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笑人2017百度网盘:“训政”的笑话——读《今天我们如何纪念孙中山》有感

　　最近在凯迪看到一份国内学者使用春秋笔法“纪念”孙中山的文字，介绍了当年胡适等人和蒋介石关于训政的争论，很有意思。文章说：“胡适反对训政，坚持认为‘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不需要通过党治来训。罗隆基和胡适配套，指出：‘孙中山先生有政府是付（副）汽车，执政是汽车夫，人民是坐汽车的主人一个比喻。果然如此，车夫是要严格训练，坐汽车的主人，是用不着训练的。’罗的观点是，政治和人世间其他事一样，‘学到老，学不了’，‘人对于政治的知识，是天天求经验，天天求进步……一定要国民到了某种理想的境地，始可以加入政治活动，那么，英美人现在亦应仍在训政时期。从错误中寻经验，从经验里得进步，这就是英、美人做政治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反对训政的理由。’”

　　这争论暴露出来的孙“国父”之缺乏思维能力，当真令人哑然失笑。他不懂理性思维，只知使用市井比喻，弄出个“驾车”的比喻来驳斥自己。诚如罗隆基所言：这世上只见驾驶学校，没见过“乘客学校”。所以如果要训政，该受训的是那些“车夫”亦即政客们，不是乘坐“共和汽车”的人民。

　　然而如所周知，人民确实需要训练才能保证国家平和转入民主。中华民国实验的惨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民主化引出种族灭绝就更不用说了。正如我指出的那样，若中国今日实行民主，只会把允诺“核平解放台湾”、“原爆东京”的狂人选上去，某军事愤青当选的可能极高，怎么也轮不到早就淡出大陆政治生活的海外“民运”的过气边缘野鸡政客们。有同志还说，民主很可能带来极左时代复辟，的确，若14亿人民统统有了选举权，则广大工农群众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某位允诺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剥夺剥夺者”，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彻底清算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子女的人物，去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

　　由此可见“训政”还是必要的。此主张的弱智处乃是使用了不伦不类的市井比喻，反倒授人以柄，如此人物竟能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偶像，可见这个民族的智力水平。可悲可笑的是，老胡、老罗毕竟还受过教育，不是那种文盲，竟然也看不出那劣等比喻之蹩脚，还煞有介事地“见招拆招”，让白痴牵着自己的鼻子跌进了伪争论中去。

　　其实任何智力正常者只须比较一下“开汽车”和“治国”，立刻就能看出这种主张的弱智在何处。乘客不需训练，乃是因为他们只是被动坐车，并不干扰司机的运作，更不负责挑选司机，而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但需要鉴别挑选“司机”，还会时时喝令：“向左！”“向右！”“快了！”“慢了！”“对，就这样，keep going.  Good!  Well done!”（NND，似乎又回到了当初教人开车的辰光）事先不经过训练怎么成？

　　由此可见，民主国家的运转，需要人民和政客的合作，“乘客”和“司机”两者都需要训练，都有个是否合格的问题。孙某只看见百姓需要训练，看不到最需要训练的就是这些天生不守规矩的流氓、土匪兼暴君，而胡、罗等人则否认了“乘客”受训的必要，两者都当然要谬以千里。

　　这还不是“训政”一词蕴含的所有难题。任何常智者都该想到这些问题：第一、“训政”的教学内容是什么？第二、谁有资格充当教员？是否需要“资格考试”？由谁来鉴定选拔教员并发给教学执照？第三、“学校”怎么办起来？

　　孙的回答是：“‘训政’二字，我须解释。本来政治主权是在人民，我们怎么好包揽去作呢？”“须知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迫做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

　　因此，第一、教学内容乃是“教人民怎么做皇帝”。第二、教员就是革命党，不需要资格考试，也不需谁来鉴定挑选，乃是自我任命，由枪杆子批准。第三、开办学校的方式是由土匪们把既有县衙门推倒，把县官杀了，将百姓驱赶到土匪山寨去，剥夺百姓原来享有的自由，教育他们怎么当皇帝，等到教会了，山寨便变成了人人做皇帝的太平天国。这就是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

　　您说这是什么弱智笑话？可就这样的笑话，竟然不但成了全民趋之若鹜的“建国大纲”，而且至今还是许多“民主斗士”的圣经！

　　反对者如胡、罗等人似乎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例如罗隆基看到“车夫是要严格训练”，却又看不到不合格的车夫只会把“共和汽车”开翻，正如大军阀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等显示过的那样，竟然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

　　其实，所谓“训政”，应该是专制社会转化为民主社会的过渡期，在这过程中人民和统治者双方都同样接受训练，学会民主操作，这是个双方都接受教育的过程，不存在什么“伊尹训太甲”。建立民国并让全民学会操作，不是开车那样一个简单过程，找不到什么“驾驶学校”，更没有主考官。只能按西方现有教材，君民互相切磋，互相磨合，自学成才，套毛的话来说便是“从民主实践中学会民主”。因此，胡、罗等人说的也不是毫无道理。

　　但要这“学校”能开下去，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民国那“驾驶学校”之所以倒闭，乃是因为孙中山多次带头撕毁游戏规则。他先在1913年以“善后借款”和“宋教仁被杀案”为借口，罔顾国民党内部“通过国会否决贷款，通过法院查清宋案”的正确主张，悍然发动所谓“二次革命”的武装叛乱，后又在1917年以段祺瑞因国会被解散组织临时参议院为借口，以维护早就作废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号召，使用德国人秘密资助的金钱，贿买旧国会议员和海军将领南下，在议员人数远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在广州召开非法的“非常国会”，成立了伪“军政府”，自任伪“大元帅”，非法“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宣布开展“护法运动”，打响了军阀割据的第一枪，使得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从此分崩离析。

　　更有甚者，孙于1921年4月在广州发动的所谓“第二次护法运动”中，竟然使用贿赂、毒打议员、暗杀反对人士等流氓手段，强迫人数远低于法定人数的非法国会“选举”他为伪“非常大总统”，自称“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并谋求国际承认，使得国家从此出现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为如火如荼的内战火上加油。而就是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疯狂践踏游戏规则的人，自以为有资格做“民主民师”，如“伊尹训太甲”一样“教训”人民怎么“做皇帝”！

　　从这个“反面教员”的表演中不难看出，训政最重要的内容，还是教会统治者和人民双方严格尊重游戏规矩，逐渐建立起全社会的契约精神，使得“契约权威”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的权威，这才是实行宪政的前提。所谓宪法，无非是全民（包括统治者在内）共同缔结的契约；所谓宪政，无非是全民严格按照那契约办事，如果签约任一方不尊重那契约，则宪法立刻成了废纸，宪政也就成了笑话。所以，训政的根本目的，乃是将全民从痞子流氓土匪改造为讲信用、守规矩的文明绅士，这才有可能去玩民主那种绅士游戏。换言之，训政的目的在于把国家从“拳治国家”改造为法治国家，从而为社会转型为民主国家奠定硬件和软件基础。

　　因此，辛亥革命的最大失误，在于它普及了“人人都是皇帝，人人可作总统”的无比浅薄、后患无穷的“民权思想”，以至造出了无数野心家，却又没有任何有效权威来约束他们，国家当然要迅速堕入无政府状态。可悲的是，孙看不出他一手惹下的大乱子，竟然“以毒攻毒”，用彻底践踏法律程序的流氓手段去“护法”，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就是法统的”的土匪“军政”去最终实现“宪政”，世上岂还有比这更荒唐的缘木求鱼的白痴笑话？

　　其实我早就说过了，训政的最好方式，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弹性很大，既可以是专制的（如战前日本然），也可以是民主的（如近现代英国），还可以是两者的过渡状态（如一战前德国然）。咱们原可从日本式出发，历德国的中间状态，再进到英国式民主国家。苟如此，则国家的转型就可以非常平滑，由孔教赋予的君王权威和“天命论”杜绝了民间野心家争做皇帝的蠢动，也连带赋予了由皇帝批准的宪法以崇高权威，这就不但防止了国家沦入分裂状态，保障了中央政府推行改革以及正常治国的足够权威，为后来搞垮了北洋政府的“府院之争”提供仲裁手段，更提供了一个政府和人民互相磨合，逐渐学会依法办事的文明规矩的和平环境。

　　不难想见，如果历史真的如此发展，则今日中国早就是英国式民主国家了，等到民主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后，要废黜皇室不过是一句话（英国人不废除王室，乃是人家老奸巨猾，以女皇作为英联邦国家元首，籍此维持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特殊关系，并以王室代替好莱坞吸引外国游客创汇。此外王室也可以在国内政治中起到某种制衡作用，并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起到凝聚全国人心的重大作用）。孙黄等鼓吹暴动，煽动排满，致使中国失去了这个再也不会重现的良机，害得中国至今困在死胡同中出不来，实在是罪不容诛。

　　附南都：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孙中山
　　文章提交者：捷虎如风 加帖在 文化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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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孙中山

　　■说文解道之邵建专栏

　　11月12日，是民国领袖孙中山诞辰141周年纪念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推出纪念专文。该文首先提及鲁迅对孙中山的评价，这里正好让我们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纪念孙中山的：“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鲁迅眼里，孙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鲁迅之后，毛泽东推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可见，毛鲁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不约而同从革命的角度评价和纪念孙中山。

　　如果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辛亥暴动推翻满清是革命，国民党推翻北洋是革命，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也是革命——因而从革命角度纪念这个当年不断进行武装起义、以暴动诉求政权的革命先行者，自是逻辑上的必然，那么，今天显然不再是革命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想再自残的话），纪念孙中山，应该或可取的角度是什么呢？我认为，反思不妨也是一种角度，而且未必不是更需要的角度。不过，这里反思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以后。

　　孙中山革命的目标是“三民主义”，这是他的治国理念。如果审视其中作为制度诉求的“民权”，并审视孙中山和国民党在革命后如何兑现民权，或许可以看出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民权，孙中山制定过这样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军政、训政、宪政；其中军政三年，训政六年，然后进入宪政即实现民权。问题是，革命成功即军政完成，为何不立即兑现共和民主，却要拉出一个延宕民权的一党训政呢。所谓训政，即国民党对民众进行政治训练，教导人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主权，如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孙中山说：“‘训政’二字，我须解释。本来政治主权是在人民，我们怎么好包揽去作呢？”他自己提供的解释是：“须知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迫做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

　　既然民众连民主都不会，要由国民党来教，那么民权理所当然让位于党权，所以国民党力主“党权高于一切”，当然也高于民权。可以看到，直到国民党溃退大陆之际，民权一天也没有落实过。然而，在国民党刚刚推行训政之始，胡适等人就开始批评。因为在他们看来，训政不是走向欧美性质的“法治国”，而是转向苏俄性质的“党治国”。党治，作为20世纪最新兴起的一种“现代性症候”，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以苏俄政制为其始，中国国民党则继其二，以后威权党治又变成极权党治，民主一再被拖延。胡适反对训政，坚持认为“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不需要通过党治来训。罗隆基和胡适配套，指出：“孙中山先生有政府是汽车，执政是汽车夫，人民是坐汽车的主人一个比喻。果然如此，车夫是要严格训练，坐汽车的主人，是用不着训练的。”罗的观点是，政治和人世间其他事一样，“学到老，学不了”，“人对于政治的知识，是天天求经验，天天求进步……一定要国民到了某种理想的境地，始可以加入政治活动，那么，英美人现在亦应仍在训政时期。从错误中寻经验，从经验里得进步，这就是英美人做政治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反对训政的理由。”

　　国民党耽搁民治，反思来看，和孙中山晚年的政治转型有关。1923年的他认为：“俄国革命6年，其成绩即如此伟大；吾国革命12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不久，在国民党一大上孙又指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这就不难理解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什么在民权问题上迟难兑现。

　　值此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我谨以“民权”的追诉纪念之。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