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论

乔焕江

“80后”作家郭敬明和他的写作已经成为时下言说和争论的热点。只是在这为数不少的言说中,我们所收获的多是批评和现象之间的龃龉和疏离。且勿论“80后文学”、“青春写作”等等概念的简单和笼统、粗暴和模糊,即就对郭敬明本人及其创作来说,批评界似乎也还未能找到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一事实的办法。这部分缘于文学批评的空间并没有完成适时调整,尚没有找到足以应对这个新的写作现象的理论体系,部分也许更因为人们对郭敬明及其写作缺少内在的研究。尽管近几年来文化研究日益在文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缺少对文学现象的起码尊重,不能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现文本结构与社会现实如何缠绕、关联,就轻易给出类似庸俗社会学的结论,实在又是文坛某种固有的精英情结的写照。换言之,要想把握郭敬明现象的复杂意味,首先就要承认郭敬明及其写作的历史合理性,而在对文本细致斟读的基础上清理出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复杂纠缠,进而在此基础上发现文本能指的多义性,更是指出理解郭敬明及其写作之意义的关键。

感伤的天使:自怜、自恋抑或现代的伤口

相对于人类群体生活世界,作家有仿佛冷眼旁观者,貌似无情地描摹一幅炎凉世像,弹拨命运或者社会那些神秘的琴弦;有信心十足者,高唱一首人性的或者理想的赞歌,标举种种崇高之价值;也有的如同这世界的一道道伤口,在顾影自怜的同时,亦疾亦徐地流淌着人类群体的悲欢哀乐。如果我们不囿于传统的精英文学观,不被某些浮躁而简单的批评概念裹挟而去,而是能够如对待民初言情小说以及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武侠小说那样宽容而坦然地面对郭敬明的写作,理智地接受郭敬明现象这一事实,我们或者可以说郭敬明的写作属于第三类。在郭敬明的写作中,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恣肆的性情抒写,因而可以说郭敬明的写作是这个商品时代的新性情写作。他和他的作品自然是商品时代的一个文化结果,但这结果自有其独特意味。从成名作《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下称《梦里》)到《1995-2005夏至未至》(下称《夏至》),一直到最近的《岛》系列中的写作,无论是在那个如梦幻般瑰丽神奇的幻雪世界,还是在那些仿若昨日又遥不可及的花季时代,郭敬明都在用华美的文笔催生出满蓄着寂寞感伤的花朵。那些看似纯美的语词、人物和故事,如同应季齐落的樱花之雨,无所凭附地漂浮在虚空里,直到一条文字的河流把它们带向未知。然而一旦我们细心聆听那些仿佛寂寞无比而又难以释怀的歌吟,又会发现它们并非尽是故弄玄虚而可有可无。
以传统精英主义文学观视之,郭敬明抒写的性情或许只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小我”的怨艾。但我们不要忘记,人类的命运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在一个越来越条块分明而井井有条的现代时空,很可能某种属类的被压制的情感只能在某一特定人群那里流溢出来,其他人群则早已无动于衷。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分明的条块、群体只能以种族、阶级和性别来划分,按照阿尓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说法,伴随现代社会而来的压制,同样存在于家庭和教育体制之中。很明显,郭敬明笔下的主人公正是一面歆享着一出生就有的现代社会带来的丰裕物质,体味着家庭的温情和学校的关注,一面又不得不承受着这些关注的目光背后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幻城》里的卡索、《梦里》的顾小北、林岚等人、《夏至》中的傅小司、陆之昂等等都是家庭的天使、社会的宠儿,然而他们为此又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自由的性情。现代社会的压制已经逐渐使众多的人群很多时候认同了它们的“虚妄”, 但它日渐远离生活世界给人们带来的伤痛之感左冲右突之后,恰恰通过“80后”这道伤口流淌出来。对于郭敬明这一代人来说,仿佛有一种命定般的力量,突然在他们行将与现实对接的前夜释放出来,而此时他们自身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它一一安抚。《幻城》里的卡索出生在玻璃宫殿般的刃雪城里,成长在与世隔绝的雪雾森林,然而未及长成就不得不承担起掌管王国未来命运的重任;《梦里》的林岚、顾小北、闻婧等人,《夏至》里的傅小司、陆之昂之类都是在衣食无忧甚至充裕的家庭环境中长成的天使,但残酷的现实还是以种种方式刺穿他们纯美的天堂乐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推到人群中央,而此时并没有一个完没的价值体系可供他们认同。刃雪城之外的幻雪世界原来也满是弱肉强食,遍布欺诈阴险;香樟时空的绿荫之外,刺耳的市声已是喧嚣异常。那些在家庭的亲情和纯洁友谊呵护下成长的价值,在现实面前是那样不堪一击。“突然加快的节奏,突然跳转的世界,突然运转的齿轮,突然措手不及的事件纷乱地翻涌着突破地表”,“而真实的夏天,早就死在年华分岔的路口,仓皇地埋葬,匆忙地刻下墓志铭,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夏”,“年华被整个吹破。朝向北方,四分五裂。”(1)在郭敬明的笔下,这些与现实交接时的错愕变成一些华美意象的破碎,如此切近人们的体肤,以至于这些破碎感无常感仿佛被无限放大,成为人们无法盲视的景象,进而将人们带入无法排解的忧伤之井。对此,另一位80后作者落落如是说:“他只是给人下了个陷阱,用安逸无害的美丽日子,写出值得我们喜欢的人物,……就在这样绵密的笔触下,似乎谁都相信了这样的温暖将持续到最终,因而渐渐卸下防备,想要迎接一次动人的结局。……于是正中作者下怀。《1995-2005夏至未至》终于向我们流露出它原来的样子,那些粉饰在生命上的美丽花粉,原来可以被轻轻一吹就吹得半点不留。”(2)不仅《夏至》如此,郭敬明的几部小说都是以这种结构性的对比和转换凸显出随即而来的伤感,浓烈而难以摆脱。
倘若我们站在旁观者位置以成人视角观照他们的忧伤,也许会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情感看成这群孩子迷恋的小情调,仅仅是一种自怜自恋式的伤感,轻飘而虚无。他们是温室里的花朵,他们是天堂里的天使,他们的忧伤对于已经沉陷在现实刻板而严酷的规则里的成年人来说,自然也就变成可有可无的童话甚至无谓的絮语。然而,对自由性情的渴望不正是整个人类群体绵绵无休的渴求吗?郭敬明们的忧伤也是这个时代属于我们整个群体的伤感和落寞,天使的寂寞和伤感并不是无来由的和属己的,而是我们集体梦魇之后的殇花。我们或可命名郭敬明的写作为新性情写作。说它性情,是因为这与民初的言情小说某种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区别于现代政治化的纯文学写作而与现代城市文明相结合的“商品经济的乌托邦式反抗”,而“这种文化形式,……包含…巨大的平民化、调节性功能……”,是“对日常生活的创造和调剂”(3);而与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一度倡导的性灵写作相类,这种新性情写作同样表达了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空间日益逼仄时人对自由适意空间的向往。到20世纪末,在郭敬明成长所身处的时空,现代化对日常生活和个体性情的挤压更甚于他的前辈们生存的20世纪初,因而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那种文字背后的焦虑,那种对平静安稳的日常生活和自由性情的向往和缅怀。《幻城》里的卡索全部的向往无非是与他的家人爱人安静地生活,而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星旧等人也大都把亲情看做最珍贵的东西;《梦里》的林岚和《夏至》里的傅小司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总是难以抑止地产生对平凡生活的渴求,对花季年代难以释怀的强烈怀念。如此看来,郭敬明的写作作为性情写作一脉,不仅仅是文学风格意义的承继,更是现代性反思的题中之意。

文字的巫师:魔性、魔力与魔鬼的谶言

然而,时移事异,这种性情之作在当下文化时空中显然具有更为复杂的特征,这也是我们命名其为“新”性情写作的重要原因。说它新,自然是因为在内容意义上它所表现的当下体验及其文本中所具有的形式之新;而更重要的,这种新的性情与当下文化秩序之间呈现前所未有的纠缠状态。


与民国初期的性情写作和现代文学初期的性灵写作相比,郭敬明笔下的性情显然已经失去了前辈们对自己笔下所抒性情的信心。在郭敬明的文本中自由性情绝望的伤感包裹,只能遥不可及的彼岸和残酷现实的祭品。郭敬明把那些包容着自由性情的细节描绘成人间难觅的华美世界,它们只能在梦境和记忆里重现——“闭上眼,飞花铺天盖地地涌过来,像是谁的记忆,突然从天而降”(4),只有死亡的时候,那些至真至切的性情才会盛在晶莹透亮的梦境之球在生者眼前出现;只有在死去的时候,卡索的“身边突然温暖如春,仿佛盛开了无数的红莲”(5),甚至死亡也难以消除它们饱蘸着的失落和绝望。夸张的笔法将这些伤痛和寂灭之感一一放大,“一千只鸟飞过天空”、“一整个”、“铺天盖地”、“全部”……类似的语词和句子不断出现在文本的各个角落,而如血洒落的樱花和义无反顾的红色夕阳同样意味着这情感的决绝和绝望。至纯的性情始终是可望不可及或者远去不再回来,直到连对它的渴望和回忆也被伤感覆盖。天使的伤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除了遗忘似乎别无他法。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还有:这些虽因现实之残酷而有化不开的伤感的人物,又几乎无一例外地与现实妥协,甚或与其中某些潜规则达成共谋。他们一面为维护自由性情而对特权和物质表示不屑甚至痛恨,一面又心安理得的歆享和求助于这些并不公正的东西,歆羡和玩味与反思往往并行不悖,甚或盖过后者。以《梦里》为例,顾小北、白松、林岚、微微等人几乎人人背后都有不可轻易示人的家庭背景,甚至饱经苦难的火柴最终也出现一个做某企业老板的爸爸,他们一面追逐着清高和纯粹的性情,一面又不断向那些生活幕后的权贵求助,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后者带来的丰裕物质和特殊权力。对待教育体制的态度是另一个暴露他们真实取向的缺口。在《夏至》以及《左手倒影,右手年华》等作品里,一方面有对高考如梦魇般的刻写,一方面又沾沾自喜地品味着高考体制下优等生的优越感。傅小司、陆之昂等人对不羁性情的张扬总是有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陪衬。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作者、叙述者和作品中人物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待特权(包括现代传媒带来的话语权)和物质的游移立场和不由自主的欣赏。这种有着内在矛盾的并不纯粹的纯情在文本中被奇特地赋予华美的衣袍。指出这一点,并非意在对作品加以道德评判,我们要指出的更在于这提醒读者,这种貌似决绝的新性情可能含有别样的魔性意味。某种程度上这天使的绝望又是对群体命运的咒诅,是现代化程度日渐加深时魔鬼别有用心的谶言。
陈平原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曾经指出:“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模式;可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在具体研究中,不主张以社会变迁来印证文学变迁,而是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探求文化背景的某种折射,或者说探求小说叙事模式中某些变化着的‘意识形态要素’”(6)。依此,郭敬明写作中新性情的抒写,既展示了当下人们对待特权和物质的矛盾心态,又以其决绝、绝望的谶言强化着对这种奇特现实的认同,而这绝望所具有的华美姿态无疑又增强了文本提供给读者的孤绝体验。对于渴求自由性情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魔鬼的谶言。按照弗雷泽的说法,人类原始时期,巫师发出谶言的前提是认为自然物的魔力,而他的谶言更会强化部族成员对万物有灵论的认同。与此相类,郭敬明似乎正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字巫师,他写作中着力抒写的华美性情,一方面是从天使伤口流淌而出的人类群体的痛楚和呻吟,另一方面这声音的绝望被反复玩味而又成为一种具有魔力的魔性谶言。倘若我们不甘心屈从于这一谶言预言的绝望结局,就必须从这华美衣袍的炫目光晕入手,审读那亦天使亦魔鬼的话语。

光晕的重生:仪式、裂隙和缺席的他者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机械复制时代,传统艺术的神秘感及笼罩在它周围的光晕已经被技术复制手段摧毁。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出来”(7),而导致艺术光晕衰竭的直接原因正是现代感知媒介亦即现代传媒的出现。需要说明的是,令本雅明感到兴奋的恰恰是由此带来的“世俗的启迪”。然而,有意思的是,郭敬明及其写作在这个技术复制无以复加的时代却笼罩了一层难以攻破的光晕。郭敬明作品巨大的发行量并没有消解受众对其的神秘感,反而成为大众膜拜的理由。(而由此,上文所说郭敬明是这个时代的文字巫师,也就并非空穴来风。原始艺术的膜拜价值正在于它与巫术礼仪的关联,而郭敬明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大众膜拜的对象。)甚至当郭敬明抄袭事件(这意味着郭敬明的写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复制品)被曝光以后,郭敬明及其文本的光晕也并没有受到多大损伤。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奇观。
何以会出现如此奇观?无疑,从外在的传媒政治的角度可以轻易给出答案,但就本文而言,我们的意图并不在于以郭敬明及其写作为例,为某种既成的理论做注脚,因为这种对文本的不负责任可能导致对文本可能具有之价值的遮蔽。因此,继续上文的话题,清理郭敬明文本中复杂的缠绕已是解读的关键。
我们已经指出,在郭敬明的写作中,那种对自由性情的渴望已经成为残酷现实的祭品,只是这祭仪为华美的衣袍所装点,与人类原初时代的艺术大相径庭。这华美的衣袍既指郭敬明令人耳目一新的华美文字,他文本中构造的或奇幻或纯真的情感世界,更指由这华美文字和虚构世界所构造的自由性情的姿态。在对郭敬明写作的一片褒奖声中,我们选取典型的一例。曹文轩先生在给《幻城》所作的序言中对作品如下这些方面称许有加:讲究的名字,富有意境的用字,虚构的能力,轻灵、浪漫、狂放不羁的作为“大幻想”的幻想,作品营造的神秘氛围,宏大的叙述口气,自信的语言,高贵、郑重的腔调。(8)仔细揣摩,我们不难发现,这都是构筑那个华美空间必须的条件。由于所谓神秘感,高贵、郑重的腔调也正是原始巫术仪式产生膜拜效应的重要原因,就此《幻城》也就具备了产生巫术效应的某些条件。《幻城》对读者的强烈吸引或者正缘于此。只是,曹文轩先生或许没有意识到,使用讲究意境的名字、神秘的奇幻世界乃至这种高贵的腔调,在传媒和技术复制时代已经并不是专属巫师(某些文学大师)的事情。实际上,无论是《幻城》还是《梦里》乃至《夏至》,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复制的现象(这既指《幻城》之于日本漫画《圣城》,《梦里》之于庄羽《圈里圈外》,《夏至》之于顾伟丽《香樟树》存在不同程度的抄袭和疑似抄袭,更指郭敬明作品中语言和故事结构大量存在的复制和挪用现象)郭敬明的写作本身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复制的结果。当然,我们已经不必惊异,抄袭和疑似抄袭实际上正是这个技术复制时代文化产品的重要特征。只是当有着浓厚复制色彩的文本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罩上光晕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意识到,这重生的光晕与传统艺术那种因为独一无二的在地性而产生的光晕大异其趣但又似乎有着近似的生产逻辑。这光晕的产生必然因缘于一个人们无所适从的芜杂空间,而人们之于这个生存空间实际上同原始人之于自然世界一样都是弱小和孤单乏力的。只是对于后者而言,那些具有魔力的他者是原始人类所未能认知的自然物,而对于前者,他者是潜隐的或者未名的,人们只是在它的代言人和它所缔造的文化产品面前就已五体投地了。郭敬明的文本提供了大量这些作为他者之代言人的踪迹。《梦里》的林岚无奈地承认:“这个生活永远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永远有无数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它臣服。”《夏至》最后部分傅小司对于传媒力量的恐惧则是意识到另外一个不得不对之臣服的他者。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受众来说,郭敬明着力凸显的这种绝望而至美的情感姿态,则是促使他们膜拜的偶像,虽然它们或者正是“这个生活”的文化制成品。由此,郭敬明和他的写作光晕重生,一方面说明大众对于当下文化时空的茫然无措,另一方面,这又必然提请我们在文本中寻绎一个缺席的他者,人们历经痛苦所能看到的边界(诸如特权和金钱等等),不过是它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并且,正是通过对这些代言人的控诉和反抗,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可能在华美腔调的光晕中获取某种虚假的崇高感,并进一步通过文本完成了“意识形态的缝合”(9),成就了这个那个缺席的他者。


但如此而言,是否我们就陷入“话语的牢笼”却只能束手无策?如果说郭敬明的文本只是另一种华美的圈套,至少在结论上我们又回到了所谓精英主义的论断——郭敬明的写作根本算不上真正称得上具有崇高价值的文学,而这显然要付出背离大众并被大众所抛弃的代价。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齐泽克在无情撕下崇高客体之面纱的同时,其实也是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崇高客体也许只是一个空位,而他者的缺席也可能意味着没有任何可言之物可以成为真正的他者。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必为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学观与“80后”的写作实践之间的冲突而焦虑。我们应该反向突破光晕的诱惑,返回到文本的具体操作中寻找其中蕴含着的不同可能。我们注意到,虽然郭敬明提供的文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意识形态的缝合”,但很多时候这种缝合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以《梦里》为例,整部小说以李茉莉诉诸暴力的疯狂报复为界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隙。闻婧被李茉莉指使的流氓强暴了,由此开始,整部小说的形势急转直下,透彻心髓的伤痛体验开始主宰小说的叙事空间。我们也许可以转而通过对导演这一切的幕后最终黑手——特权和金钱——的控诉,通过把自我从弱者和受害者角色迅速转换成反抗者角色而片刻消除这种巨恸,但这触目惊心的事实却已成为难以遮盖的一幕,成为我们不断重现的梦魇,时常回访沉浸于幻象中的人们。作为整部小说的叙述人林岚通过出走深圳以求遗忘这一切的努力并不成功,相对于作品结构中的这道深不见底的裂隙而言,这弥和伤痛的手段太过轻飘。华美情感的光晕一旦被消除,我们再也无法漠视郭敬明所抒写的新性情在怎样冷酷的实在界中举步维艰,与后者相比这性情实在生长得过于畸形。如此,到底是绝望的华美情感空间吸引了读者,还是对伤痛、无助的无计消除震惊了读者,这也许连崇拜郭敬明的读者大众自己也难以说明。
至少,体现在郭敬明文本中的性情与现实的复杂缠绕状态,预示着一场未见分晓的较量,我们或者可以说在这场较量中郭敬明已经略显下风,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这冷酷的考验绝非仅仅针对作者自身乃至他所代言的某代人而言,庞大的受众和文学批评者同样领受着这一考验,而他们有效回答也必然只能从文本的裂隙开始。较量的结局是未明的,因而郭敬明笔下的华美性情空间注定是一个个幻象,正如他的文本中一再出现漫天樱花,瞬间就会凋落殆尽(也许这正是郭敬明的无意识隐喻);较量的答案不再能诉诸任何“崇高客体”,因为它就在作者、读者和文学批评者手中,真正的他者并不存在,人们亟须意识到,文学(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和批评)就是一场通向文本以外的斗争,尽管我们无法预知这场斗争的结局。而在此意义上,理解郭敬明及其写作又怎能是一个无谓的话题?

注释:
(1)郭敬明:《1995-2005夏至未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
(2)落落:《1995-2005夏至未至·序言》,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4页。
(3)唐小兵:《蝶魂花影惜纷飞》,载《读书》,1993年第3期。
(4)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
(5)郭敬明:《幻城》,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
(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页。
(7)[德]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3页。
(8)曹文轩:《梦里花落知多少·序言一:喜悦与安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7页。
(9)[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1～124页。齐泽克认为,崇高客体之所以是崇高客体,一方面是因为它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隐秘需求,满足我们的幻象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我们与之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一旦这个距离消失,崇高客体就变得庸常而无复崇高。就此而言,无论是郭敬明所构造的那个了无尘垢的幻雪世界还是那些一去永不复返的花季时空,都在文本中截然断绝了人们取消距离的可能。文本选取了特权和金钱为自由洁净之性情的对立物和反抗的对象,以标举一个决绝和绝望的高贵之态,进而使人们在对之膜拜的时候,完成对使人茫然无措的当下时空的应答,而这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当下新意识形态的缝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争鸣》2006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