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女神探石珊艺扮演:谢谢孩子：挽救历史真相的“九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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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雷宗兴让郭庆萍拥有了直面自己家族史的勇气。她找出解放前的老照片提供给外孙，作为他书写家族史的资料。图中后排左二为郭葆琳。

感谢《看历史》杂志对采访给与帮助和支持，该刊发起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吸引着超过1万名中学生跳出课本，走近身边的历史）

写历史，九零后有话说

郭庆萍70年的历史认知颠覆于2011年7月末一个晨霭轻绕的早上。此时她刚度过了思想激烈跌宕的三天三夜，——16岁的外孙雷宗兴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和整个暑假向她证明，有些历史错了，例如郭家高祖郭葆琳是近代科学功臣，不是反动派。

这在时间维度上来说多少是个惊险的挽救——一个惴惴不安活在由别人界定的历史阴影下的垂暮老人，差点带着对先辈错误的怨恨走进坟墓。“愧对祖宗，也谢谢孩子。”郭庆萍感慨。

她的外孙、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雷宗兴几乎是在睡梦中接受这份赞誉的，他太累了。和历史的较量困难重重，但他天性快乐，无所畏惧，并像大多数“90后”一样对所有新事物心怀好奇。“我喜欢探索，”他说，“只是我没有料到历史对普通人的影响也会如此深刻。”

在这位少年沉甸甸的书包里，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三本装帧精美的教材，里面宏大浩瀚地记录着王侯将相与国家兴衰。“像史诗和电影。但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自新世纪之初掀起的“公民写史”热潮所要致力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注公民个体与大历史的相互交汇、分享、参与和认同，成为探索多年后一个从学界到民间的共识。

现在，这股潮流开始向中学校园蔓延。2011年，受国内知名历史读物的发起和号召，超过1万名“90后”中学生从字里行间跳离出来，成为民间历史的搜集者和记录者。雷宗兴是其中一位。

“考试不作要求”

教育界一直忧心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薄弱。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受访者的历史常识，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

郭庆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十足地登上从济南开往青岛的列车，窗外再风驰电掣都让她觉得漫长。“我70岁了，70。”她喜欢向人这样重复。

但年龄并不是她所要强调的全部，还有一份难以觉察的乡愁。她离开青岛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草一木依然熟悉，也不乏人情往来，但当她重新站在贮水山那座孤独斑驳的小洋房前，仍难挡岁月倥偬之感。当年的金碧御宅已污秽不堪，杂草深锁，三棵从日本移植的樱花树也不知所终。

郭庆萍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她的爷爷郭葆琳是民初享誉山东的学者，位及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和山东农校校长。“小时候我就穿毛料的衣服，家里还有司机。”郭庆萍说。

这在“文革”中引为灾难。1966年，红卫兵冲进院子，攻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郭家成员自此四散至牛棚、劳改场或扫大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抗战前早已去世的先人郭葆琳成为每个人沉重的包袱，甚至耻于提及。纵使到了第三代孙雷宗兴出生的1994年，郭家老人仍对那段历史心有余悸。

雷宗兴是新世纪里成长的一代，他的轨迹几乎与中国最波诡云谲的时代同步，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交融和碰撞。他和更多身处其中的“90后”一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敏锐多元的触角。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早接触新技术和互联网，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接近世界的呼吸和心跳。他们渴望与众不同，渴望受到关注，渴望推陈出新。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以来，“90后”一直是当下中国一个褒贬不一又经久不衰的话题。

16岁的雷宗兴浑身散发着阳光的气息，笑容灿烂，高兴的时候还会拍自己的额头。他拥有和青春痘一样旺盛的求知欲，他喜欢过的东西分别有：新闻、军事、评书、诗词，还有电器修理和设计各种古灵精怪的化学实验。

“大概从高中开始，”雷宗兴说，“我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我渴望知道一切与我相关的事情。”他和姥姥感情甚笃，时常抱着她的头听往事。从零散的叙述中，雷宗兴大致拼出郭家的历史脉络：外高祖父郭葆琳是民国官员和学者，济南青岛皆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

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姥姥的一声叹息却把他弄糊涂了——“我出身不好。”“您家有房有车，还说出身不好？”雷宗兴很不解，“如果要拼爹的话，我未必比得过您。”

雷宗兴的困惑并不是偶然。在重庆，高中生“重庆苇子”也一度对革命题材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场景大为不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穿这么古板的衣服，跳这么滑稽的舞步？”直至高二下学期，她在历史课本里找到了关于“文革”的内容，但很快，期望变成了失望——老师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匆匆带过，原因是“考试不作要求”。

而山师附中高二学生乔俐萌，在听奶奶讲述知青往事的时候问了一个让对方语塞的问题：“不去（上山下乡）不行吗？”

中国青少年历史知识的薄弱一直是教育界忧心忡忡的话题。一家调查公司曾调查过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的1065名14岁至28岁的受访者的历史常识，结果回答“不知道”的竟达78.6%。最后的统计结果是：被访青少年的历史知识平均成绩仅为27.69分。

“大量灌输，过分信奉教科书和教师的权威，让中国历史教育变得疲乏，缺乏个性、质疑和反省精神。”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亚夫说，“最终孩子在学历史，又被拒绝进入历史。”

2011年暑假，雷宗兴觉得不能再闹笑话了，他决定研究郭葆琳——一个为家族所不屑的、为国民党做事的旧官僚和反动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