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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耳光与八个主义

作者: 周泽雄 2008-11-12 15:47:32 来源:南方周末

■望文号脉

“我们存在着一些跃跃欲试的时评家，他们像狙击手那样寻找着一切可以用来炮制文章的目标，一旦发现，立刻一哄而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宏大阐发。从一滴水里看太阳、一块斑点里窥全豹，乃是他们命笔行文的死命令。让一个耳光仅仅成为一个耳光，那可说不过去，把一次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掌掴，引爆成一声惊雷，以便在民众耳畔炸响，那才是能耐。” 　张建辉／图

作文章与做学问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手脚可做，猫腻可藏？

文章可以无关学问，学问不妨作成文章。若志不在学问，而在“水与月”之间，那么，《前赤壁赋》已为后人垂范。众所周知，苏轼泛舟之地虽名“赤壁”，却不是周郎纵火的三国赤壁，两地除了共享一个名字，别无共同之处，论距离，也有四百里之遥。但没有人指责苏轼不学无术，相反，我们沉浸在苏轼妙笔营造的山光水色之间，一任文字“清风徐来”，且“不知东方之既白”。话说回来，质疑时任黄州团练副使的苏大学士连黄州赤壁都分不清楚，也过于唐突了。再则，借题发挥虽然不是做学问的正途，却历来不失为作文章的曲径。

对苏轼的态度，其实代表了一种识见：东坡是在作文章，不是作学问。拿学问之道来拘范文章，好比用文凭来论断美女，不仅鲁莽，还把风景给杀了。

将作文章与做学问的关系排列一下，得出如下四种搭配：1.文章就是文章；2.学问就是学问；3.学问与文章互补；4.学问与文章扭打。我们发现，前三种均无甚可议，美文可以不涉学问，学问亦不必借文采以广招徕，两者大可各行其道，各遂其志。若是学问与文章兼美，自是上品，玩绝了还会成为神品。所以，可议的只是末项：作者貌似提供了一个学术观点，用来支撑该观点的内容，竟然不是学理上的研讨论证，而是若干文字花活或口吻气概，结果，文章不再成为学问的载体，而是沦为伪学问的避难所兼销赃地。——我今儿要说的，正是这个。

以最近颇为闹猛的掌掴事件为例。央视“百家讲坛”的尊客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突遭一青年掌掴。事后，该青年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是对阎崇年学术观点的抗议。可以交代的因素，大概就这么些。哦，听说阎崇年先生还有美化康雍乾三朝的倾向，甚至还有为文字狱设词开脱的嫌疑。但就算如此，只要阎先生是以学术方式提出见解，我就看不出该见解与他遭到掌掴，存在何种关联。以我性喜就事论事的脾性看来，这就是一桩个案，任何试图挖掘掌掴合理性的努力，都难称得体。言论自由的地盘止于言论，拳脚相加永远不是学术争鸣的题中之义。实际上，越是当你不认同阎崇年先生的观点（我就不甚认同），你越是要捍卫正确的方式，而不是怀着暗暗叫好的居心，替掌掴曲为之说。

但是，我们存在着一些跃跃欲试的时评家，他们像狙击手那样寻找着一切可以用来炮制文章的目标，一旦发现，立刻一哄而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宏大阐发。从一滴水里看太阳、一块斑点里窥全豹，乃是他们命笔行文的死命令。让一个耳光仅仅成为一个耳光，那可说不过去，把一次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掌掴，引爆成一声惊雷，以便在民众耳畔炸响，才是能耐。由于这些时评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当十八罗汉围抢一块臭豆腐时，我们便有幸目睹了一个奇观：一个耳光打出了八大主义。最近几天，我顺眼瞄到的相关宏论就有这么一些：有人说，“阎崇年被打的根源在于精英与草根话语权的不平等”；有人强调，这个耳光的实质，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观念冲突”；有人马上说不，这一耳光不该记在民族主义头上，民族主义也是冤大头，它是被“以愤青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拖下了水；另有人声称，“阎崇年遭掌掴乃是民族主义的反噬”；接着，一位看上去见识更高的作者缓缓总结道：“‘为学术而打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或许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即公共话语平台如何从一维走向多维、如何从文化专断走向文化多元。”

瞧，就那么个理当归因于某位青年一时失控的偶发行为，经过我们时评家的一顿五花大棒，已经有望向吉尼斯申报“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意义的耳光”了。真正让我纳闷的是，所有这些看上去像煞宏大学术命题的玩意，都不是以严谨的学术研讨方式提出来的，而是表现为某种脑筋急转弯，似乎只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就可以戴着假发套，昂然登场。很显然，上述命题，姑不论正确与否，哪个不需要来一番宏大论证？非凡的学术命题竟然可以省略起码的学术论证，而代之以一腔热情，这个爱好，在思维品格上恐怕有点第三世界色彩。用文章法术来偷渡学术观点，把学术问题文采化，重大命题灵感化，可见的结果是，再宏大的文化命题，也难免木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