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风水学者解密“官场风水学”

“官场风水学”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物。

去年6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曾发表文章《风水师揭官场风水情结：个别官员借巫术诅咒对手》，一位“御用风水师”现身说法，爆出一些官员笃信的奇事，引起强烈反响。各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诸如《“官场风水学”愈演愈烈为何不信马列信鬼神?》《官场风水文化：信仰嘲弄》等，多指向当今官员信仰缺失，认为“官场风水学”危害匪浅。

2006年9月至12月，国家行政学院程萍博士主持“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上海、湖南、青海等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的900名县处级官员参与了该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信”风水的官员，接近三成。而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2007年初公布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信”风水的民众的比例为21%。　

2007年5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求是》对此评论：“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比如，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过以《凤凰周刊》记者根据调查采访所知，来自上级的三令五申并不能对官员们在“安全饥渴”下的求神问道热稍有遏制。

记者采访的多位风水师都认为，官员信奉风水的情况非常普遍，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甚至说：“你要说某些高层领导信奉风水，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他们对风水的研究水平，比我高的有的是。”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徐韶杉也表示：“中国官方的所有大型建筑，肯定都会考虑到风水因素，请风水师提意见。出来辟谣的，那是胡说八道。”

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以易学、养生学等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张其成，常常会被邀请给一些党政领导及企业高管讲课。在讲中医的时候，他也会相应地用到易学中的一些理论。2009年3月，他应邀到某地给厅局级以上干部讲养生。上课之前，当地组织部门领导特别提醒他：“今天不要讲‘易’这个字。”

按风水师们所言，传统的风水文化在中国官方层面似乎处于一种被普遍信奉却极难被公开承认的局面。

接受采访的多位风水专家同时也认为，媒体报道的很多官场风水现象，并不是主流，诸如贪腐官员寻求风水师指点以趋吉避凶，以及官员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嵌入公共建筑这类“损公肥私”行为，都是与风水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

给城市规划提意见

于希贤是一位享誉国际的风水学学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文化宽容年大会亚洲唯一应邀风水专家，曾在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狄莪邀请下对在华38国大使作风水报告，2004年5月受奥地利维也纳市长之邀赴奥作城市风水考察与学术演讲。

于希贤开始研究风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是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研究生。不可避免地，在研究中国地理学史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风水学。“要研究我们的每一座古城，必须懂风水。”

当时，风水依然被认为是典型的“封建迷信”，专门研究风水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1985年，北京大学正式开设风水课，由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北大的于希贤独立教授。这是解放后首次将风水引入大学课堂。上世纪90年代初，于希贤还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专门教授风水学。

在研究风水和教课的同时，于希贤也走出书斋，将他对风水的研究应用于实践，参与一些城市的规划。于希贤不无自豪地提起了河北迁安。“80年代时，他们穷得不得了。现在是全国百强县二十五六位。”

当时，迁安要在龙山开一条路，结果主管这一工程的人，有三个都死于非命。当地流传得十分玄乎。于希贤受当地领导邀请，前往考察，于认为是龙山被截断、风水被破坏所致。

从那以后，迁安一有事情就会去找于希贤。“县委县政府大楼选址，是我给他们选的：在两山之中拉一条直线，龙山到乾山的中间位置。城市规划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会事先来问我。他们要修一条跟高速路相接的城市的主干道，我否定了他们穿山而过的方案，我建议他们环山而过，给他们省了8亿的施工费。当时他们的小科长，现在都升官了，升了三十几个人了，没有一个出事的。”于希贤说。

2003年，迁安在河北全省率先成立城市规划委员会，于希贤名列应邀担任专家委员9位国内知名专家之首，审查把关各种规划方案。

1999年，北京大学派以于希贤为首的规划设计课题组长，去做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规划设计的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省长要将五华山下的医院拆掉，搞一个阳光广场。几位领导就让他们的秘书找我去看，看了之后我觉得很危险，劝他们不要做。那个位置在风水上叫丁字路口犯冲。结果他们做了，在丁字路口搞出一个阳光广场来。过了一年左右，当时的省长就被‘双规’。后来有领导就来找我，问怎么办。我就劝他们，在那个地方恢复几个牌坊，使急速的凶气变成缓缓流动的吉气。他们照我的意见办了。”

长沙城规划更被于希贤当成经典案例在多个场合提及。当时，长沙市领导围绕五一路是否要拓宽，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于希贤受邀前往考察。“先有岳麓山，后有长沙城。山川灵气是以南岳衡山为根脉，从衡山到岳麓山，当中有72个峰，最后一个峰就是岳麓山。从风水上，大地的龙脉、生气从衡山过来，一直到岳麓山，碰到湘江。‘界水则止，遇峰则上’，地下的龙脉碰到湘江之后，地下的生气就从湘江岳麓山附近出来，形成一种生命的活力。因此，在这儿建了长沙城。整个长沙城的中轴线是五一路，是它把山川的灵气，引入到了长沙城。所以岳麓山的山川灵气和长沙城的规划设计是血肉相关的。这一点弄清楚了后，大家就觉得，五一路一定要拓宽。”

那时，长沙城的湘江两岸是乱七八糟的建筑，于希贤看了之后，很痛心，建议将两岸的垃圾清理掉，把仓库搬走，建成花园式的大楼和宾馆，长沙市有关领导也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于希贤在考察中提出的其他几个建议也被采纳。

当时长沙的市委书记秦光荣在他后来出版的《用强烈的文化意识指导城市建设—长沙城市工作随笔》中写道：“有一年，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地理学家于希贤，经过考察长沙城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旅游资源，在经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考察后，他建议把‘天心阁’改为‘天星阁’，因为现天心阁和附近白沙井的位置正好大体对应古天象学定位的‘长沙星’的位置，这一想法不无道理。”

于希贤认为，官员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寻求风水师的意见无可厚非，因为风水就是中国的建筑学和规划学。他说：“从仰韶文化遗址看，距今6500年前，古人就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并对天地人的关系有了理解，这实际上就是风水的雏形。中国古代，风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当人们购买土地，建造房屋，选择地基，官员们要进行建造城池、规划布局等，都要请风水先生拿着罗盘，作风水勘察。几千年来，风水作为东方文化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庙宇、乡村、道路、住宅、坟墓的选址规划布局当中，得到实际的运用，而且渗透到中国的心理、文化层面，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习俗。”

历史上最先给风水下定义的是东晋的郭璞。他在《葬书》中云：“葬者，藏也，乘生气也。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又云：“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气之盛而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在这里，风水之法，不仅是“葬者”的事宜，而是广泛意义上的“藏也”。即风水之术也还包括“生者居住”这一内容。

在关于风水的两百多种定义中，于希贤认为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对风水的解释，比较符合中国风水的实际，即风水实际上是结合了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学科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风水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来调和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使它达到和谐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