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诗词:巴菲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赌博

房产危机来自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房地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政策挑战。这是因为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房地产是经济之痛，因为它已经绑架了中国的总体经济。房地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时房地产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一旦破灭，必将对总体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它是社会之痛，因为和其它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具有社会特殊性，是社会产品。当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居住权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基础。
　　房地产更是政治之痛，因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制造着各种矛盾。在上层，它既然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就自然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政府；在中层，房地产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财源，使得地方政府变了质，迫使其演变成为掠夺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基层，它剥夺着中国老百姓高度认同的居住权，加速度地把中国社会泡沫化。
　　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到这个地步？主要还是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场，把一切货币化。进入中国以后，新自由主义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界增加了竞争，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但新自由主义显然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下，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非常小。尽管国有企业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过，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则如鱼得水。首先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领域。然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攻克了教育领域。这几年则很快攻克了房地产领域。
　　新自由主义的祸害
　　在上述诸社会领域，并不是说原来的体制有多好。相反，原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来实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续，更无效率。在这些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也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所有这些领域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和分配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一旦当这些领域被视为是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时，社会政策就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相反，所有社会领域呈现出被经济政策所主导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和破坏是致命的。无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还是家庭，任何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住房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硬件基础结构。可以说，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所有社会领域，对社会全体来说，没有像比住房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房地产要解决的是居民住房权问题，所以其和一般的经济商品不一样。当一些社会群体每人拥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体的住房权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就是说，后一群体的住房权被前一群体所剥夺，而前一群体所拥有的住房，已经大大超越了住房权的概念，而是把本来应当属于他人的权利，用来获取和投机更大的利益。他们能够投资、投机房产，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正当的财力，或许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员权力的滥用，中国到处都在发生有钱有势者为主导的“圈房运动”。为什么85%的家庭买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达到了50%以上？这是“圈房运动”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所能解释的。
　　无论是利用手中的财力还是权力来投资、投机房地产，他们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房地产有利可图，他们自然拼命进入。但很显然，并非任何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投资、投机所有领域的。无论是房地产的“利润率”，还是投资、投机者的“准入权”，都是有关当局的政策导向的结果。就是说，投资和投机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失误，一是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而非社会政策；二是和开发商结盟，通过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诸如像房地产那样的硬件，而像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那样的软件又不到位，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中产阶级是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主柱，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气来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国家的治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房地产已经成为弱化中产阶级、阻碍中产阶级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产弱化着原来已经跻身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因为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这个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房奴”。房地产更是遏制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中间，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业主之外，大部分来自专业人才，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在中国，“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经注定要成为最无希望的一代，无论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实现他们的住房权。对社会的影响会怎样？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个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出路，他们既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没有希望得到比较体面的住房，因此开始做毫无理由的抗争。反对建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香港是个地产老板统治的地方。中国现在的情况不能改变，必然步香港的后尘。
　　在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也早就在中国大陆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利益导向的社会，物质利益是年轻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质利益领域，面临住房、就业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轻人已经感觉到希望的渺茫。这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杀。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社会基础。中国的各种政策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政策导向。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专业阶层的形成，政权开始向这些新群体开放。这个方向很正确，它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可是，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却缺失保护已有中产阶级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政策机制。就住房来说，中国初生的中产阶级面临多重的挤压，既来自私营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也来自地方政权和开发商的强大“圈房”联盟。近来，大型国有企业部门加入“圈地、圈房”运动，更是大大恶化了情况。
　　经过改制，中国政府的庞大国有企业很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就是说它们必须向持股人负责。这似乎没有不对，但这却偏离了国有企业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私人服务的工具。国企并没有抽象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在“圈地”和“圈房”方面的行为，和私人投资者、投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比私营部门更具有权力、更强大罢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没有企业，不会涉及到房地产利益。政府因此有条件来规制私营部门。又因为存在着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向社会的压力。政府因此有强大的动力来促使社会政策的确立，保护社会。
　　如果房地产是经济泡沫，还可以应付。但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泡沫，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去除社会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简单，投资和投机房地产的人毕竟是少数，但等到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忍耐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一旦社会解体了，政治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房地产聚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可以推进各方面的进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
　　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进的道理。经济发展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对社会有利，对执政党有利。只有对社会有利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才会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巴菲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赌博(转载)

 

作者：吃后悔药3 提交日期：2010-5-4 1:01:00 访问：368 回复：6

 

    中国典当联盟网 消息（编辑；小章）：北京时间5月1日21:30--5月2日4:30，股神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10年股东大会在奥马哈举行，巴菲特与搭档芒格出席会议并与股东们交流问答达5个小时。第一财经记者争取到了向巴菲特与芒格关于中国经济与房价问题的提问机会。
　　芒格表示，他可以给中国几个建议：首先是治理腐败的问题。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制约与限制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若能将腐败问题解决好，那经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第二，中国人喜欢赌博。在中国，许多的投资品种往往被当成是赌博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身的投资作用，在这点上政府应该要严格控制。
　　随后巴菲特补充道：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极不健康，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在赌博。
　　除此之外，在约5个小时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多次谈及中国。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经济体，这点无庸置疑，中国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如今这种潜力已经开始彰显。
　　巴菲特的其中一位高层人员，David Sokol还说，公司对中国比亚迪公司(BYD Co)的投资，是“非常长期”的投资。比亚迪公司也很清楚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很支持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正准备将旗下生产的电动车出口到美国市场。
　　巴菲特也对希腊债务危机走势表示担忧。他说，希腊债务危机将是“高潮迭起的戏剧”，并可能是对世界使用共同货币拯救一个国家的“测验案例”。“我真不知道这部电影将如何结束。”
　　每年五月第一个星期的周末，伯克希尔公司都会在奥马哈举办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这吸引了无数的投资者，他们从世界各地不远千里赶来，涌进奥马哈这座小城，只为了聆听最伟大的两位价值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亲自传经布道。
　　这些来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们，对巴菲特投资能力与眼光的信任是百分百的。他们到这儿来提问，但凡事关投资经营，基本上都是请教，而不是质疑与挑战。
　　此外，每年一度的股东大会，是世界经济情势的“晴雨表”。可以说，伯克希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投资者俱乐部。这样的股东基础决定了这个“俱乐部”集会探讨话题的层次与质量。每年股东们提出来向巴菲特请教的，均是当年世界经济、投资圈中的热点话题。
　　转载自：http://www.cnpawn.cn/ 2010年 05月 04日 08:48自由市场的终结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巴伦周刊》中第一次提到Eurasia Group的文章发表在2001年的9月10日──也许从那以后，没人会说全球政治不会对美国股票产生重大影响了。我们后来每隔几年都要对该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进行采访，他总是能就国际政治和金融市场的纽带关系提出了关键性的深刻见解。Evan Kafka for Barron'sEurasia Group创始人伊恩•布里默    在我们2007年进行的上一次采访中，布里默预言了关税调高以及西方公司将在专制的中国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这发生在最近的谷歌(Google)事件爆发之前很久。这也是我们最近的一次访谈中首先提到的问题。
    眼下，布里默担心的是《自由市场的终结》(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这碰巧也是他新书的书名，该书将于5月13日出版。布里默预计中国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实现强劲的增长，而西方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这一方面来自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与日俱增的实力炫耀，另一方面也受到其他采用国有资本模式的新兴国家的威胁。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随着谷歌因与中国政府的龃龉而退出大陆市场──一个过早发生但值得留意的个案──布里默感觉到西方公司在看待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观点上即将发生变化。布里默认为，这样一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还可能出现美国政府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日益减弱，其结果就是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和更高的关税。举例来说，在未来几年里，如果美国决定限制某些美国科技产品或服务对中国或是其他国家的销售──正如现在美国国防产业的情形一样──那么科技公司将在全球业务上遭遇比现在艰难得多的处境。
    《巴伦周刊》：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跨国公司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企业该怎样应对才是对自身和股东最好的方式？
    布里默：过去几十年来，私营跨国公司利用全球消费者、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在受监管的自由市场模式下占据了支配地位，全球经济也与这一现象变得愈发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有一个自由市场模式，还有一个国有资本模式。由于过去一年半的金融危机、美国消费能力的下降、中国能力的上升，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过分自信以及中国模式的不同──现在全球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系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互不相容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而且从为跨国公司提供的机会上来看，这些市场变得越来越不全球化了。某些地区──中国是最大的问题──越来越不会对这些跨国企业开放。
    这种情况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成立时发生过一次。在欧佩克成立之前，一家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可以来到一个国家、画地为牢，然后就能赚到很多钱。而在欧佩克成立后，国有化出现了，石油公司不能再按照过去的模式经营了。你必须顺应潮流，要么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事情正发生在那些投资中国的大多数西方跨国公司身上，而谷歌只是冰山一角。哪些行业所受的影响会最大？科技、电信、消费耐用品、汽车和航空业。谷歌将矛盾公开化了，但大多数其他跨国公司都没有这么做。我们有许多公司客户，我认为其中大约只有25%的大公司制定了在我看来可持续五年的中国战略。
    这意味着什么？西方跨国公司做错了什么吗？
    本土公司并不意味着就是国有公司。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国家是主要的参与者和运营者。[国有资本系统中的政府]利用市场达到政治目的。百度(Baidu)不是国有公司，但没关系。在中国没有法治，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偏向百度，那么谷歌就有麻烦了。如果中国偏向华为(Huawei)，那么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就有麻烦了。如果中国偏向中国的航空业，无论是否国有，那么波音(Boeing)和空中客车(Airbus)就不会长期向中国销售飞机了。
    我认为，也许只有不到一半的跨国公司了解这一点。不过自从谷歌和中国的矛盾浮出水面以后，他们正在日益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在美国看到一种军事-工业-科技综合体的苗头。
    这是怎么回事？
    在过去，如果你是个大型的武器制造商，你会把最好的东西卖给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把那些不那么精良的类似产品卖给美国的盟友。但如果你是谷歌，你就没有国界，你利用的是全球的消费者。突然间谷歌的技术和数据对于国家安全变得非常重要。当你面对大规模由国家支持的、利用网络进行攻击的工业间谍，这正是中国的非对称性优势，而针对的是跨国公司，那么西方科技公司就会觉得他们无法在中国展开有效的竞争。这些公司越来越需要国家安全部门的帮助来抵御网络入侵。然后美国政府就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建立这样的机构，然后说，“这是一些要签署的合同。”这两件事会把这个行业政治化，还会导致在中国也成立一个负反馈组织。那些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模式已经改变，而且能够快速采取行动、随着新的军事-工业-科技综合体的发展而最先利用这一综合体的企业，会得到巨大的先动优势。
    在未来，一家像思科系统或者其他的高科技公司或许会发现自己处在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一样的位置上，那就是由于国家安全原因某些产品不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销售。
    投资者应该寻找那些能够妥善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司：那个最早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和美国政府、其盟友以及这一综合体的各方各面发展关系的公司。如果我的判断正确的话，这些西方公司将继续在中国艰难前行。他们会面临很多来自美国的压力，告诉你这个不能卖，那个也不能卖。
    我并不是说你不能在中国做生意，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十年每年应该至少会增长7%至8%。
    西方公司会在中国赚到钱。有些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中国没有来自本地的竞争，比如在广告行业。不过在那些存在着竞争的领域，西方公司要么选择离开，否则就要改变模式。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已经不再是一家钻探和生产商，而变成了一家科技公司。他们不能到沙特阿拉伯钻探石油，但埃克森美孚可以去俄罗斯说，“我们能做些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做不来的事情。”
    世界上像埃克森美孚和思科系统这样的公司将在全球的石油和资源等领域越来越多地面对国有公司的竞争，尤其是在非洲，这些国有公司或许还巴不得要和那些让人倒胃口的政权打交道……
    显然有些事情是国有资本机构可以做到，而其他公司做不来的。首先，他们可以付更多的钱。他们没有股东。他们可以和各种国家打交道，而不管当地政权是否腐败、遭受制裁或者人权记录如何。西方跨国公司的优势在于他们的经营更有效率，这在那些希望拥有最好、最具进取精神企业的国家看来，这些公司拥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不仅是资本，还有劳动力。如果你是肯尼亚这样的国家，将修建港口设施和高速公路的工作交给中国，那么中国会带来很多本国的建筑工人。当地的劳动力不喜欢他们这么做。西方公司并不会输出劳动力。
    哪些领域情形将最为艰难？
    在某些非洲国家，尤其是那些欠发达国家，要想开发矿藏会变得非常困难。在亚洲也会变得很困难，这是因为中国和当地的华人商界有着很紧密的关系。这是个巨大的贸易网，因此他们拥有许多政治上的影响力。在这些领域，西方公司将不得不找寻其他机会，或者关注那些中国不那么关注的领域。在某些领域，西方公司必输无疑，这是个问题因为它是全球经济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所在。
    假设我们想回答这个问题：谁将赢得国家和企业间的这场战争？现在还是没有答案。在未来五到10年，这个问题不会变得更简单，而将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国有公司正处在上升期。
    （贸易）保护主义会怎样？你三年前预测说会有更高的关税，事实如你所料。你认为哪些保护性措施会在未来五年里成为现实？
    美国的对华关系比起一年前只差了一点，不过在美国私营领域对中国的看法上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谷歌是第一个这样的公司，而且它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支持自由贸易的最大团体之一就是美国私营领域。如果他们某一天突然说，我们和许多这样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支持和这些国家的自由贸易了。
    我们不会看到对大规模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更多支持了，而这有个后果，那就是自由贸易的终结。G20会在口头上说些自由贸易的好话，但这个组织是不会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措施的。你会看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过这是在两个看法相同的国家间制定的优惠协定，我认为这类协定会越来越多。
    我认为贸易地区化的趋势会增强，在亚洲，你会看到更多中国和日益附庸于中国的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更多的贸易，或许还包括欧洲内部更多的贸易。在那些跨国公司无法立足的国家里，你会看到定向关税从各个地方冒出来。
    你认为这种情况尤其会在哪些行业发生？
    我们已经在钢铁和钢铁制品行业看到了这种情形。因为美国的气候变化法案，我认为它和中国的高排放行业关系最为紧密。污染高排放，以及那些能够利用这一点的人和行业──你会在这些行业看到贸易地区化。
    谢谢，伊恩。 2010/05/04 16:04:04中国的党政一把手──真累刘罡 

    在国内近期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小学生、幼儿园儿童的恶性案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日前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亲自抓。
    身为布衣小民，本人虽然对各级党政一把手们殊少亲切感，但听到他们又要对校园安全负总责的消息，心中仍不免感慨，中国党政一把手真累，他们要负总责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计划生育他们要“负总责”；保护基本农田他们要“总负责”；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虽然没有明说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但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已申明，稳定房价要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城市人民政府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看来至少政府系统的一把手是跑不掉的。
    之所以中央政府在某件事上一“急眼”，就会祭出“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的尚方宝剑，恰恰说明 “一把手”们赤膊上阵当督战队，是中国推动和落实许多事情的最佳方式。不明中国官场就里的人往往会抱怨说，为什么许多城市的副市长竟有十几个之多，搞得一个副市长也就分工主管一两个局办，既这样还要局长干什么？但要知道，同样一件事，由局长去推动和由“市领导”去推动，在中国的实施效果往往会相差很大，什么时候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能够上升到必须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的高度，中国“蚁族”们或许就脱困有望了。
    表面上看，一把手们在大事上必须亲力亲为是中国社会 “人治”的体现，是一种落后的管理方式，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事情，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体系内的方方面面合力解决，而能够游刃有余地调度和摆布各个山头及诸侯的往往只能是一把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权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整体间的区别可能更多体现在侧重点的不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政权结构最注重施政效率，西方政治制度强调权力的相互制衡，因此把施政的公正性放在第一位。美国Eurasia Group创始人伊恩•布里默认为，本次经济危机发生后，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色的中国模式正日益兴起。而西方之所以难以给国家资本主义简单贴上“共产主义”和“封建专制”等标签，是因为这种模式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而非意识形态。
    西方的政府机构极尽精简之能事，许多部往往只有一个副部长，但西方的许多跨国企业却有N多个副总裁，这并非西方企业比西方政府腐败，而是因为企业都把提高经营效率放在绝对重要的位置，一把手(CEO)负总责是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径。鉴于没有哪位CEO是三头六臂，所以那些副总裁们实际就是CEO的“分身”，最终拍板的还是一把手。而中国的经济模式之所以被冠以“国家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正把整个国家或者一个省、一个市当做一家公司来经营，党政一把手们的角色定位更像是CEO，而不是“人民公仆”。如果你是一名“中国有限公司”的股东，看到一把手们如此劳碌自然欢喜，如果你只是这家公司的一个打工仔，内心感受恐怕就比较丰富了。 

作者：wangyida2b250 提交日期：2010-4-11 16:07:00 访问：376 回复：5

“全球金融危机”正加速向全球“两极对立危机”演化！
　　
　　“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因我们错误的救市（全球无限制发行货币），而向另一种“全球对立危机”转化，虽然这种危机在全球背景下不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它却正在消消的向我们走近，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我很担心，这个“全球对立危机”最终会变成无法控制的全球性政治风险！
　　搜索一下近一年的国际新闻，我们就会发现，政z变、暴z乱、大z罢z工、游z行、犯罪率大幅上升......等这些词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字眼里。
　　2009年洪都拉斯发生政z变
　　2010年泰国红杉军发动反z政z府游行
　　 美国医改引发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严重对立，奥巴马的支持率和反对率几乎各为一半。
　　 英国法国等欧元区国家相继发生大罢工。
　　 报复社会的南平事件
　　 吉尔吉斯坦发生政z变。
　　虽然过去世界冲突也时有发生，但近一年内却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不仅要问，世界怎么了？
　　显然这并不是偶然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我们是怎么拯救危机的？除了印钞机的速度加倍提高之外，我并没看出还什么其它措施。结果就是房价和大宗商品价格越来越高了，财富正在通过垄断商品和资源向少数人集中。
　　如果说危机爆发时，大富豪：富人：中产阶级：工人：底层穷人（包括失业者）的比例为 = 0.5 ：1.5 ： 3 ： 4 ：1
　　那么经过一年多后，大富豪：富人：中产阶级：工人：底层穷人（包括失业者）的比例为 = 0.5 ：2.5 ：1.5 ：2.5 ：3
　　你会发现，财富正在向少数人集中，每增加1个富人，就意味要有4个甚至更多的人更穷了！工人和底层穷人的数量极剧增加，虽然它们手里的MONEY没少，但购买力却在极速的缩水。财富因为货币的滥发，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这少数人在人数上和财富上都增加了，它意味有越来越多的人变的更穷。中产和工人，正以加速度在向底层转移。而原本就处于底层的人，就更看不到希望，而变的绝望了。从全世界到各个国家，都在朝两极对立的趋势发展，而由此引发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动荡，将越来越明显。犯罪率的加速上升
　　让我们逐个回顾一下过去发生的要闻，你就能深刻理解这种“两极对立”变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背后都有着同一个深层次原因----阶层向两极对立化发展，国家因民众两极对立而被撕裂，社会因两极对立而变的动荡，压抑无法调节而演变成更多的暴力事件，反正府的组织在底层穷人中的势力不断壮大。两个对立阶层的矛盾越来越无法调和，正朝着极端对抗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美国、欧洲、中国，还是其它的国家，都在面临着这个问题。那些经济规模小、国内政治不成熟的国家，时刻都有正变暴动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正越来越大！
　　一但这种“两极对立危机”在全球蔓延、越演越烈，那些世界局部战争的风险都会加大，这种新的危机给全球的经济复苏，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担心这种危机会使得原本就脆弱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挑战不仅仅来自于国内，也来自于恐怖主义向底层穷人渗透，世界将变的动荡和不安。有组织的黑社会势力，会在层底穷人的绝望中，发展起来。
　　所有的这一切，都源自我们不负责任滥发货币，而引起的“全球货币信任危机”下的一个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