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精灵个体值计算器:芦笛说文解语(7):古代的语与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4:43:43
芦笛说文解语(7):古代的语与文
最近某网友问起古文字的起源，还问我，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人的发音是否一样？会不会像现代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同一汉字的发音天差地别？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文，在当时是不是口语的记录？
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有趣。下面就我这外行所知，给大家介绍一点道听途说。
一、汉字的起源和流变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后来是商周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又称钟鼎文），后来是秦国的石鼓文和其他石刻文字，称为“籀文”，金文和籀文统称为“大篆”。据王国维考证，到了战国，因为战乱，文字分为西土文字与东土文字，秦国使用的文字就是上面说的籀文，而东方六国用的和秦国的则不一样，分为晋、楚、燕、齐四系，晋系文字就是后世所谓“蝌蚪文”。秦统一全国后，由李斯将原来的大篆简化为小篆，废除了六国原来的文字，用政府权力强行推广全国，这就是有名的“书同文”。小篆在汉代进一步简化为隶书，以后变成魏碑，再规范化为贤良方正的楷书，印刷术问世后，楷书变为“宋体”，这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汉字的来龙去脉。所以在文字上，咱们都是秦国那野蛮人的苗裔。
顺便说一下，就连从文字变迁上来看，似乎都可以看出咱们的民族性演变，那就是“从圆到方”，从飞扬灵动变为贤良方正，僵死的“宋体”的出现（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印刷体汉字），与理学的勃兴平行，似乎不是偶然的。当然，宋体字出现大概是因为贤良方正的字体易于刻版。不过此说大概也不能成立，否则欧洲人为何不因印刷术的引入而改变字型呢？记得《聊斋》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这话很正确，可惜老祖宗自己就没做到这点，方则方矣，但我基本没有见过圆通的时候。
秦始皇强制实行“书同文”的结果，是使得东土文字就此失传。不仅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形体区别很大，就是东土文字各系之间的差别据说也不小。秦朝以后，大家学的都是西土文字流脉，于是见到出土的东土文字，便只有“王八吃绿豆──大眼对小眼”。历史上曾发生过两大有名的“文盲毁宝案”，都给中国文化遗产的流传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一案就是“孔壁出书”案。秦皇烧书，毁灭了传统文化。文景之治时，朝廷下令百姓献书，独缺《尚书》，也就是儒家所谓《书经》，乃是上古时代的史籍文献（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包括了夏、商、周三代）。全国只有一个人记得那本书，便是伏生。汉文帝派晁错去找他。他当时已经90多岁，病得快死了，靠记性背诵出《尚书》28篇。他口音难懂，全靠女儿作翻译，由晁错笔录下来，用的文字当然是当时的简化字汉隶，称为《今文尚书》，这儿的“文”的意思就是今天的“字”，所以其实是“今字尚书”。那经典究竟有几成可靠，真是天知道：第一，那是背诵出来的，依据的不是书面记录而是靠不住的记性。第二，那是90多岁病得快死的糟老头子背诵出来的。第三，那是晁错而不是伏老头子笔录下来的，中间还经过伏生女儿的翻译，天知道这过程中夹进去了多少错误。
到了汉武帝时，鲁王拆孔子的家，从墙里拆出数十篇古书，都是用东土文字写的。据王充说：“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那些宝贵的出土文献就此失传。东晋时有人献伪书，声称那是孔子家壁里拆出来的《尚书》，由孔子后裔孔安国考订后翻译成今文，这伪书即所谓《古文尚书》。那假货竟能鱼目混珠，和伏生传下来的《今文尚书》混编在一起，直到清朝才被学者证伪，把它和伏传《尚书》分开。
现代人都能看出来，《今文尚书》的文献学价值，远远不及从孔宅墙壁里拆出来的古本高。可惜古人不识字，导致这宝贵的文献就这么冤哉枉也地丧失了。
另一著名的“文盲毁宝案”乃是所谓“汲冢出书”。西晋时，汲郡有人盗墓，在魏王墓中发现大量竹简。盗墓贼不知珍惜，胡乱糟蹋，甚至用来做火把。官府发现此事后上报朝廷，朝廷非常重视，特地召集了全国第一流学者去研究，发现那是用魏国本国文字写的。这批竹简就称为“汲冢书”，其中竟有魏国史书。学者们编出了一些史籍，将整理出来的魏国史书称为《竹书纪年》。可惜因为那是用蝌蚪文写的，又因竹简散乱，当时的学者们又毫无保护古籍的基本概念（科学的考古方法其实是后来从西方引入的），在整理时遇到无法理解之处，便“随义注解”，任意窜入自己想当然的注释，使得原文和注释混在一起，成了“真诚热心造假”。等到原简丧失后，辗转流传下来的抄本就成了真假难辨的假冒文物，最后被王国维一一证伪。这样，一部出土的宝贵史书就像鬼子说的那样，“因爱的拥抱而窒息”（请参考朱渊清著《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这真是文化史上的大悲剧。须知秦始皇一把火，烧得先秦的历史一片模糊。司马迁就说过，他编写《史记》的最大困难就是各国史书都给毁灭了，只留下秦国的史书，而秦史编得一塌糊涂，他只能靠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来弥补。即使那阵子的大儒不识东土文字，如果他们能像西方学者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把所有的竹简上的文字忠实地描绘下来并留给子孙，那么后世总能破解出来，则今天所知的上古史就要可靠真实详细得多。
如今“国粹派”动不动就吹老祖宗如何如何了不得。其实就连真正的国学研究，特别是古文字学，也是后世才建立的（我恍惚记得似乎是清代发现甲骨文后才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学者不识字，并不等于现代学者也不识字。例如韩愈曾写了一篇《石鼓歌》，描述秦国留下的十个石鼓，坦承他不认识上面的字：“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但据现代学者辨读，那不过是所谓“籀文”，并没有韩愈吹的那么神秘。
所以，如果以后再挖掘出东土文字写的竹简来，辨识它们对现代学者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近年似乎出土了若干东土文字写的战国竹简，好像都被辨读出来了。可见就连国学，也是“不觉前贤畏后生”。此无他，后生学得了先进的西方研究方法也。
二、古代的“语”和“文”是否脱节？
网友老杜说：
“先秦时，因为文字的历史还不久，书面语和口语应该是很接近的。但因为口语变化得快，而中文又不是记录语音的，完全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存在，很快就和口语脱离了。可以肯定汉代人们就读不懂先秦的东西了，因而一大批学者开始注释古文。”
其实关于古代文字与口语是否一致，学术界好像从来也就没有达成共识，一部分人认为文字草创之时确实如此，“语”和“文”的脱节是后来出现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从一开头两者就是脱节的，那是因为古代书写极度不便，先是只能在乌龟壳牛骨上刻，后来只能在竹片上刻，当然不可避免要使用缩写术。
我认为后说非常有理。哪怕今天使用电脑，我都常用“为何”取代“为什么”，何况是原始落后的古代？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语”和“文”就是分了家的，这趋势越来越严重，直到近代就彻底不搭界了。
他还说：
“书面语和口语脱离的太多，很多文人就感到不便，就要像五四时一样，提倡白化文。韩柳，李杜等大家，应该都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而元曲，明清小说就是用口语写的。”
我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儒家传统是“厚古薄今”，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历史是退化而不是进步，最理想的时代还是三皇五帝之时。所以历代并没有谁提倡过白话文。韩愈等人发起的乃是“古文运动”，并非什么“白话文运动”，那动机正是因为六朝以来文风绮靡，失去了古文的简朴雅健，因此他们要提倡回到古代的写作风格去，所以大苏才会赞老韩“文起八代之衰”。
唐代的白话文至今有存留，乃是所谓“敦煌变文”，而宋代白话文文学则正式问世，就是《碾玉观音》一类“说话”。那些俗文学作品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的风格天差地别，没什么“非常接近”一说。
元曲、明清小说（不包括文言写的笔记小说）当然是白话文，不过那和其先驱敦煌变文与宋人评话一样，乃是当时的另类文人写作的，从来就不登大雅之堂，为主流社会鄙视。如果不是鬼子打进来改变了咱们的价值观，到今天咱们也不会认识到那些“下作玩意”才是比试帖诗、八股文更伟大的文学作品。
所以，他说：
“但因为汉语的特点，书面语和口语必然是：相同→分离→相同→分离，巡返往复，以至无穷。”
我认为并非事实。
三、如何考证古汉语发音
老杜网友的上述主张，其实暗伏了一个认定，那便是古代中国人的发音都是统一的，其实只有天知道。如今中国交通如此发达，还有这么多方言，例如网友老道的福建鸟语，谁有本事能懂？蒋介石的英文名字是Chiang Kai-shek，又有哪位北佬知道为什么第二字要翻译为“盖”？先秦交通不发达，又没有大众传媒和公学，只有私学，因此，古文字的发音不一是必然的。
百姓讲方言没关系，朝廷命官怎么办呢？传统社会的一大优点，是为了避免吏治腐败，实行官员回避政策，也就是本省人不许作本省的官，地方官员都由外籍同志担任，他不懂当地方言，怎么和“吏”交流（古代“官”和“吏”是严格分开的，“吏”到死也不可能变成“官”，不实行回避政策，一般由当地人充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有所谓“官话”出来，也就是国府时代的“国语”和共党时代的“普通话”。大众不知道的是，这玩意古已有之，没有“官话”，则朝廷立刻无法运作。国共两党的特殊贡献，不过是把这“官话”从官场推广到教育领域里和大众媒体中去罢了。其实，古代韵书诸如《广韵》、《中原音韵》等都是根据当时的“官话”编的。文人作诗填词都得按那玩意来，这才造成了同一时段的文学作品的规范化，否则大家都按自己的方言发音去押韵，还能有什么规范的诗歌创作？
这是从横的维度来看，从纵的维度来看，语音也是不断改变的。有趣的是，古人竟然长期不知道这一点。据我模糊记忆，似乎晚到明代的顾炎武才注意到《诗经》按韵书读有不押韵之处，由此发现了古音和现代发音不同。在他的启迪下，其他学者才投入这研究。
古人迟迟不知道语音流变，乃是他们缺乏另类语言文化作对照，一直不知道中文的实质是形体和声音的脱离。从问世那天起，汉字大概就没有什么指示发音的功能，从来也没有做到发音和书写一致。这原因早说过了：它是弹性很大的意符而不是音符，可以脱离发音而存在，和阿拉伯数字的原理是一样的，这就是它为何能不受时空限制，从远古一直用到现代，从中国传到日本去。其实原始文字都有这特点。例如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现代埃及学者都能流畅阅读，但谁也不知道发音如何。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古文字中，除非起古人而问之，这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
这个问题严重到连古代汉字到底是否真是单音节符号都成了问题。例如蒙族网友那兰性德就认为，古汉语其实是多音节语言，只是由于书写困难，使用一个字代表多音节词罢了。后人不知此理，逐渐弄成了一字一音节，其实是历史的误会，云云。
此说我认为不能成立，首先那是猜测之言，毫无证据。其次，日语中有大量汉字，这些汉字可以用中国方式读，也可以用日本方式读，如果用前者。仍然是一字一音节（据说入声字除外，凡是入声字都是双音节），这说明起码在唐代，汉语就已经是单音节语言了。不仅如此，平仄之分早在南北朝就开始了，那正是单音节语言的特点。为何远古突然就是多音节语言了呢？
因为指意而非注音，汉字便给后人猜测古音带来了极大困难。如上所述，在顾炎武发现古音与现代音不同之后，学者们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就是老顾用的那个，找到古诗歌“不押韵”之处，用后来的韵脚推出那个“不押韵”字的古代发音是什么。《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用此途径颇作出了点发现，例如考证出“马”在《诗经》中应该念作“虎”之类（所以，“马马虎虎”应该读作“虎虎虎虎”，亦即日寇袭击珍珠港的暗号）。记得某楚辞专家也根据这一原则，考证出“英”字在楚国古音里应该念“央”，否则屈原《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就不押韵了。
依我看来，这种考证法，完全是牵强附会。明眼人一望即知，这种考证的思路乃是“以已知参照物定未知”，以上举《离骚》例句为例，那是按“伤”的现代发音，再根据“英”从“央”旁，定出“英”的古音来。问题在于，以现代发音作为已知参照物站得住脚么？会不会是“伤”字念“shing”呢？至少您得排除这种可能性吧？
因为古人没为咱们留下个录音机来，咱们便只能这么混猜一气。用科研的眼光来看，这种考证什么学术价值都没有，因为没有过硬证据，而且无论考古学如何发达，都永远不可能获得过硬证据。
而且，这种考证只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这在下例中表现得最明显，李商隐诗曰：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现代人一看，文盲写的！连押韵都不懂！那“原”念“yuan”，“昏”念“hun”，怎么能拿去押韵？但学者一看，问题来了，按韵书，那一点都不错，乃是所谓“十三元”。李商隐觉得合辙押韵，当然是发音和现在不一样。
但问题在于学者只能发现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您说，要让那诗押韵，到底是“原”该变成“yun”，还是“昏”变成“huan”？要么，在唐代“原”既不念“yuan”也不念“yun”，“昏”既不念“huan”也不念“hun”，这俩字的共同韵母在现代汉语中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根本就无法解决。
考证古音的第二个途径，是用日文发音作已知参照物。上面已经说过，日文中的汉字有两种发音方式，中式和日式发音。中式发音可以用在考证唐代古音上。不过这也很有限，因为日语韵母似乎很简单，缺乏复韵母、鼻韵母，因此顶多可用于考证单韵母的汉字发音，而且还不包括入声字。
第三种研究途径则是用地方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作已知参照物。由政府组织全国方言调查，将各种方言的韵母与古代韵书一一相对照，使用大型电脑统计整理，寻找出一种发音与韵书符合度最高的方言来，再以那“语音活化石”作标准，去定出未知字的古音来。但这种大规模调查需要政府主持，不是私人的财力物力可以承担的。
最后一个途径是利用偏旁去猜测古音。东汉许慎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总结出汉字构造的六种方式，亦即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形声”就是用“形旁”去指示字义，用“声旁”指示发音。例如“狼”，形旁告诉你那是一种动物，声旁告诉你那字的发音和“良”字差不多。
有趣的是，大多数以“良”作声旁的字，诸如“狼”、“郎”、“浪”、“琅”，“廊”，“朗”、“螂”、“榔”等等，现代发音都是lang，这提示“良”的古音可能念lang而不是liang。但这不过是个合理猜想，要成立必须经过严密论证。如我在另文中介绍的，我通过查阅工具书证明了这一猜测。可惜因为古代注音方式毛病实在太多，这种成功的范例不过是例外而已。而且，严格说来，这种考证方法只能证明“良”“狼”在古代同音，并不能证明它们的古音就是lang。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在我看来，现代人考证古汉字发音，跟古人寻找海外仙山一般渺茫。
最近某网友问起古文字的起源，还问我，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人的发音是否一样？会不会像现代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同一汉字的发音天差地别？我们今天看到的古文，在当时是不是口语的记录？
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有趣。下面就我这外行所知，给大家介绍一点道听途说。
一、汉字的起源和流变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后来是商周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又称钟鼎文），后来是秦国的石鼓文和其他石刻文字，称为“籀文”，金文和籀文统称为“大篆”。据王国维考证，到了战国，因为战乱，文字分为西土文字与东土文字，秦国使用的文字就是上面说的籀文，而东方六国用的和秦国的则不一样，分为晋、楚、燕、齐四系，晋系文字就是后世所谓“蝌蚪文”。秦统一全国后，由李斯将原来的大篆简化为小篆，废除了六国原来的文字，用政府权力强行推广全国，这就是有名的“书同文”。小篆在汉代进一步简化为隶书，以后变成魏碑，再规范化为贤良方正的楷书，印刷术问世后，楷书变为“宋体”，这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汉字的来龙去脉。所以在文字上，咱们都是秦国那野蛮人的苗裔。
顺便说一下，就连从文字变迁上来看，似乎都可以看出咱们的民族性演变，那就是“从圆到方”，从飞扬灵动变为贤良方正，僵死的“宋体”的出现（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印刷体汉字），与理学的勃兴平行，似乎不是偶然的。当然，宋体字出现大概是因为贤良方正的字体易于刻版。不过此说大概也不能成立，否则欧洲人为何不因印刷术的引入而改变字型呢？记得《聊斋》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这话很正确，可惜老祖宗自己就没做到这点，方则方矣，但我基本没有见过圆通的时候。
秦始皇强制实行“书同文”的结果，是使得东土文字就此失传。不仅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形体区别很大，就是东土文字各系之间的差别据说也不小。秦朝以后，大家学的都是西土文字流脉，于是见到出土的东土文字，便只有“王八吃绿豆──大眼对小眼”。历史上曾发生过两大有名的“文盲毁宝案”，都给中国文化遗产的流传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一案就是“孔壁出书”案。秦皇烧书，毁灭了传统文化。文景之治时，朝廷下令百姓献书，独缺《尚书》，也就是儒家所谓《书经》，乃是上古时代的史籍文献（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包括了夏、商、周三代）。全国只有一个人记得那本书，便是伏生。汉文帝派晁错去找他。他当时已经90多岁，病得快死了，靠记性背诵出《尚书》28篇。他口音难懂，全靠女儿作翻译，由晁错笔录下来，用的文字当然是当时的简化字汉隶，称为《今文尚书》，这儿的“文”的意思就是今天的“字”，所以其实是“今字尚书”。那经典究竟有几成可靠，真是天知道：第一，那是背诵出来的，依据的不是书面记录而是靠不住的记性。第二，那是90多岁病得快死的糟老头子背诵出来的。第三，那是晁错而不是伏老头子笔录下来的，中间还经过伏生女儿的翻译，天知道这过程中夹进去了多少错误。
到了汉武帝时，鲁王拆孔子的家，从墙里拆出数十篇古书，都是用东土文字写的。据王充说：“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那些宝贵的出土文献就此失传。东晋时有人献伪书，声称那是孔子家壁里拆出来的《尚书》，由孔子后裔孔安国考订后翻译成今文，这伪书即所谓《古文尚书》。那假货竟能鱼目混珠，和伏生传下来的《今文尚书》混编在一起，直到清朝才被学者证伪，把它和伏传《尚书》分开。
现代人都能看出来，《今文尚书》的文献学价值，远远不及从孔宅墙壁里拆出来的古本高。可惜古人不识字，导致这宝贵的文献就这么冤哉枉也地丧失了。
另一著名的“文盲毁宝案”乃是所谓“汲冢出书”。西晋时，汲郡有人盗墓，在魏王墓中发现大量竹简。盗墓贼不知珍惜，胡乱糟蹋，甚至用来做火把。官府发现此事后上报朝廷，朝廷非常重视，特地召集了全国第一流学者去研究，发现那是用魏国本国文字写的。这批竹简就称为“汲冢书”，其中竟有魏国史书。学者们编出了一些史籍，将整理出来的魏国史书称为《竹书纪年》。可惜因为那是用蝌蚪文写的，又因竹简散乱，当时的学者们又毫无保护古籍的基本概念（科学的考古方法其实是后来从西方引入的），在整理时遇到无法理解之处，便“随义注解”，任意窜入自己想当然的注释，使得原文和注释混在一起，成了“真诚热心造假”。等到原简丧失后，辗转流传下来的抄本就成了真假难辨的假冒文物，最后被王国维一一证伪。这样，一部出土的宝贵史书就像鬼子说的那样，“因爱的拥抱而窒息”（请参考朱渊清著《再现的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这真是文化史上的大悲剧。须知秦始皇一把火，烧得先秦的历史一片模糊。司马迁就说过，他编写《史记》的最大困难就是各国史书都给毁灭了，只留下秦国的史书，而秦史编得一塌糊涂，他只能靠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来弥补。即使那阵子的大儒不识东土文字，如果他们能像西方学者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把所有的竹简上的文字忠实地描绘下来并留给子孙，那么后世总能破解出来，则今天所知的上古史就要可靠真实详细得多。
如今“国粹派”动不动就吹老祖宗如何如何了不得。其实就连真正的国学研究，特别是古文字学，也是后世才建立的（我恍惚记得似乎是清代发现甲骨文后才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学者不识字，并不等于现代学者也不识字。例如韩愈曾写了一篇《石鼓歌》，描述秦国留下的十个石鼓，坦承他不认识上面的字：“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但据现代学者辨读，那不过是所谓“籀文”，并没有韩愈吹的那么神秘。
所以，如果以后再挖掘出东土文字写的竹简来，辨识它们对现代学者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近年似乎出土了若干东土文字写的战国竹简，好像都被辨读出来了。可见就连国学，也是“不觉前贤畏后生”。此无他，后生学得了先进的西方研究方法也。
二、古代的“语”和“文”是否脱节？
网友老杜说：
“先秦时，因为文字的历史还不久，书面语和口语应该是很接近的。但因为口语变化得快，而中文又不是记录语音的，完全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存在，很快就和口语脱离了。可以肯定汉代人们就读不懂先秦的东西了，因而一大批学者开始注释古文。”
其实关于古代文字与口语是否一致，学术界好像从来也就没有达成共识，一部分人认为文字草创之时确实如此，“语”和“文”的脱节是后来出现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从一开头两者就是脱节的，那是因为古代书写极度不便，先是只能在乌龟壳牛骨上刻，后来只能在竹片上刻，当然不可避免要使用缩写术。
我认为后说非常有理。哪怕今天使用电脑，我都常用“为何”取代“为什么”，何况是原始落后的古代？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语”和“文”就是分了家的，这趋势越来越严重，直到近代就彻底不搭界了。
他还说：
“书面语和口语脱离的太多，很多文人就感到不便，就要像五四时一样，提倡白化文。韩柳，李杜等大家，应该都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而元曲，明清小说就是用口语写的。”
我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儒家传统是“厚古薄今”，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历史是退化而不是进步，最理想的时代还是三皇五帝之时。所以历代并没有谁提倡过白话文。韩愈等人发起的乃是“古文运动”，并非什么“白话文运动”，那动机正是因为六朝以来文风绮靡，失去了古文的简朴雅健，因此他们要提倡回到古代的写作风格去，所以大苏才会赞老韩“文起八代之衰”。
唐代的白话文至今有存留，乃是所谓“敦煌变文”，而宋代白话文文学则正式问世，就是《碾玉观音》一类“说话”。那些俗文学作品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的风格天差地别，没什么“非常接近”一说。
元曲、明清小说（不包括文言写的笔记小说）当然是白话文，不过那和其先驱敦煌变文与宋人评话一样，乃是当时的另类文人写作的，从来就不登大雅之堂，为主流社会鄙视。如果不是鬼子打进来改变了咱们的价值观，到今天咱们也不会认识到那些“下作玩意”才是比试帖诗、八股文更伟大的文学作品。
所以，他说：
“但因为汉语的特点，书面语和口语必然是：相同→分离→相同→分离，巡返往复，以至无穷。”
我认为并非事实。
三、如何考证古汉语发音
老杜网友的上述主张，其实暗伏了一个认定，那便是古代中国人的发音都是统一的，其实只有天知道。如今中国交通如此发达，还有这么多方言，例如网友老道的福建鸟语，谁有本事能懂？蒋介石的英文名字是Chiang Kai-shek，又有哪位北佬知道为什么第二字要翻译为“盖”？先秦交通不发达，又没有大众传媒和公学，只有私学，因此，古文字的发音不一是必然的。
百姓讲方言没关系，朝廷命官怎么办呢？传统社会的一大优点，是为了避免吏治腐败，实行官员回避政策，也就是本省人不许作本省的官，地方官员都由外籍同志担任，他不懂当地方言，怎么和“吏”交流（古代“官”和“吏”是严格分开的，“吏”到死也不可能变成“官”，不实行回避政策，一般由当地人充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有所谓“官话”出来，也就是国府时代的“国语”和共党时代的“普通话”。大众不知道的是，这玩意古已有之，没有“官话”，则朝廷立刻无法运作。国共两党的特殊贡献，不过是把这“官话”从官场推广到教育领域里和大众媒体中去罢了。其实，古代韵书诸如《广韵》、《中原音韵》等都是根据当时的“官话”编的。文人作诗填词都得按那玩意来，这才造成了同一时段的文学作品的规范化，否则大家都按自己的方言发音去押韵，还能有什么规范的诗歌创作？
这是从横的维度来看，从纵的维度来看，语音也是不断改变的。有趣的是，古人竟然长期不知道这一点。据我模糊记忆，似乎晚到明代的顾炎武才注意到《诗经》按韵书读有不押韵之处，由此发现了古音和现代发音不同。在他的启迪下，其他学者才投入这研究。
古人迟迟不知道语音流变，乃是他们缺乏另类语言文化作对照，一直不知道中文的实质是形体和声音的脱离。从问世那天起，汉字大概就没有什么指示发音的功能，从来也没有做到发音和书写一致。这原因早说过了：它是弹性很大的意符而不是音符，可以脱离发音而存在，和阿拉伯数字的原理是一样的，这就是它为何能不受时空限制，从远古一直用到现代，从中国传到日本去。其实原始文字都有这特点。例如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现代埃及学者都能流畅阅读，但谁也不知道发音如何。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古文字中，除非起古人而问之，这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
这个问题严重到连古代汉字到底是否真是单音节符号都成了问题。例如蒙族网友那兰性德就认为，古汉语其实是多音节语言，只是由于书写困难，使用一个字代表多音节词罢了。后人不知此理，逐渐弄成了一字一音节，其实是历史的误会，云云。
此说我认为不能成立，首先那是猜测之言，毫无证据。其次，日语中有大量汉字，这些汉字可以用中国方式读，也可以用日本方式读，如果用前者。仍然是一字一音节（据说入声字除外，凡是入声字都是双音节），这说明起码在唐代，汉语就已经是单音节语言了。不仅如此，平仄之分早在南北朝就开始了，那正是单音节语言的特点。为何远古突然就是多音节语言了呢？
因为指意而非注音，汉字便给后人猜测古音带来了极大困难。如上所述，在顾炎武发现古音与现代音不同之后，学者们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就是老顾用的那个，找到古诗歌“不押韵”之处，用后来的韵脚推出那个“不押韵”字的古代发音是什么。《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用此途径颇作出了点发现，例如考证出“马”在《诗经》中应该念作“虎”之类（所以，“马马虎虎”应该读作“虎虎虎虎”，亦即日寇袭击珍珠港的暗号）。记得某楚辞专家也根据这一原则，考证出“英”字在楚国古音里应该念“央”，否则屈原《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就不押韵了。
依我看来，这种考证法，完全是牵强附会。明眼人一望即知，这种考证的思路乃是“以已知参照物定未知”，以上举《离骚》例句为例，那是按“伤”的现代发音，再根据“英”从“央”旁，定出“英”的古音来。问题在于，以现代发音作为已知参照物站得住脚么？会不会是“伤”字念“shing”呢？至少您得排除这种可能性吧？
因为古人没为咱们留下个录音机来，咱们便只能这么混猜一气。用科研的眼光来看，这种考证什么学术价值都没有，因为没有过硬证据，而且无论考古学如何发达，都永远不可能获得过硬证据。
而且，这种考证只能发现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这在下例中表现得最明显，李商隐诗曰：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现代人一看，文盲写的！连押韵都不懂！那“原”念“yuan”，“昏”念“hun”，怎么能拿去押韵？但学者一看，问题来了，按韵书，那一点都不错，乃是所谓“十三元”。李商隐觉得合辙押韵，当然是发音和现在不一样。
但问题在于学者只能发现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您说，要让那诗押韵，到底是“原”该变成“yun”，还是“昏”变成“huan”？要么，在唐代“原”既不念“yuan”也不念“yun”，“昏”既不念“huan”也不念“hun”，这俩字的共同韵母在现代汉语中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根本就无法解决。
考证古音的第二个途径，是用日文发音作已知参照物。上面已经说过，日文中的汉字有两种发音方式，中式和日式发音。中式发音可以用在考证唐代古音上。不过这也很有限，因为日语韵母似乎很简单，缺乏复韵母、鼻韵母，因此顶多可用于考证单韵母的汉字发音，而且还不包括入声字。
第三种研究途径则是用地方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作已知参照物。由政府组织全国方言调查，将各种方言的韵母与古代韵书一一相对照，使用大型电脑统计整理，寻找出一种发音与韵书符合度最高的方言来，再以那“语音活化石”作标准，去定出未知字的古音来。但这种大规模调查需要政府主持，不是私人的财力物力可以承担的。
最后一个途径是利用偏旁去猜测古音。东汉许慎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字书《说文解字》，总结出汉字构造的六种方式，亦即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形声”就是用“形旁”去指示字义，用“声旁”指示发音。例如“狼”，形旁告诉你那是一种动物，声旁告诉你那字的发音和“良”字差不多。
有趣的是，大多数以“良”作声旁的字，诸如“狼”、“郎”、“浪”、“琅”，“廊”，“朗”、“螂”、“榔”等等，现代发音都是lang，这提示“良”的古音可能念lang而不是liang。但这不过是个合理猜想，要成立必须经过严密论证。如我在另文中介绍的，我通过查阅工具书证明了这一猜测。可惜因为古代注音方式毛病实在太多，这种成功的范例不过是例外而已。而且，严格说来，这种考证方法只能证明“良”“狼”在古代同音，并不能证明它们的古音就是lang。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在我看来，现代人考证古汉字发音，跟古人寻找海外仙山一般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