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经理英文: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系列讲座 借鉴传统文化 建设先进文化2（陈少峰 讲稿二）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系列讲座

第五个，当然儒家和道家经常批评社会，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延续这个传统。中国历来就有批评社会的传统。批评社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社会表现很不好，比如说很暴政，很残酷。另外一种批评是什么？用自己的理想来批评。比如说我的理想应该是什么，应该大家很自由，这个现在太不自由了，所以我来批评你。我认为这两种批评是不一样的，一种批评是对现实改进的一种呼吁，比如说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你没做好，甚至说很不好。像山西砖窑那个事情，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仅要批评还要痛批。但是也有一种批评是什么？我有一个理想，然后比照一下，社会离那个还很远，就老抱怨社会，老骂社会。一种是改进性的批评，一种是理想化的批评，我认为这个理想化的批评不好。

那么在所有的批判社会当中，我认为法家做得最好，法家都是建设性的，没有纯粹批评性的。所以法家要变革，变革就是要用新的准则来替代旧的。法家在历史上是一个最积极的建设派，但是法家的下场都不好，因为变革要得罪很多人。讲法家的核心价值就是讲以力服人，跟儒家不一样，儒家是讲以德服人，用文化来改造社会。其实我觉得，儒家可能比较适合在盛世的时候用，法家比较适合在竞争的乱世的时候用。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法家认为想用道德来服人，没人服，最好就是富国强兵，用利器来服人，谁也不敢不服。

在中国古代有两种道，叫做霸道和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讲的以德服人的道，所谓霸道就是法家讲的以力服人的道。法家讲的以力服人，不是鼓吹我一定要用暴力，而是说我要很强大。再是说，主要建立一个标准，就是叫法。这个法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刑法，一部分是社会政策。这个法要有统一的标准，谁也不能例外。法家也讲道德，但是这个道德跟儒家不一样。儒家的道德，我把他叫做理想的道德，法家的道德我把他叫做最低限度的道德。也就是说，儒家希望人们做好事，所以儒家很信任人，经常把人往好处想。法家是把人往坏处想，他说我们不能指望谁能主动做好事，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保障所有人不敢做坏事。所以，二者有很大的区别。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说这个法对所有的人都适应，第二个概念就是说法家的激励标准非常重，不光是奖励很重，惩罚也很重。为什么很重，他有两个道理，他认为只有大的激励才能够有效。比如法家说，你要是攻入这个城墙的话，谁先攻入，拿到什么东西就先给他，那么大家都去攻这个城墙。如果说攻下城墙的话，我给你一斗米，那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攻城墙。所以法家认为，要激励的话，力度一定要很大，要惩罚的话力度也要很大。比如说我把他逮到了，要重重罚他，大家都看到他痛苦，下一次再不会犯罪了。这个就是法家用刑来止刑。是尽可能让大家不敢去犯罪。这是法家设定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法家对我们今天还是有借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谁要是造假，就是一赔三。那他要是没逮到的话，利润就是几千倍，几万倍，那谁都去造假。说实在的，如果我去做生意的话，我也去来一个一赔三，那我收入的概率远远比赔的概率要高得多。但是在美国，如果这个造假是故意的，那是要有一个追加，叫做惩罚性的赔款，你有多少收入，统统让你吐出来，不会让你一赔三。包括新加坡的。我认为世界上法制化的国家，都带有法家的色彩。

法家也很讲究官员的道德，讲究考核。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考核标准循名责实的。我们现在新出土的文物当中，就发现了里面还有秦国官员的道德守则这样一个东西。秦国的官员是比较清廉的，因为犯罪的话判刑判得比较重，所以官员不敢轻易贪污。法家批评儒家提倡的禅让。儒家说尧禅让给舜，法家说那是瞎说的，那个时候尧是部落的首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了一阵子他发现这个活不好干，所以就老想退出来，后来找了一个舜，觉得这个舜傻头傻脑的，正好把位子传给他。看舜推三阻四的，他干脆提出来把我两个女儿也许配给你好不好？这个舜就答应了，那个时候尧不想干才让。谁愿意禅让？让皇帝禅让，不可能。

所以，法家批评儒家讲的东西，他说儒家讲这个以德治国很感人，要发挥榜样的作用。他说孔子这一辈子是最会搞教育的，他无畏才感化了多少个人，72个贤人。如果你要治国的话，一辈子感化72个贤人，这个国家早就灭亡了。他说这个不能用道德来治国，就只能用一纸文书下去，所有的行政系统推进，那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法家跟儒家好多东西是对立的。

儒法也有共同的东西，都是强调温饱问题的重要性。儒家也讲富国强兵，只不过富国强兵的概念跟法家不太一样。儒家讲的富国强兵应该跟文化整合起来，而法家就是讲富国强兵。法家当中有一个叫管仲的，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讲要先解决温饱问题，那么小偷小摸这些东西就比较少了。孟子讲“有恒产，始有恒心”，就是说解决温饱问题，才能够有这个恒心讲道德。其实他们很像，不过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究竟是国家很富有，还是藏富于民，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当一个国家富裕的时候，法家认为国家应该拥有这个财富，不能让地下的民间太富有。因为民间太富有的人，会削弱了君主的权威，所以不让这个民间太富有。儒家比较讲究藏富于民。

我们知道法家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用法，法就是礼。儒家认为这两个我都要照顾，既要讲法，又要讲礼。我给大家出一道题，假如在座的各位是国王，国王的父亲杀了人，你这个国王打算怎么做？孟子回答说，那我当然要保护我父亲。保父亲自然跟社会正义发生冲突，那我是这个君主，又要保障这个社会正义，所以孟子说，那我第一步，先辞去这个国王，那我就不用去主持这个社会正义了，第二步，我背着父亲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他认为就解决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看起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没解决。因为他父亲还是没有杀人偿命。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上说，他应该偿命，所以儒家永远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没有办法摆平。我们过去一直讲合情合理，其实法家早就看到了儒家是双重标准，所以他就告诉君主，你不要让儒家孝的观念流行起来，流行起来的话每个人都先顾自己的家，你这个君主就没有人替你出力。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做到合情合理，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觉得这叫和稀泥的统一，如果能够合情合理的话，咱们就不用谈了。

所以法家就是大义灭亲，儒家就合情合理，搞双重标准。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原则性和灵活性，其实讲原则性的地方，就不能有灵活性，想又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摆不平，最后只好是有权威的人定夺了。他说现在需要讲原则了，我们跟着讲，他说现在可以灵活了，我们跟着灵活。哪一天我们发现这个原则好像灵活来灵活去，大家最后就没有原则了。所以凡是强调灵活性的地方，一定没有原则。

因而，我认为儒家的文化传统带给我们今天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去走法制化的这个进程。也就是说在法制化进程当中，我们需要坚持一个标准，但是文化历史又是经常有双重标准的，怎么协调？这是一个问题。

先进文化

接下来讲一讲先进文化。什么样是先进的文化？我个人的理解，先进是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说，有一些东西是跟落伍的对比起来的。比如说比较迷信、比较崇尚暴力的文化，比较过于理想化的文化。其实文化当中过于理想化或者急功近利，都是不好的文化。这是一个角度，也就是说从落后跟先进之间的对比来看出先进和落后。另外一个角度，所谓的先进文化是因时而异的。中国古代儒家有一个说法叫时中。这个时中其实就是说文化的先进，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化假如跟社会发展正好相吻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先进的文化。我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先进文化的。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过去追求理想主义，我现在给加了一个限定的意义，叫做务实的理想主义。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理想，但是要务实的理想，而不是说理想越高越好。其实理想最主要的是能够激发我们的斗志，如果理想不能激发我们的斗志，就等于太远了，大家够不着，我觉得就很难说那是个好文化，它带有一点虚无缥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务实理想主义。我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一种先进的东西。理想也好，道德也好，我们必须要把它变成一种具体的美德，或者具体的品德。我们过去实际上讲道德的时候，一种叫理想道德，一种叫义务道德。而儒家传统历史上比较讲理想道德，而民间当中比较讲义务道德。我认为理想道德跟义务道德应该结合起来。就是说我们道德当中是以义务为主，但是有一些理想的引导性，这样会比较好。

我认为文化定位要转变过去的概念，如公仆这个概念就值得考虑。我觉得公务员就叫公务员或者叫官员，官员是社会当中的一种职业，现在的社会主义是讲究平等了，公仆我觉得一方面概念不准确，另一方面也没有反映真实。它容易误导，一个误导就是说别人对你可能要求太高，另一个误导是假如公务员的薪水在社会当中比较高的话，那人们会觉得这个公仆比我这主人拿得还多。我认为，公务员就是一个社会的精英，应该比社会平均的工资拿得多一点，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叫公务员或叫官员就很好。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现在官员的队伍太庞大了。另外一个，我们既要让官员做贡献，但是也要有激励，不能光说官员就应该多为人民服务，你也多给他一点报酬，这是公平的。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当中，应该鼓励一种公平的文化。这是先进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我是把公务员作为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应该注重那种很务实的、公平的、具体的品德。如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先进文化，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只不过中国科学这个概念，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大家都没有去深入讨论，把科学等同于技术，或者把科学等同于一个泛泛的东西。我认为科学首先是一种理念，就是想用一种有效的、合理的、经得起推敲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其次，我认为科学就是强调规律的探索。再次我认为，科学就要付诸于理性，科学跟理性是依次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理想太多，价值判断的东西讲得太多，必然会不重视事实判断。我们有时候往往用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判断，这实际上是对科学的一种冲击。就像“大跃进”我们要实现什么，大家就冲动起来把锅什么全砸了，最后大家一起来搞一个事实上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害了好多人。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理解，从社会理想来看我们的先进文化。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先进文化，能够引导这个社会去实现下一轮的目标。这个社会理想，不是最远的那个理想，是下一轮的这个理想，比如说再过20年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可惜发展观这个先进文化应该能够引导我们来实现这样的目标。我认为，它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应该有平等，有和谐。和谐就是抱怨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安全，就是小康。

我前面讲的和谐当中和而不同，就是大家都有个性有差异，然后结合在一起，这是叫做和谐。和谐当中的文化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凡是原则性的东西要统一，凡是非原则性的东西要包容。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政策要统一，这是一个原则。主流价值要统一，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有人说这低俗，有人说这很好，我认为那个没必要统一。也就是说和谐当中，实际上要讲究这种包容性。和谐是要强调包容性，不是要强调统一性，要丰富而不是单一，这点很重要。普遍的理想或者是人性当中所需要的共同价值，这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讲的。这个普遍的价值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第二层次，我们要去思考，当今世界人们比较公认的价值是什么。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对应，不一定接受，但是也要对应，不能够说我反对它。

过去有一句话叫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其实敌人跟我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某一些方面的差别，不是所有的差别。我们社会主义只在重大的事情上有差别，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差别，就是关键性的东西要分明。比如说一个坏人，除了做恶以外，剩下的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全都一样？这道理就很清楚。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社会，都要过好日子。再比如，今天反歧视肯定是一个世界的普遍价值，不管是对女人歧视，还是对肤色歧视。

第三个是维持社会发展的一般价值。我们这个社会，想存在想发展，都要有一个一般的价值。这个一般的价值就是尊重习俗、诚信、搞好家庭等等。这是一般的价值。

第四个，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构造平等和公正。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价值。当然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面也有社会主义本身所需要的自由民主。但是这个自由和民主，我认为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个角度就是从一般的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任何一个社会尽可能要增加自由和民主，这跟政治没有关系。第二个，社会主义要完善自由和民主，那么就要根据自己的时代特点来完善它。它要有一个下一步的理想，就是讲20年后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完善到什么程度。这个核心价值还有很多其他的考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是孤立的，不是人为造出来的，而是跟其他的人价值之间有交叉，跟这个社会的价值有交叉。

那么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讲的话，我认为基本的制度和核心价值，应该是价值优先，制度放在第二位。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这个价值是指导性的，然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这个价值的指导下来完善。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一个最优先考虑的对象。

我认为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应该包含着三个部分，一个是基本人权，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的基本福利保障，第三个叫做社会主义拓展性的福利。什么叫基本人权呢？基本人权比如说生命、财产和人的人身自由，这些东西都是基本人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保障呢？比如说义务教育，解决温饱问题，养老保险，这些是基本的福利保障。第三个方面，我把它叫拓展的权利。拓展的权利是什么？拓展的权利就是要让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好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很明显了。比如说我们现在重视义务教育，但是现在在农村，一个中学生读完初中以后，很容易走向社会，很多人到了初中毕业，要就业没有技能，就在农村里面晃荡晃荡，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农村要解决的不仅是义务教育，而是要推迟青少年走向社会的时间，让他们接受更多的教育。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我认为我们全国以后取消地级市以后，在每个县建立一所大学，叫职业大学。这个职业大学分大专和本科。让孩子们高中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大学毕业。必须让他们上完大学，才能改变农村人的命运。我觉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命运改变不了。所以我特别支持国家搞扩招，我认为扩招是给很多人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我反对现在的高校自主招生。高校的自主招生非常可恶，不是扩展基本权利，而是增加少数人的权利。 这里面我们还要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我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说不要公有制，而是我们过去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把国有企业等同于公有制。现在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代表公有制。现在任何一个国有企业能够给国家上缴的最高利润，不到他所得利润的一半。他先把自己的员工武装起来，先分完。像我们校办企业，以前给北大好多钱，后来他们越来越聪明了，企业越做越大，但是给学校上缴的钱越来越少。最后利润跑到哪里去了？做企业当然很容易就把利润做没了，最后把它花掉了。所以学校越来越缺钱。其实大家想过没有，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凭什么能代表公有制？很多企业钱收了非常多，然后自己工资很高，剩下的再交给国家，或者是交给股东。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应该重新思考，不是国有企业就代表公有制。我认为应把国有企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一部分是非竞争性的以安排就业、社会公益为主的企业。竞争性行业里面的国有企业，工资可以定很高，它由市场决定，我们管不着。但是垄断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我认为工资不能高于普通公务员工资的一倍以上。因为它没有什么风险。所以我觉得国有企业代表公有制，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想法。我认为这个国有企业是代表少数人的公有制。

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强调国家利益。我们过去讲爱国主义，我觉得应该把爱国主义的概念转为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都要重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包括地方跟中央的关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社会主义就是应该比较平等，或者是公平，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通过公平去体现公有制，不是用国有企业代表公有制。社会主义应该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分配去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世界上不管哪一种社会主义都强调公平与平等。但是有两个东西要考虑，第一个，公平、平等跟竞争的问题，这是矛盾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只要允许人们有自由，允许公平竞争，这个公平竞争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收入差距拉大，都会有贫富差距，这个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通过调整的手段，使这个差距的扩大不会比资本主义扩得更大。我认为贫富差距是需要的，但是这个贫富差距应该保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

贫富差距是必然的，但是造成这种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些是有问题的。过去有一些经济学家一直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先要把蛋糕做大，再来分，就是先要注重效率再来公平，其实他就是没有去思考，蛋糕做大的话，谁都知道只有事先确定分配方式，人们才有积极性去把蛋糕做大。另外大家都心里清楚，谁把这个蛋糕做得大，谁一定分得多。不可能说我们这几个人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再来统一考虑怎么分配。把蛋糕做大的这个人，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边做边吃，等到蛋糕做好了，再来大家一起来分，这能成吗？本来效率跟公平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可是过去不是这么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贫富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弱势群体的问题。是因为他处于弱势群体，好多机会被剥夺了。比如，我经常思考农村问题。我认为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农村农民的富裕问题。我们的目标只能放在解决农村下一代的富裕问题，这是我个人的思考。现在这一代农民，很难让他们富裕起来了。但是下一代的农民，我希望不要陷入恶性循环。该怎么办？所有的农民子弟都要接受好的教育。可是我们现在好的教育资源全都在城里面。这就会形成双向循环，强势群体得到的机会更多，他们越来越强势。弱势群体得到的机会少，就越来越弱势。不要让人们把眼光盯在贫富差距上，而是应该把眼光盯在能不能建立一个让人们有平等机会的公平上。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引导的问题。

先进文化的建设

我认为先进文化建设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建设道德，二是要建设法制。

在建设道德方面，我想我们不是要建立道德理想，而是要建设具体的美德。我们要让大家都能够做到诚信、责任、节俭等等。不一定人人都树立道德理想，但是我们要做到有美德，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过去都说要搞思想道德建设，我认为应该转过来叫做道德思想建设。我认为道德比思想更重要，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思想水平再高，都没有用的。从重要性来讲，道德优先；从次序上讲，道德也要优先，道德要从幼儿抓起。我们青少年教育，也要侧重于道德，不是侧重于思想。我认为我们的干部教育要侧重于道德。就是说道德更具有重要性、优先性。同时，我们要建设法制。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循着法制来走。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在履行民主诚信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文化传统和文化意识，那么就必须用法制来约束。所以我认为民主跟法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先健全法制，然后用法制来支持民主，然后要求民主更高，然后转过来修改法律。这样子互相促进。

我认为法制优先于民主。应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提法改为社会主义法制民主。这是我们先进文化建设当中应该注重优先性和重要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应该优先于政治民主建设，这是先进文化当中所要引导的一个方向。这是我的理解，是一种价值判断，没有一个标准。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建设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应该发挥公民的作用。人民的作用不光是享受权利，还要承担义务。政府跟公民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应该经常合理地动员民间力量来参与核心价值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等等。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要提倡公民和公共社会的建设。我在国外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哪个地方可以入手。我有一个大的观察，国外凡是文明素养比较高的人，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在公共场合，都要考虑到别人的存在。我认为它是一种公民文化。比如说在国外进电梯的人，先进的人往边上撤，绝对不会堵在口那边，就是给别人让出路来。照顾到其他人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民素质很重要的要求。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的组织，让他们在提高公民素质上发挥作用。

我个人曾经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要强制每个民间的协会都有一个专职的人员来负责。我们现在建立了好多协会，起不了多少积极作用，都是为了自己给弄一个官做，并没有真正为会员服务，也没有领会中央的精神，也没有发挥公民参与社会的作用。韩国伦理学会就有一个专职秘书，所以能提供专职的服务，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应该有一个公共管制的大型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提倡民间参与慈善，能够真正让老百姓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先进文化。大家都知道，国外大学的学费有三分之一要来自于社会集资或者叫社会赞助。我们中国的大学也应该逐步走这条路。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想享受社会集资的话，你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董事会，要向人家报告你的议事啊，花钱花在哪里，谁来监督。我觉得我们大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发挥民间的作用，就是要社会集资。在国外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好多都是一样的，就是政府给三分之一经费，学费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还要到社会找资金。这是发挥民间和公民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渠道。

第二，要建设媒体的公正形象。世界上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媒体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民族主义。很少有人能够抵得住这个浪潮。我在日本留学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研究日本的媒体。我发现日本媒体有两个特点，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你没有找出一些极端的言论，谁理你啊。所以在日本的媒体当中，那种正儿八经的学者很少参与。二是那些正儿八经的人都不愿意去媒体发表他们的观点。那些表达极右观点的人，容易找到媒体，而且发表得特别多。我认为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种媒体的民族主义，这跟追求和谐社会是非常对立的。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媒体很多都是民族主义化。我们中国也有这个倾向。我们中国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要从我们的文化传统来出发，不要去煽动情绪化的东西，那很危险。第二个我觉得媒体现在遇到一个瓶颈，要么商业化，要么事业化。媒体一定程度的商业化，使得我们的记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传媒形象。要商业化就是变成企业的商业化，不要传媒人士商业化。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公正形象，还是需要来建设。

第三，我们现在没有统一的文化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去文化政策都是评价性的政策。什么叫评价性？就是我要求你有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比如说看一个电影，你找一个艺术家跟我来评价，两个人的思想性肯定有很大的差距。以《红楼梦》为例，我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的道德，是封建的文化，我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评价好低啊。但是搞红学的人，评价肯定很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评价性的标准，实际上是把压力都抛给了官员。所以官员的压力太大，他宁愿往严里来审。这不就是妨碍我们的繁荣文化嘛。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制定一个限定性的文化标准。这个限定性的标准就是核心价值最低的部分，作为底线，就是不能反社会，不能反核心价值，不能反我们的法律。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东西都允许存在，我们只能引导。但是违反了国家的限定性标准，就应该清除。在电影里面，有好多电影是儿童不宜的，我们为什么都出现了？因为我们就是缺限定性的政策。我认为这个是一定都要做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讲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能够让老百姓享受到。老百姓当中包括一些少儿，但是现在谁能够代表少儿的文化权利？女性有代表，老人有代表，中年有代表，就是少儿没有代表。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制定一个确定的标准。另一方面在管理上要有弹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四，要进行文化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什么？就是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要有标准。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标准。核心价值要很长时间稳定的，但是文化的其他很多东西，是要经常调整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现在国学热，当然我们要重视传统，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搞一些大型的公祭，这不代表我们的传统。我倒是老觉得应该拿公祭的钱来提供一点公共文化服务，这个可能要比公祭好一点。比如说提供这个读书啊，或者是提供学校的教育啊，总比花那么多钱搞一个大的博物馆供少数人看要好。文化产品也有优先供应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顺序。大家一选就选形象工程，不管是什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凡是能够给我带来形象工程的，就先干，剩下的统统不干。我们全国有23%以上的县级图书馆，图书馆是建立起来了，但是每年一分钱的图书预算都没有，那你盖那个图书馆干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调整的部分文化。我们要发展创造性的文化。其实国学和创造性的文化比起来的话，我认为创造性的文化比国学更重要。因为国学，作为我们一个传统，在今天能够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文化的创造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只躺在老祖宗的习俗和历史遗产当中。现在我们中央领导出国，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张艺谋电影里面有好多色情的镜头，贾樟柯全是讲文革的臭事，想要拿什么东西出去啊。现在明星那么明，那么亮，你拿什么作品去？乾隆皇帝送给外国也是送孔子那一套东西，你现在还送那一套东西吗？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思考一下，我们当然要弘扬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现在只是靠传统文化来生存，这不是就有点社会主义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得到体现啊？

第五，我们的干部应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我总结了一个管理当中的悖论，叫做素质最差者代表企业形象、组织形象。企业当中做第一线服务的员工，在整个企业当中素质相对要差。大家有没有想过，谁代表共产党的形象，谁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村干部是不是，城管人员是不是，普通的公务员是不是，他们代表我们党的形象，代表我们政府的形象。你怎么派素质相对差的人来代表你的形象呢？这是一个悖论。现在好多人很关心那些大官员、中央的东西，这没错，我认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基层的素质如何提高，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形象。他们如果不提高的话，中央领导做得再好，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形象还是有缺陷的。

第六，我觉得现在的管理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我跟好多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他们都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体制，具体的管理机制问题。我们大的体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多具体的管理需要调整。举例来说，如中央电视台在几十年前没有赚到钱，我们用行政的方式来管它还可以，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利润最丰厚的机构之一了，那么你怎么样管它？必须用现代的方法来管。

第七，青少年的教育的问题待解决。这是我们文化想做的任务，但是没有做到位。比如我们要重视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没有纳入教育体制，但是幼儿园实际上是儿童很重要的一个受教育的阶段。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些大学生都是很有想法的。但是他们现在又面临着很多压力，有很多心理问题。所以我认为大学应该坚决实行导师制。我觉得像北大那些学生，都是各省市的状元，一到北大来，马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历来没有考过第三名，到北大一来，一下子就掉到第25、第30、第50名，心里面马上就变得悲观。有一半的状元心里绝对受不了，这个就需要心理教育，所以我觉得大学有必要实行导师制。另外，我觉得应该寓教于乐。假如你想干一个寓教于乐的事情，我认为应该让这个事情本身很快乐，然后在尽可能的快乐当中，加入一点教育的素材。有没有看过美国的海底总动员？那种片子是真正寓教于乐的，人家首先要让人快乐，然后里面又有点教育。

最后，讲一下文化走出去。我认为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应该有两个考虑。一是我们一定要持续不断地走出去，二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让别人感觉到有非常友好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强势推动的方式。咱们文化在走出去的时候，媒体马上会出现中国现在崛起，过去用经济来占领现在又用文化来占领的言论。我们过去封闭太久了，别人对我们了解太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别人了解。哪个国家建立一个孔子学院，在这个学院当中应该搞一个当地的文化交流中心，或者在我们国家相应对等地搞一个。比如说加拿大多伦多市搞一个孔子学院，我们可以在北京市搞一个加拿大文化研究学院。我认为那样子的话，会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减少很多对抗的障碍。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走出去，大多数走的是传统的文化，我认为光走传统文化不够，应该走现代文化，让中国现代的文化同样走出去。这才能够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依靠的全是孔子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问题。我认为在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中，现代的文化应该占七成的比重，传统文化占三成的比重。这才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在推广文化当中，传统文化占到七成，我认为非常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