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好吃的集中在哪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之一) 列昂尼德?姆列钦

第二章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在第二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写道，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是牺牲在战斗岗位上的：反苏和反革命的“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首领们派人野蛮地杀害了他。

1938年有好几个人被指控参与谋杀缅任斯基而判处死刑，而事实上并没有人谋杀他。所以说，缅任斯基在死后仍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人中，缅任斯基是最不显眼的一个，虽然他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达8年之久，这比亚戈达和叶若夫两个人的任期加在一起还长。他制订出来的工作方法全部为他的后继者们所沿用，他要比他们聪明得多，他们只是沿着他所指出的道路朝前走，他所设想出来的一切是他们所想不出来的。

这一切的原因大概在于，和自己的同行们相比，缅任斯基十分地与众不同。他性格温和，招人喜欢，彬彬有礼，谦逊，无私，是个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历史上是这样描述他的形象的。学识渊博、忠于事业的布尔什维克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重病缠身，经常在别墅里休养。他在那儿种花，还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因此他没有可能直接了解许多事，只靠从自己的第一副手亚戈达那儿听汇报。他对亚戈达完全信任，但是说一切工作都是亚戈达替他做的却不是实情。正是缅任斯基策划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斗争，是他派遣了恐怖行动小组到国外去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是他准备了震惊全国及全世界的首批莫斯科法庭审判。

缅任斯基所做的一切，尚未达到他的后继者们所干的规模，这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在当时还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

1874年8月19日，缅任斯基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在彼得堡的士官武备学校中教历史。他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以后考进了彼得堡大学的法律系，做过律师。早在1902年他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但与捷尔任斯基不同的是，他总是想方设法不去触犯法律。他在夜校里给工人们讲课。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他在布尔什维克报纸《军营》的编辑部中任职。1905年7月，警察逮捕了该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他在监狱中度过了4个月，后因宣布绝食而被取保释放。他立即逃往芬兰，因为那里有当地的法律。1907年他开始侨居国外，住在比利时、瑞士、法国和美国。在巴黎时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

列夫·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与缅任斯基相识在1910年，在法国。那时未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参加了极左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当时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革命后他任输血研究所所长）以及未来的教育部长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在那些年里，缅任斯基写文章用的笔名是斯捷平斯基。

在博洛尼亚，他们为从俄国来的工人开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校。就是在这里托洛茨基遇上了缅任斯基。

托洛斯基写道：“他给我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准确地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更像是另外某一个人的影子，或者说是某一幅未完成的画像的不太成功的草图。

“是有这样一种人。他那曲意逢迎别人的微笑和隐晦的目光闪动有时会表明，一种极力想摆脱自己不出众的窘境的热切愿望在折磨着此人。”

托洛茨基写以上这些话时，他自己已流亡国外，而缅任斯基已经在领导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与反对派进行殊死斗争了。因此可以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些话是带有偏见的。

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所罗门是本世纪初一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和列宁全家都很熟悉，在国外侨居时与缅任斯基也过往甚密。他曾回忆说：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在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到火车站去接他……

“我首先见到的是满面病容的驼背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涨……

“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忙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从此，我情不自禁地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

“而缅任斯基却一直在温和地微笑。这种对待亲近的人所持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缅任斯基性格中的一大特点。这个缅任斯基，当他从基辅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虽然害着严重的小肠疝气，还是抢着搬自己和同志们的行李，而年轻的同志们却心安理得地轻松走着。为此，他病倒在床，一卧不起数星期之久。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的微笑。

“列宁对他的老同志、老朋友缅任斯基的态度一直让我觉得奇怪。曾有几次我向列宁谈及缅任斯基的艰难处境。由于极端谦逊且害羞的天性，缅任斯基宁死也不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求助。（我曾看见他病得要死的样子，而且十分贫困，但是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处境。）可是列宁一点儿也没有为他做什么。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曾经谈到缅任斯基，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完全不明白事理，也不知道怎样把伟大的思想贯彻到生活中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是看错了自己的这个老熟人。在做国家安全工作之前和担负了这个工作之后的缅任斯基简直判若两人。令人费解的是，这个职务就能如此改变一个人吗？还是说，担任了这个职务以后，原来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些特点突然表现出来了呢？

1917年7月，缅任斯基回到了俄罗斯。尽管他完完全全是个文职人员，但他被任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军事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1917年10月25日，缅任斯基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银行的政委。他来到银行的主要办事处，要求向新政权交出1000万卢布用于当时的开支。国家银行的职员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对人民委员会的这一要求傲慢地加以拒绝，于是赤卫队员就占领了银行，但是钱仍然没有拿到。

列宁决定让缅任斯基担任俄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的职务，而财政人民委员由著名的政论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担任，这可能是因为他曾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的原故，然而他始终没能管理好金钱。在得到了前往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任命以后，缅任斯基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工作人员，就躺在斯莫尔尼宫中的沙发上睡着了，把一份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呈文盖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为什么列宁要让他管理钱财的事呢？可能是因为他想起了缅任斯基在巴黎侨居的时候曾在银行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的原故？

现在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银行里把钱弄出来。

11月8日，曾详细描述十月革命的美国人约翰·里德在斯莫尔尼宫中看见了缅任斯基。他写道：“在楼上的食堂里，一个戴着羊皮高帽的人躲在角落里坐着。他穿着的那身西装，我想说，就是昨天他穿着过夜的那一身。不过他整夜未睡，他的脸上长满了三天没刮的胡子。他正在一个肮脏的信封上神经质地写着什么，有时又沉思地咬着铅笔。那就是财政人民委员缅任斯基。他任此职的全部资历就在于，曾在法国银行里当过一名办事员。”

几天之后，缅任斯基接受了约翰·里德的短暂采访。他对那美国人说：“没有钱我们寸步难行。要给铁路员工和电报局职员发薪水……可是银行都关闭了。关键是国家银行，可它也不工作。全俄国的银行职员都被收买了，他们停止了工作。

“但是列宁下令用炸药炸开国家银行的地下室。至于私人开的银行，不久前刚发布了一项命令，叫它们明天就开张，否则我们自己就去打开它们的大门！”

缅任斯基和列宁一道签署了“关于银行开业的决议”：

“工农政府命令各银行于明天即10月31日，按平时的营业时间开业。如果银行不开门营业，不按支票付钱，那么银行的行长们和理事会的全体理事都将被捕。财政部的临时副人民委员将为所有的银行任命政委，在他的监督下，凭盖有工厂委员会印章的支票应付现金。”

仅11月17日一天，缅任斯基就收进了第一批现金500万卢布以应付人民委员会的必要开支。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打开私人银行的所有保险柜。每个银行里都派驻了武装支队。

人民委员会宣布国家对银行业务实行垄断经营。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与国家银行合并为统一的人民银行。银行的股票被废止，股票交易被宣布为非法。这一切，缅任斯基仅用了几个月就宣告完成了。然而列宁对这些工作并不太满意，也没有继续让他担任要职。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记事本里也谈到：缅任斯基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有表现出多少积极性，或者说仅仅表现了自己的无能。”

政府迁到莫斯科去了。而缅任斯基被留在彼得格勒，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彼得格勒劳动公社法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

1918年4月，派他去柏林任总领事，因为他懂几种外语，而且在国外生活过。然而很快他就被驱逐出了德国，因为在苏俄外交使团的行李中发现了传单。于是，缅任斯基又被派往乌克兰，在那儿他当了几个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检查团的副人民委员。

1919年秋天，缅任斯基回到了莫斯科。捷尔任斯基给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1919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下属特别处的章程”。其中指明这些部门的任务是与陆海军中的反革命活动和间谍活动做斗争。由于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斯基当时身居高位并且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那时强调特别处应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一规定于1931年被废除，自那时起，军事反间谍机关就不再受军队的领导了。）

军事反间谍机关就这样产生了，它不仅侦缉间谍和叛徒，同时也跟踪军事将领，研究军队中的情绪。

此外，由于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尚没有外事部门，所以它的特别处还要负责海外的以及白军和外国占领区的情报工作。

第一个领导特别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

1919年9月15日，缅任斯基被任命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的特命全权代表。一年以后他已成为特别处的副处长，又过了几个月成了处长。1922年7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缅任斯基既向捷尔任斯基，也向托洛茨基汇报各地特别处的工作，汇报军队中，而且也不仅仅是军队中的形势。托洛茨基当时是比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重要得多的人物，因此军人们很自信，并不害怕“契卡”人员。然而，在托洛茨基离开军队以后，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可在国内战争时期，一个大发雷霆的集团军司令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逮捕“契卡”特别处的负责人，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的话。

缅任斯基对陆海军人民委员是无限忠诚的。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来到车箱里向我汇报特别处在军队中的工作。

“说完了正事之后，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倒换着左右脚，带着他那曲意奉承的微笑，让人感到不安和困惑。最后，他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复杂的阴谋。

--什么，什么？--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时我连一点点这类的思想准备都没有。

--是的，他想让列宁等人相信，您纠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专门为了反对列宁……

--您疯了吗？缅任斯基，您清醒清醒吧！我不想谈论这些。

“缅任斯基走了，一边歪着肩膀、咳嗽着。我想，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其它的轴心，以便继续绕弯子。”

由此可见，向上级领导汇报政治形势以及政治家们的行动--这种做法早在那个年代就已成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传统。

缅任斯基对托洛茨基的这种信赖并不值什么，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特别处长很负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别无其它。

自1927年始，在捷尔任斯基去世之后，和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斗争就交付给了国家政治保安局。缅任斯基的人在这个斗争中是完全不择手段的。一次，有个人找到了托洛茨基的某个亲信，说他有办法弄到胶版誊写器来为反对派复印他们的文件（在复印机出现以前，这是印文件难得的好机会）。可就在此时，政治保安局的人来搜查了，认定来人是弗兰格尔的旧军官。于是，就向全国宣布：反对派是和侨居国外的白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所谓的旧军官是“格帕乌”派去的奸细。

1927-1928年间，所有知名的反对派人士，大概共有150人左右，全都在“格帕乌”代表的监督下被从莫斯科驱逐到边远城市去了。而在1929年，缅任斯基奉命组织了把托洛茨基逐出俄罗斯的行动。

水貂皮和情报机关的传统

1920年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关于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的第169号命令。其中说：

“1．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2．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所有的工作人员、资产及工作全部转交给新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3．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服从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同志的领导。

4．任命达维多夫同志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处长。他应在一星期之内向主席团提交外事处组成人员的名单。

5．自本命令公布之日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部门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转运中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联系都要通过外事处进行。”

自这个情报机关产生之日起，它就由缅任斯基领导。1923年9月18日，缅任斯基又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第一副局长，那时捷尔任斯基更多地是管理经济，而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事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们。

在20-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成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在这方面，缅任斯基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俄“契卡”的优越性首先在于，来此机构工作的都是些经验丰富的人，是那些经过地下斗争、秘密工作以及与沙皇警察及监狱当局斗争过的布尔什维克们。其次，第一代的苏联情报人员都是些生于国外或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的人，他们在国外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些国外的地方真的就是他们的家。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苏维埃俄国诞生以前，一般都认为间谍和反间谍机构都只是战争期间才需要的，和平时期就解散它们，有普通的警察就足够了。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之后，就不再有特工机构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没有情报机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才在英国的帮助下着手建立。

英国人曾把特工机构削减到最低限度，法国人也是如此。只有全俄“契卡”的机构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像添加了酵母粉一样地膨胀了起来。这就是此类机关在20-30年代颇有成绩的原故。

任何别的国家也没有为此花费了这么多的钱财和气力。苏俄曾认为自己几乎有能力和全世界打仗，因此对它说来，在全世界进行地下战争也是完全自然的。

第一代苏联情报人员大多是由忠于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去干情报工作不是为了出国。他们是为自己认为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开始，他们求助于自己的天然盟友--外国的共产党，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是不能成为情报人员的，因为他们已被当地警方登记在册，他们没有活动的余地。

于是，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就开始寻找“后备” 间谍--即那些具有左倾观点的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对于那些同意合作的年轻人，则劝说他们不要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伺机在国家机关中找个工作位置，最好是能打进当地的特工机关中去。这种思想意识相同的志愿者为数不多，因此也找了同意为金钱而工作的间谍。

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大概首先想到的是在同性恋者当中寻找间谍。第一，这些被迫过着双重生活的人最善于保守秘密；第二，他们在同性恋者的圈子里比较容易地就能找到情报机关感兴趣的人物，而且在床第之间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探听出任何秘密来。第三，当时在同性恋者当中，社会主义思想广为流传。30年代在英国，具有左倾观点的同性恋者集团被称之为“同性恋者国际”。

情报机关是借助于自己的一个著名间谍，英国人盖伊·伯吉斯，了解到这批人的可贵之处的，伯吉斯是金·菲尔比的朋友和战友。交给怕吉斯的第一个任务是招募一名英国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伯吉斯于是同那人建立了暧昧关系，从而完成了任务。

当有人用不大尊敬的口吻描写菲尔比及其朋友们时，苏联情报机关的资深工作人员会感到由衷的气恼。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菲尔比确实富有天才，那是事实。可惜的是，苏联对外情报局档案馆中保存的真实文件中所描绘的菲尔比及其朋友们，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非正常的性关系、当时还难以医治的梅毒症和家庭纠纷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对世人的愤怒不平：怪别人不认识、不承认自己的才干，仕途的艰难以及想在暗中操纵他人的愿望，--这一切就是当时一大群年轻的英国人跌人莫斯科招募人员所张开的罗网的原因。这些人不愿正视现实，自以为在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从而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这是一群奇怪的、非凡的、不同寻常的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可以动手杀害自己不久以前的同事，这些不谋私利的人也会伪造国库债券。在20-30年代，一些人为了逃避平淡、空虚的日常生活，为了寻求刺激而投靠情报机关。高尚的男人们的游戏比去狩猎打野兽更纯洁一些！

专家们研究我国情报工作的历史时，一般是从伊凡四世在1549年所建立的外交衙门开始，那时候在外交活动与情报活动之间还没有什么区别。在伊凡雷帝时代也已开始了对间谍的惩治：1570年，外交衙门的负责官员伊万·维斯科瓦特被残酷地杀害了，因为他被怀疑叛国和阴谋反对朝廷。维斯科瓦特曾经很巧妙地招募了所谓的“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我们的时代连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都非常害怕这种人。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创建了枢密衙门，情报活动也交给它管理。

有趣的是，枢密衙门很快也开始为沙皇家族服务，完全跟克格勃一模一样。那时的特工头目没有什么将军称号，只叫文书。沙皇去打猎，或是去拜神，都由他陪同。如同叶利钦的卫队长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中将一样，他在朝廷里有着非凡的影响--能代替沙皇签署命令。

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已有一位叛变者逃到了西方，而且是一位英勇的情报人员。看来，这个传统也是由来已久的。

也和现代一样，自古最困难的事就是和最近的邻国搞好关系。据《俄国情报机关史论文集》中记载，外交家和情报人员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曾受命去调查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①的情况，说他是一个“自称为乌克兰统帅的来历不明的人，他同‘共和国’进行武装斗争并要求莫斯科的沙皇接纳他以及他的哥萨克队伍加人俄国国籍。”

赫梅利尼茨基称自己是贵族，而警惕性很高的马特维耶夫查出了他的底细：原来这位乌克兰统帅的父亲是个“卖肉的犹太人”，而赫梅利尼茨基本人最初只是个“开小酒馆的”。

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不轻信自己的间谍。著名的法国外长塔列兰也曾是受雇于俄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出警告，说拿破仑准备进攻俄罗斯，然而这个警告没有受到重视，正如1941年斯大林没有重视发给他的无数警告一样。

不吝惜公家经费进行全面跟踪监视--这也不自克格勃开始。沙皇警局的将近百名特工曾跟踪监视恐怖分子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萨温科夫。结果呢？他们并没有能够阻止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活动。

至于招募间谍的办法，俄国最早的情报人员之一阿法纳西·奥尔金一纳晓金想出了一个万能的灵丹妙药--多给银子！

讲究实际的彼得大帝从不吝惜金钱给自己的情报人员，让他们去收买外国的外交官们。这样，他也奠定了情报工作的传统之一。那时候也跟现在一样，间谍们不愿意收卢布，可由于当时还没有美元，所以用水貂皮结账，当时这叫“付账工作”，由动词“付给”演绎而来。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曾下令给当时的驻英大使，让他为伊兹梅洛沃的苗圃带回“各式各样的种子”来。由此，开始了情报工作中的科技路线--也就是常说的“工业间谍活动”。科技间谍活动的种种办法也是早已有之的：大名鼎鼎的情报人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一帆风顺的仕途，正是从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展品中偷回了最新的子弹样品开始的。

在叛逃到西方去的“契卡”分子中，职位最高的要算原来驻西班牙的苏联情报站站长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了。他曾一再肯定地说，正是他从德国盗回了制造工业金刚石的工艺。

莫斯科起初是想买专利，并和克虏伯公司签约在苏联建厂。但是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缅任斯基说：“这些蠢猪要价太高，想办法从他们那儿偷出来怎么样？让他们看看咱们‘格帕乌’的本事！”

苏联驻柏林情报站不仅偷出了所有的有关工艺流程资料，而且还把该项目的发明人也弄到了莫斯科，让他出席工厂开工典礼。

1923年1月，“格帕乌”的副局长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建议成立一个专门从事虚假报道的机构，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情报活动。

温施利希特比捷尔任斯基年轻两岁，参加革命运动比他晚五年。他和捷尔任斯基曾同属一个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提出以上建议时，温施利希特想他不过是在继承老传统罢了。

如果是在今天，雅科夫·托尔斯泰（某县贵族领袖的儿子，普希金还曾献给他一首诗）在节日里大概会穿上将军的礼服并领导特工A组的“积极活动”。这在行话中就叫做“混淆敌方视听”。

当时喜欢居住在巴黎的雅科夫·托尔斯泰有一次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向沙皇建议用钱收买法国的报界，让它大肆吹嘘俄罗斯如何如何的好。当时圣彼得堡的统治者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和历史上的这个例子如出一辙的是：1923年1月11日，政治局采纳了温施利希特的建议。

根据政治局的一项决议成立了跨部门的虚假情报局，参加该局工作的不仅有“格帕乌” 的代表，还有党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工农红军司令部情报局的代表。

这个局的任务是编写令人对俄罗斯内部情况产生错误印象的假资料和假文件，然后通过情报机关将这些材料提供给敌方。

这个局还准备一些文章和短评给期刊，为各报编辑部提供形形色色假材料--然而每一次都要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

这种提供假情报的工作成了国家安全机关总战略的一部分。“契卡”人员还组织了假的地下反革命组织，让它与侨居国外的流亡者取得联系。那些从俄国逃出去的军人和政治家都愿意相信（也不可能不相信！）在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正在成长壮大。某些侨民领袖上了钩以后就跑回俄国来看一看新兴运动的实力如何，可一回来他们就被捕了。

最近十来年，广大公众都了解了所谓的“托拉斯” 行动，不仅是因为此事已部分解密，还因为先是出版了作家列夫·韦尼阿明诺维奇·尼库林的书《死水微波》，接着又上映了电影导演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科洛索夫执导的多集影片。其实，这类行动曾经组织过很多次。除了莫斯科以外，乌克兰“格帕乌”的特别处因为要与政治侨民斗，也干过这种事。

一般都认为，这种把政敌从国外骗回来，然后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将其逮捕的办法是缅任斯基想出来的。

1924年夏天，就是用这种办法将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诱骗到莫斯科的。在当时此人简直就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

缅任斯基为此获得了当时还很少授予的红旗勋章。而萨温科夫在1925年不知是自杀还是被“契卡”人员杀掉了。被囚禁在牢狱中的时候，他似乎表示了忏悔，给国外的侨民们写过一些信，劝他们“学他的榜样回到俄罗斯来”。这些信是他自愿写的呢，还是在“契卡”人员的高压下写的？--实在无从知晓。

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也启用了那个虚假情报局。很多西方的情报机关都曾要求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俄国地下组织向它们通报红军的情况以及俄国境内形势的材料。它们也收到了回答，但那些答复都是由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人员撰写的。这个工作是工农红军参谋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批准的，而后来他自己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年代初，“契卡”为原国家杜马代表、著名的政治侨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利金组织了一次在全苏俄的旅行。让他回到俄国来，后来又放他出国去，为的是叫他看到，布尔什维克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而那些呆在国外的政治侨民想要推翻他们完全是痴心梦想。这个计划还挺成功。后来舒利金写了一本书，名为《三个首都·红色俄罗斯之旅》。莫斯科对此书颇为满意。

国家安全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他曾组织了杀害托洛茨基的行动，战争期间又在德国后方从事破坏活动）回忆说，缅任斯基曾下令准备使行动积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们“中立化” 的计划，意即将他们肉体消灭的计划。苏多普拉托夫本人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织的领袖科诺瓦利茨。

后来，缅任斯基又成立了由“格帕乌” 总局局长直接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它是独立于外事处的小分队，负责组织战争期间的破坏行动并将间谍派人敌人的最重要的单位。这个小组由雅科夫·谢列布良斯基领导，他的副手是瑙姆·艾廷贡，就是他后来组织了暗杀托洛茨基之事。这个小组由20名侦查员和60名秘密人员组成。

1926年7月30日，即捷尔任斯基逝世的10天之后，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被任命为“格帕乌”总局局长，一干就是8年。

托洛茨基曾在回忆录中说：

“谁也没注意到默不作声地干活的缅任斯基。只是在捷尔任斯基和温施利希特分手以后，他找不到别人，就提出了缅任斯基作为人选。人们都耸肩不以为然。

“而捷尔任斯基则为自己辩护说：--那么还有谁呢？没有别人啦！

“然而斯大林支持缅任斯基。斯大林一般都支持那些只靠上级机关的慈悲才能在政治上生存的人。于是，缅任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格帕乌’中忠实的影子。在捷尔任斯基去世以后，缅任斯基不仅当上了‘格帕乌’的首长，而且还成了中央委员。这样，在官僚舞台上一个不成功的人的影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物。”

缅任斯基仍像以前一样委婉客气，彬彬有礼。每次听完工作人员的例行汇报之后，他都会伸出手来向那人说：“您好，您生活得怎样？”

他的姐姐柳德米拉·鲁道福夫娜有时向他为被捕的人求情。在那时候由有影响的人出面还可能挽救一些人。

缅任斯基时常犯病。甚至他到卢比扬卡去办公时，还不得不躺着接待来访者。情况总是如此，也没人感到惊讶。

作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写道，1920年他准备去巴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填写好了表格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把他叫到了“契卡”，那儿的人告诉他：“从大门进去，去见缅任斯基同志。”

爱伦堡回忆当时的情况：“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正在生病，躺在一张特别短的沙发床上。开始我以为他会问我是否与弗兰格尔分子有什么往来，但是他说他曾在巴黎见到过我，还问我是不是仍然在写诗。我回答说自己正在准备写一部讽刺小说。既然谈到了文学，我就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怀疑：现在发表很多矫揉造作的诗，可布洛克却沉默着……缅任斯基有时微笑，有时点头，有时皱起眉头……”

在告别时，缅任斯基对爱伦堡说：“我们是放您出去的，可不知道法国人会对您说什么……”

伊利亚·爱伦堡拿到了护照。他当时无法知道，一年以后布洛克的命运正是由缅任斯基决定的。

1921年7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向列宁提出请求，想放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洛克出国去治病：诗人当时病情严重。列宁就向特别处领导人缅任斯基征求意见。

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放他出去。但是可以在一个疗养院里为布洛克准备一些好的条件。”

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1921年8月7日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现在我们都认为，真正的恐怖政策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其后则是在1937年执行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恐怖政策是在革命后立即开始实行的，一直继续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

1927年秋天，同情苏俄的著名法国作家安利·巴尔比尤斯来到了莫斯科。1927年9月16日斯大林接见了他。巴尔比尤斯问斯大林：当西方总是在宣传苏联执行红色恐怖政策时，我应如何对付呢？

斯大林回答得很简单：“我们这儿正在枪毙间谍，这当然不是什么红色恐怖。我们面对的是特务组织，它们的基地在英国或者法国……这些组织显然是由大资本家和英国情报机关出钱养活的……

“不久以前我们逮捕了一个由贵族军官组成的很小的小组。他们的任务是毒死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有3000到5000人之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瓦斯毒气毒死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怎样和这些人斗呢？他们并不害怕监牢，这儿的问题是节约生命。或者是消灭这些由贵族和资本家的儿子们所组成的小组织；或是让他们消灭数百或数千名我们的人。”

1927年5月10日，苏联驻波兰的全权代表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科夫在华沙车站遇刺身亡。斯大林对巴尔比尤斯说：“作为对此事件的回答，我们枪杀了20个白卫军。工人们对此非常满意，可他们说：枪毙的太少了，咱们这里还有不少这样的寄生虫在到处游荡……

“应该弄清楚，是对什么样的人判处了死刑。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里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和苏维埃政权作战的贵族、公爵、沙皇的将军们、沙皇的军官们。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名单里有非剥削阶级的代表，很少有，可能有一两个，恐怕也是间谍……  当有人指责我们不是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时，我们就想这样回答：我们本来也不打算保护所有的人。我们原本就公开声明，我们的制度是带有阶级性的。”

斯大林说话从来不愁找不到词儿。可是工人和农民早已吃了子弹或被送进了集中营，而且这种人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多。当然，“剥削阶级” 的代表们遭的罪也不少。在所有的机关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清洗：异已分子被无情地赶走。

那些被清洗了的人们也分为若干等。被定为第三等的人不得在某一固定地点工作，被定为第二等的人根本就不能找到工作。而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口粮卡片，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

就连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都被派夺了公民权，因为他是商人的儿子。不过，他倒是很快就摆脱了困境。作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他的公民权后来被恢复了。那些不像他这样有用人材的公民们，可就要倒霉得多了。

曾做过党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对我讲述了他家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米琴地区最富有的人--米琴现在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区。他用自己的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教堂至今还在。早在1919年就打算逮捕他，可是当地的农民群起而保他，说：我们不交出他，他是我们的人！到了1930年，又打算查封这座教堂。我的叔叔在米琴地区的一次会议上说：‘公民们，咱们是不是不查封这教堂为好？不管怎样，教堂里有安葬着咱们祖先的墓地。谁来为我们扫墓祭祖呢？’

“为了这件事，按第58条款他被判了5年流放，被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去了。他的女儿奔走呼号，总算为他平了反。女儿赶去接他，而他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郊外烧木炭。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他，终于死在女儿的怀抱里。

“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在鲁布廖沃管理一个自来水站，在那儿工作的一共有200来人。其中的一半，100个人遭到镇压，几乎全部被枪决，其中也包括我的叔叔……”

“工业党” 以及其它

1934年5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纪念缅任斯基的悼文，其中说：“就在这个大厅里，曾经签署了那些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案件的最后判决书，而这些判决书的开头几篇是在缅任斯基的办公室里起草的。”

与缅任斯基遗体告别的仪式是在工会圆柱大厅里举行的。正是在这间大厅里曾进行那些令世人震惊的法庭审判，其策划者就是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缅任斯基和他的助手们。曾在这儿审理的案件有：“沙赫京案件”（1928年的“顿巴斯沙赫京矿区资产阶级专家的破坏性组织案”）、“工业党”的系列案件（193年的“工业部门破坏活动案”）、“劳动农民党”案件（1930年的“农业部门破坏活动案”）、“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案”（1931年的“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案”）。

所有这些案件全都是千篇一律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向全国宣布：到处都有破坏分子在活动，就是他们不让我们恢复工业生产，不让我们改善生活。而破坏分子就是过去的资本家、贵族、白匪军官、老专家们。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帝国主义情报机关派来的间谍，这些人正在准备武装干涉……

研究苏联法学史的美国学者彼得·所罗门认为，经常寻找可以把一切过失都加在其头上的“替罪羊”--这就是斯大林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如此这般，他就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纽克认为，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般的经济纠纷，斯大林立刻就说那是破坏行为，并且要求刺刀见血。什么地方经济工作受挫，斯大林就说那儿的老专家是“破坏分子、怠工者”，同时指责那里的“右派分子”包庇破坏分子。

在30年代，生产事故和出产不合格产品都会引起一起刑事案件。控告人怠工和破坏都带有政治色彩，要是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把一个没做好饭的厨师控告为托洛茨基分子。

彼得·所罗门在自己所写的《斯大林时代的司法制度》一书中写道：事故和生产废品的责任一般都推在生产领导者的身上，尽管真正的原因在于加速工业化和要求不惜代价完成计划。

一切都是从“沙赫京事件”开始的。1928年3月12日《消息报》是这样向全国报道的：

“在北高加索顿巴斯的沙赫京矿区，‘格帕乌’总局在工人的直接配合下揭发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它企图瓦解和破坏这个矿区的煤炭生产……

“侦查的结果表明，这个反革命组织已活动了数年，它进行恶意的怠工和暗中破坏活动，用不合理的建设、不必要的浪费资金、降低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以及直接破坏矿井及工厂等办法来瓦解和破坏这一地区的煤炭工业。”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是事实，只有少数人例外。1928年10月，著名的冶金工业专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格鲁姆一格日迈洛（他的兄弟是名气更大的地质专家）去世。他临死时写的一封信后来发表在国外的侨民报纸上。其中说：“人们都知道，并没有什么怠工事件，这大喊大叫的一切，为的是把自己在工业战线上的错误和失算推到别人的头上去……他们需要替罪羊，于是就找到了沙赫京案件中的玩偶。”

“格帕乌”总局得到命令，要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揭出破坏分子来。缅任斯基完成了这个命令。

1930年8月初，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必须将肉类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破坏分子统统枪毙，同时在报刊上诏告此事。”9月底，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公布肉类、鱼类、罐头以及蔬菜生产领域中破坏分子的证词。9月25日就发表消息说：“格帕乌”总局的领导机构已将供应人员中的48名破坏分子判处枪决，并已执行……

1930年夏天，“格帕乌”总局又“揭发” 了反革命的“劳动农民党”。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孔德拉季耶夫教授被认定是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党的主席。这位教授过去曾是社会革命党人，在临时政府中做过粮食部的副部长。在苏维埃政权下，他领导着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行情研究所。

“格帕乌”总局声称，“劳动农民党” 的中央委员会与“工业工程中心”保持着“情报联络”方面的联系。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热力工程研究所所长拉姆津，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拉里切夫，纺织工业研究所领导委员会主席费多托夫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业组织的技术负责人库普里亚诺夫。

这是通向下一个，也就是所有“破坏分子案件” 中最为轰动的一个案子的桥梁。

1930年11月11日，所有莫斯科的报纸都刊载了对反革命的“工程师组织联合会”即“工业党” 的长篇控诉书。在所有被告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要算列昂尼德。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津教授了。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拉姆津教授等人受到起诉。

在读了由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签署的起诉书后，苏联老百姓得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破获了全国破坏活动的中心。

这个文件声称：“工业党”把隐藏在工业各部门的破坏性组织联合了起来，不仅按照原俄国以及外国资本家的国际组织的旨意行动，而且还直接听命于法国准备武装干涉和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总司令部。

苏联的机关刊物一致确认，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是由工商联盟自国外领导的。工商联盟是总部设在巴黎的革命前工业巨头的联合组织，它的任务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政治工作，为的是收回他们的企业。工商联盟的头目杰尼索夫和特列季亚科夫在未来他们要组织的俄国政府成员名单中被定为工业和贸易部部长的人选。

然而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在开始审判“工业党”一案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已有两年了，当时他用的假名是伊万诺夫。

我在卢比扬卡那座著名的建筑物中读到了他的个人档案。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0年以上。

对于莫斯科来讲幸运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这是苏联情报机关最感兴趣的国外白俄组织）在巴黎租用的一栋房子是属于特列季亚科夫家族的。特列季亚科夫本人已从家族中出走，但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代表劝说他重返这个家族。

苏联情报人员在“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 主席米勒将军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一连好几年，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手握铅笔、戴着耳机，把他所能听到的一切全记下来，然后他写成密文交给在巴黎的苏联情报机关人员。1942年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找到了这个窃听装置，特列季亚科夫被捕，1943年底，作为苏联间谍被处决。

他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是从启动对“工业党” 的诉讼程序开始的。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曾是俄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家之一。革命前他是莫斯科工商界无可争议的领袖。1917年10月，他在临时政府中领导经济委员会。10月26日凌晨，他与临时政府的其他部长们一起被赤卫队逮捕，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的监狱。1918年初，由于政治红十字会的努力，将特列季亚科夫和另外3名部长从要塞转移到监狱医院中，那里没有赤卫队员，他们因此而得救。特列季亚科夫离开彼得格勒以后就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政府中当了一名部长。再后来就流亡到了巴黎。

从俄罗斯逃出去的工业家们建立了俄国金融工业商业联盟（工商联盟），特列季亚科夫被选为该联盟的副主席。根据“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卡片资料，在20年代初期，工商联盟用金钱资助鲍里斯·萨温科夫，似乎是特列季亚科夫把钱交给萨温科夫去搞恐怖活动的。

缅任斯基交给外事处一个任务：打进工商联盟的领导层，以便探明他们可能搞些什么反苏活动。

1929年5月，苏联派在巴黎的一个绰号叫维特琴金的特工向其上级建议招募特列季亚科夫加人苏联情报工作，因为他当时贫困潦倒。工商联盟财政拮据，已无法给他发薪水。而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也有利于招募。特列季亚科夫已同家庭决裂，独自生活，他当时对侨民运动的发展又深感失望。

另外一个特工报告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在俄国侨民圈子里结识的人很多。与从前他在俄国工业界所起的作用相比，目前他的处境使他心灰意懒。1926年他曾企图自杀，在最后一分钟才被人从系好的绳套中解救了下来。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特列季亚科夫很痛快地答应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他马上就提出了钱的问题：要求每月付给他200美元和25000法郎。负责招募他的那个苏联特工认为这个要价太荒唐了。于是他们开始讨价还价。特列季亚科夫一个美元都不让，最后还是达成了交易。

给他起了一个假名--伊万诺夫。他在拿到了第一笔钱（100美元）后，于第二次会面时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

“布尔什维克获胜以后，侨居国外的白俄分裂成若干派别，前途渺茫。苏维埃政权战胜了白俄运动。实际上，我认为自那时起白俄侨民再和苏维埃政权斗争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再要影响别国的政策也已毫无希望。如果说，在俄罗斯和在国外发生过若干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动，那也只是个别人的或极小的小团体所干的，而并非整体的白俄侨民所做所为。

“目前，白俄侨民已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谁也不买它的账，谁也不听它的。白俄侨民运动早已接近死亡，在精神上它已成为一具僵尸。

“工商联盟由杰尼索夫创建于1919年。其宗旨是：工商阶级与国外取得联系，捍卫自身的利益并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杰尼索夫在战争中发了财以后，就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前夕离开了俄罗斯。他在英国又发了财。他出售了西伯利亚银行的大批股票，获得了将近100万英磅。

“杰尼索夫坚信布尔什维克不久就会垮台，于是他大把大把地花钱。几年之内，工商联盟在流亡国外的俄国侨民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在法国统治阶层中也有相当的影响。

“而目前这个联盟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它衰败了，钱也花光了。现在它在很小的一所房子里办公，只有3名办事员，就连这3个人也不知道1号他们是否能拿到薪水。”

准备怎样利用特列季亚科夫呢？

莫斯科向它在巴黎的情报站发去如下密电：“我们认为让‘伊万诺夫’同他在莫斯科的友人们恢复通信是有好处的。我们希望，这些莫斯科人会告诉‘伊万诺夫’自己的前景计划，自己工作的规模并且还会说出一些我们至今还没有查明的人物。”

莫斯科指望特列季亚科夫写信给自己留在俄国的熟人，建议与他们合作，告诉他们在苏联搞破坏活动可以得到很多的钱。然后就可以控告这些人搞反苏活动，同外国间谍合作。

特列季亚科夫向联络员提供了工商联盟的各种文件，其中也包括他本人与留在俄国的原来的工业家纽尔杰及苏兹达利采夫的往来信件，但这些信件并没有什么犯法的内容。

后来，联络员又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新指示：“你们的任务在于让他重新积极参与工商联盟的工作，要迫使他交代出破坏分子……必须叫他说出是否存在一个把破坏分子联合起来并领导破坏活动的中心，如果有，那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觉得，工商联盟并不是这个中心。”

“格帕乌”总局外事处给其巴黎情报站密信中的这句话大有文章：几个月以后，在对“工业党” 的起诉书中还是把工商联盟说成是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中心。

“格帕乌”总局是了解真实情况的，但是它被迫要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斯大林要求缅任斯基迫使因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工业党”案件而被捕的人招供他们与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有联系，目的是准备武装人侵苏联。关于这一点，从当时的总书记所写的一封信里也可以得到证明：

致“格帕乌” 总局。缅任斯基同志亲启。斯大林手书。

缅任斯基同志：

您10月2日送来的信及材料都已收到。拉姆津的招供很有意思。在我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武装干涉的问题，特别是入侵的日期问题。原来，他们准备在1930年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后来改为1931年，甚至1932年。这是很可能的，也是很重要的。

这一信息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来自第一手的材料，来自里亚市申斯基、古卡索夫、杰尼索夫和诺贝尔的集团，而它是所有存在于苏联和国外流亡者组织当中最强有力的社会经济集团，无论是从财力上，还是从与法、英等国政府的联系上来讲，它都是最强的。

有时可能会觉得，“劳动农民党”，或者“工业党”，或者“米柳科夫党”是主要的力量。然而这是不对的。最主要的力量是里亚布申斯基--杰尼索夫--诺贝尔集团，也就是“工商联盟”。

“劳动农民党”、“工业党” 和“来柳科夫党”--这些都是为“工商联盟”跑腿儿的小伙计。因此，从“工商联盟”传来的有关武装入侵，特别是有关入侵日期的信息对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把有关武装干涉的日期问题作为“劳动农民党”和“工业党” 的领导层、特别是拉姆津将来交出的新供词中的最关键的重要内容之一。

（1）为什么推迟了原订于1930年的武装入侵？

（2）是否因为波兰尚未准备好？

（3）也可能是因为罗马尼亚尚未准备好？

（4）也可能是因为边境缓冲国尚未和波兰联在一起？

（5）为什么把武装入侵推迟到1931年？

（6）为什么“也可能”推到1932年？

二，让拉里切夫和“工业党” 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就此案受审，并最严厉地审问他们以上的问题，让他们看看拉姆津的供词。

三，最严厉地审问格罗曼。据拉姆津供认，此人曾在“联合中心” 里宣称：武装入侵推迟到1932年。

四，严审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亚诺夫等人，他们狡猾地支吾搪塞，不承认有“武装入侵的图谋”，但他们肯定是（毫无疑问地是）武装入侵的参与策划者。要严厉地审讯，让他们说出武装入侵的日期来。（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亚诺夫肯定知道，正如来柳科夫所知道的一样，因为他们曾经找米柳科夫“谈话”。）

如果拉姆津的供词能在其他被告人（格罗曼、拉里切夫、孔德拉季耶夫等）的供词中得到确认和具体化，那么这将是“格帕乌” 总局的重大成绩。因为我们将把这样得来的材料当成共产国际各分支以及各国工人的成就，展开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最广泛的运动，这样我们就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制止、击溃武装入侵的企图。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明白吗？敬礼

斯大林

缅任斯基一切都明白了。

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期间，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遇上了特列季亚科夫。后者很吃惊地对他说：“我应该告诉您，你们弄错了。你们指控工商联盟的那些罪行，其实并不是它干的。”

苏联情报人员问他：“难道您没注意审讯‘工业党’的过程中所揭发出来的那些材料吗？”

特列季亚科夫摇头说：“我非常怀疑苏联报刊上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请您相信，说什么我们给‘工业党’资助了那么大笔的钱--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饶了我吧，哪里会有这种事呢？钱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呢？要知道，不仅我，而且连工商联盟的首领杰尼索夫这样的人现在都靠面包和凉水过日子，没地方挣钱去。”

特列季亚科夫接着又说：“我必须告诉您，我跟‘工业党’没有任何关系，在开始审理此案以前，我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苏联情报人员问他：“在这些人中，您跟谁都没见过面？”

“没有”，特列季亚科夫回答，“我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说我与这些被告人有联系。可这只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特列季亚科夫接着又说：“你们害怕法国准备向你们发动武装人侵，可这连一点儿根据都没有。布里安是个和平主义者。谁要和你们打仗呢？南斯拉夫吗？不是。意大利吗？它对欧洲的这一部分毫无兴趣。德国吗？目前形势下不可能。捷克斯洛伐克吗？也不是。是谁呢，是谁呢？”

特列季亚科夫否认了一切，这使苏联情报人员非常生气。要知道，在对“工业党” 的起诉书中援引了主要被告人拉姆津教授的以下供词：“在我们下一次会面时，大概是在巴黎吧，特列季亚科夫对我说，如果用上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弗兰格尔的军队，那就有将近10万人。武装干涉就会有这么多装备精良的军队。许多过去的企业家都认为，再有南边和北边的海上支援，不用太多的军队就可以取得成功。”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的问题是：“格帕乌”总局的局长缅任斯基在读了苏联情报人员的秘密电文并了解到了一切真实情况以后，还真的相信存在什么“工业党”吗？

1930年11月25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开庭，庭审由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主持。克雷连科对控诉表示支持。所有8位被告都无条件地认了罪。

被告们描绘了一幅“坏分子”如何破坏国家经济的图画，从而为斯大林解脱了责任，使他在数十年之内都可以不为经济失误负任何责任。

我在大学时代曾接触过一些记得“工业党”案件的老一辈人。在谈及此事时，他们都意味深长地摇头叹息，说拉姆津教授和其他的破坏分子们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让特列季亚科夫和他留在俄国的朋友们（诺尔德、苏兹达利采夫等）通信，并把这些信件上交给苏联情报机关--这一招儿看来还真有用。

在12月1日晚间开庭审理时，维辛斯基请典狱长带来了证人亚历山大·诺尔德。他向法庭承认自己按照工商联盟的指示在亚麻工业部门从事了破坏活动，并且指出工程师苏兹达利采夫也参与了破坏活动。

而与此同时在巴黎，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与苏联情报人员会面时再一次重申：“过去我说过，现在我再次确切地说我从未见过‘工业党’案件被告人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和他们说过任何话。”

在莫斯科的审判过程中，因为说出了特列季亚科夫的姓名差点没坏了事。

在12月4日晚间开庭审理时，在听取了法庭侦查报告以后，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双方辩论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国家公诉人。按照规则，克雷连科应该分析论据和罪证，以证明被告人确实犯有罪行。他当时已知道，国外惊讶地指出了以下事实：尽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全体被告还是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起诉者没有任何客观的罪证，只有被告们的招供。

“能有什么罪证呢？”克雷连科向自己提问。“比如说，有什么文件吗？我问过这个问题。可是所有的文件都已被销毁了……当然，像工商联盟的信件等文件早已被毁掉了……我问过他们：会不会有偶然存留下来的证据呢？对此抱有希望是徒然的……”

犯人自然是要销毁其罪证的。那怎样证明他是罪犯呢？因为他被捕而且招认了，而“格帕乌” 总局是不会无原无故就逮捕人的。--公诉人如此解释这一切。

主持庭审的维辛斯基对公诉人的逻辑完全满意。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被告人的供词就是最好的证据。

然而此时克雷连科十分利索地甩出了自己的王牌。他说：“可是也并非所有的文件都被销毁了……在有关纺织业破坏分子的材料中，我们掌握着特列季亚科夫致洛帕京的信件以及洛帕京致特列季亚科夫的信件。”

1927年，也就是在审理此案前3年洛帕京就死了，因此他没有坐在被告席上。但是在审理此案时他是被作为破坏分子的主要头目之一被提到的。

莫斯科的报纸到达巴黎是要晚几天的。12月11日使馆才收到刊载有克雷连科起诉词的报纸。俄国在巴黎与特列季亚科夫联系的情报站领导人之一在睡觉之前翻了翻报纸，当他看到有关特列季亚科夫信件的词句时，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密电中就是这么写的）。次日一大早，他就往总部发出了密件：

“为什么你们决定让克雷连科在法庭上说这番话时，不预先告诉我们一声呢？要是你们事先通知我们，我们就可以做些准备：或是和‘伊万诺夫’断绝一切关系，既然总部决定说出他的名字；或是尽管克雷连科说了这番话，总部仍然不准备与‘伊万诺夫’断绝关系，那也应该事先通知‘伊万诺夫’本人。要知道，现在他需要向工商联盟讲清楚：他和洛帕京的往来信件是如何落到了“格帕乌”总局的手里的。

“考虑到侨民组织目前对一切都很怀疑，以及这些信件是在法庭上提到的唯一证据，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今后侨民组织对他的态度会更加警惕。”

然而此时“格帕乌” 总局的外事处对这个情况已经无力挽回了。更何况，审判“工业党” 的案件比起巴黎情报站的某个间谍来是重要得多呢。

令人惊讶的是，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在巴黎，谁也没敢认为“格帕乌”总局是直接从特列季亚科夫手中得到这些信件的。侨民组织还以为这些信件是在洛帕京死后被抄走的。

1930年12月7日，有大批外国记者出席的、为期两周的。由“格帕乌”总局制造出来的“工业党”案件的法庭审理终于结束了。

8位著名的工程师和工业部门领导人被判有罪，认定他们是“反革命地下间谍破坏组织的头目”，说这个组织与西方狼狈为奸，自1920年起便在苏联经济部门里从事破坏活动。

所有的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但是考虑到他们对所犯罪行“认罪较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他们的极刑改为十年监禁。这些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因此也获得了允诺给他们的奖赏：没有处死他们。

斯大林感兴趣的是更重要的人物，虽然目前他只是从远处打量着他们。缅任斯基知道斯大林需要他做什么。“格帕乌”总局的侦查员们逼迫“破坏分子”们招供了他们与所谓的“右派分子”有联系。

“格帕乌”总局弄到的供词中提到了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和政府总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加里宁没有什么政治分量，斯大林对他兴趣不大。可是雷科夫在全国受到尊敬，斯大林已开始收集他的材料。

剥夺富农的财产

喜爱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的读者们在读到上交外币的情节（《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的梦》）时，都会开心地大笑。那儿写道：“看您在这儿已经坐了一个半月了，死活不肯上交留在您这里的那一部分外币，国家现在这么需要外币，而它对您啥用都没有。”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描写在黑市上倒买倒卖外币的投机者的这些篇章带有幽默性质。但是在第一次出版这本书时，书报检查机关把这个情节删掉了，因为这个情节简直就是现实生活的复写。

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还有某些珍贵的东西，那国家就一定要让他上交。人们只要还有点什么，就会被捕（一般都是邻居或同事们向上级告密），关在监狱中，一直到他交出所有的东西为止。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为了加速工业化。当城市已再没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没收的时候，就开始掠夺农村了。

经济学博士、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阿列克谢·乌留卡耶夫认为：

“20年代末发生的事，简直就可以称为恐怖政策。在我国处于孤立状态的条件下，这就是一种代替进口的模式。主要的可以转化为现款的东西是粮食。国家要把粮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由于农民不会自愿地交出粮食，所以当局就组织了征粮队并实行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用现代语言讲，这种政策就是加速破产的一种特殊过程。

“所以，20年代末开始执行的恐怖政策不是由于凶狠的主观意志（当然，这也不是没有的），而是因为国家领导人作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没有时间说服人们上交私有资本，我们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并将其投入国家的发展。”

1930年1月，上级向前往组织集体农庄的干部作了如下指示：“如果你们在完成任务时有过火行为并因此而遭逮捕的话，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为了革命事业而被捕的！”

全国各地党的书记纷纷组织竞赛：看谁能最快地实行全面集体化。在第一次出版的历史文件和材料汇编《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做法的后果。

于是，先向有粮食的人，也就是富裕农民征收粮食。这种被称为富农的人实际上被宣布为非法。开始只是把他们迁到贫瘠的土地上去，夺走他们的“余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解释应如何对待富农时说：“把他们赶到土壤贫瘠的地块上去，没收他们多余的生产工具。”但是后来连这也显得不够了，党的宣传机构把他们说成是天生的杀人凶手和恶棍。开始掠夺他们：没收了所有的财产，禁止他们在储蓄所取出自己的存款。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名为“关于在全面集体化地区内消灭富农产业的措施” 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6万名富农户的主人要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枪决，他们的家属被赶出家园，另外还有15万农户要被赶走。然而反对富农斗争的规模超过了这些预计的数字。

“格帕乌”总局关于“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的决议是在1930年2月2日签署的。国家安全机关的任务是消灭那些吸收人员参加现行反革命造反组织的反革命富农积极分子。有关富农的案件要迅速审理。大多数被捕的人被关进集中营，那些特别凶顽的则处以极刑。还规定要把最富裕的富农、过去的地主、地方上的富农权威、教会中的反苏分子及其家属统统赶到边远的北方地区去，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书中写道，1930-1931的两年间，共有150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被关进了“格帕乌”总局的集中营或劳动居民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是作为第三类被迁移的，这种人在本州范围内迁移，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其中多数人逃往城市。

被掠夺的富农财产成了国家的收人，也有一部分在同村的人当中分了：人们很乐意地收取了邻居的财富。

曾在集中营中被关押过的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告诉过我：“斯大林的一切所做所为我是理解的，它们有其严格的逻辑性。可是怎样才能看透他手下那些人的黑心肠呢？这些人为了执行命令不惜去杀人。回想一下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那个可怕的时代吧：当一个人被划成富农时，邻居们就来拿走他的财物，再把他和他的孩子们赶上大车，拉到西伯利亚去。能够理解这些人吗，他们都是农民……”

一半被赶出家园的农民被送进了林业、矿业和建筑工业部门，去干那些最繁重的活儿。甚至老人和半大孩子也要在采林区干活，妇女要去挖地。

这些被流放的农民只能住在工棚、窝棚和土窑里，他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没有钱，也不配给他们食品，冬天他们没有御寒的衣物。出现了大批孤儿，他们无权得到食品。流放的农民时常5-6个月拿不到工资，地方当局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畜一样。关于这一切，都可以在“格帕乌”总局的汇报中了解到。

在这些特别居住点中，人们就像呆在受歧视的民族聚集区，不仅不能离去，甚至不能走开一步，不能去学习，不能调换工作。这些限制一直到1947年才取消。

给缅任斯基的指示是：迫使农民交出粮食，把富裕的农户搞破产。农民如果宰杀自己的牲畜就要去坐牢（根据1930年初通过的新法律条款），完不成播种计划，搞投机倒把和隐藏粮食都要坐牢。1931年刑法典又增加一条：弄坏了拖拉机也得进监狱。

刑事处罚当时主要是针对那些不能完成上交粮食任务的人，主要对象是富农。可是富农不等被捕就跑了，于是地方当局就去搞中农，结果是一样的：中农也破产了。

中农和富农一样受到迫害。谁要对形势表示不满，那就说你进行反革命宣传；喝醉了酒以后同地方官吏打架，这就是恐怖活动。法庭审理案件根本不需要证人，也不听辩护，不遵守法律程序。

按照1932年的秘密指示，所有死刑判决都应通知政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由它批准。然而1932年8月7日的法律又允许“格帕乌”总局的三人小组执行死刑判决，而不经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强制农民加人集体农庄把国家推人了国内战争的状态。饥饿的人们不让把他们的粮食拿走，农民在全国各地起义了。1929年全国发生了1300次叛乱--每天平均有4次。1930年1月参加动乱的一共有12.5万名农民，2月份有22万人，3月份有将近80万人……

政治局只有靠恐怖政策才保住了自己的政权。1930年据“格帕乌”总局审理的案件一共枪决了20多万人。国家安全机关动员人们参加它的工作，把过去的“契卡”人员又招了回来，这些人是在“全俄契卡”改编为“格帕乌”后精简机构时下岗的。

分散的农民起义差点发展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斯大林禁止动员红军来帮助镇压起义者，因为红军本身就是由农民组成的，他害怕昨日的农民会掉转枪口来反对当局。

大概是因为看到了反抗的规模，斯大林及其亲信产生了要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念头，以便铲除所有那些那怕只是在理论上对他不忠的人。

1933年建立了公民证制度，以控制人口的流动。1923年以前在不同的城市里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证件，最常用的是劳动手册。1923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实行统一身份证制度的命令以后，也仍然可以用各种证件--比如家委会证明、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军人证等等。我在自己祖父的记事本中曾看到过一段记录，其中说他在民警局里得到了“有权在俄联邦所有城市和乡村居住”的证明，在这个证件的反面还盖着证明户口登记和已婚的印章。

1932年政治局组建了一个以“格帕乌” 总局副局长弗谢沃洛德·阿波隆诺维奇·巴利茨基为首的委员会，负责筹建公民证制度。在解释建立此制度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为了有必要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它大城市中“把那些与生产及机关工作无关的多余人口清除出去，把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富农、刑事犯等反社会分子清除出去”。

在1933年4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有关发放公民证的决议中明文禁止向“经常住在乡村地区的公民” 发放公民证，为的是让农民没有可能离开农村。这个禁令一直到1974年才废止。

那些没有公民证的人就被工农民警局赶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彼得·所罗门在他的书中写道，1932年8月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窃取国家和公共财产就是犯了死罪。这个法律是根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制订的。

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只要偷一点儿粮食，就要去坐10年监牢。不少法官都不忍心把只偷拿了几穗粮食作物的人送去坐10年大狱。

农村的破产导致了1932-1933年冬季的大饥荒。饿极了的农民有时要偷一点儿粮食给小孩子吃。这时“格帕乌” 总局就开始行动了。1932年，根据8月7日通过的法律，判处了大约1000人死刑。1933年仅上半年就因此处死了同样多的人。

1933年5月，“格帕乌” 的地方机构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检察院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一封秘密信件，其中说：

“由于现行的刑事法令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罚，所有食人案件都应立即交由‘格帕乌’的地方机构审理。

“如果是先杀人、后又吃人，那么这类案子应按刑法典第142条的规定，不由法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机构处理，而是交给莫斯科‘格帕乌’总局的领导班子去审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工业形势也并不比农村好。资金投人了完成不了的胡子工程，而现有的企业却得不到原料和设备，金融系统陷于瘫痪，政府抬高物价，强行发放债券、印刷纸币，实行食品配给制度。

商店里面一空如洗。食品只能在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才能买到，这些商店除了外汇以外也收金戒指、金牙套、金十字架和金手镯。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带走了400-500万条人命。

从政治意义上讲，这导致了“右派”分子们威望的提高。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主张在城乡实行温和政策的政治家们更得人心。这些人包括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党内思想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他曾号召农民“发家致富”）和原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

1929-1931年再次实行清党，25万人被开除出党。

政治局不知怎样才能克服危机。很多人还同情“右派” 观点，时常不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斯大林很难胜过雷科夫，因为后者是个受人尊敬的人，能干的行政首脑，他完全可以争取领导全国的地位。就像对付所有的对手一样，斯大林后来对付雷科夫也是借助于国家安全机关的。

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还是他杀的？

最近若干年来一些研究者想证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根本不是自杀，而是被缅任斯基手下的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杀害的。

不错，文学研究者、深人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生平和创作的人们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愿引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①的话，这位作家以天才诗人所特有的那种洞察力曾经指出：“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由于骄傲的天性才饮弹毙命的。他是在责备自己或自己周围的某些事，他的自尊心不能容忍这种事。”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关于马雅可夫斯基是被害死的说法相当可信。公众大概更相信这是一起神秘的暗杀，一个有某些秘密势力参与的阴谋杀害，虽然“格帕乌”总局的确与马雅可夫之死无关（当然这是少见之事）。

要知道，现在有人想让俄国公众相信，连谢尔盖·叶赛宁都并非自己悬梁自尽，而是别人把他吊死的。说是有几个作家和一个过去的警察进行了独立调查，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出了可恨的凶手。

然而事实是：已于现代进行过的有关叶赛宁之死的专业性多方面病理解剖鉴定非常肯定地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诗人是自己投环自尽的，并没有旁人的参与。

在思考马雅可夫斯基悲剧性命运时，有些研究者得出结论说：诗人不是自愿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契卡”人员曾对诗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和马雅可夫斯基最为接近的是“格帕乌” 总局领导班子成员，机密政情处的负责人雅科夫·绍洛夫维奇·阿格拉诺夫。

早就有人指出，在从事艺术的人与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相互吸引力。受到天才人物的注意，--这使那些身穿风衣，怀揣匕首的骑士们感到得意；而诗人、演员和画家们则为秘密权力机关的神秘魔力所激动，也许他们不过是想听这些阅历丰富的人们讲些故事作为创作的源泉。

雅科夫·阿格拉诺夫是个知识分子型的“契卡”人员。1922年，当列宁准备把一批“反革命” 的学者驱逐出境的时候，他请求捷尔任斯基把此事交付给一个明白事理的“契卡”人员去做。列宁对他颇为赏识。

喜欢享乐的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野心勃勃的亨里希·亚戈达。因青云直上达到权力高峰而忘乎所以的尼古拉·叶若夫和他们手下的人，其中包括阿格拉诺夫（他仕途的最高职位是内务人民委员的第一副手）都很乐于参加莫斯科文艺圈内各种活动，与艺术大师们亲密交往，把自己打扮成文学艺术的保护神。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经常出人高尔基的家，倒不是在跟踪调查这个无产阶级作家，而是因为他喜欢小佩什科夫的妻子（很多人这样说），其实他更喜欢俄国文艺知识分子在听他讲述各种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而跟踪调查作家们的事自然有别人去做，用不着人民委员和他的副手们操心，俄国的这个部门从来都不缺乏特工和告密者。

《骑兵军》的作者伊萨克·巴贝尔曾与雅科夫·布柳姆金（此人参加过暗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过往甚密。马雅可夫斯基则与阿格拉诺夫很友好。顺便提一句，这个自20-30年代留下来的传统一直保存至今日。

研究者们写下过如下的一句话：“很清楚，领导消灭马雅可夫斯基行动的是经验丰富的‘契卡’特工阿格拉诺夫。”这样，他们就成了自己编造的公式的俘虏。他们说阿格拉诺夫不是平白无故地组织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葬礼。他是想在葬礼上抹掉一些痕迹。什么痕迹呢？女画家拉温斯卡娅好像是在阿格拉诺夫的手里看见了刚死去时的马雅可夫斯基的照片，但不是人所共知的那一张，而完全是另一张：“他张开两臂，就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样。他躺在地板上伸展着双手和双腿，他使劲张开的嘴似乎在绝望地喊叫。”

自杀是痛苦的，也会受尽折磨。所以马雅可夫斯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秒钟看起来完全可能是这样的。可如果阿格拉诺夫想要把这张照片隐藏起来，那么，这个“经验丰富的特工”为什么会让女画家拉温斯卡妞见到这张照片呢？

又有人说，为什么有人从卢比扬卡给马雅可夫斯基送来过一把手枪呢？“这是叫他自杀的暗示。马雅可夫斯基不可能持有手枪。”他完全可能持有手枪。直到今天，内务部和国防部还常把私人武器作为礼物送给知名的文化人，而在那个时候这更是常见的事。

赠送手枪就意味着让人自杀，--这也太像小说中描写的事了。用不着把“契卡”人员想得这么好，无论如何他们首先是官吏、官僚。

只要设想一下：“格帕乌”总局的某个侦缉人员如何写一纸公文给缅任斯基，建议送一支手枪给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好让他明白他应该举枪自尽了。你只要这样设想一下，就会立刻感到这样的建议有多么荒谬了。

在这个部门里，总是用最普通的方法行事：要是上级指示消灭某人，那就消灭他。他们把人关进监狱，送进集中营，枪毙，吊死，最糟的时候也可以用冰凿子或铁钎把人的脑袋砸碎。既然有这么多普通的办法，为什么要去寻找复杂的呢？

还有人认为：“在1930年，上面觉得无论如何要除掉马雅可夫斯基。于是就把他除掉了。”

自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往往是有益的。但很难把自己放在斯大林的位置上想一想，而且是在1930年。在他的位置上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无论如何要除掉” 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马雅可夫斯基？

斯大林有罪恶念头是不容置疑的。但当时他的主要敌人是托洛茨基，然而他下达杀死托洛茨基的命令也不是在1930年，而是在以后。那么，难道说，马雅可夫斯基对他比托洛茨基更危险吗？

要是马雅可夫斯基活得长一些，他很可能会落人叶若夫或贝利亚的绞肉机，但绝不是在1930年，而是在1936-1938年间。

不应过高地估计马雅可夫斯基对斯大林以及党最高层的作用。只是现在马雅可夫斯基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天才，而事实上在20-30年代的文学政治圈子里，有更令老广场和卢比扬卡的主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在1930年，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绝对算不上是头号诗人。只是在他死了以后斯大林才下令把他评价为“最好和最有天才” 的诗人。

一位认定了马雅可夫斯基是被暗杀的作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常和‘契卡’分子一起参加茶话会，要是那些饮料中被放了些什么呢？要知道，在1937年的公开大审判之前‘契卡’就已经掌握了用治疗神经病的药物整人的办法……诗人自我感觉体力不好，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绝非无害的药物所致，而把这种毒物洒在食品之中对于埃尔贝特和阿格拉诺夫这样的老手来说肯定不是难事。”

关于“格帕乌”总局外事处长列夫·吉利亚罗维奇·埃尔贝特是怎样的人，我不太清楚。此人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格帕乌”总局领导成员阿格拉诺夫会往茶水里放毒药，那可真是新鲜事。1930年时，他已成为“格帕乌” 总局的负责人之一。而不是一个会被派去干“杀人勾当” 的特工人员。

此外，今天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30年代的“格帕乌” 总局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能利用治疗神经病的药物去害死人。原因很简单：这样有效的药物当时还没有。

这一种类的应用化学在1942年才出现。当时一位瑞士的化学家合成出了一种名为“IICII” 的药剂。50-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在各国特工组织的试验室里都曾积极地研制这种药剂的衍生物以及其它极为复杂的化学化合物，希望能用神经药物控制人的大脑。然而并未成功。当然，在30年代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上，那些被告令人惊讶地完全认罪曾让人感到是难解之谜。比如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初就曾怀疑过莫斯科不知怎样学会了控制人的行为。

30年代审判大会上被告们的行为、曾在1949年受审的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曾蒂所做的自我揭发以及1950-1953年期间被北朝鲜人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突然发表反美演讲--这一切似乎都只能有一种解释：给他们服用了某种特殊的药剂。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0年代所作的一个报告，曾认为俄国的“契卡”人员可能对犯人动用了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等或者给他们服用了胰岛素、可卡因一类的药物，或者采用了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

中央情报局差不多用了1／4世纪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其实，用不着到化学实验室里去寻找答案。

为什么那些落入了“契卡”分子手中的人，到头来都会说出要他们说的话来呢？每次长达数小时的审讯、不允许入睡的夜晚、要将亲人逮捕入狱的威胁等等，比那些神密的化学药物来得更为有效。

怀疑者还有一种论调是这样的：“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不至于引起马雅可夫斯基的忧郁症。”

一般来讲，忧郁作为一种病症，说明人体不能对生活里发生的事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这是一种病态的反应。诗人们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种人。在一般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就会看作是悲剧。而在马雅可夫斯基生命的最后几年和几个月里，他遭受到了那么多的侮辱，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可能愤而自杀。30年代的气氛就是如此：一切天才的、不平凡的东西都会遭到扼杀。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看法，我想引用一位见证人的记录--那就是我祖父的回忆录。我的祖父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姆列钦是一位戏剧评论家，他了解马雅可夫斯基并写下了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忆。

祖父用了数年的时间来写这篇回忆录--一直写到1970年1月他逝世为止。我记得，在准备出版《亲友回忆马雅可夫斯基》那本集子时，人们建议他把自己的回忆录也编人这本书中，他拒绝了，说：“我既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亲属，也不敢自称为他的朋友。”

我认为有些人对马雅可夫斯基之死的判断不能令人信服，因此产生了公布祖父所写的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认为，斯大林觉得马雅可夫斯基写的剧本《澡堂》是对总书记的讽刺，因而下令消灭他。因此，围绕《澡堂》所进行的一场辩论，在以下公布的回忆录中占有中心位置。

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会见

演讲结束之后，马雅可夫斯基立刻对我小声说：“咱们出去吧！”

我下楼到了前厅，和他一起走到了大街上。马雅可夫斯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已经是夜里快12点钟了。马雅可夫斯基招手叫来一辆空的马车，我们坐了上去。

“我们是不是去民族饭店？”我以为马雅可夫斯基想打一会儿台球，于是就这样问。

“不，不去那儿，咱们到‘小圈子’去看看吧！”

在莫斯科的文学戏剧界里，把位于老皮缅诺夫胡同的文艺界名人俱乐部戏称为“小圈子”。然而那天晚上在这个俱乐部中并没有什么让马雅可夫斯基感兴趣的玩艺儿。我想，他也许想在这里吃晚饭，再打打台球，为此才到“小圈子”来的：这儿有一个非常好、而又不太贵的餐厅，相当不错的台球设备和一位名叫扎哈尔的热情而又彬彬有礼的台球服务员，他了解每一位顾客的脾气秉性，对每个人都照料得十分周到。但是，我们既没有吃晚饭，也没有打台球。

“我们随便在哪儿坐一会，聊聊吧广他说。于是，我们就坐在通向餐厅的小走廊里。餐厅的服务员有两三次走来问我们是否用餐，后来又告诉我们厨房要下班了。马雅可夫斯基向他表示感谢，但始终没到餐厅去。

我们来的时候不到12点，却是最后才走的，那时俱乐部都要关门了，大概在清晨4点钟左右。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呢？为什么马雅可夫斯基选择了我来倾诉心曲？我并不是他最亲近的友人呀。

我和他相识在192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到“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工作。

现在都很难想像，那时十来个人就能处理那么大批大批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稿件。而现在一般出版社所拥有的大队人马却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

一次，从编辑室里传出了一阵相当厉害的喧哗。我心想，一定是哪一位年轻不懂事的行政人员在办公室里和人吵了起来。我走进了那间房子，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相当滑稽的景象：一位个头矮小的编辑仰着脸站在高大的马雅可夫斯基面前。身高几乎两米的诗人双眼看着天花板，嘴里却时而愤怒、时而挖苦地批驳着那位编辑不太站得住脚的论据。

原来，诗人交给了出版社一部诗集的稿子，但这部诗稿却被弄丢了。我把马雅可夫斯基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想方设法平息了那场冲突。

几天以后，我又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他立刻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坐在了桌子边儿上，很认真地说：“同名的，拿钱来。”

“为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不应该问为什么，而该问做什么用。我要到克里米亚去。”

“没有合同财务处是不给钱的。”

“那就是说，想不出啥办法啦？”

“倒是有个主意，”我考虑以后说，“要是您同意的话，可以组织一次预支。您为我们写一本儿童读物。”

过了两个来月，我又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就好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他很自然地向我伸过来他那只有力的大手，又坐在了那张桌子上，掏出了一本不太大的笔记本，念了起来：“我的这本小书是关于大海和灯塔的。”

我们立刻就和他签订了合同。

只是在这几次会面以后，我才或多或少地常去参加他的文学晚会。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写些有关对戏剧的评论文章，又从出版社调到了《莫斯科晚报》工作。我和他有时在一些人的家里见面，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的家。后来又有了一个时常见面的机会--打台球。

马雅可夫斯基台球打得很好，当然是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即使是最棒的业余爱好者也无法与一个专业球员比赛。在那些年代专业球员的水平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台球室到处都有，各地都进行大规模比赛，当时那些革命前就已出名的球员还都很棒。

马雅可夫斯基很少和专业球员玩，倒不是因为害怕他们：跟他们打球一般都会因他们让先而达到势均力敌。他讨厌专业打法中的那些巧招诡计，专业打法里一般都有复杂的策略和相当的狡猾成分。但是他也不喜欢不下任何赌注的“空玩”，只对那些人所共知的“弱手”做出例外。所以他和卢那察尔斯基玩，后者非常喜欢台球，可玩得却异常差劲。

一般说来，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是个非常精细而又明察秋毫的人，然而在台球室里却变得天真幼稚：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打球的技术不错，只是总不走运罢了。

马雅可夫斯基打起球来又准又狠，特别是角球打得好，中间球他也喜欢打得干干脆脆。法国人说：“人--就是一种风格。”在打台球的风格里，在自己的一举一动中，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都表现出他那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个性--直率、坚毅、勇敢、有时甚至粗鲁，而与此同时又极富自制力。

一般地说，待人接物有礼貌和真正的骑士风度是马雅可夫斯基天性中的一部分。但是不要以为他总是温良恭俭让的，不，绝对不是。当事关严肃的问题，特别是当他认为要捍卫自己的创作和社会立场、原则和观点的时候，他常表现得相当尖锐和激烈。此时他就会变得无情，成为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

尤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马雅可夫斯基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1930年3月27日的晚上，在“报刊之家”举行讨论会，就梅耶霍尔德剧院上演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澡堂》进行辩论。我应在讨论会上致开幕词。

那天下午，为了讨论这个剧本以及梅耶霍尔德剧院的演出，在膜斯科晚报》编辑部里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其中包括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有几个工厂的工人。那时各报的编辑部都经常请一些工作组来观摩新剧，然后开讨论会。

在观看了《澡堂》的演出之后，不赞成者的声音十分强烈，且很一致；而捍卫此剧的人们发言缺乏自信，甚至显得胆怯。总之，那天晚上对剧本及演出的批判风暴足足达到了12级。

反对该剧最为激烈的要算《工人报》了。它写道：“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所写的《射击》是真正的苏维埃讽刺作品，从中可以感到对我们失误的难过与痛心。而这个剧只让人感到冷冰冰的怪诞和对我国现实的无耻歪曲。”

《共青团真理报》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批判也毫不留情：“马雅可夫斯基这次的作品实在糟糕。很奇怪，为什么梅耶霍尔德剧院会看中了这个作品。”

这些评价是由于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不理解而产生的，认为他只不过是当时正在奋斗的文学流派之一的领导人。此外，他又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同路人”而已。

谈到《澡堂》，只有一位评论家在这个剧本出现以后开始谈论“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我当时的感觉是：他的剧本，其中也包括《澡堂》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尽管我看到了而且公开承认它们都具有自己的优点。我认为《澡堂》是天才的、独具一格的作品，但它似乎是没有完成的，不完善的、而且不适合舞台表现的作品。

在《莫斯科晚报》的会议开始以前，我因有事离开了编辑部，回来的时候看到：马雅可夫斯基站在走廊里，靠在会议室的门框上听着，显然不愿让与会者见到他。

听发言者的声音，我知道那是一位常在《莫斯科晚报》发表文章的评论家。他引经据典地批评着剧本和演出，口气相当挖苦。马雅可夫斯基脸色变得灰白，但不让我走进会议室去影响讨论的进程。

我感觉到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对这些批评有着异常的病态反应，尽管他应该早已习惯了各种斥责、攻击，习惯了种种批评的风暴。与那些厉害的指责相比，今天发言者的批评可算是相当温和的了。看来，在那些日子里，马雅可夫斯基的心情就是如此。他本来就是很容易受伤害的，不过平时他都能用尖刻的玩笑、挖苦人的言辞，有时还会硬充好汉似地抵挡过去。不过此时的马雅可夫斯基显然心情压抑，极度阴郁。

当我回想起这些遥远的往事时，那些很了解诗人的人们，他的朋友和战友们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真叫人感到不可理解。

我想起了在文艺界名人俱乐部开张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马雅可夫斯基朗诵长诗《放开喉咙歌唱》序篇的情景。

那天全场充满了节日气氛，像是盛大的宴会，轻松而热烈。各界最知名的艺术家都竟相在文艺界名人的小圈子里（厅不大，最多只能容下150人左右）献艺。

在这个类似滑稽喜剧晚会的场合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刺痛了人们的心。他念道：“研究我们今日的黑暗面……”他指的什么黑暗面？在消灭富农阶级的光明时代，在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完全战胜“异教徒”，也包括战胜桀骛不驯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光明时日里，有什么人会感到黑暗？

我吃惊地感觉到了诗人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不安和难以名状的痛苦。他那是在向后人呼喊，因为他已对自己同时代人的反应感到绝望了。对他的这种悲剧性的情绪怎能不理不睬呢？

马雅可夫斯基的男低音在厅中深沉地回荡。当时我已无暇去欣赏诗作的力度和深度，难以描述的音韵和奇妙的音响艺术；当时我完全被另外一种感觉所震慑了：内心的颤抖，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惑与惊恐不安。

厅中一片沉寂。那是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导演在演出之后都希望见到的全场被吸引、被倾心迷住而忘却鼓掌和喝采的沉寂。当朗诵者的最后一个音符停了下来，全场屏住气息浸沉在空前的寂静中之后又爆发热烈的鼓掌。掌声平息过后，忽然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响起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十分自以为是的声音：“马雅可夫斯基在企图蛊惑咱们，就好像他过去曾在彼得格勒迷惑了高校的女学生们那样。”

说此话的是莫斯科某著名戏院的经理，他以自己的军人仪表和熟知机枪射击理论而著名……

很长时间我不能摆脱惊恐的感觉，我当时坚信这种感觉是由于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丰富内涵以及朗诵的惊人感染力所引起的。

无论如何，那时我还不太理解马雅可夫斯基，不理解向他铺天盖地冲过来的批判给他造成了怎样的压力，不理解他那难以承受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几天，而大概已有几个月在刺伤着诗人的心灵了。

马雅可夫斯基从来都是一副笔直挺拔、神情专注的模样，他似乎总是气势汹汹，像是要和谁打架似的。他的这种形象无论如何不会让人想到悲剧如果不是即将发生，也是已然临近了。

在讨论《澡堂》的辩论会上人并不算太多。然而在我致开幕词的时候，听众已经明显地分成数目不同的两派了。当我或多或少地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这个剧本时，“拉普”派的作家们就不断地发出讽刺性的插话；而梅耶霍尔德剧院的演职人员们则不时地鼓励着我。而当我谈到演出的缺点时，梅耶霍尔德戏院的人们就显得激动不安，而“拉普”派分子们就对我表示支持。

那天马雅可夫斯基的发言与他平时的发言很不相同。一般他的讲话都是进攻性的，时而带有挑衅的意味，有时又活跃得像是在挑战。在“报刊之家” 的辩论会结束以后，马雅可夫斯基就把我拉到文艺界名人俱乐部去了，在那儿我们谈了差不多一整夜。几乎在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甚至在每一个惊叹号里都能听到深深的忧虑、疑惑和可以说是委曲的感觉。我忘不了当天他所陷人的那种不知所措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和他平日的精神面貌是何等的不相符合呀！

马雅可夫斯基问我：为什么《莫斯科晚报》一改过去在剧本首演的次日就刊登反应文章的习惯而至今没有发表对他这个作品的评论？我坦诚地告诉他说这是因为编辑部里对剧本没有一致的评价。

“可是编辑部中不是有一篇关于‘澡堂’的文章吗？”

“您听谁说的？” 我反问。

“呶，编辑部没有秘密可言。请告诉我，为什么您的文章没有发表？”

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的文章没写好，同志们觉得它不紧凑。

“是说它不够尖锐？同志们怕它不能与《工人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那几篇毁灭性文章的口吻相比美？请告诉我，这股风是从哪儿吹来的？您能记起，什么时候如此凶狠地批判过某个剧本吗？对《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和《卓姬的住房》两个剧本都没用这种责骂的口气批判过。这一切，都像是一声令下群起而攻之。这是怎么回事？是有指令吗？”

我试图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相信，没有什么指令，也不可能有。那些评论是由于首演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由于剧本不太好懂，由于导演梅耶霍尔德执导此剧时没有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天才创造性的结果。

“跟梅耶霍尔德有什么关系？” 马雅可夫斯基打断我的话，“打击是冲着我来的，它是那么集中、那么凶狠、那么有组织。这些无耻的评论，是一次有组织的运动的结果。”

“有组织的？”我吃了一惊，“谁组织的？谁想要组织一次反对您的运动？”

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说有人要毒害他。他坚持说，这次反对他的运动如此猛烈，与他为自己的文学生涯20周年举办了一次展览会有关。

“我到许多地区去，在各处朗诵、演讲，虽然我的关节韧带有病，有时根本不该去，” 马雅可夫斯基说。

他对我说，他早就知道自己诗的形式最适于高声朗诵，他就是这样吸引读者的。在文学晚会上他的书卖得很快，就连大厚本的文集也出售得很好。同时他还进行文学普及工作，这种事别人是不愿意干的。但是，在他干得正欢的时候，打击接踵而来，明显地要他威信扫地，不能继续工作。

“1918年以后还没有人这样辱骂过我。在首次上演《求神拜佛--滑稽剧》之后；在彼得格勒有人写文章说我‘卖身投靠了布尔什维克。’”

我企图换个话题，说说笑话：“那您干嘛这么伤心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从前的人也骂，现在的人也批……”

“您怎么不明白这中间的区别呢？现在人们是从我最亲近的报刊上痛骂我的呀！”

“不管怎么说，大家对您还是满好的嘛！”我试着反驳他。

“谁？”

“比如，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就曾对我说过，在出版您的文集发生了问题时，党中央就表示支持您。”

“对，卢那察尔斯基是帮过我，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马雅可夫斯基深信，有人很认真地支持敌视他的势力。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没有一个官方人士出席他的展览会，而领导文学的官员中只来了一个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有影响的大报都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而“拉普” 的报纸《在文学岗位上》又一次对他“大加鞭笞”。

“《真理报》又为什么转载了这篇痛斥我的文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仅仅是用针刺了两下，是无所谓的小事～桩么？不，这是一个运动，这儿有人下达了命令！究竟是谁的命令，我可不知道。”

“您认为《真理报》是遵命行事的？”我问道。

“您以为它是灵机一动就这么干了？您以为它是按照老天爷的旨意干的？不是，我亲爱的。”

“我觉得您把一切都夸大了，说到《真理报》的文章，要知道现在谈论倾向问题很时髦，怎能不谈文学的倾向呢？于是《真理报》就发表了‘有关左倾’的文章。”

“您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真理报》的文章本身不能起这么大的作用。然而您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那次的展览会就变成了我的‘各各地’？为什么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真空，一种完全的死寂和空虚。”

我知道，许多人参观了他的展览会，马雅可夫斯基有许多的朋友，追随者，他有一个完整的文学流派。关于这些，我很天真地说了出来。

“朋友们？曾经有过朋友，可现在他们在哪里？您今天在‘报刊之家’里看到了哪一个？我是有朋友--勃里克一家，可他们现在离我很远。事实上我是孤身一人，完完全全的孤身一……”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想要劝服马雅可夫斯基是根本不可能的，总想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他的忧虑是多疑的结果，不仅如此，还是没有根据地期盼过多的结果。我当时不懂，那次组织的题为明 年以来》的展览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是他全部劳动生涯的一个总结，他有权，绝对有权期望人们对他的承认。

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在马雅可夫斯基看来那问题如果不算是令人尴尬的，至少也是十分幼稚的。我问：“您期望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难道您期望斯大林或者伏罗希洛夫来出席您的展览会吗？”

他的回答令我感到相当意外：“为什么他们不该来呢？对革命诗人的工作给以奖励--这是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责任。难道说，诗歌、艺术是次等的事吗？斯大林接见“拉普”派的人，没有他们参加就不举行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活动……”

我能向马雅可夫斯基说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党的领导人是如何对待他的。最主要的是，我也弄不懂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想的是不是对，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对诗人十分重视。

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不时兴为在文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们授勋。不错，杰米扬·别德内曾荣获红旗勋章，但那是为了他在国内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很想向马雅可夫斯基提一个问题，但又总下不了决心，害怕他会有太尖锐的反应。最后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既然您这么看不起‘拉普’派，和他们战斗，那您为什么又加入了‘拉普’协会呢？”

马雅可夫斯基回答得很安详：“请不要把‘拉普’和‘拉普’派分子混为一谈，不要把人和原则混为一谈。什么也不能把我和革命分开，不能把我和党分开。这条路不是任何人强加给我的，而是我自己早就选择好了的。要是党认为‘拉普’能最好地表达它的观点并为它带来好处，那我就要同‘拉普’站在一起。即将来临的时代是紧张激烈的……而再往后呢……”这时他忽然打住，说了一句：“看，餐厅的服务员都要下班回家了。”

马雅可夫斯基站了起来，往衣帽间走去。

我们走到了院子里，天都快亮了。我们朝小德米特罗夫卡街走去。在街的拐角处停着几辆马车。

“咱们坐车走吧，”我向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建议。

“不啦，我想走一走。”

我们互相告别分了手。我坐车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马雅可夫斯基。

4月14日清晨，一位《莫斯科晚报》的同事往我家打来了电话，说：“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了。”

挂牌的办事处

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缅任斯基对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说：“‘格帕乌’总局有责任了解在苏联发生的一切，从政治局到乡村苏维埃的一切情况。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机构能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

缅任斯基有一切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8年里他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广泛网络，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镇压了农民暴动，成功地组织了轰动一时的对“破坏分子” 的审判，而且还在国外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报网。

与自己的前任不同，缅任斯基明白应该为总书记个人服务。缅任斯基任职期间，“格帕乌”总局高层领导人员的任免事宜都要经过党的办公厅批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经常接受清洗。

从集体化运动开始，人们就已清楚，“格帕乌” 总局在农村也拥有足够数量的分支机构。在缅任斯基晚年，安全机关的数目在全国猛增了不少。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写道，政治局了解，它所珍爱的安全机关有多么大的本事。1931年，莫洛托夫曾说：“迄今为止，‘格帕乌’总局都有经常的值班人员在守候着，他们明白什么时候应该追究哪一个专家的责任。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都要立案起诉。”

斯大林说得更加生硬：“不要让民警做检验生产方面的技术专家……不要在工厂里设置挂牌的‘格帕乌’总局办事处，不要让办事员在那儿坐着专门等候人们来告状。千万不要这样，案件要悄悄地制造……”

他们的这些话并未公开发表。

1934年5月10日，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因心脏病突发死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第六山丘” 别墅。享年60岁。

5月14日，在礼炮轰鸣声中，他的骨灰盒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之下。

不久以前，历史学家们找到了当年政治局通过的一项决议，该文件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脑研究所中设置配备有相应装置的专门处所，以保存该研究所掌握的已故苏联杰出人物的大脑复制品以及有关的图例说明及科技资料。”

在名单中指出的第一个人就是缅任斯基，其后才是共和国人民演员列昂尼德·维塔利耶维奇·索宾诺夫、作家安利·巴尔比尤斯、齐奥尔科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科学院院士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等。

为了选择缅任斯基的继承人，斯大林着实花费了不少时间。缅任斯基去世两个月之后，他那把交椅才由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接了过去。这是安全机关领导人最后一次的平稳更换，此后安全机关的每一位新的领导人都不仅要消灭自己的前任，还要消灭其手下的鹰犬。

第二部分 极度恐怖

第三章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雷宾斯克市向国家输送了两位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安德罗波夫和亚戈达。不过安德罗波夫实际上出生在北高加索，只是在雷宾斯克上的学。而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确确实实于1891年11月7日（旧历）出生在雷宾斯克。

人们对亚戈达的生平产生的兴趣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关于他的文字表述非常多，但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

他的父亲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与米哈伊尔·斯维尔德洛夫（雅科夫的父亲）是表兄弟。因此，亚戈达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先于斯大林任中央书记的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也是表兄弟。斯维尔德洛夫死于1919年，因此没来得及给予这位远亲特别的帮助。

未来的内务人民委员有5个姐妹和两个兄弟。亨里希的侄女到了改革年代才披露说，他的一个未满16岁的兄弟米哈伊尔·亚戈达在索尔莫沃事件中被哥萨克砍死了。另一个兄弟列夫·亚戈达被征召进入了高尔察克的军队，但是和其他一些拒绝枪杀工人的士兵一起被处决了。

不过，亲属关系对亨里希·亚戈达来说并不太重要。在恐怖时期，他曾签发了逮捕自己侄女金娜的逮捕证。

他是1907年入的党，那年他16岁。而许多人当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感到很失望，纷纷作出相反的选择--退党。

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结识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并且终生与其为友。

亚戈达曾在地下印刷所工作。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而在19if年被逮捕，在流放地度过了两年时光。后来他去了彼得格勒，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作。1915年应征入伍，在前线作战时受伤。

革命后，充满活力的亚戈达脱颖而出并被派往红军最高军事检查机关工作。他在南部和东南部前线作过战。据说，亚戈达在察里津结识了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活力、主动性和可靠性。这一点对亚戈达的命运起了关键作用。在察里津与斯大林并肩战斗过的人后来都官运亨通。他们当中就有亚戈达和后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他的第一副手的雅科夫·阿格拉诺夫。

亚戈达1919-1922年是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同时还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

捷尔任斯基的宠臣

列宁在1920年7月29日批准了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班子，其成员有捷尔任斯基、克德罗夫、彼得斯、阿瓦涅索夫、克谢诺丰托夫、曼采夫、梅德韦季、拉齐斯、济明、梅辛格、科尔涅夫（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首长）、缅任斯基、亚戈达。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其他人都被斯大林消灭了。

亚戈达起初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后来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任总务主任时都是捷尔任斯基的左膀右臂。捷尔任斯基特别器重他。并于1923年9月18日任命他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二副局长。亚戈达取代缅任斯基接管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处，即开始监视军队的情况。后来他又取代缅任斯基领导整个秘密行动局。

在发表看法时一向很刻薄的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对到他那里报告工作的新特别处长给予了如下评价：“亚戈达办事非常认真，为人毕恭毕敬，完全没有个性。他瘦瘦的，面呈土色（他得过结核病），留着短胡，身着弗伦奇式军上衣，给人留下一种勤奋的小人物的印象。”

托洛茨基总是这样，对别人评价都不高。亚戈达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去世后，缅任斯基因年龄大、党龄长、经验比较丰富而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不过，亚戈达并非仅仅成了缅任斯基的第一副手，他实际上是这个局的主要人物。他负责处理所有具体事务，主持局机关的工作，因为局长经常生病。亚戈达还领导了几年秘密行动局。该局负责政治事务，即打击反苏分子。

亚戈达在1930年获得了第二枚红旗勋章。因参与开挖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他还获得一枚列宁勋章。

然而，升迁之路并未布满鲜花，亚戈达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里树敌不少。副局长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谢尔就反对他，不过斯大林把这个人从机关里赶走了。反间谍处副处长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秘密行动局局长叶菲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外事处处长斯坦尼斯拉夫·阿达莫维奇·梅辛格也都对亚戈达表示不满。

这种情况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亚戈达的地位开始动摇了。1931年，他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第一副局长降为第二副局长。接替他任第一副局长的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库洛夫，不过阿库洛夫在1932年底离开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到基辅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去了。

亚戈达再也没有重新担任第一副局长，不过在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斯大林显示好感的信号。

缅任斯基因心脏麻痹于1934年5月10日去世。在等待任命的两个月里，亚戈达处于一种悬空状态：为了这个局长的位子认真考虑了不同的候选人。一个研究安全机关各种改组方案的委员会从2月起就开始工作了，最后决定提高安全机关的地位，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变为人民委员部。

两个月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成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就此我们要提请注意，内务人民委员部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捷尔任斯基亲自领导了它几年），但是在1930年把这个人民委员部解散了。这样做只是为了在4年以后重新成立它。

亚戈达在1934年7月10日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这是提升。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结构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区别不大，只是负责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铲除敌对党派和保卫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各处合并成了国家安全总局。没有任命总局局长，总局的日常工作由第一副人民委员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主持。

可是在恢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样做意味着削弱国家安全机关的作用，因为国家安全机关已不再是独立的部门。不仅如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镇压方面的权利被剥夺了：它未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手中继承对大多数政治案件进行判决的权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审判委员会被撤销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把所有犯罪案件交给法院。一种法制占上风的假象出现了。

1934年，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亚戈达擅自下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劳改营中建立州法院和边疆区法院的分院，以审理劳改营里的犯罪案件。苏联副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政治局在听取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后撤销了亚戈达的决定。然而，所有这些限制性措施都在1934年12月1日结束了。

亚戈达为国家安全总局的各级干部规定了从国家安全军士到国家安全一级委员的特殊官衔。根据他的指示，研制出了制服和特殊的识别标志。

亚戈达争取到了这样一个决定：各级干部的特殊官衔将是终身性的。没有人民委员的特别许可，国家安全总局的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得被逮捕。

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亚戈达本人于1935年11月26日被授予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这相当于元帅军衔。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人中央委员会。

亚戈达的名字响彻全国。正是他把劳改营系统变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在带刺的铁丝网里面有大量的劳动力。用不着向这些人付工资，而且他们还不能拒绝最繁重的工作或夜间劳动，不能抗议无限延长工作日的做法或要求遵守劳动安全条例。

人民委员会的一项专门决定交给国家安全机关一个任务：在苏联交通最不发达，但拥有大量自然财富的边疆地区发展经济。这项决定意味着，囚犯越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生产成绩就越大。

亚戈达签发的一个命令中说，肃反工作者已屡次证明自己是满腔热情地对待各种新任务的人。肃反工作者的热情和活力建成并加强了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劳改营。

这些劳改营在遥远的北方发展工业和文化方面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个命令指出，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下，新的劳改营应该在遥远的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起到改变面貌的作用。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身为教授和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曾写过一本关于内务人民委员和内务部长的书，他向我这样介绍了亚戈达：“这是个聪明人。你要知道，他和捷尔任斯基一起工作过好多年，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从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信任他。亚戈达是个干活的好手。他大量地工作，而且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当时他算得上相当有文化了，毕竟他受过中等教育，或者说几乎是中等教育。的确，亚戈达在写东西的时候总是有很多错误，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斯大林效劳。典型的执行者的特征充分地体现在他们身上……”

我问涅克拉索夫教授：“每当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个典型的问题：为了干所有这些事情，应该生来就具有一种特定的性格还是工作本身迫使人变得残酷无情？”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据说，贝利亚会用棍子狠狠地揍一下被捕者。为了逼出所需要的口供，叶若夫亲自审问过被捕者。可是，他们本人没有杀害过任何人，他们是把安全机关变成了惩罚工具，因此很难推测这里有某种残暴基因。我认为，总体上的一种狂热局面起了作用。我阅读过亚戈达的一些文件和命令。有人给他写信说，有个劳改营的负责人对计划完成得不好感到不满，于是让包括妇女在内的囚犯脱光衣服站到冰天雪地里，以示惩戒。亚戈达下令马上调查。他批示道：‘你们是从哪里找来的这群恶棍？竟让妇女站到冰天雪地里！谁允许这样做的？’因此我觉得，用一种颜色描绘他是不正确的……”

的确，党和苏维埃政权也要求亚戈达只能采取残酷无情的措施。在30年代初任《消息报》总编辑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多年后谈到，他曾试图劝导农民诗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克柳耶夫走正道，可是克柳耶夫就是不愿规规矩矩做人。格龙斯基回忆说：“当时我给亚戈达打了电话，请他把克柳耶夫赶出莫斯科。亚戈达问我：‘逮捕他吗？’我答道：‘不，把他赶出莫斯科就行了’。在这之后我向斯大林通报了自己的指示，他也批准了这个指示。”

尼古拉·克柳耶夫于1937年10月在托木斯克监狱被枪决，那时已是叶若夫在主事了。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回忆说，亚戈达会令人恐惧。他讲到：“有一天我们在高尔基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喝酒。这时亚戈达已喝得醉熏熏，浑身散发着白兰地的气味，眼睛都凸起来了。他隔着桌子向我探过身来，声音嘶哑地说：‘列昂诺夫，您听着，请回答我，您为什么要在文学方面谋求霸权？请回答，为什么要这样？’我当时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仇恨。如果他能够抓我，这种仇恨会让我倒霉，可是那时他抓不了我。”

曾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工作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留下了一段关于亚戈达的颇有意思的回忆。据他讲，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和出色的组织者。囚犯们在他的管理下修建了像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样一些重要设施。施赖德尔认为，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监狱里和劳改营中秩序井然。早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就开始的拯救流浪街头的少年犯罪分子的工作安排得也不错。不过，亚戈达这个人十分傲慢，虚荣心特别强。

起初他住在马尔赫列夫斯基街9号，许多著名的肃反工作者也都住在这栋楼里。后来他搬进了克里姆林宫，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秘书长、亚戈达的内弟利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韦尔巴赫的朋友们--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经常在马尔赫列夫斯基街的这栋楼里聚会。这里顺便提一句，阿韦尔巴赫的妻子和亚戈达的妻子伊达在1938年都被枪毙了。

报刊上曾充斥各种特写和文章，歌颂使用囚犯的建设项目取得的成绩，介绍当时很流行的改造罪犯的工作。

在高尔基于1928年从意大利回国后，亚戈达与他亲近起来，利用他对孩子们的喜爱之情向他介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拯救流浪街头的少年犯罪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就。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说，人民委员亚戈达对待下级很粗暴，容不得反对意见，可是，他非常喜欢吹捧自己的那些红人儿。亚戈达经常在家里请自己的吹捧者吃饭，陶醉在甜言蜜语中。

在1927年12月20日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10周年那天，在民族饭店、大饭店、萨沃伊饭店等莫斯科的豪华饭店中都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各分队在巡逻。亚戈达到各饭店走了一圈，向大家表示祝贺。

亚戈达的声望自30年代初开始与日俱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拥有全部由囚犯组成的最强的工程技术干部。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会议由斯大林主持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成了惯例。斯大林也以此来强调个人在领导安全机关方面的作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全体领导干部都感觉到，斯大林在亲自领导国家安全工作。该机关的工作人员于是开始逐渐地瞧不起地方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组织，认为自己地位更高。

在缅任斯基去世后曾有传闻说，受人尊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将出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他经常给肃反工作者讲话，而且他富有激情的和妙语横生的讲话总是受到欢迎。

然而，得到任命的是亚戈达。施赖德尔写道，他在缅任斯基去世后彻底放肆起来了，举止粗鲁而随便，在重要会议上口无遮拦。

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真姓是科斯特里科夫）于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害。

虽然学者和侦查员们多次查这件谋杀案，但是该案至今未得到彻底调查。曾成立过一大批委员会，可为什么没能把一切情况都搞清楚呢？

1934年谋杀基洛夫与1963年谋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情形很相像。在两起事件中都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只有凶手本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和李·哈尔维·奥斯瓦尔德有罪。在两起事件中也都有理由认为，这不是单独的刺客所为，这里有一个阴谋。

枪杀基洛夫的是前党的机关工作者尼古拉耶夫。这个人很冲动并且有些神经质。他在斯莫尔尼宫距第一书记办公室几步远的地方朝基洛夫的后脑勺开了枪。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利亚科夫在列宁格勒领导过州财政局，后来进了劳改营。他活了下来，并留下了详细的回忆，基洛夫遇刺时，他正在州委第二书记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丘多夫的办公室参加会议。

罗斯利亚科夫回忆说，他们在16点37分听到两声枪响后急忙跑到走廊里，看到基洛夫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一个人右手拿着左轮手枪，在基洛夫身旁情绪异常激动地打转。

这个人的枪马上被夺了下来，一个记事本和写着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名字的党证也被当场搜去。

基洛夫被抬到丘多夫的办公室，叫来了几位医生，但医生的诊断是基洛夫已经死亡。马上往莫斯科打电话作了汇报。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工作人员把尼古拉耶夫送进了判决前的关押所。

斯大林在第二天来到了列宁格勒。与他一起来的有政府总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新的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几天后日丹诺夫就在列宁格勒接替了基洛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因为那几年斯大林很喜欢日丹诺夫。

党的最高层领导人的陪同人员有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和他的第一副手阿格拉诺夫。

谋杀案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来到斯莫尔尼宫后，基洛夫上了三楼，走过长长的走廊，拐人通向自己办公室的侧楼窄走廊。

第一书记的贴身卫士尤里·鲍里索夫是个已不年轻的人，他照例走在后边。在某一片刻，基洛夫处在了他的视野之外。在侧楼的走廊里本来应该还有一个警卫在那里值守，但此时没人。凶手和受害者就这样一对一了。

历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认真研究过有关基洛夫死亡的情况，他对我说：“我根本弄不明白，一个外人如何能够在这个走廊里游荡。任何人在这里都会引人注目，这是个特殊区域。为什么没人注意到尼古拉耶夫，没人问他一声‘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问瑙莫夫：“如果第一书记的卫士不落在后边，关键时刻他在第一书记身旁并开枪打死尼古拉耶夫，那么基洛夫就会获救，我国的历史也会沿另一条不太血腥的道路发展？”

瑙莫夫教授答道：“基洛夫命中注定要遭血光之灾。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天衣无缝。基洛夫原则上不喜欢卫士离他太近，因此鲍里索夫一直离他都比较远。不过，当基洛夫拐人这个窄走廊的时候，即使鲍里索夫只落下他两步，基洛夫仍然会在某一刻是只身一人……”

凶手是在最合适的地点向基洛夫开枪的。谋杀方案设计得很周全，使得基洛夫无法逃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本事的尼古拉耶夫有能力单独制定出这样的计划吗？或许这出自比较有经验的精明人之手？

瑙莫夫教授说：“据我们现在所知，尼古拉耶夫有好几次都可以杀基洛夫。他身上一直带着枪，而且子弹上了膛。但是，要做的不是夜间在路上杀害基洛夫，而是就在斯莫尔尼宫，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杀死他。这件事是这样传遍全国的：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打死了！斯莫尔尼宫几乎与克里姆林宫齐名。举国上下被震动了……”

在发生谋杀案那天，基洛夫相当出人意料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如果来的话，在什么时候来。可是，看来有人及时通知了尼古拉耶夫，说基洛夫去了斯莫尔尼宫。

后来查明，凶手早就在基洛夫周围转悠了，他屡次畅行无阻地潜入斯莫尔尼宫，他知道基洛夫何时呆在何处。

1934年10月15日，也就是谋杀基洛夫之前的一个半月，尼古拉耶夫在红霞大街上的基洛夫家旁边被拘捕。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政府保卫处处长讯问并搜查了他。但是，按照行动处处长的吩咐，不知为何把尼古拉耶夫放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纽克有自己的看法：“有种说法是，尼古拉耶夫两次被拘捕，两次被释放。这是赫鲁晓夫说的，为了证明有针对基洛夫的阴谋。然而从有关文件来看，尼古拉耶夫只被拘捕过一次，是在基洛夫和市里其他领导人居住的大楼旁。那里经常聚集着几十人，他们是带着请愿书、告状信、呼吁书来的。民警局不时地在那里进行兜捕，把他们抓走，不过不把他们投入监狱，而是进行一番教育工作后就把他们放了。尼古拉耶夫也在这样一次兜捕中落网。他照例受到一顿训斥，然后就被放了……”

可是，尼古拉耶夫被抓的时候手中有枪啊！此事竟然发生在那个稍有不慎就足以被逮捕的时期。要知道，那个时候手枪是很难搞到的。国内战争结束后保存在人们手中的武器都已被收缴了。然而，他竟被释放了。

有证据表明，尼古拉耶夫对谋杀行动做了认真准备。他练习了射击，枪打得相当准。后来查明，子弹他是在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狄纳莫体育协会基地得到的。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生于1904年。他成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赤贫家庭，从小就体弱多病，疾病也给他的心理留下了痕迹。他是个失败者，完全没有能力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

尼古拉耶夫在城里的学校念过6年书，上过苏维埃党校。他在15年里换了11次工作，在哪儿都呆不住。他当了4年机械钳工学徒，后来进了共青团维堡区委，再后来进了共青团卢加县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不过实际上他只是个处理技术性事务的秘书。

尼古拉耶夫在州委工业处当了3个月科员。由于同大家关系不和谐，他被调到工农检查院任指导员，后又从那里被调到列宁格勒州委党史研究所十月革命史与苏共党史研究委员会任指导员。可是，那里也很快就不要他了。在他拒绝调到运输业政治处工作后，他不仅被解雇了，而且被开除出党。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但是给了他一次记入个人档案的严重警告。

这件事发生在1934年4月。

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区党委曾给他这个党员找过几份工作，但他都因挣钱少而拒绝了。他希望能挣钱多一些，抱怨对他不公，曾试图硬闯领导人办公室。

他的妻子米莉达·彼得罗夫娜·德劳列在州党委机关工作。1933年她被调到有权势的列宁格勒州轻工业人民委员部机关。

据说，米莉达总是晚上和休息日在州委值班，因此基洛夫注意到了她。基洛夫非常喜欢漂亮女人。不过，曾在列宁格勒工作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利亚科夫肯定地说，州委机关的工作人员都不认为基洛夫与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会有什么风流韵事。

然而，好像还是有人暗示尼古拉耶夫说，妻子对他不忠。对一帆风顺的情敌的仇恨促使他开了枪。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真的是对女人献媚讨好的人吗？关于尼古拉耶夫因自己的妻子与基洛夫要好而吃醋的推测有多少根据？

历史学博士赫列夫纽克说：“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个喜怒无常、身体有缺陷。生活上不得意的人突然决定报复幸运的情敌。尼古拉耶夫到哪里都会被人赶走，他同所有的人都发生过冲突，也曾写信请求基洛夫接见他并帮助他。”

淄莫夫教授说：“基洛夫是个年富力强的男人。也许他流露出过对米莉达的好感。但是，这个说法完全是后来出现的。我觉得，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放出来的风……”

在谋杀基洛夫后，尼古拉耶夫没活过1个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于1934年12月29日判定尼古拉耶夫有罪。他马上就被枪决了，与他一起遭枪决的还有以前参加过反对派的13个人。

又过了两周，在1935年回月审判了“谋杀案的组织者”--不久前的列宁格勒领导人、前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前政治局委员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前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格里戈里·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前中央组织局委员和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以及门个曾与季诺维也夫关系十分密切的人。

他们所有人早已脱离了政治活动，但是斯大林记得每一个曾试图顶撞他的人。在基洛夫遇刺两周后他们都被逮捕了，并且立即被开除党籍。

季诺维也夫等人在1935年被判处时间长短不同的徒刑。这是第一步：把政治反对派与恐怖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视为一路货色。

季诺维也夫本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1935年坐牢的时候给斯大林写信说：“我现在经常长时间地凝视报纸上刊登的您的照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照片，同时在想：亲人啊，了解一下我的内心世界吧，难道您看不到我不再是您的敌人了，我全身心地属于您，我明白了一切，我愿为得到原谅和宽恕做任何事情。”

这样的信件只会使斯大林感到愉快。斯大林的心肠从来没软过，因为他下令消灭的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罪犯，他不需要由法院来确认他们是否有罪。他向来自己决定谁有罪，谁暂时还没罪。

当斯大林在基洛夫遇害后来到列宁格勒时，政府委员会根据他的指示查阅了与此案沾边的所有档案材料。

在这些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叫沃尔科娃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妇女写的一份报告。沃尔科娃是个清洁工，同时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区分局的一名领薪水的眼线。她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说，有人正在列宁格勒策划一起旨在杀害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的反革命阴谋。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特别处的一位侦缉人员详细盘问了她。核实工作表明，她的指控毫无根据，而她本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心理上不正常。后来这位侦缉人员被投入监狱，罪名是丧失警惕性。

沃尔科娃被带到斯莫尔尼宫见斯大林。她对斯大林说，她出席过反革命分子的几次会议，与尼古拉耶夫一起去过两次德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给了尼古拉耶夫25000卢布。所有这些情况她都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报告过，可是他们不仅不听取她报告的情况，而且还强迫她收回所讲的话，对她用刑--把烧红的针钉进指甲里。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曾想把她关进疯人院，而他的副手扎波罗热茨事先把一切都告诉了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在谈话之后下令给予沃尔科娃物质帮助，给她一套单独的住房和关心她的健康。一切都照办了。根据沃尔科娃提供的情况逮捕了60多人，其中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5位过去对沃尔科娃告密一事未加理会的工作人员。沃尔科娃继续写信告发她认识的所有人，在1956年以前她的报告都得到认真研究。直到1956年，由克格勃进行的比较客观的核实工作查明，她从未见过尼古拉耶夫，而向斯大林讲述的情况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非常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这样一点：几乎没有人对前政治局委员、列宁的好友季诺维也夫参与谋杀基洛夫一事产生过怀疑。甚至遭受流放的前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国侨民在1934年都相信，基洛夫是被反对派杀死的。

1936年瑟月24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根据新发现的情况”重新审理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并判决将他们全部枪毙。

当天夜里他们就都被枪毙了。人民委员亚戈达和后来接替他的中央书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执行判决时在场。叶若夫后来把杀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子弹存放在了自己的写字台里，当作纪念品。

在基洛夫遇害后，国家安全机关在全国各地成立了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小分队。这些小分队一直保留到60年代。

不幸的米莉达·德劳列先是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完全丧失党员的警惕性，这表现为没能揭发自己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及其为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而从红军开小差的兄弟共同搞的反革命活动”。

1935年3月11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向斯大林呈上报告：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巡回法庭在我的主持下于今年3月9日在列宁格勒市非公开地开庭审理了关于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同谋者的案件，这些同谋者是米莉达·德劳列、奥莉加·德劳列和罗曼·库利涅尔。

“我问米莉达·德劳列，她设法搞去年12月1日基洛夫同志要作报告的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的入门证目的何在。她回答说：‘想帮助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我问要帮什么忙。她说：‘根据种种情况可以判断出来。’因此我们断定，受审者想帮尼古拉耶夫实施恐怖行动。

“3人全部被判处极刑--枪决。判决已于3月10日凌晨执行。请指示是否允许报道此事。”

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兄弟、姐妹和一位表兄弟都受到了惩罚。审讯他们的记录呈送给了斯大林。他从来都不拒绝阅读这样的东西。

赫鲁晓夫在20大的秘密会议上说，基洛夫之死与斯大林有关系。这种怀疑有什么根据呢？

证明斯大林参与谋杀行动的间接证据确实有不少。

在获悉基洛夫的死讯后，斯大林还未掌握任何情况就马上很有把握地说，谋杀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晚些时候在中央全会上提到了这一点。斯大林马上就反驳说，他这话是在第7或第8天说的，在这之前无法知道是什么人开的枪。

可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证实，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有罪的话是在斯大林刚刚把他们召集起来的时候说的。给人的感觉是，斯大林已做好宣布基洛夫遇害的准备。

斯大林当然清楚地记得他何时提到了季诺维也夫分子，但是他不希望人们注意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话被人视为调查结果比较好。

不错，也有人赞成另一种说法，即斯大林一无所知，开枪的是个单独行刺的人，所发生的一切是一连串偶然的事情。可是，偶然的事情也太多了！

瑙莫夫教授说：“我不接受单独行刺的说法。克格勃一直在坚持这个说法，以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斯大林的名声。赫鲁晓夫在1956年责成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进行新的调查。当时还能够了解事情真相，最后几位幸免于难的证人还活着，但是谢罗夫断送了这个机会。他向这些证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推翻过去的证词。”

难道在最机密的档案中没有那份能澄清一切的文件吗？

瑙莫夫教授说：“所有人都讲，请拿出斯大林命令亚戈达枪杀基洛夫的文件来，最好是于某日在斯莫尔尼宫下手的命令。可是没有这样的文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文件！我们知道斯大林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的。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在令他感到为难的文件中从不留下任何痕迹。他总是拿张纸条，在上面写些什么，然后用别针别在文件上。斯大林经常清理自己的档案室。心腹们学会了根据不同的迹象来揣测斯大林的情绪和愿望。一切都是通过暗示以间接方式表达出来的……”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如果尝试着重现当年的情景，斯大林会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下什么样的命令呢？难道他对人民委员亚戈达说，该把基洛夫干掉了？

瑙莫夫教授答道：“我认为，他不会直截了当地对任何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谈杀人的事。他既不愚蠢，也不天真。他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斯大林的3个亲信--卫队长保克尔、继任卫队长弗拉西克和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总是留心听他说的每句话，然后传达给国家安全部门的首脑。比方说，斯大林在上汽车的时候嘴里说了句什么。而每天早晨内务人民委员（后来叫内务部长）都要与卫队长弗拉西克碰头，询问斯大林情绪怎么样，说了些什么，表示了什么愿望……”

瑙莫夫教授认为，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直接插手了列宁格勒谋杀案。他得到斯大林格外的信任。国内战争时期他与斯大林一起在察里津，并且有机会在非工作场合与斯大林见面。

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要记录总书记的所有来访者。因此最秘密的谈话斯大林都是在别墅进行，那里没人记录来访者。阿格拉诺夫学会了一听就明白斯大林的暗示。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杀害基洛夫一案中起何作用的报告不是由人民委员亚戈达和调查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提出的，而是由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提出的。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不是杀人凶手的惟一候选人，似乎还有其他一些人。起初没打算指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打算指控白俄侨民和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杀害基洛夫。谋杀案发生后，亚戈达下令还要搜捕隐藏的白卫军分子。但是斯大林已经作出了另外的决定，并命令亚戈达不要浪费时间。斯大林说：“要不然我打你耳光。”他经常这样与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讲话，动不动就说“我打你耳光”。

瑙莫夫教授说：“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游戏只会赢，不会输。如果一个方案行不通，会换另一个方案。基洛夫注定要完蛋。也许基洛夫预感到了什么？顺便提一句，他遇害前不久曾对身边的人说，他活不了……”

奥莉加·格里戈里耶夫娜·沙图诺夫斯卡妞是赫鲁晓夫时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也是第一个研究斯大林罪行的委员会的成员（她的回忆录节选刊登在1997年的《共同报》上）。她说，她在斯大林的档案资料中看见了一张纸，总书记在这张纸上亲笔勾画出了两个恐怖活动中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起初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放在了列宁格勒中心，后来划掉了，又把他们放在了莫斯科中心。

沙图诺夫斯卡妮讲道，她们找到了1934年12月看守尼古拉耶夫的牢房的那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斯大林审问尼古拉耶夫时他也在场。尼古拉耶夫好像曾对斯大林发牢骚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折磨了我4个月，不断地向我证明，为了党的事业应该枪杀基洛夫。他们答应留我一条命，我同意了。他们已经逮捕过我两次，放过我两次。可是现在，等我为了党的利益完成了任务后，却把我关进了监狱。我也知道，不会饶恕我！”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好像此时走进了牢房。尼古拉耶夫用手指着他们说：“就是他们，是他们说服我的！”

未能讯问基洛夫的卫士尤里·鲍里索夫。他仅比基洛夫多活了一天。

12月2日，当鲍里索夫被带去接受紧急来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的讯问时，他在一种非常奇怪的情况下死了。这种情况奇怪得令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是被杀死的。他乘坐的汽车似乎是出了车祸。

汽车行进的时速仅30公里。车上的人谁也没有受到擦伤，惟独鲍里索夫一个人头被打破。据医生诊断，他头部的损伤更像是被铁棍击打所致。

在了解速度、路线、轮胎状态的情况下，可以借助于电脑重现汽车的行驶过程，确定是否有可能受到这样的撞击。美国就这样做，可是我们没钱进行这种实验。

还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恰恰选择基洛夫作为牺牲品？

消莫夫教授答道：“斯大林选择了一个他不很需要，但是级别很高的人。摘掉更重要的人物的时机还没有到。而基洛夫不是这样的大人物，也没有进人斯大林身边的领导核心……”

有人认为，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斯大林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导人，党内许多人曾希望他能取代斯大林。真的是这样吗？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写过一本关于20--30年代政治局内部相互关系的非常有意思的书。他认为，关于基洛夫的毫无根据的传闻太多了。他说：“没有理由认为基洛夫是政治局里自由主义派别的领导人，是被人当作取代斯大林的人，是敢于同总书记争论和对抗的人……文件不能证实这一点。”

基洛夫不是斯大林的政治反对派，总书记也没把他看成竞争对手。能证明基洛夫在某处讲过违背斯大林路线的话或对抗过斯大林的文件连一份也找不到。基洛夫也不是个自由派政治家。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解决住房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数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被赶出自己的住宅，并被送往西伯利亚。许多住宅就这样腾出来了。基洛夫发表过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枪毙那些被揭发偷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他还说，“每个党员现在都应该打任何一个反对派分子的耳光”。这像一个温和路线的拥护者吗？

如果基洛夫没有被杀，他会像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那样，成为历史上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人物。安德烈耶夫当了20年政治局委员和12年中央书记。现在谁会对安德烈耶夫年轻时曾亲近孟什维克并且完全不像他后来成为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一事感兴趣呢？

如果看看政治局会议记录就会发现，基洛夫极少参加会议。作为列宁格勒的书记，他首先忙于市里和州里的事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他就是列宁格勒市总务主任。

在他的信件中没有任何政治倡议，例如“让我们缓和一下农民的困难处境吧”，“让我们软化一下镇压手段吧”这类话。他的本性不具备这种东西。

历史学博士赫列夫纽克说：“我同时研究了奥尔忠尼启则的生平。他悲剧性地结束了生命--开枪自杀。据传说，这是因为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见，奥尔忠尼启则确实对全面恐怖的前景持冷淡态度，而斯大林坚持实行全面恐怖的方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档案材料中保存了有关这一冲突的大量证明，既有直接证明，也有间接证明。在那悲剧性的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则没有证明。仍然没人知道的是：奥尔忠尼启则自己朝自己开了枪还是……不过，档案材料中充满了关于他与斯大林的冲突的文件。即使在这种背景下都没有间接暗示基洛夫与斯大林有矛盾的材料……”

基洛夫无法成为斯大林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物。基洛夫在党内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很晚才加人布尔什维克，此前是立宪民主党人办的一家报纸的工作人员。有人在1929年对他提出过这件事。列宁格勒一些党的工作者指责他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冲突在莫斯科得到了解决。斯大林站出来保护了他。基洛夫仍被安排在列宁格勒工作，但是这件事损害了他的名誉。

斯大林喜欢把败坏了名誉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基洛夫、贝利亚、维辛斯基都属于这类人。斯大林把基洛夫从外高加索抽调出来，并坚持让他在撤掉季诺维也夫后领导列宁格勒党组织。基洛夫也铭记着，他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给的，没有斯大林他什么也不是。

有人说，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一些代表建议选举基洛夫为总书记。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也是虚构的。没有任何事实，有的只是一些自相矛盾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又无法得到证实。

基洛夫只是个州一级的政治家。而那时斯大林已经有了继承人--国家和党内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可能出现另一个二号人物。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说：“一些间接的资料使我相信，这是一个单干的恐怖分子、倒霉的恐怖分子、不幸的人采取的行动。不过，这不是宣布斯大林无罪。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不会杀基洛夫。斯大林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即使他与基洛夫之死不相关，那也无法改变对他罪恶行为的评价。不管怎样，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基洛夫遇害这件事……”

可是斯大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有任何理由地杀害了那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上演了整整一出戏？

瑙莫夫教授说：“在基洛夫遇害前已经做好了立法方面的准备，这种法律基础使开展大规模镇压成为可能。整个刑事惩处系统事先已建立起来，只需要一个借口。”

基洛夫遇害后一场血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人们都沉浸在恐惧之中。在1934年12月仅发布了一个命令，一整套已经通过的关于镇压的法律便开始实施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4年6月8日将有关叛国的条款列入了《国事罪（反革命罪）条例》。

“搞间谍活动，泄露军事秘密或国家机密，投敌，逃往国外”均属叛国行为。有上述行为者应被枪决。如果军人犯了叛国罪，他的全家要被流放到边远地区5年。

曾通过一项关于强化保守国家机密的责任的法律。这样就产生了追究任何一位官员责任的可能性。因漫不经心地对待秘密文件可能会被判刑8-12年。丢失秘密文件那就是一场灾难了。

在基洛夫死后10天，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局就已列出应被逐出列宁格勒的人的名单，这是大约l1000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

在审判尼古拉耶夫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把他写给各党组织的一封信的副本分送给了政治局委员。这封信的题目是“残暴杀害基洛夫同志事件的教训”。

这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来说是个思想方针。

1934年12月4日，一些报纸报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加快审理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案件，不接受有关此类案件的赦免请求书，立即处决被判处极刑的人。

第二天各共和国的刑法典就作了如下修改：在10天内结束对此类案件的侦查，审理案件时不得旁听，不接受上诉状和赦免请求书，立即执行判决。

这个法律一直延用到1956年。曾根据它处死贝利亚。这曾是个很方便的法律。

在1936年8月开始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前，向党员传达了中央的一封题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的非公开信。信中说，季诺维也夫分子杀害了基洛夫，他们还打算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

斯大林在起诉书中写道，“根据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将基洛夫杀害了。斯大林还把一批新的被告人列入了起诉书。这些人都被枪毙了。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34年n月5日的决定，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内务人民委员下属特别会议。这大大简化了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即使在斯大林时期诉讼程序也要求办理最低限度的手续。可是特别会议的领导二话不说就签署判决书。

起初特别会议有权不经审判就把被认定有社会危害的人流放5年或送劳改营5年，把外国公民驱逐出境。

到1937年，特别会议获得了把被控属于托洛茨基右翼组织、间谍和破坏活动组织、恐怖主义组织的人以及被判极刑者的家庭成员送劳改营8年的权力。

从1941年11月17日起，特别会议已经可以作出直至死刑的任何判决。

特别会议在战后获得了如下权力：永久流放刑满释放人员，把参加民族主义地下活动的人的家庭成员从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迁往边远地区。

直到1953年6月15日，贝利亚才建议限制特别会议的权力，理由是国家安全部滥用自己的权力。在1953年9月撤销了特别会议，那时贝利亚已经下台。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5年5月27日发布的命令，成立了拥有特别会议的权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州三人小组。三人小组成员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或副局长、民警局局长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负责处理相关案件的处长。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7月30日发布的经中央委员会同意的命令，改按另一个原则组建三人小组。其成员包括：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或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党的书记和检察长。他们有权采取直至枪决的任何惩罚措施。三人小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1938年11月26日发布有关命令后被撤销。

斯大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干？

瑙莫夫教授说：“他把党的上层人物全都枪决了，因为他看到，他作出的决定在国内完全不能被无条件接受。他要让所有人都产生恐惧感。如没有恐惧感，他的制度就发挥不了作用。一旦让大门稍稍露出一条缝，这一制度便会开始崩溃。”

斯大林想甩掉那些与列宁一起工作过，并且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的人。这个独裁者不喜欢帮助过他的人站在身旁。

在斯大林周围已经出现了一批把他当作半个上帝的年轻干部，因此他进行了干部的更新换代，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直到农村区委一级。

在基洛夫遇害前，党的领导人可以自由交往，在来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时可以讨论些事情。在基洛夫遇害后作出了新的规定：州委第一书记只有在得到斯大林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来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或出差。

党委书记之间的各种交往全部中断了，因为这些交往会使人怀疑是否忠于斯大林。只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才可以互相见面和交谈。甚至当斯大林在南方的时候，也要把去莫斯科或别的城市的申请用密码电报发过去，而且要说明去干什么。

谁到哪里休假要由政治局决定。例如，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被强迫派往国外休假。他不愿意去，但是强迫他去了，可后来却硬说他为到过的那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工作。

在德国治过病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也被指控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斯大林事事都考虑得很周密。

斯大林确实具有行政首长的天赋。列宁恰恰让他当总书记绝非偶然。列宁喜欢他坚毅、果断、始终如一的性格。但是当斯大林转过身去反对他的时候，列宁不喜欢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劝告列宁说：“他还年轻，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如果基洛夫确实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杀的，难道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不害怕吗？

瑙莫夫教授说：“据我判断，没人对尼古拉耶夫说，他应该杀死基洛夫。他只需要开一枪，假装蓄谋行刺。致死的结局本来不该发生。我是这样解释尼古拉耶夫陷入瘟病症状的。他本想吓唬一下，可是打中了基洛夫的后脑勺。不是基洛夫，而是尼古拉耶夫当时需要医生。他全身抽搐，谁也没法让他恢复正常状态。可能组织者自己也害怕了，但是为时已晚……”

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那些可能的确了解事情真相的工作人员命运如何？

“几乎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被消灭了。他们当然没有想到会这样对待他们。起初处罚相当轻微：没有细查他们工作上的过失。但是后来在劳改营把他们都折磨死了，遇难者中有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中著名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菲利普·杰米亚诺维奇·梅德韦季及其副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

“梅德韦季与捷尔任斯基关系密切。经捷尔任斯基介绍，梅德韦季于1917年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梅德韦季自1919年起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当年他在彼得格勒领导肃反委员会4个月。后来他历任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白俄罗斯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兼西部战线特别处处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西部边疆区全权代表，自1926年起任驻远东边疆区代表。1930年1月他被再次调到列宁格勒工作。

“基洛夫也很赏识梅德韦季。据说，他是个讨人喜欢和热爱生活的人。他经常设晚宴待客，还专门从莫斯科请来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晚宴上唱歌助兴。

“根据基洛夫的提议，于1932年在铸造大街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处建起了一座9层大楼。当时这是市内最高的建筑，因此人们称它为‘大楼’。它的正式名称是‘政治保安总局行政楼’。建筑师是当时在坐牢的诺伊·特罗茨基。大楼是个封闭式的正方形建筑，里面有个外人看不到的院子。30年代在大楼的地下室里枪决了许多被判死刑的人。

“1932年从莫斯科派来的伊万·扎波罗热茨带来了自己的人。他表现出了不寻常的独立性，在各种问题上都会讲出自己的观点，并且使相形见绌的梅德韦季有些黯然失色。扎波罗热茨毕业于农业学校，曾加入斗争派（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党。后来该党自行解散，大多数斗争派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1885年生于梅利托波尔州，20年代在国外工作，后来就职于中央国家安全机关，领导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局4处（负责对外贸易），之后改任情报和政治监察处处长。他的处在1931年3月与机密政情处合并，处长是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扎波罗热茨成了他的副手，然后扎波罗热茨又离开这个要职去给梅德韦季当副手了。

“所有的人都明白，他在积累经验并且很快将取代梅德韦季当州局局长。

“基洛夫遇害时扎波罗热茨不在列宁格勒。8月底他被送进军医院，他打着石膏在那里躺到11月，然后去索契疗养了。

“总而言之，无论在基洛夫遇害那天，还是在这之前，扎波罗热茨都不在列宁格勒，他完全在另一个地方。

“起初没有逮捕梅德韦季，只是解除了他的职务，于是他来到了莫斯科。他被软禁在家里，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裁决。他的一个熟人打来电话，说了些同情的话，并表示愿意帮助他。

“梅德韦季说：‘谢谢，小伙子，非常感谢。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也帮不了我。不过，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忘不了你的这个电话。’

“1935年1月，根据刑法典第193条第17款第1项（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犯有玩忽职守罪），判处梅德韦季劳改3年。

“把梅德韦季安置在一个单独的车厢里遣送到了科雷马。以前他在这里担任国家建设局远东边疆区分局南方采矿工业局局长，他期待着很快让他干过去的工作。这是一种很舒适的生活。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行们都很同情他。可是，当亚戈达被捕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领导人也换了。来了一批新人，对他们来说，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与其他所有囚犯一样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个新的案件于1937年9月落在了梅德韦季的头上：他被指控曾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前副局长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招募进‘波兰军事组织’，并且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在1934年以前从事了有利于波兰利益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还指控他从温施利希特那里了解到准备行刺基洛夫一事，但是未采取防止谋杀行动的适当措施。

“在1937年11月枪决了梅德韦季。扎波罗热茨于1937年8月被判处死刑，并在作出判决那天被枪决。他们在科雷马无处陈述自己的功绩和给自己的那些承诺。即使他们想说些什么，又有谁会听呢？命令一到，就把他们干掉了。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把基洛夫遇害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这么说，看来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这一切是如何策划的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消莫夫带着他那种绝对不意味着好心情的笑容看了我一眼，然后简短地答道：“不，不会的。”

好战的年轻人

亚戈达对情报工作感兴趣的程度不如缅任斯基。与自己的几位前任不同，亚戈达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也不懂外语。但是，他没有动过情报人员，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因此苏联情报机关在亚戈达领导下工作得非常有成效。当叶若夫开始清洗情报机关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

在那个年代，俄国白俄侨民仍然被看作永久性危险的根源。莫斯科认为，白俄军官仍在准备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其实，在30年代，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志愿军”残余分子只能勉勉强强地被看作对国家的直接威胁。可是莫斯科照旧认为，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苏联的敌人必然会把过去的“志愿军”成团地召至自己的旗下。况且，“志愿军”在流亡中还保持着建制，白俄军官认为自己是现役军人，进行了重新训练，研究了红军的作战能力。除此之外，流亡军人还企图在苏联领土上搞恐怖活动。

正因为如此，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与流亡的军事组织作斗争上面。

在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注意到了俄国侨民中的新生力量--在苏维埃俄国境外已经长大成人的青年。侨民的子女们对父辈无所事事感到极为不满。长辈们在国内战争中输给了布尔什维克，让人家把自己赶出了俄国，而且还不采取任何收复国土的行动。于是两代人之间发生了政治冲突。

青年侨民准备拿起武器。这使苏联情报机关警觉起来，于是开始着手在新组织的积极分子中安插代理人。

保加利亚的俄国青年全国联盟和南斯拉夫的俄国全国青年联盟早在1928年就建议年轻一代侨民联合起来。俄国青年全国联盟于1929年在国外成立。在一些侨民集中的城市里出现了该联盟的分支机构。

这些分支机构于1930年7月1日至5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代表会议。来自南斯拉夫、法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的年轻侨民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俄国青年全国联盟，通过了联盟章程。前军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拜达拉科夫成为执委会领导人。

1931年5月，《俄国与斯拉夫民族报》编辑彼得·伯恩加尔多维奇·司徒卢威同意在该报上为新组织的领导人提供讲坛。司徒卢威在革命前与列宁的党进行过斗争，在革命后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

1941年，德国人在占领南斯拉夫后逮捕了他，后来考虑到他的反共功绩又把他放了。然而，司徒卢威与欧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样，痛恨国家社会主义比痛恨共产主义强烈得多。在战争期间他站在俄国一边反对纳粹德国。

年轻侨民在1931年12月举行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新的组织名称--新一代全国联盟。到1936年它又改称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新劳盟）。这个一直存在到今天的侨民组织以这个名称载人了史册。

新劳盟成员（侨民当时称他们为利益一致论者）于1932年创办了《为了俄国》报。

加人联盟的是表示要与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年轻人。从1935年起，新劳盟开始积极出版宣传材料，并试图把它们弄到苏联去。

但是，要想进入苏联，联盟的成员们需要钱、身份证和越境帮助。波兰情报机关表示愿意向他们提供这种帮助。关于俄罗斯爱国者是否有权与外国情报机关合作和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新劳盟正式宣布，联盟成员从未搞过间谍活动。

我曾向一位侨民的儿子、前新劳盟领导成员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米勒详细询问过这方面的情况。

“新劳盟的成员潜入过苏联，”米勒对我说，“但不是为了搞恐怖活动，而是为了弄清楚国内发生的事情，为地下工作创建立脚点”。

“谁把他们弄到了苏联？”

“波兰总参谋部俄罗斯处处长雷沙尔德·弗拉加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波兰情报机关要求拿什么做交换？”

“波兰军人当然对反对莫斯科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工作都感兴趣。我们没向他们提供侦察情报或军事情报，只提供了政治情报。”

“苏联一向为自己的边防工作感到自豪。难道您的人找到了通道？”

“有几组人牺牲在了边界上。另外一些小组越境后在国内被抓住了。但还是有人胜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国逗留后又顺利返回……”

一些历史学家写道，没有关于新劳盟战前从事反对苏联的地下活动的可靠信息。有些人确实被派到苏联来了，但是很难得到他们在苏联做了些什么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苏联反间谍机关是不是从他们越境时起就在监视他们呢？

苏联情报机关驻欧洲各情报站密切注视新劳盟积极分子的行动，研究该联盟的纲领，把联盟领导人的所有重要讲话送往莫斯科。

新劳盟不参加侨民当时经常举行的把俄国改造成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辩论，认为这种争论为时过早，首先应该推翻共产党人。

年轻的侨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联邦制和各民族脱离俄国的权利。他们也不喜欢存在各种政党和民主。新劳盟宣布寻找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把联盟带上了国家社会主义之路。

历史学家罗伯特·约翰逊在《新麦加，新巴比伦，巴黎和俄国侨民，1920-1945》一书中写道：

“利益一致论者运动是弗兰格尔军队中长着一副大力士身材的哥萨克军官拜达拉科夫在30年代初于贝尔格莱德创立的。他对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作出了热情的反应。希特勒的反斯拉夫意向并未使他感到不安，他还赞同纳粹分子的反犹太人运动。

“利益一致论者决定在爆发战争时从内部打击苏联……对阿道夫·希特勒显而易见的赞赏态度表明，利益一致论者有亲法西斯倾向。”

与在哈尔滨定居的那些直截了当称自己为法西斯分子的俄国侨民不同，新劳盟成员不是百分之百的纳粹分子。不过他们看到，在共产主义和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拉脱维亚获胜的法西斯运动的猛攻下，民主制度退缩了。

新劳盟执委会秘书长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写道：“提出为国家利益服务思想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拯救因事故而倾覆的航船。我们在接近劳动利益一致论思想的法西斯主义中看到了这场奋斗的可行性和成功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历史学家凯瑟琳·安德烈耶娃写道：

“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无疑使新劳盟产生了强烈印象。30年代的经验使新劳盟成员确信，民主国家是软弱的，它没有能力维护人们的经济和政治需求。

“民主国家对侨民社区更加不客气。作为外国人，侨民会首先遭遇政治或经济问题，为了给本国公民一份工作往往会解雇侨民。

“法西斯主义在其存在的初期好像是恢复民族自豪感和顺利解决欧洲国家许多问题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欧洲青年在20-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的现象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另一部分青年同样痴迷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个词许多人当时听起来像是美妙的音乐。

新劳盟机关报《为了祖国》1939年的一期刊登了在满洲国俄国侨民中开展活动的俄国法西斯联盟的致敬信：

战友们：

俄国法西斯第4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了。它汇集了来自满洲帝国各地、日本、中国和故乡的代表，它代表着俄国法西斯联盟在世界各国的组织。代表大会责成我向《为了祖国》这份优秀的和观点鲜明的新俄罗斯民族主义机关报致敬。

除俄国法西斯主义者外，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的代表--新劳盟驻俄国法西斯联盟特命全权代表K·M·阿列克谢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代表大会。本届代表大会又一次加强了我们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纲领和策略上的一致性。代表大会一致作出了继续加强这种一致性的决定。

代表大会表示相信，俄国法西斯联盟和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能够与俄罗斯民族阵线各组织一起在民族革命的道路上组建一支统一的俄罗斯力量。

代表大会主席

俄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

罗扎耶夫斯基

秘书阿尔谢尼耶夫

新劳盟机关报编辑部感谢“发来这封使我们有理由把俄国法西斯联盟视为战友和盟友的致敬信”。

单独刊登了俄国法西斯联盟给新劳盟领导人维克托·拜达拉科夫的致敬信：

最尊敬的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

俄国法西斯第4次代表大会万分荣幸地通过您向作为年轻的俄国民族革命力量和未来的国家建设力量的俄罗斯新一代全国劳动联盟致敬。

代表大会注意到新劳盟与俄国法西斯联盟的世界现是一致的，泣意到我们有同样的意识形态提法（俄国法西斯联盟的提法是上帝、民族、劳动，新劳盟的提法是唯心主义、民族主义、利益一致论），注意到我们的纲领相似（我们称统一的国家劳动组织为俄国社团制度），并且责成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人在未来的俄国民族革命道路上继续做使我们双方互相接近的工作。

恳请向贵联盟全体成员转达俄国法西斯主义者的问候。

光荣属于俄国！

代表大会主席

俄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

罗扎耶夫斯基

秘书阿尔谢尼耶夫

关于法西斯的话题是30年代新劳盟内部争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刊登在新劳盟机关报《为了祖国》上的一篇题为《法西斯主义与俄国的解放》的长文中说：

“‘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很流行。虽然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本质和政治本质尚未确定下来，可是一旦确定下来，许多人就会把拯救俄国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思想的力量是毫无疑义的。思想常常是行动的起因。法西斯思想在许多人看来正是那种旨在消灭共产主义的思想。”

1933年2月一期的《为了祖国》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领袖、民族革命的领袖、社会改革的宣传者阿道夫·希特勒” 掌权的短文，并且得意洋洋地附上一句话：“德国共产党人不会有好下场。”

该报第62期刊登了题为《新德国，当代利益一致论》的一篇长文。文章中写道：

“当代是在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进行创造性探索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社会主义的残暴行为威胁着最宝贵的东西--国家。需要别的解决办法。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敢于不畏艰难地寻找解决办法的人。

“希特勒在改造德国。他按照自己的计划着手干这件事。是什么让他掌握了权力？是慷慨激昂地呼吁对内为反对显而易见的腐败和堕落现象而斗争，对外为维护国家尊严而斗争。靠什么作斗争？靠解除国家敌人的武装和消灭它们。这些敌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不过，希特勒本人说：‘与一种思想作斗争只能是为了另一种更正确的和带着不小的狂热劲头宣布的思想。’他的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德意志民族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命运。应当使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应当保持它的纯洁性。因此才有种族主义和禁止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的法律。”

苏联情报机关注意到了侨民与德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尝试。

侨民作家伊万·卢卡什（他关于白俄运动的书目前已在俄罗斯重新出版）建议派白俄军队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将军去见希特勒，争取说服德国元首建立一支国际志愿军，以便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希特勒未经伊万·卢卡什的提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由欧洲不同民族的代表组成的党卫军志愿部队充当了这支志愿军。党卫军志愿部队招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但是不要俄罗斯人……

战前在新劳盟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叫“新生活” 的专栏，它常刊登有关墨索里尼的文章。下面是第55期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就》的文章的摘要：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劳动者做了些什么?

“它进行的各种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遏制所有者贪婪的本性，维护正常的和人道的所有制形式……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预防性社会措施制度使失业、疾病、养老等方面的保险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这项制度使41．5万人可以领到养老金……在纳入这项制度管辖范围的疗养院中，仅为肺病患者提供的床位就有1．5万个……根据这项制度，在全国总共建起了42个疗养院。遍布全国的这些大型疗养院往往像一座座小城，而且常常建在环境优美的疗养胜地。你们真应该参观一下它们的疗养设施。

“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妇幼保健制度在妇女分娩和子女生病时保证提供帮助，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牛奶……有70多万儿童接受过该制度所属机构的帮助。

“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意大利工人的工资比较低，但它只是名义工资。只有加上以上各项制度提供给劳动者的各种好处才可以确定工资的实际价值……千百万健康的和丰衣足食的人过着健康的人类生活……”

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杰出榜样学习很快就见了成果。

新劳盟二号人物、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党报上阐述联盟的纲领时谈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者超凡脱俗的理论”：

“一种新制度已经出现，并且要求自己具有新的形式。每个国家进行这种实验的方法都不同。墨索里尼给自己的村社制度配上了村社式议会。为取得成就把全民族动员起来的希特勒正在尝试让党成为永久性的党，把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新潮流在民间通常被统称为‘法西斯主义’。那些自由主义的、不坚定的和瞻前顾后的人看不到这种现代利益一致论所包含的本质上的东西，常常鄙视‘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谈论‘政党独裁’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还谈论恐怖和集中营。

“他们首先忘记了，饱受布尔什维克恐怖、凌辱和折磨的千百万受害者以及苏联集中营让人产生的绝望恐惧感，根本无法与特殊制度的措施相提并论，因为这些措施通常是用来对付那些亲自为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准备监狱和刑场的人。

“既不接受滋生出掠夺性资本主义和使国家瓦解的无政府自由主义，也不接受把人的个性一笔勾销的社会主义的人，才属于法西斯主义阵营，因为完全没有另外一条路……”

新劳盟分子既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代议制民主，也不接受资本主义。他们选择了法西斯主义。

甚至在纳粹分子掌权后他们几乎马上就被迫关闭了新劳盟驻德国分部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拒绝法西斯主义。他们仍然希望希特勒把他们看成“自己人”。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派驻国外的阿纳斯塔西都主教给希特勒发去了一封致敬信。阿纳斯塔西称希特勒为“下凡的上帝……全俄国都为之祈祷的使人摆脱布尔什维主义的未来救星……为您祈祷的声音将会响彻所有的东正教教堂，因为不光德国人民热爱您和忠于至高无上的元首。渴望和平与公正的各国人民中的优秀分子都把您看作在全世界为和平和真理而斗争的领袖”。

许多年轻的侨民作出拥护希特勒的选择还是在德国进攻俄国之前。战争爆发后，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有关侨民的情报以这种形式送达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手中：

“绝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总局

国外处

特别报告呈送1．亚戈达同志2．阿格拉诺夫同志3．普罗科菲耶夫同志4．加伊同志5．莫尔恰诺夫同志6．米罗诺夫同志7．保克尔同志8．弗里诺夫斯基同志9．各行动处处长

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获悉，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主席米勒将军在与他的副手克德罗夫海军上将交谈时说，他在与一位德国记者见面时指出，德国可以通过迅速果断地打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战胜它所僧恨的共产主义。

如果德国选择这条斗争道路，那么所有侨民都会站在德国一边。不仅如此，假如德国出钱，侨民会提供必要的人力……

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目前会十分关注德国，因为这是惟一宣布要与共产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家。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副处长”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还将长期开展有关新劳盟的工作。

解职并逮捕

1936年9月25日，正在休假的斯大林从索契给政治局委员们发来一封电报。与他一起在电报上签字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电报中写道：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事情。亚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所有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多数州代表都这样讲。”

斯大林为什么下令撤掉亚戈达？这与他经常更换整个领导班子的原因是一样的：他雇用人来完成某项任务，然后提出新任务，挑选新人。他的红人换得很快。当时他非常喜欢总能出色完成任务的和勤快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亚戈达在国家安全机关呆得时间太长了，失掉了领悟能力，自满自足起来，看不到周围有多少敌人。新人在这个职位上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叶若夫施展起自己的本领来了……

1934-1935年在亚戈达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1936一1937年在叶若夫任职期间，被逮捕者已达150万人，而且其中一半人遭枪决。

真正的犯罪高潮开始了。

起初许多事情取决于地方党的领导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局局长的个性如何：有人工作上尽心竭力，有人则办事比较谨慎。当叶若夫取代了亚戈达后，有计划的杀人工作就开始了。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这个职位上最后一个可以与之达成协议，做些解释和救下无辜者的人。亚戈达很少承认自己的部门犯错误，而叶若夫则根本不可能承认错误。

叶若夫下令取缔了成立于1918年的政治红十字会（它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名称，如帮助政治流放犯和政治囚犯委员会，帮助政治犯协会）。

政治红十字会在亚戈达任职期间还存在着。它的领导人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妻子、革命前的社会革命党党员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佩什科娃（1876-1965）。

在佩什科娃位于库兹涅茨克街24号的接待室里总是排着长队。被捕者的亲属都跑到她这里来求助，因为再也没有人可找。同捷尔任斯基谈过话以后，她总能救些人。在与佩什科娃交谈时，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有时候甚至会同意对方的意见：是的，我们好像做了大量多余的事情。

政治红十字会的办事能力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下降了：人们不敢为被称作“人民公敌” 的犯人捐款。佩什科娃和她的助手们仅能够打听到被捕者关押在哪里和亲属可以做什么。

不过，亚戈达毕竟是高尔基的朋友，他很难拒绝会见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佩什科娃。佩什科娃有时候在见过亚戈达之后能使犯人减刑。亚戈达在某些场合曾承认佩什科娃做得对，并且说：“也许我们人抓得太多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认为，在前政治局委员和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后，亚戈达的命运就决定了。托姆斯基临死前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在信的末尾出人意料地附上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知道促使我在1928年5月走上右翼反对派道路的人是谁，请你亲自问我妻子，只有那时候她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

斯大林当时在南方休假。留下来主持工作的中央书记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和政治局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派殷勤和彬彬有礼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以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见托姆斯基的遗孀。

叶若夫回来后报告说，托姆斯基指的是亚戈达。亚戈达“在右派的三人领导小组中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定期向他们提供关于中央内部情况的材料，并且千方百计地让他们活跃起来”。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在这个部门的历史上这种说法非常多。亚戈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布哈林和雷科夫关系密切。

一心想干大事的叶若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内务人民委员都暴露出了许多缺点。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容忍这些缺点了……沾沾自喜、养尊处优和自吹自擂的情形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层日益严重。人们不是从托洛茨基案件中得出结论并批评自己的缺点，改正它们，而是只想着侦破案件后获得勋章。”

叶若夫报告说，完成了斯大林交给的工作，为作出新的判决组织重新审阅了所有近期涉案被捕者的名单。“需要枪决数量相当大的一批人。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做，应该彻底解决掉这些败类。”

1936年9月26日，亚戈达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取代了雷科夫（第二年他们就一起受审了）。3天后，亚戈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被调来当他的第一副手（普罗科菲耶夫也被枪决了）。暂时把阿格拉诺夫留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让他向叶若夫交接工作。

只有知道底细的人才清楚把亚戈达调到另一个人民委员部的用意。许多人以为是派他这个高水平的行政领导到另一个部门去整顿秩序，因为当时经常把领导人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

亚戈达本人显然已经明白什么在等着他。他了解斯大林惯用的手段。起初调动一个人担任另一个不太显要的职务，然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案卷中，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他的材料送到斯大林那里，接着政治局决定将其撤职，开除出党，并将此案转给检察院。亚戈达多次参与了这种游戏。现在轮到他当别人手中的筹码了。

1937年1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国家安全总委员亚戈达转入预备役。这是第二个信号。

1937年3月18日，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在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讲话时说，亚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真理报》4月3日报道说，“由于发现犯有刑事罪”，邮电人民委员亚戈达被解除职务，他的案件已移交侦查机关。第二天，4月4日，他被逮捕。

亚戈达的逮捕证是接替他职务的叶若夫签发的。

搜查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1937年4月8日我们，即下面署名的支队长乌利梅尔、国家安全大尉杰进特金、国家安全大尉布里尔、国家安全上尉别列佐夫斯基和国家安全上尉彼得罗夫，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3月28日和29日签发的第2、3、4号搜查证，于1937年3月28日至4月5日搜查了亨·格·亚戈达的住所、他在米柳京巷9号和克里姆林宫的储藏室、他在奥泽尔基的别墅、他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储藏室和办公室。

在搜查中发现：

1．苏联货币22997卢布59戈比，其中包括一个有6180卢布59戈比的存折；

2．各种葡萄酒1229瓶，其中多数是外国酒，产于1897年、1900年和1902年；

3．收藏淫秽照片3904张；

4．淫秽影片11部；

5．包括埃及和土耳其产的各种外国香烟11075支；

6．外国烟丝9盒；

7．各种男大衣21件，其中多数是外国货；

61．外国唱片399张；

62．未开封的外国新唱片4盒；

92．各种左轮手枪19支；

93．猎枪和小口径步枪12支；

94．军用步枪2支；

95．老式短剑10把；

96．军刀3把；

97．金表5块；

98．各种手表9块；

99．汽车1辆；

100．挎斗摩托车1辆；

101．自行车3辆；

102．收藏烟斗和烟嘴（象牙烟嘴）165个，其中大部分带有淫秽图案或造型；

103．一套稀有硬币收藏品；

104．外国黄色和白色金属硬币26枚；

105．人造橡胶性器官1个；

116．各种古董器1008件；

129．反革命书籍、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法西斯书籍542本；

130．大箱子和外国产的皮箱24个。”

亚戈达与30年代的驰名剧作家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基尔雄被关押在一个牢房里。基尔雄后来也被枪决。他写过好几部剧，它们曾在全国各地上演。其中最著名的是喜剧《神奇的合金》。

我爷爷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姆列钦与基尔雄是好朋友，写过关于他的戏剧的评论。苏共20大后为基尔雄恢复了名誉，出版了他的剧作集。我爷爷常常回忆起基尔雄，不过肯定料想不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周是如何过的。

狱方要求不幸的基尔雄必须报告前内务人民委员在牢房里说了什么。也许基尔雄曾经寄希望于得到宽大处理。不过，除极个别情况外，所有与亚戈达关在一起的人都遭到了摧残。他们都认识亚戈达，因为这位人民委员喜欢与搞创作的人交往。

基尔雄的报告保存了下来。

“国家安全少校茹尔边科同志：

亚戈达对我说：‘我知道，有人把您安排到我身边。我毫不怀疑，我将对您讲的或可能对您讲的话都将被报告上去。而您要对我说的话将会有人提示给您。不仅如此，派您来的那些人会在牢房门旁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本子上。’

因此他很少与我交谈，即使交谈也主要谈个人的事情。我责怪他说，是他自己请求把我弄到他这里来的。他说：‘我知道您会拒绝的。我只不过想向您详细打听一下伊达（亚戈达的妻子）。季莫莎（大家都这样称呼高尔基的儿媳--马克西姆·佩什科夫的妻子，据说亚戈达爱上过她）、孩子和亲属的情况，临死前见个熟人。’

亚戈达说：‘我在受审时可能会失声痛哭，这比我到时候什么都不承认还要坏。’有一天，他在半疯狂状态中说：‘如果迟早得死，那么最好在受审时说没杀过人，真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这种事。’接着他又添上一句：‘可是这意味着会把反革命分子聚拢在自己周围，这是不能容忍的。’

亚戈达常说，要是能在受审前死去就好了。这不是指自杀，而是指病死。亚戈达确信自己心理上不正常。他一天要哭很多次，经常说喘不上气来，想叫喊。他完全变得委靡不振，可耻地堕落了……”

一些不久前的部下向前人民委员提出了大量的指控--参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为德国搞间谍活动，组织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和自己以前的上司缅任斯基，谋害自己的继任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亚戈达在离任时似乎曾下令往人民委员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在室温下可蒸发的剧毒。

在审讯中亚戈达被迫玩起了他以前坐在审判桌后面时玩过的把戏。下面是他签了字的供词：

“我们的反革命组织于1931年走上了搞恐怖活动和组织富农起义的道路。当然，作为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完全赞成这种做法，因此我应对此负责……

“我还确认自己早些时候关于参与杀害基洛夫的供词。我事先从叶努基泽（阿韦利·萨夫罗诺维奇·叶努基泽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作者注）那里得知，杀害基洛夫的准备工作是根据阴谋活动中心的决定进行的。叶努基泽建议我不要阻挠这次恐怖行动的组织工作，我同意了。为此我把扎波罗热茨从列宁格勒叫来，指示他不要阻挠已准备就绪的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

“在杀害了基洛夫后，我曾企图扼杀对这个案件的调查。然而叶若夫在这件事上妨碍了我，他根据中央的委托对杀害基洛夫案件的调查工作进行了毫不松懈的监督。

“我证实，卡拉汉（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汉是副外交人民委员--作者注）了解他受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委托与德国法西斯分子进行的谈判的内容。我还知道，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已经同意并且承诺在该集团掌权后向德国割让领土……

“应当补充一点，根据叶努基泽向我转达的集团中央的决定，由我安排了高尔基的加速死亡，也就是通过显然错误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将其杀害。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高尔基以积极拥护中央的政策著称，并且是斯大林的好朋友……

“我没有任何意见和要求。

“笔录我已看过，记录无误。

亨·亚戈达”

直至今天仍然有人推测确实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弄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某些研究人员对此深信不疑。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亚戈达杀死了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因为他爱上了佩什科夫的妻子季莫莎。与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事件一样，这些推测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根据。

对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审判于1938年3月开始进行。主审法官是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呜尔里希。公诉人是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

坐在被告席上的有前政治局委员、“党的宠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前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前内务人民委员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前中央书记、最后几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前外贸人民委员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利茨，国内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以及几位享有盛誉的医生。对医生提出的指控是，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下达的任务故意让自己著名的病人死亡，这些病人是缅任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

“医生杀手” 由亚戈达领导。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口才：“亚戈达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他的话说就是争取让人因病死亡……    让虚弱的机体染上某种病……别帮助病人，要帮助染病，用这种办法把病人送进坟墓。”

医生们供述了亚戈达把他们拉入其犯罪网的经过。

莱温说：“他送了我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让我拥有了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他吩咐海关，我从国外回来时可以不经检查就放行……我从国外带回了一些东西送给妻子和我几个儿子的妻子……他对我说：‘马克斯（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作者注）不仅是个毫无用处的人，而且还对其父亲施加不良影响……’他接着说：‘您知道哪个机关的领导人在和您谈话吗？我对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生活和工作负责，因此，既然需要除掉他的儿子，您就不应该对这个牺牲品心慈手软。’他还说：‘既然在这件事上如此信任您，您就应该珍惜这一点。您无法对任何人讲这件事。没有人会相信您的话。人们信任的不是您，而是我。”’

莱温“供认”，他杀害了缅任斯基和马克西姆·佩什科夫，在此之后亚戈达要求他再犯一次罪：“亚戈达说：‘这下好了，现在您犯了这些罪，您彻底落到我的手心里了，您应该去干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杀死高尔基……当新政权掌权的时候您将获得成果。”’

这是第一个“医生案件”。第二个案件是斯大林在晚年时搞的，但是没来得及结案，因为他死了。

对被告们提出的指控是，他们“组建了名为‘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阴谋集团，其目的是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损害苏联的军事实力，分裂苏联，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脱离苏联”。

被告们都心甘情愿地证实了指控。

布哈林说：“ 1934年夏天，拉杰克（卡尔·伯恩加尔多维奇·拉杰克是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作者注）对我说，托洛茨基已经答应德国人割让大片领土，其中包括乌克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曾经提到向日本割让领土。”

克列斯京斯基说：“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交谈中向我提起了几个他所依靠的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德曼（我在下一章再回过头来讲述这些苏联著名军事长官的命运--作者注）。接着他提出了必须加紧搞政变的问题……政变被安排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进行。”

罗森戈利茨说：“图哈切夫斯基说出了日期，他认为自己能够在5月15日之前实施这次政变……方案之一是，一批军人到他家集合，然后潜入克里姆林宫，占领克里姆林宫电话局并杀死领导人。”

克列斯京斯基说：“托洛茨基建议我……向德国国防军头目泽克特提出由他向托洛茨基提供经常性的现金资助……如果泽克特要求在间谍活动方面为他效劳，那么可以，而且也应该这样做。我向泽克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每年资助25万马克金币。泽克特同意了。”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负责人、深得亚戈达信任的前内务人民委员第一助理、国家安全少校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交待了不利于亚戈达的主要口供。据同事们说，布拉诺夫善于溜须拍马，他负责在高层领导人中分配被截获的走私物品和从被逮捕者那里没收的贵重物品。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说，亚戈达害怕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会查出他在组织杀害基洛夫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于是决定干掉叶若夫：

“当亚戈达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后，他就采取了直接往办公室、与办公室相连的几个房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可能的办公地点喷洒毒药的做法。

“他直接命令我准备好毒药，确切地说就是往汞里面对酸。我对化学和医学一窍不通，也许我会把这些东西的名称弄混，不过我记得，他提醒要小心硫酸，小心被烫伤，留神有气味等等。

“我完成了亚戈达交给的这个任务，制好了溶液。萨沃莱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作者注）当着我和亚戈达的面往叶若夫的办公室、与办公室相连的几个房间、走廊、地毯、窗帘上喷洒了毒药。

“我准备了一些装这种溶液的大瓶子，并把它们交给了萨沃莱年。他用喷雾器喷洒了这种溶液。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梨状物的大金属罐。这个外国产的喷雾器曾放在亚戈达的储物间里。”

这个离奇的故事给现代人留下了强烈印象。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未能放过这个情节。在描写玛格丽特如何被迫迎接各种最令人厌恶的罪犯的《撒旦的大型舞会》一章里，在最后一批客人中出现了一个生面孔，他“非常害怕一个人揭露自己，因此得到了如何摆脱这个人的建议。于是他就吩咐依附于他的一个熟人往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了毒药”。

这个虚假的汞毒害事件直到前些年才被划上句号。总检察院于1988年查明：

“针对尼·伊·叶若夫的恐怖主义行动（汞毒害案）是他本人和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反间谍处处长尼古拉耶夫捏造的。

“在编造这个离奇的故事前，尼古拉耶夫向工农红军化学研究院院长阿维诺维茨基请教了可能发生汞中毒的条件，然后往叶若夫办公室的沙发皮面上涂上了汞，接着把沙发送去检验。

“可出人叶若夫办公室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萨沃莱年因经不住不断的殴打而‘承认’，他参与了用汞毒害叶若夫的行动。在逮捕萨沃莱年后，有人往他家门口扔了一个装汞的罐子。后来这个罐子被人发现，并作为物证归案。”

据布拉诺夫讲，亚戈达曾打算在政变后领导国家。

布拉诺夫说：“他对希特勒着了迷，说希特勒那本叫《我的奋斗》的书确实值得一读……他强调说，希特勒从一名士官成长为这样的人物……他说，布哈林在他手下将不会比戈培尔差……如果有这样一个戈培尔式的秘书和完全听命于他的中央，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国家。”

坐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的人和阅读了审判记录的全国人民都相信了这一点。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于1937年3月29日被逮捕，比亚戈达早5天，但他们被枪决是在同一天。

亚戈达只反驳了公诉人一次：“检察员武断地认为，已经证实我是个间谍。这是错误的。我不是间谍，过去也不是。”

前人民委员合乎逻辑地指出，如果他真的是间谍，那么“会有几十个国家关闭自己的情报站，因为它们没有必要在苏联维持一个目前已经彻底暴露的间谍网”。

亚戈达在结束发言时请求得到从宽处理：“大公无私的法官们！我曾是许多重大建设项目的领导者。我在此斗胆要求去那里工作，哪怕是干最繁重的工作。”

被告们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斯大林早在审判开始前就已决定了惩罚措施。

法庭于1938年3月13日判处亚戈达极刑。允许他写赦免请求书。

“被判处极刑的亨·格·亚戈达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请求书

我对祖国犯下了大罪。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赎罪，我会死不瞑目。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请留我一条命。

亨·亚戈达1938年3月1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马上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在3月15日凌晨被枪决。与亚戈达一起被捕，后来遭枪决的有：他以前的副手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和格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一些重点处的处长--国外处处长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从事密码工作的）机要处处长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负责军队中反间谍工作的）特别处处长加伊，（打击运输业破坏活动的）运输处处长基什金和沙宁，（打击工业领域破坏活动的）经济处处长米罗诺夫，（打击敌对政党的）机密政情处处长莫尔恰诺夫，（负责保卫政治局、跟踪、逮捕和搜查工作的）行动处处长卡尔·维克托罗维奇·保克尔。

甚至连保卫总书记的保克尔也不再讨斯大林喜欢了，于是斯大林用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取代了他。弗拉西克战后成为了中将，但是也被捕了。不过没枪毙他，只是把他投入了监狱。

亚戈达的妻子起初被判处6年劳改，但在其丈夫被处决几个月后把她也枪毙了。失宠的人民委员的其他一些亲属也没逃过这个命运。

亚戈达的父母试图躲过人民公敌的一些亲属已经遭受的不可避免的镇压。他的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悔过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1905年我们的大儿子米哈伊尔16岁的时候在索尔莫沃的街垒旁被打死，我们的三儿子列夫19岁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因拒绝为专制制度而战被沙皇刽子手枪决。

“他们的亡灵和我们的生活都被亨·格·亚戈达可耻的罪行玷污了。党和国家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权力，可他却辜负了这一信任，成了人民的敌人，为此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亚戈达，许多年来一直积极向党提供帮助，早在1905年革命前我就这样做了，革命后也是如此（例如，我曾帮助过当时还年轻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地下印刷所就设在我下诺夫哥罗德的家里……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向您表示谴责我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的亨·格·亚戈达的罪行，我们同时认为必须对您说，他10年来在个人生活方面十分疏远自己的父母，因此我们不仅丝毫也无法同情他，而且无法为他承担责任，况且我们与他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何生存办法（因为得不到退休金）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自己现在已经不长的余生。

“我们请求让我们这两个有病的老人免受房屋管理部门和罗斯托卡区苏维埃的各种欺侮。它们已经开始挤占我们的住宅，并且显然正在准备其他一些对付我们的办法。”

当然，亚戈达的父母也被逮捕了。他们在监禁期间死亡。

《星火》周刊1991年发表了曾与前人民委员亚戈达的父亲一起坐牢的某个人写的一封信：“老亚戈达的命运很悲惨……他一周后就不在人世了……虽然亨里希·亚戈达让我被监禁和流放了17年，但是我并不仇视他的父亲和子女。我们大家都是斯大林制度的牺牲品……”

第四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我有幸与一个了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并曾多次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进餐的人谈了话。这个人就是著名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他进过劳改营，活了下来。他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的女婿。莫斯克温30年代末开始在中央管理党的所有领导干部，并且让叶若夫当了自己的副手。

以下就是列夫·拉兹贡对我讲的关于莫斯克温和叶若夫的情况：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在列宁格勒工作，但是瞧不起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称他为懦夫。莫斯克温是列宁格勒坚决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一下子就成了斯大林的红人儿，被斯大林调到了莫斯科。不过，他未能与斯大林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不是同一种人。莫斯克温是个过于严肃刻板的人，仍保持着党在革命前的那种质朴作风。

“莫斯克温家以好客著称。他的妻子索菲妞·亚历山德罗夫娜·博基是个非常善良和真诚而慷慨的女人，享有慷慨好客的主妇的美名。

“莫斯克温中午回家吃饭，并且常把叶若夫带来。他对叶若夫很好。

“我喜欢叶若夫。他个子很小，像所有个子矮小的人一样，令人产生同情心，甚至温情。他非常文静，装束一成不变，总是身着领扣在侧面的蓝色缎纹竖领衬衫和褶子相当多的一套衣服。他特别不爱说话，长得瘦瘦的，因此索菲妞·亚历山德罗夫娜很照顾他，特别地为他操心。她管时若夫叫小麻雀：‘小麻雀，您得多吃一点！’

“小麻雀静静地啄食，一声不吭……”

有一天拉兹贡问莫斯克温：“叶若夫竟然是这么好的一个工作人员吗？您非常器重他。”

莫斯克温想了一下，然后答道：“叶若夫大概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出色的工作人员。”．

可是要知道，他认识的人非常多。

莫斯克温说：“这是个难得的人。我的意思是，给他下达指示后可以不用检查，他会把一切都做好。他只有一个缺点，因此还是要检查他。”

“这么说，他有的事可能会做得不好？”

“不，他一切都会按要求去做。但是，他永远不会停下来。任何事情都有某种限度，到时候就要停下来。叶若夫任何时候都停不下来……”

列夫·拉兹贡回忆说：“莫斯克温和他的妻子索菲班亚历山德罗夫娜都被捕了。

当我们还享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问讯处所在地库兹涅茨克街24号打听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消息。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他被送到边远地区劳改10年，不得通信。’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这就意味着枪决。当时以为确实为不能关在普通劳改营里的干部们建了专门的劳改营。我们那时还什么都不懂……”

莫斯克温于1937年被枪决。至于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命运，拉兹贡确信她死在了莫尔多维亚或波季马，即那些关押人民公敌的妻子和家庭成员的劳改营里……

许多年以后，卢比扬卡监狱让列夫·拉兹贡查阅了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案卷。他看到了逮捕她的决定。这其实是莫斯克温的逮捕证。逮捕证上有检察长维辛斯基平常的批示用语“同意”，还有叶若夫的批示：“执行逮捕”。人民委员签发了逮捕证，接着突然又添上了一行字：“他的妻子也要逮捕”。

所有的侦讯案卷一般都是由2-3份审讯记录构成的。第一份记录通常是满篇的惊叹号和愤怒的言语，诸如“您说的是什么呀！从来没有过的事！”等等。过2-3个月后又会有份审讯记录，被捕者在这份记录上会无条件地招认一切，什么样的荒唐事都会承认。

拉兹贡在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案卷中找到了两份审讯记录。她在第一份记录中招认，作为莫斯克温的妻子，她了解他的一切罪行。这是审讯人民公敌的家庭成员时常见的记录。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她突然在审讯中承认，曾企图毒死叶若夫……这个任务是从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间谍那里得到的……

与未经审判就被枪决的许多人不同，军事法庭审判了她。留下来的一份简短记录表明，她承认了一切罪过，并请求宽恕。根据12月1日颁布的法律判了她极刑，接着就执行了判决。

苏共20大后她得到了平反。曾经审讯过她的一位侦查员提供了有关情况。他写道，她是作为叛国者的家庭成员被捕的。可是，叶若夫把几位侦查员叫去并命令说：“你们要从她嘴里弄到她想毒死我的口供。”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是作为家庭成员死在了莫尔多维亚的劳改营里（如果她身体不好，就会死在那里），而是被推上这个军事法庭，并且马上被枪决了。

列夫·拉兹贡弄不明白，为什么叶若夫决定枪杀一个对他那么好的妇女。这也是这个奇怪而可怕的人的秘密之-……

通向克里姆林宫的漫长道路

彼得堡的作者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布留哈诺夫和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绍什科夫写了一本非常详尽的叶若夫传记，不过在他的人生史上还是留下了污点。

未能准确地查明他的父母是谁。其实这也不那么重要。众所周知的是，未来的人民委员受教育的时间很短，只上过2-3年学，因此文化水平不高，没什么学问，但是字写得却非常漂亮。

叶若夫在履历表上写道，曾在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作。当年这听起来很光荣，然而这件事没有证据。他曾经当了几年兵，可是显然没上过前线。

有人在他飞黄腾达的年代写道，他曾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可种种迹象表明，此事亦属子虚乌有。不过，他还是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5月5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他在一个培训军队无线电报务员和机电机械师的基地任政治委员，而且这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下令任命的。他成了上级委任的干部中的一员。

基地位于喀山，因此叶若夫同时担任了鞑靼州党委宣传鼓动处副处长。

当年他与安冬宁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季托娃这个有学识的女子结了婚。季托娃不仅读完了中学，而且考入了喀山大学。她来到莫斯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化学工作者工会文化处主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紧随其后来到了首都。中央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党员，半年后，即1922年2月，中央组织局派他到马里自治州当州委书记。

一些历史学家徒然地试图弄明白，谁是叶若夫的靠山，谁让他成了党的高层人物，谁让他担任了党内高级职务。当然，关系和交情在升迁方面起着很大作用，但是在那个年代党的干部明显不足，缺少做书记工作的有初级文化水平的人，每一个精明能干的人都很需要，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着夫就是个精明能干的工作者。

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教授认为，叶若夫的特点是天资聪颖，有工农实践中积累的智慧，有政治嗅觉，善于把握方向。到后来则无限忠于斯大林，不是装出来的忠诚，而是发自内心的忠诚！

1922年3月，叶若夫同妻子一起去了克拉斯诺科克沙伊斯克，这个地方现在叫约什卡尔奥拉。叶若夫的妻子出任州委党史处的领导。她显然还在州里的一份杂志上替丈夫写了几篇文章。不过，叶若夫在克拉斯诺科克沙伊斯克没把工作干好。他举止粗鲁，傲慢，与当地工作人员争吵不休。到秋天中央就把他调回去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的确，下一次任命他等了相当长的时间。1923年3月，推荐他担任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党委书记。叶若夫在那里也没能顺利开展工作。他又被调到奥伦堡降职使用--担任州委的一个处长，后来还是当上了克孜勒奥尔达边疆区委书记。克孜勒奥尔达这个城市当时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首都。显而易见，叶若夫具有组织者的天赋。

1927年夏天他被召到莫斯科，中央组织分配处处长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给了他指导员一职。中央机关里的这个最低的职位成了叶若夫的跳板。叶若夫在老广场（党中央所在地--译者注）受到青睐。莫斯克温很快就提拔他当了自己的助手，后来让他当了副手。

这里开始给叶着夫安排各种职务--先是按朔州委书记，接着是负责干部工作的副农业人民委员。他是在1929年12月，也就是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生产资料运动前夕被派到农业人民委员部的。

那个时候叶着夫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他与安冬宁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季托娃离了婚（正是这一点救了她一命，谁也没动她），娶了一个在高加索认识的女人。这是这个女人的第三次婚姻。

1930年叶若夫被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当奥尔忠尼启则负责干部工作的副手。他已经有了善于做人的工作的名声。1930年11月，叶若夫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分配处处长，也就是说，他开始管理党的所有干部。这个最重要的处的处长直接受斯大林的领导。莫斯克温那个时候已被逐出党的领导机关。

一些回忆录说，叶若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很谦虚，显得像一个和蔼可亲和令人喜爱的人，工作作风很民主。他喜欢喝酒和散步，歌唱得不错，诗也写得好。布哈林认为他是“心地善良”的人。后来叶若夫被人称作“血腥的侏儒”。

曾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尤里·东布罗夫斯基写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说叶着夫的坏话。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温和的、有分寸的人”。

叶若夫在1933年被任命为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他在门大上当选为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2月1日当选为中央书记。他后来取代卡冈诺维奇当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除斯大林外，总共只有3位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日丹诺夫、主要抓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和实际上管理党的各项事务的叶若夫。斯大林召见叶若夫的次数比召见党的其他领导成员的次数多，并且信任他，知道他可靠而且在任务面前从不推辞。斯大林同样经常接见的人只有国家的二号人物、政府首脑莫洛托夫。

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适度地介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斯大林做事谨慎，不喜欢直接向各安全机关下达令人生疑的任务，而是比较喜欢通过某个人转达这些任务。在他的晚年这个人是贝利亚，在30年代中期叶着夫扮演这个角色，他向肃反工作者布置该做什么，怎么样去做。

叶若夫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时，斯大林对他的勤勉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们的父亲的英明决定”

在正确地领会了斯大林9月25日从索契发来的电报的含义后，1936年9月26日在莫斯科作出了一个决定。叶若夫保留了自己所有的党内职务，仍担任中央书记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但是政治局责成他“把自己90％的时间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在写给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说：“对叶若夫的任命是我们近来的主要新闻。我们的父亲这个引人注目的英明决定真是瓜熟蒂落，并且在党内和国内赢得了良好的反应。叶若夫肯定会干得不错。”

卡冈诺维奇在下一封信中写道：“我还可以讲，叶若夫同志干得真不错！他像斯大林那样坚定地干起工作来了。”

1936年9月26日又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对叶若夫来说并不是提升。他的党内职务比这高得多。政治决定都是在中央作出的，人民委员只不过是地位高的执行者。斯大林选择叶若夫作为这样一个超级勤奋的执行者。他是局外人，与谁都没什么关系，也不欠谁的人情。在斯大林看来，他能够并且应该在工作上比完全同国家安全机关成为一体的亚戈达积极一千倍。

斯大林在党中央机关一直在给自己物色一位比较聪明的助手，后来选中了任党的领导干部处处长的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

1937年2月23日，臭名昭著的联共（布）中央2月至3月全会在莫斯科开始举行。

叶若夫用令人不安的腔调说：“几个月来我不记得有哪个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或经济部门负责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叶若夫同志，我怀疑某个人，情况有点不正常，请调查一下这个人。’这样的事情没有过。而常有的情况是，当提出要逮捕某个破坏分子或托洛茨基分子时，一些同志就试图保护这些人。”

斯大林作了题为《关于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肃清托洛茨基主义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措施》的报告。他称托洛茨基分子是“一群执行外国情报机关下达的任务的毫无廉耻和不择手段的危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凶手”。

斯大林总结出了恐怖活动的思想基础：“我们前进得越多，取得的成绩越多，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就会越凶恶，越迅速地采取激烈的斗争形式，越变本加厉地祸害国家，越起劲儿地采取最冒险的斗争手段，以作为‘注定要失败的人’的最后一搏。”

全会决议中说：“要继续进行并圆满结束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特别是国家安全总局机关的改组工作，使它们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机关，能够保证完成党和苏维埃政府交给它们的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任务。”

根据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的回忆，叶若夫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召集到一起后说：“你们别看我个子矮，可是我有一双斯大林式的强有力的手，”说话间他向前伸出双手，好像是展示给在座的人看，“我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来铲除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

他威胁性地握紧了双拳，然后一边用怀疑的眼光扫视在座各位的脸，一边说：“我们首先应该肃清我们机关中的敌对分子。根据我掌握的情况，这些人在阻挠打击人民公敌的斗争……”

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后，他用威胁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我警告，不管级别有多高，谁敢阻挠打击人民公敌这项工作，我就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

1937年3月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猛烈抨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指出了侦查工作和情报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叶着夫开始了对国家安全机关的大规模清洗。他把大量新人调人国家安全机关。这些人的工作热情丝毫不逊色于人民委员。

叶若夫从国家安全机关清除掉了5000人，又召进来这么多人。据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说，国家安全机关总共才有25000名工作人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占1％，70％多的人只受过初等教育。

1936年7月，还是在亚戈达当头儿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处规定“只有在工农红军服过兵役并受过7年以上教育的联共（布）党员或候补党员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才可以被召入国家安全总局机关工作”。战后在卢比扬卡监狱才有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工作人员。

叶若夫在193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现在有一种秘密进行的反革命地下活动。国家处在新的内战边缘，只有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英明领导下的国家安全机关能够防止发生内战。”

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各州委和边疆区委6月初收到了中央发来的一份斯大林签字的电报。电报中说，流放期满后回到家乡的富农“是各种反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主谋”。中央建议将所有过去的富农登记在册，以便“通过三人领导小组以行政办案的方式立即将他们当中最具有敌意的人逮捕和枪决”。建议做好驱逐其他富农的准备。为进行这项工作，中央要求在各州成立由党委书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局长和检察长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

这是一场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开始。叶若夫那段时间出入斯大林办公室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都多。

所有党的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院都在1937年7月收到了由斯大林、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签署的《关于清除敌对阶级的残余分子--过去的富农、反苏积极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行动的搞法与规模》这一指示。

后来叶若夫签发了关于在1937年8月5日开始行动的第00447号命令。这个行动应进行4个月。各边疆区和州都领到了具体任务--应该逮捕多少人。被捕者被分成了两类。第一类人马上就被枪决了，第二类人被判刑8-10年。

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给全国各地的检察长发去了一封密码电报：

“请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看一下叶若夫1937年7月30日签发的第00447号行动命令……不需要遵守诉讼程序的规定，逮捕行动无需事先批准。”

按计划在全国要枪决差不多7.6万人，要将大约20万人送进劳改营。清除令在地方上引发了空前的热情--州一级的领导人纷纷请求中央允许他们多枪决一些人，多关押一些人。斯大林亲自批准了增加第一类人的限额。他没有拒绝任何人的请求。

除此之外，还列出了应受军事法庭审判的身居要职的“人民公敌” 的名单。判决事先就宣布了：枪决。叶若夫把这些枪决名单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批准。共发现了383份这样的名单。斯大林每次都要求所有政治局委员必须在这些枪决名单上签字。他知道连环保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弄得谁也不干净。

叶若夫在巴月15日签发了新的第00486号命令。这个命令意味着一个逮捕行动开始了，逮捕对象是“被军事法庭按一类和二类标准定罪的叛国者、托洛茨基右派组织成员和间谍破坏组织成员的妻子”。父母的悲惨命运也降临到了子女身上：年龄大一些的被送进劳改营，年龄小的被送进孤儿院。

斯大林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迫害遭惩罚者的家庭成员呢？这不仅仅是为了让全国更加恐惧。他不希望被捕者的妻子和儿女享有自由，向邻居和同事们诉苦，说她们的丈夫和父亲是无辜的。为什么要允许她们散布对斯大林的决定的正确性的怀疑呢？

我曾问莫洛托夫的外孙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尼科诺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就镇压和他本人在枪决名单上签字这件事懊悔过没有？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答道：“他们害怕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爆发新的内战。他们认为，必须消除内部攻击的威胁。害怕日益逼近苏联的战争是进行镇压的主要动力。他们认为，应该除掉所有令人怀疑的人。当镇压的机器发动起来之后，已经不可能审查每个人的罪行大小……”

斯大林自己害怕“第五纵队”，即内部的敌人，因此用这种危险来吓唬别人：“要想建成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大楼，得动用几万名工人。而要炸掉它，大概有几十个人就足够了。在战争期间要想赢得一场战斗的胜利，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而要在前线葬送这一胜利，有几个间谍在某个军部，甚至在某个师部偷走作战计划并把它转交给敌人就足够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认为，这种清除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战争前夕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根据调查表资料--按昔日敌人的卡片资料进行了清除行动。这是一种算总账的行为。国内战争、清党、逮捕反对派、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化--这一切触动了千百万人。全国很大一部分人都受了委屈。有人害怕他们。斯大林和他身边的人记得，他们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期间曾系于一发。他们想提前保障自己的安全。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在回忆录中转述了他与哈萨克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的亲戚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的一次谈话。

列坚斯说：“我这个人民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没有能力抵抗这场可怕的风暴。莫斯科一直在不断地施加压力，我觉得连我自己也会很快被关进监狱并枪毙。”

“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您为什么不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这个问题？”施赖德尔惊讶地问道，“您不是他的亲戚，他亲近的人吗？”

“难道你不明白，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提出这个问题等于是提出了一个关于他本人的问题。难道叶若夫能够不经他的批准就逮捕政治局委员吗？”

布特尔斯基监狱里的被捕者不敢与同牢房的人交谈，他们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怀疑别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或秘密情报员。

多数人都深信自己是被错抓的，相信只要斯大林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就会释放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要纸，以便马上写声明和申诉。

挽救某个人的努力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是《消息报》和《新世界》月刊的总编辑、作家协会主席，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可以直接去见斯大林。格龙斯基曾试图挽救于1937年2月被捕的天才诗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瓦西里耶夫。他后来说：“在他被捕后我甚至给叶若夫打了2-3次电话。我们吵翻了。我给斯大林打了电话，谈话很激烈，我们吵了起来。然后我去找了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我们大家都想救他，米高扬更是积极。然而，大家还是一无所获。这个才华横溢的、可能是马雅可夫斯基之后最杰出的诗人就这样死了。”

这些释放或赦免某人的请求大概令斯大林非常恼火。难道他的亲信们不明白应该这样做吗？难道他们不明白镇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苏联范围内的清洗行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确立极权主义吗？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所有的人，比如说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有案在身，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随时有可能被捕。提出“为什么恰恰逮捕他？” 的问题显然很蠢。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于1937年11月7日在日记中写道，节日游行后在伏罗希洛夫家吃午饭时斯大林说：“我们不仅要消灭所有的敌人，而且要消灭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的整个家族……”

莫洛托夫命令自己的助手不要把受惩罚者的信件列入收到的公文目录中。他认为不需要赦免什么人。对他而言，大规模镇压并不是个错误，这是国家需要的一种政策。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后来报告说，在叶若夫当权的两年间，军事审判庭“判处36514人枪决，判处5643人监禁，总共判决了42157人”。他们审理任何一个案件都不超过10-15分钟，否则他们也无法达到这种惊人的办事效率。

乌尔里希枪决的几乎都是熟人。他曾与这些人一起出席一般性会议和全会，一起过周末，一起在索斯内和巴尔维哈休假……

1937年因反革命罪逮捕了936750人，1938年逮捕了638590人。1937年枪决了353074人（即枪决了1／3以上的人）。1938年枪决了328618人（l／2的人被枪决）。

进劳改营和坐牢的人有130万。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机关在1937年仅因从事间谍活动一项指控就给9．3万人定了罪。国家当时有多少间谍啊！

内务人民委员部每个地方局的局长都根据自己的想象力行事。例如，新西伯利亚曾下令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俘虏的所有士兵和军官都作为德国间谍加以逮捕。

元帅是否想成为独裁者？

叶若夫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对红军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清洗是从枪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7名高级军事将领开始的。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曾与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保持密切关系，曾准备发动政变和推翻斯大林，打算成为独裁者。他们把审判元帅及其同志的材料当作真实的文件。对枪决图哈切夫斯基一事感到气愤的许多人也认为无风不起浪，觉得雄心勃勃的元帅肯定制定了某种政治计划。

这些怀疑和推测是否有切合实际的基础？在图哈切夫斯基被枪决之前很久，他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案卷中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现已解密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明，肃反工作者早在1930年就第一次提出了逮捕图哈列夫斯基的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又揭露了一个“阴谋”，这一次是在军事学院。从被捕者口中搞到的供词表明，图哈切夫斯基是主谋。提出的指控仍然是：阴谋家们准备杀害斯大林和夺取政权。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缅任斯基于1930年9月10日向在南方休假的斯大林报告：“一个一个地逮捕小集团成员有些冒险。办法可以有两个：或者立即逮捕小集团最积极的成员，或者等您回来，暂时先采取侦察措施，以免措手不及。我认为需要指出，现在所有的造反团伙都发展得很快，最近作出的决定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斯大林没有急于答复。他给奥尔忠尼启则写信说：“这么说来，图哈切夫斯基当了反苏分子的俘虏，同时也被右派的反苏材料彻底修饰了一番。从材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可能吗？既然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它当然就可能。”

这种反应令人吃惊。斯大林实际上承认，肃反工作者的材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捏造一个阴谋算不了什么……在1930年还需要图哈切夫斯基。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伏罗希洛夫在秋天的时候给图哈切夫斯基安排了一次与被捕者的对质，在这之后认定他是无罪的。

很典型的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并未因捏造案件而受到警告。为什么要责怪它呢？它是按规定的办法行事。国家安全机关要逼出指控所有人的口供，而斯大林来选择他此时此刻需要的东西。暂时不需要的东西迟早会派上用场……

斯大林了解图哈切夫斯基的真正价值。这位天才的军事首长当上了副国防人民委员，后来又成了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得到了元帅军衔，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然而，在1937年轮到了军人。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德国间谍，那么他肯定是德国情报机关的牺牲品。德国情报机关让肃反工作者得到了精心伪造的假文件，即所谓的红皮公文夹，而多疑的斯大林相信了这份文件……其实斯大林不是个轻信的人。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当然不是德国间谍，不过他是个亲德派，像当年红军的几乎全体高级指挥员那样崇拜德国军队。

当德国的坦克手和飞行员1941年夏天向红军发动猛烈攻击的时候，撤退中的苏联指挥员毫不怀疑，德国人用来与俄罗斯作战的武器正是俄罗斯人为他们制造的，1941年入侵俄罗斯的德国将军们是在我国接受的军事教育。

红军与德国国防军的第一个合作协定是1922年8月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剥夺了被击败的德国制造现代化武器的权利。政治局授权德国军队在苏维埃俄国领土上建造军事设施，试验武器装备和训练军人。作为报答，德国人慷慨地与红军分享了自己的军事成果。

红军在利佩茨克的一所飞行学校被关闭了，德国飞行员开始在那里学习。德国许多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在萨马拉州为德国人建了一所化学战学校，不过幸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在喀山为德国人建了一所坦克兵学校。该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是德国将军海因茨·古德林。他指挥一个坦克军团在1941年秋天攻到了莫斯科。

德国不少著名的军事长官在苏联学习过。10年之后这些人的名字已是如雷贯耳，他们是：法西斯德国军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陆军司令布劳希奇元帅，夺取了塞瓦斯托波尔和攻打了列宁格勒的曼施泰因元帅。

在那个年代苏联军事长官认真研究了德国的作战经验。取代托洛茨基担任海军人民委员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曾高度评价德军总参谋部。他写道：“直到最近，德国一直是具有最强的和严谨协调的武装力量组织体系的国家。”

苏联的军事长官很喜欢德国军队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主动进攻精神。历史学家们指出，红军指挥员对德国军队持一种尊敬的，甚至是带有羡慕色彩的赞赏态度。

甚至在1933年，在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组建了德国政府后，军事合作仍继续进行。

1933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在宴请德国客人的招待会上说：“把我们分开的是政治，而不是我们的情谊，不是红军对德国国防军的友好情谊。如果我们携起手来，那么你们和我们，德国和苏联，就能够迫使全世界接受自己的条件。”

斯大林喜欢这个说法。像列宁一样，他赞成与德国进行战略合作。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把在德国学习过的高级指挥官几乎都消灭了，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布柳赫尔。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在1941年未能得到运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在沙皇军队中服役到中尉军衔。在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过几个军和方面军，其中包括1920年对波兰作战时指挥西部方面军。

当1935年设立元帅军衔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与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远东特种集团军司令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工农红军骑兵监察员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和总参谋长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一起获了大大的元帅星。在头5位元帅中有3位被枪毙了，斯大林只留下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作为战略家，图哈切夫斯基高出自己的战友们一头。这位元帅虚荣心很重，他想成为最出色的头号人物，他渴望获得荣誉和胜利、军衔和军功章。有人称他是年轻的波拿巴。也许他把自己看成了苏维埃俄国的独裁者，因此斯大林的担心不无道理？

在红军领导层确实有两个圈子。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布琼尼、布柳赫尔这些老一代军事将领打算采取国内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法，用马刀和步枪去冲杀，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用坦克取代战马。

与他们相反，构成另一个圈子的图哈切夫斯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和基辅军区司令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一直关注着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他们主张采用新的作战装备、坦克和飞机，组建大规模的摩托化部队和空降兵部队。

不过，两派的争论不具有政治性，这是职业性的争论。

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就是在厨房发议论。他们说，伏罗希洛夫不适合当人民委员。他从来没有学过什么，而且还认为第一骑兵集团军的经验在未来的战争中足够用了。3年之后斯大林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在因指挥不当而失败的芬兰战争后，斯大林撤了自己的朋友人民委员一职。在卫国战争期间伏罗希洛夫连指挥方面军的能力也没学到手。斯大林任命他担任无足轻重的游击运动总司令，并且永久地疏远了他。

从现有的各种文件来看，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政治兴趣。他把自己的各种计划都与军队中的升迁联系在一起。他想当人民委员，没有想当国家元首。

那斯大林为什么决定除掉他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党的22大上致闭幕词时第一次提到了红皮公文夹。据他讲，在为进攻我国做准备期间，希特勒通过自己的情报机关巧妙地把一份伪造的文件交到了斯大林手中。这份文件说，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些红军高级指挥员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

图哈切夫斯基去过德国6次，这里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俘那一次。德国人手中有一些他签过字的文件。德国情报机关在为斯大林准备有伪造文件的红皮公文夹时好像利用过这些签字。

希特勒的情报机关领导人瓦尔特·舍伦贝格证实了这个说法。舍伦贝格引用了自己的上司、帝国安全总局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话。

据海德里希说，“1936年12月中旬，既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又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前沙皇将军斯科布林报告说，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批红军高级指挥官正在策划一个反对斯大林的阴谋，同时与德国军队总参谋部保持着经常性的接触。”

德国人决定“支持斯大林，而不支持留哈切夫斯基，并下令准备一份关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假材料，然后把它转交给莫斯科”。

这份材料是通过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贝奈斯博士转交的。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情报人员之一，瓦尔特·舍伦贝格说的话大家都认真对待。可是，他此时是用别人的话在讲述一件事。舍伦贝格提到的那份材料在德国和苏联的档案资料中都没有找到。白俄将军斯科布林也没有参与此事。

在叶利钦任职期间成立的总统平反委员会认真分析了“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在这个有许多卷的案卷中，没有一页提到1937年的调查掌握了来自德国总参谋部的“图哈切夫斯基的材料”这种极为重要的证据。

关于镇压机器需要证据的看法表明，它不了解斯大林的精神第一性论。对于大规模清洗军队而言，斯大林并不需要德国的公文夹。他有更充分的理由消灭军人。

军队无法逃避全社会已经遭受的命运。诗人费利克斯·丘耶夫所作的与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对前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见解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费利克斯·丘耶夫把别人觉得是犯罪的东西当作美德，因此他逐字逐句地记录了莫洛托夫的话，未加任何修饰。

莫洛托夫在40年之后仍继续说，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是个“非常危险的军人阴谋家，直到最后一刻才抓住他”。

莫洛托夫认为什么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罪行？“成立反苏集团。”

谈话录的作者插话说：“可是有人说他是德国间谍。”

如果存在那份指出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总参谋部有关系的材料，那么战前仅次于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二号人物莫洛托夫能不知道这份材料吗？莫洛托夫的记忆力非常好，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了解德国人的这份材料。他作了这样的回答：“这没有什么区别。图哈切夫斯基在1935年以前还有些害怕，行动比较迟缓，可是从1936年下半年起，也可能是从1936年年底起，他就加快了政变的准备，而且怎么也无法放手了。除了依靠德国人，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这种说法很像真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词“很像真的”。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想把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个不适合担任人民委员的人赶下台。斯大林为什么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大概他的考虑是，既然元帅和将军们现在准备撤换他任命的人民委员，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想撤换总书记本人。能否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信任他们呢？要知道，1937-1938年的整个清洗行动的目标就是消灭“可疑的” 人。

在这种情况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大批红军高级指挥员能保全自己吗？既然斯大林认定图哈切夫斯基在策划阴谋，那么侦查员的工作就是找到逼真的根据和从被告人口中掏出供词。

图哈切夫斯基确实毁在了情报机关手里。只不过不是德国情报机关，而是我们的情报机关。

拍得很不错的电视连续剧《“托拉斯”行动》使苏联情报机关的一次行动青史留名。其实这样的行动有很多。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苏联情报机关成立了一些虚构的地下组织，并以它们的名义引诱白俄侨民领导人回国，然后把他们枪毙。

在“托拉斯”行动中，肃反工作者积极地运用了假情报手段。他们首先向西方传送了关于红军的假情报。这个假情报是红军参谋部的军官和军事情报人员专门准备的。

副人民委员留哈切夫斯基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在他被捕后，有人指责他向敌人提供关于红军的情报。

不仅如此，为了使虚构的帝制派组织享有声望，肃反工作者对侨民说，图哈切夫斯基也加入了地下活动者的行列。后来肃反工作者们意识到，这样做太过分了，于是后来在“托拉斯”行动过程中没有再提他的名字，但这为时已晚。

西方记住了，年轻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着斯大林的军界反对派。西方报刊开始公开讨论这个话题，苏联情报机关将这一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从而加深了斯大林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是个对他构成危险的人这一看法……

每当看到关于施加影响的间谍的小说，关于外国情报机关的毒辣阴谋的小说，特别是关于外国情报机关似乎无所不能，甚至能够毁掉一个国家的描写时，我总是非常惊讶。

其实，任何一个外国情报机关都没有能力像我们本国的情报机关那样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图哈切夫斯基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

元帅被说成是德国间谍完全不是因为有某些文件存在。起初曾计划指控图哈切夫斯基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去过伦敦。也可以说他是日本间谍或波兰间谍，反正“很像真的”。

为什么没有一位红军指挥员进行反抗，甚至根本没有尝试逃生呢？他们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和迫害人的情况吗？他们手中其实有武器啊。

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这样写道：

“我认为，他们不是相信会有好的结局，他们确实以为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能求情，能把事情弄清楚……他们曾有所期待，他们对没有必要杀他们这个起码的逻辑抱有希望。

“军队首长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沉着和勇敢精神可能会在他们被捕后烟消云散。对此不应加以指责。”

在克里姆林宫左侧的尼科利街上有座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特别庭审于1937年5月11日在这里进行，审理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案件是在没有辩护和公诉，没有传唤证人的情况下审理的。军法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主持了案件的审理。为他提供帮助的有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一级集团军司令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工农红军参谋长伊万·潘菲洛维奇·别洛夫，二级集团军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一斯和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希林和斯大林骑兵师师长叶夫谢伊·伊万诺维奇·戈里亚切夫。

审判了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8名红军高级指挥员。所有人都被指控犯有叛国罪。6月11日判决将他们全部枪毙。

当天各报作了如下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了在工农红军内部活动的法西斯军事组织。加入该组织的有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一级集团军司令亚基尔、乌博列维奇，二级集团军司令科尔克，军长普里马科夫、普特纳、费尔德曼和艾德曼。

作出判决后的第二天，就在尼科利街那座楼房的地下室枪决了被判刑的人。

革命前这座楼房是一家纺织公司所在地，地下室里存放过成捆的布匹。有一条坡道从地下室通向地面，平常用抓勾沿着这条坡道把成捆的布匹拉上去，也沿着这条坡道往地下室卸货。当用抓勾往上拉被枪决者的尸体时，这条坡道又派上了用场。

作家列夫·拉兹贡也对我讲了这个情况。

我问：“为什么在地下室，而不在城外的某个对行刑队更方便的地方执行枪决？”

拉兹贡指出：“他们当时很方便，院子四面有围墙。尸体被扔到了卡车上，车上有帆布篷，别人看不到尸体。后来把尸体埋在离城很远的墓地里。再后来就拿布托沃公墓干这个用了--用挖掘机在那里挖沟，在那里埋了5万人……”

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尸体被运到霍登卡，扔进沟里，撒上一层生石灰，然后再用土把沟填平。图哈切夫斯基临刑前好像曾说：“你们不是向我们开枪，而是向红军开枪。”

此次审判的法官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师长戈里亚切夫自杀身亡，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死于1940年，布琼尼元帅活到了我们这个时期，其他人不久就被枪毙了。

叶若夫在7月份向斯大林呈上了一份有138名高级指挥员的名单，并建议把他们划入第一类人，即枪决他们。斯大林批准了这份名单。叶若夫在秋天又呈上了一份有292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也被批准了。

在战前年代里大规模杀害红军军官的做法在1941年夏天发生的灾难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曾有过。高级指挥员几乎全被杀害了，中层指挥员被杀了一半……

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36名旅政委中有34人被镇压，397名旅长中有221人被镇压，199名师长中有136人被镇压，28名军政委中有25人被镇压，67名军长中有60人被镇压，15名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2名一级舰队司令全部遇难，12名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遇难，4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2人被镇压，2名一级集团军政委全部遇难，5名苏联元帅中有3人被镇压。

1938年11月29日，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总结了1937-1938年在红军中开展的镇压运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清除了4万多人，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这是个可观的数字。不过，正因为我们如此无情地进行了镇压，我们现在才能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队伍是强有力的，工农红军现在有了自己最忠实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实际上军队中的镇压仍在继续进行。最后一批高级指挥员于1941年秋天被枪决，当时德国军队已经兵临莫斯科。斯大林宁愿消灭前线极缺的军官……他害怕自己人甚于害怕德国人？

历史学博士瓦季姆·扎哈罗维奇·罗戈温写道，起初伏罗希洛夫怜惜那些他了解的人，不同意逮捕他们。然而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人民委员就开始不加反对地在名单上签字，并下令逮捕某位军官。

伏罗希洛夫在笔记中写道，如果反对将某些指挥员开除军职或逮捕，“可能会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你在这里替他说话，可他真是个敌人，是个法西斯分子”。

红军的指挥员们首先向伏罗希洛夫求助。被捕的指挥员的亲属给他写信。有时候指挥员们本人从监狱和劳改营给他写信。其中一些人报告说受到刑讯，他们还提到一起共事的时光，请求帮助，请求把他们从灾难中救出来。

在自己的全部副手和许多高级指挥员被捕后，伏罗希洛夫意识到军队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失。他在笔记中写道：“军队在国内的威望动摇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方法、军队的整个指挥系统和我这个人民委员的工作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在芬兰战争期间斯大林把所有的失利都归罪于伏罗希洛夫。有一天我们去了斯大林离城很近的一处别墅，斯大林在气头上严厉批评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当时火气也很大，听了斯大林的批评后面红耳赤地对他说：‘这是你的过错。你把军事干部都消灭了’。”

后来伏罗希洛夫好像忘记了自己曾参与镇压。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卡冈诺维奇试图提醒大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关于采取刑讯办法的决定上签过字。伏罗希洛夫恼火地对他说：“我不仅从来没有在这种文件上签过字，而且我要说，假如有人建议我做这种事，我会鄙视他。我在沙皇监狱里挨过打，被逼过供，我怎么会在这种文件上签字？”

他忘了，因为他太想忘记此事了。过了许多年以后，他自己都不相信会参与这种事情。

赫鲁晓夫的女婿、著名记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道：“1958年或者是1959年的夏天，伏罗希洛夫来到了赫鲁晓夫正在那里休假的克里米亚别墅。他把手搭在赫鲁晓夫的肩上，把头凑过去，用一种忧伤的和请求的口气说：‘尼基塔，再也不要流血了……’。”

永久的志愿者

每一次国外行动都是件艰难和代价不菲的事情，但是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吝惜过钱财。女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及其丈夫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就与人民委员叶着夫下令进行的这样一次谋杀联系在一起。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在1922年追随丈夫离开了列宁当政的俄国，为了共度移民生活的苦日子。她在1939年又追随丈夫回到斯大林当政的俄国，为了去监狱给丈夫送东西。

谢尔盖和马林娜是少年时代相识并且马上相爱的。谢尔盖·埃夫龙是一个著名的左派女恐怖分子的儿子。他很小就感觉到了人们的疏远和社会的歧视，而且他再也没能摆脱这种感觉。他对周围的人来说永远是“外人”。他身边的“自己人”很少。

埃夫龙曾经回忆说：“早在7岁的时候他就曾把炸弹藏在裤子里。”他的母亲1910年在巴黎与自己的小儿子--谢尔盖的弟弟一起上吊自杀了。他能否料到31年以后自己钟爱的妻子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也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夫龙离开大学，随救护列车上了前线，后来进了军校。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加入了白俄军队，并在1920年被迫逃离俄国。

马林娜和谢尔盖在国内战争中失去了联系。茨韦塔耶娃一点也不知道丈夫的音讯。周围的人向她隐瞒了这样一个传闻：红军在克里米亚枪毙了白俄军官埃夫龙。

1920年在食品匾乏的莫斯科，马林娜的孩子们因身体虚弱面临死亡的威胁。不仅如此，大女儿阿里阿德娜还病得很重。马林娜把两个女儿送进了红军照管的孤儿院。为此她不得不写了一份说明，证明这两个孩子不是她的，而是难民的，她是在自己家发现她们的。

大女儿被护理好了，3岁的小女儿伊琳娜饿死了。马林娜后来对姐姐说：“我救不了两个孩子，因为没有东西给她们吃。我选择了身体比较强壮的大女儿，这样能帮她活下来。”

马林娜在1922年得知，谢尔盖·埃夫龙还活着。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上大学。她立刻决定去找他，费了很大劲儿才得到离境许可。在1922年的时候还允许离开苏维埃俄国。

1925年她们全家搬到了巴黎。她的诗作在法国大获成功。与此相反的是，埃夫龙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像他这样的一些移民开始觉得，反对俄国新政权是他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为祖国服务毕竟高于一切。

谢尔盖·埃夫龙加入了欧亚人的行列。欧亚人反对盲目模仿西方，主张俄国走一条特殊道路，即可以汇集能够从欧洲和亚洲得到的一切优秀东西的道路。

欧亚人分裂成了三派。由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姆公爵领导的其中一派承认布尔什维克革命，渴望返回俄国。公爵在伦敦大学教授俄国文学，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于1932年回到了俄国。1937年他被判定为“外国间谍”，后来死于斯大林的一个劳改营。

谢尔盖·埃夫龙在巴黎加入了返回祖国联盟。受苏联大使馆控制的这个联盟成立于1924年，1937年更名为苏维埃祖国之友联盟。有人认为，埃夫龙是在这里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搭上了关系。此外，还有人认为他参与了杀害企图在西方躲藏起来的苏联情报人员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行动。波列茨基用赖斯这个姓的时候更为著名。

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波列茨基又叫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还叫伊格纳季·赖斯，绰号是路德维希。他是最著名的叛逃者之一。

他从1920年起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工作。在叨年代初期成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其真名是萨穆伊尔·格尔舍维奇·京茨贝格）的副手。克里维茨基30年代中期领导了苏联军事情报机关设在西欧的一个大型秘密活动站。

伊格纳季·波列茨基在1937年夏天宣布前往西方。他与苏联常驻巴黎代表处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见了面，并交给她一包东西。纸包里面有一枚红旗勋章和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奇怪的是，波列茨基竟然随身带着勋章，因为情报人员不应该把正本文件和奖励随身带往国外。

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道：“我把自由还给了自己。我回过头来追随列宁，追随他的学说和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够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把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下解放出来。前进，去迎接争取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战斗！去迎接争取组建第四国际的新战斗！”

这封信现在让人觉得既可笑，又荒谬。在情报机关供职15年竟然未能使波列茨基丢掉革命浪漫主义。像瓦尔特·克里维茨基那样，波列茨基终生都是世界革命的战士，并且离开斯大林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认为托洛茨基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对于斯大林来说，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信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被驱逐出俄国并失去任何影响的列夫·托洛茨基仍然是斯大林的头号敌人。

波列茨基于1937年9月4日被杀害。虽然瑞士警方公布了自己认真调查的结果，但是关于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至今未能令人信服地查明。

波列茨基的遗孀埃尔扎写了一本回忆录。该回忆录1969年在伦敦出版，不久前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捷尔任斯基的秘密间谍》。

于1938年夏天逃往西方的前苏联政治情报机关驻西班牙间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列夫·费尔德宾）讲了杀害赖斯的这件事。他肯定地说，派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机动小组的工作人员去追杀伊格纳季·赖斯。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自己的副手被杀后一个月也决定逃往西方。他在自己那本名为《我曾是斯大林的间谍》的书中写道，肃反委员会的要员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施皮格尔格拉斯紧急抵达巴黎。他指挥了除掉赖斯的行动。

所有这些书的缺点在于，它们的作者在描写杀害波列斯基一事时用的都是别人的话，或者是进行推测，把推测当成不容争辩的真相。

瑞士警方在调查杀害波列茨基一案时查明了以下情况。

1937年9月4日凌晨，在洛桑至尚布兰德的公路旁发现一具40岁左右的无名男尸。5发子弹射入其头部，7发子弹打中身体。

警方迅速找到了驾驶室里有血迹的被丢弃的汽车，逮捕了租用这辆汽车的妇女。令警方惊讶的是，她在发生凶杀后并未企图躲藏起来。

这名妇女叫雷纳塔·施泰纳。她把这辆汽车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可是她弄不明白朋友们躲到哪里去了。警方认为施泰纳与“朋友们”是一伙的，并复原了杀害波列茨基的假想图。可是，除了雷纳塔·施泰纳外，警方未能抓到任何人。

有人认为，在纳粹分子掌权后逃离德国的德共党员格尔特鲁达·希尔德巴赫帮助了莫斯科的行动小组。希尔德巴赫是波列茨基的朋友。

警方得出的结论是，希尔德巴赫与波列茨基约定见面。他们去了郊外的一家饭店。用餐后出来散步，这时在荒凉的路上出现一辆汽车，从汽车中跳出来几个人。他们把波列茨基塞进汽车，在车里开枪打死了他，然后把尸体抛到路旁。

雷纳塔·施泰纳在审讯中还说出了谢尔盖·埃夫龙的名字。据她讲，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波列茨基谋杀案的瑞士历史学家彼得·胡贝尔在改革年代来到莫斯科寻找档案材料，并到我当时所在的《新时代》周刊编辑部找我。

他说，雷纳塔·施泰纳1934年在莫斯科呆过6个星期。她可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了。

施泰纳在审讯中说，埃夫龙参与了跟踪波列茨基。瑞士警方向法国同行求助，但此时谢尔盖·埃夫龙已经离开法国，因此未能审讯他。

不过，警方审讯了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她说，埃夫龙在波列茨基被杀后5个星期（而不像罪犯那样马上）去了西班牙，而准备行刺的那几周和行刺当天，他们一起呆在大西洋岸边。这是在提供丈夫当时不在现场的证词？

茨韦塔耶娃对警方说：“我个人不过问政治，但是我觉得，我丈夫与俄国现政权有关系。”

这表明，茨韦塔耶娃认为没必要隐瞒她的丈夫与苏联官方代表保持着公开的关系。如果埃夫龙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有可能作这样的表白吗？

茨韦塔耶娃在审讯中说：“我和丈夫在赖斯案这件事上除了表示气愤外没说过别的什么话，我们谴责任何暴力行为，不管它是什么人干的。”

很难想象，伟大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这个倘佯在崇高情感世界里的人会应付自如，撒谎，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袒护丈夫。也许马林娜根本不知道她丈夫在干什么事？这也很难想象。情报机关的历史表明，妻子总是知道丈夫在从事秘密工作。

一些历史学家用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杀害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说法其实令人非常怀疑。这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搞的政治谋杀案。不惜人力和物力的做法使莫斯科能够精心策划和组织这种事情。

需要做复杂准备工作的此类行动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这些行家来干。他们不是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这样的情报机关军官，而完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个局的军官。前面提到的1940年在墨西哥组织杀害列夫·托洛茨基的艾廷贡就在这个局供职。

埃夫龙在苏维埃俄国只活了两年。他于1939年10月10日在莫斯科与一批返回祖国的前移民一起被捕。根据刑法典第58条向他提出了公式化的指控。这个条款给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犯人定了罪：叛国，搞恐怖活动，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

起诉书中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的材料说，一批白俄侨民根据法国情报机关下达的任务从巴黎来到了莫斯科，他们的任务是进行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

“本案被告埃夫龙于1920年逃往国外，并在那里积极参加了白匪组织的反苏活动。

“埃夫龙在巴黎所谓的亲苏组织‘返回祖国联盟’中担任领导职务，得到以前持敌对态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对自己的格外信任，于是按照法国情报机关下达的任务把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秘密派往苏联。”

这样，在斯大林法庭的判决中也提到了埃夫龙与情报机关的合作！这么说是真的了？

这个见解的正确性多半与整个起诉书的正确性相当，而起诉书中只有被告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与事实相符。

审讯过埃夫龙的人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根据大量其他此类审判过程的经验可以推测，是埃夫龙本人对侦查人员讲了自己与苏联驻巴黎的官员有联系，天真地尝试让侦查人员相信对他提出的指控没有根据。可是侦查人员却满心欢喜地利用了这些话。

我在克格勃档案馆查阅了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间谍、同样是前白俄军官的彼得·科瓦利斯基的卷宗。他在不同的欧洲国家里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几年。

在1937年苏联大规模镇压的高潮中，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一城市的地方局逮捕。他在这座城市里一方面执行莫斯科情报机关的任务，同时又被指控为波兰从事间谍活动。

科瓦利斯基当然说了自己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但是文化水平很低的侦查员根本没想到向情报机关的同行核对一下，于是就在起诉书中写道：“显然，科瓦利斯基有一些涉嫌为波兰从事情报工作的行为。”

在斯大林时期缺少罪证根本不会妨碍作出死刑判决……

科瓦利斯基被枪毙了，可是中央情报机关在全苏联还找了他整整两年时间，为的是派他去国外执行新任务。

在侦查埃夫龙案件的同时，消灭对外情报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相邻的几间办公室里也接近了尾声。

“法国间谍”埃夫龙关于在巴黎与苏联人（他们当中有一半人为情报机关工作）接触的任何一句话大概都令侦查员们兴奋不已。埃夫龙的判决书中“以前持敌对态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 这行字不是用来加重埃夫龙的罪过，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员为镇压情报部门的同事做的铺垫。

为塑造“埃夫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这一形象出了力的还有因同一案件与他一起被捕的女儿阿里阿德娜。

1940年7月，阿里阿德娜被当作法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又给她加了刑，并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一年，开始为斯大林的受害者平反。阿里阿德娜·埃夫龙给苏联总检察长写了信，请求告诉她父亲的命运。当有人寻找埃夫龙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证据时，往往引用这封信：

“我的父亲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龙曾多年作为苏联情报机关的驻外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在法国从事情报工作。他于1939年在莫斯科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不了解。

“我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绝对诚实的人，我相信他是无辜的，请您，总检察长同志，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即他是否活着，按哪个法律条文给他定的罪，刑期多长。”

为了了解关于自己父亲的情况，她也利用了当时她觉得有说服力的理由：估计父亲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后来，当为父亲平反的麻烦事办完后，阿里阿德娜对朋友们坦言，实际上她对父亲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无所知……

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后，阿里阿德娜·埃夫龙遇到了一位了解她父母的妇女。这个人叫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亨金娜，是沙皇军队涅利多夫将军的女儿，以前当演员。她在1923年离开了苏维埃俄国，于1941年回国。

她曾在巴黎的返回祖国联盟领导戏剧爱好者小组。据她后来对莫斯科的熟人讲，她向苏联代表提供过特别的帮助。

阿里阿德娜因意外遇到一个能证明她的父亲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而高兴。她给军事总检察长助理写了一封信：

“伊丽莎白·亨金娜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清楚地记得施皮格尔格拉斯交给我父亲领导的小组的任务是怎样执行和由谁去执行的，这件事是由于谁的过错怎样失败的。她还记得其他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在重新审理我父亲的案件时可能会令人感兴趣……

“大约从1924年起，也许更早些，就了解我父亲的第二个人是藏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特赖尔。她也积极参加了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现在她在英国，亨金娜有她的地址……”

这封信中提到的名字让人觉得是埃夫龙参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有力证明。

毫无疑问，在战前被枪决的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高水平的和高效率的情报人员。他曾升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5处副处长。他用假名社切签字的工作报告保存在苏联著名间谍、前白俄将军尼古拉·斯科布林的人事卷宗里。我在克格勃档案馆有机会研究了这份卷宗。

由施皮格尔格拉斯签字的文件显示出他是个勇敢而坚定的情报人员，而且这些文件与他的同事们那些枯燥无味和不得要领的报告有很大差别。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领导了与俄罗斯侨民的斗争许多年，30年代中期在西欧，其中包括在法国，不合法地生活了很长时间。

谢尔盖·埃夫龙和伊丽莎白·亨金娜是否可能真的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

根据自己驻外大型秘密间谍机关领导人的身份，施皮格尔格拉斯只与斯科布林将军这样的最重要的间谍直接交往。这些间谍提供的是关于移民上层人物的计划这类一流情报。无论是埃夫龙，还是亨金娜，即使接受他们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说法，都不属于这种最重要的间谍。苏联情报机关在巴黎有一个庞大的机构。与低级间谍进行接触的同样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低级工作人员，而低级间谍光在移民中就有数十人。

施皮格尔格拉斯冒用别人的名字在国外生活。在巴黎知道他真名的只有苏联情报机关的几位用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干部。在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跑到西方并说出他的真名后，伊丽莎白·亨金娜和其他所有人才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因此出现在报刊上。而此时施皮格尔格拉斯已遭枪决。

阿里阿德娜的信中提到的薇拉·特赖尔也被认为参与了伊格纳季·波列茨基谋杀案。

薇拉是俄国大工业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奇科夫的女儿。古奇科夫曾任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在二月革命后的首届俄国政府中出任海军部长。

薇拉在1935年嫁给了格拉斯哥一位工业家的儿子罗伯特·特赖尔。罗伯特属于在共产主义思想中寻找幸福的那类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他于1934-1936年生活在莫斯科，在《莫斯科新闻》周报工作。这显然使人有理由认为，薇拉与肃反工作者有关系。不过，埃夫龙很了解薇拉并不是因为“共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是因为她的第一位丈夫是欧亚人彼得·苏夫钦斯基，埃夫龙与他一起出版过《路标》杂志……

我在保存在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的斯科布林将军的案卷中发现了一份与谢尔盖·埃夫龙有关的秘密文件。

有位苏联新闻记者曾请求克格勃允许他写写“出色的苏联情报人员谢尔盖·埃夫龙”。按照规定这封信被送到了克格勃新闻局。新闻局长将这一请求报告给了自己的上司--克格勃的一位副主席。这位副主席又把这一请求转达给了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一总局。

第一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在密信中向克格勃领导人报告说：“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的登记卡片中没有谢尔盖·埃夫龙这个人。”

这份文件仅供克格勃最高领导人看，对记者的答复用的是公式化的说法：“发表关于谢尔盖·埃夫龙的文章是不适当的。”

如此看来，谢尔盖·埃夫龙并不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骨干工作人员。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埃夫龙曾寻找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的机会。他在苏联大使馆被告知：“您在祖国面前犯下了大罪。在考虑回国之前，您应该先赎罪并得到宽怒。”

于是他尝试着赎罪和得到宽恕。详细打听移民的内部情况和某些移民的情绪让他觉得很自然，因为向他提问题的是苏联的官方代表。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的埃夫龙很晚才明白，内务人民委员部利用了他。

在纳粹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斯大林的法庭判处了“法国间谍”埃夫龙死刑。国家的命运系于一发，可是镇压机器仍继续运转。

1941年8月31日，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在严重的抑郁状态下于偏远的小城叶拉布加自缢身亡。她是从德国人迅速逼近的莫斯科撤退到这里来的。茨韦塔耶娃在叶拉布加住在以政治局委员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名字命名的一条街上。日丹诺夫因迫害作家而出了名。

马林娜不像埃夫龙那样迷恋苏维埃俄国，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会因荒谬的指控被捕，而自己要栖身在别人家里，身无分文，也没有工作、朋友和指望。

马林娜和谢尔盖的儿子格奥尔基·埃夫龙在19M年初应征人伍。由于他能写善画，因此被安排到司令部做文书工作。这是个活命的机会，然而他羞于在司令部里苟且偷安，于是请求上了前沿阵地。1944年7月他受了致命伤。

格奥尔基·埃夫龙像他父亲一样也成了志愿者。希望诚实和无私地为国效力是他们家庭特征中最重要的东西。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于1929年写了描述红军和白军在克里米亚交战的最后战况的长诗《横沟》。前白军军官、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龙是诗人灵感的主要来源。像她的其他许多诗作一样，这首长诗也是献给丈夫的。诗中提到“我亲爱的和永久的志愿者”。

我觉得，这几个字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埃夫龙这个人。谢尔盖·埃夫龙在他觉得是荣誉和公正的象征的旗帜下无私地进行了奋斗。他和他的妻子成了20世纪俄国历史上的悲剧事件的牺牲品。

老爷对叶热维奇卡的爱

著名医生和作家维克托·达维多维奇·托波良斯基写道，叶若夫是个瘦弱矮小的人，身高才160公分。身体发育迟缓并且保持着儿童的身材比例被称为婴儿型。内分泌腺功能紊乱可能是由先天性梅毒、结核病、父母嗜酒过度、颅脑外伤或幼年营养不足引起的。

托波良斯基博士提出如下问题：“他身体上的缺陷是否与某种传染病或给脸上留下一个小伤疤的颅骨外伤有关？是否与让他14岁就去工厂做工的父母贫困和嗜酒过度有关？是否与某种甲状腺病或垂体病有关？”

他写到了人民委员心理发展过程的迟延及其局限性很大的不成熟思维：“他的智力和情感停留在儿童的水平上，并且被由幻想产生的无知束缚住了……叶若夫罕见的暴虐狂也需要加以说明。自身有缺陷的感觉和进行补偿的强烈愿望使他产生了学坏了的和发育不足的孩子那种特别的残忍性。只要不受惩罚，这样的孩子会无休止地折磨比自己弱的任何生物。”

斯大林管人民委员叫叶热维奇卡（叶若夫的昵称--译者注）。叶若夫从不嫌弃粗活，这一点令斯大林很喜欢他。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密政情处的一位侦查员曾得意地对同事们说，有一天人民委员走进他的办公室，问接受侦讯的人招供了没有。当他说还没招供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挥起手朝那个人脸上啪的就是一巴掌，然后对他说：“就应该这样审讯他们！”

斯大林经常请叶若夫到自己那里去，跟他一起下象棋。然而，老爷的爱，特别是独裁者的爱，不会长。

1937年4月27日，叶若夫被授予国家安全总委员称号。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他的正面照片。1937年7月17日，叶若夫“因在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执行政府任务方面取得出色成绩”而荣获列宁勋章。

加里宁在7月27日向他授勋时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非常充分地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叶若夫接受勋章后说：“如果一个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中工作，那这意味着他是最忠实的布尔什维克，他无限忠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党和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志。”

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北高加索的小城苏利莫夫更名为叶若沃一切尔克斯克。叶若夫名扬全国。许多报刊都颂扬他，还有人为他写了诗：

谁比雪豹勇敢无畏，比雄鹰目光敏锐？

受全国爱戴的人，目光敏锐的叶若夫。

在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20周年的隆重会议上，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作了报告：

“要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就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那样……

“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段时间工作干得非常好……”

叶若夫此时处在官运的顶峰。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和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下属后备资源委员会副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叶若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以及一些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这些共和国包括鞑靼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和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

在叶若夫的案卷中有一些他保存的同志们的信件。其中有一封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便函：

“亲爱的叶若夫，你好！

一些关于你的消息不太好：不睡觉，不吃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要以朋友的身份对你说，如果你病倒，你会使自己、党和我们大家陷入窘境……

你的谢尔戈”

区委以上的党委人事工作都与肃反工作者合作进行。按规定党的机关要得到关于被任命工作人员的书面材料。未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不得任命高级职务。

1937年12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州局局长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当选为代表，他们的副手当选为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在叶若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少数民族共和国的人民委员和州局局长在国内都变成了主要人物。有人公开地为他们叫好。

施赖德尔回忆了他当时的上司、斯大林的连襟、1938年任哈萨克内务人民委员的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对他说过的话。据列坚斯讲，在别墅喝完酒后叶若夫毫无顾忌地对部下们说：“你们怕什么？要知道，一切权力都在我们手中。我们想处决谁就处决谁，想饶恕谁就饶恕谁。你们是局长，可是却闲呆着，还有点怕毫无用处的州委书记。应该会工作。你们其实明白，我们就是一切。从州委书记起，要让所有的人听你的话。你应该是州里最有威信的人……”

如果叶若夫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那肯定会有人马上把这些话报告给斯大林。这会使斯大林相信，内务人民委员既然讲这种话，那他就是个很不聪明的人。任何人，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也不能凌驾于党之上……

到1938年初，斯大林可能已经认为叶若夫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2月16日以叶若夫的名字命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指挥员进修学校。这对叶若夫大概是件愉快的事，然而礼物并不重--此次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不是城市，而只是他属下的一所专门学校。他在党内的升迁也停止了：叶若夫还是没能进入政治局，仍是候补委员。

叶若夫把自己《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活动》一书的手稿呈送给了斯大林，并附上了一个便条：“恳请您浏览一下呈上的书稿。这是我曾和您谈到过的关于‘季诺维也夫现象’的那本书的第一章。请给予指示。”

斯大林好像不喜欢叶若夫在写作上的奢望。他任命叶若夫当人民委员不是为了让他写书。没有他也会有人写书。显然，斯大林看到，叶若夫也已经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威望，总而言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个结论不能不导致对叶若夫来说非常不幸的后果。

叶若夫还想当《党的建设》杂志的主编。好像已经在编辑杂志的感觉使他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这一点也不会令斯大林喜欢。

叶若夫于1938年向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写了报告，建议将莫斯科更名为斯大林诺达尔。他想为主人效劳，想让主人高兴，但是没猜对主人的心思。斯大林不想这么做。他觉得这件事不会被人愉快地接受，因此对叶若夫发了脾气。有个忠实的和不知疲倦的执行者是件好事，但愚蠢的叶若夫开始让斯大林生气了。斯大林需要一个新人，一个同样残酷无情，但是更精明能干的人。

1938年1月21日，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在大剧院纪念列宁逝世14周年的隆重集会上讲了话。他说：“1937年将载入史册。在这一年我们的党给了形形色色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的党在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的斗争中变得强大了。取得这一成就是由于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为首的苏联情报机关得到了加强。”

而实际上，叶若夫已经失宠了。

1938年1月9日，中央作出了《关于错误地解雇因反革命罪被捕者的家属这一事实的决定》。

1938年1月14日，中央全会又作出了，个决定--《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共产党员党籍方面的错误、关于对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上诉书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态度的问题以及关于消除这些缺点的措施的决定》。接替叶若夫任党的干部处处长的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宣读了报告。全体发言者都呼吁“不要无充分理由就控告人，要把犯错误的人与破坏分子区分开”。这一切对明白人来讲意味着，人们对叶若夫的工作不满，叶若夫的时代行将结束，他将被当作带来一切不公正行为的人。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又开始了逮捕。这一次逮捕的是叶若夫提拔的人--他的副手们和业务处的处长们。

中央党的领导机关处的一批指导员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来加强干部队伍（后来在1952年也搞了这么一次）。斯大林不希望在肃反机关的权力更迭过程中发生意外。

8月份叶若夫有了新的第一副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对于格鲁吉亚中央第一书记来说，这项任命显然是降职了。如果贝利亚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取代叶若夫，这项任命才有意义。到10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已经由叶若夫和贝利亚两个人一起签发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甚至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面前叶若夫的权力也不比贝利亚大。

与此同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评增多了。1938年11月17日，党中央和政府作出了《关于逮捕、检察监督和侦查工作的决定》。决定中提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中的重大缺点和反常行为”：

“混入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机关的人民的敌人和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在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设法搞乱侦查工作和情报工作，蓄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了大规模没有根据的逮捕，同时使自己的同谋者，特别是隐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的同谋者，免遭揭露。”

这个决定指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习惯做需要耐心细致的和系统的情报工作，对简化了的办案方式发生了兴趣……侦查人员局限于从被告人那里得到自己有罪的供词，完全不关心用必要的文件资料来充实供词”。

该决定撤销了三人小组，要求只有经法院或检察长批准后才可进行逮捕。

这个决定通常被解释成停止大规模镇压的信号。实际上不是这样。在贝利亚时期镇压继续进行。不仅如此，决定还帮助在人民委员部内部找到了新的敌人。检察机关不间断地发放了逮捕证。而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特别会议工作得同三人小组一样有成效……不过，决定还为斯大林和政治局作了解脱，并且听起来像是对叶若夫作出的死刑判决。可以认为，叶若夫明白这一点。

审判与枪决

1938年4月8日，任命叶若夫兼任水运人民委员。亚戈达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斯大林在按照一种可靠的方式行事：为了准备逮捕并审判最主要的肃反工作者，先把他放到次要岗位上去。然而，又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因为同时把水运人民委员部也交给了卡冈诺维奇。

叶若夫的妻子叶夫根尼姬·所罗门诺夫娜于1938年10月29日被送进了莫斯科郊外的沃罗夫斯基疗养院。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虚弱抑郁症。

叶若夫的妻子也背上了黑锅。

几周的治疗对她没有帮助。她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鲁米那，于11月21日死亡。在顿河公墓安葬了她。叶若夫没有参加葬礼，他已经顾不上这个了。他最后的自由时光即将到头。

妻子在临死前写给丈夫的信中说：

“科柳申卡（尼古拉的爱称--译者注），恳求你，不仅仅是恳求，而且还坚决要求你审查我的一生和我整个人。一想到有人怀疑我搞两面派活动和犯下了某些无中生有的罪行，我就无法容忍……我在国家和党的面前没有任何过错。科柳申卡，为什么我就应该承受这种让人很难想象的痛苦？我成了一个败坏了名声和蒙受了耻辱的孤独的人，成了一具活的僵尸。有个念头使我很苦恼：‘为什么要活着？我应该用非人的煎熬去赎什么罪？’

“如果能够与这个珍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人（指斯大林--作者注）哪怕只交谈5分钟该多好啊。我看到，他非常关心你。我听说，他富有同情心地谈论过妇女。他会理解我。我相信，他不会错怪人，不会让人有灭顶之灾。”

而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叫来叶若夫，建议他与有可疑关系的妻子离婚。

后来侦查人员虚构了以下情况：

叶若夫的妻子于1926年被英国情报机关招募，后来该情报机关又招募了他。为了不让妻子出卖自己，叶若夫就把她毒死了。

叶夫根尼娅·叶若娃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举止轻浮，对文学艺术界的人士很感兴趣。叶若夫本人曾断言，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和著名的极地考察员奥托·施密特是她的情人。

叶若夫的案卷中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监视1938年6月来到莫斯科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的材料。监视记录上写道：“叶若夫同志的妻子来看望过肖洛霍夫，他们两人关系暧昧。”

后来叶若夫心甘情愿地指控自己的妻子搞间谍活动：“叶若娃与巴贝尔有不寻常的友谊，我怀疑这里面有间谍关系。”

巴贝尔是著名作家，其作品有《骑兵集团军》和《奥德萨的故事》。巴贝尔被逮捕和枪决了。没有动奥托·尤利耶维奇·施密特和肖洛霍夫。他们在这次抽彩中得到了幸运的彩票。

出生在阿塞拜疆的卡连·涅尔谢索维奇·布鲁坚茨在自己那本名为《在老广场30年》的书中反映了那段时间的情况。当年其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来上级把他从国家安全机关调到民警机关工作，任命他为阿塞拜疆共和国汽车检查局局长。有一天他往家里打电话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因为正在进行逮捕，任何人都不准离开大楼。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遭遇了浩劫。这是几次浩劫中的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一些人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如果他们走进一间办公室，那就意味着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被捕了……

为数不多的人曾试图自救。1938年6月1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局长、37岁的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逃离了苏联。越过中国边界后，他落到了当时统治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手里。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柳什科夫接到了去莫斯科的通知。他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于是干脆在第59边防队驻守的地段越境去了满洲里。这件事其实并不难。他对陪同自己的边防哨所所长说要去见一个日本间谍，然后就越境而去了。他向日本人讲了许多情况，不过这没有帮上日本人的忙。

柳什科夫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很不好过。日本不是个可以寻求政治避难的国家。他在1945年8月被日本人杀害了。

同年10月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斯片斯基也曾尝试逃走。他在与叶若夫通电话时从对方的语气中感觉到事情不妙，意识到事不宜迟，应该自谋生路。

他在人民委员部留下这样一张字条：“我将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在河边找我的尸体。”在第聂伯河岸边发现了他的衣服，潜水员也确实找到了一具尸体。乌斯片斯基当时在国内东躲西藏，但一个月后还是把他找到了，一年后他被枪决。

然而，叶若夫是根本没有进行自救尝试的人之一。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想过。他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寄希望于斯大林宽恕自己。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把所有的敌人都揭露出来和消灭掉。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什么错误。有人说，他在最后几个月里酒喝得很多，行为举止有失体统。

在清除叶若夫前两周，斯大林迫使他亲手写报告，内容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掌握的告密材料是告发哪些高级领导人的，首先是告发哪些政治局委员的，每个人受到的指控是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步看法如何等等。开列出了一份很长的名单。这份材料是手写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的，因为打字机打的东西可以伪造。

斯大林一直把这份材料保存在自己的档案室。在这些告发政治局委员的材料中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只是某些人热心地记录下来并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不太合适的和模棱两可的言论。不过，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这份文件本身。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给它添上已经被捕的人提供的其他一些类似的举报材料和供词。

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局局长瓦连京·茹拉夫廖夫的举报材料是逮捕叶若夫的根据。举报材料很可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写的，要不然茹拉夫廖夫指控人民委员保护可疑人的举动也太大胆了。只有确信叶若夫的命运已经确定，才有可能写这种东西。斯大林亲口夸奖了茹拉夫廖夫。他被调到了莫斯科，但是在贝利亚时期被消灭掉了……

1938年11月23日，叶若夫在斯大林那里。他在总书记办公室呆了近4个小时，从21点15分呆到午夜1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在场，他们当时是斯大林信任的主要人物。

叶若夫那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请求解除他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并且列举了自己犯的错误：

“第一，很显然，我没有胜任这个责任重大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没有充分抓好十分复杂的情报工作。我的过错在于，没有像布尔什维克应该做的那样及时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我的过错在于，当看到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缺点的时候，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批评这些缺点的时候，我没有同时向中央汇报这些问题。因满足于某些成绩，想掩饰缺点，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瞎忙，试图改善工作局面。由于改善工作不顺利，我便急躁起来。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我在政治上不信任某位工作人员，但却拖延解决逮捕他的问题，等着挑选另外的人替代他。由于这种事务主义的考虑，我看错了许多工作人员，推荐他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现在他们作为间谍被揭露出来了。

“第四，我的过错在于，在坚决清洗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保卫处的工作中我表现出了对肃反工作者来说完全不能容许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拖延逮捕克里姆林宫阴谋家的事情上尤其不可原谅……

“我应该说，虽然我的工作中存在这些缺点和疏漏，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中央委员会的日常领导下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我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许下布尔什维克的诺言和义务：我将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牢记所有这些教训，注意自己的缺点，在中央认为有必要使用我的任何岗位上改正缺点，不辜负中央的信任。”

甚至像叶若夫这样的人也有些幼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应该明白等待他的是什么。可是他却相信，像他这样忠于斯大林的人会得到宽恕。可以被撤职，可以被逮捕，但是不会被枪决。为什么要枪决他呢？

然而，他的辩解没人感兴趣。叶若夫和他的一班人马成了废料。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交给了以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为首的新班子。新班子努力地消灭着自己的前任。

更换班子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一切过火行为和错误的责任推到叶若夫和他的人身上去。党严厉处罚了违法者……人们看到了斯大林有多么公正，看到了当周围有这么多敌人的时候，他处境多么艰难。

与叶若夫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1月24日，斯大林签署了完全中性的政治局决定：

“1．满足叶若夫同志关于解除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

“2．保留叶若夫同志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水运人民委员的职务。”

指出的解职原因对叶若夫来说是非常体面的：“一方面考虑到叶若夫同志在声明中陈述的理由，另一方面考虑到他有病在身，无法同时领导两个重要的人民委员部。”

又过了一天，即11月25日，贝利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

对叶若夫的压力增加了。

1939年1月10日，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鉴于水运人民委员叶若夫同志经常不按时上班，并且置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屡次警告于不顾，继续在下午3点、4点或5点到水运人民委员部上班，对工作和履行人民委员的职责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兹决定：

1．就轻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给予警告处分，并且警告今后不得再有这种现象。

2．责成叶若夫同志准时到人民委员部上班并正常领导人民委员部。”

他这个中央书记甚至没有被选为党的18大代表。

1939年4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完不成运输计划的水运人民委员部分成两部分--海上船队和江河船队。这样叶若夫就丢了工作。

第二天，4月10日，刚刚当选为中央书记和被任命为领导干部局局长的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把叶若夫叫到了自己办公室。他坐在叶若夫红极一时的时候坐的那把椅子上。然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时代结束了。前人民委员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被捕了。逮捕证是新人民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签发的。

他被关进了苏哈诺夫特种隔离侦讯监狱。那里关押的犯人为数不多。

被捕后他给贝利亚写了一张便条：

“拉夫连季：

虽然对我作出的和我按照党员义务接受的结论很严厉，但是我凭良心向你保证，我将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斯大林同志。

你的叶若夫”

叶若夫病了。他得了结核病和牛皮癣。当把他送进监狱医院时，没让他用自己的名字，在病历上写的是“1号病人”。前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后来在监狱医院里也被人起了大致相同的名字--“15号囚犯”。

叶若夫被指控“有叛变观点和间谍观点，与波兰和德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与敌视苏联的波兰、德国、英国和日本的统治集团有联系”，搞阴谋，策划在1938年11月7日搞政变，搞破坏活动。

叶若夫承认，德国情报机关在1930年招募了他：“利用党员的外衣作掩护，我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欺骗，要两面手腕，进行反对党和苏联人民的冷酷无情的和隐蔽的斗争。”他承认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

他承认，劳改营的所有负责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讲述了工农红军骑兵监察员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和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这两位元帅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的犯罪活动，还说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与敌对分子有关系。

这意味着，肃反工作者也收集这些人的材料。这张网非常大，它实际上撒向了国内所有或多或少有些名气的人。只要斯大林表现出兴趣，所需要的案卷就会放到他的桌子上。

不过，这些材料没派上用场，所有人都继续享受自由。无法弄明白，为什么斯大林宽恕了一些人，处决了另一些人。

叶若夫承认，他曾策划针对领袖的恐怖行动--曾打算在宴会上或在看电影时向斯大林开枪。

总之，叶若夫承认了一切：“我不否认曾经酗酒……我经常带女孩子到一个朋友家去过夜。”

根据刑法第154条第1款指控他使用暴力或利用受害人的依从状态搞同性恋。不过，判决书中未列人这一条。叶若夫本人承认自己“道德上和生活上腐化”。他说：“这指的是我早就有的恶习--鸡奸。”据他讲，从年轻时候起他就开始有了“双方都积极的关系”。

压制同性恋者在苏联和德国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俄罗斯历史学家发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亨里希·亚戈达写给斯大林的一份落款日期是1933年12月13日的报告：

“为了在近期内取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性恋者团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查明了举行同性恋聚会的各种场所……

“同性恋者把完全健康的青年、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和某些大学生拉下了水，使他们变得道德败坏……

“我们没有可作为依据来打击同性恋者的刑法……我认为，必须颁布关于搞同性恋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应法律。”

通过了有关法律，而且同性恋者像政治犯那样受到了未经司法程序的审判。

1934年春天，肃反工作者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现了同性恋者，并于4月份逮捕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处处长德米特里·弗洛林斯基。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于7月3日向斯大林报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莫斯科清除同性恋者的窝点时发现，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处处长弗洛林斯基是个同性恋者。

“被我们叫来的弗洛林斯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交待了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到最近为止他一直与年轻人保持同性恋关系，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弗洛林斯基的引诱下第一次涉足这种关系。

“与此同时，弗洛林斯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体负责人递交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他在1918年是领薪水的德国间谍，在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当被招募的秘书。”

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奇切林本人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曾被怀疑搞同性恋。不过，在收拾他们之前，他们就去世了。

贝利亚在开庭前一天来到苏哈诺夫监狱，与叶着夫谈了一些事情。谈了什么呢？可能他的谈话内容与叶若夫前不久与别人的谈话内容相同：说明应该承认自己有罪，那样才有机会得到从宽处理。是否如此，已无人可问，因为叶若夫和贝利亚都被枪毙了。

不过，叶若夫在第二天的最后陈述中说：“昨天在与贝利亚谈话时他对我讲：‘别以为肯定要枪毙你。如果你招供，并且把一切都如实地讲出来，将会保你一条命。”’

叶若夫在法庭上还说：“我清除了14000名肃反工作者。但是我最大的过错在于清除的人少了。”

他实际上推翻了全部指控，并且用以下讲话结束了自己最后的陈述：

“1．我的命运：当然不会留我一条命……我请求一件事：枪毙我时利落些，别让我受罪。

“2．法庭和中央委员会都不会相信我是无辜的。我请求，如果我母亲还活着，让她安度晚年，请教育我的女儿。

“3．请不要镇压我的亲属和同乡，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过错。

“4．请法庭认真办理茹尔边科一案。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是诚实的人，认为他忠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

“5．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中从未在政治上欺骗过党，成千上万的人都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我既诚实，又谦虚。

“请转告斯大林，所发生的一切纯属种种情况的巧合，也不能排除敌人从中插手的可能性。请转告斯大林，我将喊着他的名字死去。”

“因背叛祖国，搞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策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组织杀害不喜欢的人”，将他判处了死刑。

1940年2月4日，在为期1天的审判结束之后，根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叶若夫在尼科利街的地下室里被枪决。

他前妻的女儿纳塔利娅6岁时进了孤儿院，现在住在马加丹州奥拉镇。她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请求为叶若夫平反。她在信中说：“叶若夫是当时占主宰地位的血腥独裁体制的产物。他的过错在于，他没有鼓起勇气拒绝奴仆般地为斯大林服务，而且他对苏联人民犯下的过错一点也不比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乌尔里希、伏罗希洛夫及党和政府其他许多领导人的过错大。”

1998年6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拒绝为1940年被枪决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