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st 中国:十个人，影响中国——影星、企业家

 史玉柱：榜样的重生   巨人集团董事长

红衣白裤的史玉柱坐在装修简单的办公室里，在拍摄环节，他拒绝换上黑色大氅的建议，但丝毫不显得生硬。
没有人能打破他的原则，如果他要坚持。2007年11月1日，史玉柱就是穿着一套白色运动服，被“特批”进入纽交所敲钟的。这一天，他创办三年的巨人网络上市。在纽约证交所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不着正装的人被允许来敲钟过。
不过，这不意味着他固执、一意孤行。在一场著名的失败之后，他早已熟谙清洗和过滤思维，接受建议，并修正方向。

比如，这个步入45岁的男人，在过去的岁月里一直在私下里打消自己事业上的浪漫主义，而忍不住说出来的计划，三分之二都被他的团队否定了。
他却因此变得满足起来。自制能力的强化，始终存在的危机意识，也让他所有的预见都变得真切和可执行起来。

榜样
27岁那年，史玉柱借债4000元，开始创业。4年后，这个年轻人声名鹊起，他位于珠海的企业“巨人”业绩显赫，成绩仅次于总部位于北京的四通公司。
这是遥远的1993年的故事。史玉柱是那一年珠海重奖的知识分子。很多年以后，史玉柱才知道，是时代将他推向了“典型”的高峰—那个时代人才大量出国，但少有人回来报效祖国，北京方面指示说，要树立中国大学生留在本土创业的典型。
1994年初，史玉柱开始建造巨人大厦。最初他是保守的。史玉柱的计划是，用手上的1亿元人民币现金，建造18层的巨人大厦。不过后来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典型”史玉柱的控制，身不由己的史玉柱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情绪当中，计划中的巨人大厦一再升高，最终这幢大厦定格在70层的高度，成为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
而与此同时，史玉柱开始了多元化扩张之路，他将自己未来的产业集中在三个领域—软件、药品、保健品。1995年，巨人打响了“三大战役”，这一年，史玉柱推出了三个领域30个新品，砸了1亿元人民币投放广告。
回报也是丰厚的，后来家喻户晓的保健品脑黄金竟然取代了汉卡，成为巨人最赚钱的产品，高峰时期，脑黄金每年贡献的纯利润就有1亿元人民币。
也正是这一年，33岁的史玉柱的声名达到巅峰状态，世界上著名的财经杂志《福布斯》发布了一个“大陆富豪排行榜”，他名列第八。
在1997年以前，史玉柱无疑是年轻人财富梦想的现实范本。史玉柱当时的理想是，“要让知识分子的风采在另一个领域里面展现”，这是一个带有极强时代印痕的宣言，它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年轻一代。
而他白手起家的故事，更是让无数年轻人充满了崇敬与憧憬。
史玉柱无所不能。
年轻人们将他视为经营之神，而史玉柱和他的团队也没有谦虚，照单收下。

反思
而实际上，危机的种子已经悄悄发芽，史玉柱并未觉察。
1997年，媒体突然爆出巨人资金链断裂的新闻，30天之内，上千篇报道铺天盖地地演绎了从天堂到地狱的现实版本，赞美和欢呼突然变成了气势汹汹的质问和指责。
只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巨人轰然倒塌，史玉柱成了背负2.5亿元债务的“中国首负”。
回天乏力，史玉柱悄然离开珠海，与团队成员一起去了珠峰。这一年8月的一天，史玉柱与三个部下从珠峰5300米处的大本营向上攀爬。
下午返回时，氧气用完了，死神向他们走来。而更令人忧心的事情发生了，天渐渐暗下来，几个人却在冰川中迷失了方向。
史玉柱试图说服大家放弃自己，但没有人决定放弃。幸运的是，有人找到了一条窄窄的路。
回到营地，他们才知道，上山的路位于著名的禁区中，冰雪之下排列着深浅不一的像马蜂窝一样的冰窟窿，深的甚至达到数百米。
“有点后怕。”史玉柱说。但这种情绪稍纵即逝，死神擦肩而过，他获得更多的是 “顿悟”的冷静—不再限制于条条框框，而是捡实用的来。
“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推动巨人网络上市之后的第38天，史玉柱一脸平静地说。
早年间他熟读毛著，在危机爆发的前三年，巨人实施军事化管理，后来各分公司整编成“军”、“师”，经理们的头衔也随之变成了“方面军司令员”、“师长”等。
多年以后史玉柱突然醒悟，自己学的是毛泽东的形式，而不是哲学上的精髓。
史玉柱开始庆幸自己有“那一跤”，“盖起来是更糟糕的结果，我们以为自己做啥都能成。”他甚至后悔这一跤摔得有点晚了，“1995年摔就更好了”。
对自己的能力没有客观的评估，做了很多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以及管理上不注重细节、一塌糊涂，史玉柱对过往的失败做出如是总结。
从开始到结束，史玉柱始终保持着微笑和镇静。他缓缓说出那些陈年往事，揭开曾经的疼痛，仿佛与自己无关。他总是直奔“失败”，从失败说开去，眼睛也不眨一下。

重生
“你不能倒下，否则你会伤害一代人的感情”。1997年，其母校浙江大学的一个男生在一封信中这样对史玉柱表达了那些年轻人的心声。
而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格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使你倒下，如果你自己的信念还站立着的话”，恰是史玉柱后来的写照。
1998年，史玉柱现身长三角，亲自拎着脑白金到农村推销，10个家庭中有7个家庭被他说服购买脑白金，他知道，这事成了。
“走到消费者中间去。”史玉柱找到了营销的“法宝”。两年后，脑白金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人民币，2001年，史玉柱还清2.5亿元债务。
他的另一个变化是，不打无把握之仗。账上长年趴着数亿现金，脑白金做成功了5年之后才做黄金搭档，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才投民生银行、华夏银行。
“不冒进”，第一个项目稳定了、安全了，再做第二个项目，史玉柱坚持，“不追求销售额，追求利润。”
然而，史玉柱并没有因此顺利地重新晋升为“榜样”。遭遇了那么巨大的失败，他居然还能够站起来，而且是凭借保健品东山再起，再加上后来的网络游戏，在大多数人眼中，这并不是了不起的做法，而是令人生疑的。
有关于史玉柱“道德底线”的拷问一直没有停止。在一次媒体电话采访中，史玉柱情绪有些激动，“我可是60年代出生的，我当然有我的道德标准。”
近乎荒谬的解读和批判始终萦绕在史玉柱周围，在他一度远离媒体自我封闭的时候，这种状况显得愈发严重起来。
而史玉柱已经不太在乎这些评价了，兴致好的时候，他会对媒体重复脑白金、黄金搭档的配方以及准入的资格，还有《征途》网游的受众界定。
不过偶尔他也会上网去看看，记下少数有价值的批评。
他的辨识能力随着2004年进入网游行业而变得越来越强。史玉柱知道，哪些是专业化、集团化作业的“骂人公司”所为，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批评。
2007年11月1日，史玉柱创办的巨人网络在纽交所上市，他发现，人们对自己一贯维持的负面的刻板印象得以缓解。
10年过去，“没有倒下”的史玉柱出奇地冷静，他最近的一个身份是做 《赢在中国》的评委，和创业者共享失败的经历，“比捐出几千万都有价值”。
但史玉柱仍然不能安然地享受“重生”带来的快意。最近他的时间表里，明显多了在网上做GM(GAME MASTER，游戏管理员)的时间，日均10个小时。
“我喜欢。”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史玉柱最终将自己定位在研发阶段，他深知自己的强项是“了解玩家对我们的判断” 。

宋秩铭：广告教父的中国子弟兵   奥美整合传播集团大中华区董事长

文/韩雨亭  摄影/焦祖军     奥美公司的办公室像一个艺术画廊。在这个由红黑两种色调组成的长方形空间里，夺目的红色衬托着幽暗的黑色，而宋秩铭坐在接待区那个椭圆形红色沙发上，头顶上是白色水晶吊灯。
他的表情严肃，但体态松弛，好像对外部世界保持着某种不屑。这让人想起美国电影《教父》。在红黑相间的海报上，马龙·白兰度那副强悍的大佬派头，培养了几代男人的叛逆。
是的，每个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教父”。
宋秩铭的“教父”是被称为“现代广告之父”的大卫·奥格威，这位干过厨师、推销员、外交官和农夫的牛津大学肄业生，1941年以5000美金起家，创办了Hewitt Ogilvy, Benson & Mather(奥美公司前身)，开始了他的传奇之路。
相对大卫·奥格威，宋秩铭的故事则显得比较平顺。他1980年加入台湾国泰建业集团；1985年，国泰与奥美共同创立了台湾奥美公司，他担任董事总经理。1991年，他把奥美公司引入内地，16年后，奥美公司成为了大中华区最大的传播集团。
不少人把宋秩铭尊封为“中国的奥格威”，大家都说从他身上看到了“广告之父”的影子。问题是，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见过大卫·奥格威。
“我不是中国的奥格威，而是奥格威的中国子弟兵。”他这样的回答，或许会让那些追随者以及给他戴高帽的人感到失望。但你得承认，这是一个男人的坦诚。

在他眼里，奥美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最可贵的，恰好不是精英个人，而是精英团队。很多观察者总把“奥美”的成功奥妙技术谋略化，可他们却忘记了，任何一家公司的成功，其伟大之处往往不是它的技术，而是其共同信奉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背后站立的那些人。
宋秩铭是一个典型的1960年代长大的台湾人，父母都是小知识分子。少年时代，恰逢台湾政治和文化生态的临界点，那股气息有点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调性，失落和绝望笼罩在城市上空；可另一方面，坚固的围墙又在慢慢被撕裂，听摇滚、扮嬉皮、追披头士、出国台湾少年们以各种方式在进行精神突围。宋秩铭也是那个时代的突破者。但他并没有对美国充满了无原则的幻想，28岁，他才第一次到美国，可很快又回到台湾。
他毕业于台湾淡水工商学院银行管理系，那时刚好一家银行和广告公司都要他，银行给他的薪水是12000台币，广告公司则只给3500元台币。不过，年轻气盛的他认为广告可能更好玩一点。于是就全然不听父亲的反对，到了广告公司上班。“好像说不出什么特别原因，就是好玩。”
这个“好玩”的背后，或许只说明了宋秩铭灵敏的直觉。
1991年，宋秩铭跟上海广告公司合资成立了奥美广告公司，以仅20个人公司规模起家，慢慢拓展内地业务。正如他所料，很多外国品牌陆续进入中国，这让奥美的广告业务每年以百分之几十的高速增长。可万万没想到，随着1998年中国政府颁布一系列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奥美的业绩又迅速下滑。其根源是；国企员工的消费能力直线下降，走高端路线的外国品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影响了广告业生意。
跟外企形成反差的是，不少中国公司开始崛起，宋秩铭相应调整了策略。春兰集团、上海大众等大批中国客户在迅速增加，“春兰”更是他本人的代表作。
可中国公司传统的人事体系也为业务带来了不确定性。比如当时的客户长虹彩电，尽管很用心地做了半年功课，可对方领导层一变动，这个客户就丢掉了。剧烈的变动让宋秩铭开始明白，做事有时不能太靠直觉，要相信系统的力量。
系统的力量当然包括经营团队的稳定性，这是宋秩铭一直想克服的现实问题。太多广告公司想从奥美集团挖人。
他尝试用各种方式来凝聚优秀员工。每年，他都会为那些新加入奥美集团的员工写一封信，重复所追求的价值观以及“奥美大家庭”的核心理念。他不一定了解每个员工的情况，但他建立了一套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机制。
十年前，他开始倡导“360度执行力”的商业策略，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对的，它让奥美具有了影响品牌生死的力量，现在中国广告界都死盯着奥美，想知道它即将做什么。
2002年4月，奥美在北京收购了BrandOne广告公司，取得其60%的控股权。6月，奥美集团收购西岸公关。此后，中国广告传播集团的势力格局基本形成。
我让宋秩铭给奥美这十多年在中国大陆的表现打分，他沉默了半分钟后回答说：60分。

宋秩铭被业界尊称为“中国的奥格威”—这是奥美的创始人、广告业的一个精神领袖。而整个中国，也只有他一个人，见过奥格威。

高希均：“知识教”的“义人”

我初见高希均教授，曾对他说：“你的太太刘丽安比你要有名，我更早知道她。”他当即拿起电话，告诉了他远在美国的太太。
刘丽安女士住在寒冷的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善良的老太太是位基督教徒，曾以数万美金设立“刘丽安诗歌奖”，来资助中国诗人。在2005年春暖花开的3月，与她同游青城山时，我也曾亲见她悄悄地将钱塞到挑夫的口袋里，我真担心她塞的是美元—她是一位义人。

同样，她的夫君高希均也是一位义人。只是他信仰的是“知识教”。
他多年每期出资购买一千本《读书》杂志，赠送北京的大学生；他响应老朋友、台湾前“财政部长”王建煊的“拾珍珠计划”，资助贫寒学生—他的资助都跟知识、“精神食粮”相关，他逢人就喜欢送大捆大捆的书，他是著名出版家；他穿梭于两岸三地，经常发表演讲，输送先进观念，他是杰出经济学家；他交游于北京与台北之间，既是中南海之座上宾，亦为国民党重要智库之董事，他输送两岸的交流信号，乃苦口婆心的和平信使。
这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义人。他早年出版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本书，在特定的情境下，曾影响了一代台湾人。1995年该书被《中国时报》评为“30年来影响台湾的30本书”之一。
2007年年中，高希均的《台湾的V型选择》出版，马英九、谢长廷共同推荐：马英九说，向来以传播进步观念为己任的高希均，提出7个台湾未来向上提升的关键理念，为台湾的未来描绘希望的蓝海；谢长廷说，我和高先生有同样的V型选择，台湾没有不可能。
蓝绿阵营两大未来领导人平日大打出手，今夕却因高希均而携手表态，产生了共同交集。《台湾的V型选择》扉页上写着：“敬以此书，献给台湾的选民—你们会做出胜利的选择。”我们曾在私下里开玩笑说，不管2008年台湾大选马、谢哪个上台，他们都已经做出了胜利的选择，因为他们都选择了高希均的观念。
两大阵营的未来领袖选择站在高希均的身边，然而高希均对于选择“身边人”却有着自己的立场和判断。他的台北“93人文空间”，定期邀请台湾政商名流与国际管理、趋势大师来发表演讲。这个狭窄的讲堂，多年来冠盖云集，几乎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来登坛设讲过，而惟独缺少陈水扁。
这并非全因陈水扁不捧场，其间盖有高希均不“选择”他的缘由在。这位交游广阔的知识人，自有他独立的立场，还不乏书生的意气。
在高希均的台湾政坛友人中，连战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们早年曾一起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任教。高希均在经济系，而连战则在政治系。在授课的休息间隙，他们常常一起交流看法。2005年，连战完成了两岸破冰之旅，尤其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纵横捭阖，高瞻远瞩，以知识、见识、胸襟及情怀震动华人世界。因为连战演讲与高希均平时演讲内容极为近似，我曾多次询问过高希均先生，是否为连先生的北大演讲“运笔”，高希均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有次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标准答案”：“谁写不重要，谁说才重要。”
在台湾，很多人都将高希均视为台湾视野的引领者，因为他前后著书20余本，在诸多著述中，总不忘对台湾人的谆谆叮咛与提醒。然而，谨守分际的他，更认为自己是一个新观念与新知识的传播者。他不自抬身价，也不掠人之美。
高希均1964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其后一直在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任教，担任过该校经济系主任。1971年，他当选为美国杰出教育家，1974年，获该校杰出教授奖，1998年又获威州州长杰出服务奖。
然而，高希均在美国扎根后，却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台湾。1980年代，他前后创办《天下》、《远见》杂志，这两本杂志，已经成为华人世界中政经、管理类媒体的标杆，
2007年，恰逢他创办的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25周年，同时又拿到了《哈佛商业评论》的全球中文版权，高希均名下庞大的文化产业进一步扩大，他的“知识教”也兴盛繁荣。
与高希均私交甚笃的台湾宗教领袖星云大师，曾戏言佛陀也是一个记者，他记录人间的悲苦，而自己也是一个传播者，传播佛教引人向善的教义。如此说来，高希均这位传播知识的义人，自然也是华人世界“知识教”的大宗。

邓裕强：把指令发给自己的CEO  3G门户首席执行官

现在让我来写邓裕强太早了。
作为邓裕强的搭档、同学、朋友来写这篇文章，我很想写，但不是今天。因为现在邓裕强的人生华彩部分才刚刚奏完第一个小节。

关于邓裕强的两个边角料
第一个边角料是关于他的小本子。
那个小本子至少有5年，是邓裕强的必备，很土的那种，黑色皮，小小的，装在衬衣左口袋，超级难看。我叫他装包里，他就反驳：“有什么必要，又不是上电视。”顶多取出来又装到裤兜，鼓鼓囊囊的，不忍卒睹。你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他拿出来，甚至走在路上，旁若无人，趴个地方翻开来写上两行，一笔一画，力透纸背，和一个认真的小学生的神态没什么两样。写满一本，就换一本，有一次他说，那些本子里全是记录想法，3G门户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也能找出好几个来做大，只是现在没时间去做”。
另一个是邓裕强2007年的国庆假期。

整整七天，他让司机载着他和一百多部各种类型的手机，跑去广东各个地市做测试。事实上，3G门户有专门的测试部和客服部，邓裕强只需要一个指令就可以，但他这个CEO把这个指令发给了自己。
请设想一下，目不转睛盯着手机屏幕，重复不断地输入一个个字符去调试结果，测试100种手机型号—邓裕强不是为了做给谁看，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到用户，就像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无论打了多少比赛，还是要每天练习运球、保持手感一样—这是我猜的，他没说过。

认定自己有巨大影响力
邓裕强总是在不断地冒想法，我怀疑不是他主动在想，而是他的想法在压迫他，这让他几乎都无法自己开车。他也不是今天才这样。
自从我在1995年9月初，北大昌平园区4号楼318宿舍，见到这个留着郑伊健式的长发、穿着一件帅气的大恤衫的广东仔开始，他就一直如此。不同的是想法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就像一个魔术师，拿出一小团纸，打开是一方手帕，再打开，却成了一块地毯，再铺开，邓裕强就会给出我们版图。我们只有鼓掌。
他牢牢站在一个确定的点上，不去鼓噪，只是埋头用最大的力气去做，一直推到极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太努力，只是不断给自己加压力，除了身体的疲乏外，我从来没有听他感叹过自己辛苦，他只是不断地做，每做一阵就要换一个更高的目标。
这些似可称为基因的东西，与生俱来。
邓裕强不擅言辞的特点，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就感受得到。即使我和他坐一辆车，谈完工作他都不多说几句，对于其他人，他就只是沉默地不断地按手机看3G门户各个频道。他的妹妹曾经告诉我一件趣事，是中学时候，她带一个同学进门，邓裕强打了个招呼，那同学被吓了一跳，因为她来家里许多次，从来没有听邓裕强说过一句话。
现在，他也愿意把思路更技巧地表达出来给更多人，他知道，自己的想法要团队都沟通清楚才可以实现得更好。

幸运的英雄
有一次，有个记者要我评价下邓裕强，我是这么写的：
第一眼，谁都容易看轻这个人，了解了这几年他做过的事以后，你会钦佩这个人，但只有再过几年后，你才会真正知道这个人的重量和价值。
在我眼里—
邓裕强是一个英雄。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从少年时代就梦想改变世界的人，更是极少数始终不屈不挠把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的人。
邓裕强是一条汉子。有情有义，言出必行。他从来没有向世界妥协过，他按自己的原则建立自己的世界。
邓裕强是一个幸运的人。和许多人一样，他一直在寻找，在那些恰当的时间点上，他接受生命的暗示，越来越清晰地走上自己想要走的那条路。
我想，若干年后，甚至根本不需要我去完整地写他，大家看到他展示出的自己，都会说，张向东说得多对啊。

中国还没有商人像罗昭行那样，能把个人爱好与商业运作牢牢捆绑在一起。

罗昭行：最顽皮的商业玩家   深圳易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杯”帆船赛之发起人

老罗，名文新，又名昭行。他的公开身份是深圳市易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不过这头衔冗长、毫无个性，跟他的风格完全不匹配。
他创办的500万彩票网，还有他“纵横四海”的帆船历险，都让人一听之下有“久仰”的恍然之感，而在2007年，声势浩大的首届“中国杯”帆船赛名动天下，却鲜有人知，又是他在幕后操盘。
他总是穿一件黑色的圆领衫，休闲裤，挺着微凸的小肚子，嘴角带着那么点坏笑，他喜欢张开大手，夸张地兜一个圆弧，然后才紧紧握着你的手，小眼睛在镜片后打量一下你，精光一闪，转瞬即逝。
在众多商界巨子西装革履的聚会中，在经济学家正襟危坐的高峰论坛上，这家伙还是这样一身休闲打扮，让人看着甚是“扎眼”。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老罗被本刊评为“2007年度十大精英”，颁奖台上，优雅美丽的女主持问：
“罗先生，如果把帆船比作一个女人，你会如何描述她，你是如何与她恋爱的？”

老罗嘿嘿一笑，反问，“可不可以把你比作那条船？”
满堂大笑。

是事业，不是春药

投机时代的深圳，财富的神话和泡沫层出不穷：打工仔林刚卖保健品一年净赚一千多万，老罗寻思，"我他妈的是生物学科班，还卖不过他？”

都说事业是男人的春药，今天的老罗，坐拥亿万资产，事业蒸蒸日上，自然意气风发，价值300万的Prima豪华游艇像玩具样买来卖去。
不过如果细论起他干过的“事业”，还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经历的创业曲折，也绝不是“亢奋”一词可以解读，其中坎坷，五味俱全。
1990年，罗昭行从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系毕业，来到深圳淘金。虽说系出名校，所学专业也论证了他智商不低，但他沮丧地发现，月入400元的工厂研究员，实在捉襟见肘，“20年估计也买不起一套房。”
二十多岁的罗昭行，对自己进行了严肃不失公正的判断，“呆实验室搞研究，没兴趣，这辈子也搞不出诺贝尔。那么下海吧，生物工程又不适合个体创业，一台精密仪器，动辄几十万美元，哪有那么多钱。”
罗昭行选择了当“皮包公司经理”。卖纺织品、进出口报关、当医药代表、做环保工程最低谷的时候，甚至沦为仓库管理员。
投机时代的深圳，财富的神话和泡沫层出不穷：打工仔林刚卖保健品一年净赚一千多万，老罗寻思，“我他妈的是生物学科班，还卖不过他？”股票市场刚刚启动，全国人民拎着钱来深圳排队买新股，老罗摇身一变又成了第一批炒家。
这是一段原始积累的艰难历程，也是一段朝不保夕的飘摇岁月，老罗现在回想历史，10年的“皮包公司经理”，最难堪的却是每次接老爸的电话：“你最近到底又在干啥？”
罗昭行每次都没法回答，不知道自己“下单生意在哪里”。或许在老爸的眼里，书香门第却出了个“不务正业”的儿子，让他叹息。而罗昭行的内心，也对这种游击式的生意、仰人鼻息作孙子的生活，日渐厌倦。
他准备转型了，或者说，从良。

是疯子，也是坚持

在2001年，全中国相信在网上可以卖彩票的疯子不多，相信可以赚大钱的就更少了，而罗昭行还是最疯的一个。

都说做生意是“隔行如隔山，不熟不做”，老罗痛下决心，重回本行，这次，挟10年积蓄，他决定创办“生物引擎”网站，概念听着唬人，通俗点讲，就是生物产品原材料的网络大超市。这瞄准的可是新经济、高科技，炙手可热。
正儿八经地办网站，谁知却遭遇惨不忍睹的“滑铁卢”，将近500万元的资金，在一年的苦苦支撑下，全部化作互联网的肥皂泡。
10年积累东流去，或许换个人，这打击足以让人意志消沉，甚至爬上地王大厦纵身飞跃下去。这老罗，却从不习惯于自我检讨，甚至嘴硬，“都是美国人惹的祸！纳斯达克垮了，我是殃及池鱼。”
他还是认定了互联网这个产业，并自认10年练就的商业眼光，仍是最大的财富。兵败于阳春白雪的生物引擎，老罗痛定思痛，瞅上了平民大众的彩票。在融来了一部分风险投资后，老罗创办了“500万彩票网”。
在2001年，全中国相信在网上可以卖彩票的疯子不多，相信可以赚大钱的就更少了，而罗昭行还是最疯的一个。—网站每月的开支几十万，最惨的时候，他只能卖出几百元。3年多时间，彩票网烧掉了将近1000万元的资金。
同时期创建的彩票网，绝大多数已转型做信息服务，或和地面的投注站合作，老罗是惟一例外，他偏执地相信，自己的商业模式毫无问题，“合伙竞买”（彩民网上票选购买方案，凑钱合伙购买）机制更是创新，关键是，他要撑到能够盈利的那一天。
据说，这段时间是老罗最心力交瘁的“不应期”，风险投资商避他如瘟神，甚至一同创业的老部下也纷纷离他而去。当然，这些丑事老罗现在也是不认账的，他只是淡淡地说，“幸好我还有些其他产业，撑过来了。”
到2006年，500万彩票网“用户超过60万，日交易笔数近70万，成为中国彩票互联网交易行业的领导者，是网络彩民最推崇的互联网彩票交易平台”。
2007年，这网站已是一只下蛋的金鸡，经营额达6、7亿元，且每天都在高速增长，成功的光环耀眼，财富的增长像数字游戏，只是，当初的坚忍与辛酸，已经成为他内心不与外人轻言的秘密。

是玩家，还是顽皮？

中国玩帆船的富人不在少数，比如汪潮涌先生一掷上亿元参加“美洲杯”帆船赛，被称为“最敢玩的富人”，但论到一边玩还一边赚大钱，老罗可算是玩之大家了。

都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其实回顾老罗的创业“正史”，看不出其人的玩家风采，更显不出他“顽皮”的个性。
老罗爱摄影，相机比技术要好得多，有一次，他出资赞助了一个摄影展，开幕当天，他捧个相机东照西照，因为穿着不修边幅，又不戴工作证，这位老板被保安“礼貌”地逐出了现场，事后，当然是主办方尴尬万分。
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事情，老罗看来是乐此不疲，首届“中国杯”帆船赛开幕，电视现场直播，数百嘉宾还有各级领导，在烈日下一坐半个小时，汗如雨下，老罗可没给自己安排致辞、露面的什么活，他穿着那件黑色圆领衫，在场外抱臂而观，游手好闲，乍一看像个看戏的闲杂人等。以至几个媒体的记者，站在他旁边还在找“罗老板”。
老罗也玩电影，几年前，他参股搞了个“过瘾网”：网友自创剧本上传，投票筛选，再吸引商家投资拍摄。尽管不赚钱，但他仍然玩得兴高采烈，丢进去上百万，权当“鼓励原创”。对于电影行业的看好，是老罗从未动摇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电影行业里又会出现一个叫老罗的家伙。
2003年，他迷上了帆船，2005年又从巴黎驾着新买的价值400万元的“骑士号”，一路开回深圳，穿越3大洲7个海区，航程1.1万海里，被媒体称为“纵横四海”。
千万别以为他只是在玩，老罗的心里算计着生意，2007年举办的首届“中国杯”帆船赛，一百多艘帆船，一千多名队员，从规模上一步就超越了二十多年历史的“泰王杯”，这个可以凝聚最高端人群的商业平台，未来的商业价值是几亿，还是几十亿？从这个角度来看，老罗今年投入几千万，玩的既气魄过人，还真是一本万利。
中国玩帆船的富人不在少数，比如汪潮涌先生一掷上亿元参加“美洲杯”帆船赛，被称为“最敢玩的富人”，但论到一边玩还一边赚大钱，老罗可算是玩之大家了。
听到与汪潮涌先生相比，老罗嘿嘿一笑，明显是故意地转移了话题，“明年，明年玩什么？”
明年，老罗准备投身7000亿大市场的“保险事业”，而且目标是销售10亿元以上，别看数字吓人，但构想其实简单明了：目前保险业是人海战术，转而利用网上直销，省略中间成本，可以为消费者出让更多利益。
在谈论这些话题时，他的商业判断犀利如刀，视众生如在股掌之间。
老罗把握商业机会的方式，有时会让下属觉得“脑子不够用”，就像从生物工程到彩票网，又从彩票跳到体育比赛，然后是接下来的卖保险，这种跳跃性极大的发展模式，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既有商业逻辑，又有兴趣所至，却也是一种刺激和冒险。
“他有一种类似切·格瓦拉的气质，始终不改浪漫主义的情怀，虽然饱经沧桑，阅人无数，却没有变得市侩冷酷，甚至还有点顽皮的色彩。”这是一位下属对老罗的私下评语。
此言得之。

马清运：解构建筑的建筑师  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这是一个对传统继承表示“轻薄”态度的建筑师，他不认为“人的记忆非得通过物质来承载”；尽管身处和受惠于西方文化的建筑语境中，他大胆声称“把建筑当作永久的纪念物”是现代建筑学的误区。他急急奔走于中国热火朝天的城市工地间，精心地树立“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标记”（国际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语），顽强地实践着他特立独行的建筑观。
马清运，1965年生于陕西，先后获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工程学士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继梁思成、陈植以后第三个获建筑学全额奖学金的中国人。
从一个单纯传统的文化环境中的孩子，成长为日常往来于奢靡的国际资本、繁复的多元文化城市中的国际化建筑师，显示着马清运不同寻常的文化悟性与文化整合力。
“我觉得自己天生就具有做建筑师的感受。”他从不谦虚，他也从不相信一切设限。
“永远不要相信传统留给你的就是最聪明和最应该的，它只给你留下了一个最可能突破的界限而已”。
他认为：“继承就是一种暂时的快感，这和其他一切不继承的结果是一样的，继承了也不可能拥有几辈子，还是满足了一种临时的快感。”他是一个追求突破的建筑师，于是他在“2007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的任上，耐心地向公众传播“城市再生”的理念。

作为一个建筑师，马清运严谨而低调；但作为一个策展人，他又是快意而自豪的。在他看来，把那些已经衰老、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的城市，原样保护起来，当成历史标本，当作旅游资源，在它的旁边再造新城，是违反城市生命规律的。人类不可能无休止地保留旧城，然后在旁边建造新城，可能的办法只能是让“城市再生”。“事实上，世界上的确是有大量的城市在历史中死亡了。对于城市规划而言，必须要有再生的眼光，要有向死而生的勇气，只有预先看到了它的死，才能更好地规划它的生。”
马清运心中的城市是有生命的，而生命又是有周期的，由此他一步步推演——城市也有生命周期，有发展、繁荣、衰老、死亡的阶段。“在此情况下，就需要对城市里不符合功能要求的老旧建筑，进行改造、重建。”马清运说，“未来的城市并非持久永恒的生命，但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马清运既不盲目追随中国传统，也非倾情拥抱西方建筑文化。尽管，2006年10月5日，他被盛邀担当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这是该校首次由外籍人士担任这一职位，南加大教务长表示，邀请马清运是个突破传统思维的决定，代表校方在21世纪的自我定位。马清运是世界级的建筑师，拥有全球视野，展示了校方走向国际的鸿图），但他坚持己见：建筑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建筑学，将建筑当作永久的纪念物是一个误区。“中国文化讲究轮回，最重视的是能量的转化，而不是保留固定的纪念物”。他毫不掩饰地告诉媒体：巴黎是个很美的城市，但是巴黎耗费的能源非常多。如果大城市都按巴黎的路子走，那是很可怕的。在他看来，巴黎这种节能差的城市应该拆掉一半。“我认为人类对永久性的期待与追求和塑造都是徒劳的，恰恰是我们中国人从历史上来讲对永久性是不在乎的。西方盖房子都是纪念物，中国人的纪念是在心里的，不在物上的。”看看，他批判完西方，又折身向母国文化致敬。
马清运这种娴熟的、自我贯通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思维特质，让他突破了民族认同与国际意识的对峙，能以超越的眼光理解建筑师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责任。
在与一个个城市心率逐步同频的世界里，有点悲情底色的城市建筑观念与积极坚忍的入世精神，在马清运身上和谐统一。这是一个建筑师傲视群雄的独门绝技。师之大者，其志可佩，其神亦奇崛。

梁朝伟：以“暗能量”杀人于迷醉  香港著名演员

金城武说：他的眼睛“会杀人”；
舒淇证实：他的眼睛“真的会杀人”；
徐静蕾确信：他的眼睛让人不敢“正视”。
香港电影，正借他—梁朝伟—沉郁、深邃的眼神而不再止于肤浅，气势恢弘地攻城略地于海内外，俘获无数城市男女的心。
这个男人，在众人为删掉《色，戒》若干床戏喋喋不休感慨万千时，去年12月8日晚，轻取台湾第四十四届金马奖影帝宝座。众人惊呼：惟他“汉奸”亦“风流”。
掌声响起，繁华如一袭轻薄的锦袍，不过衣中人却在他乡，此刻正享受《赤壁》的三国明月。
15岁辍学，当过报童、会计，卖过电器的梁朝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银幕上大放异彩。一个被母亲带大的孩子，早尝人生艰涩与生计困顿。“我小时候原本是一个很调皮、很快乐的小孩—但是后来，我就突然不讲话了。我记得我爸爸是一句话也没有就走了”。 “从小到大，没有谁能帮我。我需要安全感，不喜欢被人看到我的全部。”
1982年，不爱讲话的梁朝伟受友人周星驰的怂恿，报名参加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征选。没想到他一试即中并迅速走红，而周星驰则等待了约八年之久才成名。

遇到王家卫之前，梁朝伟与众多香港艺人一样，摸爬滚打在商业喜剧片中，搞笑过，英雄过，狗熊过。他的演技即使再精湛，再大红大紫，充其量也不过是“无线五虎”之一。也许，这正是鲜花怒放前的蓄势，绽放前的千般艰辛，就为刹那间的美艳。
梁朝伟在等着王家卫。自1988年《旺角卡门》偶露峥嵘，历经王氏“毒手”，梁朝伟《东邪西毒》、《重庆森林》、《春光乍泄》、《花样年华》和《2046》，一路走来，梁氏招牌忧郁被空前挖掘，叫好而又卖座。尤其是其主演的《花样年华》，更让梁朝伟一举轻摘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成为香港电影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从而一举将他推进国际级电影权力榜中。王、梁互相影响，而又各自辉煌，可谓影坛奇事。王执导的电影深度地挖掘和发现梁朝伟幽暗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那些，也许正是梁朝伟生命本质中所潜藏的“暗力量”。
这种“暗力量”，即所谓闷，所谓阴，所谓伤。
梁朝伟的成名之作，无不烙着这些偏阴或者说倾向文艺的审美特质。人的内心储蓄多少能量，非一眼可以看穿。受众多男女追捧的梁朝伟的电眼，并非其形状或构造多么奇特，而是他能通过一双黑眸，将人生感受与生命体验，精准演绎。
《无间道》中，陈永仁站在弄堂里暗自向挂着叶警官遗像的殡丧车敬礼，其哀伤迷惘的眼神，显示此刻他对身份恢复的绝望；当黑帮老大韩琛对他产生怀疑，目光掠过他的脸时，其沉着镇定的眼神，不显丝毫慌乱；当他对心理医生说出真实身份时，坦诚愉快的眼神，正是压抑已久的心情放松—有人说，最爱他忧郁的眼神，看他主演的电影，总生出救他于苦海的念头，却不自觉地在他的内敛的眼神中沦陷。
这种含蓄微妙的表演，既与人物特定的身份相吻合，又显示出他理解人物性格的独特技巧。
这些技巧，于梁朝伟而言，更多的是内心能量的宣泄。
每一部戏，梁朝伟都会入戏很深。据其称，从饰演《2046》至今，他足足瘦了18磅。由于拍片需要国语配音，已习惯广东话思维的他，通常情况下要将台词背到上千遍。不只是熟悉台词的问题，而是他要毫无障碍地沉溺于人物性格世界中去。当《伤城》一杀青，他便立刻投入了新片《色，戒》的拍摄中。梁朝伟坦言，这样的高密度工作衔接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伤城》的反面角色一直萦绕着自己，他将“跳不出来”。
“我喜欢演戏，不为挣钱、出名，只挑喜欢的电影才拍，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发泄、平衡，可以借此毫无保留地将压抑的感情、情绪表露出来而又没有人知道那是我，人们只知道我将角色演得很好，但其实内里的东西全是我”。
他擅长以眼神、脸色、身影演绎角色，不动声色，杀人于无形。与其说是梁朝伟演绎的角色震慑了影迷，毋宁说是他以自己的内在体验、内心能量“酷毙”了影迷。
在他看来，演戏就是为了自己开心。他不太在意公众对他的看法，“因为演戏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兴趣，我喜欢就去演”。
他慎重对待每一次演戏机会。《伤城》一片中，梁朝伟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悲惨的角色—一个备受命运作弄的孤儿，隐瞒身份，孤愤反击命运，苟且偷生。当初接到麦兆辉导演要求他扮演这个反面角色时，梁朝伟足足考虑了两个星期。
他权衡什么？害怕触及童年伤痕，还是痛惜好人命运多舛？或许都不是！这是一个商业社会不按牌理出牌的电影人！
麦兆辉说：“他应该犹豫，因为他是梁朝伟！”
有人总喜欢拿他与刘德华来做对比。梁和刘是香港一张牌的正反面。正面的香港积极昌盛，于国际化中维系着传统规范，勤勤恳恳螺旋上升；反面的香港，有着骨子里的自卑，向外，大海浩淼，向内，大陆崛起。自由港里漂散着颓废的酒吧歌谣，有人踉跄着脚步，举着酒杯，说着半醉的话，“满腹的心事和故事，但是，却只能感受，永远说不出口”。
正面的阳光，反面的，也许更接近真实。人民喜欢刘德华，但人民，那些受益于持续蓬勃的内地经济的城市男女们，更迷醉于梁朝伟。
“我相信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但是最起码你要敢去面对，而我是不怕面对困难的。”幸好，他不是一个被忧伤轻易打倒的人，不是一个被内心暗能量轻松击溃的男人，我们才有理由期待他下一部影片。
梁朝伟《赤壁》有戏，我们就有福了。

郭文景：狂人的反抗   国际著名作曲家

郭文景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说着话，一边拿出一张薄薄的烟纸，再抓出一小撮金黄色烟丝，放在烟纸里慢慢揉搓。差不多了，轻轻卷起，再用舌头一舔，一支卷烟粘合而成。把它放在烟斗里，火光一闪，顷刻间烟雾弥漫。
这一看似复杂的卷烟工序，只是这位作曲家的生活道具。它可以让他快速而焦灼的生活节奏，在卷烟中有片刻的停顿。他没别的嗜好，音乐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除了读书和抽烟。
“你知道吗？我现在最想干的事就是睡觉。”
是的，每次音乐巅峰过后，伴随而来的总是身体上的疲劳。去年郭文景终于完成了历时两年的歌剧——《诗人李白》。10月份，《李白》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10周年庆典剧目公演，与该剧在美国的演出几乎同步。
这部歌剧为他又一次获得掌声，跟他第一部歌剧《狂人日记》一样，好评如潮。
2005年，郭文景为田浩江写了歌剧《李白》。田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男低音。2007年7月7日，当《李白》在科罗拉多丹佛市华裔艺术中心首演时，许多不懂汉语的外国人端坐在观众席上认真地从头听到尾。流泪、起立、鼓掌、吹哨
这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穷途末路的李白。为了能与唐朝的李白在音乐世界里相遇，郭文景曾把自己流放到幽深而寂寥的原始森林，面对着冷月、山峦、狗熊、狼嚎—浮华世界从眼前刹那间消逝，留下了与李白那“古来圣贤皆寂寞”的相似心境。

他喜欢李白式的疯狂，《狂人日记》、《夜宴》、《李白》—他的歌剧写的基本都是疯子。
郭文景也像一个疯子一样，狂热地学习、创作。即便如此，但他永远无法享受到李白那样的待遇，没办法让中国人像背诵李白诗歌那样来熟悉他的音乐。
没关系，李白扑向“大众”，郭文景拥抱“小众”，可他们本质上都是狂人，都很孤独。
郭文景拥有“梦游”一般的童年。当时正处“文革”，贫穷、动乱、诚惶诚恐、无所事事。各个派系间的“武斗”把重庆城变成了战场。有一次两座大楼的人对着打，枪炮齐鸣，把交电公司大楼打着了，熊熊大火烧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拐过街角，看见那大楼，它已经烧得面目狰狞，成了一个空荡荡的水泥架子。那种废墟感“就和现在的巴格达一样”。
外部世界的动乱诱发了这个少年内在的想像力。在音乐没有出现之前，郭文景每天都肆无忌惮地在各种幻想中完成自己的角色。至今，他还保持着对非现实世界的幻想，特别喜欢看电影《侏罗纪公园》和《哈利·波特》等科幻电影，以及中国梁山好汉和美国《教父》式的江湖传奇。
12岁时，他拥有了一把价值8块钱的小提琴。他偶然的一次听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那是一种强烈被电击中的感觉。
“那五光十色的一切曾令我十分着迷。但渐渐地，那些不论是朦胧、华丽、纤细，还是痉挛、粗野、呻吟的东西，都不太能打动我了。惟有肖斯塔科维奇如岩石一样坚硬冷峻的音响，简练激昂的节奏，还在震动我的心灵。”
18岁时，郭文景的志向是当一名作曲家。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忘情于山水的音乐，觉得它们像宣纸一样薄，一样轻，像竹子一样细和脆。
“我要写那种男人的顶天立地的音乐，我要写崇高的、磅礴的、宏大的交响乐。”
1978年，他如愿地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班上三十多名学生中，很多都是世家子弟。他是班上惟一没当过“三好”且写过检查的学生。进入音乐学院并不意味着可以尽情拥抱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的先锋音乐，柴可夫斯基、巴哈、瓦格纳这些代表18、19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仍占领了主流课堂。
郭文景是个有组织、无纪律的“犯规”学生。有一次，他没跟学院打过任何招呼，就擅自离校，坐火车回家见正跟他闹情绪的女友。在他看来，逃学是大事，可回家哄女朋友是更大的事。
当谭盾等人纷纷去国外留学时，他担心国外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会影响到作曲，于是服从分配回到重庆。他各地游荡，为当时的一些电影、电视作曲，比如《棋王》、《南行记》。最重要的是，那些来自国外的约稿很快让他声名鹊起。《纽约时报》称他是“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这个评语仅证明了一个现实：中国音乐界与外部世界还很陌生。
1980年代，郭文景独立的创作思想与官方发生了碰撞。他的作品尖锐、粗犷、浓重，如他的《川崖悬葬》、《川江叙事》等作品都与当时的思潮保持不一致，就是要反叛以往歌功颂德的所谓庙堂音乐。因此，他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新潮音乐”。音乐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种说法，“郭文景写的先锋音乐和崔健的摇滚乐是资产阶级在音乐界的两大怪胎。”
“我曾想努力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我知道每个人如果想做自己的事，就必须学会妥协”
尽管时刻要求自己妥协，可他对艺术的严苛还是开罪了一些人。有一次，国内某大型交响乐团要到欧洲去演出，想排练他的作品，可他认为该团水准不符合要求，取消了演出。这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本能反抗。
如果说1980、1990年代的创作，郭文景反抗的是一种官方意识与艺术权力的话，那么，今天的郭文景可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大众。
这是一种完全被抽象及被绑架的概念语，没人知道真正的“大众”是谁，又没有人敢冒犯它。但，郭文景向它发出了挑战。
“我们的艺术史曾有过高级、精致、优雅的艺术，它们往往产生于大众，却又不是大众口味。眼下的情况则是；以大众为名的艺术行动，吞噬一切，消灭一切，压倒一切。‘大众’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比较低的艺术标准。”
音乐在任何时代都很重要，可这个时代又似乎告诉郭文景，他心目中的音乐或许对这个社会没那么重要，大众只要流行歌曲。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单位，邀请他写那些高难度的歌剧呢？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他想了半天才想明白，哦，原来已经没多少作曲家能写出那种音乐了。
没选择，大家只有找一个名叫郭文景的人。

“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他27岁就任瑞士银行香港联席董事，29岁即成为法国银行副总裁。而34岁的他告别“成为华尔街出色银行家”的梦想，走到了艾滋病人的身边。

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办人   杜聪不做银行家，地球照样转

智行基金会的广州办事处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一幢普通公寓楼里。记者在这里见到了从香港匆匆赶来的杜聪。他面色白净，略有些胖，声音温和，听人说话时总是安静地看着对方。
一同来访的，还有一位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杜聪不时和他商谈智行基金会正在策划的项目。谈到夜深，杜聪取出数月前从香港带到广州办事处的月饼，切成几块，三个人分吃。他说这是香港的名牌月饼，不吃掉就浪费了。
这就是一位年薪百万的香港某银行副总裁的一顿夜宵。

从华尔街到艾滋村
今年40岁的杜聪出生于香港，初中毕业后全家移民去了美国。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后，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凭着自己的才能，杜聪27岁就成为瑞士某银行的联席董事，31岁当上某跨国银行的副总裁。
杜聪作为银行家的身份，转折于2002年。

做银行时，为了帮助大企业完成融资，建发电厂、修公路等，杜聪常常往来于中国内地的贫困地区。在工作旅途中，杜聪听说了在国内某些地区，因卖血而导致的艾滋病蔓延。他第一次走访中原农村的那天，短短一天就一口气跑了数个村庄，其中一个村总共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
就在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彻夜难眠。杜聪回忆，那天他倚在窗旁，凝望着天上的星斗，立志要为那里的人做点事。就这样，杜聪开始全身投入中原地区的艾滋病救助工作。

世界上不少一个银行家
当杜聪决定放弃百万年薪的银行家工作，全力去救助艾滋孤儿时，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朋友也说他是大脑进了水。他的妈妈说：“送你去哈佛读书不是为了让你去做义工的。再说救助艾滋孤儿是积德行善的事，家里不反对，你完全可以兼职去做。”杜聪的想法是，他可以等，但那些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孩子们等不得。他们一天天在长大，如果错过了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杜聪说：“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的，但是如果我不做，那些孩子怎么办？”他不顾家人反对，告别了华尔街，一头扎进了中原农村，以智行基金会创办人的身份全职救助艾滋孤儿。
到现在为止，智行基金会救助的艾滋孤儿已超过五千名，他们中有四百多人考上高中，一百多人考上大学，他们大学的学费，仍然由杜聪资助。

抛海星的工作
杜聪知道，凭借孤军作战，个人的力量总是那么渺小，对于数字庞大的艾滋孤儿群体来说，他的能力实在有限。但他不愿放弃，杜聪感慨地说，我们还没有能力帮到所有人，但一定要帮到受帮助人的全部，让那些在生死线上的家庭重新点燃生的光明、爱的希望。
杜聪喜欢讲一个抛海星的故事，“可能海滩有成千上万快要被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把一个抛到海里去，可能对一个世界，我们帮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是对于被我们抛回海里面的那个海星，就是帮助了百分之一百，也是因为我们的帮助它才能活下来了。”
杜聪把那些艾滋孤儿比做海滩上成千上万个快要被干死的海星，他只能按照现有条件，一个个救助他们。但对于被他救助的那个孤儿，就是百分之一百改变了人生。
放弃金融业生涯，从事抛海星的工作之初，杜聪给自己定了“三年计划”。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五年，杜聪已有余力重新回到金融业，在基金会里做的更多是决策性工作。

郭广昌：由常客变首席  复星集团董事长

去年7月，复星国际登陆香港股市，现年40岁的董事长郭广昌一跃成为中国新首富。
他的价值，并不仅仅止于是富豪榜上的常客。
郭广昌自诩为“学无所长”—因为“哲学没有读懂，又没有其他的专业知识”，事实上，“身无长技”反倒成了他最大的“特长”—“善假于人”，找对最好的人，还要很好地团结人。
如今，落座上海的复星总部大厦里，每层都有一句“汇聚成长力量”的标语。郭广昌将其解释为：“企业的发展像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我们每一个人正像河中的一滴水，无论是在上游、中游还是下游，都能找到自己汇入的位置。”
包容的文化离不开包容的心。在复星，郭广昌非常强调要学会听，“不论别人是什么理论，最重要的要倾听他们的声音，倾听完之后最根本的是培养自身的创造力。”他偶尔开起中层干部的玩笑，“如果你对待客户能像谈恋爱一样，像对待自己的爱人那样，成绩肯定会不错。”
受惠于此，创业十五年了，五个复旦学友还合作得非常好，对李嘉诚的投资眼光和判断力推崇备至的郭广昌也打造了复星“一个中心(复星国际)，五个基本点(钢铁、地产、医药、流通和投资子平台)”，通过专业化管理将“多元化”这把双刃剑运用得得心应手。

能让郭广昌挥戈宇内的，还有另一样武器。
“2004年，是复星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我把它定位在复星的‘体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主动把企业置于CT机前、水银灯下，拿到了令人满意的体检报告。从去年4月开始的宏观调控，把钢铁、房地产等八大行业列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令很多企业打了喷嚏。天气变化之后，是患了感冒，还是得了SARS，的确需要我们作一番很好的检视。”
在2005年致员工公开信里，郭广昌显得语重心长。
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国内钢铁行业、地产行业成为矛头所指，德隆系轰然倾倒，经济格局风云诡谲，有人对复星庞杂的多元化提出批评。
在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更能考验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方向感。“规范的价值是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郭广昌认为，要克服社会对民企的不信任，就要更加公开透明，更加规范。
2004年9月，郭广昌聘请安永会计事务所对集团整体（包括非上市的部分）进行全面的审计，并对集团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提出适度的多元化和彻底的专业化，同时请权威资信评估机构对集团的资信状况作了一个评估。
这两份报告很快送到“复星”的关联银行、投资人和监管机构。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复星“自己出钱审计自己”的举动大惑不解，郭广昌“调皮”地表示“得了感冒之后，最不希望的就是被别人怀疑成非典”。
一份审计报告，不仅是对别人最好的负责报告，也是改正自己缺点的“病历”，更难能可贵的，在于“这种做法可以取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信任是非常宝贵的”。
“你最真诚相信的东西，往往就是最有力量的。”郭广昌的意思是，“应该用你的心换取大家共同的信任跟合作”。
当年复旦的那个瘦削青年，如今依然高额头瘦长脸，依然敏而好学，激情热血。“如果投资人忙得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了，那是很危险的。”郭广昌经常感叹说。

他本来就是富豪榜上的常客，如今变成了首席。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郭广昌已然成为新一代的本土商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