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光之城之幸运的狐狸:基层干部：我们为什么觉得弱势

去年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看来，在过去的一年中，不少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过得并不轻松。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压力，有哪些困惑，又该如何应对呢？

基层干部公务接待悲喜录

时下，公务接待已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言：“如果不陪吃陪喝，工作不会这么辛苦。”可以说，基层干部对泛滥的公务接待已经不胜其烦。其实，国家对“公务招待”的限制十分严格，但林林总总的规范和约束往往敌不过“潜规则”。山西平遥的官员一语道破天机：“来的都是客，一个都惹不起。”在这种情形下，公务接待如何“突围”，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一区直单位 一天接待了7个考查组

大大小小的检查考查，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在广西沿海某市，多个乡镇每年接受上级单位的考察少则为30项次，最多的达90多项次，乡镇领导一年差不多有150天至300天忙于应酬接待。在著名风景名胜城市桂林，某县一个月就接待了80多批来自区、市的考核、评比、达标检查团，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考察团”。在中越边境盛产红木的某县级市，一区直单位一天之中接待了7个考查组，中午安排考查组在不同酒店用餐，班子成员倾巢出动仍不够用。为了给每个考察组敬酒，局长坐着汽车在不同酒店间马不停蹄地跑。送走这些考查组后，办公室主任住进了医院。

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戏称：“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在广西某县级市，政府竟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在如此理念推动下，接待工作对基层干部的身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近年来，官员因接待宾客喝酒猝死的新闻屡见报端，有的甚至被视作“因公殉职”而追认为“烈士”。喝酒已成为接待工作的中心工作，成为基层官员的“必修课”。

原则斗不过潜规则

“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是基层干部矛盾心态的写照。“公务接待是个苦差事”，广西崇左市某县招商部门领导诉苦道。“应酬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时一天甚至要接待三四批来客，常年喝酒应酬，身体喝垮了，家里的事情顾不上。”他告诉记者，该县属老少边穷地区，优势不明显，就千方百计请领导和老板过来调研、考察，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如能引进好项目，那是全县人民之福。

崇左市某县一部门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都和接待工作紧密相连。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接待工作，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

一位长期在西部地区工作的山东籍干部告诉记者，你问我工作是苦还是甜，我的感觉是，辛苦归辛苦，但对于单位和我个人而言，苦尽也有甜来的时候。公务接待这个工作，一般没有什么硬指标约束，但越是这样，就越得事无巨细、考虑周全。苦是苦一点，一些重要的接待做好了，的确比日常工作容易出成绩，也容易受到单位领导的重视，对个人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他对记者说，印象最深的一次，我陪着上级部门一位重要领导到两个偏远的地市考察，这两个地市风景都十分优美，但由于路途艰险，许多人一辈子也就“仅此一游”，十分难得。因此，一路上，除了根据领导口味和爱好安排好餐饮和业余生活外，无论是在工作考察场合，还是工作之余放松的地方，我一个人既当摄影师又当摄像师，给领导考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录像资料，并在领导离开前一天，分别制作了一本精美的影集和一张光盘，送给了领导。后来据单位负责人讲，这位上级领导对此次考察接待十分满意，单位的项目预算报上去，很快就批了。

虽然有意见，但也不敢提

“基层干部太难当了！”采访中一位副乡长发出如此感慨，“下来的都是领导，每天的接待除了精力上的透支，精神也始终处在焦虑之中。”一些干部认为，工作上干得再好，在接待应酬上不周到，也可能阴沟翻船。在哪里接、在哪里吃、是否一把手陪同、饭菜档次等等这些细节成了接待是否成功的关键。由此，领导的喜好、口味等成了接待单位提前准备的“情报”。

“我有胃病，口袋经常揣着药，但也得陪好，谁也得罪不起。”百色市某乡镇一位赵姓书记这样感慨道。赵书记介绍，对上面的来人，除面上工作要做，主要靠接待。这点做不好，检查、考核可能就通不过，尤其像计生、维稳、环评等都是一票否决。现在上面管事的“婆婆”太多，你要是接待不好，工作再出色，百姓再满意，被那一票给否决了，就什么都黄了。

据了解，目前接待的经费主要由乡镇自筹，上级财政没有专门的拨付，有些乡镇的财政情况本就很紧张，甚至负债严重，公务接待无疑更加重了基层负担。所以提起公务接待，一些乡镇领导怨气冲天却又很无奈。他们说，有的检查组讲究档次、规格，带吃带住带玩，实在受不了。可你还不敢怠慢，要是接待不好，上面有意见，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公务接待如何走出困境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首先，助长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其次，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的机会。再者，恶化干部群众关系，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事实上，早在2006年，中办和国办就联合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该规定明确：党政机关不得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和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接待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纪念品等。这些规定可谓切中时弊，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令行禁止。

现实中，有的地方已经鼓起勇气，开始打破“潜规则”。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把迎来送往者的名单及消费账目公布出来。而结果却是，白庙乡的做法叫好不叫座——因为业务经费开支全部公开，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半，乡政府就当地水、电、路等问题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也少见回音。

有专家认为，如果公务接待全部纳入预算，超过预算的公务接待一分都不能花。但问题是，如果不从上级部门入手，不遏制上面的人白玩、白吃、白拿，光打击下级接待部门，恐怕效果不大。打破“潜规则”，对基层政府来说，就要冒得罪上级部门、单位的风险。当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通道。

正如有基层干部所言，治理公务接待中的吃喝玩乐风，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目前首先要做的是，从上至下都要公开公务接待信息，打破“自我监督”的模式，加强监管敢于处罚。这样，才能逐步推进问题的解决。（《半月谈》2010年第13期）

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调查

当把目光聚焦到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时，我们会发现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工作生活变得异常沉重。长期以来，媒体对基层干部可以说“贬”多“褒”少；在不少人眼中，一些基层干部多为乱作为、不作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事实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压力同时袭来时，当“显规则”与“潜规则”合力施压时，当自身素质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时，一些基层干部已经成了“被动化”生存的一族，在夹缝的挤压中，有不堪承受者甚至选择了极端行为——自杀。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基层采访发现，当前基层干部这一群体中，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所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十分突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基层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倾听基层干部的“压力自述”

自述一：辽宁沈阳市某区法院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涉法涉诉上访问题把我们基层法院搞得没有办法招架，每年一遇重大活动的时候，全院干警都得动员起来，几人一组对重点上访人24小时“死看死守”，为了阻止这些人进京上访，我们是哄、劝、看、控、守无所不用，大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该法院民庭一位庭长告诉记者，我们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前年时，我们接到任务稳控一个想进京上访的人，我们一组共4人，两男两女在他家楼门口盯守，吃喝全在车上。有时候他突然一转弯没影了，我们就得赶紧四处撒开去找。有同志开玩笑说，法院的法官都成“特工”了。从接手这个活儿，到最后撤出，总共6天时间给我们折腾得差点进医院。

该院院长说，这些本不是法院的正常工作，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期，基层法院一直在做大量信访工作，有时审判工作全得放下，哪有这些精力呀？最让人愁的是现在我手里还有十几个有关部门交办的上访案件，限期息访，但没几个能息访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自述二：“最怕的就是半夜来电话，如果再出一次火灾，我半辈子的奋斗就没了。”江西北部地区某乡乡长林斌（化名）这样回答记者的问题。2008年3月一天傍晚，一次村民烧田埂引燃了林斌所在乡的山林，由于天干物燥，这起火灾很快席卷附近的林场。林斌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干部前往现场灭火，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大火扑灭。林斌也因这起火灾背上了行政记过的组织处分。

“那么多山林被烧，受点处分我也没有怨言。”林斌说，但说句实话，我们此前也做了大量宣传，要农民注意防火，乡里干部人手有限，不可能天天蹲在村里，一出事，棒子就打在乡主要领导身上，有时真是不堪重负。

自述三：西部地区的一名乡长对记者说，乡镇工作是一个大杂烩，要应付和领取各部门的工作任务，不停地跑，不停地干，总是干不完。作为乡镇主要领导整天忙于“文山会海”、接待应酬之中，根本没有多余的休息时间，就是在周末也要加班。特别是一些上级部门，根本不考虑基层干部的辛劳，即使他们在闲逛游玩，也打着检查的旗号，一个领导有几个层面的干部作陪。如果他们玩好了，以后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否则就等着“穿小鞋”吧。你说上面哪级领导咱能得罪起啊？于是成天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委屈更不用说。“家里几乎是指望不上我们，这么多年我连一个灯泡都没帮家里买过。孩子都上三年级了，一次家长会都没去开过”。

江西省委党校工商管理部教授陈爱娣说，基层干部面对的往往是“钢铁般的任务”和“泰山般的责任”，全心扑在工作中，一旦不能完成任务，上负组织，下愧百姓，中间对不起家庭，各种压力一齐袭来，很容易把人击垮。

一位心理咨询专家对基层干部压力的认知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权朝鲁经常接待前来咨询的基层干部。他说，这两年，从科级到厅局级干部都有因心理问题来找他咨询的，甚至还有更高级别的干部。“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他说。

权朝鲁分析认为，领导干部主要有几种心理问题：一是人际关系的压力，感觉别人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有的为“小圈子”问题所困惑，甚至因“病”住院。二是因为个人有经济问题，担心暴露。有的虽然现在是一把手，但担心退下去以后东窗事发，为此长期睡不好，整天忧虑不安。三是提拔问题，为不能正常提拔而忧虑，有的把这种情绪传达给孩子、爱人，弄得家庭气氛也不安。“越靠近提拔的越感到不安，怕领导投反对票，因为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个人升迁”。四是有些年轻干部过早出现身心疾病，血压高，头晕，睡不好，爱发脾气，30多岁就一身病，自己也感到很可怕。五是家庭关系紧张，有的夫妻关系不和，有的存在感情问题。因感情问题前来咨询的不少，一些干部有权有钱有地位后，容易发生婚外情，有的甚至婚外生育。有的干部陷入这种恋情不知如何处理，有的还带着第三者前来咨询。

“领导干部面临种种压力，有来自家庭的，工作的，也有来自上级、同事、下属的压力，有的是自己造成的压力，自己不会排解，不能自拔，导致越陷越深。领导干部的自杀问题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权朝鲁说。

多份调研报告揭示基层干部“心”累

北京市对200多名中年领导干部进行的一项心理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25%的人存在心理问题，３%的人有严重心理问题。安徽黄山市委党校在对所属三区四县1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中发现，干部们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现象和“心理疲劳”症状，存在一定的“浮躁”和“压抑”心理，还有些人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宁波慈溪市党建研究会开展的机关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实证研究显示，343位干部中，11%的人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抑郁倾向。心理压力还直接引发了对工作的倦怠。如11.1%和36.9%的机关干部认为工作没有多大意义或者一般，66%的人感到工作没有自主性，70%的人缺乏应有的工作激情，5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影响力。

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霍团英说，她长期为干部上心理课程，以为领导干部都是强者。调研结果令她感到震惊，值得注意的是，人在填写问卷时，一般带有掩饰性，所以实际数据可能还要高一些，问题还会严重一些。

江西九江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肖莉教授说，一些领导干部不良的身心状态，势必影响其工作效果，造成更大的工作和人际矛盾，阻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没有领导干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党政整体执政能力的提高。所以，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受到全社会高度重视。

基层干部成了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人性化的提高，行政法制化、和谐化，基层干部成了新增的弱势群体。

首先，基层干部是出力不讨好，两头受气，谁都可以批评。上面领导的旨意要坚决贯彻执行，下面老百姓的要求也必须满足。不管是上级，还是老百姓，都得罪不得。完不成任务，上级要批评，要扣工资、奖金，甚至要“一票否决”。事情处理不好，老百姓要骂。如今老百姓知道政策，无论大事小事，有理无理，只要稍微不如意，就要去上访。上级领导只要接到了信访，一句话“必须想办法摆平”，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唉！这就是基层！

其次是上班没有固定时间。即使不是上班时间，老百姓一样要找你办事，要求解决问题。因为工作需要，很多节假日都不放假，家人照顾不了。老百姓多数是理解的，不过也还有常常骂娘的，众口难调。

第三，基层干部工作环境差。干部大多是两地分居，生活单调枯燥，工作头绪多，量大，可是在政治和物质待遇上又是最差的。用人吧，都是上面下派，或者是提拔有关系的；待遇吧，就是工资和津贴。除了生活费、电话费、每周回家车费，下队摩托车油费，所剩无几。

基层干部真辛苦，有老黄牛的精神，吃草但要拉犁，老了还要把肉吃了，上级应该加大对基层的调研，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当然对于那些胡搞的应绳之以法，朋友们对问题不要一概而论，害群之马只是少数所以大凡有点关系的，都想方设法调机关去，基层的人越来越少.......

村级干部(包括居委会)工资待遇太低，这已经是老问题了。年年都在说是要提高，但是年年总让村干部们失望。他们同样都是人呀!但是待遇与公务员相比，简直没法比。还叫那些村干部活不活?村干部们有着老黄牛一样的奉献精神，但得到的却是连肚子也填不饱的可怜的报酬。

难道说基层干部没水平吧？我看都在同一个环境、同一个问题上，甚至要用同样的方法处理问题，只是权力大小不同而已，但能耐本事都差不多，尤其处理问题还得依靠他们，因为他们在基层摸爬滚打很多年，有经验，有法子，有耐心，有忍心！

基层干部如何面对“做慢工干苦活”

基层领导干部，身在基层，肩负一方兴衰。一政一策，一举一动，关乎民生福祉，责任重大。在一个地方要干什么，怎么干，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是对党性的检验，也是对人格的考量。

一位西部的县级基层领导提出，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职务当作事业来做，去干有利于人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事，把政绩印在老百姓的心底。

要勤于干小事。沉下心来想百姓所想，不因善小而不为，时刻牵挂百姓冷暖，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坚持干小事，垒土成高台。

要肯于做慢工。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重视经济指标的增长，更要重视社会建设、改善民生，踏踏实实为老百姓谋利益，一步一个脚印，坚持做慢工，经久成大业。

要乐于办傻事。坚持新官理旧账，甘为他人做嫁衣，多给后人播绿荫，在传承接力、团结协作中把事业推向前进，宁要守拙干实事，不能讨巧求升官。

【核心阅读】

四川郫县乡镇干部税成康的“最感人日记”反响热烈，基层干部身心健康话题，引发热议，本版推出的系列报道持续受到关注。

勤勉平凡的税成康，并不是基层干部中的个别，因为，他所处的工作环境、每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许许多多基层干部要面对的，他们与税成康一样，坚守、坚韧。

朱慧卿绘

与一些“粗的细的都得能来”的基层干部交流，听听他们“话糙理不糙”的言谈，会对基层情况有更多了解，对他们这个群体也会有更多体认。

签一沓责任状，动不动就“一票否决”，乡镇干部普遍感觉比县直单位领导“多操一份心”，而且越是节假日越忙，生怕出问题。

权力有限，责任却无法推卸。就拿修高速公路来说，怎么修、谁来修，自己说了不算，但征地拆迁、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出了问题乡镇干部全得兜着。某乡一位驻村干部近来因为所驻村修高速公路，就成天在工地上。他告诉记者：“有的村早先私自与建设方达成补偿协议，后感觉吃亏了又来找政府。村干部‘不吃皇粮不操心’，驻村乡干部只能从早到晚守在工地上，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财事不配“就差钱”，条块分割多掣肘

经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转变职能并大幅瘦身。说到乡镇干部的困境，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社会管理的无力是他们最大的心病。

大多数乡镇“吃饭财政”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工资、办公经费，就靠转移支付。而根据大乡小乡数万元不等的“转移支付”资金，面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巨大资金缺口，不啻“杯水车薪”。

黑龙江省肇东市肇东镇党委书记许子武干了10年乡镇党委书记，走过3个乡镇。近年通过机动地、草原等集体资源发包，透明管理、精打细算，镇上才算有了一些“活钱”。5年来，镇上修了58公里通村路，仅镇村配套就投入近700万元。眼下还有20公里通村公路没修上，配套至少需要200万元。这些村民成天找他“要路”，他一筹莫展。

条块分割的县乡管理体制，对乡镇发展也多有掣肘。在黑龙江，县级机构改革后，委办局还有20多个，而乡镇在户籍管理、土地要素、财税分配、金融工商、项目审批、投资规模、城市建设等“条条”方面都没有职权，“七站八所”等各职能部门也不归乡镇管，要干事只能找各部门协调。

发展需要项目，需要资金扶持，需要用地指标，乡镇干部不能不耗费大量精力跑部门、寻路子。由此造成的“潜规则”盛行、“跑冒滴漏”严重，让他们很无奈。一些乡镇干部建议，加快推进改革，理顺省市与县乡之间的关系，总结省管县试点经验，更多地向基层放权。

职能转变须适应，松散群众难发动

“我们县地处黑龙江省西部旱区，玉米膜下滴灌技术能让亩产翻一番！”甘南县长山乡党委书记肖正平介绍，2008年至今，全乡玉米膜下滴灌推广面积从15亩扩大到1万亩。但他对这一推广速度并不满意。

“最早试点的那个村就占了7000亩，其它村只占3000亩。”肖正平说，乡里不但从县上为农户申请了补贴，还在收获季节组织农民到地头去比对，明显比其它玉米“高一头、深一色”，但农民明明看着是好事，就是不愿意接受新事物。面对这样“油盐不进”的农户，乡镇干部只能是耐心地反复动员。

部分乡镇干部反映，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的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为降低，农民与集体的联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有的农民由此产生一种心理反弹：“你命令不了我，说的对的我也不听。”农村社会公益事业“一事一议”有时甚至会“十事九不成，一成难执行”。乡镇干部在具体工作中，为说服、动员这少部分群众，耗费了大量精力。

长山乡前年为某村争到一个退耕还林项目，27户中就有3户不同意，项目最终流产。今年他们好不容易为某村争来一个水田改造项目，让100多户村民受益，就是有10多户不同意。村里只得拿机动地来补偿，原本一亩地非要多补一分两分地才行。全乡仅20个干部，有10个人为此忙活了七八个月，总算是把工作做通了，但干部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又有谁去算呢？

完善奖惩重激励，心理调适需关注

调动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奖惩制度建设，选贤任能、惩庸治懒，才能收到实效。

一些地方抓住了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的改革，指标设置越来越科学。在甘南县，“财政收入不但计总量，还计增幅”，“招商引资过去只考核数额，如今还考核税收”，“畜牧业发展从‘计头数’到‘计供企业鲜奶量’”，乡镇干部不怕因为经济基础差、底子薄被埋没。肇东市近三年来坚持乡镇“末位淘汰制”，每年都有一两个乡镇主官被淘汰，干部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面对不进则退的发展形势，乡镇干部普遍感觉“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适应”，而要“增强发展意识和执政能力”，就必须加强学习培训。

10月20日，依安县依龙镇党委书记赵德舜带着30多个村支部书记在建三江垦区考察小城镇建设。“各乡镇发展基础差不多，省上之所以能给他们这么大的支持，关键还是下面的丰林村前几年搞‘村屯合并’抢占了发展先机。”赵德舜坦言，“今后的发展任务只会更加繁重，我们也是来充电的”。

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鲁锐认为，乡镇干部身心压力大，其中，发展空间小、职务收入低，也使一些人产生了较重的自卑感。一些干部升迁无望，便心灰意冷，饱食终日，不思进取。为乡镇干部调适心理、舒缓压力，不能忽视这方面的原因。

许子武今年成为肇东市两位副处级乡镇党委书记之一，这让这位“老书记”深受鼓舞：“前几年就想歇一歇，现在则越干越有劲。”

县乡干部渴盼责权同步下沉

“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不保证休息。在家要为发展营造好环境、出门要四处招商为发展寻找动力。”这是对县乡许多干部工作状态的一种描述。抢抓机遇谋发展，安徽各地干部普遍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采访中，许多基层干部用“五加二、白加黑”的连轴转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社会转型时期，竞争日趋激烈，新问题不断出现，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使一些基层干部对此出现能力恐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在工作中如履薄冰。

皖北一位姓朱的副镇长介绍，有一次一个企业入驻，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征地任务，这一个月时间他就完全泡在群众中，连家都没回一次，挨家挨户动员，组织拆迁，就这样企业需要的50亩地也没有落实到位。“遇到困难，不能向上级和同事诉苦，以防被说成无能，苦闷时候只能找无人处流流眼泪，想想办法舒缓压力。”

“地方稳定，矛盾化解，城市管理、民生工程、计划生育，将工作分类，有240多项在街道，要属地管理。”合肥一街道党工委书记说，“责任重大，个人价值感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往往出现有心无力之感，现在责、权、利没有同步下沉，以至于工作职能下来了，任务在手，可手段没有。”

面临征地拆迁等许多棘手事务时，如何保证科学决策也让基层干部颇为头疼。

安徽一位县委书记说：“作为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善于决策。会不会出事，是我们决策拍板的前提条件，而很多决策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情况复杂、时间紧张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主观的局限性，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决策不当甚至失误，这让决策者喘不过气来。”

此外，县乡许多领导干部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处理各种关系上，管辖的权力越大，面对的应酬和诱惑就越大。

不少干部认为：“关系也是生产力，应酬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而且牵连到地方的利益。”

【核心阅读】

相对于省市县几级干部来说，“官小事多、权小责大”的乡镇干部常常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群。至于他们所承受的身心压力，也不被人更多关注。

四川基层干部税成康的英年早逝，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群体。在基层默默奉献的他们，身心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巨大压力？怎样才能为他们减压？

今年4月，四川岳池县伏龙乡的党员干部帮助缺劳农户插秧。每年的插秧、收稻时节，伏龙乡的干部都会到村里帮扶。胡佐斌摄（资料照片）

记者采访了山东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请他们结合亲身经历与感受，摆出苦恼，提出建议。

“有人抱怨自己身上的‘第一责任’太多，假如当官不想做事，不想承担这些‘第一责任’，那你就应当连同‘第一责任人’的身份一起交出来！”某市市委书记日前在一次大会上的严厉讲话，让参会的不少乡镇干部颇感紧张。

不少受访的乡镇干部都认为，签订责任状，要求乡镇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这没有错。不过现实问题是，现在乡镇权力在缩小，任务和责任却在不断增加，权力有限，责任却无限。乡镇干部有心想解决问题，也解决不了，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好脾气的变得爱发火，发火多了变得抑郁

“当了不到三年书记，得了高血压，晚上常常失眠。”鲁中某镇“一把手”王书记这样描述自己的身心状况。

不久前的夏末初秋，一场大雨让这个地势较低的镇遭遇涝灾。身处一线指挥排涝的王书记还没干完手头的活儿，就接到县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让他马上参加县委第三季度的招商引资调度会。分身乏术，又摸不清其他乡镇的完成情况，这令他内心焦急。在排涝指挥现场，他不自觉地嗓门高了，说话“糙”了，脾气大了。

在类似的现场，发这样的脾气，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是“官大脾气长”，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各种压力让他多了几分急躁，少了几分耐心。“虽然家在县城，但周末很少休息，经常加班加点。乡镇这一级，基本没有周末。你们即使周末来采访，保证随时都能找到人。”他呵呵笑着对记者说。

一位在乡镇当了4年镇长、后任某县民政局局长的干部对记者说：“我更愿意到某局当个局长，再也不愿意在乡镇当干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在乡镇几年，每天都面临新任务和新工作，他习惯了白天落实和执行、晚上进行紧张的思考和计划。他承认，过去几年是该县各项工作又上一级台阶的几年，同时乡镇干部压力也前所未有。“常常是让好脾气的变得爱发火，发火多了变得抑郁。”

常年巨大精神压力，让不少干部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患病。在接受采访的乡镇干部中，多数患有高血压，有的有胃病，其中一人还有轻度糖尿病。

一位干部说：“有人以为高血压、胃病都是吃喝出来的，其实，陪吃陪喝是沉重的负担，伤身体不说，回家还挨老婆数落。”

最让王书记感到歉疚的，是照顾不了家庭和孩子。“家务活一点顾不上，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也腾不出时间来给她补补课。有时候还在家里发火，发过以后就后悔。”他无奈地说，“还有，部属跟着自己拼命干，也希望他们能进步更快，但有时候自顾不暇，对他们更是无能为力，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不能多想，想多了，有‘五马分尸’的感觉。”

乡镇工作像“搅拌机”，招商引资压力最大

鲁北某县一位县委常委把乡镇工作形象地称为“搅拌机”，她曾在乡镇任“一把手”5年时间，后得以提拔。大多数乡镇干部，被“搅拌”几年后却没有她这么幸运。

这位曾经的乡党委书记介绍，乡镇干部工作压力，首先是来自发展的压力，特别是招商引资。县里给各乡镇明确下达任务，每个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调度会，最坐不住的是各乡镇书记和乡镇长，那些完不成任务的，轻则被点名，重则被叫上台去说明原因，不但面子上过不去，也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最厉害的是“一票否决”，弄得乡镇干部整天跑外地求爷爷告奶奶，拼命拉项目。

记者调查的几个县，所在的市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都要到县里来现场观摩考察，作为重要考核依据之一。县委领导希望各乡镇拿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看得见的项目，要求短时间内就要上马甚至投产。可是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审批到环评到上马，没有几个月根本下不来，这让基层干部有些喘不过气来。

其次，是乡镇财源建设的压力，民生需要钱，干部发工资还要钱，没有钱，什么事都不好办。“目前乡镇财权和事权不对应，让乡镇干部陷入没钱办事、不办事又不得民心的两难。工资基本上还能保证，但是路不能不修，上级拨款有限，乡镇配套的钱哪里出？”鲁中某镇王书记坦言。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乡镇干部的又一压力所在。“上级要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但是诸如征地拆迁问题、矿山安全以及几十年的积案等问题，不是乡镇一级能够解决的。加上‘一票否决’，不少人还片面地认为问题一定出在干部身上，真是有口难辩。”鲁西某县一位镇长对记者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何尝不想把工作干好？”

个人升迁也成为巨大压力。鲁西某县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副县长说。“说实话，辛辛苦苦干工作，不想提拔那是假的，但是真正能提拔上去的乡镇干部，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一人要签订20多份责任状，考核办法盼灵活

一位乡党委书记数了数自己亲手签订的责任状，一共有20多份，诸如道路交通安全、防汛、森林防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动物防疫、党风廉政建设、计划生育，等等。厚厚的一摞责任状，表明了他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过多的“一票否决”，让乡镇干部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有的甚至产生焦虑、抑郁等症状。对此，有的乡镇干部认为，上级部门人人都喊自己一摊子工作最重要，对上表决心，对下压担子，干不好挪位子，没有设身处地多为基层干部考虑一些，到底可行不可行，又有哪些“一票否决”的工作真正是乡镇能够解决的。

为此，受访的乡镇干部普遍表示，干部考核不能“唯GDP论”，要从各地实际出发，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地区差别，引导各乡镇根据各自的发展基础、自然资源、农业特色、工业优势等区别发展。“比如以林果业见长的乡镇，只要能做大做强林果业，让农民增收致富就好，而不能再一味地用工业经济发展指标来考核，否则，长腿不长，短腿仍短。”一位镇党委书记如是说。

山东省社科院一位专家说，除了要改变整齐划一的考核办法，从另一方面看，还要提高乡镇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以此来减轻干部能力不足的压力。据他了解，在一些地方，一些乡镇干部素质和水平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增多对干部应对能力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此外，干部作风也有待改进，大吃大喝、对群众冷漠粗暴的态度，都要改变。“作风变了，群众工作好做了，压力自然减轻。”这位专家说。

　　乡镇干部，他们自称为“地板干部”，权力不大，工作庞杂，压力不小。他们中的大多数默默奉献在基层一线，渴望理解和支持。

　　“投身乡镇英勇无畏，工作生活极其繁碎，各种检查屁股紧追，日不能息夜不能寐，接待应酬经常喝醉，不伤感情只好伤胃，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最近，这首出自乡镇干部之手的“打油诗”引发众多“乡官”热议。虽然有一肚子苦恼，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敢挑破说，一怕上级领导说他们牢骚满腹、影响以后的“进步”，二怕老百姓说他们矫情、博同情。近日，记者走进我省乡镇干部群体，倾听他们的辛酸和苦恼。

　　权小责重最焦虑

　　“压力大”，“工作难”，这是记者采访各地乡镇干部时，他们谈到的最大感受。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个部门的工作，只要行政命令一下，最后都要压到乡镇，各种指标接连压过来，使乡镇干部穷于应付。” 温州文成一位山区乡的乡长坦言，“就像今年下半年以来，人口普查、地质灾害普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普及……上面布置的一项项工作都要求限期完成。而日常的经济发展、社会综治等许许多多事务又不能落下，真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一些乡镇干部将权小责大的矛盾形象地比喻为“小马拉大车”。乡镇在户籍管理、行政司法、土地要素、财税分配、项目审批、投资规模、城市建设等方面都有点使不上劲的尴尬，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一种为部门“打工”的窘况。

　　丽水景宁县一位在乡镇摸爬滚打多年的镇党委书记曾对记者说，在农村，别看乡镇党委、政府“一把手”挺风光，其实头上都顶着千斤重的责任。问题是，上级部门关键性权力没有下放。

　　经济发展最迫切

　　乡镇干部直接面对老百姓，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路修得怎么样？保护生态如何？水、电通得怎么样？农村特色产业有没有扶持？老百姓收入有没有增加？还有计划生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盯着乡镇干部怎么办事。

　　发展地方经济，成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最迫切的工作内容。“虽说基层发展不能单纯看GDP，但实际上很多评比、排名，甚至评价一个干部的能力，还是看这个数据。”宁波一位镇长无奈地说，经济发达乡镇也有自己的难处，一边要想办法抓经济，一边要抓环保，难免会两难。今年下半年，节能降耗的压力特别大，指标都已经下达到我们乡镇一级，上头下了死命令，必须完成。可是，企业怨言很多，因为限电，生产受到影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少乡镇“一把手”谈到，发展需要项目，需要资金扶持，需要用地指标，不能不跑部门，不能不寻路子。“虽说乡镇‘一把手’与县级部门的领导都是科级干部，但每到这个时候，就要拉下面子，热面孔要贴人家的冷面孔。”一位镇长说。一票否决最吓人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生态建设、计划生育、社会综治、招商引资、森林防火……每项工作都“特别重要”,每项工作都引入“一票否决制”。

　　“上面千斤担，乡镇一肩挑。检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不少乡镇领导如此描述工作中的烦恼。“突出工作重点，给干部压担子，并没错。但现在，上面动不动就出个专项检查、达标考核，动辄就与‘一票否决’挂钩，实在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位已在乡镇工作近10年的干部感叹， 乡镇变成单纯完成上级任务的工作机器，有限的人力资源大部分只能用来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

　　一些乡镇干部说，由于很多上级监管部门只设到县级，在镇里没有触角。而镇没有被赋予相关执法权，出了问题又要承担责任，被“一票否决”。当乡镇干部久了，最怕半夜电话响，提心吊胆哪里出问题。

　　维稳压力最沉重

　　群众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这是好事，说明百姓民主意识增强。但对于乡镇干部来说，信访维稳已成为他们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杭州临安的一位镇党委书记感慨，如今强调问题在“一线解决”，矛盾在“一线化解”，也增加了基层维稳压力。

　　“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一说起这个话题，一些乡镇干部就有倒不完的苦水。“信访问题上，扣分可厉害了。特别是越级上访的，‘谁家的孩子谁抱回’，最后挨批的总是乡镇。所以，如果遇到上访、闹访的，即使花再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乡镇也要想办法去尾追劝阻，不敢怠慢。”一位镇党委书记无奈地说：“我们也别无他法，上面有考核的‘紧箍咒’，下面是老百姓的怨气，我们是‘夹’在中间，里外难做人。”

　　一位分管信访的镇党委副书记举了个例子，一次解决一件棘手的信访案件，为了说服想越级上访的群众，他与上访群众同吃同住在镇会议室两天两夜。磨破嘴皮讲道理，商量解决的方案……最后终于让他们放弃了上访的想法，并且特事特办解决了问题。“能在上访前掌握信息还算幸运的，如果一时疏忽，没及时阻止，责任追究起来就麻烦了。”

　　多数乡镇干部认为，目前，处访难，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和涉及多个部门的信访件难以及时处理并回复，使一些矛盾越积越深。很多事不是乡镇一级能解决得了的，为了“零上访”的指标，有时候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征地拆迁最难事

　　“最难的事，征地拆迁算得上吧。” 湖州德清的一位镇长深有感触，“我们乡镇要发展离不开工业，但工业项目不落地，经济发展无从谈起。而且旧城改造中，拆迁征地也避免不了，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对于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这位“镇官”表示理解。“对于一些暂时想不通的拆迁户，要多一些耐心，多做工作。”他曾经为了说动一家拆迁户，自己带着乡镇干部先后5次上门做工作。“遇到通情达理的人还好，只要真心诚意地与他们说道理，一般最后都能让他们认理。如果遇到强硬的‘钉子户’，那可就麻烦，工程可能因此会长期搁置下来，开展不了，最终受损失的是绝大多数老百姓。”

　　虽然工作难，但一谈起自己乡镇的发展，这些乡镇干部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言语中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干劲。一位从县机关调到乡镇工作两年的干部说，虽然乡镇的工作很辛苦，但与老百姓接触最直接，干的工作老百姓可以直接感受到，所以特别有成就感。

乡镇党委书记必须平衡好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人民图片

　　近日，人民日报收到一些乡镇党委书记来信，反映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我们摘编如下。这虽不能代表乡镇主官的全部，但从这些心声中，我们看到了乡镇党委书记这个群体的酸甜苦辣，看到他们也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党建周刊》编辑：

　　你们好！

　　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农民“催粮派款”，有的地方使用强硬手段，干群关系紧张。如今千年“皇粮国税”全部免除，对农民种田还有各类补贴。因此，有些人包括上级领导都说，现在乡镇干部太好当了，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乡镇政府从管理向服务转型过程中，上级的要求更高了、更多了、更严了；农业的形势更加多变，农村的情况更加多样，农民的诉求更加多元。乡镇干部的服务与各方的愿望还有差距，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压力和困惑。

　　首先是维稳。乡镇处于行政的底层，顶头压着众多机关部门，下头直面千家万户。机构改革、企业改制、田地权属、村级债务等留下很多历史问题，一些人“信访不信法”，县里不行到省里，省里不行就进京。上面再一层一层“回转”通知，最后由乡镇一把手去领人。乡镇政府“能力有限，责任无限。”有些问题可依法依规圆满处理，有些属于不合理诉求，根本没法解决。

　　其次是检查考核。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每根线都能“勒死人”。一个乡镇上要面对几十甚至上百个科局。有一天，上头同时来了7个检查团。我是书记，哪个都不敢怠慢，都要汇报，都要陪同，都要招待，还都得赔笑脸。

　　一票否决项目太繁多，乡镇工作压力太大。最初，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属于一票否决，后来基层组织建设、安全生产、森林防火……都进入一票否决之列，只要一项出错，一年就白干了。尤其是安全生产，执法由“条”上管，责任由“块”来担。出了事故，所在乡镇的书记、镇长是第一责任人，还可能为此丢“帽子”、进“局子”。乡镇干部都说，对安全生产，我们“一只脚在牢外，一只脚在牢里。”

　　手机24小时开通，最怕半夜来电话。生了大病，没时间住院，也住不起。很多乡镇干部从上班第一天起，就注定要在那个乡镇干到退休，20年以上“乡龄”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思想挣扎，埋头干吧，不知前途在哪里。不好好干吧，对不起群众，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良心。客观环境就是这样，多数群众是可敬的，因此，天一亮还得爬起来，一大堆事在等着，书记不带头干怎么行！

　　——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

　　神经末梢的大服务员

　　在中国的“官员”序列中，乡镇党委书记怕算得上是“神经末梢”上的一个“主官”了。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论行政级别，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只有正科，主任科员而已；讲管辖范围，不少书记都管着几十里地，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所以，有人说，乡镇党委书记是“芝麻官”顶着西瓜大的责任。

　　最紧迫的任务，堪称发展。在乡村行走，随便问老乡：你这个乡镇，党委书记干得怎么样？他们最常态的反映恐怕有两条：一是这个人好不好接近，有没有架子，作风实不实；另一条，就是门前的烂泥路修了没有？年久失修的沟渠廓清了没有？村里的自来水通了没有？……而且，如果没什么事，乡民们是很少往乡镇大院里跑的，他们对乡镇干部尤其是乡镇党委书记的好恶判断，多半来源于这些具体的事情处理结果上。路、水、电，这些事儿看着不大，但对很多农村来说，这些就是乡镇发展的大事。这些事情做好了，得民心；做不好，丢民分。除此之外，富余劳动力往哪儿输出？农民收入水平怎么提高？特色产业怎么形成？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怎么平衡？这些问题，也是乡镇党委书记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大题”。

　　最沉重的压力，莫过于稳定。社会在快速行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总是难免的。中国的稳定，首先源自拥有几亿农民的广阔农村的稳定。在农村，在基层，乡镇党委政府是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社会纠纷的早期“减压阀”。事实证明，很多问题如果在村里、在乡镇里就得到妥善的解决，得到了“救济”，谁又愿意不辞辛劳地往市里省里甚至北京跑？有的时候，人们最需要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倾斜、补偿，而是公平地对待、公正地处理，像秋菊打官司那样“讨一个说法”，甚至，就是几句温暖人心的话。在乡镇，书记是最大的“官”。有问题，找书记。所以，对乡镇党委书记来说，引来大项目落地是政绩，确保一方平安则是前提。

　　最根本的宗旨，还是服务。不服好务，老百姓凭什么支持你、拥护你？服务型政府，不独在城里，更应在农村。在城乡统筹的宏大背景下，乡镇的服务功能被前所未有的放大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这些良好的理念正在被很多地方努力实践着。而随着人们需求的增长和变化，乡镇所提供服务的数量跟质量也需要与时俱进。这一点，在已经先行一步的发达地区乡镇表现更为明显。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后，他们对乡镇服务的要求更高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有的乡镇已经开始“花钱买服务”，这不单是精简机构的需要，也是服务趋向专业化的集中体现。理论上说，乡镇党委书记就是乡镇的“大服务员”，但在现实中，他们更需要做到的，是找准这个角色定位。

　　乡镇“主官”该咋干？从本期开始，本刊将推出系列报道，关注乡镇党委书记这个特殊群体，了解他们的挑战与担当，品读他们的苦累与困惑，谋划他们的出路与方略，因为他们，直接与几万百姓相关，与我们广袤的农村有关。

　　——编 者

　　乡镇是我国行政序列的底层，乡镇党委书记在百姓看来是个“官”，而他们自嘲“连芝麻官都算不上”。走访湖北一些乡镇，许多乡镇党委书记都有这样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几年下来，在这“一亩三分地”，总要干一些看得见、摸得着，上面点头、群众满意的事吧！“农民反感放空炮，只有靠实干，靠发展经济来回答。”1.

　　农民增收有局限 　调整结构有学问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有5.6万人，在当地属于大镇，过去办乡镇企业小有名气。该镇党委书记兼镇长田海湖此前在一个小乡镇工作4年，去年6月来到这里任职。

　　双溪桥镇共有耕地8万亩。“我们不缺耕地，愁的是怎样促进农民增收。”田海湖说。近些年国家惠农政策多，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但是，粮食增产潜力有限，惠农补贴不可能继续大幅增加，打工收入是死数字。农民收入连续六七年较大幅度增加，基数很高了。因此，促进农民增收的渠道和空间十分有限。

　　就是这些地、这些人，如何发掘新的“刺激”促进增收呢？田海湖说，8万亩耕地中有6万亩属于基本农田，其余是低丘改造的。只能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调整种植结构，提高每一亩的产出。

　　过去个别地方调结构靠行政推动，张书记说种瓜，李书记让种豆，最后没市场。群众大骂，政府尴尬，留下很多笑话。对此，田海湖微微一笑：“我出身农家，了解农民。他们对干部推动的调结构天生反感，他们喜欢看别人怎么做，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

　　邻县嘉鱼是蔬菜大县，主要品种是大白菜等大路菜。菜园四季不闲，每亩收入是单一稻谷的几倍。双溪桥镇杨堡村等有种辣椒的传统，“辣”得很有名气。镇里派人外出考察得出结论，辣椒属于精细菜、调味菜，各地一年四季都吃，市场很大。

　　“调结构不能强行推动，要示范带动。”田海湖说，“我们先扶持大户，让他们发财，然后带动更多农户。”广东惠州人郑俊华今年40岁，他是杨仁村的女婿。2008年他到该村发展，听说当地人善种辣椒，不缺技术和土地，他于是种了12亩。当年亩产优质辣椒1万斤，每亩净收入1万元左右。郑俊华乐开了花，去年10月他一下子扩大到200亩。镇里把他列为示范户，新修两条生产路，完善灌溉沟渠。郑俊华说：这些基础设施耗资100多万元，是区里、镇里解决的。田海湖反复对他说：你种辣椒发财，我高兴。更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带动更多农户一起发财。

　　如今郑俊华的辣椒基地已经带动了周边6个村湾共86个农户，每户种有2亩至26亩。杨仁村的樊亚梅种了5亩辣椒，“辣椒卖钱多，明年要接着种。”

　　目前双溪桥镇已经建起3片共1000多亩蔬菜示范基地，发展辣椒等精细菜，计划发展到1万亩。镇农技站和示范户为散户提供技术服务，组织经纪人收购蔬菜，确保销路。

　　田海湖说：“调结构要因地制宜，最关键的是市场，不能局限于一县一省，要放眼全国。市场千变万化，这是最大的挑战。我们最怕调出来的农产品卖不动，农民抱怨，无颜面对啊！”2.

　　招商引资不容易 　农民利益别忘记

　　中部县域发展愿望迫切，是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一些乡镇当然摩拳擦掌，希望发展工业，带动城镇化，拉动服务业。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让嘉鱼县簰洲湾一夜间名声大振。12年过去了，簰洲湾镇党委书记兼镇长余忠东说：水对簰洲湾来说是优势，也是忧事。

　　簰洲湾镇2000年合并前仅有5个村，其中4个属于“工业村”，一些企业很红火，但大多是低端的建材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余忠东说：不搞工业不行，又不能再走小而散的老路。这里没有特色资源；三面环水，防汛压力大；区位优势不明显。“每次招商谈判都像过火焰山！”

　　古代簰洲湾商船云集，号称“小汉口”，靠的就是水。余忠东说：我们要化害为利，围绕水来做文章，以商招商。去年底，余忠东从嘉鱼籍客商徐先生那里得知，三木集团计划在湖北布点，需建专用码头。簰洲湾有50多公里优良岸线，他们赶紧与三木电话联系。对方不太相信，余忠东让人把一些关键地点拍摄图片，发给对方看，并邀请实地考察。三木集团看了实景图，两次派人考察，今年2月决定落户。由此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其上下游关联企业10多家，主动开始与簰洲湾接触洽谈。

　　相比之下，通山县大路乡招商引资遇到的是“别样的烦恼”。

　　大路乡一些村子离县城仅几分钟车程，2006年县里规划建设的开发区大部分位于该乡。近水楼台先得月，目前引进的83个项目有60个落户大路乡。该乡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金大德说：我们这里招商形势还好，麻烦的是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引发的纠纷。

　　今年4月，一家医疗器械厂落户该乡一个小村，村里几个“狠人”给涉及征地的农户发放补贴，以此为交换，由他们独揽该厂附属工程建设，拿了好处的村民不得参与。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影响项目建设，不少村民居然默认。乡里得知后，由金大德带人三次到该村做工作，对涉及征地的农户，除依法补偿外，还为一些困难户区别情况办理低保、救助等，免除其后顾之忧，最终平息风波。

　　大路乡还创新对征地补偿政策，征地同时按一定比例返还一些土地，由村集体支配，为村民造福。西岗村6组被征地后，预留了40亩“造血田”。该村地处城郊，不愁开发。一些村民说：“这等于给我们留了一个福利小银行。”3.

　　水利设施老化退化 　长远大计谁来管

　　长江、汉江两大河流经湖北，境内湖泊塘堰众多。然而，多个乡镇党委书记都为水利工程，尤其是老旧的农田水利设施发愁。

　　如今，许多簰洲湾人仍对1998年7月底的长江溃口记忆犹新，湾内几万人的家园变成泽国。1999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对41.5公里的民堤进行加固，处理险工险段16处，大大提高簰洲湾民堤的防洪能力。俗话说：簰洲弯一弯，武汉水落三尺三。簰洲湾民堤实际上发挥着干堤的作用，对湾内居民以及武汉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民堤等级低、基础差，防汛能力有限。今年夏天，簰洲湾遭受历史罕见强降雨，内涝严重，全镇8万多亩农田受灾，大片水稻、玉米、芝麻等半腰泡在水里，一些南瓜漂浮水面，不少鱼塘漫水，农业生产损失严重。

　　余忠东说：一个乡镇兴修水利的能力有限，我们四处奔走争取政策和资金。今年4月、7月和9月，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三次到簰洲湾调研灾情和灾后生产，有关部门正在规划，将对一些水利工程进行提档升级。

　　问起小水利建设，咸安区双溪桥镇党委书记田海湖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他说，现在农村的水利设施严重老化，70％的设施功能退化或丧失，在用设施中仅能发挥设计能力的30％。遇到高温要抗旱，遇到大雨就防涝。对小水利建设，村集体没有能力，农户干不了，也不愿投入。“说是分级负责，乡镇没有财力，能负什么责？”田海湖说，“农民对此意见最多，小水利老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大障碍。”

乡镇党委书记必须平衡好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乡镇是我国行政序列的底层，乡镇党委书记在百姓看来是个“官”，而他们自嘲“连芝麻官都算不上”。走访湖北一些乡镇，许多乡镇党委书记都有这样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几年下来，在这“一亩三分地”，总要干一些看得见、摸得着，上面点头、群众满意的事吧！“农民反感放空炮，只有靠实干，靠发展经济来回答。”

　　1.

　　农民增收有局限

　　调整结构有学问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镇有5.6万人，在当地属于大镇，过去办乡镇企业小有名气。该镇党委书记兼镇长田海湖此前在一个小乡镇工作4年，去年6月来到这里任职。

　　双溪桥镇共有耕地8万亩。“我们不缺耕地，愁的是怎样促进农民增收。”田海湖说。近些年国家惠农政策多，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但是，粮食增产潜力有限，惠农补贴不可能继续大幅增加，打工收入是死数字。农民收入连续六七年较大幅度增加，基数很高了。因此，促进农民增收的渠道和空间十分有限。

　　就是这些地、这些人，如何发掘新的“刺激”促进增收呢？田海湖说，8万亩耕地中有6万亩属于基本农田，其余是低丘改造的。只能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调整种植结构，提高每一亩的产出。

　　过去个别地方调结构靠行政推动，张书记说种瓜，李书记让种豆，最后没市场。群众大骂，政府尴尬，留下很多笑话。对此，田海湖微微一笑：“我出身农家，了解农民。他们对干部推动的调结构天生反感，他们喜欢看别人怎么做，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

　　邻县嘉鱼是蔬菜大县，主要品种是大白菜等大路菜。菜园四季不闲，每亩收入是单一稻谷的几倍。双溪桥镇杨堡村等有种辣椒的传统，“辣”得很有名气。镇里派人外出考察得出结论，辣椒属于精细菜、调味菜，各地一年四季都吃，市场很大。

　　“调结构不能强行推动，要示范带动。”田海湖说，“我们先扶持大户，让他们发财，然后带动更多农户。”广东惠州人郑俊华今年40岁，他是杨仁村的女婿。2008年他到该村发展，听说当地人善种辣椒，不缺技术和土地，他于是种了12亩。当年亩产优质辣椒1万斤，每亩净收入1万元左右。郑俊华乐开了花，去年10月他一下子扩大到200亩。镇里把他列为示范户，新修两条生产路，完善灌溉沟渠。郑俊华说：这些基础设施耗资100多万元，是区里、镇里解决的。田海湖反复对他说：你种辣椒发财，我高兴。更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带动更多农户一起发财。

　　如今郑俊华的辣椒基地已经带动了周边6个村湾共86个农户，每户种有2亩至26亩。杨仁村的樊亚梅种了5亩辣椒，“辣椒卖钱多，明年要接着种。”

　　目前双溪桥镇已经建起3片共1000多亩蔬菜示范基地，发展辣椒等精细菜，计划发展到1万亩。镇农技站和示范户为散户提供技术服务，组织经纪人收购蔬菜，确保销路。

　　田海湖说：“调结构要因地制宜，最关键的是市场，不能局限于一县一省，要放眼全国。市场千变万化，这是最大的挑战。我们最怕调出来的农产品卖不动，农民抱怨，无颜面对啊！”　2.

　　招商引资不容易

　　农民利益别忘记

　　中部县域发展愿望迫切，是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一些乡镇当然摩拳擦掌，希望发展工业，带动城镇化，拉动服务业。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让嘉鱼县簰洲湾一夜间名声大振。12年过去了，簰洲湾镇党委书记兼镇长余忠东说：水对簰洲湾来说是优势，也是忧事。

　　簰洲湾镇2000年合并前仅有5个村，其中4个属于“工业村”，一些企业很红火，但大多是低端的建材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余忠东说：不搞工业不行，又不能再走小而散的老路。这里没有特色资源；三面环水，防汛压力大；区位优势不明显。“每次招商谈判都像过火焰山！”

　　古代簰洲湾商船云集，号称“小汉口”，靠的就是水。余忠东说：我们要化害为利，围绕水来做文章，以商招商。去年底，余忠东从嘉鱼籍客商徐先生那里得知，三木集团计划在湖北布点，需建专用码头。簰洲湾有50多公里优良岸线，他们赶紧与三木电话联系。对方不太相信，余忠东让人把一些关键地点拍摄图片，发给对方看，并邀请实地考察。三木集团看了实景图，两次派人考察，今年2月决定落户。由此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其上下游关联企业10多家，主动开始与簰洲湾接触洽谈。

　　相比之下，通山县大路乡招商引资遇到的是“别样的烦恼”。

　　大路乡一些村子离县城仅几分钟车程，2006年县里规划建设的开发区大部分位于该乡。近水楼台先得月，目前引进的83个项目有60个落户大路乡。该乡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金大德说：我们这里招商形势还好，麻烦的是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引发的纠纷。

　　今年4月，一家医疗器械厂落户该乡一个小村，村里几个“狠人”给涉及征地的农户发放补贴，以此为交换，由他们独揽该厂附属工程建设，拿了好处的村民不得参与。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影响项目建设，不少村民居然默认。乡里得知后，由金大德带人三次到该村做工作，对涉及征地的农户，除依法补偿外，还为一些困难户区别情况办理低保、救助等，免除其后顾之忧，最终平息风波。

　　大路乡还创新对征地补偿政策，征地同时按一定比例返还一些土地，由村集体支配，为村民造福。西岗村6组被征地后，预留了40亩“造血田”。该村地处城郊，不愁开发。一些村民说：“这等于给我们留了一个福利小银行。”3.

　　水利设施老化退化

　　长远大计谁来管

　　长江、汉江两大河流经湖北，境内湖泊塘堰众多。然而，多个乡镇党委书记都为水利工程，尤其是老旧的农田水利设施发愁。

　　如今，许多簰洲湾人仍对1998年7月底的长江溃口记忆犹新，湾内几万人的家园变成泽国。1999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对41.5公里的民堤进行加固，处理险工险段16处，大大提高簰洲湾民堤的防洪能力。俗话说：簰洲弯一弯，武汉水落三尺三。簰洲湾民堤实际上发挥着干堤的作用，对湾内居民以及武汉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民堤等级低、基础差，防汛能力有限。今年夏天，簰洲湾遭受历史罕见强降雨，内涝严重，全镇8万多亩农田受灾，大片水稻、玉米、芝麻等半腰泡在水里，一些南瓜漂浮水面，不少鱼塘漫水，农业生产损失严重。

　　余忠东说：一个乡镇兴修水利的能力有限，我们四处奔走争取政策和资金。今年4月、7月和9月，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三次到簰洲湾调研灾情和灾后生产，有关部门正在规划，将对一些水利工程进行提档升级。

　　问起小水利建设，咸安区双溪桥镇党委书记田海湖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他说，现在农村的水利设施严重老化，70％的设施功能退化或丧失，在用设施中仅能发挥设计能力的30％。遇到高温要抗旱，遇到大雨就防涝。对小水利建设，村集体没有能力，农户干不了，也不愿投入。“说是分级负责，乡镇没有财力，能负什么责？”田海湖说，“农民对此意见最多，小水利老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大障碍。”

　　对此，通山县大路乡党委副书记金大德也是忧心如焚，“农村许多塘堰沟渠、泵站急需维修，可乡里没有钱，农民不愿投工投劳。”今年7月14日当地下大雨，仰狮村附近一条河发洪水，将一段水泥路淘空。乡政府只好四处化缘，这边“讨”点水泥，那边争取几千元，把路修好。“这种应急修护，难以治本。”　近日，本报收到一些乡镇党委书记来信，反映基层工作的酸甜苦辣，我们摘编如下。这虽不能代表乡镇主官的全部，但从这些心声中，我们看到了乡镇党委书记这个群体的酸甜苦辣，看到他们也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党建周刊》编辑：

　　你们好！

　　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乡镇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农民“催粮派款”，有的地方使用强硬手段，干群关系紧张。如今千年“皇粮国税”全部免除，对农民种田还有各类补贴。因此，有些人包括上级领导都说，现在乡镇干部太好当了，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乡镇政府从管理向服务转型过程中，上级的要求更高了、更多了、更严了；农业的形势更加多变，农村的情况更加多样，农民的诉求更加多元。乡镇干部的服务与各方的愿望还有差距，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压力和困惑。

　　首先是维稳。乡镇处于行政的底层，顶头压着众多机关部门，下头直面千家万户。机构改革、企业改制、田地权属、村级债务等留下很多历史问题，一些人“信访不信法”，县里不行到省里，省里不行就进京。上面再一层一层“回转”通知，最后由乡镇一把手去领人。乡镇政府“能力有限，责任无限。”有些问题可依法依规圆满处理，有些属于不合理诉求，根本没法解决。

　　其次是检查考核。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每根线都能“勒死人”。一个乡镇上要面对几十甚至上百个科局。有一天，上头同时来了7个检查团。我是书记，哪个都不敢怠慢，都要汇报，都要陪同，都要招待，还都得赔笑脸。

　　一票否决项目太繁多，乡镇工作压力太大。最初，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属于一票否决，后来基层组织建设、安全生产、森林防火……都进入一票否决之列，只要一项出错，一年就白干了。尤其是安全生产，执法由“条”上管，责任由“块”来担。出了事故，所在乡镇的书记、镇长是第一责任人，还可能为此丢“帽子”、进“局子”。乡镇干部都说，对安全生产，我们“一只脚在牢外，一只脚在牢里。”

　　手机24小时开通，最怕半夜来电话。生了大病，没时间住院，也住不起。很多乡镇干部从上班第一天起，就注定要在那个乡镇干到退休，20年以上“乡龄”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思想挣扎，埋头干吧，不知前途在哪里。不好好干吧，对不起群众，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良心。客观环境就是这样，多数群众是可敬的，因此，天一亮还得爬起来，一大堆事在等着，书记不带头干怎么行！

　　——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 　神经末梢的大服务员

　　在中国的“官员”序列中，乡镇党委书记怕算得上是“神经末梢”上的一个“主官”了。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论行政级别，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只有正科，主任科员而已；讲管辖范围，不少书记都管着几十里地，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所以，有人说，乡镇党委书记是“芝麻官”顶着西瓜大的责任。

　　最紧迫的任务，堪称发展。在乡村行走，随便问老乡：你这个乡镇，党委书记干得怎么样？他们最常态的反映恐怕有两条：一是这个人好不好接近，有没有架子，作风实不实；另一条，就是门前的烂泥路修了没有？年久失修的沟渠廓清了没有？村里的自来水通了没有？……而且，如果没什么事，乡民们是很少往乡镇大院里跑的，他们对乡镇干部尤其是乡镇党委书记的好恶判断，多半来源于这些具体的事情处理结果上。路、水、电，这些事儿看着不大，但对很多农村来说，这些就是乡镇发展的大事。这些事情做好了，得民心；做不好，丢民分。除此之外，富余劳动力往哪儿输出？农民收入水平怎么提高？特色产业怎么形成？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怎么平衡？这些问题，也是乡镇党委书记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大题”。

　　最沉重的压力，莫过于稳定。社会在快速行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总是难免的。中国的稳定，首先源自拥有几亿农民的广阔农村的稳定。在农村，在基层，乡镇党委政府是化解社会矛盾、处理社会纠纷的早期“减压阀”。事实证明，很多问题如果在村里、在乡镇里就得到妥善的解决，得到了“救济”，谁又愿意不辞辛劳地往市里省里甚至北京跑？有的时候，人们最需要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倾斜、补偿，而是公平地对待、公正地处理，像秋菊打官司那样“讨一个说法”，甚至，就是几句温暖人心的话。在乡镇，书记是最大的“官”。有问题，找书记。所以，对乡镇党委书记来说，引来大项目落地是政绩，确保一方平安则是前提。

　　最根本的宗旨，还是服务。不服好务，老百姓凭什么支持你、拥护你？服务型政府，不独在城里，更应在农村。在城乡统筹的宏大背景下，乡镇的服务功能被前所未有的放大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这些良好的理念正在被很多地方努力实践着。而随着人们需求的增长和变化，乡镇所提供服务的数量跟质量也需要与时俱进。这一点，在已经先行一步的发达地区乡镇表现更为明显。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后，他们对乡镇服务的要求更高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有的乡镇已经开始“花钱买服务”，这不单是精简机构的需要，也是服务趋向专业化的集中体现。理论上说，乡镇党委书记就是乡镇的“大服务员”，但在现实中，他们更需要做到的，是找准这个角色定位。（记者 张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