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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儒就是批总理：一个令人发指的谎言

马宁东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坛上，明里暗里制造着一种舆论：毛、周斗争论。说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是有矛盾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压抑，受排挤，不被信任，权力和处境都岌岌可危的；周恩来与“彻底否定”的主持们是志同道合，统属一派的。似乎暗示人们：“彻底否定”正是周恩来流下的一个遗愿。

  这真是弥天大谎。但是，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它，并且不断地变换内容，翻新花样，它就成了人云亦云的“真理”、不胫而走的“事实”。其实，只要看一看制造这种舆论时的政治风云，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攻自破了。

  制造这种谣言，“翻案派”们的用心是什么呢？

  第一、贬毛抬周是为了稳定政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贬损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后，诺大的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领袖真空，那么由谁来填补呢？看了看，数了数，他们之中谁也不行；他们谁出来当领袖，都会露出狐狸尾巴，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也不会认可，于是只好抬出周恩来与毛泽东相抗衡。因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只有毛、周的威望最高。

  第二、贬毛抬周是妄图“证明”：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他们，“迫害”了大批“革命功臣”、“开国元勋”，而且连周恩来也在被“迫害”之中！这是为了进一步贬损毛泽东，极力“证实”他是一个“迫害狂”，一个“暴君”。

  第三、说周恩来是他们一派的“首领”，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这是妄图利用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来使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法化，来抬高和巩固他们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营造这种神话的结果，尽管严重地损害了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把周恩来按照他们的需要丑化成了一个毫无原则，毫无气节，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资产阶级政客和两面派。然而，策划者们却从丑化周恩来的勾当中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全党一大批既热爱毛泽东，又热爱周恩来，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始终心存芥蒂的高级干部们，自以为和周恩来站到了一起，因而获得了一丝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从而使“彻底否定”干得心安理得、皆大欢喜，这样，也就保证了“新路线”的顺利贯彻和推行。

  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毕竟是事实。它可以一时被歪曲，但是最终谁也改变不了它的真面目。

  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悼念毛泽东的日子里，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西哈努克的一篇文章。文章在描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时，打了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而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居然如此深刻地理解了毛周两位伟人是如何地缺一不可，这实在是他的一个真知灼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这两位伟人之间心心相通，志同道合，亲密团结，默契合作地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文革”的文班子，还是林彪的武班子，他们都不能取代周恩来的地位。尽管林彪披上了“亲密战友”的“虎皮”，但是真正的亲密战友却是周恩来。这只要看一看，当林彪外逃之时，周恩来是如何地紧握三军指挥权，当机立断，决然处置的神威，就可以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是何等地相互信赖，毛泽东又是如何地倚重于周恩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新政权的建立，以及两届党代表大会、两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召开，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泽东全权委托以周恩来为核心组织筹备和逐一确定的。没有周恩来亲自挂帅，要想完成这些重大的国务活动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深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翻案派们还刻意编造出一个病重中的周恩来，痛苦地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迫害”这样一个听了令人发指的故事。

  然而，一九九八年第九十七、九十八期《每周文摘》以《梁效内幕》为题，分两期连载了北京大学老教授、国学大师、著名的“梁效”写作组成员周一良的一篇文章。发表时，《每周文摘》编者，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中国青年出版社4月出版了《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以正视听……”周文中，专门有一节写了关于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周文写道：

  “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敬宜）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注释组后来查问，我当然如实报告。会后组长孙静告诉我‘别紧张’，我当然也没认为犯了什么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鲁迅先生说得好：“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一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其实，想一想当年的“评《水浒》，批宋江”，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或者是什么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现在“聚义厅”不是已经改成“忠义堂”了吗？国外的“方腊”们，不是也已经被我们官方呼之为“恐怖主义组织”和“分裂主义势力”了吗？并且，我们不是“替天行道”，着实狠狠地惩罚了越南这个“霸权主义国家”一顿，让我们大洋彼岸的那个“战略伙伴”长长出了一口恶气吗？……

  不管人们用怎样阴险、卑劣的手段去涂抹历史，历史的真面目都不会改变。“指鹿为马”只是暴露了赵高的奸恶，鹿终究是鹿，马也还是马，叫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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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摘自范达人著的《文革御笔浮沉录－梁效往事》中‘从周总理逝世谈起‘一章的一段。

  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当时我虽不知其全貌和详情，但总的印象是，毛泽东尽管有时对周恩来不满，不时地批评、指责，甚至开会整他，但毛泽东并无打倒周恩来之心，而且还要仰仗他来治理这个几近失控的国家。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毫无影射攻击周总理之意。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最为严重的罪行莫过于通过‘批宰相‘来批周总理。‘批宰相‘这一说法，我是在1976年10月才听到的。那是在北大历史系开会批判我们几个‘梁效‘成员之后，我思想不通，感到委屈，便找历史系一位老朋友谈心，他说：‘群众反应你们那时批宰相、批赵高、批司马光等等，实际上是批周总理。‘听到他说‘批宰相是批周总理‘，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难以置信。这是我首次获悉群众中居然流传着这种看法。可是，在思想上，我从未有过‘批宰相‘的概念，更没有将‘批宰相‘与周恩来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没有批判历朝历代的宰相，有的宰相还受到歌颂，充分肯定其作用，正如周一良教授在自传中所述，‘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在强大压力下，尽然为我和何芳川作保。他说：‘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待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接受“凤凰卫视·口述历史”采访：

  范达人:71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1974年2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来,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

  解说词：范达人承认,当年梁效的文章确实有所影射,比如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军区调动.但是影射周恩来,梁效的执笔者却从没有想过.

周一良：梁效反对过周总理吗？
 
（选自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百年人生丛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

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汤一介同志在会上宣讲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我补充讲解了其中的历史典故部分。不久，“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成立，大约因为我被目为能够两个正确对待(“文革”和自己)，我被北大党委由历史系调到梁效工作，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6年10月梁效成员接受政治审查，到1978年秋结束。如果对一般人而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而告一段落；那么，对我而言，这场大灾难又饶上了近两年的光阴才算结束。

梁效设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莫测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 由中青年同志担任， 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 《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用处。记得在1976年批邓公开化之前，支部书记布置写了一篇《论孔丘其人》，矛头所指已极为明显。支部书记意犹未足，最后又加问一句： “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我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这是记忆中在梁效所起的唯一一次“把关”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此文是针对他而来，显然是为与“四人帮”划清界线，往自己脸上贴金。注释组的任务是对指定的诗词或文章作简明注解或泽成白话，据说是供护士读给毛主席听时之用。注释组成员认为这项任务直接为毛主席服务，都兢兢业业，尽心竭力去从事这个工作。

在梁效工作期间，有一件值得提的发现。梁效成员曾被派到毛家湾林彪住宅，逐页检查他家里的书籍，以便发现他的亲笔批注之类，作为批判材料。我负责历史书籍。\
林彪不学无术，未见任何批注，但我却有意外发现。《资治通鉴.魏纪》记载司马懿为了麻痹和欺骗他的政敌曹爽，和曹爽派来的人谈话时，故意假装脑子老糊涂，驴唇不对马嘴地打岔。喝粥时，有意随喝随从口中流出，沾满一身，表示体力衰颓。《隋纪》里记载隋炀帝杨广为了骗取其父文帝杨坚的信任，每当文帝到他宫里来，他总是把年少貌美的宫女隐藏起来，找一些老而且丑的出来侍候。乐器上也都积满灰尘，装成久未触动的样子，以显示自己不好声色，来博取父皇的欢心与信任。林彪在这两段文字上，都密密加以圈点。果然，司马懿计策得逞，政变成功，曹爽受骗被杀。杨广骗得杨坚欢心，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而吸取司马懿与杨广的“先进经验”的林彪，也“史无前例”地在共产党的党章中取得合法(?)接班人地位。我建议利用此材料写批判文章，可惜未被采纳。

江青曾几次来驻地与梁效成员见面，她去天津、小靳庄和山西大寨，也令梁效和梁效成员以外的某些教授随行。江青谈话浅薄无知，而喜欢自吹自擂，炫耀卖弄。她给我的印象并不佳，但她口口声声主席如何，因而给人感觉她是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她只是执行者而已。由肯定法家从而承认中小地主有一定进步性，由研究法家著作而引起群众对古典文献的兴趣，这些倾向都与我的思想合拍，因而心安理得。
开始批林批孔之前， 《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欣赏此文，意在宣扬文中意旨，以防止大军区形成割据局面。当时流行一种据说有来头的说法，认为奴隶制社会必然分封，进步到封建社会才有郡县制。我以为这种观点与中外历史都不合，于是在文中征引史实，指出这个说法并无根据，意思是力求在“奉命”的文字中在学术方面多少注入点新意。到梁效大批判组以后，搞儒法斗争，我写了一篇《诸葛亮与法家路线》，登在《历史研究》。诸葛亮的思想中，儒家之外本兼有道家及法家成分，但此文配合甚嚣尘上的儒法斗争宣传，即使内容没有歪曲附会，客观上也构成“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组成部分，而我自己还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效力。特别是梁效后期注释工作，有时任务急如星火，又须大家讨论定稿，每每深夜才能回家。我常常一边蹬自行车一边想，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后来《红旗》重新登载了我关于《封建论》的文章，我又当了党的十大代表。毛主席逝世，我列名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所以，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作为梁效成员始终处于顺境。所幸者，我虽怡然自得，却未忘乎所以。审查梁效时，有人向一位同住燕东园、劳改大院的同屋，既是老革命又是老教授的同志了解我在梁效期间的劣迹表现，这位老同志的回答是：周一良进梁效以后与往日并无不同。这也许就是我接受政治审查后依然平静自若的原因。

1976年10月26日晚间，我与家人在王府井萃毕楼吃饭，只听雅座一伙穿绿色军装的人边吃饭边欢呼叫嚷，当时并未在意。次日早晨到北招待所上班，门口已有解放军站岗，不能进去。原来“四人帮”倒台，一夜之间，粱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这个情况来得确是突然，却又像不那么突然。“四人帮”的罪行很快就大白于天下，我不需要什么思想斗争就投入运动，开始揭发批判。较之“文化革命”开始后相当长时期跟不上，大不相同了。梁效成员开始接受政治审查，全体集中到未名湖畔的宿舍和食堂吃住，老教授吃住回家，但也必须上午、下午、晚间三段时间报到。成员两三人编一组，每组负责人为学校的干部，辅以工厂工人。 “四人帮”罪恶滔天，民愤太大，因而监督的人都以敌人对待梁效成员，往往疾言厉色，令人难以忍受。成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审讯、斗争，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我说是“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只有不搞喷气式和不挨拳打足踢，胜于“文革”。但这次政治审查来自官方，与红卫兵之为群众运动又不同，其压力之凶猛而强大，空气之紧张而令人窒息，远远在“文革”之上。

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注释组中后来查问，我当然如实报告。会后组长孙静告诉我“别紧张”，我当然也没认为犯了什么错误。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

关于反总理还有一段值得提及的插曲。“四人帮”把孔子与林彪拉到一起，不仅举“克己复礼”等口号为例还想从生活上牵强比附，说林彪是儒家。其实林彪生活上倒确有一些怪癖。如他的衣服每件上都标有若干度的记号，他机械地按照加在一起保持多少度来穿衣，但这却与孔丘无关。大家知道，记述孔子生活的，主要为《论语.乡党》一篇。
因此，江青命令把《乡党》篇译成白话，供广大群众批判。这个任务当然落实到注释组。篇中讲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态，有一句“趋进，翼如也”，描写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几个人反复推敲捉摸，想不出恰当译法。魏建功老教授灵机一动，说“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张开两臂，形如鸟之双翼。但直译“如鸟张翅”不太雅驯，不如说“端着两个胳臂向前急走”，更为传神。魏老说着站了起来，端起双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几步。大家连忙一致赞成他的说法，就这样定了稿。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学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着两个胳臂”是影射周总理，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因为总理右臂受过伤，总是弯曲像端着。(据说是在延安时，江青骑的马惊了，把总理从马上撞下受伤)虽然总理只是端着右边一只胳臂，但批判文章对梁效欲加之罪， 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些了。魏老当然多次被审讯，异常紧张。注释组的每个成员也都被提问。大家一致承认这句译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决无借此攻击总理之意。退一万步说，总理也不是端着“两个胳臂”呀!

政治审查自冬徂春，又经历了第二个冬春，迟迟未宣告结束，更谈不到处理结论。人们猜想此案大约经过多人，都感到棘手，在“四人帮”定案之前，无人敢负责宣布结束审查。北大党委虽对每个成员都很了解，也无能为力。“文革”中没吃过“劳改大院”苦头的中青年同志，未免禁受不住这样忽松忽紧、遥遥无期的审查，满腹冤屈，忧愁沮丧。每逢放风外出，我看见有的人在湖边抑郁徘徊，低头沉思，不禁怕他们走上二十年前我的好友丁则良冤沉湖底的老路。但我也爱莫能助。至于我自己，经过“文革”中狂风恶浪，加在头上的五顶大帽子都一一被事实摘掉。
我深信“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两句传统谚语的真理。在审查过程中，无论如何威逼诈诱，我都处之泰然。虽然始终被目为“态度不好”，我决不作违心之谈，苟且过关。梁效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在首都体育馆批判斗争迟群、谢静宜大会上陪斗。这座体育馆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师，是我的九弟治良，我戏称他为老兄建造了“耻辱柱”和“审判台”。大会为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一位来注释组不久的中国文学老教授成为从宽发落的典型，而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年之久。梁效的审查到1978年秋间结束。又过了几年，我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

打倒“四人帮”之初，社会上就流传不少关于梁效的谣言，如说北招待所地下室有江青进行刑讯之地，墙上血迹斑斑云云。十多年后，在美国遇见一位老教授。他80年代中期访问北大，住过北招，竟然还以此相询。还有关于我个人的谣传，说我是梁效头目。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当时又盛传梁效驻地我屋内有保险柜，柜中藏有关于周总理的“黑材料”。解放军深夜进入北招后，在我屋内用枪对着我说：“现在交出保险柜钥匙，你还是人民内部，不交我就开枪!”其实我夜间不在北招住，屋内更无保险柜。据说这些话都出自北大历史系某人的大字报，一时流传颇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很多人知道。了解我的人断言不可能，也有人信以为真。“四人帮”倒台，万众欢腾，群情奋激，不少人形诸歌咏以表达鞭挞的心情。我展转读到文学研究所舒芜先生的《四皓新咏》，谴责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为留此一段掌故，移录如下：

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

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诗人盲目尔盲心， 白首终惭鲁迅箴。

一卷《离骚》进天后，翻成一曲雨铃霖。

射影含沙骂孔丘， 谤书箢钥护奸谋。

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

进讲唐诗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
义山末脱捋扯厄， 拉入申韩更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