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fka zookeeper 版本: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九八一年四月）
编者按：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纪念决议通过30周年，本刊从邓小平1980年9月至1981年4月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中，选编了一组有关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供研究参考。这些谈话，少部分内容曾在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有所披露。标题是编者加的。
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九次访华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九八○年九月十四日）
国际上很关心这个问题【指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问题。】，我们的人民更关心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势必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确有一部分人想全面否定毛主席，也确有一些人想全面肯定毛主席，恐怕国际、国内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要真正实事求是，不能把好的说成坏的，也不能把坏的说成好的。
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有个区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是阴谋篡党夺权，包括夺国家的权；毛主席是政治错误。我们不久要对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审判，这个审判对我国国内是公开的，但不对国际公开，因为涉及到许多国家机密。对他们的起诉，只就他们本身的罪行、刑事责任进行起诉，不涉及毛主席。这些人他们自己要辩护，就是把什么事情的责任都加到毛主席身上，甚至加到周总理的身上。我们讲法律，就是追究他们每一个人要负的法律责任。至于毛主席的一生，我们历来讲，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搞。我们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他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为党、国家和人民所建立的功勋，他的功绩是占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占第二位的。当然，他的错误本身谁都清楚，我们也不能掩盖，掩盖反倒变成不真实了，也对我们教育后代没有益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过去引导我们胜利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创造，但毛主席是主体；将来毛泽东思想还是引导我们胜利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是很广泛的，这当然不是说毛主席错误的地方也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
毛泽东同志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比如他首先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是很大的创造。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也要把先进国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吸收进来，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有中国的特点嘛！
总之，我们在实事求是评价毛主席功过的基础上，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根据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过分损害毛泽东是不对和不利的【这是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政府总理伊利耶?维尔德茨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犯下了很多罪行，必须进行公审。有些外国人问，为什么不让外国人直接旁听，我们很坦率地告诉他们，因为牵涉到党和国家的许多机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总是企图把一切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
我们正在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对建国以来三十一年的历史作个总结。这是党内外的普遍要求。过去的问题已经结束了，需要作个总结，不走这一步不行。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看到了十年，而没有看到整个五十九年的党史，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整个贡献。所以既然遇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去解决它，特别是涉及到对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我们还是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毛泽东思想体系同他后期犯的错误分别开来。他的功绩占第一位，而犯的错误只占第二位。我们之所以要把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放在公布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之前，就是为了说明他们是犯罪，而毛泽东同志是犯有错误。过分损害毛主席是不对的，也是不利的。
根据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总结历史是为了向前看【这是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安东尼·奥斯汀·斯特里特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我们昨天对“四人帮”进行了宣判。我们的宣判是很宽大的。只有两个人【指江青、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按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是要杀的。这里需要考虑到一个历史背景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背景下犯的罪。是犯罪，不是犯错误。跟着他们犯罪的还有不少人。我们需要给更多的人以改过的机会。当然这是法庭决定的事。法庭根据他们的罪行、犯罪的历史背景和其他方面的因素作出宣判，所以判得比较轻。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之久，主要是“四人帮”横行得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很大的，不少的人中了毒。比如，我们的社会风气过去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动不动就动武，根本不管什么社会秩序，不管国家的法律和纪律，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风气很不好。我们需要给这些人以改过的机会，给他们以教育。对“四人帮”的审判也是一种教育的手段。
通过这次对“四人帮”的审判，“文化大革命”这一章应该说是结束了。这里指的是法律方面。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政治结论。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是在四十年代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
我们要写个文件，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的。但也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讲清楚。总之，真正体现对这一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也是毛主席提倡的。通过这次审判“四人帮”和这个文件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
根据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要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各个方面【这是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们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提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功过要作出正确的评价。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在后期确实有不少错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制定新的方针，确定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政策，不总结经验教训不行。“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但这些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就我来说，我也要负责，否则不公道。“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毛主席确实错误不小，但他的好多见解也是正确的。比如，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确定中国永不称霸，确定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将继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概括地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非常伟大的，功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我们也要正确总结毛主席错误的方面。因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要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各个方面。归根到底，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当然，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部分。现在，不仅国际上，我们国内也有人说我们在搞“非毛化”。从上述来看，这怎么能说是搞“非毛化”呢？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根据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建国以来的历史回顾【这是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
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内、在中国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大体上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现在的所谓持不同意见的人，还包括年轻人和一部分学生，他们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老干部，抗战时期的干部，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肯定的方面多，但也有一部分，在灾难中熬过来的，意见不少。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
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我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话，毛主席的错误同他的功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很多人不接受，包括一些老干部也不接受。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毛泽东思想。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建国前，从一九二一年算起，有二十八年的历史。毛主席是主导的，还有其他领导人参与。我们不说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贡献，但外国党的同志说对世界有很大贡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胜利了，当然是对世界的贡献。
从建国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没有多大缺陷。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对知识分子的打击面太宽了，几十万人。反右斗争是对的，必要的，正确的，但扩大化了。接着是“大跃进”，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不能说“大跃进”是正确的。院子里炼钢，提出产量翻一番，对生产力是很大的破坏。当然，苏联破坏合同，也有自然灾害，但今天冷静地分析，对我们影响更大的是“大跃进”的错误。
一九五九年初，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纠正“左”，他讲对立统一，讲价值法则，纠正错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我的腿断了，没有参加。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纠正“左”，结果批他，来了个反右，加深了困难。这以后来了三年调整，那时很不容易啊，下放工人两千多万，物质很贫乏，回笼货币都很困难。但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在三次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作风，联系人民群众很好，人民对党无限信赖。向群众讲清困难，两千万人下去，心情比较舒畅地接受，苏联的账提前一年还清，但“大跃进”是错误的。
调整开始后，一九六一年开始好转，一九六二年调整当中见效。我们开了七千人干部大会，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从一九六二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形势很好，生产也是发展的，经济建设按正确轨道走。但由于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分析有错误，反修防修的矛头要对准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说党内有资产阶级，结果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可以说完全正确。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十年中有个“大跃进”，还有“四清”，有“左”的东西。
建国后的头十七年基本上是按正确轨道前进的，但中间有曲折、有问题，这不能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我们都有责任。不管怎样，应该说基本上是好的。生产力发展，工业、农业、科技都有发展，原子弹也搞起来了，文教有很大发展，总的来说是好的。如果否定这十年，加上“文革”十年，说二十年都是错的，不能这样讲。总的说，十七年是循着正确轨道走的，中间有曲折。
“文化大革命”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但毛泽东思想在某些方面有些发展，比如三个世界的划分、反霸统一战线等。反对林彪、“四人帮”，也是毛主席首先提的。毛泽东思想在某些领域还有发展。用这种轮廓来确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中，前两年是徘徊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中全会是转折，确立了思想、政治、组织路线。这里华国锋同志有责任，当然不能都推到他头上，这样也不公道。
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制定历史决议的三个目标【这是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
大体上说，对历史问题绝大部分同志的意见统一起来了，当然还有不同意见。我们很早就开始制定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目标有三个：一、树立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否则不写决议；二、要恰如其分地讲错误，有些部分要讲党的错误，当然毛主席作为党的主席，要负主要责任；三、形成决议之后，过去的历史问题不谈了，一切向前看。最近几年，一谈就是历史问题，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这不利。纠缠起来，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甚至以前的事也纠缠，纠缠个人。“文化大革命”差不多老干部都打倒了，好多人有怨气。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写了七个稿子，现在又推翻重写。写成了，绝大多数党员和人民会接受。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后，在十二大上根本不提历史问题了，天天纠缠干什么？要把精力引导到四个现代化，要向前看。这个问题分歧很大，很难统一，作出决议之后也难于统一，但那时有统一的纪律。这个问题不能再推迟了。三中全会解决了反右斗争、刘少奇同志冤案、“六十一人叛徒案”等问题，很多人都平反了，大部分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政治性历史问题要一块解决，认识要大体统一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