，鸟的自由就是鸟顺应自己的本性去做一只鸟，人的自由就是顺应自己的本性去做一个人。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做为更象一个真正的人，就象鸟的做为更象一只真正的鸟一样。鸟如果被关进笼子里就不是一只真正的鸟，它成了玩物，成了欣赏品，成了使笼子外面出现笑容的表演者。人也如果被关进社会强加给他的笼子里，人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它也会成了玩物，成了欣赏品，成了使笼子外面出现笑容的表演者。
　　自由就是人可以象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生活，而不是过非人的生活。如果你自己都感觉你的生活的不象是人的生活，你当然不是自由的，如果别人也看你的生活不象人的生活，你同样是不自由的。奴隶没有把自己当做人，奴隶是不自由的，奴隶没有把奴隶主当做人，奴隶主也是不自由的。
　　人是人，人就自由，人不是人，人就不自由。人要想自由，就要象人一样活着，人要想自由就要能够把自己看作一个人，也要把别人看作一个人。人要是不把人当作人，不是在依照人的本性去对待自己和别人，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
　　无论什么东西，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只要脱离了自己的本性就没有自由可言。自由就是本性的自在自然，就是本性自我投诚，而不是反叛。
　　鸟的本性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鸟。人的本性是什么，我知道，因为我是人。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是人和利益的相关性，是人的需要。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利益性的自在自然，就是人与利益的和谐，就是人的需要的在顺乎需要的前提下满足。
　　生得逢时,死得其所，那是你生命的自由。当利益走近了你，自由也就走近了你，当利益远离了你，自由也就远离了你。你想吃包子的时候，伸手拿来就吃了，那你是自由的，你想吃包子的时候，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或许大家都说这馅饼比包子还好吃，但吃馅饼的时候，你不会比吃包子的时候感受到哪怕多一点的自由。好比一个男人，特别希望找一个贤惠温柔并知书明理的太太，可是那个贤惠温柔并知书明理的女人只是在他爱情的行程中的一次错过，最终伴随他的太太依然是那不太贤惠温柔也不太知书明理的太太，而这个伴随他的太太或许给他的更多更实惠，但那这个男人依然会在对爱情的幻想中追悼自己的自由。薛宝钗也不能说不好，能以小善全大体，然而珍重芳姿昼掩门，其智则足以博贾太君欢心，人不能近，亦不能欺，可贾宝玉的生命渴求是林黛玉的性子刚烈、恃才孤高和不假宵小以颜色的品性，你要非叫他娶了薛宝钗，那贾宝玉就会控诉你对他的自由的剥夺。
　　自由即本性，本性即自由。
　　失去了自由就是失去了本性，失去了多少自由就是失去了多少本性。自由是人对自己的价值和幸福的最高理解，自由是人格的崇高敬意。
　　脱离了人的本性去谈人的自由，自由将是空洞陈辩，脱离了人的自由去谈人的本性，本性将是曲意奉承。
　　2
　　人的本性就在人自身，可是人总迷失自己的本性，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背叛人，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为不是人。在私有制条件下，当人类的财富介乎极端的“无”和极端的“有”之间，当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的矛盾被激发出来，人的利益性之中，为我性和为他性就被强行割裂开来，不是表现为融合，而是表现为错位，人们之间的为他性对为我性服从关系展示在人们之间是一种被动服从的形态。这时，人们做谋求的利益好象和人们自己无关，农民种地是为别人种地，工人做工是为别人做工，连当官都是给别人当官，因此人们就发现自己背叛了自己，发现自己似乎不是自己。
　　人的自由就在人的本性当中。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就想要找回自己的本性，这样人的本性反而阴差阳错地成了人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也成了人的需要。
　　人有什么样的本性就有什么样的自由，人缺少什么样的本性就缺少什么样的自由，人需要什么样的本性就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在人类本性迷失以后，人类需要的第一个自由，就是思想发展的自由。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实，就是在光明中认识到自己和别人，认识到自然。而思想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思想自由就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
　　思想，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你所想的，你要不说，那别人就不知道。你和朋友握手的时候带着一脸的微笑，你要厌恶他的话，就在心里尽管用最下流的话去骂他好了。你天天晚上和太太在一个床上睡觉，可是你们做的不是一样的梦，就是成语说的同床异梦，早上起来，依旧做个举案齐眉的恩爱姿态，谁又知道了？所以不但有阴谋，还有被辩解过的阴谋叫做阳谋。所以就有了对思想自由的压制和对思想自由的追求。
　　思想自由，刘彻就比较烦这个，于是就有了“腹诽”，这可是大罪。
　　汉文帝明令废止“诽谤”法，这与“去肉刑”一道，成为汉文帝实行仁政的主要标志。但在汉武帝时期，“诽谤”之法不仅得以复活，而且较之汉文帝明令废止之前更为变本加厉，其标志就是“腹诽”之罪的出现。“腹诽”，也叫做“腹非”、“腹议”，意为在肚腹之中“诽谤”皇帝，尽管批评性的话语尚未出口，统治者仅凭自己的臆断，就可以给予严厉的制裁。这一立法比“诽谤”更为严苛，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构成了它最根本的弊端。
　　汉武帝时代，与“腹诽”罪相关的大事主要有名臣窦婴、颜异因此被杀之事。魏其侯窦婴曾经以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和正直立朝而名动朝野，后来在与武安侯田玢相争之时，田玢加给窦婴的罪名就是：“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汉书》卷五二《窦婴传》。“腹诽而心谤”，是严重的政治犯罪，最终导致窦婴被杀。
　　好在现在表面上好象已经没有这么一说了，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想，想你所要想的。而且，思想这东西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都相当的好，而做为一个碌碌无名的小辈，也没人会去监视你的脑电波，所以，这个世界就有意思了，每个人都在思想外面的世界中扮演一个自己，每个人又都在里面的世界扮演无数个自己。你是一个总统吗？你就在公众面前做你的总统好了，你可以做一个最干净的总统，做一个死了以后叫公众悲天悲地的总统，那么你还可以在最寂静的时刻，转转你的坏念头的。
　　如果有坏念头就是坏人的话，在精神世界里，我以最卑劣的想法揣摩，大部分都是坏人，而我首先要说明，我是世界上最坏的人。道德和法律给人们的行为制定了那么多的规则，约定了那么多“好”与“不好”的界限，人啊，你想做一个“坏人”，那容易吗？
　　本来以为世界就还剩下这一块净土，就是人们的灵魂，就是人们的思想，可是思想往往也是被禁锢的。当思想也被禁锢以后，净土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思想没有了，那么自由也就没有了，本性也就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去观察现在的世界，虽然号称是自由的世界，最起码压制人的思想自由的现象没有那么明目张胆了，但是，在一个还有利益倾扎利益的世界上，对思想自由的压制永远是阴魂不散的。总统为什么要被称呼为国家元首？总理为什么要被称呼为政府首脑？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要被党员称呼为领袖？元首，就是一颗最重要的头，首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脑子，领袖，就是说大家想不出路是怎么走的，必须要他来牵着袖子走。因为世界上的财富的介乎“有”和“无”之间，因为社会是一个私有制条件主导的社会，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必须要有规则对自由进行约束，在道德和法律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以后，如果是约束还稍嫌不足，这时，对思想自由的限制就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走到了前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任何人都不能允许他人剥夺自己的思想的自由。
　　但总还有人喜欢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让人家服从自己，接受自己，这叫思想上的压迫。而有的人却喜欢在自己的想法上做一些美丽的伪装，表面上不侵犯人家思想的自由，而让人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这叫诱骗，是思想上的诱骗。人们批判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人们现在不是也在明火执仗地鼓吹“一个主义”吗？人们笑话古人被宗教和迷信所诱导，可是人们现在不是也被“以什么主义来指导”的口号所迷惑吗？
　　3
　　常听得人家说，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说他脑子里天天都转希奇古怪的念头，既不现实也不为人知。的确，好像没有人能够强迫人们必须去想什么，不能想什么。没有人能够把人们的大脑当做计算机的芯片，植入一定的程序。我们可以“非常自由”的去想自己愿意去想的任何事情，比如吃饭，睡觉，做事，设计美妙的故事，为生计而盘算，为理想而激动，还有诸如意淫，意虐等形形色色的东西。只要想在肚里秘而不宣总没人能禁止他的，虽然汉武帝之流可以要他的命，但他在断头台上还是可以在心里骂汉武帝之流的。但是，这种私自思想的天赋自由是无甚价值的。一个人既有所思，就是本性需要有所思，若是不现实，还自诩为希奇古怪，其实正好是说明了这些思想的不自由。
　　思想，若不能变化成言论，若不能变化成行为，若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不是自由的思想，就还依然是被压抑的思想。思想，若不许或不能传之他人，那么，结果就一定是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而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毫无意义可言，而对于他人更无价值可言了。思想，既在心底上活跃，是极难隐藏的，它有自然的跃出心底的趋势。一个人的思想一旦要与他人不同，一旦要对周围产生怀疑，一旦要认为自己想到的就是正确的，那么，要教他于言语态度中不表露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那是不可能的。有一种人宁就死而不愿隐藏他的思想，在古代如苏格拉底，在现在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自由，从它的任何价值的意义看来，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
　　从学界和大众角度来看，一般所谓思想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因为如果不发表言论的话，没有办法知道一个人的思想自由不自由。思想自由即言论自由无论对于学者、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大众，都是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是人们有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可是，有太多人喜欢冒着杀头的危险说众所周知的道理，而且，人们喜欢把这样的人叫做勇士，把这样的话叫做真正的思想。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但是总有人把什么话语断定为危险的思想，既然是危险的思想，就不许你说出来，你想说出来，也不给你媒体。这就有了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人啊，你仔细想一想，如果连话都不叫你说，那你想破了脑袋，能想得出什么是自由？
　　只有愚暗与虚伪，是最危险的东西。
　　很多人相信地球只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而人类也只是一瞥而过的掠影；而人类就是天造地灵的产物，不说人类有多高贵，就说如果这个宇宙的发展中稍微有一丝丝的不同，那么人类就不会出现，思想就不会出现，也就没有这种对于宇宙的质疑。思想，那是多美好的事物啊，是自然赋予人类最神奇的礼物，人为什么要不珍惜它，还要用危险来形容它？既然是大自然送给人们最神奇的礼物，人们就应该把它都拿出来，张扬张扬，拿到自己的生活中，实验一下，拿到别人的生活中，比较一下。把所有的思想都变成言论，让人们在不同的言论中找到自己新的思想，从而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出路，从而为自己的需要找到满足，从而为自己的人性找到自由。既然这个世界是百花齐放，就不能说什么言论是毒草。你说我的言论是毒草，我也说你的言论是毒草，就算是毒草，让他们长在一起，凸显香花的芬芳也没有什么不好。就算你吃了有毒，但是，我吃了没有毒，还能吃饱，你凭什么不叫我吃？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首先要知道这种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帮助这种主义学说尽快去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到它是异端邪说，大家当然不去信它，也就不至于受它的害，从而也证明自己不是异端邪说。如果是自己都认不清楚，只是觉得和自己的主义学说不一样，就强行禁止，那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主义学说真的与情理相合，与人类的利益需要相合，与人的本性和自由相合，我们硬要禁止它，不许公然传播，那是绝对是无效的。因为它的道理仍然在人的本性之中，人的本性不灭，这种主义学说也终将不灭。假如一种主义学说真的与人的本性相背，那其实也根本不必要去禁止。因为与人的本性向背的主义学说，更应该让人们去认识清楚，大家才不去相信。如果是把它隐藏起来，反而有被人误信的危险。自由主义曾经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它还是从专制的坚硬土壤中挣扎出来，马列主义也曾经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它还是从资本的封杀中冲锋出来。有什么力量能压制那些人的本性需要的“异端邪说”呢？
　　禁止人弘扬一种主义学说的，使人在愚暗中生活，那是犯了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教人虚伪中生活，那也是犯了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种东西，你看有多少“天经地义”都在最后变成了“异端邪说”，又有多少“异端邪说”在最后变成了“天经地义”。假如一定要立个标准以正视听，也要叫人去在思想的自由中去认识，然后辩明自己的信仰。对思想的禁止在道理上讲不过去，在实际是也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肉体的消灭，虽然努力抵御思想的进攻，但就连它们本身还是被思想者所思想。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思想自由有天赋的性质，言论自由也有天赋的性质，你可以说我说的不对，你不能禁止我说。可以用言论自由来洗涤言论中的污垢，但不能借口污垢来禁止言论的自由。
　　就这世界本身的多姿多彩来说，如果只有香花没有毒草，那这世界也未必美丽可爱。就说牡丹吧，国色天香，如果到处都长着牡丹，我们看牡丹的心情也和看野草没有什么分别。何况那毒草，你说是毒草也未必就真的是毒草，说不定还是药材呢。
　　只允许一方面口诛笔伐，不允许另一方面秉笔直言，手里拿着棒子，嘴里还叫着：“你说，我叫你再说，再说就再给你一棒子”，这就是专制社会的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
　　国家对思想和言论的统治就像一个泼妇对丈夫的统治没有什么两样。丈夫正常的对别的女人的说话交往被这泼妇所禁锢，着急还还要骂街和大打出手。
　　说起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就不能不想起宗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的直接产物，而几乎所有的宗教又在自己诞生后又去直接催生新的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关于宗教的内涵，我坚持：没有经过沉思，你不会真正的了解宗教精神！沉思是建立一切宗教的基础，只有亲身体验，潜心修炼，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宗教原旨。宗教属于一种阴性的文化，对人类而言，她是和科学一样具有同等魅力的探索方式。当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数千年前的宗教结论如此惊人的相似，由此可见一斑。现在属于阳盛阴衰，所以，科学得以大力发展，宗教只能以阳中阴的方式存在着，虽然必要，但是郁郁不得志，得不到什么突破是必然的了。
　　前人已经发展了多种多样的东西供我们参考学习。因为我们在其中封闭的太久，沉迷太久，一旦打开前人的藩篱，我们的思想和言论将进入一个目眩神迷的天地。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应该是不拘一格的，实际上一个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一千种不同的理由来支持一千种不同的观点来看世界。佛说“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很多时候，人还真的就不如佛，参悟不了这种境界。
　　思想专制和言论专制只允许人们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整理故纸堆去批判死人，另一件事情和外国人争吵，然后还要标榜自己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批判和争吵本来是言论自由的精髓，却因为对象的不同而遭到如此的歪曲。歪曲的结果，使人们只能看到一些人为了一些毫无价值的理论皮毛展开批判和争吵，也许在当事人看来，这算是“学术探讨”了，实际上去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人类以往的思想已经建造了一座华丽富贵的大厦，要叫人在里面研究大厦有多少层，有多少房间，房间都有什么功能，房间之间有什么联系等等，那其实是非常枯燥的学究日子，真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过不下去的。其实，研究和探索人的本性的起伏历程，那些概念的来龙去脉真的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我们需要的是在大厦上面再盖一层，我们需要的是创造，而不是盘恒。
　　有统治社会责任的人又要申辩道，禁止“有害”的意见的流行是他们的责任，就和禁止一切反社会的行动一样。他们可以说一个人宣传反社会的思想，比之窃邻人之马，或向邻人之妻求爱，其危害要大得多。他们对于国家的幸福是要负责任的，若是他们认定某种意见是“危险”的，要妨碍现有社会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条，那么，他们就有禁止它以保护社会的责任，和禁止其他一切的危险一样。可是你认为这种意见是“危险”的，那我也会认为你的意见是“危险”的，还有人认为我们的意见都是“危险”的，为了统一对“危险”的认识，不至于使“危险”和“危险”的冲突导致社会的崩溃，那除了恢复帝制，其它的好办法也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你有新话也先不让说，得检查一下，让你说，你就说，不让你说，你就不能说，为什么？因为你还不是专制主义者，你的话一句不顶一句话。我有一句话，就要成立一百个研究所，叫大家写上一千篇宣传论证的文章，为什么？因为我是专制主义者，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现在在最文明的国家中，对于言论自由总视为当然的事、很平常的事。我们已惯于这种状态，所以当它是一种天赋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经过了许多的血战，到最近才能获得的。费了数百年之久，才能使那些最开化的人民信服发表个人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件好的事，而不是一件坏的事。人类社会大都是反对思想自由的。
　　不顾权威，不顾他人的成见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现在虽已成了固定不移的原则，但我想在古代只有很少数宁死不屈的人才能根据理性以争取这种自由。经过长久的时间，才得公认压迫思想和钳制言论是一种谬误行为，到现在，世界上也只有一部分的人已相信这个结论。
　　正因为畏惧于人民思想言论的强大力量，所以自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一把火烧书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就对人民的思想言论一直进行着严格的控制。这种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到了明清两代和文革时期被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如此，但仍然锁不住思想的萌发和言论发扬，否则也就没有后来的思想解放了。因此，极权的统治者们最害怕的是思想言论自由，所以封建统治者往往想方设法的控制思想的萌发和言论的发扬。所以留下了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成语到今天。
　　从历史上看，在政治开明的时候，真正有作为的统治者，往往鼓励臣民批评时政、针砭时弊，借以用作施政的镜鉴。春秋乱世之中的郑国执政子产，以“不毁乡校”而名垂青史；唐太宗以“导人使言”的雅量，创造了著名的贞观盛世。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腹诽”之类罪名的存在，直接造成了群臣不敢直言进谏的思想压力，导致上下悬隔的局面。以禁锢思想、控制舆论，作为治国之道，表面上似乎是铁腕统治，而实际上流露出统治者因缺乏自信而趋于自闭。
　　在我国古代专制政体之下，任何违背君主意旨的言行，都可能被处以重罪。臣子即便是出于社稷大计的考虑，对君主的过失给以善意的批评和劝谏，也有可能触怒君主，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就有“伴君如伴虎”之说。从秦朝开始出现的“诽谤”罪名，是典型的言论罪。它是维护思想专制的利器，也是冤狱丛生的渊薮。而“诽谤”之罪，特指对于君主的恶意批评，至于某一批评是善意的进谏，还是恶意的诽谤，判断全在君主的一念之间。汉初的思想家就把“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汉书·贾谊传》，看成是秦朝速亡的原因之一。为国家筹划长远大计的人，敢于对朝廷决策失误挺身进谏的人，均被裁定为“诽谤”，智者只好三缄其口，坐视国家覆亡了。
　　3
　　当人们能能够想自己所想的，说自己想说的，那已经是自由了，但还不是全部的自由，全部的自由还包括行为的自由。随心所欲地想和说，这是最基本的自由，而随心所欲地去有所行为，那才是最核心的自由。
　　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要满足人的本性的要求，想到了是不够的，只有做到了，并且做好了，人对利益的需要才能落到实处。如果只是想到了，而根本做不到，那还不如不想，因为想到了的事情做不到人反而更加痛苦，不想反而没有想了的痛苦。
　　说了不做，等于白说。思想自由是对行为自由的一种期盼，言论自由是对行为自由的一种表达。思想和言论，其目的也就是实现自由，而实现自有的最后一步，也就是人的行为。一些为了人的利益，一切为了人的价值，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一切为了人的感受，而一切要有存在的意义，就必须有人性的存在，就必须有人本身的存在。
　　可是人的本性往往是迷失在人的自身之外，要想了解人的本性怎么遗失到人的身外，可以先从驴子身上做个分析。你看拉磨的驴子，被蒙上了眼睛，自己就想着往前走，还经受着鞭策，最后挣开眼睛，发现自己还在原来被蒙上眼睛的地方。人们从自己的言行中，从自己的言行的结果中，总是找不到自己。好象自己所想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被一种外力所驱动。在外力的鞭策下，想的好象也不是为了自己了，做的好象也为了不是自己了，就算为自己所想了，最后做的结果也总和想的相反，自己没有得到所想的一切。这里，人的本性和驴子的本性一样，被强制的力量所摆弄，脱离了自己对本身的需要。
　　在人类本性迷失以后，人类需要的第二个自由，就是行为发展的自由。
　　人为什么要想这个事情？人为什么要做那个事情？不为别的，就为人的利益性，就为人的本性。认得一切言行都是为利益所服务的，如果不能为利益服务，那思想和行为都不必要。在思想和行为为利益服务的时候，也只有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行为才能更符合利益的要求，也既人性的要求。
　　行为自由是指人们依照人的本性的要求，根据自己的判断，为了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开展的各种对对自己和他人的人性发展都产生影响的活动。所谓行为自由，一句话，就是根据人的需要，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
　　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呢？
　　看人们的生命历程。从哑哑学步到幼儿园，从小学和中学到大学，从就业单位到退休回家，从病倒在床上到等待死亡，从爱情到婚姻，从生孩子到养孩子，从被大人教养到赡养老人，有那些阶段是自由的呢？这些阶段中又有那些方面是自由的呢？从生下来，就要为了以后的生活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上十几年，长大了，以为可以，摆脱学习的枯燥无味，却又要面对艰苦创业的艰辛，然后，好不容易，事业有成，或者一无所成，到了该放下肩上的担子的时候了，却又要感受死亡的逐步逼近，又要面临死亡对生命的蔑视。
　　其实，学习，我们大都是不愿意的，工作，我们也大都是不愿意的，死亡，更加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人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人们做愿意的，而当我们不愿意做的时候，从自己的灵魂上还会发出对生命存在的控诉。邻居家的孩子被父母逼着学习，孩子是边哭边读，大人是边骂边教，他们谁是愿意这样的？最后，孩子叫起来了，说：“你们为什么要生我？不要这么逼我”。这是我亲耳听见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用她的方式谈到生命，当我听到这话时，就想，以后的日子里，比着不符合她意愿的事情还要把她埋没的，不知道她是继续这么控诉，还是被生活消磨掉她的怨怼，变得对生活的无奈麻木不仁。
　　或许散步是自由的，或许游泳是自由的，可生活的全部不是你去和爱人散步，也不是和朋友游泳。生活是一点一滴地满足和不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因为需要总是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愿被自己的行为去满足，所以，生活的感觉在有些时候总是被强奸，甚至还不如强奸，强奸说不定还真的有些快感。
　　如同思想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可以选择自己想什么和不想什么行为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去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人在有些时候连思想都不是自由的，道德观念是祖辈流传的，所以是容易遭到抵触的，信仰往往是被片面地灌输的，所以是容易放弃的，就连在工作中和学习中的一些想法，也是领导和老师要求我们去想的，所以是容易忘记的。
　　人的行为和思想相比，在更多的时候，在更多的条件下，就更加不自由了。如果你想到的，你去做了，你的行为未必是自由的；如果你想到的，你做不了，你的行为就更加不自由了。人的思想如果还能剩下六十个自由，那么行为，最多有三十个自由。我想做一个好学生，我做到了，那么我是完全有行为自由的吗？不是，我只是比坏学生多了一点点行为的自由；我从普通员工好不容易混到部门经理，算是如愿以偿，那么我是有完全的行为自由的吗？不是，我只是比普通员工多了一点点行为的自由。
　　完全的行为自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在社会的重压下扭曲地发展。好比一颗小草，它要是能在阳光的沐浴下自由地生长，那它是自由生长的，要是它被园丁架起一个生长的姿态，为了供应园丁在以后的欣赏，那它的生长就不是自由的。人也是这样，不是说你能行，你在官场上溜的圆，你商场上爬的快，你就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你还经受着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只要你还不是随心所欲地生活，你就永远没有完全的行为自由。
　　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被分割成了我的和他的两个部分，人性也就随财富被分割成了为我性和为他性两个部分。在这样被分割开以后，人的为他性对别人的为我性形成了一种被动服从的关系，为他人的必要服务成了不自觉的负担和不自愿的累赘。我的劳动成果不愿意被他享受，他的劳动成果也不愿意被我享受，但社会协作的必要性强制人们必须把劳动成果和别人先进行交换，然后分享。
　　在人的本性被分割了的社会，在人的一部分本性背弃了人自我的社会，那些有钱的人，有权的人，还有那些有名望的人，他们也只是敢说比别人过的好一点，能把人生玩个生荣死哀，他们不敢说，他们做什么都是完全自由的，即使他们说了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也是不可信的。所有的暴君都不是完全自由的，所有的臣子也都不是完全自由的，伟大如毛泽东，不是自由的，渺小如我，也不是自由的。在分割了的人性面前，人对自由的追求，相比于人性的最初要求，最终的结果都把人，包括大人物和小人物，都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如果社会的发展最终不能摆脱财富私有的局面，那么人性的分裂状态就不可能得到改变，那么人性的解放最终也是一句空话，那么人性的自由发展最终也是一句空话。
　　社会主义号称解放了人，起码号称解放了大多数人，但社会主义依然会在一定条件的激发下复辟到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其实是一种国家所有制，依然是私有制的一个变种。它不是必然就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决人性分裂为为我性和为他性的问题，所以也不是必然就能解决人性解放的问题，所以也不是必然就能解决人性的自由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放人性，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给人性以自由，那么，它虽然“贵”为社会主义，也是要失败的。
　　毛泽东就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无非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不同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所有制的不同，其实就是国家所有和个人所有的不同。国家所有制相比于私人所有制，也许真的有很多好处，起码在形式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但这种所有制如果对人性的解放设置门槛，对人性的自由加以镣铐，这种所有制也必然被人性的力量所推翻。强大如苏联，起崛起之迅速，其灭亡之倏忽，多么令人瞠目结舌，其背后推动的力量就是人性对自由的要求。听现在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怎么听都是一个响亮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不能流于慷慨激昂的会议，不能做潮流涌出的泡沫，而要把它当做社会的理性基础，才能是对苏联兴亡历史的一个强烈反省。
　　4
　　人的行为可以分为经济行为和文化行为，前者是出于谋生的需要，后者是出于享受的需要。经济行为包括人们为了得到生活所需要的延续人的生命的条件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做衣服、盖房子、采矿，修路、去给人家打工，等等，这都是经济行为；文化行为包括人们为了得到生活所需要的延续人的灵魂的条件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唱歌，跳舞，锻炼身体，文学创作和欣赏、结社、集会、选举、游行、示威、等等，这都是文化行为。
　　一样的，人的行为自由也可以分为经济行为的自由和文化行为的自由。
　　自由的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自由，为了人们生活的基本前提，为了衣食住行，为了柴米油盐，为了人们肉体的成长和延续，为了人们肉体的愉悦，人们所进行的一切自由行为都叫做自由的经济行为。你谋生的过程是自由的，你就有经济行为的自由。
　　自由的文化行为就是人们在文化生活中的行为自由，为了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为了琴棋书画，为了游山玩水，为了人们灵魂的成长和延续，为了人们灵魂的愉悦，人们所进行的一切自由行为都叫做自由的文化行为。你享受的过程是自由的，你就有文化行为的自由。
　　经济行为的自由对人来说是第一位的自由，只有有了这第一位的自由，人的文化行为才有可能得到自由，这样文化行为就成了第二位的自由。好比对牛来说，吃草是第一位的自由，洗澡就是第二位的自由，如果不能先吃草，还饿着肚子，那里来的洗澡的力气啊！人也是如此，首先要吃饱喝足，首先要让肉体有愉悦的感觉，然后才能谈得上唱歌跳舞，才能谈得上灵魂的感觉。
　　当人们的经济行为缺少自由，人们的文化行为也必然缺少自由，自由的文化行为要靠自由的经济行为孕育出来，还能推动自由的经济行为。
　　人有了一定的经济行为的自由，人就会追求相应的文化行为的自由，吃饱喝足以后还能买一把琴和一壶酒，才能谈得上对酒当歌阑干拍尽。反过来，人有了一定的文化行为的自由，也可以促进人的经济行为的自由，你的琴弹地好，歌也唱的好，那你会成为一个明星，有千千万万的追星族来捧你，叫你发个大财。
　　吃饱喝足尚且不易，对酒当歌又谈何容易。
　　人的自由归根结底要追究到人的财富的积累和分配。当财富的积累还是各自积累，当财富的分配还是强制分配，人的经济行为的自由就还是文化行为的自由的目标，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享受是为了更好地谋生；当财富的积累成为自有积累，当财富的分配成为自由分配，人的文化行为的自由就成了经济行为的目标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谋生是为了更好地享受。
　　是吃饱了去玩？还是玩好了去吃？这是人类文明的分界线，人们现在还是生活在分界线的此岸而不是彼岸。人们的享受是为了更好地谋生，这样的道理就在日常也可以发现，比如人在多数的情况下，今天的休息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工作；终有一天，人们将生活在分界线的彼岸，人们的谋生将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这样的道理人类在将来才可以更多地发现，现在生活的这些人也只有极少数在生活的瞬间才偶尔发现，但也是昙花一现。
　　假如人活着只是谋生而不是享受，那就可以把人比做蚂蚁，前提还必须是设定蚂蚁一定不知道享受。佛教把蚂蚁的命看的和人的命一样宝贵，其实也隐喻着另外一个道理，就是人的命和蚂蚁的命一样轻贱。
　　中国的人文传统把世界分成了三重世界，神的世界，人的世界和鬼的世界。这三重世界的划分也必然反映了人性发展中的三重境界。当人们的人性严重分裂，为他性严重遗失的时候，人性就是地狱中“鬼”的人性；当人性一般分裂，为他性遗失的还不算太多的时候，人性就是地层上“人”的人性，当人的人性不再分裂，为他性完全和为我性融合在一起，不再遗失的时候，人性就是天堂上“神”的人性。对鬼的敬畏就是对人性中的“鬼”的敬畏，对人的接洽就是对人性中的“人”的接洽，对神的崇敬就是对人性中的“神”的崇敬。看神话故事，总羡慕那些做了神仙的人，神仙有什么值得人们去羡慕？神仙具有人所希望的人性和人性必然要求的自由，如果人有了这样的人性和自由，人就不会去羡慕神仙了，因为人已经是“神仙”了。
　　5
　　有一个国王，有一天突然觉得生活无聊极了。因为，所有这世界上最好、最精美、最豪侈的东西，他都已经拥有，却感到不快乐，不知道要何去何从。于是他想到：我应该去寻找一个老师，教导我要何去何从！
　　国王每天都会走出王宫，四处去探访，希望找到一位老师，他总是会在老师旁边观察几天，决定要不要向他学习，但是几天之后，国王总是颓丧的放弃了。
　　他理想中的老师是一个纯然快乐、内心永远保持宁静的人，遗憾的是，他所向往的老师一知道他是国王，立刻就失去了纯然的快乐和内心的平静。
　　在国王每天出城的路边，经常有一位隐士只围着一块破布坐在树下，几乎衣不蔽体，一动也不动，脸上有着深邃的微笑。
　　起先，国王并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国王拜访过大部分国中的老师之后，看到他才不免心头一惊：这个人怎么能一直保持那样的宁静，是不是可以来当我的老师。但是，国王立刻就失笑了，一个尊贵的国王怎么能没有象样的老师呢？一个庄严的国王怎么能拜坐在路边的衣衫褴褛的人为师呢？直到他拜访过所有的老师之后，看到那深不可测的微笑，大为震惊：这个人怎么能一直保持那样的宁静，一直保有那么深的微笑，是不是可以来当我的老师呢？
　　国王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便翻身下马，向那个树下的人说：“我正在寻找一个老师，你愿不愿意来当我的老师呢？”
　　那人说：“如果你愿意遵守当学生的仪礼，我做你的老师也无妨”。
　　国王非常高兴，就把白马借给老师骑乘，把老师一路载进王宫。
　　国王拥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师，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国家，百姓都很欣慰，认为这位良师一定可以教国王一些简朴之道，爱护百姓，并体会到人民的痛苦。然而国王并不这样想，他想：堂堂一个国王，怎么可以有一个像乞丐的老师？他为老师准备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宫殿里应有尽有，极尽豪侈。他又为老师准备了最华丽的衣服和最美味的食物。他尽力的奉承老师，希望很快得到宁静与快乐的秘方。
　　奇怪的是，不管国王准备了多么好的东西给老师，老师都是尽情享用，从不拒绝，但他也没有教导国王任何事情，就像从前坐在树下一样，他终日宁静，脸上流露着深邃的微笑。
　　三个月一转眼就过去了。
　　国王感觉到非常不耐烦：心想：“这个伪装有智能的家伙，和我有什么两样呢？我还要治理国事，才能抽空享用这些豪华的衣食和宫殿，他却好吃懒做，无所事事，和我有相同的享受！他哪里有什么宁静与快乐的秘方？他只是不言不语、保持微笑，街上的傻瓜不也是这样吗？”
　　国王很想把老师赶出皇宫，又担心被百姓嘲笑，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好方法：趁夜黑风高的时候把这个骗子带到边界，驱逐到外国去。
　　国王亲自带了几名卫士，把老师带往边界，一路上，那个老师还是一样的宁静，脸上带着深深的微笑。在快到边界的时候，国王终于忍不住了，他问说：“从前，你坐在树下，穿著破旧的衣服，我以为你是一个得道的圣人，圣人应该是与平常人不同的。后来，你住在王宫，和我一样过着奢华的生活。在你离开之前可不可以回答我：你和我之间有什么不同？你有什么宁静与快乐的秘方？”
　　那个人默默不语，只是微笑，继续前进。当国王和卫队通过边界的时候，国王下令卫队不可再往前走，因为那已进入别国的领土。国王的老师骑着白马再向前走了十几公尺，突然停下来，他跳下马，脱下身上的华服，对国王说：
　　“这是你的马，这是你的衣服，你带回去，我要走了。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你有一个王国，你会死守你的王国，而我没有王国，我到任何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的王国。我住在树林的时候，树林是我的王国，我住在你的皇宫，你的皇宫就是我的王国，树林或皇宫对我并没有任何差别。”
　　国王的老师说完，向前走去，隐没在树林中。
　　人的自由发展首先是人性的解放，包括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发展，包括自觉的含义，也包括自愿的含义。国王的人性是被他的王国所束缚的人性，因而是没有足够自由的人性，虽然贵为国王，但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没有充分的自由的，他的思想和行为与他的臣民一样不是自觉的和自愿的，是被王国所拖累的，所以，他找不到纯然快乐和内心宁静。而国王的这个最后一位老师，也就是那隐士，他什么也没有，却把什么都没有当做什么都有，他去的所有的地方都被他看作是自己的王国，森林可以是他的王国，王宫也是他的王国。国王不能选择自己的王国，他的王国是一个必然的王国，但这个隐士可以选择自己的王国，他的王国是自由的王国。
　　自由王国就是人性融合的王国，就是人性相互解放了的王国，就是人性自由发展的王国；必然王国就是人性分裂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性被一种外在于自己的人性力量所摆布，看起来比较无奈，近乎必然，人性在这个王国里被这种“必然”压制着发展，因而不是人性的自由发展。
　　所谓人的自由发展，它的实际意思就是谋生和享受的各个环节上，人的行为都是自由的，都是按照人的自觉和自愿来发展的，就是指人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诸方面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人来说，自由的发展就是全面的发展，当人能够自由地发展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那人的生活就是全面的。
　　自古以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直是先知先觉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留下很多重要的议论和设想，给后人提供了启发思想极为宝贵的资料。但是，以前的思想家们，由于所处时代条件的局限，其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非常朴素的，往往还是以空想和幻想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因而他们不能深入到人性和世界的联系中，不能深入到人性和人性的联系中，不能深入到人性从起点到终点发展中，不能深入到人性的分裂过程中。但是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因为缺少了无聊思辩的影响，他们只是从对世界和人的简单观察和思考中抽象世界和人生的基本道理，所以，他们的朴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很多方面比现在的理论思想还闪耀着更多的光辉，所以，现在的理论家一个一个都成了历史天空的过眼云烟，转瞬既逝，而古代的思想家因为他们的伟大思想而留名至今，并被现在的理论家一代又一代所崇敬，以参悟他们为光荣，以汗牛充栋的研究为事业了。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讲得最多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分工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产生了人们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阶级的对立，城乡的对立，性别的对立，每一个人都只是熟悉整个产生的某一部分，发展自己能力的某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方面。
　　有一天，你的心情好轻松，看见桌子上有点灰尘，拿起抹布就擦了擦，然后看见干净的桌子，就开心地笑了。因为是个自觉自愿的事情，你擦桌子的时候就是自由的，就是进入了你的自由王国。如果你天天八点钟准时上班，上班后老总给你安排的第一件事情总是擦桌子，这时，你会发现擦桌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心情。再好比做饭，偶然做一顿，你或许会积极地去操劳，别人想帮忙，还不想要呢！你还想沉浸在你的自由王国里体验呢！你太太要天天叫你做，那可你就烦了。天天去擦桌子，天天去做饭，那都不符合人性对自由的要求，都不符合人性全面发展的要求。
　　人的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应当是自由的，马克思在很多场合都明确指出这一点。人的“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是为了自身人性完善和促进社会进步而发展，即把人作为目的而发展。而且无论是作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者，都不再是作为他人致富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为了满足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不朽的共产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批判资本主义，揭示社会发展趋势时，又明确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６４９页）到１８９４年，即《共产党宣言》发表４６年之后，当《新纪元》杂志负责人要求恩格斯找一段话能够概括地表达未来社会新纪元的基本思路时，恩格斯回信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下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恩格斯所说的就是上面所引的《共产党宣言》那段话。可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内容和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自由王国”里，由于先进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的高度发展，社会成员自身素质的普遍提高，旧的分工模式将被淘汰。人们将摆脱那种终身固定于某种职业分工、使人的才能受到束缚抑制的桎梏，每个人都可以结合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作，全面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既为社会做出最佳的贡献，又使自己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新人。
　　所谓全面，主要是指人的各项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养成和提高。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的活动、关系和需要将日益丰富和复杂，对人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３０页）这里所说的“为个人本身所驾驭”是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自己的自觉自愿的自由生活。
世界的第二概念——权利（《世界论》之十）

张 辉著

　　1
　　所有人的自由加起来就是人类的自由，所有的人的自由王国在一个天下相互开放，那将是天下的自由王国。
　　人们不能生活在自己的自由王国，是因为自己的自由不够，人们不能生活在天下的自由王国，是因为天下的自由不够。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其他动物自由增加了，人的自由相对于大自然来说也是确定无疑的增加了，但是，人面对这几千年来的私有财富的积累，没有体会到自由的增加，反而感受到自由的减少。
　　人的自由怎么就减少了呢？
　　因为随着财富的交换，人性也要进行相互的交换，自由做为人性固有的要求，也随之进行了交换。人拿自己的部分人性去和别人交换，造成了人性的遗失和异化，人拿自己的部分自由去和别人交换，也一样造成了自由的遗失和异化。随着私有财富积累的加剧，人失去的人性和自由也逐步增加，这样，人对自由越发需要的时候，自由就反而越发减少了。
　　卢梭在他的著作《社会契约论》里告诉人们：“人们生而自由，但又无时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如果认为人类有几种所谓“动物性的自由”，那么，保持生命的自由，繁衍种族的自由，一定是属于这一类了。可是人类社会中又有许多限制，使好些人不能享受这种自由。这就是人有时候会感到自己不如畜生的缘由。
　　没有规矩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而能做到思想自由才是最快乐的。可是，就连思想自由也总是有范围的，如果把传统和现实以及其它一切条件造就的思想范围看成是一个圆，那么圆内的一切将是思想自由了。
　　没有人能真正的做到思想自由，因为思想自由很近似随心所欲，而它没有随心所欲的范围广，终究要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比方说：我今天考虑写一首诗，从早上起来就开始考虑，还没有构思出来这诗的语言框架和意境，电话来了，老总让我写一份叙职报告，那我还能构思诗吗？我只好去构思老总要的叙职报告去了；再比方说，你生下来，你的天性就是让你去想象自由的模样，但你还没有想象出来自由是什么模样，家庭和社会就给你灌输了牺牲自由的观念，当你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你还能想象到自由的模样吗？
　　言论自由是公民有权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可是言论自由在最文明的国度里也有了范围，言论自由的范围包括：（1）公民有以言论方式表现思想和见解的权利；（2）通过言论自由表达的内容受法律保护，不受非法干涉，既包括政治、经济方面内容，又包括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看法和见解；（3）言论自由可采取多种表达形式，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采取书面的，必要时依照法律规定，可利用广播、新闻、电视等传播媒介；（4）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法定的权利，在法定范围内，其权利的享受者不应由于某种言论而带来不利后果，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5）言论自由存在法定界限，受合理限制。其限制主要是主观上善意和客观上无害性，有害于国家或社会利益、损害他人权利或侮辱他人的各种言论均属禁止之列。
　　我们承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社会不应该限制的自由，所以要求社会不要去干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是一种误解。怀疑道德和法律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打压，怀疑传统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会受到传统的打压，怀疑宗教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会受到宗教的打压，怀疑领袖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会受到领袖的打压。原来根据天赋自由不可剥夺的概念，是不会有颠扑不破的论证的，那不过是关于社会关系的一个不可靠的学说罢了。
　　美国标榜新闻自由，宣称传媒不受政府或政党控制，但新闻自由在美国也只是相对而非绝对，完全客观公正的报道在美国很难找到。远的不说，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的“世界新闻自由”年度报告称：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在反恐斗争中向传媒施加压力，限制了新闻自由。“9·11”当天，美国当局限制记者进入世贸大楼现场，并实行了新闻检查。华盛顿在打击其头号敌人本·拉登的同时破坏了新闻自由，多次对传媒使用本·拉登的录像提出异议，表示不许给“美国的敌人”发表讲话的机会。与此同时，美国还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施加压力，指控其散布“反美情绪”，无故逮捕该台驻美记者。五角大楼还包买了伊科诺斯商用卫星拍摄的全部阿富汗作战照片，进行新闻封锁，在未得到司法准许的情况下截获嫌疑人发出和接受的各种信件。此外，联邦调查局还在互联网上安装程序，截获任何自己需要的信息。在反恐战争进行时，阿富汗电台、电视台遭轰炸，美联社和BBC记者驻地也受到影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限制新闻记者进行报道。
　　文明的历史对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都遭受了这样的迫害，行为自由所受到的局限就更不用说了。你蓬头垢面、瘦骨嶙峋，你饿的抬不起头，但豪富之家的馒头你不敢去拿，因为你看见门口的大狼狗就会害怕；你看见美女就很喜欢，但你也只能多瞟两眼就赶紧转移视线，因为人家的老公在后面跟着那；你看舞厅里灯红酒绿，你想进去吗？就你那穷酸样，怕是到不了门前，就被跑来的保安给推到一边了。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可以进去的，不是所有的衣服都可以拿来穿的，连走路都要在交通警察的注视下，小心地不要越过画在地上的界限。
　　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就是随时随地拥有满足自己欲望的自由，自由是获得幸福的基础，获得幸福是人生的目的。我们只能追求更大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常常产生冲突，但为了保证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我们需要平等、民主、博爱，我们需要法治，宪政，道德，等等。
　　在人的本性还不完整的社会里，人的自由观念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几个悖论：
　　一是，对自由的要求暗含着对平等的要求，但人顶多拥有在平等的起点上和别人一样的自由，到了终点，还有没有平等就说不上来了。自由带不来绝对的平等，平等也在必要的时候会伤害自由。你去和一个没有腿的人赛跑，在起跑线上，你们是平等的，到了终点就不平等了，如果一定要叫你到了终点还是和他平等，那你又叫嚷着说你失去了自由。
　　二是，自由的实现要求有强制的倾向。因为人性是不完整的，是相互异化的，自由也就是相互冲突的。相互冲突的自由其中一方的发展压制破坏另一方自由的发展。我是一个无产者，你是一个资本家，我要得到的自由，比如罢工的自由和缺勤的自由，就会破坏你的自由。
　　三是，自由的存在要求公平，但是财富是私有的，人性是被分割了的，实际上没有人愿意自动地保证公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人的本性还不完整的社会里，如果人们是要求无限制的自由，而不要其它的一切，那么这种自由也只能是不可思议的自由，是没有办法自由的自由。
　　解决悖论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人在必要时克制自由，还要出让自由，只能为了社会的秩序给自己保留适当的自由。这样，自由就被出让了一部分，叫做责任或义务，留下的一部分叫做权利，这样，自由只好降落为非此即彼选择，只好降落为有此无彼的选择的自由。
　　2
　　芸芸众生，花花世界，诱惑无数。
　　对于未入围城的人们，或许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甚至是滋生的源泉。亦引诱无数围城内的人们翘首期盼，或许有飘过的自由浪漫的气息，让自己重新感受一下以往的快乐单身的生活。
　　围城内，怎样才能即拥有自由又能让爱妻满意？怕是让男人最头疼的事情了。见过一些朋友，经过了甜蜜的恋情，信誓旦旦的步入围城，不出一月，最初的欣喜和甜蜜即被日复一日的重复的烦躁和枯燥所取代，于是，男人们不止一次的感叹：什么时候你能上夜班或者出趟差该多好？
　　对于自由，且看大男人们是如何界定的。是天天小酒，夜夜笙歌的洒脱；或者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随意。而女人只要静静的如同一尊佛像，喝酒的时候，要添菜斟酒；出门的时候要打点一切，最好不要问去哪里，也不要问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他要回的时候一定要去接，还要有温暖的家的灯光和饭菜，自然还有久违的香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问他和什么人一起出去，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女人，能闭嘴的时候最好别说话。不然，找到霉头只能自讨苦吃。
　　不知道一个有大男人存在的家能否称之为家，方便的话可以称之为宿舍。宿舍意味着你也可以来去自由，无需对人交代什么。宿舍意味着你可以走了就不再回来，在无处可去的时候居然又可以回来，收拾疲惫的身体和心灵。
　　而自由对于女人呢？假若哪家的媳妇不服气，也照样做单身时做的事情，和帅哥约会，和朋友小酌，你就看那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什么贤淑良德的规矩都出来了，这会子，那些大男人就不再说是自由至上的了。
　　大男人们要的自由，说开来，也不过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自由。
　　因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一种包含着悖论的自由。为了解决这个悖论，为了维护家庭制度正常运转，为了这个家庭其他成员的合理的自由，上述的大男人要的自由就要接受家庭的限制。
　　在家庭里是这样，在社会上也是这样。
　　在私有制条件下，人性是有冲突的，自由是有冲突的，即使我们承认“自由”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也绝不意味着自由就是某一个特定的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自由只能意味着“人”都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在你身上有这个“人”的影子，在我身上也有这个“人”的影子，这个“人”或许真的就是人的影子。
　　社会生活中最常出现的现象是，当一个人自由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他往往会侵犯他人的自由，使别人不能完成他想作的事。我自由地驱车从北向南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可能就妨碍了他人由东向西穿过这同一个十字路口的自由。因此，一个真正个人自由的社会必须在个人之间适当地分配自由，使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的自由，并且在这个前提下让人们享有尽可能大的自由。
　　谁都知道，个人之所以不能作到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除了一些自然的因素限制之外，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他人的限制。而社会生活中最常出现的现象是，当一个人自由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他往往会侵犯他人的自由，使别人不能完成他想作的事。当我“自由地”在一条小巷中打转转时，我可能妨碍了另一个人走路的自由。因此，如果我们把自由看成是某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只能意味着这某一个人可以以他的自由为借口任意侵犯别人的自由。但是，如果某一个人可以任意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样的社会就绝不会是个人自由的社会。而一个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自由的社会，是由这某一个人实行专制的社会。这不是自由，而是专制和奴役。
　　这样，当我们在谈论个人自由时，我们指的只能是一种“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自由。由于一个人的自由可能在社会中与别人的自由发生冲突，一个人拥有自由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接受限制，要受他人自由的限制。因此，一方面是“不要以你的自由去破坏他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就有“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要受他人自由的限制”。想不让自己的自由受他人自由限制的人，如果作不成专制君主，那就只能离开人类的社会。而如果离开了人类的社会，对自由的谈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不与别人打交道的人，是不可能被别人剥夺其自由的。
　　柏拉图在《国家》中说：“任何国家或个人，极端的自由必然会导致极端的奴役。”
　　黑格尔也曾说过：“普遍的自由，既不能产生任何肯定性事业，也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性行为；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的行动，它只是制造毁灭的狂暴。”《黑格尔全集》拉松版第２０卷第２４６页
　　自由，就其和人性的一致性来说，它本来是一个人性衍生的独立概念，但随着自由的丧失，自由只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它不仅意味着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作他想作的事，而且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自由损害了别人的自由时限制他的个人自由。但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如何在个人之间分配自由的权利”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一个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他的这种自由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受限制的。
　　对自由的分配从自由的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是对自由的玷污，但是基于人性的分裂，这种对自由的分配了又确保了自由在分裂的人性的夹缝中通行。分配自由的实质就是把人的自由分开，把人的自由中基于为我性的部分保留给自己作为自己的权利，把人的自由中基于为他性的部分出让给别人作为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由来。
　　自由就是人性，权利和义务是人性分裂的社会后果。自由本来应该象人性一样属于自己，但是人性都背叛了自己，自由也就随着人性的背叛而背叛了自己。权利通常就是说人们还能给自己做什么，义务就是说人们还能给别人做什么。所以权利和义务就是人性分裂之后人性中所包含的为我性和为他性的社会学称呼。
　　人说思想自由是人的当然的自由，但是当然不了。人们为了自己还能想一些理说一些话，就自由的完整性来说，那已经不是人在享受自己的自由了，而是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人为了自己有些事情该想而不能想，有些事情该说而不能说，那是你在尽到社会的义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有时侯不愿意想这件事，也不愿意说这件事，但是还不得不去想，不得不去说，那也是你在尽到社会的义务。
　　人说行为自由是人的当然的自由，但是当然不了。人们为了自己还能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体现了你的权利，人们不得不为别人去做一些事情，那体现了你的义务。也就是说，社会允许你想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那是给你保留的权利，社会强迫你想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那是给你规定的义务
　　在一个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在一个有社会差别的社会，在一个有社会斗争的社会，在一个有社会强权的社会，人们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自由，只有权利和义务。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人们把完全的自由理解为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样的自由就有其内在的弱点。这里我们只需指出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具有完备的知识，也没有完全的理智。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应当想到，个人可能会产生对社会、甚至对他自己都极端有害的念头。例如象“法轮功”之类的邪教或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如果容许人们把这样的念头都自由地付诸实现，社会和人类都会遭受巨大的灾难。这就是它内在固有的弱点。弥补这个弱点的办法也只有限制自由，把自由中对社会无害的部分继续放任它的自由，并把它规定为权利，把自由中对社会有害的部分进行限制，还要通过限制的手段把它改造成对社会有益无奈的言行，并把它规定为义务。
　　在西方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中，警察都会采取行动以制止个人的自杀行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一类的新闻报道。但是自杀是典型的个人自由行为，警察制止个人自杀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政府有义务强制你活着。在西方的“文明”国家中，个人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常识，以致近些年来是否允许“安乐死”成了立法上的最大难题之一。不管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辩论结果如何，这种辩论和立法本身就表明，追求个人自由的西方国家到现在还不打算允许个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样，连个人的生命也不得不在权利和义务中间等待。
　　讲到自杀行为就不能不涉及到邪教。“法轮功”之类的邪教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们以种种似是而非的迷信学说来使其信徒想入非非，最终导致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自杀行为。对这样的邪教，就是最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政府也不敢放任自流。美国政府确实曾经对“人民圣殿教”之类的邪教过于放任，以致它造成了上千人集体自杀的惨剧。但是美国政府也确实在力图监督这样的邪教组织，极力想制止它们的任何将导致伤害人命的行动。这样的监控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为美国的“大卫”教派而发生的死人惨剧。而在实际上，任何对邪教组织的监控都是以政府的强制性行为侵犯个人的自由——即侵犯个人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的自由。这样，连个人的信仰也不得不在权利和义务中间徘徊。
　　个人消费应当是一个最没有疑问的个人自由的领域。人们历来都认为，应当允许消费者有决定自己消费什么的完全的自由。但是实际上，“自由的”西方国家就是在这个领域也没有让个人完全自由——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禁止吸毒，这又是以政府的强制限制人民消费的自由。这样，连个人的消费也不得不在权利和义务中间讨价还价。
　　在私有财富的多寡发生变化的时候，在社会差别发生变化的时候，在社会斗争发生变化的时候，当社会的管理机器的管理能力发生变化的时候，人性就发生了变化，人的自由就发生了变化，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好比你的生命，原本好象完全是你自己的，但你生活在人和人中间，你的生命也和权利义务搭上了脱不尽的干系。你享受生命的时候，生命是你的权利，你不享受生命的时候，生命就成了你的义务；好比你去找一份工作，原本好象完全是你出乎你自己的需要，但你生活在人和人中间，你的工作也和权利义务搭上了脱不尽的干系。你能享受工作乐趣的时候，工作是你的权利，你不能享受工作乐趣的时候，工作就成了你的义务。
　　从小到大，想那么多问题，做那么多事情，很难分的清楚那些问题和事情是在行使我们的权利，那些事情是在尽到我们对社会的义务。小孩子去上学，天天背着书包，那么累，你说他们到底是乐意的还是不乐意的呢？你说他们是在行使权利还是在尽到义务啊？小孩子心里想的也许是好好学吧，将来找个舒服的工作，活的轻松一点，而学校和社会也许对他们的希望是好好学吧，将来给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权利和义务就是这样给一个个小孩子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那些大人们，也和小孩子一样，终生都生活在权利和义务的重负之下，权利多一些的，自由多一些，权利少一些的，自由就少一些。
　　自由的多少和财富的多少是直接关联的，当财富多的时候，自由就自然多了起来，到财富少的时候，自由就自然少了起来。在原始的公有制社会，财富是极端匮乏的，接近于“无”，但是，这种“无”因为是极端的，就走到了它的反面，成了人人的“有”，这种条件下，人的本性没有分裂，人的自由没有分裂，自由就表现为一种无限的状态。后来，文明发展了，财富突破了“无”的界限，有了剩余，但依然不足，这时，人性就要分裂，分裂成为我性和为他性，人的自由也要随之分裂，分裂成权利和义务，谁的财富多，谁的权利就多义务就少，谁的财富少，谁的权利就少义务就多。根据辩证法的原理，社会文明继续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财富的极大丰富，那时，公有制条件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个人对财富的肚霸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为不必要，那时，人性又从现在的分裂状态变成了融合状态，人的自由也融合了，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分界也就随之消失了。
　　3
　　在私有制条件主导的社会里，财富是有限的，自由也是有限的，就只好把有限的自由化解成权利和义务去适应有限财富的的发展，去适应有限的人性的维持。
　　我们的自由不够，我的自由只好止于你的自由，这就是权利对义务的让步。我的权利要对我的义务让步。我的义务也要对我的权利让步。总的自由还是那么多，我的权利多了，我的义务就少了，我的权利少了。比如，我的义务就多了。奴隶和奴隶主在一起，奴隶吃肉喝酒的权利要是多了，奴隶主的吃肉喝酒权利就少了；又好比，员工和老板在一起，员工要是发号施令的权利多了，老板发号施令的权利就少了。
　　我们的自由不够，我的自由只好止于你的自由，这就是权利对义务的转移。我的权利受之于你的义务，我的义务因你的权利而存在。总的自由还是那么多，我的义务多了，我的权利就少了，我的义务少了，我的权利就多了。比如，警察就囚犯在一起，警察的权利就来自与囚犯的义务，警察的权利多了，那他的义务也就少了。又比如，先生和太太在一起，先生的权利就来自太太的义务，太太的义务多了，太太的权利就少了。
　　张辉在《人性论》一书中说道：人性的发展有一定的条件下，人要把自己的人性向他人出让，出让的结果就是“人不是人”，“人不是人”了《那么，“人”跑那去了？原来是“人背叛了人”，“人”被别人所占有了，人们的人性互相占有，就存在一个占有不均的问题，叫做“人比人”。借着〈人性论〉一书的逻辑，人们可以发现，我还能和你比，那我和你之间就还有公正可言，如果我都不能和你比了，那我和你之间就没有什么公正可言了。好比一个乞丐和百万富翁比钱，那就没得比，没得公正，好比一个囚犯和总统比权力，那也没得比，也没得公正，好比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和一个明星比名气，那也没得比，没得公正。
　　从社会发展的大局来看，在私有制社会里，有限的财富带来了财富不均的问题，财富不均的问题又带来了人性不均的问题，自由不均的问题又带来了权利不均的问题，权利的不均就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了上等人和下等人。权利多义务少的人就是社会的上等人，权利少义务多的人就是社会的下等人。上等人依靠他拥有的财富占有下等人的劳动和生命过程，当这种占有，超出一定的范围，达到一定的极端，社会就失去了公正。
　　来自官方的大话连篇，絮絮叨叨，总是在告戒人们：你的义务和你权利是相适应的，当你尽到更大的义务时，你就会享受和行使更多的权利。其实这些话，碰对了也就算对了，在一个还有公正可言的社会，这些话就算是对的。其实，就人类的文明史来看，这些话总的来说，都几乎都是骗人上当的。
　　真正的道理在于：当你尽的义务多了，你享受的权利并不一定会多，只有当你尽到的义务多了的时候，别人尽到的义务也多了，你的权利才会增加。而这就需要社会的公正。
世界的第三概念——公正（《世界论》之十一）

张 辉著

　　1
　　承认人类生而自由。人为万物之灵，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主题，是社会制度之创造者与主人。社会之组成，本意在保护个人，关心个人，目的是要依靠相互联系来共同克服自然和自身，求得打造一个符合自然和自身要求的世界。
　　每一个人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之下，应该享有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的权利，包括宗教、信仰之、隐密、言论、出版、集会、旅行、等等。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文明的进步，为了人道概念之继续存在，对于个人、团体及国家的各种不同之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之尊重，是不可缺少的。这样的大道理听起来永远是正确的，讲起来永远是激昂的。
　　但是，穷人和富人不可能享有一样的权利。我是个保姆，你叫我尊重主人的权利，尊重主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那你算按的什么心啊？我看我就这么低着头尊重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扫了厨房刷马桶，永无出头之日，就符合你愿望了，然而，这么做不符合我的愿望啊，我也想做主人，我也想雇佣一个保姆，不行，一个不够，我想雇佣两个保姆来伺候我。
　　所以，穷人和富人就因着各自的本性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权利的争夺。主人总是号令保姆，保姆总是抵触主人。主人和保姆是这样，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就连穷国和富国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团体，也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得到更多的权利。
　　一定社会差别的存在不仅不可怕还是应该的、有益的、必要的，是私有制社会的必然必然现象，社会差别带来的各种矛盾本身也是社会运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所谓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定限度，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事物就会走向对立面。社会差别也是如此，一旦社会差别过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就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形成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稳定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石，这个基石动摇了，发展进步就必然会大受影响，成为一句空话。
　　依靠一定的强制力量，把社会差别合理限定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框架里，这就是社会公正的事情了。所谓合理限定，就是让富人继续富，但是不能叫穷人继续穷，而是叫穷人有富的希望，让穷人有富道路，而且穷人也真的能逐渐富起来，去逐渐接近富人的生活标准；所谓合理限定，就是让富人不能成为社会豪强，不能成为穷人头上悬着的剑，不能成为压迫穷人的第二政府；所谓合理限定，就是政府不能沦落为富人剥削和压迫穷人的走狗和帮凶。一个社会，要是富人继续富，那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是富人在继续富的时候成了穷人的仇敌，而不是榜样，而政府还帮着富人，那这个社会就没有把社会差别合理限定在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框架里，它就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
　　社会公正的要求，第一，允许富人的发展，同时也要带动穷人走向富裕，第二，允许强者的存在，同时要求强者帮助弱者走向健强，第三，道德和法律以及社会公共机构要为前两条的落实承担责任。
　　社会公正的缺失，第一，表现在社会穷人与富人的巨大反差，第二，表现在社会强者与弱者的巨大反差，第三，表现在道德的败坏和法律的堕落以及公共机构的失职。
　　公正就是公平和正义，公平是社会差别的合理限定，正义是社会差别合理限定以后维护这种合理性的力量。当合法的强制力量能够维护社会差别的合理限定，在社会对公正的来说，它还是合法的，当合法的强制力量不能够维护社会差别的合理限定，在社会对公正的来说，它就是非法的，要被推翻和被改造的。自古至今，成王败寇，有王有寇。王就是那些能够代表社会公正的人物，像刘邦、刘秀、李世民、等等，寇就是那些不能够代表社会公正的人物，像项羽、王莽、杨广、等等。
　　在私有制社会，财富的差别是存在的，改变不了的，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别还是存在的。人坑人和人斗人的现象也是改变不了的，面对历史规律，社会公正成了人们最后的选择。在个人生活中，在家庭生活中，在国家生活中，在全人类的生活中，人们都需要公正。
　　但是真正的社会公正不是贫富强弱一视同仁，也不是极端化的杀富济贫和锄强扶弱。因为社会差别是存在的，社会公正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偏心”，偏向贫者和弱者，真正的社会公正给富者和强者铺就一条发展的道路，使其发展，同时在这条发展的道路上给贫者和弱者更大的推力。
　　2
　　只有社会公正的存在才能有和谐社会。
　　齐桓公二年，齐国进攻弱小的鲁国。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抵抗强大的齐军？鲁庄公说：“平时有什么好吃好穿的，我不敢独占享用，分给大家。”曹刿说：“这是小恩小惠，得到好处的人只能是少数人，百姓是不会支持您的。”鲁庄公又说：“我对神灵很虔诚。”曹刿笑着说：“对神虔诚，也赢得不了百姓的支持。”鲁庄公说：“遇到百姓打官司的时候，我虽然不能一件件查清，但我尽可能处理得公正一些。”曹刿点头说：“公正得民心。只有社会公正，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
　　社会公正，是一个人性分裂了的社会能够和谐的最起码的条件。只有公正，才能赢得民心。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统治阶级总是忽略社会公正，以为只要能给百姓一点小恩小惠，就能赢得人民谅解，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统治阶级所给人民的恩惠，其实，就是从人民手中掠夺的财富。国家的财富，本来就是人民的。一个统治阶级给人民小恩小惠，也不过是拿人民的东西给人民。小恩小惠是不能赢得人民的谅解的。比如说，给农民减负，减负当然是应该的，可是也要反过来问一下，这负担是怎么加上去的呢？所以，每次看见关于减负的新闻，总是找一些农民表达感激之情，这时候，就由不了自己越看越恶心。你们平时干什么来？如果拿了别人的东西再送回来能让人感激的话，我就天天去拿人家的东西！
　　在一个社会被强度分化的社会，对于社会公正的诉求依然是人们最基本的诉求。在百姓眼里社会公正才是安居乐业的保证。可是，政权和社会上的其他势力无视民众寻求社会公正的诉求，却希望用小恩小惠来掩盖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此解决问题，显然是南辕北辙，舍本逐末。
　　如果到了那一时刻，百姓不惜倾家荡产或不惜生命来寻求社会公正，已经说明社会公正出现了严重问题。可是，当民众倾家荡产或不惜生命依然不能换来公正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基础也就建立在一个沙滩上了，社会的上层建筑恐怕是被人家登高一呼，就土崩瓦解了。因为只有起码的社会公正，才不会让民众彻底绝望。
　　中国古代的先人已经知道：生有限而知无涯。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人类只能在探索中寻求发展，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老百姓只能靠自己救自己。
　　我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以友好合作互助互利的方式，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人们向往平等自由的和平生活。追求平等自由的和平愿望，就是追求人的尊严，也就是追求社会的公正，这是诚实劳动群众人心之所向。
　　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少数奸佞才畏惧公正，因为要掠夺他人财富，要玩弄权术左右他人，暴力和欺诈是制造罪恶的渊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反复证明，邪恶以暴力和欺诈可能得逞于一时，社会底层觉醒的浪潮却不可阻挡，追求公正的人心象那滚滚洪流，要荡涤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即使至高无上的皇权，也不得不在人心向往公正的洪流面前叹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我们应该向世人告知：许许多多向往公正的人心，才是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只有努力建设公正的社会，才能创造稳定发展的太平盛世。实现公正不仅天不会塌下来，社会的公正还必定凝聚民心，成为和平与幸福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英国当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在其法官生涯中，一再阐明这样的立场：“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3
　　无序的权利竞争导致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于是产生了人们言行的标准，叫行为规则，于是产生了凌驾于权利竞争之上的说教的力量叫舆论，还有强制的力量叫政府。政府本身就出自于社会对公正的需求。政府产生于社会矛盾的基本解决方案，就是社会契约。社会契约做为稳定和调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它的权威性需要靠政府的实施来体现。
　　极端的自由和极端的不自由，其后果都是对社会公正的伤害。自由被分解成权利和义务，就意味着自由被限制起来。极端的自由其实是完全不顾义务的自由，极端的不自由是完全不顾权利的自由。这两种损害了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协调与平衡，这就需要社会公正的力量，需要政府的力量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压制这两种自由。
　　所以，自由竞争不是社会公正缺失的辩护词，对自由竞争的全盘否定也不是社会公正缺失的辩护词。不能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就有理由无所作为；也不能说为了要斩断那看不见的手，就无所不为。一个公正的政府应该做到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不应该去管的，就坚决别去管，应该去管的就责无旁贷地去管。
　　一个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却无所作为，那就脱离了社会公正。我在你的工厂里做工，你说一天只给我三个面包，我想了想，还将就着饿不死，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来给你做工。政府借口我们的工作关系是自愿形成的，对我吃不饱肚子的状况视而不见，还要保护我和你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政府面对社会不公正而放弃了自己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叫做无所作为。极端的自由主义从来就不能避免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放任每个人的无限权利必然导致“自愿”签订卖身为奴的契约，也可能导致邪教自由泛滥。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在这种事情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而现代社会的历史、特别是西方“自由的”民族的历史恰恰说明，在这里提到的那些问题上，需要的正是以社会公正的名义进行干预，特别是政府的强制干预。
　　应有所为不所为，应不所为强所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方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在胡佛政府主持下，严格推行国家不作为政策，对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产品堆积放人不管，几乎毁灭了美国；而另一面，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国家强所为的政策，推行全面的计划体制，国家对人的控制深入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精神、意念诸领域，７０年后，计划体制彻底垮台，一切“丰功伟绩”最终都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黑色幽默。
　　资本主义初期的“圈地运动”和其他血腥的原始积累方式，就是资本家政府明火执仗地放弃社会公正的一个鲜明事例。现在这种事情在“搞活国有企业”的口号下又在中国进行了重演，权势和贪欲在国有财产的土地上进行着“圈地”和原始积累。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主张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领导放任不管，放纵国有企业领导的违法违规行为。其结果是，国有企业过去以管理严格著称，我们在90年代初还经常听到“国有企业的规章制度太死，个人捞不到好处”的说法，而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成了“巨贪”丛生的地方。这样造成的经济秩序破坏最终损害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把原来属于老百姓的财富据为己有，它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终也只能变成中国老百姓的财产和收入的损失，加剧了中国现在社会的两极分化。
　　一个政府应该无所作为的时候，却有所作为，那也一样要脱离了社会公正。本来我有说话的权利，可是话筒你拿着不放，媒体被你把持，你说你的话就代表了我的根本利益，我的话代表的不是我的根本利益，只是外表的虚假利益，可笑之极啊，可笑之极；本来我应该都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可是你不让我选择，说是你让我做的工作就是我终生的选择，我想去从事另外的职业还要经过你烦琐地批准，可悲之极啊，可悲之极；本来我都有选举领导人的权利，可是你不让我参加选举，说是另外的人可以代表我去选举，可怜之极啊，可怜之极。
　　中国社会在古代就实现了读书取仕，在古代就实现了的读书权和当官权，可是发展到现在好象没有了，有多少人读书的权利被贫穷剥夺了，有多少人做观的权利被侵占了。富家子弟能读得起书，穷家孩子只好去做文盲，将来富家子弟继续大富大贵，穷家孩子只好知识的贫乏中延续贫穷的血脉。官员的后代继续做官，平民的后代那里还有平等的进取机会啊，农民做官的机会本来就近乎零了，市民做官的机会现在也寥寥无几了，老百姓基本没听说还有做官的机会了。甚至政府里缺个打字员，你会打字，打的快，打的好，也不会要你，因为我是官员的亲戚，肯定要我，你估计连消息都得不到，就更别说做梦进衙门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那？有很多人实际上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了，选票，连见都没有见过，做一个候选人，更是摸不着头绪了。还有些人，要说发言的权利吧，他好象是有的，但没有地方去说，似乎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才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舞台，平时你去那可以表达？
　　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是多么崇高啊，你看那牺牲了的烈士，死的时候都高喊主义不死的口号。到头来，自由主义曾经被人放弃，社会主义也曾经被人放弃。
　　不管你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你妨碍了社会公正，那绝对不是老百姓愿意接受的经济。不管你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你妨害了社会公正，那绝对不是老百姓念叨的主义。不管你是民主的政府还是专制的政府，你妨害了社会公正，那绝对不是老百姓喜欢的政府。公正的社会应该是贫富相安和强弱共生，而不是嫌贫爱富和恃强凌弱。公正的社会应该是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鼓励富者和强者，也不忘帮助贫者和弱者，使其有机会和有希望去做富者和强者。
　　4
　　张辉在《人性论》一书揭示过这样的道理““人不是人”是因果于“人背叛了人”，“人背叛了人”因果于“人比人”，“人比人”因果于“人坑人”“人坑人”因果于“人斗人”，“人斗人”因果于“人治人”，“人治人”因果于“人恢复为人”。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在这里面起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作用，并且始终舞蹈于人性变化发展的前台。
　　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就是“人不是人”、“人背叛了人”、“人比人”、“人坑人”、“人斗人”和“人治人”的人性变化发展过程中维护和规范这种变化发展的超社会力量。它要使人性和社会纳入一定的秩序，确定那些人怎样“人不是人”，那些人怎样“人背叛了人”，那些人怎样“人比人”那些人怎样“人坑人”，那些人怎样“人斗人”，那些人怎样“人治人”，所以说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是人性异化的产物，有必然的人类等级的属性，在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主要表现为阶级属性。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同时也是人性相互占有和相互异化以后，人和人以一定方式达成契约的结果，它维护你对我的占有和异化，也维护我对你的占有和异化，虽然这种占有是不均衡的。而这样维护的最终随着文明的进步将使“人恢复为人”。这样就有了这样的结论：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不仅是人性异化的产物，有必然的人类等级属性，但同时，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也必然是人性最终摆脱异化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这样，一个合理的政府就有了一个能够合理存在的标尺和自我目标，就是尽可能地把被异化了的人性解放出来，为人性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和谐并稳定的环境，从而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完全解放所有人的人性。
　　所以，社会公正首先是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的责任。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对的社会公正的漠视，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同时，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对社会秩序的漠视也导致社会公正的缺失。
　　不管社会的社会秩序是谁来确立的，也不管确立过程是怎样的，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永远是社会关系中是最大的富者和强者，再富有的人也没有多少机会和政府比花钱的手脚，再强悍的势力也轻易不敢向政府挑衅，决定雌雄。在社会秩序里都是起主导作用的，因而它对社会公正负有最大的责任。
　　一个社会在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管理下，少有所养，壮有所为，老有所终，人人安居乐业，人人上进有望，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公正的社会，管理这个社会的政府和公共部门就是合理的，就是应该被山呼万岁的。反过来，一个社会在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管理下，小小的孩子看着人家背着书包去读书，自己不能去，只好在学校门口游荡，还要被学校门卫当作坏孩子驱赶；健壮的青年看着人家去工作和创业，自己不能去，只好在社会上做游民，还要被警察当作危险分子盯梢；佝偻着腰的老人看着人家颐养天年，自己不能去，只好在街上挑拣人家倒掉剩饭吃，还要被城市管理人员借口影响城市的形象所禁止；有选举权的选民看人家在电视上投票却从来不知道自己选票的模样，有被选举权的选民从来不知道那些被选举的人是怎么就被选举了；有言论权的人看广播里别人可以滔滔不绝地造谣却没有地方去辩明，这样的社会能说是公正的社会？管理这个社会的政府和公共部门能说是合理的？不能。
　　5
　　御用文人分两种，一种是主动地死心塌地为主子或自己利益效命的。另一种往往也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其符合统治i阶层的言论也是他自己思考得出的，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御用文人的角色。可是御用文人不好当，其一，要有一定的学识，还要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威，其二，就其文化生涯也只能对上说两个字：“伟大”，对下说两个字：“稳定”。
　　在经济繁荣、技术进步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动荡、邪恶、危险的世界。这个世界上依然有血腥的暴力、冷酷的仇恨、蒙昧的偏执和阴险的欺骗，在某些时候和场合,善良、正义和法律依然像纸一般脆弱，独裁统治、暴力政治、种族主义、邪教、核恐怖、这一切，都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到不寒而栗。
　　那么，”伟大”就让它去继续“伟大”，稳定在那？
　　“稳定压倒一切”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每一个危机重重的王朝都会提出类似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的言论总是被既得利益者用来拖延应有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但就是还有许多人陷在稳定论的泥潭里，一见到稳定两个字马上就俯首称臣。岂不知，“稳定压倒一切”，如果必须包含着现行制度的稳定，压倒的必然是社会的弱者和贫者，压倒的必然是社会的基层群众。岂不知，一个社会如果真的到了必须用稳定去压倒一切，到处都鼓噪着御用文人关于“稳定”的疯狂叫嚣，那么这个社会内部被压抑的矛盾也就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稳定为何物？其实大多数人并非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人云亦云罢了。是圆的还是方的？是几斤几两？三角形是否算稳定？棱形状态能否属非稳定？这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个定数，没有任何标准，一切以红头文件或领导指示为准。所以稳定与否现在似乎成了一顶旅游帽，防太阳紫外线可以给戴上，见刮风下雨同样也能给戴上；更有甚者，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稳定只成了一块遮丑布或一只捂臭盖，藉此稳定，什么偷鸡摸狗、违法犯规和为非作歹的事都能随意干。然而，真正的稳定与否是不是有明确标准的。
　　应该说，只有社会公正是最大的稳定与和谐。只有坚持公正第一的原则，才是我们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保证。而社会公正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的公正。
　　公正就是公平与正义，其中必然包含“兼顾”的含义。一个公正的政府是社会公正的首要的条件。一个公正的政府能宽容对待各种人性的发展并努力使其协调，一个公正的政府能够合理认识各种权利的行使并努力使其有序。
　　和谐的社会，稳定的社会，是人人都安居乐业的社会。人人都安居乐业的社会，公民都购买着一份保险，那就是公民选择的政府。这个政府产生于公民社会，服务于公民社会，而不是产生于富者和强者的社会，因而也不是被富者和强者所把持和独霸。一个公正的政府就是社会最大的保险。
　　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或许会一部分人感到悲哀；但一个没有公民的时代，那就绝对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一种共同悲哀。总有人悲叹，说世风日下，没有英雄了，我就想问，要英雄来拯救人们吗？如果英雄来拯救了公民，还要做公民不得不仰视英雄，那和不来拯救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如果英雄来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英雄，那我们欢迎，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公民，也是英雄。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英雄产生于社会公正的缺失，而英雄因为是一部分人的英雄，它往往在后来又造就了另一种社会公正的缺失去。自古至今，有多少英雄，虽然不失为英雄，但后来还不都是要成为缺憾的英雄？英雄所倡导的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激情四射，但后来还不都要被同样的激情四射所撼动？
　　对待专政对象，毛泽东说：“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英雄总是宣称自己是正义的代表，是为绝大多数人说话的，但因为自以为是英雄，就不允许反对的力量说话，这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是导致了毛泽东时代没有言论自由的根源！你想，虽然当时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但如果大家都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再展开讨论，岂能体现出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应该包含着反对英雄的自由。可是连说都不让“乱”说，动就更加别“乱”动了，叫你扫地，你就得扫地，叫你掏粪你就得掏粪，你说你有什么技术，可以做什么工作，对不起，不行。
　　一个一个的专政，一次一次对专政的推翻，然后又一个一个的专政，人类历史往往是在这样完全否定过去的内耗中缓慢发展。民国彻底否定大清，共产党又彻底否定国民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前十七年，然后文化大革命又被彻底否定。干麻非要要一棒子打死？留点生机给它，它虽然过去了，但现在还是在它那个时候延续过来的，为什么不能有批判地接受它的精华？
　　自然界让花自由生长，也让草生长，因为花和草都遵循了自然界的公正的原则，所以它们就有理由共同繁荣。一个社会就和自然界一样，社会的公正原则，要给各种力量一个充分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要给各种人性一个最大的空间去自由发展，要给各种权利一个最多的挥舞空间。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兼容包蓄的社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
　　古人所谓“内圣外王”，就是指帝王的统治有道，对内做圣人，不去广泛地镇压，使人民归顺，对外称王不称霸，使万国来朝。历来的暴政都说自己是稳定与和谐的，但暴政压制人性，人性就必然推翻暴政，用暴政来压抑人性，从而创造稳定与和谐，那不是真正的稳定与和谐。秦始皇的暴政统治下，社会没有乱，那叫稳定与和谐吗？不叫，所以二世而亡。我们现在的一些国家也是这样，在暴政统治下，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最后不知道能维持到几世？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很早以前就说过一句十分经典的话语：历史有时候惊人地相似。
　　列宁几十年前说的这话，一直都为历史所验证。但是他绝对没有预见到，在他和几十年后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叶利钦之间竟然有惊人相似的情节。
　　列宁一生有两次流亡国外，他第二次流亡国外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初期（1907年）。在外流亡14年之久，辗转日内瓦，巴黎，伯尔尼等地。一直到1916年他从伯尔尼迁居瑞士的苏黎士，当地一个鞋匠家里寄居。
　　列宁当时的生活极为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苏黎士图书馆去读书，12点离开，12点10分准时回家，12点50分作为该图书馆第一个读者再次出现。这种生活，一直到了1917年3月15日上午九点，这天图书管理员发现这位从来都准时的读者没有出现了，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了。
　　原来这天，列宁在去图书馆的路上，遇到一个来自俄国的朋友，他告诉了一个使列宁再也不能平静的消息——俄国爆发了革命！
　　这个时候的列宁马上意识到，他必须马上回国去，必须马上！！当时高尔基在俄国的报纸上对流亡外国的国人发表了言简意赅的号召：“大家回家吧”。
　　可是作为资产阶级掌握的临时政府已经列出了禁止流亡在外的所谓的激进分子回国，列宁就是黑名单中之一。最后经过瑞士工会主席多次和德国的谈判，列宁才获准取道德国，秘密返回其离开了14年之久的祖国。1917年4月16日列宁乘坐的那列德国火车抵达了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经历回国坎坷的列宁对前来迎接他的斯大林表示了他的困惑：临时政府是否会对回国的列宁采取什么强硬措施？
　　斯大林没有正面的回答列宁的问题，但是当走下了列车，成千上万的自卫队和工人早已经在车站迎接国外归来的列宁，当列宁走下站台的时候，千百双手将列宁抬起来，把他抬到了一辆装甲车上。
　　就在那天，就在那辆装甲车上，流亡国外14年的列宁发表了他回到祖国以后，第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演讲高潮时，欢呼声不断，鼓掌声连绵，工人和列宁都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这个镜头是十分震撼人心的！
　　历史的火车驰进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时间是：1991年8月19日，也是在列宁当初的国家，列宁曾经领导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灭顶的危机。这个时候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苏联的高层领导人发动了“8·19事变”，这是挽救列宁创建的苏共和苏联的最后一次努力。
　　就在那天，他们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不在莫斯科的机会，发起“特别行动”，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代行总统职务，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乡间别墅，并派部队控制在郊区度假的叶利钦，同时派军队占领叶利钦的大本营俄罗斯议会大厦。但是，这次“特别行动”仅仅3天就宣告破产，原因也是缺乏支持。
　　派去控制叶利钦的克格勃“特别小分队”，除队长一人外，其余官兵拒不执行任务，使叶利钦轻而易举地返回莫斯科，从容布置反击。派去占领议会大厦的部队遇到了市民的阻拦，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上街头，人们在通往议会大厦的主要道路上用汽车、水泥、砖头、木桩等一切可用的东西筑起路障，阻止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前进。很多人拥在军车旁边，劝说士兵们返回军营，不要向市民开枪。大约10万市民聚集在议会大厦周围进行守卫。
　　叶利钦走出议会大厦，在广场上与部队、市民见面，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海浪般的人群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莫斯科的上空。”这一幕，几乎世界上所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莫斯科和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人们高喊着“打倒苏共”、“审判苏共”的口号。
　　这个场景与当年列宁回国的场景何其相似！当初工人和自卫队自发地前来保卫列宁，这时，“市民自发地支持叶利钦；当初列宁站在一辆装甲车上发表演讲，叶利钦站在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当初列宁的演讲引起听众的欢呼雀跃，这时，叶利钦的演说使听众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震耳欲聋，当初人们高喊着“打倒资产阶级，苏维埃万岁！”的口号，这时，市民高喊的是“打倒苏共”。
　　从上述的镜头，我们就可以深深体会中国的那句古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覆，在逆民心”，以及“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真理性。漂亮的口号人人都能制造出来，皇帝还说自己代表天意那呢，还不是一个一个被推翻？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党，不管他们是标榜是什么阶级的精华，也不管他们鼓吹代表了多少人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能尊重人们应该享有的人性、自由和权利，如果在社会公正面前没有了良心，那是一定要破产的。人们对列宁的态度是对俄国以往的社会不公正的否定，是对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的社会公正的满怀希望的欢呼；同样的，人们对叶里钦的态度是对苏联以往的社会不公正的否定，是对叶里钦领导下的俄罗斯的社会公正的满怀希望的欢呼。
　　只有人性受到应有的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它们都有自我发展的机会，在这个机会被把握的不好时，社会还能给它们新的机会，这才是和谐公正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受到一样的尊重，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来发展自己，每个人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时，社会公共部门就会走出来对他进行帮助。这个社会就是“圣人”和“王者”的社会。

世界的第四概念——秩序（《世界论》之十二）

张 辉著

　　1
　　在一个人不具有完整人性和完整自由的社会，人们不需要一个为所欲为的社会公正，也不需要一个为所不为的社会公正，人们需要的是尽可能多的为所欲为和尽可能少的为所不为。那些东西是为所欲为的那些东西是为所不为的，这不应该是由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应该是由一个党或者一个阶级说了算的，这需要公民怀着社会公正的理念确定那些人应该出让多少人性和自由，那些人可以行使那些权利和担负那些义务，这就需要按照人性的要求确定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
　　社会公正不是空话，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后果。社会秩序如果能带来社会公正，那它是合理的，社会秩序如果不能带来社会公正，那它就是不合理的。持久的社会公正必须要由合理的先进的社会秩序来持久地保证。帝王将相说皇权是合理的先进的，那无非就是说皇权下的社会制度是公正的，自由主义者说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先进的，那无非就是说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公正的，社会主义者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先进的，那也无非是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公正的。
　　中国汉朝的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又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
　　从私有制出现开始，人性的发展就不是完全自由的也不是完全不自由的，人创造了道德和法律，就是要受到道德和法律约束的。一切行为规则，它产生的本意都是为了社会的公正，但经常是在最后走到了社会公正的反面。
　　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支支充满反叛精神的义旗插上了古堡的城头，然而，正如梁山水泊忠义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开始飘扬，忠义堂内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级森严一样，起义军城头的黄旗刚刚插定，城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早已布置完毕。金字塔的等级体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丝毫没有损伤。
　　农民起义往往是一个旧王朝的终结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王朝的起始点。农民起义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他们自身所无法突破的体制，即在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这一牢不可破的体制中，作为小农经济的经营者与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们无法认识到专制政治正是其苦难的根源，更无法突破这一体制。农民起义是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模式中，利益受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的始终是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下等人，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一场可歌可泣的故事，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有元曲悲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老百姓之苦，苦于体制而非苦于王朝。而同时，农民起义的目的，便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维护那样的制度。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心理，使农民军一夺得政权，立即因习前朝体制。
　　看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你就可以发现，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不止是农民的局限性，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论打出多么漂亮的旗号，许下多么动听的诺言，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农民起义便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
　　从社会失去公正，到起义带来新的短促的公正，然后再失去公正。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便在这样一个循环中徘徊。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它虽迫使新生政治势力对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做出部分调整，但不久以后体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难也便再一次进入循环。
　　明君忠臣来了，社会秩序让大家享有一时半刻的公正，昏君奸相来了，社会秩序又叫大家忍受一年半载的不公正。有明君忠臣，也有昏君奸相，有应时的英雄，也有盗世的奸雄，这些人在历史的舞台上，你唱罢，我登场，走马换灯，上演了一出出丑剧和绝唱。社会秩序在这些人的鼓惑下，一会顺应民意算是多了点公正，一会悖逆民心又少了点公正。
　　2
　　在以往的历史中，人类每一次的悲壮和辉煌，都是有人们怀着崇高的理想，浴血奋斗，最后，好不容易目的达到了，新的制度确立了或者旧的秩序恢复了，以为就有了持久的社会公正。欢欣鼓舞一番，举杯相庆一番，但不久，就发现，烈士鲜血换来的社会公正又没有了。人们总不能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里享有社会公正，问题出在那？
　　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专制。
　　以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做皇帝确定一套社会秩序，行，有社会公正，就传给你儿子，不行，没有社会公正，就让我来做，然后我又重复你的那个兴亡过程。后来是一个阶级一个党，这个党确定一套社会秩序，行，有社会公正，就交给党的下一代，不行，没有社会公正，就让别的党来替代，如此往复。社会秩序由你来确立，你能保证对我是公正的？你号称是代表上天的皇帝也不能保证它对我是公正的，你号称是代表多少人的根本利益的政党也不能保证它对我是公正的。
　　帝王的故事天天在听，也天天在讲，这里就不用说了，就看近代史上各个阶级和政党的交互替代和惨烈斗争。资本主义初期的各主要政党号称是代表所有人的政党，其实是资产阶级政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替资产阶级说话，给资产阶级做枪使，夺取政权以后，限制无产阶级的权利，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无产阶级的阶级反抗。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政党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制订了一套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但是这套社会秩序把无产阶级陷进赤贫化的黑坑，毫无社会公正而言。所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反抗也风起云涌，阶级斗争和其它等级斗争此起彼落，先后出现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以及其它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领导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后成立，就是这种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
　　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开始了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报复，财产没收，权利限制，甚至肉体消灭，还美其名曰：“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只好用国家所有制全面限制私有财产的扩张，一切关于私有财产发展的言行势必成为非法；这样，临时被解放了的人性在兴高采烈的欢庆以后，面对自己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反而比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更大的异化，从前是异化给资产阶级，现在异化给政府，这样自由也受到更大的伤害，从资产阶级的笼子里跳出时的喜悦还没有结束，又钻进了国家主义的笼子；这样权利也受到更大的限制，生老病死，全部过程都由政府来承包，上学就业退休通通按照政府的安排来做，人们的一切言行都没有了过多的选择。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既是强大如苏联，也一个一个被它的公民抛弃，剩下为数不多的，也是依照市场全球化的要求在逐渐把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进行改良。
　　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还有毛泽东讲的人民民主，你说是民主，也只是一部分人的民主，哪怕这部分人是社会的大部分人。这一部分人的民主就好比，一个大家庭里面，头发长的人有能力，就坐到一起商量家庭大事，头发短的人就老老实实等在一边听候命令，然后头发长的人出来说：我们的家庭是民主的，现在民主的结果是这样是那样的，今后大家都不许这样也不许那样。这样的民主就这样号称民主，你觉得非常可笑，那你仔细一想，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还有毛泽东讲的人民民主都和这一样可笑。
　　而且，进一步来说，有一些头发长的人头发变短了，另有一些头发短的人头发变长了，那么谁从民主里面退出来，谁从民主外面挤进去，就成了大问题。到底是那些人有民主的权利？开始的时候还能说的清楚，最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就说不清楚了，民主成了最小的一部分人的民主。
　　如果仅仅资产阶级有当家做主的权利，那么那些人属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范围怎么确定，就成了问题，最后就容易成了资产阶级里面的头面人物说了算，资产阶级内部的这一点可怜的民主就容易越收拢越紧，就容易滑向独裁专制；如果仅仅无产阶级有当家做主的权利，那么那些人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范围怎么确定，就成了问题，最后就容易成了无产阶级里面的头面人物说了算，无产阶级内部的这一点可怜的民主就容易越收拢越紧，就容易滑向独裁专制；毛泽东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人民民主”的概念，把“人民”两个字的含义特定化，如果仅仅人民有当家做主的权利，那么那些人属于人民，那些人属于人民的敌人，就成了问题，最后就容易成了“人民”里面的头面人物说了算，“人民”内部的这一点可怜的民主就容易越收拢越紧，就容易滑向独裁专制。
　　这样一说，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和人民民主都会来攻击我，他们会说：“我们的民主经过革命的洗礼和初期的挫折，现在已经成了全民的民主，你看，我们不是只叫一个阶级选举，是大家都在选举”。大凡民主，都是这样说的，所以说，以往的所谓民主都是虚伪的。如果是大家都参加选举，那么资本家国家和工人国家就一样了，难道说这个党主政的国家里选举的结果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个党主政的国家里选举的结果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欺骗性就在这里，拉着你来选举，在我规定的框架里选举，然后叫你说，我做的是你同意的。毛泽东的人民民主就极力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来参加选举，然后对他们进行剥夺，好象是他们自己完全赞同对自己进行剥夺一样。
　　民主作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权利的突出表现，选举不是关键，选举只是民主的部分含义，民主的关键的是每个人能够确定自己的道路，每个人能够确定自己人性的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选择社会的发展道路。这个社会的秩序没有一点公正可言，我一点也不喜欢，我对这个社会秩序不能批评，也不能改变，完全是无能为力，你给我一个选举权，叫我去选举一个人去维护这个我一点也不喜欢的社会秩序，这选举的权利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好比疯人院里给疯子一个选举的权利，叫他选举疯人院院长，那他感觉不到他有民主权利。
　　一个公民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你给他民主，民主能给他什么？民主最主要的含义应该是自主，就是公民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首先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其次自主选择社会的道路。之所以说，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一部分人的民主，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被别人纂在手里，就谈不上自主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也谈不上自主选择社会道路的权利。
　　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对此，列宁和毛泽东都有充分的认识，其中还是毛泽东说的比较到位：人民民主就是人民专政。
　　人们总不能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里享有社会公正，问题出在那？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主是部分人的民主，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专制。
　　社会秩序由谁来确定的问题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当秩序是由一个人或者一些人来确定，今天这个人或这些人确定的秩序是这样的，明天这个人或这些人确定的秩序是那样的，这样就不可能保证确定的秩序是合理的，也不能保证如此被确定的秩序是能够带来社会公正的。
　　3
　　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都应该放弃，人类如果必须追求民主，那就要追求公民的民主。
　　公民的民主，让每一个公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然后再平等地共同选择社会的道路，确定社会的秩序，达到社会的公正。
　　只有公民的民主确定的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社会秩序，一切圣人、皇帝、独裁者、政党、阶级和政府自己确定的社会秩序强加于社会，虽然它也许是有好处的，但绝对不是合理的。
　　合理的社会秩序是由公民的民主确定的，因而是能够照顾全体公民的人性发展的，因而是能够随着全体公民的人性发展而修正自己的。这就是合理的社会秩序合理的原因所在。
　　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是由这个人或这些人的民主确定的，因而通常是不能照顾全体公民的人性发展的，因而通常是不能随着全体公民的人性发展而修正自己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偶尔照顾到全体公民的人性发展，只是因为在这偶尔的时刻全体公民的人性发展和这个人或这些人的人性发展有了一致相应的地方，当全体公民的人性发展和这个人或这些人的人性发展有了不一致不相应的地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只会随着这个人或这些人人性发展来修正自己，而不会随着全体公民人性发展来修正自己。这就是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不合理的原因所在。
　　你确定了我们两个人的社会秩序，你认为是合理的，我也感觉是合理的。当我的人性发生了变化，我的利益性发生了变化，变的和你有了交错的地方，你确定的社会秩序我就感觉到了不合理，而你还要按照你的人性、按照你的利益性来确定社会秩序，那就没有社会公正可言了。在你和我之间要有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必须要由你我两个人充分表达意愿，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性，然后再确定我们两个人的社会秩序，并且随着我们两个人的利益性的变化不断修正这个社会秩序，使我们两个人都走向人性发展的高点。合理的社会秩序其合理的表现有持久性，能够与时俱进；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其“合理”的表现没有持久性，不能够与时俱进，这就是合理的社会秩序和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区别。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成立了苏联，建立了一套“合理”的社会秩序，受到苏联公民的热烈欢迎，几十年以后，苏联公民需要的社会秩序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秩序了，但是苏联共产党还是把那一套社会秩序强加在苏联公民的头上，而苏联公民对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无能为力，就只好象当初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一样，热烈欢迎苏联共产党的敌人去了。
　　民国时期，蒋介石搞军政，训政和宪政。军政就是用军事高压确立社会秩序，训政就是道德观念的灌输确立社会秩序，宪政就是用法律条款的约束确立社会秩序。但是，军政，训政和宪政所确立的社会秩序从来不顾及左派的利益，最后只好被左派所推翻，把政权对左派拱手相交。
　　合理的社会秩序承认人和人的不同，但能照顾到不同的人和人的利益以及价值取向，合理的社会秩序承认人和人的不同，但能尊重不同的人和人对自己道路的选择，合理的社会秩序承认人和人的不同，但能给予不同的人和人一样的选择社会道路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合理的社会秩序里，上等人和下等人有一样的自主权利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民主权利，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生活可以不一样，但就自主权利和民主权利来说，上等人不会比下等人多哪怕一点点。
　　由此延伸，合理的社会秩序承认人和团体、组织，党派、等级、政府的不同，但能照顾到个人和团体、组织，党派、等级、政府之间不同的利益以及价值取向，但能尊重个人和团体、组织，党派、等级、政府对自己道路的不同的选择，但能给予个人和团体、组织，党派、等级、政府一样的选择社会道路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合理的社会秩序里，个人和团体、组织，党派、等级、政府有一样自主权利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民主权利，团体、组织，党派、等级和政府与个人相比，在社会秩序里发挥的作用可以不一样，但就权利的平等性来说，团体、组织，党派、等级和政府不会比个人多哪怕一点点。
　　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一旦被公民的民主确立，面对这个社会秩序，任何一个公民都没有特权，不仅如此，任何一个团体、组织，党派、等级，甚至政府都没有特权。个人，团体、组织，党派、等级、政府，它们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里面被这个社会秩序赋予不同的职能，但是在确立社会秩序时都应该有一样的权利。封建社会里有一句话流传至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到了公民社会里，要加上一句：“王子立法，与庶民同权”。
　　小时侯，读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就佩服他们，总是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诫他们不要有特权思想，要和老百姓一样地学习，工作和生活，还告诫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能永保革命江山不变颜色。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包括革命江山变了颜色的事情，就发现，个人的品质，甚至党派和政府的品质都不是江山不变颜色的保证。江山要想不变颜色，只有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建立一个以社会公正为特征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领袖，党，政府和每一个公民在确立社会秩序时候是平等的，在接受社会秩序的规范时，也是平等的。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里，一个领袖，即使真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个党即使真的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一个政府即使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也不应该确立社会秩序的时候享有特殊的权利，也不应该在接受社会秩序的规范的时候成为特殊的一员。连古代的圣明皇帝都知道把自己的合法性纳入社会秩序之内，领袖，政党和政府也要把自己的合法性纳入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之内。
　　你不让民众组织党派，那你这个党派的合法性就要被受到民众的质疑，你不让民众说话，那你说的话就要被民众质疑。你说你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那也不是你必须领导大家的理由。周朝的最后一个天子是周郝王，他还可以说他的历史地位是周朝八百年历史形成的，还不是要土崩瓦解。大秦帝国的亡国之君也可以说他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还不是要灰飞湮灭。大秦帝国如果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并维护改良至今，那大秦帝国也平稳延续至今，完成始皇帝的千秋大业，还不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幸事？
　　你看有那么多政党在上台前是叫喊“民主”口号的急先锋，上了台以后，他们先住嘴，然后叫大家都住嘴。许多政客未掌握政权时，都口株笔伐地高呼要打倒腐败，一但掌握了权力，更是变本加历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腐败。就象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对着黄培炎等一批书生天花乱坠地大谈民主，可是取得政权以后，民主成了人民民主，成了一部分人的民主，这部分人究竟是谁，谁也不知道，你今天还是“人民”的一分子，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民主必须是公民的民主，不是什么人民民主，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什么无产阶级民主。
　　只有公民的民主才有合理的社会秩序，才有公民社会的社会公正。
　　4
　　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赋予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管理社会的职能和权利，但是，同时也赋予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更大的责任。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负有首要的责任，所以，在社会不公正的时候，首先被声讨的就是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
　　而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要担负起责任，首先要让公民按照社会公正的原则确定合理的社会秩序，按照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制订行为规则，包括法律和道德；其次要按照社会公正的原则使合理的社会秩序正常运转，使政府的自身言行符合行为规则的要求，也使社会的言行符合行为规则的要求。
　　这就是说，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下，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而他们的责任必须得到加强。
　　2000年前的孟夫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公民是最重要的，江山都算不了什么，君王更算不了什么。到了唐朝，唐太宗的说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皇帝和朝廷是一条船，老百姓是江中的水，皇帝和朝廷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去做。看看，就连过去的那些圣人和帝王都知道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算不了什么，要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利。
　　早在在1945年的延安，毛泽东曾经对黄培炎非常自信地宣称：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于国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在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圣人、皇帝和伟人说的都不错，但是他们都不能理解，真正的民主是公民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每个人能够确定自己的道路，每个人能够确定自己人性的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选择社会的发展道路，真正的民主是个人第一，个人、团体、组织、党派、等级和政府的利益都不能超越个人的利益，真正的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对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的权利的限制和责任的强化。
　　真正的民主带来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中，公民是第一位的，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是第二位的。在这两者之间，真正的民主要求政府的权利要尽量削弱，政府的责任要尽量强化，而对公民，真正的民主要求公民的权利要尽量强化，而公民的责任要尽量削弱。在真正的民主带来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中，政府无权独立制订社会秩序，如果确有必要，要要经过公民的授权，而在社会秩序面前，政府只是一个遵守者和守护者，没有别的特权。
　　公民，作为人，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一切预求秉乎人的本性，一切后于人产生的东西：国家、规章、形器、宗教和秩序均在你本性之下。国家，作为人造之身份，生于人、成于人并毁于人，它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的利益性；它之所以运转，顺应人的利益性；它之所以消亡，忤逆人人的利益性。公民的自由止于国家的不自由，公民的权利之所至，国家的义务之所至。公民的权利建立在国家的义务之上，没有国家义务保障的公民权利必然是虚假的权利。个人先于国家，人的自由之所起，国家的不自由之所生。
　　汽车是一种人造机器，如果让汽车来自由使唤人，那么造车人与驾车人的末日就到了，有见过汽车不听使唤自动出轨而给人带来好处的吗？没有。国家与汽车完全一样，也是一种人造机器，人们之所以建立国家，是为了让国家听人的使唤，为人的需求服务。有见过不听人的使唤却反过来教育人、使唤人、改造人的国家，最终给人带来福利的吗？同样没有。公民先于国家，天生的人先于人造的机器，国家，无论如何伟大，都只是一种人造机器。机器使唤人，无论是汽车还是国家，无论如何设想，都只能等于人的灾难。
　　所以一个有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国家里，一切行为规则，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首先要约束国家的权利。在进的文明里，以制度和秩序取胜的国家，美国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榜样，尽管它也有一万个可以遭人非议之处。美国力量其来源独特，那就是美国人的制度创新能力。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曾经将社会发展的路径分成三种类型，每后一种类型都比前一种高级。一是资源投入型，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目前走的就是这一条路；二是技术创新型，日本的发展可以看作典范；三是制度创新型，这方面的冠军非美国莫属。整个美国历史就是一部制度创新史，立法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标准化生产制度、现代企业制度、金融制度、管理模式等大多起源于美国，或者改良于美国。美国活力的根本就是其制度创新能力。
　　美国宪法的精义主要体现在美国宪法的具体条文之中。美国宪法条文和中国的宪法条文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１、条文简约，童叟皆知。美国宪法只有７条，加权利法案１０条，只有１７条，从１７８７年到现在，历时１１８年，只有１７次修改，每次修改只增加１条修正案；任何人，只要有心，均可熟练到倒背如流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５６年，共颁布了５个不同的宪法版本，平均１１年１个宪法版本，１９８２年宪法有１３８条，外加一个１９５６字的序言，共修改４次，每一届人大均进行修宪。
　　２、用得最多的词语是“不得”。美国宪法条文共有８０个“不得”，其中７条宪法有４４个“不得”，２７条修正案有３６个“不得”。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８２年宪法只有１９个“不得”。
　　３、用得次多的词是“应当”，美国宪法条文共有６３个“应当”。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８２年宪法只有１７个“应当”。
　　４、美国宪法中的“不得”与“应当”平均到每条有２０.５个之多，所有这些“不得”与“应当”均指向“国家”，包括“国家、国家机构、国家法律、国家工作人员”，即：上层对下层负责，国家不得（或者应当）对民众如何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８２年宪法３６个“不得、应当”，无一个指向“国家”，只有０.３３个指向“国家机关”，即宪法第三十六条：“……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其余３５.６７个“不得、应当”均指向“地方、组织、团体、公民、个人”。
　　显然，美国宪法的上述特点不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由与宪政的精义：“你的自由止于国家的不自由”，也完全符合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原理：公民的权利是第一位的，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的权利是第二位的。
　　前人已经说得很清楚：“法治，对国家来说，就是法无规定皆禁止；对个人来说，就是法无规定皆自由”。因此，宪法与其说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还不如说是人的权利的根本大法，或者更加清楚一点，不如说是防止国家使唤人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由人天然保留，国家有维护其不受侵害的义务；宪法已经规定的事情，国家必须执行，并且不得不执行。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国家都没有任何自由。
　　但是，如果不是从真正的民主中得来合理的社会秩序，而是在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高于公民的条件下得来社会秩序，那法治就成了“对国家来说，法无规定皆自由，对公民来说，法无规定皆禁止”，这样法治的结局完全背离了公民社会，背离了社会公正。
　　就好比小孩子拿了个玩具，如果是他自己做的玩具，如果是他借来的玩具，他玩完了以后随手向垃圾堆里一丢，如果是他别的小朋友那借来的玩具，玩完了以后，他就必须给别的小朋友还回去，他就必须对别的小朋友负责。如果一个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权利是自己攫取的，这个权利可以给公民社会确定社会秩序，还可以随时修改，也可以随时放弃，那么政府就不可能认真去遵守和守护给首先是给公民制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的权利是公民社会赋予的，他们就必须认真对待公民社会的社会秩序，因为这首先也是给政府和社会的公共部门制订的社会秩序，政府必须通过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守护把公民社会赋予自己的权利转化成责任再还给公民社会。
　　5
　　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赋予政府一定的权利和责任，也赋予其他的社会公共部门一定的权利和责任，在这其中，政府和其他的社会公共部门一样，都是公民社会人格化的产物，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工会、学会、协会、媒体、在野党和执政党，等等，都是公民社会人格化的产物，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真正的民主是公民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每个人能够确定自己的道路，每个人能够确定自己人性的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选择社会的发展道路。工会、学会、协会、媒体、在野党和执政党，等等，因为是有独立人格的，所以他们在合理的社会秩序里也能够确定自己的道路，同时也有独立的权利参与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
　　真正的民主是公民第一，个人、团体、组织、党派、等级和政府的利益都不能超越公民的利益。工会、学会、协会、媒体、在野党和执政党，等等，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也不能超越公民的利益，都必须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中独立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为公民社会服务。
　　真正的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对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的权利的限制和责任的强化。工会、学会、协会、媒体、在野党和执政党，等等，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也必须在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下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尽到自己的责任。
　　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是让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由带领人在里面前进的，不是以什么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也不是以什么主义来作为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工会、学会、协会、媒体、在野党和执政党，等等，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是为人的本性和自由而服务的，所以，它们也只要在公民社会的社会秩序里为公民社会的需要而服务就可以了。
　　政府对公民负起责任，工会、学会、协会、媒体、在野党和执政党，等等，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也对公民负起责任就可以了。不要大家问你们做了什么，你们马上就回答说，你们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这个，也做了那个，你们应该回答说，你们在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下，依照自己的职责和章程，为公民社会做了这个，也做了那个。
　　工会，你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依照社会秩序对你的要求，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需要对什么党和什么主义负责。
　　学会，你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依照社会秩序对你的要求，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需要对什么党和什么主义负责。
　　协会，你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依照社会秩序对你的要求，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需要对什么党和什么主义负责。
　　媒体，你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依照社会秩序对你的要求，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需要对什么党和什么主义负责。
　　在野党，你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共部门，依照社会秩序对你的要求，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需要对什么党和什么主义负责。
　　在一个有合理社会秩序的公民社会里，工会、学会、协会、媒体、在野党和执政党是需要这样的独立人格，议会、法院、检察院和其它社会的公共部门都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独立的人格的。如果社会公共部门一定要对什么党和主义负责，那就干脆并入那个党，遵守那个主义，做那个党的一个职能部门就行了，何必还要假装独立，出来招摇撞骗。
　　当一个党和一个政府，以及其他的社会公共部门都能够在真正的民主中和公民一起构建一个公民社会，那么，这个党和这个政府不用宣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因为它们组织构成来自于公民社会，也只能和其他公民一样为公民社会服务；那么这个党和政府也不用说自己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为它们自然产生于公民社会的根本利益，也只能是和其他公民一样公民社会的根本利益的代言人；那么这个党和这个政府就不用总想办法到处参观来保持先进性，因为它们行动必须接受公民社会的社会秩序的规范，也只能和其他公民一样做公民社会中具有先进性的模范。
　　一个政党，不可以宣布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也不必要宣布自己是社会的仆人，它如果能在公民社会里确定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公民的位置就可以了。一方面宣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一方面宣称自己代表公仆，仆人总是代表主人根本就很荒唐。曾有人问我；“世界上最先进生产力在哪个国家？我当时随口答到：美国。那人紧接着说：那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当我回答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回答完毕，我哈哈大笑。1989年，苏共失去政权后，媒体曾作过一个'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普通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干部自身利益的占85％。
　　当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团体和机构，每一个党派，每一个政府的部门面对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都能够在这个秩序里占有一个社会主人的位置，都能够被这个秩序所制约，那么，一个诚信的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和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也就构成了。

世界的第五概念———道路（《世界论》之完结篇）


　　1
　　只要不是狂妄自大以至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面对茫然无际的宇宙和不可确知的未来，人们时常茫然无措——人类是深可悲悯的一族。如果确实存在无所不知的人，人类也许可以立即获得永久的解放。我们只要听命于他——因为他无所不知，他就会带领我们游向幸福的黄金彼岸。声称无所不知的人，声称掌握世界和人类发展最终规律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人类鲜血淋漓的发展史一再证明，他们是骗子。当一个社会出现重大利益冲突时，无论经济学家无何测算，无论哲学家们如何导引，人们都不能确切地知道，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可以为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假如真的是上帝造就人类，那么人类也永远不可能掌握上帝的秘密。但是，人类不是上帝造的，上帝不知道人类的道路，人类自己知道。人类之所以迷失自己的道路，是因为声称无所不知的的领袖太多。
　　道路之争，是一个了不得之争。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确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自古至今的政治斗争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唇来舌往并刀来枪往。
　　在人斗人的等级斗争中，阶级斗争历来是历史运动的巨大杠杆，而阶级斗争也是阶级在选择社会道路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不仅如此，一个阶级内部也有等级斗争，一个阶级内部的等级斗争也是不同等级在选择社会道路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不仅如此，一个政党内部也有等级斗争，一个政党内部的等级斗争也是不同等级在选择社会道路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不仅如此，一个政党的领袖之间也有等级斗争，一个政党的领袖之间的等级斗争也是不同等级在选择社会道路和社会秩序的斗争。
　　总之，一切政治斗争的核心都是路线斗争。
　　所以，历史上的皇朝更迭，人们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不能只看里面的爱情故事，不能只看里面的侠肝义胆，也不能只看里面的忠奸变幻，要看到里面有对道路问题的深刻分歧，要看到里面对旧的制度和秩序的不同态度，也要看到里面对新的制度和秩序的不同认识。从中国历史看，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大战，但是太久远，人们熟悉的秦亡汉兴的斗争，刘邦项羽的斗争，《三国演义》里三国的斗争，五胡乱华的斗争，隋灭唐起的斗争，一直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这无非都是路线斗争，要就是否定某种制度和秩序的斗争，要不就是肯定某种制度和秩序的斗争。
　　所以，中国共产党内部才有所谓的十一次路线斗争。外界谈起这些斗争都是不屑一顾，总结为卑鄙龌龊，内部谈起这些斗争都是正义凛然，总结为光明正大。其实，就每一次路线斗争以后的制度和秩序的合法性来说，每一次路线斗争都是必不可少的和不得不可的，反过来，如果就其实，就每一次路线斗争以后的制度和秩序的非法性来说，每一次路线斗争都是莫名其妙的和离奇荒诞的。你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你们都是最终要搞一个共产主义，都为了主义连死都不怕，却斗什么劲头啊，但是不斗争，路线出不来，不知道从那个道路走，就只好斗，斗赢了，带着全党走，走进了死胡同，再被别人斗。
　　所以，政治家，不管政治斗争的手段多么阴暗无耻，或者多么光明磊落，不管政治家的温文尔雅，品格高尚，还是专横暴戾，品格低下，目的只有一个，路线。县官要当州官，宰相要当皇帝，将军要当元帅，市长要当书记，总理要当总统，副主席要当主席，这一切政治家的政治斗争中，都一定是对更高的权力攫取，但是，没有路线问题，没有制度和秩序问题，更高的权力争夺将无从发端。简单地把政治家的斗争归结到争取更大的权力，那就把政治斗争庸俗化了。政治斗争里面政治家的动机不一定是他们所宣扬的那么高尚，也不一定是他们失败以后胜利者所污蔑的那么无耻。好比在中共内部，毛泽东搞掉刘少奇的斗争，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毛泽东怕刘少奇夺走共产党主席的位子，而要看到两个人对他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不同选择。
　　老百姓看英雄闹剧，总结一句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你要是败了，你的路线也不对了，你的行为也不检点了，你的话语也没有水平了，连你教育儿子的方法也不对了，连你吃饭睡觉都没有一样好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立刻会成了资本家的走狗，一个民族主义者转眼之间就成了卖国贼。比如说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一切溢美之词都可以加到他身上，还嫌不够，一旦死了，另一种力量马上就把斯大林的全部历史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革命活动、他的思想政治观点、与他有关的大小事件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和亲戚朋友等等，全部被重新翻腾了一遍。对他的心理和行为动机进行了种种扭曲性的揣测，把他说成一个权力欲强、好妒忌、爱报复的人，甚至称他为偏执狂和迫害狂。照某些人的说法，苏联过去的一切挫折和失误都是他造成的，而一切成绩和进步则是违背他的意志取得的。斯大林被看作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灾星，“独裁者”、“暴君”、“阴谋家”、“杀人犯”等等成为称呼他的常用词。总而言之，他完全被妖魔化了。
　　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恰恰是最敏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在公民社会之前的社会里，是不许乱说乱动的，给你天大的权利也不包括这个权利。你要是乱说乱动，资产阶级专政下，封你个危害自由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封你个反革命罪。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国是不能动摇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随便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自由的，离开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没有希望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是不能讨论变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是不能讨论变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不能讨论变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讨论变动的。规定这么多不能讨论变动的东西，这样的国度只适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生活，而且是只适合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分子在其中生活。
　　美国没有四项基本原则，我看美国人过的不错，日本没有四项基本原则，我看日本人过的也不错。地球上贫穷落后的国家还很多，我看也并不是没有四项基本原则才贫穷落后，其中一些连饭也吃不饱的国家甚至还有变相的五项基本原则和六项基本原则。
　　对道路的选择，对制度和秩序的选择，应该是公民社会公民的首要的政治权利，不要借口群众是落后的，还要看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有辩明是非的能力的。如果群众没有辩明是非的能力，随便什么党宣称自己是群众利益的化身，都是可以遭到怀疑的。群众不会面对一条通天大道，转过身子去跳向万丈深渊，人的天性是叫人逃离万丈深渊走向通天大道的。
　　道路、制度和秩序不是万能的，但是，先进的的文化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可能生根发芽，先进的生产力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能释放，广大群众的利益也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能得到保证。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不管你再多代表多少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毛，而制度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要代表公民社会的根本利益，要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要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发展的方向，只有确立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公民社会的社会制度。不是什么口号，而也只有公民社会的社会制度才能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发展的方向，才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才能代表公民社会的根本利益，然后才有什么先进性可以保持。
　　2
　　说起万恶的旧社会，需要好多“万恶”的词汇来描述，从小就接受的是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什么三座大山呀，什么阶级仇民族恨呀，什么背井离乡呀，什么妻离子散呀。回忆了一会感觉词汇不丰富，就在互联网上输入了“混乱的社会秩序”，进行了一下搜索，结果还真的搜索了不少关于“混乱的社会秩序”的文章帖子，可是没有一条是关于已经过去了的旧社会的，倒全是关于现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新社会的。关于美国的有，关于俄国的有，关于伊拉克的有，关于中国的也更多。严肃的分析文章和帖子不多，“用心良苦”的民谣和顺口溜还真是不少，有些比社会学家总结的还要精彩。
　　其中不知道谁编了一串荒诞时世的顺口溜：
　　这年头，警察脾气特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越看越像流氓；流氓啥事都管，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越看越像警察。你能分得清，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吗？
　　这年头，官员小手常伸，得拿就拿，得搂就搂，越看越像小偷；小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教养十足，越看越像官员。你能分得清，谁是官员，谁是小偷吗？
　　这年头，明星时常犯贱，今天卖给他，明天卖给你，越看越像妓女；妓女时尚新潮，风情万种，楚楚动人，越看越像明星。你能分得清，谁是明星，谁是妓女吗？
　　这年头，导演生性风流，玩了这个，再玩那个，越看越像色狼；色狼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越看越像导演。你能分得清，谁是导演，谁是色狼吗？
　　这年头，学者专门溜须，上面说什么，他就阐述什么，越看越像屁精；屁精意气风发，苦心钻研拍马之道，越看越像学者。你能分得清，谁是学者，谁是屁精吗？
　　这年头，教授一心向钱，手里有什么，他就卖什么，越看越像商人；商人附庸风雅，脸上眼镜，身后书架，越看越像教授。你能分得清，谁是教授，谁是商人吗？
　　这年头，医生心黑手辣，只管赚钱，不顾人命，越看越像杀手；杀手精益求精，宛若庖丁解牛，娴熟自如，越看越像医生。你能分得清，谁是医生，谁是杀手吗？
　　这年头，流言飞遍天下，基本属实，极少掺假，越看越像新闻；新闻一屁俩谎，隐瞒真相，胡吹乱侃，越看越像流言。你能分得清，哪是流言，哪是新闻吗？
　　这年头，电影枯燥乏味，从头到尾都是宣传说教，越看越像政治广告；广告越拍越精，画面优美，引人入胜，越看越像艺术电影。你能分得清，哪是电影，哪是广告吗？
　　这年头，老板特别抠门，对员工锱铢必较，刻薄吝啬，越看越像乞丐；乞丐出手阔绰，山珍海味，广厦美轩，甚至还有小蜜，越看越像老板。你能分得清，谁是老板，谁是乞丐吗？
　　这些顺口溜说的都是社会的外在现象，却包含了社会的深层矛盾的激化。人的无限需要和这种需要的有限满足的矛盾被激化了，人的生存能力和人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被激化了，人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矛盾被激化了。这一切矛盾的激化都根源在于对社会道路的迷茫，由此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制度的落后，社会公正的缺失。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被社会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所推动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有它们自己的规律。人类世界的第一对矛盾是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的矛盾，第二对矛盾是生存能力和生存关系的矛盾，第三对矛盾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矛盾，这些主要矛盾的发展轨迹就是社会的道路。一条好的社会道路能适应社会矛盾在运动中的发展，能使人的有限满足相应人的无限需要，能使人的生存关系相应人的生存能力，能使人的生活前提相应生活内容。
　　世有不轨，群情激奋，下情上达，上令禁之，有禁不止，于是再令，有令不行，于是重申。三令五申之后便熟视无睹，熟视无睹之后便习以为常，于是仍世有不轨。
　　人性对抗人性，自由对抗自由，权利对抗权利，秩序对抗秩序，旧的秩序急于放弃，新的秩序找不到，一重一重的矛盾没有破解的方案，天下，国家，家庭，我们人自己，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那有漩涡和湍流，这就是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现状。就这么多国家来说，发达国家虽然发达，也有发达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贫穷国家依然贫穷，而贫穷更加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秩序中，地球人，你扪心自问，还有得救吗？
　　有，唯一的救法就是建立有合理社会秩序的公民社会，走公民主义的社会道路。抛弃传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也抛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公民社会，走公民主义的社会道路，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条通天大路。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说：“假如群众不是很卑贱带有奴性的人民，就其个别而言，他的判断能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逊色”。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说：“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归依；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看得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
　　公民社会是最优越的社会，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存在专制社会的必须要存在的必要性，虽然专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并且还不时地扮演一个推动历史的角色，但不能说专制社会就必须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人们听说专制可以推动历史，可是好多人都没有想过，不专制更能推动历史。专制只是比混乱更好一点，社会选择专制也往往就是在混乱下选择专制的，而混乱无非是专制的混乱，是专制的另外一种形式，也往往是专制的后果。人类在混乱和专制中选择专制，无非是选择一种更好的专制，好比推翻一个昏君后拥立一个明君，人们只是重新选择了一个皇帝，但不能说明君好过公民。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用公民社会代替专制社会都可以更好地推动历史。任何一个民众权利被释放的社会阶段都是盛世，历数千百年的文明史，从来没有专制下的盛世。
　　所以，在众生面前，专制根本没有理由。三千年前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两千年前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一千年前的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我们现在还不能有公民社会？汗牛充栋只为证实以往的专政的必要性，简直是一派胡言。
　　现在我们可以证明的只是奴隶社会出现了奴隶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封建社会出现了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资产阶级社会出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无产阶级社会出现了无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仅此而已。我们不能证明，这些专制就一定不能被民众的权利替代。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专制不是欧洲在那个阶段必须要有的，如果历史的力量在那里凑成了另外一种集合，不是那样的黑暗，或者专制没有那么专制，欧洲的今天将更加美好。同样，英国早期的资本积累中的圈地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不是历史逃不过的劫难。
　　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然后，后者又反作用于前者。这本来是马克思一大发现，用它来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是要抓住历史发展的底层力量，然后再分析表层的社会现象就游刃有余了。可是，后来的共产党人莫名其妙地把它做为“公式”，还对“公式”进行了“哥德巴赫猜想”式的论证。这样，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就彻底被庸俗化了，然后造就了新的历史宿命论。这个新的历史宿命论总是在说，三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两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一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然后话题一转，现在的上层建筑必须这样不能那样。连他们也不自知的奥妙其实就在这。
　　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为了个人获得彻底的解放，从而达到社会的彻底解放。苏联成立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完全背离了这个《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原则。在半个多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以国家命运为核心，实为以统治政权为核心的国民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人民在法理上虽然神圣无比，但个体的人、真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尤其某些宪法条文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就等于虚设。这样，人民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即神圣又无能、即高大又渺小、即无处不在又很难被下层民众找到的政治术语和执政者权力合法化的招牌，或权力集团用以强奸民意与进行政治斗争，最终争夺话语控制权，以夺取最高决策权的法宝和打倒对手的棒子。
　　所以，一提到进一步的民主，一提到公民进一步的权利，就有人说，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还不到那一步，公民的素质还不够，如果公民实行那样的民主权利，将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的进步。你听这是不是一派胡言！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以公民的权利牺牲为代价，还说为了社会进步，人都被牺牲了，进步在那！公民的素质不高，什么时候算高！如果你高于公民，那么公民永远没有你高。贞观年间，李世民给了民众和臣子一点权利，贞观年间的民众和臣子的素质就比隋炀帝时候高？还不是那个时候过来的人？
　　落后的经济可以产生落后的制度，落后的经济一样可以被好的社会制度所发展，好的制度还就是好的，这已经被历史无数次证明。
　　公民社会适合人类的私有制下的每一个阶段，不能借口落后，时机不成熟，就远离公民社会。公民主义的社会制度不是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才需要提及它的优越性的。人类没有走公民社会的道路，只是因为残酷的社会等级斗争对社会的残酷伤害，只是因为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对历史进程进行了歪曲的引导。现代社会，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走近公民社会的趋势，起码很少有明目张胆鼓吹限制公民权利的了，就连最专制的社会也号称公民有民主的权利，可见公民民主的必要。但有些公民民主的路走弯了，走的还不如古希腊距离公民社会近。古希腊虽然是几千年以前的事了，但还是有公民社会的雏形，并且铸就了古希腊社会的辉煌。
　　在古希腊，氏族社会的存在基础动摇以后，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城邦制度出现了。希腊的城邦制度，以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典范，实行了一种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首先，每一位城邦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和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其次，为了避免少数富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雅典城邦的绝大多数官职都是通过抽签选举而产生的。最后，为了防止官员的渎职和腐败，雅典城邦官员的任职年限都很短，一般一年一届，且不得连任。这样一来，整个城邦便成为一个由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公民个体相互制约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任何人也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用依附于他人之下。就这样，希腊人一方面在虚无飘渺的奥林波斯山上创造着与人类毫无血缘关系的神学世界，一方面又在坚硬的海岛和岩石上创造着完全不同于氏族社会的城邦制度。
　　由于私有制的利刃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人之间原始的亲情血缘关系，使得古代的西方人呈现为各自独立的单子状态。其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公民”这个概念，在古代的中国与印度是没有的。尽管并非所有城邦的人员统统具有公民的资格，但公民无疑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第一章中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所谓城邦，不过是为公民提供至善生活的手段而已。离开了公民，城邦本身便毫无意义。显然，这里的“公民”与中国古代之“黎民”、“黔首”之类，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含义。尽管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斥在公民的行列之外，但公民并不是高贵血统的特权或专利。“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浆手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
　　古希腊城邦里的公民是悠闲而享有自由空气的，我们在书斋里遥想那段令人神往的时光时，偶尔也会记起，这些公民的幸福，建立在同一个城邦里大大高于公民数量的，不见天日的奴隶的血肉上。古希腊最有名的奴隶要算伊索了，他由于写了《伊索寓言》被幸运的转正为希腊公民，其他的奴隶很少有这样的好运。
　　可以肯定的说，古希腊为西方文明及民主思想的发祥地。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四处可见古希腊思想的光芒。西方民主的历史，自古希腊始，建立在对其他种族和下层阶级的奴役的基础上，这种掠夺，在资本主义萌芽期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并在现代利用文明的掩护发展得更加猖獗。
　　曾经，人们为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前赴后继，曾经，人们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赴后继，现在，我们必须向公民主义社会的道路迈进。共产主义社会还很渺茫，只有公民主义的社会道路对人类是最现实也最通畅的道路。资本主义式的专制要靠公民主义来消磨，社会主义式的专制也要靠公民主义社会来消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未来都是公民主义。你要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那你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公民主义化，你要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那你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公民主义化。只要按照公民主义的原则对社会秩序进行改造，随便你叫什么社会都是公民社会。而只有走公民主义社会的道路才是有真正的民主的，因而也是有更多的公民权利的，也是有更多的公民自由的，也是有更多的公民人性的。
　　３
　　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近代资产阶级的崛起，打碎了中世纪宗教的奴役，带来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从是反抗宗教压迫和倡导人的自由开始的，所以，一开始就有在新的高度上恢复古希腊公民社会的强烈愿望。但是正如古希腊把公民社会建立在对奴隶的压榨上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初期，也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在对无产阶级血腥压榨的基础之上，这种压榨，在这个时期也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并在现代利用文明的掩护更加猖獗，从而也证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资本主义初期，随着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出现，社会主义思想就出现了。两个意识形态的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两种政党的斗争，两种专政的斗争，两个阵营的斗争，这些斗争主导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在此过程中，斗争的双方此消彼长，此起彼伏，都想取代对方，消灭对方。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尝试中，从苏联开始，到苏联为止，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也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刚刚诞生的苏联得到了全世界劳动者的欢呼，莫斯科不仅是苏联的首都，也成了全世界的红色首都，成了全世界无产者向往的圣地和理想的象征。在开始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全世界的工人都呼叫：“不许干涉苏联”，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中，地球上到处都有“保卫苏联”的口号在响彻。但是最终，专制戕害了伟大的苏联。
　　但是，历史往往捉弄创造历史的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距离《共产党宣言》所标榜的世界远景越走越远。《共产党宣言》要求“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实际上在那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成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切人”成了看不见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成了“没有自己独特利益”的党的利益。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就成了一个由亿万人向往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千万人争相逃离的地方。另一方面，过去人们一直坚信资本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阶段，已经成了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以为用不了多久，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全面取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将成为现实，而“东风”也确实压倒过“西风”。现在，在原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随着资产阶级专政的逐渐削弱，随着公民社会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的逐渐崛起，这些国家不但没有死掉，反而获得了新的活力。从而也告诉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获得新的活力，也得让公民社会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逐渐崛起。于是，善于改良的社会主义领导者逐渐放开了公民的权利，让社会主义的大船遥遥幌幌地在公民社会的涛声中继续航行，而不善于改良的社会主义领导者只好被公民社会的革命群起而攻，在历经千难万劫以后，再向公民社会渐渐靠拢。
　　现在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中国，其于几乎都是被共产党人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了。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都在逐步蜕化。我们在那还能看出改良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他主流国家的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在那？
　　原来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是社会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是今天，人们可以发现过去搞的那一套公有制只是国家所有制，公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只是感觉到原来在资本家的公司里工作，现在在国家的公司里工作，现在改良中的社会主义很多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被贪官污吏瓜分殆净，人们只好去新的资本家的公司里去工作了，与此相反的是，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政府为了整合社会的生产要素，利用税收积累等手段更多地实行了公民经济的国家所有制。
　　原来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部门对社会经济进行更多的计划，以使社会经济纳入更快的发展轨道，但是今天，人们可以发现原先社会主义搞的计划模式把人的生老病死都计划了进去，太僵化，极端限制了个人的权利，后来干脆用“阵痛疗法”彻底放弃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计划，完全又市场来引领社会经济，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社会不公正和社会混乱，而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计划却被更多地运用到社会的经济过程中，并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原来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是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剥削，但是今天，人们可以发现改良前的社会主义只是政府代替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改良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家对待工人的手段比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更加毒辣。中国有那么多民工干了活，拿不上工资，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样的现象几乎已经绝迹了，而且工人的福利搞的还不错。
　　原来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是国家机器对公民的示威、游行、言论、罢工，等等权利的限制和镇压，但是今天，人们可以发现，最近这几十年来，镇压公民的示威、游行、言论、罢工，等等权利做的比较过火的政权大多都是社会主义政权。
　　原来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但是今天，人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被广泛地研究和应用，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随着领导人的变换不停地变换和“发展”，而宣传马列主义本意的人反而要受到打压。
　　原来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是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社会摆脱落后，但是今天，人们可以发现当初提出的“赶英超美”，就是你赶上英国我超过美国的愿望到了苏联终结的时候还是一个没有了结的愿望。
　　在二十世纪初，因为社会主义是亘古没有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它的一切都必须是崭新的，包括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内，都不能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所以原来人们所经历的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实验的社会主义”。所以从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完全占有，并以次来结束人类历史上阶级对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公民要是不适应这样的社会，就把资本主义的“旧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然后使“新人”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如果社会主义新中国因循老路，在改良的名义下，一下子退回到五十年以前，当然是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退回到五十年以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选择了市场经济，那么就今天来看，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和国民党领导的天下还有什么区别？仅仅是把蒋介石换成了毛泽东，仅仅是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铁锤镰刀旗而已，这和朱元璋带领一帮子弟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又有什么区别？这时仅靠空喊“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是真民主，资本主义都是假民主”等一些政治口号是没有用的。这时蒋介石也要跳起来叫屈连天了：“你们凭什么要打倒我们？你们有致富带头人年广久，我们有致富标兵刘文彩；你们有股份制、私有制企业，可我们的更多更纯；你们高薪养廉，我们的官员的工资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我们有明妓，你们有暗娼；要说我们剥削厉害，可我们的工人还没有一天干18小时的呢！要说我们镇压工人农民运动厉害，可我们从没动用过团以上的单位，从来也没用过坦克、机枪；要说我们的百姓处在深水之中，可你们不是正坐在船上带领他们往河里趟吗？看看我们哪点错了，你们凭什么要打倒我们？奶奶的娘西皮，当时你们说我们这儿坏，那儿不好，我们现在还就是不服，我们要到玉皇大帝那儿告你们去！”在玉皇大帝那里，现在的共产党肯定是吱吱唔唔的了，而玉皇大帝肯定要训斥他们“高举社会主义大旗走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的世界只存在专制主义和公民主义的界限了，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了，如果还有人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那只有一个目的了，就是维护党的领导，就是巩固党的专制。
　　在党的专制下，不管是在资产阶级政党的专制下还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专制下，不还给公民权利，不实行真正的民主，一个借口就是，没有了党的领导就要完蛋。这样人们就容易回忆起清朝皇室总是宣扬说，没有老佛爷慈嬉太后的领导大清朝就要完蛋，结果大清朝完蛋了，民国还不是照样建立？当初要是慈嬉不想叫大清朝完蛋，当时如果多还给民众一点权利，更快一点实行新政，说不得，大清朝还是我们的国号呢，说不得我们还以大清朝为骄傲呢？现在的世界上，还剩下的为数不少的专制政党，如果他们不适时地还给公民以公民的权利，总有一天要面临老佛爷慈嬉太后的命运。
　　而现在需要一个全球化的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孕育着公民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的未来在于公民社会，市场经济的未来也在于公民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改良，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终只能有一条道路，就是公民主义道路。
　　4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加强，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逐步逼近，虽然现代民主制度距离公民社会的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厉经数百年资本主义民主和近百年社会主义民主的熏陶和挫折，公民主义的意识已经在逐渐增强，民主正在逐渐摆脱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片面性而逐渐成为真正的民主，社会也正在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和无产阶级社会的片面性而逐渐成为真正的公民社会。
　　专制主义向公民主义的屈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开始，到资本主义的国际剥削和国际压迫，再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再到两个阵营的对抗，构成了近百年人类政治斗争的辉煌历史。但是政治斗争的辉煌终于快走到了末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一种专制战胜另外一种专制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公民主义社会的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就要来临了。
　　专制，不管社会主义的专制和资本主义的专制，最终都要走向公民主义社会的真正的民主。专制主义走向公民主义的途径只有两条，就是改良与革命。
　　改良是温情脉脉的革命，革命是急风骤雨的改良。改良和革命的目的都是向旧的社会秩序挑战，所以，张辉在《人性论》中说道：“要叫旧的法律和道德能同意你所提出的要求并且向你的低头，就只有面对它，去勇敢地抗争，别无他途”。
　　接着，张辉又说道：“经过你的抗争，道德和法律背后的力量，为了不使自己失去更多，同意了你的部分或者全部的要求，修改了道德和法律，重新制定了行为规则，甚至，把维护这些行为规则的强制机器和说教机器也教给你一部分，由你来掌握。这时，改良就见效了，社会又可以循序渐进一些进程了。相反，经过你的抗争，道德和法律背后的力量，丝毫也不妥协，一点也不放弃，那你只有继续抗争，以致拿起武器，砸碎维护道德和法律的强制机器和说教机器，最终改变法律和道德，或者道德和法律换汤不换药，但江山易主，你成了换了新汤以后的法律和道德背后的力量。这时，革命就成功了，起码是表上成功了。
　　改良和革命，就其最直接的起因来说，是有人要打破旧制度，就其最直接的目的来说，是要建立一种新制度。
　　离开制度的改变，改良和革命就无从谈起。改良以后，法律和道德会有渐渐的调整，革命以后，法律和道德会有急剧的转变。人类的历史就是由这些渐渐调整的阶段和急剧转变的阶段所构成，也就是说，没有改良和革命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整个的就是一部“修正主义”的历史。全部的制度，或者叫规则，都是在不断的修正中过渡自己，成长自己，完善自己，最后终结自己，其中还经常性地自己破坏自己”。
　　针对专制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张辉又接着说道：
　　“没有一个人能永垂不朽，也没有一种制度能永垂不朽。
　　秦始皇不能，马克思不能，我也不能。
　　专制制度不能，自由制度也不能，资本主义制度不能，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
　　唯一能够永垂不朽的就是人对利益的需要。
　　那一种制度更符合人对利益的需要，那一种制度更能够适合人的全面发展，那一种制度能够更多地造就人的价值，那一种制度能够使人享受到更高的和更多的幸福，那一种制度就能存在的更长久一些，仅此而已。
　　什么叫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优越性就是满足人对利益的需要，适合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人的价值，使人享受到更高的和更多的幸福。离开这些来谈优越性，纯属放屁，自欺欺人。
　　每一个主义，每一个思想，每一个理论，无不例外地都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没有一种到处都适合的社会制度，所以也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好多理论，甚至宗教的理论，都宣称自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终，都成了闹剧和笑谈。现在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以后，也要破产。要问什么时候？那我不知道，闹腾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吧。
　　各个国家的宪法够庄重吧！够厉害吧！你看里面的词语多么动人，读了都想流泪，还不是隔三差五地让人改来改去？每一次改动，都有一种新的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在里面掺杂搅和。
　　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开始侧重的是阶级斗争，到了列宁，就侧重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毛泽东，又侧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以，巴黎公社、苏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都不一样。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就在于，斗争再斗争，专政再专政，革命再革命。
　　所以，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改良的理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相辅相成并且融为一体，那么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和前景比人们现在所看到的和所展望的要光明的多”。
　　如果一种制度不符合人性的需要，不能够适合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够更多地造就人的价值，那这种制度就不能够使人享受到更高的和更多的幸福，那这种制度就必须变新，就必须接受改良或者接受革命的洗礼。
　　以往的改良或者革命都是一个社会的阶级和它的政党发起，这样改良和革命的后果都是一个阶级和它的政党用自己的专制代替了前面的一种专制。不管这种专制号称是为多少人服务的，既然它还是专制，人们现在都必须改造它，按照公民社会的真正的民主精神改造它。
　　以往的改良或者革命都是一个社会的阶级和它的政党发起，这样改良和革命的后果都是一个阶级和它的政党用自己的专制代替了前面的一种专制。现在，迈向公民社会的改良和革命不需要一个社会的阶级和它的政党来发起，而需要社会的公民来发起。只有公民作为改良和革命的领导者和主体，改良和革命的结果才能被公民占有，而不是被某个阶级独吞，或者被某个党来把持。
　　从前的社会里有资产阶级的党，也有无产阶级的党，还有不伦不类的党，而党永远都是阶级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的化身，它代表不了公民社会。一个党和党员把持社会权利的社会，人们要有所作为就得挤破了脑袋先进入这个党，做这个党的党员，然后才能为公民社会服务，这岂不是成了咄咄怪事？你是一个党员或者党的领导者，你就可以为一个社会服务，叫你做一个公民，你就不会为这个社会服务了？我不禁想问问这个地球上的总统们，因为你是某个党的党员，你才有能力做那些国家的总统吗？你做总统是忠于社会的道德法律还是忠于党的党章？如果你忠于道德法律，忠于公民社会，那你就应该脱离党框架，如果你忠于党的党章，你就不够资格做公民社会的道德法律的守护者，你只适合回到党内去。只有党和党员才能为社会服务的观念赶紧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随着公民社会的到来，党如果还需要存在，它的政治职能也必须逐步淡出历史的政治舞台。
　　马克思也曾经预言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去以后的政治职能的弱化和逐渐消失，但是，后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没有在夺取政权之后，不仅没有象马克思预想的那样把无产阶级民主扩大到公民的民主，反而不断地强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化为党的专政。甚而有至，苏联共产党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国共产党搞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因应公民社会的到来，现在，就有一些党就做得比较好，包括原先的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包括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这些党的党员不固定，凡是社会的公民，只要你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同意我们的党的纲领，那你就来登记，做我们的党员好了，以我们的党员的身份去参加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的选举和候选以及其它的政治生活，那天，你要是没有了兴趣，你随时可以走，没有人找你算帐，走了还随时可以来。但是，这还不够，虽然你做的比较好，党的利益和公民社会的利益还是有差距的，公民社会的利益必须脱离党的利益，不能再做党的利益的附庸了。
　　看美国的政党制度，虽然被一些人说的一团糟，但是，美国的发达现在看来也和人家的政党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还有其他党，还有其他公民，两百年来无论是谁当选，都高举着一个旗帜——星条旗；都遵守着一部宪法——《联邦宪法》；都信奉着一个偶像——自由女神；都遵守着一个政治制度——三权分立。
　　两党不设军事委员会，不许把支部建在连上，两党竞争，只能文斗，不能武斗。不必通过武斗，也可以夺得政权。两党都没有政法委员会，谁都不能违宪，因为权力受到制约。两党都没有纪律委员会，谁都不能违法，违法会受到调查，查实会被弹劾。开除党籍不算处分。两党都不能搞一个核心，两个党组，因为三权分立。但众参两院中，各有两党议员。两党都不能插手工会，因为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无权选举老板，但有权选举总统。他们无休止的辩论，他们说真理越辩越明。他们不怕攻讦，他们说真理是骂不倒的。只要你说的对，只要你说的办法对大家有好处，大家就照你的办。
　　两个党长期以来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参政议政，互为补充；相互切磋，各自砥砺；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理论在两党间相互影响，相互交*、相互渗透、兼容并蓄。两党党员进退自由，随时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籍党员屡见不鲜。既没有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也没有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
　　两个党就像一辆车上的两匹马，二马并力，直把个美利坚这辆破车拉到世界的最前列。两个党就像一个董事会下的两个经理，竞争上岗，直把个美利坚公司做成全球首富。
　　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改良和革命，首先就包括对现行的政党制度的改良和革命。一切政党要因应公民社会到来的时代要求，逐渐脱离自己的阶级属性和小集团属性，把自己融入到公民社会中去，把自己逐渐从某些阶级和描写小集团的政治利益舞台逐渐改造成全体公民的政治利益舞台，然后，主动地在公民社会的要求下，自动消失于公民社会到来的黎明。
　　告诉世界，我们是公民主义者，如果要说派别，可以称呼我们是公民主义党，但是，我们的党员是那些愿意做公民社会一份子的公民，我们做为一个党不要什么执政的地位，我们只是给我们的党员，也就是全体公民，争取真正的民主，争取公民社会中公民应该拥有的权利。如果社会还需要管理者和公共机构，那就让我们的公民以公民的身份去在那个为公民社会服务的职位上尽心去工作吧。
　　5
　　公民社会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最公正的社会制度，它可以适应人类社会在私有制条件下的所有发展阶段。但是人类对公民社会的全面需求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在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这种要求表现的愈加迫切，它即将成为人类社会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不得不接受的社会制度。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社会秩序将给予全体公民一样的民主权利，我们叫它真正的民主；在这个真正民主秩序里，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团体和机构，每一个党派，每一个政府的部门面对这个合理的社会秩序，都能够在这个秩序里占有一个社会主人的位置，都能够被这个秩序所制约；在这个真正民主的秩序里，社会公正达到了一个最高的层面，这时的社会公正要求，第一，允许富人的发展，同时也要带动穷人走向富裕，第二，允许强者的存在，同时要求强者帮助弱者走向健强，第三，以此为目标确立道德和法律，并要求政府和社会公共机构要为前两条的落实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个真正民主的秩序里，每个公民的权利都一步一步地被加强但不以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为代价；在这个真正民主的秩序里，每个公民的自由都一步一步地被增加但不以损害其他公民的自由为代价；在这个真正民主的秩序里，每个公民的被遗失了的人性都一步一步地得到回归但不以损害其他公民的人性遗失为代价。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每一个公民的肉体和灵魂的感受将更加愉悦，每一个公民的个人幸福将更加增多，每一个公民的人生价值将进一步增加，每一个公民做为人的本性将不断得到更多的满足并进一步完善。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积累将更加迅速，随着社会公共财富的不断丰富，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个人财富向公共财富的自觉自动的转移进程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人类生活中的私有制条件将渐渐减少，人类生活中的公有制条件将渐渐增多，大同社会做为人类理想中的天堂就触手可及了。
　　关于共产主义，张辉在《人性论》中有这样的描述：
　　“从文明的发展看，人在开始的时候，财富一定是非常的少，少的让现在的人用自己发明的那些怜悯别人时所用的一切词汇加在一起，也稍显不够．少到了这种非常的时候，大部分财富必须由大家共同拥有，共同支配，才能创造新的共同财富．这时，公有制条件是这个社会的主要构成，我们就叫这个社会为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原始公有制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不善就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个抛开别人就不能活下去的条件下，人就很少产生出独占的念头．所以，这个社会里，人性中为他的一面经常地表现为一种不是异己的，而是同己的力量．
　　到了文明再向前发展一些，吃的还不算太好总算有了，穿的不算太好总算有了．有了总比没有的好，可是好的有了，不好的也随着来了．怎么来的？因为有了吃的穿的，还有了一点剩的．这点剩的怎么办？人们就要争起来，争拥有的权利和支配的权利．争的结果，有人就超越了其他人的权利，他们占有比别人多的财富或利益，还要让这些财富或利益给自己带来多的多的新的财富或利益．可是别人就有意见啊！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自己的强势，威风和武力，去和别人达成一种契约，在契约的框架里进行貌似公平的利益分配．被剥削，被压迫的一方，时间长了，看见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没有给自己的利益带来相应的增长，于是，就要打破原来契约所定的分配方案，于是，就要反抗．要对付反抗，原来的强势，威风和武力可能就不够了，于是剥削和压迫的一方就建立了貌似公正的具有暴力和调和双重功效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由全社会招募的力量构成，然后，成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并且大部分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这样的社会，私有制条件是这个社会的主要构成，我们就叫这个社会为私有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一些人想善，可善竟是那般的艰难，又有一些人想恶，竟恶得是这般容易．所以，在这个社会里，人性之中为他的一面就经常地表现为一种不是同己的，而是异己的力量．
　　到了文明再向前发展一些，大部分的财富不仅是有了私有制社会里的那种只够一些人独占的剩余，而且有了符合所有需要它的人的需要的足够的质和量．这时候，财富的多，是人几乎感觉不出它的多．这样的社会，公有制条件又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人们又叫他公有制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独占不是不能够，而是根本就不必要．任取所需，何需独占？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为一个纯粹的人自由和全面地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谁也不知道谁善，可是在他们勾心斗角的前辈看来，谁都善的不知道善到那里了．所以，这个社会里，和人之初一样，人性中为他的一面经常地表现为一种不是异己的，而是同己的力量”。
　　因为人的本性是人的利益性，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永远是人性中不可破解的难题。人的本性决定了人没有无限满足，人的财富也不会无限丰富，人的无限需要和财富的有限丰富的矛盾对纯粹的共产主义的无情嘲笑。所以，纯粹的共产主义和人的本性是矛盾的，如果说一定有共产主义的话，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而没有空想的，没有乌托邦，没有天堂。
　　张辉在《人性论》中又说：
　　“如果做为一种理想，一种对未来世界的期望，人们必须要有耐心，要等，要努力．现在的世界距离共产的世界还有多远？你不能预测，我也不能．因为还没有人见过那样的世界，谁也不知道财富到底要积累到什么程度，才算共产主义．就是财富积累到大家认为已经是极大丰富的时候，财富还是要继续不停的积累．这就是利益的属性，到财富积累停了下来时，人就不发展了，也就呜呼哀哉了．
　　财富积累无穷无尽无止境．这就注定了用纯粹私有制和纯粹公有制来跳跃式地界定一些历史时期是行不通的．由于极大丰富的财产说到底还是有一点不太丰富，因而，公有制社会里必然要萌生或者残留私有制的因素，反过来，我们现在所处的私有制社会也是一样的，它也会掺杂一些公有制的因素．
　　童话家，科幻家可以拿小小的一支笔描绘完美无缺的世界，在这个完美无缺的世界里，人性没有异己的力量，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需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历史的发展也是一支如椽大笔，它所书写的每一笔都是那般严肃，那般坚定，你可以用激情来指点，用漠视来回避，也可以取其一点为己用，但你无权也无能掩盖它的真实．不应该把现在的私有社会骂的一无是处，也不应该把过去的和将来的社会夸的一无非处．
　　最基本的真实就是，人永远都没有个够．
　　所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条件占了主导，也并不能一丝不苟地把私有制条件从世界的肌体上剔除干净．正好像人的肉体，你把他洗的再干净，也有寄生虫在其中逍遥”。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必须靠人力去实现共产主义，那么，首先也必须在公民社会对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都进行不断充实，直至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公民社会就成了现代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阶段。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社会就会转化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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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劳动人民只知道痛恨专制制度，更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制度可以取代专制制度，所以历史上每次改良和革命完成后，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仅仅是换了个专制制度的主角，建立起来的仍是个专制制度，广大农民或工人的命运根本都没有一点改变。例如，跟随刘邦、李渊、柴荣、朱元璋、李自成等起义的农民，在胜利后仍让他们名正言顺地建立起了封建专制制度，农民仍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再例如，俄国工人和农民跟着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但工人和农民没有过多久又被苏联共产党的专制制度压在了头上。等于离了虎口，又进了狼窝。实在受不了了，就再起义，再推翻。结果是推了建，建了推，换汤不换药。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没完没了的革命，革命，再革命，反清政府，反洋人，反资本家，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右派，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一片喊杀声中梦想回到汉唐盛世。
　　之后，人们才会知道，原来只换专制统治者是没有用的，不能寄希望于明君贤臣，世上哪有不吃肉的狼？必须消灭专制制度，换上公民社会的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彻底翻身。
　　而这还不够。
　　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公民主义社会必然是有缺憾的，是不全面的，是容易受到攻击的。如果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了公民社会，那么这个公民社会和其它的公民社会在和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就必然是有文明的冲突的，所以，在公民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前进步伐迈的比较快的国家和民族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那些落后了的国家和民族。只有当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走上了公民主义的社会道路，人类对专制的反抗才算是完成了，人类被专制的威胁也算是一劳永逸地解除了。
　　这是在说什么？
　　这就是说人权高于主权。
　　这就是说专制制度不允许藏在主权和民族主义的旮旯里偷生。
　　这就是说人道主义灾难就应该受到文明社会的世界公民主义干预。
　　这就是说世界公民主义用真正的民主统一世界是合乎人类人性的需要的，藏在民族自决权里面的专制制度，是可以被世界公民主义的洪流淹没的。
　　民族主义是积贫积弱的民族没有力量去整合外部世界的时候，用来抵制外部世界免遭整合的精神力量，它往往也是专制制度对抗文明社会的一个筹码。中国强大的时候，中国人是很宽容的，没有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强大的汉朝没有，繁荣的唐朝也没有，积贫的五代十国就有，积弱的宋朝就有。现在的美国，其国势如日中天，充当世界警察，它有民族主义吗？也没有。
　　其实世界上原本没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政府制造的，然后被其他政府复制，如此而已。谁需要民族主义？当权的人解决不了当权的问题就纵容鼓吹民族主义了，然后再装扮成民意，自己好充扮民意的代表。当权的人不如意了加上社会上不如意的人，就构成了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有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很快就出民族主义的，如果什么社会问题都没有，大家都安居乐业，那来的民族主义？现代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其实也由来不久，在它们出世以前，世人是不论谁来统治的，谁能叫他们安居乐业就叫谁来统治。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都不是一个血脉相传的，但还是都自称天子，那上天怎么能今天生出一个姓李的儿子，明天又生出一个姓刘的儿子呀！所以，有人说美国对伊拉克武装干涉的结果时说，失败的是伊拉克专制总统萨达姆，胜利的是美国和伊拉克，因为这场战争让伊拉克从萨达姆专制政权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论坛上到处都是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叫嚣，鼓吹用原子武器彻底消灭日本国家。我用宽容的思想给他们讲道理，他们辩论不过我，就用骂日本的脏话来骂我，我就只好说：“如果中国人都是你们这样，我宁愿加入日本国籍”
　　有人问日本对我的好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我家邻居对我好处是什么，日本对我的好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一个和平国家，只是有一小撮军国主义份子在回忆战争的辉煌，我们就鼓起那么大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对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能雄踞世界首列，不是靠吹牛，也不是靠浅薄的激情，更不是靠在下三滥的领导下做出来的。它靠的是民族自尊，民族自强，民族自立的精神。你民族主义的叫嚣靠什么？你觉得你爱国啦？充其量你是发泄你心中的愤懑罢了！你没想想，日本一个岛国，人口也就是我们的五、六分之一，国土那么狭小，资源那么匮乏。它能做出惊天地，憾鬼神的奇迹来，没有一种支撑它的民族脊梁的精神，它能做得出吗？没有一种先进于我们的的社会制度，它能做的出吗？
　　我们的舆论真能误导人们，好像我们的区区成就证明了什么。殊不知，更高速、更有效的经济增长不仅已经发生，而且先进得令我们无地自容。我们的贫困还要持续很久，我们沾沾自喜的那点业绩，其实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我们的差距。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纲纪在哪儿？我们的法律是有效的吗？我们国家的宪法总是被党纪所覆盖，政府总是被党委所挟持，知识分子喜欢充当政客，又总是被政客所利用，如此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能持久能健康吗？即便真的发展了，也是畸形的。我们都爱自己的祖国。如果我们冷静下来，从日本的发展进程中发现点什么规律，学到点什么有用的东西，那岂不是比空喊口号更管用？
　　搞了几十年，才发现“发展才是硬道理”，殊不知，这样的道理在人家那里从来就是硬道理，居然被我们现在才发现。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很大的程度还是不知道，发展要依靠制度，这是一个更硬的道理。
　　发展靠的不是关于中国重新崛起的空想，靠的是制度，然后用制度去吸引资金和人才。起初，我们只是靠劳动力的贫贱来吸引外部的资金和人才，能吸引多久？除非你的公民永远贫贱。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成了什么都外流，连我们自己的资金和人才都外流，还发展什么？其实，我们的制度中好东西的也外流了，人家能善于吸收，我们的制度使我们不善于吸收，那就叫制度外流。人家美国和日本其实也吸收了我们天天挂在嘴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少东西。
　　就是这意思，我们总是被动地被人家文化侵略，经济侵略，然后是制度侵略，与其这样，还不如主动地去吸收好。可是，我们只要人家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还要人家多余的资金，却拒绝接受人家的好的制度。如果人家的制度还是我们所说的是腐朽的、没落的和垂死的，如果人家的社会不是人人奋进，而是依靠个别任务的睿智，还有少部分富者和强者的努力能把一个经历战火洗劫的国度进行山河重整？
　　在近日中国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建议中，中国又一次提到了“不干涉内政”的问题。一直以来，中国都把“互不干涉内政”作为一个基本的外交政策，包括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都包括它在内。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把这一点当作是绝对正确，不容质疑的，殊不知在更多的人眼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眼里，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就中日矛盾的起因来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是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反复强调是日本的内政，他国无权干涉。但是他的这一举动还是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人民中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呼声。因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它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理解，无论小泉所辩称的参拜靖国神社纯属日本内政的事实是否成立？亚洲包括全世界有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干涉到底，反对到底。
　　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大规模排华暴乱，在那段难忘的时期，多少华人家庭被杀戮地家破人亡，妇女被当场轮暴后杀死，男子被杀死后浇上汽油、被砍下的头颅串在竹竿上被大家观看。这段时间我们的政府仅仅表示了关注，而没有进一步的行为。在这一事实面前我相信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会把“互不干涉他国内政”当成是制止这一暴行的绊脚石的。
　　卢旺达部族仇杀的报道已经不少，有关大屠杀的部分，不用图片只用数字就已经足够震撼人心的了。虽然这明显是卢旺达本国的内政，但是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这是卢旺达本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
　　尽管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是建立在当时伊拉克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不实论据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萨达姆政权是一个暴政，他本人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只凭这两条理由去推翻他，是否已经足够了呢？虽然我们无法肯定在美国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新政权的未来会如何，但是在国际社会的监视之下，可以想见他会比原来的萨达姆独裁政权强上不少。需要解释的一点是我无意为美国粉饰，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都是以自身的利益比如石油等为出发点的，但是在达成他利益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良性的结果。
　　其实我们坚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就是怕人家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就是怕人家来要求我们开放公民权利，开放党禁，开放言论。正如闭关自守被改革开放取代一样，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应该修正自己的内外政策，也应该有广阔的胸襟迎接外来的挑战。有则改之，无则加冕，从工人问题到农民问题，从工资问题到腐败问题，从人权问题到台海问题，中国都的确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唯一要坚持的原则就是无论外国所说的是对是错，我们都应该审时度势，做出合理判断合理选择，使全体公民人人得益，人人上进，建设一个和谐公正的中国社会，给人类世界做一个伟大的表率。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21世纪的今天，“互不干涉内政”只会成为明日黄花，中国不应该再执著于几十年前在冷战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外交政策，更不应该拘泥这一政策而缩手缩脚，对于挑战中国国家利益或者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其他国家内政也应该进行合理的干涉。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谁家也不是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过活，邻居的事该管也要管，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永远不会只发生在过去。
　　现在的世界终究要被公民主义的力量所整合，然后统一于公民主义社会的世界家园。我们中国要崛起，就看中国的公民力量，能不能引领中国走公民主义的社会道路，能不能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建立一套更先进于他国的公民主义社会制度，然后我们也和世界是其他的文明国家一样共同去整合这个支离破碎还必须要全球化的世界，然后统一于公民主义社会的世界家园。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大一统的国家，中国有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元、明、清等，地中海地区有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美洲有玛雅、印加等，以及近现代的英国、美国、苏联等。除了最后的三国外，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在自身文明认识的范围内，实现了“天下一统”。
　　有人依据现在的国际形势，得出结论说，在未来统一世界的是美国。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不是美国，美国虽然充当着世界警察，但美国没有力量来统一世界，因为现在的世界即将成为公民的世界。除了人性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和强权可以征服世界了，在未来实现天下一统的必将是公民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不是某个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基于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曾经有过“工人无祖国”的口号，现在我们也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公民无祖国。
　　《共产党宣言》中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今天公民主义者可以说：公民主义已经不是幽灵，它是全世界公民的性格和力量。没有什么势力敢公开围剿公民主义，就连最专制的政权也得在公民主义的旗帜下讨一杯羹，然后去挂羊头卖狗肉。
　　当公民拥有了世界，成了世界的主人，那么公民的天下将是太平的天下，公民的国家将是繁荣安定的国家公民的家庭将是幸福和康宁的家庭，公民的灵魂和肉体将有一个新的健康高度。古人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古人那里，“平天下”是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在公民社会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将成为个人和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
　　当公民拥有了世界，成了世界的主人，那么他们就逐渐从天下原先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那么他们就逐渐从原先国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逐渐从家庭原先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每一个公民将成为每一个大写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用人的人性，用人的肉体和灵魂自由感受世界之美。
　　当公民拥有了世界，成了世界的主人，公民将走向一个全新的社会，在那里，他们真正成了世界的主人，将完全主宰人的一个完整世界的全部，而不是分裂世界之中的某个层次，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设想的那样：“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最后，仿照《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结束本书。
　　全世界公民联合起来。
　　

全篇完


编者的话：
    张辉先生，山西省著名学者。读他的书就好像走入了常识生活。他的哲学理念、哲学的表现模式、哲学风范，实在是填补了中国没有哲学的空白，为哲学创造了历史，也让历史记载着中国的哲学。
    余本与张辉先生不曾相识。今天的四月二十九日由余发起的“良心之旅”，二十一位来自中国各地的教书、学者、学生、公务员、企业管理者，还有德高望重的宪政研究者，大家在林昭先生的墓前洒泪哭泣，眼泪和哭声使我们相知相遇。
    公民主义，一个崭新的名词，一个崭新的社会概念。她是一个已久的美梦，一个美好的祝福。我想做一个公民主义的生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