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睿范湉湉:他在说：论研究生导师制应该缓行

   师生之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利用与被利用上，这种多年来积结成的坏风气已然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就没有人主张站出来对导师制进行质疑呢？

论研究生导师制应该缓行

/沉默不语

在中国现行的研究生教育中，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注定是要有所归依的，也就是无论如何要跟着一个导师学习，而且是跟到底直到毕业。另有新闻报道称，近几年来，国内一些知名高校也开始在本科生教育中实行导师制。如北京大学2002年已在本科生中试行导师制，浙江大学2002年已在本科生中全面实施导师制。北大提出在本科生中实行的导师制，导师的职责有三：“一是负责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指导；二是对低年级学生给予从中学阶段到大学阶段学习方法的帮助；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学生选择专业提出一些建议。”

导师制是何方神圣，居然有如此魔力？据资料显示，导师制最早出现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新学院”（兴建于1379年），当时新生被录取后到某一学院报到时，学院当局就给他指定一位导师。本科生的导师称Tutor，研究生的导师称Super visor。导师制就是为一组学生确定一名导师，在导师和学生之间建立起“师徒”关系。导师是学生所选科目的学者，他负责指导学生的学业和品行，协助学生安排学习计划，指导他如何进行深入学习。学生在学习期间每周必须到导师那里去至少一次，每次半小时以上，导师与学生这种谈话叫Tutorial（个别辅导）。“导师制教学促使学生对所学科目进行创造性思维，这是牛津教学体系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牛津与剑桥在建校之初就实行导师制，事实证明，这一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培养了众多具有创新精神、成就卓越的人才。由于导师制在人才培养中的有效性，继牛津和剑桥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都采用导师制。但由于经费和人力的限制，一般只在研究生教育中实行“导师制”。因此，从导师制的起源看，它最早出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并主要用于研究生教育，是作为一种侧重于对学生进行个别化学术指导的教学制度而存在的。

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外来优秀的东西一到中国都会变形。到了今天，研究生导师制（一带多）成了一些教授和副教授谋取私利的理由，或者是因其制度化的规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摇钱树。据笔者观察，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一个学校，而是在中国高校中大面积流行，所以我们提出传统的“一带多”的研究生导师制应该缓行，而应大力倡导导师联席制。

一、       导师与学生之关系

对研究生来说，每个人对自己的导师有一个评价，但对全国的导师的总体评价都不会太高，因为，师生之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利用与被利用上，这种多年来积结成的坏风气已然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就没有人主张站出来对导师制进行质疑呢？

1、    朋友

师生之间为朋友，这也要分为两类：酒肉朋友型和诤友型。前者表现为老师时常请学生吃饭喝酒，但就不谈正事，不会涉及学术问题，而且饭钱的支付有两种，一种是老师掏钱，另一种则是学生凑钱。

诤友型显然是一种理想的导师范本：老师会无私地指出学生的优缺点，并就其优点提出研究方向，并提供有益的资料及研究思路。目前这样的老师已经越来越少了。

2、    雇佣关系

现在更多的师生关系处在雇佣层次，主要有两种类型：长工型（亦即包身式型）和短工型。

长工型，即研究生一入学后，大多数时间都为导师占用，包括寒暑假。占用的原因是导师的课题多，有书要攒，开公司需要人手，另外杂七杂八的事务要做。比如我认识的几个学生同系一师门，为导师要到时限的课题赶了三个月，一本“巨著”出来了，书封面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只在最末页的感谢里才“惊现”大名。这个国家级的课题上万元，导师给这几个学生一人一千元。今年二月，上海交大九博士炒掉博导，博士研究生就声称：“我们是他的私有雇工”。“教授让我们长时间为他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生研究学业的指导”。

短工型，即随时准备着导师叫上“做事”。这个“事”儿有大有小，比如编书，做莫名其妙的课题，又比如帮老师批改学生作业，打印东西，冲印胶卷等等。

3、    陌生人

我的一个同学本科和硕士都在一个学校，导师曾任过她的课，后来她选他做自己的导师，一个原因是“他不管，我很自由”。但这样下来的一个结果是，某一天，他撞见她，居然问：你不是已经毕业了吗？

这个导师做到了极致，是不管型的代表，他每天只关心自己的家庭，没有时间和自己的学生说上一会儿话。

另一种则是放羊型。偶尔管一管，而这种时间是极其奢侈的，真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时间是挤出来的。

二、        现行导师制之危害：

师生之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现行导师制难辞其咎，在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下，种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比如一人带10个博士和10个硕士，很多学生三年不会和导师见上几次面。这种局面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也带了多重危害。

浪费国家钱财（纳税人钱财）

导师申请课题下来后，如果导师自己做，显然质量上应该还是有保证的，但大量下放给研究生做，导师的义务下放了，质量也会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导师坐收渔利，从而是对国家钱财的一种浪费（说贪污可能太刺耳）。另据了解，带一个硕士，导师每月可得补助300元，但钱入了袋，更多的导师没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倒是导师制成为他（她）得补助一个制度保障和合法理由。

国家钱财当然也是纳税人的钱财，这种以公肥私的现象难道不算一种学术上的腐败吗？

做人师表的溃败

时下，导师人格缺失成为了一个现实课题。缺失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老师不把学生当人看，从而导致学生不把老师当人看。

另外，唯利是图的导师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有的导师成天飘在外面讲课，甚至把最新研究成果在外面去讲，而不讲给自己的学生，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对学生的指导呢？而这样的行为又给学生提供了什么的的榜样呢？

治学的局限

我们不说那些为利是图的势利导师对学生治学的无益了，就算是诤友关系的，现行导师制下，学生只能跟一个导师，而且在选择时不一定是自愿的（由于学生多，牛的导师有限），这突出的表现出了计划经济色彩。再加之中国的国情，人情观甚为严重，所以导师A的学生是不好向导师B讨教的，这会影响导师A对自己的评价。

另外，导师选择的困难还表现在，当学生对导师不满意了，想调换，这会有很大的阻力，而现行制度并不鼓励和赞同学生换导师。

社会风气

我们时常把大学校园称之为“金字塔”，从纯粹性来褒奖它，这在90年代前应该是适用的。现在的大学校园已然是一个大社会了，各种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都会有所反映，贪污腐败现象不是没有，而是缺少我们去曝光和惩罚。

在师生关系物质利益化的背景下，研究生找导师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导师的名望和交际网络，并不会在意学术成就。这种势利观显然和现代社会是合拍的，从而使研究生没有了CRITICAL　THINKING的习惯，更多地去迎合社会。这显然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被导师异化之前，研究生不应首先将自己异化。

三、解决方案：导师联席制

我们倡导导师制度应该缓行，并基于改革的现实困难，建议实行导师联席制。

这种制度的设计原则为：

所有具有导师资格的老师同属于导师团；

研究生不固定在一个导师，而共享导师团资源；

导师团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为学生服务；

导师有义务接受电话或电邮咨询；

导师补助由导师团掌握，每年由学生评选最佳和最差导师，从而实现导师多劳多得，优劳多得。

…….

这样下来的好处是真正实现“有教无类”，并有利于将导师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化，对学生的指导更有利，充分体现“兼容并包”的好作风。遇到有课题时，则在学生中公开招标，报酬进行公示制度，并根据学生的成果进行评估。

导师联席制可以解决现行制度的暗箱操作及计划经济特点，也能解决部分“多吃多占”的问题。

据报道，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淡化研究生“导师制”，考生报考和复试时均不需选定导师。为改变研究生培养中“1个茶壶灌9个茶杯”现象，中大研究生院今年起试行“导师组”的做法，由一个导师团队带研究生。研究生报考时不需选定导师，入学头一年不分导师，做论文时再配备相应课题的导师，并让学生自由选择，同时给博导、硕导设定招生人数上限。这种“导师组”制现只是先在外语学院、中文系等院系试行，明年在全校推广。华南理工大学也改变复试的报考模式。考生在报考时也不需选择导师，等到复试结束后再作选择。为了避免导师在复试中给自己“门下”考生“感情分”的现象，采取考生报考时先不定导师、待复试结束后再由学生和导师双向选择的做法。

我们认为这已经走出了重要一步，如果再加上制度上的保证，效果会更好。鲁迅先生在1925年5月15日《莽原》周刊上发表《导师》一文，言辞激烈：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这种思考路径显然走得很极端，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那就是必须先改良，再改革，将研究生导师制进行优化，直至将其幻化于无形，让学生自主联盟起来，因着共同的爱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不断的成就。

背景：

博士炒掉博导

2004年2月17日，《大学周刊》独家报道了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66岁的博导王永成教授被自己带的9名博士研究生联名“罢免”的消息，博士研究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联名要求更换导师的原因是王教授长时间让他们为“法定代表为其夫人陈祖申”的上海纳讯高科技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讯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生研究学业的指导。而2月18日，报道的当事人王永成教授委托纳讯公司主要负责人张凇芝先生致电记者辩解称，博士研究生要求换导师，主要是因为有研究生偷了纳讯公司的东西，事情败露。

　　9名博士生公开的一致态度是：“如果学校不同意更换博士导师，我们就集体退学。”最后，学校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尊重学生的意愿，同意将9名博士转到其他导师名下。”面对记者，校方负责人承认最终做出更换导师的决定，或多或少有点迫于博士研究生上访压力。

　　他山之石

我觉得，中西教育差别，就像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一样深刻而源远流长。

在牛津，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里的专业划分相当粗疏，讲究博与通，是可能工具型，而不像我们那样是专用工具型。比如，牛津大学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说是哲学专业，本科生则叫做“PPE”学生，这是指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的学生。在结束本科，念研究生时再专攻以上三种专业中的一种，这种安排使文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

一般而言，西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强于中国学生。我们看重的是现存的知识，他们看重的是会不会出主意，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研究人员，他们挂在口头，常常赞扬的就是说某人有“idea”。我曾问过一位著名的牛津哲学家：“你认为最好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她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最好的学生就是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

这是典型的牛津导师制教学：我每周给学生指定阅读书籍与论文题目，然后面谈，讨论。这个学生在论文和讨论中的表现常常是令我惊喜参半，许多我急欲表达的看法，都被她抢先表达出来了。

依我的标准，西方学校对学生抱一种自生自灭的态度，很少强制，你是天才靠自己奋斗冒尖，你不求上进，甚至自甘堕落，也是咎由自取。我的一位英国朋友的儿子吸毒，来管的是警察，如果在中国，恐怕班主任、校长都有干系。中国的教育强制成份重得多，学生的表现、成绩，总要符合家长、学校、社会的要求。

（徐友渔：教育何为——中国教育问题随想（二），中华读书报2000/08/10）

美国中学无导师

在美国一到中学就并无“班级”一说，都是学生按照要求各自选课。全美中小学师生的比例在一九九九年的统计数据是1∶16.6。在美国当然不会有人用“研究生教育”和“导师制”来教中小学，因为那显然违背教育的常理。

（程宝燕：教育与“国际接轨”，《世纪中国》2003/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