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系数为负值:“车改”又出新政——期望几许？

宁夏党政机关公车都粘贴“公务车”标识       新华社发

    公车改革举步维艰，备受公众关注。然而，近日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的两份文件却给“沉睡”的公车改革注入了活力。 

    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降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采购价格，明确要求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这比此前的标准降了2万元。 

    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管理条例)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 

    从上世纪末启动公车改革至今，“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的字样首次写进行政法规。这是否传递着一个信号:公车改革破冰在即?

    车改17年，进步了多少?

    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公车改革已进行17个年头。如果从2003年正式启动“公车拍卖”、“公车货币化改革”等措施算起，深度公车改革也有8年了。但是，年复一年的公车改革，似乎一直挂着“空挡”，没有真正起步。超编配车、公车私用、车轮腐败的势头依然强劲。 

    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至2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纵观车改历程，连续九年在全国人代会上呼吁公车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说，公车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购买环节，存在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的问题。其次是使用环节，公车私用现象严重。一项调查显示，公车使用存在“三分天下”的局面，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最后是维修保养环节。权威调研结果显示，一些单位一辆公车一年仅维修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甚至有的公车一年竟更换了40多个轮胎，平均每周换一个，其中漏洞可想而知。 

    既然公车改革迫在眉睫，而且喊了17年，为什么政府采购中汽车依然位列前三位? 

    “这正是政府官员贪婪的表现。”广东省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委员郑学定坦言，公车改革实施者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这是个绕不开的难题。 

    通过多年观察，叶青将公车改革的阻力归纳为两点:“一是待遇论，领导干部往往会有一种传统思维，认为达到一定职务就应该享受一定的待遇，应当使用公车。二是安全论，很多人认为，领导干部想的事情多，又做事又开车，不安全。” 

    叶青表示:“如果这两个观念不转变，公车改革难以推行。”

    各地试点，现在怎样了?

    尽管全国公车改革进展不大，但是很多地方都在试点公车改革，其中也不乏成功范例。例如“杭州车改”，两年前，所有局级领导干部全都取消专车，自行解决出行问题，市财政给予一定补贴。补贴金额从300元到2600元不等。据当地统计，车改后，公车费用已经连续三年减少财政支出30%以上。 

    广东惠州近日启动的公安政法单位车改也颇受网民热捧，具体做法是:压缩机关车辆，配强基层车辆，取消干部专车和非警务用车，按职级不同每人每月发放500元至2800元不等的公务交通费。经测算和论证，车改完成后市局机关警用车保有量将裁减59%。 

    “惠州作为地级市整体推进公安系统车改，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叶青说，杭州十惠州的模式最为理想，不过两地方的补贴额度都还有下降空间。 

    “改革就是为了更公平，公车都取消了，补贴也应该取消三六九等之分，不要因此加剧分配不公。”郑学定的观点有很多网民支持，这也是上述成功范例仍会遭受“变向补贴”质疑的原因。 

    在叶青看来，货币化模式是各地车改的大方向。不过全国各地差异很大，到底补贴多少钱合适，应该由中央出台统一的指导意见。 

    今年两会上，叶青提出自己设计的补贴方案:以各地公务员的地区补贴的20%到30%计算。“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实行，节约的应该是很大的数字。”叶青说。

    “车改”新政，作用有多大?

    有媒体报道，全国超编配车率已经超过50%。面对公车泛滥的严重局面，该如何适用改革新政? 

    记者注意到，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超编制、超标准配备的公务用车，违反规定接受的捐赠车辆或者配备的越野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的公务用车，由本级政府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收回和处理。 

    “法条已赋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各个部委超标车辆的没收权，能否严格执法，就要看机关事务管理局能不能挺过人情关。”叶青说。 

    怎样区分车辆公用还是私用，如何监管公车私用，怎样处罚，是网民最为关心的。

    悬挂“公务车”标志，或在车内安装GPS，是叶青和郑学定代表都看好的形式。不仅方便群众参与监督，而且对开公车办私事的情况能有效监控。 

    “如果实施社会化改革，监管就相对容易得多。单位去租车时需要登记，自然就进入了监控程度。”对于管理条例的出台，叶青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其中涉及公车改革内容只有一句话。“这还很不够。还需要一份公车改革指导意见。”叶青说，不管怎样，两个规定明确了公务用车实施社会化改革的方向，这意味着公车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破冰有望。 

    然而，郑学定没有这么乐观。所谓社会化改革，就是取消单位配车，实行公车租赁。这也是他多年呼吁的车改模式。但是，管理条例中使用的是“推进”字眼，“五年也是推进，十年也是推进。如果写成‘应该’，或是‘限期完成车改’才有力度。”郑学定说，这次出台的新政，态度还是不够坚决。

    按照郑学定的设想，公车改革，应该首先确定全国公车改革分步实施以及全部到位的时间表。其次，按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分步推行。第三，确定公车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数字上加以限定。最后，对于尚不能推行公车改革的地方，要明确规定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方便市民参与监督。 

    “对于车改新政，尽管褒贬不一，但没有必要等到没有缺陷的制度出台之后再实施改革。”叶青说，很多人把执行的难度拿来反对公车改革制度本身，这其实是很大的失误。公车改革是一回事，车改执行是另一回事。如果因为执行起来有难度就不进行车改，就错了。公车改革的方案不可能一劳永逸。拿可操作性来说，人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公车私用一下没什么大不了，又没有接触钱，也不好处罚。但是管理条例实施后就不同了，如果拿着公车补贴又去违规用车，就属于经济问题，是腐败，就可以据此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