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理论的意思:中国古代妻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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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妻妾制度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外加丫环奴婢以及合法嫖娼。
一个男人只能同时有一个老婆，包括皇上，同一时间也只能有一个皇后，在我们老祖宗的脑袋里，妻与妾完全是两个概念，妻就是妻，妾就是妾，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妻”是应父母之言媒妁之约，明媒正娶过来的，是“正室”；妾则不然，不能算作正式婚配，只是“侧室”、“偏房”，不可称之为“妻”。当时的法律虽规定不可娶二妻，却没让人不许纳妾，娶“二妻”犯法，纳“二妾”、“三妾”、“四妾”却无关紧要，虽然在本质上与“一夫多妻”没任何分别。汉字可真是妙！在明朝，甚至有法律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看看，要是你老婆肚皮不争气，生不出儿子，你即使想“从一而终”也办不到，因为要逼你纳妾。
“一夫一妻制”在古代就有法律明文规定：唐高宗《永徽律疏》中有《户婚》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就是说，你有了一个明媒正娶的老婆，还要明媒正娶一个老婆的话，要判徒刑一年，你第二个老婆家也要被判刑，只不过减轻一点罢了。所以，三妻四妾并不是说你可以娶三个老婆，而是说你老婆死了，可以再娶一个，但不能同时娶两个。否则不仅要判刑，还要强迫与二婆离婚。
虽然老婆只能娶一个，妾却可以多娶，因为“妾”不是“妻”，即使老婆死了，也不能把妾扶正。《谷梁传》：“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有妾无妻的男人，仍是未婚的“钻石王老五”。而嫡妻死了，丈夫哪怕姬妾满室，也是无妻的鳏夫，要另寻良家聘娶嫡妻。
《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就是说，如果你老婆死了，你要把你心爱的小妾升为妻的话，就是触犯了刑律，一旦事发，是要两口子一齐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
妾的地位当然不是家庭里最低等的，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就是有义务陪男主人睡觉，但只能算奴婢的身份的丫环。比如《红楼梦》里的袭人。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
在家庭中，虽然妻与妾的职责都是侍奉丈夫治内管家以及生儿育女，而且，妾对于家主来说近似奴隶，但是，对于婢女和仆人来说，妾应该是主子。然而，妾在家庭中的权利却是很受限制，十分卑微的。
妾不能参加家族的祭祀，妾被排除在家庭之外。妾的亲属根本不能列入丈夫家的姻亲之内，就连妾所生的子女(即庶出)，也必须认正式妻子为“嫡母”，而生身母亲只能为“庶母”。这样，妾所生的子女是少爷、小姐，而妾的身份是奴隶；妾称自己的子女为少爷、小姐，她的亲生子女只呼其为“姨娘”。
对于妾，丈夫可随意处置，或打骂，或遣逐，甚至把妾杀了，《唐律》、《宋律》也只是处以流刑。《清律》处罚更轻，只是“杖一百，徒三年”。但如果妾打骂丈夫，则处罚得比妻打骂丈夫严得多，“骂夫，杖八十”。如果打夫，“不问有伤无伤，俱徒一年或一年半”。
在家中，妻可以使唤妾，打骂妾，而妾不得有侵犯妻子的行为，妾犯妻与妾犯夫同罪。因此妾在宗法制家庭中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名分上是主子，实际上与奴隶无异。但是，一般来说，为夫家生育过子女的，其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权利往往会随之提高。此外，视门第、家主的教养等的不同，妾的权益也因之而异，往往在妻、妾与丈夫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
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极为重要，得宠与失宠时时会引发家庭矛盾，而对于妾来说，唯有性生活，她们是与妻子一样享有权利的，并且，由于负有生育的职责，她们比妻子更优越，能时常与丈夫接触共宿。但是，如果妻子不在，妾不得与丈夫通宵相守，必须在性交完毕后即离去。 作品相关 锦衣卫简略介绍及大明行政区划
锦衣卫就其本身而言属于正规武装力量体系出身，前身为朱元璋抗元时期的检校组织。
历经拱卫司，拱卫指挥使司，都尉司，亲军都尉府，仪鸾司至锦衣卫。后地方化色彩较浓，但还算是军队的一部分，只不过不归五军都督府和兵部节制，是直属皇帝的亲军卫之一。
还有京师的三大营也是直属皇帝的精锐部队，像回明那位杨凌厂长带过的神机营就是。
有明一朝，出了一些较坏的指挥使但也有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从杨宪、毛骧、蒋瓛，到纪纲指挥使为第四代首领（从检校算起），第三任锦衣卫指挥使。
纪纲当初因瓜蔓抄事件清查有功升为正二品的都督佥事，要知道六部的尚书也只是正二品，再往上的品级非功臣宿将而不可得。从一品和正一品在朝廷里凤毛麟角，正二品几乎就相当于最高品级了，由此可见纪纲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不过最牛的指挥使还是后来的袁彬，其去世时官爵为特授勋上柱国、左军都督、升授光禄大夫，为大明超一品大员，母亲和妻子都是一品诰命。正所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皇帝上台锦衣卫都得大清洗一次，只有他经历了两代皇帝都是正牌卫使。这才是锦衣卫史上的最大牛。
而且时间上现在应该是到了永乐八年，到永乐十三年时太子派的《永乐大典》总裁官解缙就被纪纲冻死了，结果永乐十四年，老纪就因为支持汉王谋反完蛋了。
永乐十八年，为了儿子和孙子，在朱棣的安排下，监视锦衣卫的东厂就出世了。到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筒子就归天了。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死了，到朱棣的孙子朱瞻基死时距离永乐二十二年又过去了十一年了。后来朱祈镇即位十四年后就是有名的土木堡之变了。
锦衣卫的业务主要是几部分：
皇帝警卫系统：大汉将军
官员反贪及监察、秘密监视、肃反、独立侦查逮捕审讯宣判关押权力（诏狱）、藩王监视、反间谍：北镇抚司
军事法院、检察院、宪兵、情报、军工系统：南镇抚司
地方派出机构：十三行省及南直隶千户所和下属府、州、道、县百户所、以基层各行业身份为掩护的密探据点一般为客栈、酒楼、青楼等
执行部队：缇骑
官职体系：
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纪纲，正二品都督佥事兼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指挥使特使杨秋池，无品）
指挥同知若干，从三品
指挥佥事若干，四品
南北镇抚司镇抚二人，五品
十四千户所千户十四人，五品
副千户，从五品【马渡副千户，侦破建文余党案有特大功，连升三级，高配五品待遇】
百户，正六品【牛大海百户】
试百户，从六品
总旗，正期品
小旗，从期品
基层为力士，校尉等。
参考资料：
大明帝国行政区划
明朝政府除京师、南京以外，分设十三个布政使司（省）：
京师（北直隶），治所北京，今北京。
下辖府：顺天、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永平
南京（南直隶），治所南京，今江苏南京。
下辖府：应天【【马渡副千户】】、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宁国【【牛大海百户，广德县杨指挥使特使】】、徽州
山东，治所济南，今山东济南。
下辖：济南、兖州、东昌、青州、莱州、登州
山西，治所太原，今山西太原。
下辖：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
河南，治所开封，今河南开封。
下辖：开封、河南、归德、汝宁、南阳、怀庆、卫辉、彰德
陕西，治所西安，今陕西西安。
下辖：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
四川，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
下辖：成都、保宁、顺庆、夔州、重庆、遵义、叙州、龙安、
马湖、镇雄、乌蒙、乌撒、东川
江西，治所南昌，今江西南昌。
下辖：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
吉安、临江、袁州、赣州、南安
湖广：治所武昌，今湖北武昌。
下辖：武昌、汉阳、黄州、承天、辰州、德安、岳州、荆州、
襄阳、宝庆、郧阳、长沙、常德、衡州、永州、宝庆
浙江，治所杭州，今浙江杭州。
下辖：杭州、严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州、金华、
衢州、处州、温州
福建：治所福州，今福建福州。
下辖: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
广东，治所广州，今广东广州。
下辖：广州、肇庆、韶州、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
广西，治所桂林，今广西桂林。
下辖：桂林、平乐、梧州、浔州、柳州、广远、南宁、思恩、
太平、思明、镇安
云南，治所云南，今云南昆明。
下辖：云南、曲靖、临安、激江、广西、广南、元江、楚雄、
鹤庆、姚安、武定、景东、镇沅、大理、丽江、永宁、
永昌、蒙化、顺宁
贵州，治所贵阳，今贵州贵阳。
下辖：贵阳、安顺、都匀、平越、黎平、思南、思州、镇远、
铜仁、石阡
在黑龙江流域，明朝政府在西起阿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都指挥使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几百个。永乐年(1409年)，在黑龙江口附近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这些行政机构
作品相关 浅论明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摘要转贴）
浅论明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摘要转贴）
揣翼飞
一、妇女在婚姻权中地位的提高
一是女性的定婚权。定婚虽是当事男女本人之事，但传统习俗和法律却认为这是双方家长之间的行为交涉。一般很少顾及个人，因为在“父为子纲”以及“在家从父”纲常伦理下，男女双方家长是实际的主持者，因此法律对于干涉婚姻的违例行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责任。
唐、元、明、清律关于定婚条例一般都是规定对“已报婚书及私有约而辄悔”的许嫁女，对许嫁女实行处罚，只是在撂上稍有差别，对于许嫁女另许他人，各朝仍视为违法行为，对此女及各夫实行处罚外，又都无一例外规定：“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还聘礼，后夫婚加法。”可见，在定婚效力上，明代妇女与前后期基本一致。
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和情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在配偶选择上，处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悲惨境地，而封建伦理压制着女性真实的情感，要求她们恪守妇道，成为男人所需要的所谓贤妻良母，这种不平等的婚姻，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明代社会后期，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选择上，逐步摒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提倡男女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敬互爱。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1]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思想性格特点，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着大胆而且勇于斗争，作品写出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性之好”的“衷心”。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之张浩为季父所逼已另订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运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实真相告诉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与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并在壮文中，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嫁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人情”，逼得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在这里，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从而最终实现了建立在真情指出之上的幸福婚姻，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爱”的自由平等的婚姻。《王娇鸾百年长恨》[2]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乐小舌拼生觅偶》[3]中，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这些都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二是女性的退婚权。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约，称为退婚权或悔婚。明律对女性可以退婚分为三种：即“妄昌”、“犯奸盗”、“男家故违成婚期”。其中，“犯奸盗”是明朝开始制定并实施的，而“男家故违成婚期”始于元朝，明朝因袭。
这三种情况在明朝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男犯罪的情况，“其定婚夫作盗及犯徒、流移乡者，女家愿弃，听还聘财。”[4]第二，定婚后男子无故五年不要女子的情况，“无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5]三是在男家妄昌的情况，“男家妄昌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6]
可见，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较之于以前几个朝代，权利更为广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在婚姻方面的权利。
三是违律嫁娶范围的扩大。嫁娶违律是指对于不合适法律规定的嫁娶，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且处以相应的刑罚。《唐律》户婚律对于违律为婚应行离异者几种：同性为婚、尊卑为婚、良贱为婚、娶亲属之妻妾等八中。明朝在《大明律#8226；户律#8226；婚姻》的规定大体略同唐律，但是又增加了典雇妻妾、娶乐人为妻及僧道娶妾等条。
在娶亲属之妻妾一条中，元朝蒙古族“收继婚”的风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准弟亡而兄收弟妇。由于“收继婚”是蒙古族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广大蒙古族妇女造成必须接受的婚姻事实，大大限制了她们再嫁对象的选择自由。而《明律》则坚决矫正这一“胡风”，对“收继婚”的处罚大为严厉，“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这一规定符合汉族的风俗习惯，对明代妇女的再次婚姻缔结，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二、未嫁女法律地位的提高
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关于未嫁女的名分，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未嫁女在家服从祖辈、父辈，即“未嫁从父”；另一方面，又受“长幼有序”伦理影响，同辈中年长之女，不仅对年幼之女享有相对优越权，即使对年幼之男子，有时也有优势，正如赵凤喈所言：“中国的礼教，素重视伦常，而‘长幼有序’，即五伦之一，故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虽较同辈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7]明代对于“诸殴兄姐者”判刑较重，与唐宋律相似。可见，明代为人女的法律地位，首先是服从父辈，而在同辈兄弟姐妹中，主要依“长幼之序”划分其地位的高低。
关于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在我国在古代社会，未嫁女按照“长幼有序”伦理，确定了她们的名份地位，但是在财产继承权上，未嫁女不再享有“长幼有序”的特权，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子是法定继承人，而女子则不是继承门户的法定继承人，直到唐代，对于女子的继承权才从法律上予于承认，唐律《开元令#8226；产令》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姐、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由此可见，唐朝在室女有财产继承权。在份额上依法律规定获得未婚兄弟聘财的一半。
明律只是在户绝的情况下，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即“果无同宗应继，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8]唐宋元朝的法律都有规定，内容上大致相同，承认在户绝情况下，财产由女继承。所不同之处，宋律的《丧葬》令规定“若之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即父母可以用遗嘱的方式：剥夺未嫁女继承遗产权利。而元律则明确则明确肯定户绝，女可继承，可见，宋时还受遗嘱的制约，元代则享有绝对的继承权，相比之下，明律对此规定稍显苛刻，那就是必须“无同宗应继承者”的情况下，女子方可继承，这种有条件的继承比之唐、元律无疑是女性继承权的削弱。总之明代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较之前代大大削弱。
三、既嫁后地位的提高
在古代社会，妻的概念很宽泛，既包括正妻，即通常所说的“生母”，此外还有妾。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明代“为人妻”，是以正妻为研究对象，明代“为人妻”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沿袭汉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地位，即遵循“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原则，从而造成在法律上“夫尊妻卑”局面，但是在明代的一些法律条文也透露出一定的保护妇女权利的气息，这为明代妇女地位提高提供了法律保证。
一是为妻的人身权。在明律上，“夫尊妻卑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同罪异法罚”，这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权的损害，如妻子打丈夫，“仗一百”，至折伤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殴打妻子，“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在《唐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可见，在相同斗伤程度下，法律对妻子的处罚，远远重于对丈夫的处罚。更有甚者，丈夫过失殴杀妻子，唐、宋、明、清律一概列为“各勿论”，可见，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
二是为妻的财产权。唐朝，妻的财产权既包括出嫁时的嫁妆，也包括“户绝”情况下，依法继承本家家产，唐文宗元成元年《教节文》规定，户绝时“无男空有女，女出嫁者，令女合得财产”[9]元朝一般的妇女，可以自由处分嫁妆，《元典省户部#8226；#8226；》“五兄弟分争家产事条例”规定：“应分家财，若因……妻家所得财物，不在分限”：“对于改嫁的妇女，不论是生前离异，还是夫死寡居，但如果要再嫁他人，其随嫁妆”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许随身搬取。
明代以后，随着统治者对妇女贞节控制的日趋严格以及统治者对女性离婚改嫁及寡妇再嫁行为的歧视，原属于出嫁女的个人财产—嫁妆已逐渐演变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明朝法律对此作出限制：“凡妇人夫亡无子……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嫁妆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对于寡妇守节者则允许其继承遗产，同时还做出“合承夫分”的规定，可见，明律规定妻子实质上没有财产权。
但在明代的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被休后改嫁吴进士，原夫蒋兴哥并不阻拦，临嫁之前，“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送去，当个陪嫁。孟玉楼、李瓶儿改嫁时也带走许多财产。
三是为妻的离婚权。唐以后法律把“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作为离婚原则，也就是离婚只要在两厢情愿的前提下即可实现，即协议离婚。此外还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壮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亡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成二等追还完聚。”[10]这“七出”是指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七出又称七去，或七弃，是为中国古代传统之休妻条件，而“三不去”是指“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贪贱后富贵。”这是明律对于出妻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妇女的权利。但在实际情况中，若妇犯恶疾，犯奸，“三不去”的限制往往无效。夫纵容妻、妾与人通奸，夫逃之过三年者，殴妻折至折伤以上，典雇妻子、被夫之父母非理殴伤以上情况，妻子可向丈夫提出离婚，但明代很忌讳离婚的。
四是为妻的改嫁权。明律规定寡妇改嫁有公婆作主，而明朝社会风气大变，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有了较宽泛的改嫁权。女教书对于寡妇守节与否，认为应由自己作决定，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婆向潘金莲说道，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理。”潘金莲最终自己主婚，再嫁西门庆，而且夫丧改嫁已成为一般民间妇女的基本价值取向，社会舆论也持认可态度，有的地方还有夫未病死时媳妇就被聘为他人之妇的风俗。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封建社会礼教束缚松弛，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人们对于寡妇是能够接受的。《金瓶梅》中潘金莲改嫁两次，最初是张大户之妾，后改嫁给武大，最后又改嫁给西门庆。孟玉楼由布商杨家改嫁西门庆，后又改嫁李衙内，李瓶儿在丈夫花子虚死后先后改嫁给蒋竹山、西门庆。仆妇改嫁者也不少，可见女子改嫁已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气。
注释
[1]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9，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58页
[2]冯梦龙：《警世通言》卷34，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0页
[3]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3，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06页
[4]《大明令#8226；户令》，中华书局，1960年，第20页
[5]《大明令#8226；户令》，中华书局，1960年，第20页
[6]《大明律#8226；户律三#8226；婚姻》卷6，
[7]赵风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8-11页
[8]《大明令#8226；户令》，中华书局，1960年，第60页
[9]《宋刑统#8226；户婚》卷1、2，
[10]《大明律#8226；户律三#8226；婚姻》卷6
作品相关 中国古代的性变异-性虐待（sm）（转贴）
由于性变态属于法医学研究范围，属于法医活体检验对象，因此，本人在本书写到了这方面的内容。不过，对于郝倩的施虐狂和受虐狂问题，有人说这是胡编，坚持认为这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叫SM，其实，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下面这个转贴，足以说明问题：
这是通过对他人施虐或自己受虐以达到性的满足的一种变态现象。从常情来看，施虐与受虐只会引起肉体上的痛楚，何来性快感？但这种情况古来就有，而且从其根源来看，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潘光旦教授认为，轻微的痛楚中有快感是很实在的一些心理作用。中国文字中“谑”字从“虐”字产生，“虐”虽说是声，但也未尝不是义，所以谑就是言之虐者，但也唯恐其虐的成分太多，以致引起痛苦的反感，所以《诗-淇奥》有“善戏谑乎，不为虐兮”的话。我们的寻常言语中，说一件事办得“痛快”，也是这种心理。
男女在缠绵爱恋之时，常有相互咬啮的现象，以轻微痛楚为乐，这就被称为“情咬”。所以古代中国男女相爱，私订婚姻之约，叫做“啮臂盟”。又闺房之乐里，男女之间，尤其是男的对女的，喜欢在颈项上撮取缕缕的红的印痕（由微血管被撮破而成），江南人称之为“撮俏痧”，也可以说是“情咬”的一种。以上这些现象，应该说都是正常的，但如同任何其它事情一样，如果超过了限度，就成了施虐狂或受虐狂，成为性变态了。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秦、汉之际不多见，但以后陆续有所记载，特别是在从前流行笞刑的时代，鞭箠方式的施虐狂是比较多的。如宋赵德麟《侯鲭录》云：“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于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莫打鸭》诗以解之曰：‘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从以上这件事看来，吕士隆的施虐狂是有相当程度了。
关于施虐狂，后世书籍还有不少记载。如清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中记了这么一件事：“乾隆间有某甲者，以县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无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居无何，妻弟亦死，仆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无食，为人浣濯衣服以自给，十指流血，而不免饥寒。有邻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过而谓之曰：‘何自苦乃尔？今有一策，可暂救饥寒，能从之乎？’妇问何策，媪曰：‘新到县官，少年佻，而慕道学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耻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无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当与诸妓约，受杖一，予钱千也；伍百诸人皆受妓赂，行杖必轻，且形体是而名氏非，初不为泉下人羞也。’妇以贫失志，竟从其策。嗣后邑有妓女应到官，悉此媪为介绍而代之，县中皂隶无不识者，皆笑其顽钝无耻也。然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余谓此妇受辱虽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谓之不贞，不惜父母之遗体，以归其夫之遗骸，不得谓之不义，君子哀其志，悲其过，未可重訾之也。”俞樾在这里重点是写那“受笞之妇”，并且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作了一些道德评价。可是我们从这件事中看到那“少年佻，而慕道学名”的县官，喜欢裸妓女之身而笞之，这显然与性变态心理有关，属于施虐狂一类。
除了施虐狂外，还有受虐狂。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施虐狂多和权位相连结，以权施虐，而且这种施虐行为又多和道德、法律搅在一起，如官虐民、夫虐平等，而受虐狂则完全不受这些条件所制约，所以由此看来，受虐狂的性心理变态速度一般应较施虐狂更甚。
例如，清朱梅叔《埋忧集》（卷九〉有“臀痒’一则说：“姚庄顾文虎，累叶簪绂，习享丰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篦，解裤受杖二十，后习为常，家人厌之，杖稍轻，辄加呵责；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数年，渐觉疼痛而止。……”
消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说：、吴兴廪生某，文有奇气，试辄冠军。惟喜受杖，每同志相聚，即出夏楚，令有力者，重笞其臀以为快，否则血脉涨闷，恹恹若病焉。”
受虐狂的表现也有不用接受鞭箠的方式的。唐卢仝《玉泉子记》有杨希古一例说：“杨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象，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在以上这段叙述中，“所谓道场”表示这种道场和一般道场不同；《金刚经》三遍，时间相当长，还要和尚据其上而诵之，都包含有受虐的内容。
关于为什么会发生性变态的现象，是今日性科学界仍在不断研究的一个问题。大致有先天遗传、后天习得、暂时发泄或因好奇爱变的心理寻求一些性刺激等原因。中国古代文献中叙述性变态的例子并不算少，但对其原因从无学理上的探讨。然而，如果我们以目前性科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来分析，似乎也大体类似。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有履恋癖的阮孚，似乎有先天遗传的影响。清袁枚《随园诗话》载性变态者春江公子诗，说：“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夫，宁作子都妾”，所持的也是先天之说。但是，后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患反恋物癖的那个见萝卜而厌畏的邓生，很可能是由于幼年时受了什么恶性的心理刺激，这种事例肯定很多，但由于资料不足，我们现在还难以分析。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里说，“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给，或势劫利饵耳”，这也可以说是后天之说。至于那些尸奸、兽奸者，大都智力愚昧、低下，又长期压抑性欲，因而以这种变态途径寻求宣泄。至于同性恋及施虐狂等性变态较多较早地出现在宫廷和贵族阶层之间，这和他们生活极端淫佚，心灵空虚，追求新奇刺激，玩女人玩腻了就玩男人，性交不够味就施虐大有关系。看来，性变态总的说来和政治无关，但它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也在某一侧面打上了剥削、压迫的烙印，当然不排除其它方面还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古代对这些变态现象还有“因果轮回”、“事皆前定”之说，当然这就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
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外加丫环奴婢以及合法嫖娼。
一个男人只能同时有一个老婆，包括皇上，同一时间也只能有一个皇后，在我们老祖宗的脑袋里，妻与妾完全是两个概念，妻就是妻，妾就是妾，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妻”是应父母之言媒妁之约，明媒正娶过来的，是“正室”；妾则不然，不能算作正式婚配，只是“侧室”、“偏房”，不可称之为“妻”。当时的法律虽规定不可娶二妻，却没让人不许纳妾，娶“二妻”犯法，纳“二妾”、“三妾”、“四妾”却无关紧要，虽然在本质上与“一夫多妻”没任何分别。汉字可真是妙！在明朝，甚至有法律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看看，要是你老婆肚皮不争气，生不出儿子，你即使想“从一而终”也办不到，因为要逼你纳妾。
“一夫一妻制”在古代就有法律明文规定：唐高宗《永徽律疏》中有《户婚》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就是说，你有了一个明媒正娶的老婆，还要明媒正娶一个老婆的话，要判徒刑一年，你第二个老婆家也要被判刑，只不过减轻一点罢了。所以，三妻四妾并不是说你可以娶三个老婆，而是说你老婆死了，可以再娶一个，但不能同时娶两个。否则不仅要判刑，还要强迫与二婆离婚。
虽然老婆只能娶一个，妾却可以多娶，因为“妾”不是“妻”，即使老婆死了，也不能把妾扶正。《谷梁传》：“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有妾无妻的男人，仍是未婚的“钻石王老五”。而嫡妻死了，丈夫哪怕姬妾满室，也是无妻的鳏夫，要另寻良家聘娶嫡妻。
《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就是说，如果你老婆死了，你要把你心爱的小妾升为妻的话，就是触犯了刑律，一旦事发，是要两口子一齐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
妾的地位当然不是家庭里最低等的，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就是有义务陪男主人睡觉，但只能算奴婢的身份的丫环。比如《红楼梦》里的袭人。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
在家庭中，虽然妻与妾的职责都是侍奉丈夫治内管家以及生儿育女，而且，妾对于家主来说近似奴隶，但是，对于婢女和仆人来说，妾应该是主子。然而，妾在家庭中的权利却是很受限制，十分卑微的。
妾不能参加家族的祭祀，妾被排除在家庭之外。妾的亲属根本不能列入丈夫家的姻亲之内，就连妾所生的子女(即庶出)，也必须认正式妻子为“嫡母”，而生身母亲只能为“庶母”。这样，妾所生的子女是少爷、小姐，而妾的身份是奴隶；妾称自己的子女为少爷、小姐，她的亲生子女只呼其为“姨娘”。
对于妾，丈夫可随意处置，或打骂，或遣逐，甚至把妾杀了，《唐律》、《宋律》也只是处以流刑。《清律》处罚更轻，只是“杖一百，徒三年”。但如果妾打骂丈夫，则处罚得比妻打骂丈夫严得多，“骂夫，杖八十”。如果打夫，“不问有伤无伤，俱徒一年或一年半”。
在家中，妻可以使唤妾，打骂妾，而妾不得有侵犯妻子的行为，妾犯妻与妾犯夫同罪。因此妾在宗法制家庭中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名分上是主子，实际上与奴隶无异。但是，一般来说，为夫家生育过子女的，其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权利往往会随之提高。此外，视门第、家主的教养等的不同，妾的权益也因之而异，往往在妻、妾与丈夫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
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极为重要，得宠与失宠时时会引发家庭矛盾，而对于妾来说，唯有性生活，她们是与妻子一样享有权利的，并且，由于负有生育的职责，她们比妻子更优越，能时常与丈夫接触共宿。但是，如果妻子不在，妾不得与丈夫通宵相守，必须在性交完毕后即离去。 作品相关 锦衣卫简略介绍及大明行政区划
锦衣卫就其本身而言属于正规武装力量体系出身，前身为朱元璋抗元时期的检校组织。
历经拱卫司，拱卫指挥使司，都尉司，亲军都尉府，仪鸾司至锦衣卫。后地方化色彩较浓，但还算是军队的一部分，只不过不归五军都督府和兵部节制，是直属皇帝的亲军卫之一。
还有京师的三大营也是直属皇帝的精锐部队，像回明那位杨凌厂长带过的神机营就是。
有明一朝，出了一些较坏的指挥使但也有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从杨宪、毛骧、蒋瓛，到纪纲指挥使为第四代首领（从检校算起），第三任锦衣卫指挥使。
纪纲当初因瓜蔓抄事件清查有功升为正二品的都督佥事，要知道六部的尚书也只是正二品，再往上的品级非功臣宿将而不可得。从一品和正一品在朝廷里凤毛麟角，正二品几乎就相当于最高品级了，由此可见纪纲在朱棣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不过最牛的指挥使还是后来的袁彬，其去世时官爵为特授勋上柱国、左军都督、升授光禄大夫，为大明超一品大员，母亲和妻子都是一品诰命。正所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皇帝上台锦衣卫都得大清洗一次，只有他经历了两代皇帝都是正牌卫使。这才是锦衣卫史上的最大牛。
而且时间上现在应该是到了永乐八年，到永乐十三年时太子派的《永乐大典》总裁官解缙就被纪纲冻死了，结果永乐十四年，老纪就因为支持汉王谋反完蛋了。
永乐十八年，为了儿子和孙子，在朱棣的安排下，监视锦衣卫的东厂就出世了。到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筒子就归天了。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死了，到朱棣的孙子朱瞻基死时距离永乐二十二年又过去了十一年了。后来朱祈镇即位十四年后就是有名的土木堡之变了。
锦衣卫的业务主要是几部分：
皇帝警卫系统：大汉将军
官员反贪及监察、秘密监视、肃反、独立侦查逮捕审讯宣判关押权力（诏狱）、藩王监视、反间谍：北镇抚司
军事法院、检察院、宪兵、情报、军工系统：南镇抚司
地方派出机构：十三行省及南直隶千户所和下属府、州、道、县百户所、以基层各行业身份为掩护的密探据点一般为客栈、酒楼、青楼等
执行部队：缇骑
官职体系：
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纪纲，正二品都督佥事兼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指挥使特使杨秋池，无品）
指挥同知若干，从三品
指挥佥事若干，四品
南北镇抚司镇抚二人，五品
十四千户所千户十四人，五品
副千户，从五品【马渡副千户，侦破建文余党案有特大功，连升三级，高配五品待遇】
百户，正六品【牛大海百户】
试百户，从六品
总旗，正期品
小旗，从期品
基层为力士，校尉等。
参考资料：
大明帝国行政区划
明朝政府除京师、南京以外，分设十三个布政使司（省）：
京师（北直隶），治所北京，今北京。
下辖府：顺天、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永平
南京（南直隶），治所南京，今江苏南京。
下辖府：应天【【马渡副千户】】、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宁国【【牛大海百户，广德县杨指挥使特使】】、徽州
山东，治所济南，今山东济南。
下辖：济南、兖州、东昌、青州、莱州、登州
山西，治所太原，今山西太原。
下辖：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
河南，治所开封，今河南开封。
下辖：开封、河南、归德、汝宁、南阳、怀庆、卫辉、彰德
陕西，治所西安，今陕西西安。
下辖：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
四川，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
下辖：成都、保宁、顺庆、夔州、重庆、遵义、叙州、龙安、
马湖、镇雄、乌蒙、乌撒、东川
江西，治所南昌，今江西南昌。
下辖：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
吉安、临江、袁州、赣州、南安
湖广：治所武昌，今湖北武昌。
下辖：武昌、汉阳、黄州、承天、辰州、德安、岳州、荆州、
襄阳、宝庆、郧阳、长沙、常德、衡州、永州、宝庆
浙江，治所杭州，今浙江杭州。
下辖：杭州、严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州、金华、
衢州、处州、温州
福建：治所福州，今福建福州。
下辖: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
广东，治所广州，今广东广州。
下辖：广州、肇庆、韶州、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
广西，治所桂林，今广西桂林。
下辖：桂林、平乐、梧州、浔州、柳州、广远、南宁、思恩、
太平、思明、镇安
云南，治所云南，今云南昆明。
下辖：云南、曲靖、临安、激江、广西、广南、元江、楚雄、
鹤庆、姚安、武定、景东、镇沅、大理、丽江、永宁、
永昌、蒙化、顺宁
贵州，治所贵阳，今贵州贵阳。
下辖：贵阳、安顺、都匀、平越、黎平、思南、思州、镇远、
铜仁、石阡
在黑龙江流域，明朝政府在西起阿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都指挥使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几百个。永乐年(1409年)，在黑龙江口附近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这些行政机构
作品相关 浅论明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摘要转贴）
浅论明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摘要转贴）
揣翼飞
一、妇女在婚姻权中地位的提高
一是女性的定婚权。定婚虽是当事男女本人之事，但传统习俗和法律却认为这是双方家长之间的行为交涉。一般很少顾及个人，因为在“父为子纲”以及“在家从父”纲常伦理下，男女双方家长是实际的主持者，因此法律对于干涉婚姻的违例行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责任。
唐、元、明、清律关于定婚条例一般都是规定对“已报婚书及私有约而辄悔”的许嫁女，对许嫁女实行处罚，只是在撂上稍有差别，对于许嫁女另许他人，各朝仍视为违法行为，对此女及各夫实行处罚外，又都无一例外规定：“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还聘礼，后夫婚加法。”可见，在定婚效力上，明代妇女与前后期基本一致。
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和情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在配偶选择上，处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悲惨境地，而封建伦理压制着女性真实的情感，要求她们恪守妇道，成为男人所需要的所谓贤妻良母，这种不平等的婚姻，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明代社会后期，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选择上，逐步摒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提倡男女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敬互爱。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1]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思想性格特点，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着大胆而且勇于斗争，作品写出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性之好”的“衷心”。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之张浩为季父所逼已另订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运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实真相告诉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与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并在壮文中，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嫁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人情”，逼得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在这里，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从而最终实现了建立在真情指出之上的幸福婚姻，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爱”的自由平等的婚姻。《王娇鸾百年长恨》[2]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乐小舌拼生觅偶》[3]中，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这些都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二是女性的退婚权。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约，称为退婚权或悔婚。明律对女性可以退婚分为三种：即“妄昌”、“犯奸盗”、“男家故违成婚期”。其中，“犯奸盗”是明朝开始制定并实施的，而“男家故违成婚期”始于元朝，明朝因袭。
这三种情况在明朝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男犯罪的情况，“其定婚夫作盗及犯徒、流移乡者，女家愿弃，听还聘财。”[4]第二，定婚后男子无故五年不要女子的情况，“无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5]三是在男家妄昌的情况，“男家妄昌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6]
可见，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较之于以前几个朝代，权利更为广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在婚姻方面的权利。
三是违律嫁娶范围的扩大。嫁娶违律是指对于不合适法律规定的嫁娶，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且处以相应的刑罚。《唐律》户婚律对于违律为婚应行离异者几种：同性为婚、尊卑为婚、良贱为婚、娶亲属之妻妾等八中。明朝在《大明律#8226；户律#8226；婚姻》的规定大体略同唐律，但是又增加了典雇妻妾、娶乐人为妻及僧道娶妾等条。
在娶亲属之妻妾一条中，元朝蒙古族“收继婚”的风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准弟亡而兄收弟妇。由于“收继婚”是蒙古族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广大蒙古族妇女造成必须接受的婚姻事实，大大限制了她们再嫁对象的选择自由。而《明律》则坚决矫正这一“胡风”，对“收继婚”的处罚大为严厉，“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这一规定符合汉族的风俗习惯，对明代妇女的再次婚姻缔结，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二、未嫁女法律地位的提高
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关于未嫁女的名分，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未嫁女在家服从祖辈、父辈，即“未嫁从父”；另一方面，又受“长幼有序”伦理影响，同辈中年长之女，不仅对年幼之女享有相对优越权，即使对年幼之男子，有时也有优势，正如赵凤喈所言：“中国的礼教，素重视伦常，而‘长幼有序’，即五伦之一，故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虽较同辈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7]明代对于“诸殴兄姐者”判刑较重，与唐宋律相似。可见，明代为人女的法律地位，首先是服从父辈，而在同辈兄弟姐妹中，主要依“长幼之序”划分其地位的高低。
关于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在我国在古代社会，未嫁女按照“长幼有序”伦理，确定了她们的名份地位，但是在财产继承权上，未嫁女不再享有“长幼有序”的特权，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子是法定继承人，而女子则不是继承门户的法定继承人，直到唐代，对于女子的继承权才从法律上予于承认，唐律《开元令#8226；产令》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姐、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由此可见，唐朝在室女有财产继承权。在份额上依法律规定获得未婚兄弟聘财的一半。
明律只是在户绝的情况下，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即“果无同宗应继，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8]唐宋元朝的法律都有规定，内容上大致相同，承认在户绝情况下，财产由女继承。所不同之处，宋律的《丧葬》令规定“若之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即父母可以用遗嘱的方式：剥夺未嫁女继承遗产权利。而元律则明确则明确肯定户绝，女可继承，可见，宋时还受遗嘱的制约，元代则享有绝对的继承权，相比之下，明律对此规定稍显苛刻，那就是必须“无同宗应继承者”的情况下，女子方可继承，这种有条件的继承比之唐、元律无疑是女性继承权的削弱。总之明代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较之前代大大削弱。
三、既嫁后地位的提高
在古代社会，妻的概念很宽泛，既包括正妻，即通常所说的“生母”，此外还有妾。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明代“为人妻”，是以正妻为研究对象，明代“为人妻”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沿袭汉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地位，即遵循“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原则，从而造成在法律上“夫尊妻卑”局面，但是在明代的一些法律条文也透露出一定的保护妇女权利的气息，这为明代妇女地位提高提供了法律保证。
一是为妻的人身权。在明律上，“夫尊妻卑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同罪异法罚”，这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权的损害，如妻子打丈夫，“仗一百”，至折伤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殴打妻子，“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在《唐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可见，在相同斗伤程度下，法律对妻子的处罚，远远重于对丈夫的处罚。更有甚者，丈夫过失殴杀妻子，唐、宋、明、清律一概列为“各勿论”，可见，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
二是为妻的财产权。唐朝，妻的财产权既包括出嫁时的嫁妆，也包括“户绝”情况下，依法继承本家家产，唐文宗元成元年《教节文》规定，户绝时“无男空有女，女出嫁者，令女合得财产”[9]元朝一般的妇女，可以自由处分嫁妆，《元典省户部#8226；#8226；》“五兄弟分争家产事条例”规定：“应分家财，若因……妻家所得财物，不在分限”：“对于改嫁的妇女，不论是生前离异，还是夫死寡居，但如果要再嫁他人，其随嫁妆”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许随身搬取。
明代以后，随着统治者对妇女贞节控制的日趋严格以及统治者对女性离婚改嫁及寡妇再嫁行为的歧视，原属于出嫁女的个人财产—嫁妆已逐渐演变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明朝法律对此作出限制：“凡妇人夫亡无子……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嫁妆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对于寡妇守节者则允许其继承遗产，同时还做出“合承夫分”的规定，可见，明律规定妻子实质上没有财产权。
但在明代的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被休后改嫁吴进士，原夫蒋兴哥并不阻拦，临嫁之前，“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送去，当个陪嫁。孟玉楼、李瓶儿改嫁时也带走许多财产。
三是为妻的离婚权。唐以后法律把“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作为离婚原则，也就是离婚只要在两厢情愿的前提下即可实现，即协议离婚。此外还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壮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亡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成二等追还完聚。”[10]这“七出”是指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七出又称七去，或七弃，是为中国古代传统之休妻条件，而“三不去”是指“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贪贱后富贵。”这是明律对于出妻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妇女的权利。但在实际情况中，若妇犯恶疾，犯奸，“三不去”的限制往往无效。夫纵容妻、妾与人通奸，夫逃之过三年者，殴妻折至折伤以上，典雇妻子、被夫之父母非理殴伤以上情况，妻子可向丈夫提出离婚，但明代很忌讳离婚的。
四是为妻的改嫁权。明律规定寡妇改嫁有公婆作主，而明朝社会风气大变，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有了较宽泛的改嫁权。女教书对于寡妇守节与否，认为应由自己作决定，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婆向潘金莲说道，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理。”潘金莲最终自己主婚，再嫁西门庆，而且夫丧改嫁已成为一般民间妇女的基本价值取向，社会舆论也持认可态度，有的地方还有夫未病死时媳妇就被聘为他人之妇的风俗。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封建社会礼教束缚松弛，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人们对于寡妇是能够接受的。《金瓶梅》中潘金莲改嫁两次，最初是张大户之妾，后改嫁给武大，最后又改嫁给西门庆。孟玉楼由布商杨家改嫁西门庆，后又改嫁李衙内，李瓶儿在丈夫花子虚死后先后改嫁给蒋竹山、西门庆。仆妇改嫁者也不少，可见女子改嫁已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气。
注释
[1]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9，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58页
[2]冯梦龙：《警世通言》卷34，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0页
[3]冯梦龙：《警世通言》卷23，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06页
[4]《大明令#8226；户令》，中华书局，1960年，第20页
[5]《大明令#8226；户令》，中华书局，1960年，第20页
[6]《大明律#8226；户律三#8226；婚姻》卷6，
[7]赵风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8-11页
[8]《大明令#8226；户令》，中华书局，1960年，第60页
[9]《宋刑统#8226；户婚》卷1、2，
[10]《大明律#8226；户律三#8226；婚姻》卷6
作品相关 中国古代的性变异-性虐待（sm）（转贴）
由于性变态属于法医学研究范围，属于法医活体检验对象，因此，本人在本书写到了这方面的内容。不过，对于郝倩的施虐狂和受虐狂问题，有人说这是胡编，坚持认为这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叫SM，其实，这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下面这个转贴，足以说明问题：
这是通过对他人施虐或自己受虐以达到性的满足的一种变态现象。从常情来看，施虐与受虐只会引起肉体上的痛楚，何来性快感？但这种情况古来就有，而且从其根源来看，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潘光旦教授认为，轻微的痛楚中有快感是很实在的一些心理作用。中国文字中“谑”字从“虐”字产生，“虐”虽说是声，但也未尝不是义，所以谑就是言之虐者，但也唯恐其虐的成分太多，以致引起痛苦的反感，所以《诗-淇奥》有“善戏谑乎，不为虐兮”的话。我们的寻常言语中，说一件事办得“痛快”，也是这种心理。
男女在缠绵爱恋之时，常有相互咬啮的现象，以轻微痛楚为乐，这就被称为“情咬”。所以古代中国男女相爱，私订婚姻之约，叫做“啮臂盟”。又闺房之乐里，男女之间，尤其是男的对女的，喜欢在颈项上撮取缕缕的红的印痕（由微血管被撮破而成），江南人称之为“撮俏痧”，也可以说是“情咬”的一种。以上这些现象，应该说都是正常的，但如同任何其它事情一样，如果超过了限度，就成了施虐狂或受虐狂，成为性变态了。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秦、汉之际不多见，但以后陆续有所记载，特别是在从前流行笞刑的时代，鞭箠方式的施虐狂是比较多的。如宋赵德麟《侯鲭录》云：“宣城守吕士隆，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中得一客娼，名丽华，善歌，有声于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妓泣诉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从之。丽华短肥，故梅圣俞作《莫打鸭》诗以解之曰：‘莫打鸭，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秃鸧，秃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从以上这件事看来，吕士隆的施虐狂是有相当程度了。
关于施虐狂，后世书籍还有不少记载。如清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中记了这么一件事：“乾隆间有某甲者，以县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无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居无何，妻弟亦死，仆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无食，为人浣濯衣服以自给，十指流血，而不免饥寒。有邻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过而谓之曰：‘何自苦乃尔？今有一策，可暂救饥寒，能从之乎？’妇问何策，媪曰：‘新到县官，少年佻，而慕道学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耻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无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当与诸妓约，受杖一，予钱千也；伍百诸人皆受妓赂，行杖必轻，且形体是而名氏非，初不为泉下人羞也。’妇以贫失志，竟从其策。嗣后邑有妓女应到官，悉此媪为介绍而代之，县中皂隶无不识者，皆笑其顽钝无耻也。然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余谓此妇受辱虽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谓之不贞，不惜父母之遗体，以归其夫之遗骸，不得谓之不义，君子哀其志，悲其过，未可重訾之也。”俞樾在这里重点是写那“受笞之妇”，并且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作了一些道德评价。可是我们从这件事中看到那“少年佻，而慕道学名”的县官，喜欢裸妓女之身而笞之，这显然与性变态心理有关，属于施虐狂一类。
除了施虐狂外，还有受虐狂。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施虐狂多和权位相连结，以权施虐，而且这种施虐行为又多和道德、法律搅在一起，如官虐民、夫虐平等，而受虐狂则完全不受这些条件所制约，所以由此看来，受虐狂的性心理变态速度一般应较施虐狂更甚。
例如，清朱梅叔《埋忧集》（卷九〉有“臀痒’一则说：“姚庄顾文虎，累叶簪绂，习享丰郁。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篦，解裤受杖二十，后习为常，家人厌之，杖稍轻，辄加呵责；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数年，渐觉疼痛而止。……”
消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说：、吴兴廪生某，文有奇气，试辄冠军。惟喜受杖，每同志相聚，即出夏楚，令有力者，重笞其臀以为快，否则血脉涨闷，恹恹若病焉。”
受虐狂的表现也有不用接受鞭箠的方式的。唐卢仝《玉泉子记》有杨希古一例说：“杨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象，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在以上这段叙述中，“所谓道场”表示这种道场和一般道场不同；《金刚经》三遍，时间相当长，还要和尚据其上而诵之，都包含有受虐的内容。
关于为什么会发生性变态的现象，是今日性科学界仍在不断研究的一个问题。大致有先天遗传、后天习得、暂时发泄或因好奇爱变的心理寻求一些性刺激等原因。中国古代文献中叙述性变态的例子并不算少，但对其原因从无学理上的探讨。然而，如果我们以目前性科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来分析，似乎也大体类似。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有履恋癖的阮孚，似乎有先天遗传的影响。清袁枚《随园诗话》载性变态者春江公子诗，说：“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夫，宁作子都妾”，所持的也是先天之说。但是，后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患反恋物癖的那个见萝卜而厌畏的邓生，很可能是由于幼年时受了什么恶性的心理刺激，这种事例肯定很多，但由于资料不足，我们现在还难以分析。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里说，“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给，或势劫利饵耳”，这也可以说是后天之说。至于那些尸奸、兽奸者，大都智力愚昧、低下，又长期压抑性欲，因而以这种变态途径寻求宣泄。至于同性恋及施虐狂等性变态较多较早地出现在宫廷和贵族阶层之间，这和他们生活极端淫佚，心灵空虚，追求新奇刺激，玩女人玩腻了就玩男人，性交不够味就施虐大有关系。看来，性变态总的说来和政治无关，但它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也在某一侧面打上了剥削、压迫的烙印，当然不排除其它方面还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古代对这些变态现象还有“因果轮回”、“事皆前定”之说，当然这就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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