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st保修: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陈启云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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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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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汉唐一千多年间，广泛存在的地方力量是约制大一统政体的有效机括；而由这机括发展出的士族实体，更是约束独裁专制君主的有效力量。一直到宋代，中国传统的农村地方力量、士族大姓的实体势力和传统儒学的影响，都发生了全面性解体的变化；其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制衡作用，因此不振，才演变出明代的君主专制独裁政治；这是蒙古铁骑能首次征服中国全部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蒙元的统治又是明代专制政治的根源，这些都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困境。这是讨论中国传统(包括政体)和现代化问题时不可忽视的。

 关键词：封建型；大一统；中央集权；东方专制主义

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3—0123—10

作者简介：陈启云(1933—)，男，广东电白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台湾清华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天津南开大学陈省身讲席教授，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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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冬承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之邀参与关于他的新书《“封建”考论》[1]涉及的“封建”问题的“笔谈”。由于冯书牵涉到古今中外有关“封建”的观念、理论与观点，我的讨论，也纵横古今中外。冯著关注的主要是文化心态和学术观念。我的讨论则大约分为三个层面：一、历史事实层面：主要是我在西方的学术工作中所接触到、理解到的有关“封建”的史实，包括和“封建”在历史实况中“对立”或“矛盾统一”的“大一统、极权、专制”的史实。二、历史文化比较层面：主要是我在西方所接触到、理解到的有关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语境”，包括“封建”与“非封建”、“亚细亚生产形态与社会”、“东方极权专制主义”，也包括中国学者使用“封建”、“大一统”等关于中国传统政体名词在西方所引发的问题。三、历史文化的比较所牵涉的“文化比较”理念和历史研究所牵涉的“理论与史实”问题。由于牵涉的问题太多，行文论点不免有点芜杂。这篇文字的撰写虽然似乎有点“急就章”，但所讨论的，都是我反复思考了数十年的问题。由于我过去数十年都身在西方，行文构思，甚至认知上，可能与国内学术界有些距离，这是无可奈何的了。希望这些“隔岸观火”之见，对国内学术界同仁，有些绵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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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封建”这名词所牵涉到的理念和所指的对象，乃至史家，文人，政客使用此名词的心态，我多年前有过一些论述，我综述了西方汉学家(也有非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政体与社会类型的讨论，①包括马克思的“亚洲社会”，韦福高(K．A．Witffogel)的“东方专制极权论”，与之有关的韦伯(Max Webb)和白乐司(Etienne Balazs)的“官僚•公型制度论”，和与此针锋相对的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的“封建—士族说”，并指出中文“封建”一词在现代的三种不同涵义：一为中文原义，指西周初年的“封土建国”、分立诸侯、贵族世袭、土地专有之制：二为转译西文Feudalism，概指西欧中世诸侯、武士、贵族等级及特权世袭之制；三为马克思对“封建社会”之特殊解释。在《中国历史“中古时代”分期的观念问题》[2]一文中，我介绍了“封建”一词的另一种用法：“封建”代表一切古老、过时、落后的东西；这用法始于18世纪初法国“启蒙时代”，而大盛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中，一切要被打倒的都被加上“封建”恶名；这风气在18世纪下半叶传到英国，也成为英国议会改革派打击贵族保守派的政治符号，代表了一切守旧顽固需要革除的传统。这种情绪化泛政治化的滥称，在20世纪革命求变，因而特别推重法国大革命的中国，更为流行；自专制的君主、腐败的官僚、保守的士大夫以至妇女的贞操等都被加上“封建”标签。
 在上述二文中，我特别指出“大一统、专制、极权”型和“分裂、分权、封建、士族”说的对立对比对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那时代，这是有禁忌的命题①。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有关“封建”一词牵涉的观念问题，大致已有通识，余下来的人如果不是有“意的牢结”(海外对ideology意识形态一词的戏译)，便是别有用心了；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对此一无所知之辈。冯天瑜《(封建)考论》应该是对这问题盖棺论定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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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一词所指的个别历史事实，需要分别处理。在20世纪中叶，西方一本对世界各历史文化领域中出现过的“封建”实体，或类似“封建”乃至“非封建”的现象作全面分析的书是Rushton Coulbom ed．Feudalism in History(《历史上的“封建”》)[3]，此书分“总论”、“分论”、“结论”三部分。“分论”各章分由各国社会文化史专家执笔，中国章执笔者为美国著名汉学家包德(Derk Bodde，《剑桥中国秦汉史》“秦帝国”章作者)。书中对“Feudalism”从“静态实体”(如地缘、分封、武士实力、世袭贵族、多层君臣关系lords and vassals)和“动态变化”(渊源、演进、结局)，及“外沿条件”(如蛮族入侵、部族迁移乃至宗教势力的作用)三方面分析。以西欧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或政体而言，一统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由“匈氏”(Huns，匈奴?)西迁引发的蛮族入侵，是西欧封建政体出现的“动态渊源”和“外沿条件”；入侵的异族以武力建立起凌驾在他族或原地居民之上的“无恩无德，唯力是从”的统治阶级(super—imposed super—structure)，是封建政体与社会静态实体的特性。其后此统治阶级演变为“恩威并施”，进而发展出“优质生活方式”(class style)的贵族社会文化(aristocracy，有异于由noble—Warriors封建武士构成的nobility)②，再由“中间阶级”(middle class，多为大商巨贾，不是中产阶级)为中介，逐渐与被统治阶级结构成为“上下一体”、“立法守法”的新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而贵族社会也被由“中间阶级”发展成的“资本主义者”领导的“民主”体系所取代；这是封建历史阶段结局的后效。
 根据这三方面的分析，此书总论及分论中中国章的作者都认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周在“静态实体”上，具有“封建”的特性，但在“动态发展”上，却有异于“标准的西欧•日本封建”(之前有一统帝国，其后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而魏晋南北朝则在“动态发展”和“外沿条件”上(大汉帝国的崩溃、外族的入侵和普世宗教的传布)类似“西欧•日本”的封建时期，但在“静态实体”上则有异于“西欧•日本”(尤其是文官士族与武士贵族之互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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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感念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李学勤先生把我在1996年提交那篇对国内史学界批评很严厉的论文，一字不易地在北京刊出；我常对海外的朋友引此以说明国内学术思想开放的程度。
②详细分析，见,Patricia Ebmy，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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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说法，尤其是“动态发展”分析，“封建时期”是从“古代一统帝国”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民族(民主)国家”的中间转型阶段，和马克思史观大致类似。有些西方汉学家(也有中国学者)因此推论，中国近代没有发展出本土性的“资本主义民族(民主)国家”，因而在中古时代也不会有“封建”时代。1950—1960年代，在国内兴起的“明末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即针对这问题而发。法国的白乐司(Etienne Balazs)更有惊人之说：中国春秋时期上接“一统”西周王朝，中历“夷狄交侵”，下开各个独立自主的战国，而战国时期的富商大贾，亦颇有运用资财以“倾国、兴邦”的影响力(救郑国的弦高，任秦相父的吕不韦，乃至助刘邦建国的吕父是著例)，这是“春秋时代为封建高潮说”的渊源。[4]
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欧美“东方学”者中的“边疆史”专家们对“封建”的论说。此说可以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为代表。韦亚伯出身德国汉堡大学，早期名著有德文本的《拓跋北魏史》①和《中国西北地方文化》②，与《中国东南地方文化》③；对德国、俄国学者的“封建论”有深入分析。[5]中年在土耳其任教多年，对“突厥族”以及其他中国的边疆民族特别关注。晚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为南北朝史一代宗师。
 他继续美国早期研究中国边疆史的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边疆史研究》的研究，[6，7]认为由单一部族，发展成多个不同部族的重叠而形成的部族群(super—imposition)是“封建”的主要成因。在中国边疆地带，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资源有限、气候变化激烈，引致部族群的迁移聚散无常等)，未能发展出固定的民族国家，而是部族群的不断聚而成“封建”，散而为部落。这是春秋(夷狄交侵)、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唐、晋、汉)的情况；而在两汉、隋、唐、宋(辽、西夏)、金、元、明、清一统帝国中，其统治阶级早期，亦有此封建迹象；甚至在这些一统帝国的全盛时期，其边疆地带仍常保留了部族封建的情况。至于入主中原在汉人大土地中逐渐汉化的边疆民族，其汉化过程各不一致，亦与其封建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
 (1)入主之前汉化程度较深的边疆民族，建立政权后，即全面汉化；因其时汉制已弊病百出，此政权旋即覆败，如五胡十六国中的第一个王朝，系出南匈奴的刘渊(取姓刘，国号汉)，一统北方的系出羌族的氐人苻坚，大一统的隋朝，和五代十国中的唐、晋、汉、周四代等。
 (2)入主之前，汉化程度很浅，建国以后，一仍部族封建旧制；后来或无法适应中原大地新环境，或仍为旧日聚散无常的旧俗影响，旋即覆灭，如五胡中之石勒，鲜卑慕容等。
 (3)入主之前，汉化程度适中，建国后保持部族封建旧制，但与汉人士族配合分治，部族武人封建贵族和汉人文官士族并列合作，政权稳定发展，如拓跋北魏。但后来上层统治阶级逐渐胡汉混合，而与下层“胡、汉分居分治”的群众脱节，引发暴乱而覆灭。如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与隋末各道烽烟四起是著例。
 (4)有些边疆民族汉化程度最浅，一直保留了本身文化，处于“部族”与“封建”之间的状态，难以适应内地汉人生活方式；一直盘旋于中华大地缘边，即使建立了略有规模的政体，亦未深入内地或入主中原，如西汉时期的北匈奴、五胡十六国中的鲜卑慕容氏、秃发氏，南迁以前的拓跋魏氏，乃至长期在东北地区的契丹辽国等。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边疆民族与内地汉人的互动，引致周期性的“分裂、统一、分裂、统一”的境况，知道的人比较多。拉铁摩尔和韦亚伯指出，即使在“分裂”或“统一”时期内，这类互动，仍然继续不断；在边疆，“封建”现象一直延续，不过不是典型或常态的“西欧封建”形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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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Das Toba—Reich Nordeehinas，Leiden：E．J．Brill，1949．
②Lokalkulturen im Ahen China，Leiden and Peking，1942．
③Local Cultures in South and East China，Leiden：E．J．Brill，1968．
④Lattimore(1940)，(1962)；Eberhard(1965)，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Bené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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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前述“大一统、专制、极权”型和“分裂、分权、封建、士族”型政体的对立对比，有益于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近来我担心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中华历史文化“大一统”、“专制”、“独裁”传统政体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这都是与“封建”对立对照的命题。
在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历史上出现的两个标准的“封建”社会或政体：中世纪时期的西欧和日本，都是“大一统帝国”的对立面。是“封建”，便不是“大一统”；是“大一统”，便不是“封建”。但在国内史学界有不少人认为历史上中国既是“封建”，又是“大一统”。这看法一方面基于上节指出的史实；另一根源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马克思对西欧历史的发展，由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期的研究论述是无可置疑的，但这分期用到中国历史上，引发很多问题。马克思已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不时提到不包括在西方历史中的“亚洲生产形态•亚洲社会”。马克思在英国做研究，其时东西交通发展未久，在英国收集到的关于东亚的史料远远不如关于欧西的史料充足(英国所藏主要是关于南亚印度的资料)；为了立论严谨，马克思论析人类历史发展时，不时提到亚洲的历史发展可能与此不同(不少研究指出马克思的“亚洲生产形态•亚洲社会”指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西方人文传统自古即有把东方与西方两极对立比较的成见。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特(Herodotus，485—431B．C．)的名著《历史》，详细记述公元前560～478年间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也记述了古代希腊与其邻边各国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风俗等，并进一步论断：希腊的海洋地理环境，培育了民主、自由、法治、独立自强的开放型的文化；而波斯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则产生了它的独裁、专制、僵化的封闭型的帝国体制。希腊战胜波斯，证明了民主、自由、开放的海洋文化战胜了独裁、专制、封闭的大陆文化。由于希腊地处波斯的西方，因此二者对比，便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东西文化对比”成见的先河。[8]这一西方人的成见陆续表现在西方各时代的重要著作中，如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法国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政论家)，黑格尔(G．N．F．Hegel，1770～1831：“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有很高程度的古文明，但此文明没有变化发展，因此中国没有历史”)；这种“东、西比较论”的确是萨依德所指责的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一贯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成见。马克思亦不免受到这传统的影响。这成见在韦福高《东方极权主义》书中而极端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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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Karl 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这理论对许倬云的“汉代农业”研究有一定影响，Cho- yun Hsu，Han Agriculture：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0，程农、张鸣中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评述见Chi—yun Chen，“Han Dynasty China：Economy，Society，and State PowerA Review Article”，Toung Pao 70(1984)，127—148，中译见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余英时的“反智论”、“儒生法吏化论”及“民族主义助长极权专制论”等观点受这理论的影响更大，评述见陈启云：《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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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传统中国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极权”型呢?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二者是绝不相容的；但如上所述，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二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常常更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这是哲学型的“范畴”推断，和史学型的“事实”认知不同。
 最近在几次学术会议中，有人把中国的“大一统”上纲至西周，并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诗为证。这是断章取义的最坏例子。《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王事傍傍……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尽瘁事国……不已于行。”当时周王仍在扩地四方，连年老力瘁的贵族大夫也“不已于行”；四境未定，何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已直斥这是“以文害辞9以辞害志”的著例，指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孟子•万章上》)。其时君主权力运作的实况，大概可以传说中的《击壤歌》为例。《帝王世纪》记歌曰：“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上引《北山》是属于统治者的理念理想(或自我中心的想法和宣传)的层面；《击壤歌》则属于“人民一被统治者”的经验感受的层面。
 中西历史比较，须要兼顾这两种不同的层面，才不致误己更误导他人。重要事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封建”，建立“郡县”，进而“焚书坑儒”，企图控制思想。这是标准的大一统、专制、极权的政局。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中，已提出有力的反驳，认为：“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还免不了博浪沙(封建贵族张良使人行刺)的一次大惊吓，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其实是一场大失败。”[9]335-338还有同属于知识分子的魏国大梁名士张耳、陈余也是秦廷长期重赏购求而不获的：“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10]《张耳、陈余列传》更重要的是楚国的项氏：秦灭六国、废封建，但楚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且项梁父即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戳”，而且“项梁尝有栎阳逮捕”，又“杀人与藉避仇于吴中”，却能够使“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10]《项羽本缈》。像这类危险政敌，有名气，有大批党羽，并积极在地方上从事反秦活动，秦廷尚无法追捕，甚而一无所知，足见秦始皇的实权是有限的。
 1960～1970年代，韦福高的《东方专制主义》(1957)出版后受到严峻的批驳，转而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发起“汉代中国”研究计划，出版“汉代研究丛书”，希望能在基础研究上证实其说。“丛书”第二卷，许倬云《汉代农业》[11](见前页注)，便是受到“东方专制极权论”的影响，过于强调大一统朝廷的权势，而忽视了强大的地方力量①。
 西汉初，封建与郡县并置，天子所治仅有三辅三河。但比封建王侯势力更大的是地方豪强。汉高祖一统天下以后，罢兵归农，但发现当时广大土地多为地方有力人士占有，朝廷无法安顿有功有爵的军官。[12]《高祖本纪》五年五月诏景帝时，地方上一个布衣剧孟比一个大封建王国的势力更大，《汉书•游侠列传》：“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天子切齿……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
 景帝武帝时，朝廷大致消除了封建王国和大商巨贾的势力，但汉武帝在全盛时期动用了不少酷吏去对付地方豪强，结果却完全失败。武帝去世刚刚六年，朝廷举“贤良文学”，许多被“举”的“贤良文学”代表地方利益发言，强烈批评了武帝的做法。[12]卷66《盐铁论》此后，武帝政策的捍卫者受到整肃，武帝的财经政策多被取消。至于“多豪强素称难治”的颍川郡，更是终两汉之世都是地方势力对抗朝廷的重镇，也是汉帝国覆亡的始阶。[13]
这种“草根性”的地方力量，可不可以称为“封建”?这是观念定义上的问题。但它是大一统、专制、极权朝廷的对立面，是无疑问的。近来国内批评中国大一统政体的声浪高涨；因而有人惋惜中国过去没有封建体制传统，无以约制大一统政体。其实本节所述的地方力量，在汉唐一千多年间，正是约制大一统政体的有效机括；而由这机括发展出的士族实体，更是约束独裁专制君主的有效力量。一直到宋代，士族大姓解体没落，才演变出明代的君主专制独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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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