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黄斌恋情: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与新史学1

二、得预新史学的潮流

陈垣是在1917年以《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史坛的，一般论著都把这年作为他转向治史的界标。这时，满清王朝早已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正山雨欲来。陈垣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一个从社会制度到学术文化都发生着剧变而不断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倘若在这个大时代里，援庵只是墨守清代考据学的陈规，只是用这种方法默默从事自己的研究，那么，即便他取得再辉煌的成果，也只能尊之为朴学殿军。陈寅恪提出过一个衡估新旧学术的尺度：「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於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19］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来考察一下陈垣究竟只是清学传人，还是已经得预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拍岸新潮。

首先，陈垣致力於拓宽已有文献史料的网罗范围，方誌和僧道碑版、语录都成了为其所用的绝佳资料。儘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誌序〉里早就指出，方誌「可为一朝之史所取裁」；但其后百余年间，真正以自觉的意识利用方誌材料来治史者依然寥若晨星。陈垣独具眼光，在方誌里找到了元代基督教的大量记载，极口称赞《至顺镇江誌》是考证元也里可温教的丰富宝藏。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在史料运用上更有特色，其〈重印后记〉对此指出道：「资料方面多採自僧家语录，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为了研究道教史，陈垣广搜金石碑版千余通，编为《道家金石录》，他后来撰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即取资於此。陈垣率先把僧道碑版语录囊括进史料的大网，体现了扩张史料的见识和努力。

不过，就中国史学新材料而言，还数十九世纪末年至二十世纪初叶那些震惊世人的重大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殷商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在这四大发现中，陈垣由於研究领域主要在隋唐以后，因而对殷商甲骨与汉晋简牍未见有利用和评论。然而，对於和自己研究领域息息相关的敦煌文书与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他是深感兴趣，极为关注的。对这两类新材料的利用和整理，陈垣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史家卓尔不群的敏锐识见和学术公器的高度责任感。

民国初年，被斯坦因、伯希和等窃余的敦煌经卷入藏京师图书馆，陈垣震撼之余，便清楚地意识到这批文书重现人世，将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不少以往的结论也许会因此改写或修正。这时，他正在从事古代宗教史的研究，估计敦煌经卷中会有佛教以外的宗教史料，便前去查阅，果然发现了宇字56号的摩尼教残经。他将这一稀见文献採入了自己的论文〈摩尼教入中国考〉，並作了校录，公诸於世。其后，他还有〈跋西凉户籍残卷〉等敦煌学论文问世。然而当时入藏的八千六百余卷文书，经编目登录的仅二千余卷。这种状况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敦煌文书在新时代史学研究中的有效利用。1922年春夏之际，陈垣趁兼长京师图书馆之便，日以百卷为程，历时三个月，尽阅馆藏的八千余卷敦煌文书。阅读之后，他更明白了这批稀世文献的连城之价：「知其中遗文異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佈，外间无由窥其蕴耳」。［20］陈垣痛感编制一部敦煌文书目录，是刻不容缓而又责无旁贷的。1924年，他被推为敦煌经籍辑存会採访部长，即登报征集公私所藏敦煌文书，拟编为总目。后因应者寥寥，遂仅就馆藏经卷，著录其每卷编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编为《敦煌劫余录》。儘管后来有更完备的总目出现，但《敦煌劫余录》作为最早问世的敦煌文书专题目录，成为中国敦煌学发軔的强大推动力，其在当时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陈寅恪为该录而作的序言所说：「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於将来」。在新史学发展史上，陈垣以其卓见通识，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较早应用了敦煌经卷，更为推动中国敦煌学的预流而竭尽全力，后人自应记取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历史研究中，陈垣是较早对档案予以充分重视和积极利用的学者，同样表现出他作为新史家的预流的卓识。他把中国的文字史料分为两大类：「一是已成书册的史籍，一是未成书册的档案。」［2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关明清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发生以后，其大宗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购得，遂建立明清史料编刊会，由陈垣与陈寅恪、傅斯年等总其事，编选《明清史料》多集。其间，陈垣又以其素所奉行的「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无私忘我精神，对档案整理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持将康熙与罗马使节历次往来文书影印公佈，並亲为作序，指出这批有康熙亲笔删改的汉文史料的珍贵价值，这也是最早影印公佈的档案史料之一。陈垣不仅是明清档案整理出力最多者之一，而且堪称在史学研究中最早卓有成效地利用明清档案的第一人。1924年，他从清档中发现康熙和罗马教皇关於礼仪之争的两份公文，正是借助中国传教史上这些极有关係的史料，陈垣作出了足以鸟瞰明清之际中西交通史全局的深刻结论：「得此可见当时中西思想之不相容」。［22］类似这样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纠正史书记载的讹误，拨开某些史事的迷雾，揭明有些史实的真相，在其史学论著中是並不少见的，较著名的还有〈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等。陈垣虽然高度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又不是一味地迷信盲从档案记载。在〈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宫廷〉和〈顺治皇帝出家〉等论文中，针对雍正谕旨驳斥木陈《北游集》关於顺治晚年要求出家的记述，他凭借大量其他中外史料，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分析，认为雍正谕旨纯属强辩矫饰，木陈之说倒是事出有因的。陈垣不仅重视以档证史，而且注意以史证档，为史档结合推进历史研究作出了探索和示范。

在新史学的成立过程中，比研究材料更新更为重要的，便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新问题。在陈垣的研究课题中，固然多有与清儒朴学一脉相承的传统课题，例如年代、目录、校勘、史讳之学；然而，他以宗教史、蒙元史、中外关係史为主要方向的中古以来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便颇有开一代风气的新课题。

继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后不久，他相继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合称「古教四考」。这是我国第一次系统论述鲜为人知的四种古宗教的系列论著，开拓了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领域。时人或疑其为耶稣教教友，或疑其为回回教徒，他明确宣佈：「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为某某教徒」。［23］在二十世纪新史家中，陈垣是自觉以现代史学的眼光研究宗教史的先驱者之一。

历史观念的因时推移，所谓「时势不同，则对古史之认识有異也」，［24］也是陈垣在历史研究中追随新史学潮流的表征之一。蒙元史研究虽然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因边疆危机而渐成显学，但陈垣研究蒙元史的着眼点显然有别於他的前辈学者。辛亥革命以后的五族共和口号与五四运动以后的民族平等思想，对他的研究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对蒙元史的研究决不能再「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25］而应该以全新的世界性眼光重新审视蒙元史，审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他在二十年代发表的蒙元史与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贯彻了自己的这一观念。据其自称，该书「著於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26］针对西化，他提出了历史上华化的事实：「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27］这种观念已完全突破了一般治蒙元史与中西交通史学者的认识水平，远远不是那些只醉心於西风东渐和沉迷於餖飣考证的论著所能比拟的。其后，他在〈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里指出：「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並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在历史研究中把民众的力量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念是随时代而进步的。

新史学就是要运用新观念，借助新方法，处理新材料，解决新问题。然而，在论及新史学方法创建过程时，也许以为在这一方面陈垣乏善可陈，有关研究者几乎都对他不置一词。实际上，陈垣对此还是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的。他曾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指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又强调说：倘以为考证「尽史学之能事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应该承认，对中国旧史料的甄别考辨，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确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清代学术大师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没有系统明晰的考据方法论专著传之后世。他们凭藉个人的颖悟和长期的积累，掌握並推进了这一考据方法，却让后世学者仍代复一代重复自己皓首穷经的摸索过程。陈垣以现代眼光与科学方法对传统年代学、目录学、校勘学和史讳学的总结和推进，不仅仅试图让现代新史家多一门径，多一管钥，免去或缩短那种暗中摸索的过程；还旨在进一步确立考证学在整个新史学中应有的地位和功用。在陈垣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中，这种新史学的考证学显然是有别於乾嘉考据学的。

其重要的区别就在於：其一，乾嘉考据学「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将考证视为史学的本身和目的；而新史学只是将考证学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正因为「不专恃考证，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其二，乾嘉考据学由於为考证而考证，便难免流於繁琐支离一途；而新史学的考证学则「务立大义，明不为破碎之考证也」。［28］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正确指出：人文学的学术研究也是在一个传统中进行的，在这个传统中，每一代人都以其前辈的成就作为出发点，並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汲取互相贯通的研究方法。［29］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除了应该引进和借鉴现代西方史学方法外，更有必要在传统旧史学中汲取能够互相贯通的研究方法。无疑，陈垣认为，只要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和繁琐考证等弊端，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是完全可以从旧史学系统中转换出来，而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的。他对传统考证学方法的集大成式的总结与示范性的运用，其用意也在於此。对陈垣的这种努力和用心，有人指出：「其重要在於确定考证在文史学研究上之地位，其为术也绝精绝细，以极科学之方法，统御博富之学问，其貌为旧，其质实新。西谚云以旧瓶盛新酒，意差近之」。［30］这才是全面公允之论。

与考证学在新史学中地位和功用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新史学能否培养出继往开来的合格传人的问题。由於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普及，那种旧式的国学训练传统也基本上随之中断了。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如何使接受现代教育的学子在不太长的在学期间内，通过有效训练初步掌握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进入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也是新史学直接面临的迫切问题。对这一问题，在众多史学大师中，陈垣和吕思勉因与所处的大学教授的地位有关，思考最深，实践最多。在陈垣看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史料学分枝学科的学习，固然有助於旧学知识的积累和国学技能的培养，但由於各学科是各自独立的，对国史研究来说，仍缺乏一种综合融通的训练。正是基於这种考虑，他创立了史源学这门新学科，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设立了史源学研究（后称史源学实习）的课程。正如他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所说的那样：「读史者当观其语之所自出」，「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史源学研究的方法是择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31］而欲沿流溯源，考其本末，辨其真伪，就必须综合而灵活地运用年代、目录、版本、校勘、史讳等学科的基本知识，这样一来，传统的史料考据方法就能在阅读名著、寻考史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而心领神会。陈垣倡导的史源学，实际上就是实践的史料考证学或史料鉴定学。其用意，一方面固然在於新史学后继者的培养，另一方面也欲为新史学的史料处理指点一条便径。

当然，陈垣由於没有留学海外的经历，虽然「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论」，［32］但自知终有隔膜。因而当年曾全力支持弟子姚从吾留学德国，希望他学会西洋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方法相结合。由此也可见他对新史学方法的重视。总的说来，比起同时代其他史学大师来，在陈垣的史学方法中，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相对较为薄弱，而相形之下，中国传统史学方法所占的比重则较为显著。从未出洋留学，完全借助传统方法，通过自学才得以跨入史学殿堂的陈垣，常常自谦其研究方法为「土法」。而其内心深处则潜藏着一种情结，那就是：土法足以与洋法媲美或抗衡；而中国本土的旧汉学，也决不次於外来的新汉学。他以自己的《史讳举例》和西方纹章学相比匹，又以《校勘学释例》与胡适推崇的西洋校勘学较高下，都是这一情结的外在流露。不过，正如向达所称赞的那样，援庵史学倒确实是凭藉传统史学方法而终成「正果」的。［33］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充分肯定陈垣将传统史学方法嫁接到新史学主干上的可贵尝试和傑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