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的魅影种族值:芦笛说文解语(8):再谈古代“语”“文”是否分家

 芦笛说文解语(8):再谈古代“语”“文”是否分家

前文推出后，网友老杜不同意，驳道：

“（芦笛说）‘我倾向于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语’和‘文’就是分了家的，这趋势是越来越严重，直到近代就彻底不搭界了……’

这个猜测不符合常理。语和文后来分家，大家通过读以前的古文，通过注疏还能读懂，如果一开始就分离，谁能读懂？这样的‘文’是不能流传的。

老芦举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写成‘为何’完全不能说明什么。‘为何’虽然不算口语，但大家都明白，而且是存在过的。但在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为何’是神马，你能用‘为何’吗？”

这问题很敏锐，可惜似是而非。

你没想到的是，文字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玩意儿，就连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都有文盲，并不是会说话就能阅读写作的，必须先学会那套规矩才行，更何况是不指示发音的表意文字？

因此，人类发明文字的同时，必然也就发明了教育。大众先是在窑洞里画画，画大众打老虎，记录本部落的英雄壮举，后来某位天才仓颉灵机一动，发明了一种简易记录系统，并教会众人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文字的起源。它的发明不需要教育，但推行必然需要教育，哪怕是只在两人中分享，也需要教育：例如你和杜太太就有些无任何第三者能懂的语言不是？那要么是你传授给她的，要么是她教育你的。不管是谁教育谁，都需要教育过程，并伴随着各种记忆强化手段，诸如跪搓板、扭耳朵之类。

举例来说吧，请看下面超高等数学公式：

4÷2＝2

如果没人教你，哪怕你生为神童高斯，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么？即使有人教授，各人的念法也不同，淘气学生念“四除二等二”，乖孩子甜囡囡们则念“四除以二等于二”。照老师看来，后面这种念法才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两种念法一直并行不悖。无论采用何种发音，大家都明白那意思，也都会使用它交流，决不会弄出误会来。无论是调皮学生还是乖孩子们，都会算出6÷3的正确答案，虽然他们念题的方式不一样。

这就是表意文字的实质。它是经过教授的约定俗成的一套符号系统，可以脱离发音存在。因此，为了书写方便，采用“原始速记术”，忽略了某些语言成分，完全可以想像。例如“乃”这个系动词很可能早就存在于口语中了，但最初为了省事，懒得写进去，于是口语本是：“鸭子乃鸟也”，刻字的人嫌麻烦，写成“鸭鸟也”，请问那又会引出什么误会来？

“芦大鸭子的谬论，看起来很显然，但真批起来也不容易，嘿嘿。请你详细说说你是如何得出以上结论的，给我们多提供一些批判的线索，谢谢。”

现在就告诉你我那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这结论其实包括两个，第一个是“从远古时代起，‘语’和‘文’就是分了家的”，第二个是“这趋势是越来越严重，直到近代就彻底不搭界了”。

两个结论的性质完全不同，第一个是根本不可证明也无法证伪的，纯属猜测，因为拿不出直接证据来，除非你找到了山顶洞人留下来的录音带。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给出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猜测来。我已经说过了，古代写作极不方便，不仅费力费时，而且篇幅有限（兽骨、龟甲、金属器皿、竹片的面积小得可怜），再加上人类好逸恶劳的特点，发明一种比口语更简约的记录系统的可能性，要远比发明忠实记录口语的系统的可能性高。

第二个结论则是事实陈述，应该能找到证据。证明的方式是比较各时段的口语和书面文字的差距。如果该结论正确，则那差距应该越来越大，而事实确实如此。

从史书来看，书面文字整个给冻结了两千年，从《左传》、《战国策》到《清史稿》，那难易程度基本相等，能看懂《明史》的人也同样能看懂《战国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注释。由此可见两千多年来文言什么改变都没有，完全是冻结了的死语，和中世纪欧洲人使用拉丁文一般。

在此期间，口语却日新月异。作为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史记》的一个特点是常常在评论中引用民间谚语，在文学形象描绘中引入口语，而那些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例如《刺客列传》讲荆轲刺秦望那篇，太史公在最后引用据传是荆轲的语录“天雨粟，马生角”，那文法与书面语一般简洁。而在《李将军列传》末尾，司马迁发议论引用了民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直白浅显，但同样具有文言简朴的特点。

但越到后来，口语就越不像文言了。例如所谓“敦煌变文”乃是唐代和尚用口语向大众讲经的讲稿，和现代语的差距就很大，与冻结不变的文言差距相对较小。宋人评话和现代口语的差距就缩小了些，偏离文言的程度相应大了些。元代写作的《水浒》与现代口语的差距更小，偏离当时文言（也就是秦汉文体那死语）的程度更大。《红楼梦》的语言和现代口语差别就很小，和文言就完全不搭界了。所以，不懂古文者看《红楼梦》毫无问题，但看后出的《清史稿》就要一头雾水。

这就是为何如今世上多了许多国学高手。这道理某网友早说过了，离休老干部要附庸风雅，学画一定学国画而不学西画，学诗一定写旧诗而不写新诗，此无他，易于速成而能去“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