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光明服务客户: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日本

　　（一）

　　中国人为什么要了解日本？这理由多得简直说不清。

　　首先，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的邻国，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玉皇大帝他老人家大概不会派夸娥家的少爷下凡，象当年搬走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把日本搬到加勒比海去。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强邻挤在一起一般没什么好事。战国时代的老祖宗就知道“远交近攻”的道理。美国在历史上基本没有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它欺压隔壁的墨西哥却无微不至。中国的不幸，在于它跟两大强国──俄罗斯和日本紧紧挤在一起。以人口比例来算，中日都是资源小国。如今中国大陆上的石油已经挖得几乎山穷水尽，以我们那种“浪费王国”的消耗速率，六十年代被王铁人扔到太平洋里的“贫油国”的帽子，咱们迟早又得捡回来乖乖戴上。陆上的油挖完了，只有到海上去，但要上那儿就得迎头撞上老倭那个巡海夜叉。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争端只是大戏开场前的一声清笛。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日本是感情上势不两立的敌国。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谁敢说日本人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就得横下一条心，准备象某人那样豁出去做千夫所指、万众唾弃的“汉奸”和“日奴”。

　　客观地说（当然只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仇日情绪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最大“客观度”），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日本，远因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下场不同，首先是因为纳粹战败时冷战尚未开锣，美、苏蜜月尚未破裂，再加上美国国内犹太人的强大势力，使得纳粹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战犯们统统授首。巴顿将军只是因为主张利用纳粹军队去打苏联，就闹到被解职的地步。而日本投降时冷战已经开始，苏联在东北、朝鲜趁火打劫，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满州和北韩，神州陆沉正要开始。所有这一切，加上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急剧扩张，使得日本成了反苏反共的第一线。取战略守势（所谓“围堵”）的老美给苏联人吓坏了，自然要姑息包庇日本战犯。他们不仅使大批战犯逃脱了审判，而且使军国主义从未受到彻底清算。战犯岸信介居然能在五十年代出任首相，而且军国主义余孽竟可长期盘踞政坛，形成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这种情况在西德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以上事实，老美如今也供认不讳。我看过一部电视文献片就详细披露他们当年怎样把日本的细菌战机密捂了下来。

　　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国、共争端，双方竞相把当年的敌人当作“统战对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几十年来的头号敌人都是同胞，当年的国仇自然顾不上去清算。我们不仅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几十年如一日、追遍天涯海角去捉拿凶手归案，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于是，数千万死难者的血迹，就这样在伟大战略部署里轻轻抹去，成了再也难以捕捉追觅的幻像蜃影。

　　然而那史无前例的深重的民族创伤却不是谎言的薄薄油膏可以抚平的。等到稍稍放松舆论控制，当年被强压下的血海深仇便立即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随着全民从三十年的催眠术中醒过来，我们就免不得要捡回昨天的仇恨。民族主义这个万能法宝，原意是拿来推搪专门在中国“人权”上做文章的老美，不是针对在人权问题上从来装作天聋地哑的老倭。可惜，民族主义的核心其实是仇恨，而仇恨一经煽起就再也难以控制它的流向了。

　　为此火上加油的是日本政治家们惊人的短视和日本人民那无以伦比的刚愎。刚刚对韩国道了歉的日本却一点面子都不讲，就是不给咱们想要的东西。

　　经过这番史上罕见的折冲樽俎，本人此生大概永远也没指望看到老倭道歉了。而老倭越不道歉，我们就越要靠“外交部声明”、报刊社论去不疼不痒地骚扰对方，以此来应付海内外华人沸腾的怨恨。然而越是从事这种恼人而不吓人的“麻雀战”，我们就越是惹恼日本的普通民众而让政客们看穿贵州驴儿的虚弱，强项而有恃无恐的老倭也就越不道歉。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中、日迟早要从感情上的敌国变成事实上的敌国，不管双方的主观意图怎样。

　　因此，中、日之间的怨仇就象一个脓包，当年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而用麻醉药膏覆盖起来。它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出头的机会而长得越来越大，最终要变成要命的败血症。如果中国人有点以色列人的骨气并稍微知道点人命的价值，如果日本人有三分德国人的眼光、心胸和基督徒的忏悔情怀，中、日之间不是不可能象法德、以德那样算清宿怨而达成民族和解的。历史和民族特性使亚洲两个伟大的黄种民族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和解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哀。

　　使中、日怨仇难以消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是根本错误的。改革开放前，我们用“阶级分析”观点，在国际上搞“亲不亲，阶级分”，将“阶级分析“放大到国际舞台上去，以为凡教友即亲兄弟，而亲兄弟之间只有绵绵无尽的恩爱。这种“意识形态外交”违背了起码的市井常识──连老百姓都知道的“亲兄弟，明算账”的浅显道理，我们却不知道。否认了民族矛盾，它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只会使摩擦逐渐累积而变成难以消弥的剧烈冲突。而这么一来就封死了妥协折冲的余地──否则我们自己也要变成同流合污的叛徒了。就是为此，当年我们那些“胞波”、“兄弟”、“同志加兄弟”等等，后来没有一个不变成“反动派”（印度、缅甸、印尼等）“霸权主义”（越南）、“修正主义”（苏联、东欧诸国、古巴等）的。一个国家曾和世上这么多国家闹翻，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外交史上的奇迹，其实只不过是常识对蔑视它的人们的惩罚而已。

　　这种荒谬的思维方式还发明了一种“人民至上”论。根据这个理论，人民是决不会错的。两个国家可以打得你死我活，然而据说人民却总是友好的。如果是侵略战争，则侵略国家的人民一定什么责任都没有，该负责的只是统治阶级中那一小撮战争贩子，是他们违背民意悍然把战争的灾难强加在两国人民头上。所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谈不上谁欠谁的。

　　用这种理论来考量，我们当年拒绝日本社会党和田中首相的非正式道歉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既然日本人民只是受害者，有罪的只是当初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现在的日本又不是那些人当家，还道什么歉呢？同理，既然日本人民也承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还要他们赔什么钱呢？

　　这种理论之荒谬，似乎用不着多说了。七十年代许多国家跟中国建交，每次“两报一刊”专发的社论中都要盛赞该国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歌颂两国人民之间那历史悠久的友谊。有的国家本人连听都没听说过，想来连当年的郑和老公公做梦也不曾梦见过，然而据说我们却早就和该国的人民如胶似漆了，这真是从何说起！我出国有年，也曾去了几个国家，至今没有考证出这“两国人民的友谊”究竟是天地间的什么怪兽。倒是“两国人民间的仇恨”还不费劳思：眼下就摆着十二亿中国人民对“倭猪”们的仇恨。比起那由个别“崇唐媚外”的留学生晁衡和倔如骡子的传教士鉴真代表的虚无飘渺的“友谊”来，这仇恨倒真是伸手即触、炙手可热。

　　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却愣是建筑在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上。当年伟大领袖说：“寄大的希望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希望”，我们“向前看”，慨然免去了战争赔款，指望着这友谊是双向的，人家日后会用同等的慷慨来回报我们。可惜你丧失常识，人家没有丧失常识，指望着日本人民无师自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把中国人民当成亲骨肉，这希望未免也大得豁了边。

　　“九州铸铁终成错”，历史上大概难以找到恶果如此多重、影响如此深远的类似的外交失误。如果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没能象清算纳粹那样清算日本人的战争罪行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的错误实在是不可原谅。倘若我们坚持向日本索赔，即使我们没能象犹太人那样惩罚了凶手，至少当年的损失得到了部份补偿，创巨痛深的民族心理也就不至于象后来那么失衡。而且，“施恩望报”是人类的天性，哪怕否认“人性论”也摆脱不了这个毛病，何况还有“友谊”那个“大的希望”值在那儿摆着。以后向日本人要贷款、买彩电时，我们就免不得时时记起当年己方的慷慨，指望人家就算不暗贴我们、给点优惠，至少不要如此针锋相对、缁铢必争。如果对方不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感恩图报，我们就免不得气不打一处来。可惜，对方却绝对不能理解我们的心事。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的怪物：当初是你不要赔款，又不是我赖帐。既然你不要，这事到此了结，跟以后的银钱来往有什么相干？动不动就拿勾销了的旧债来讹人，是不是要咱们一辈子都得见人矮三分？这样，当年的慷慨反而成了促成民族误解的触媒，使两国关系蒙上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二）

　　改革开放以来，咱们的外交有了长足的进步，“儿子兵法”是丢了许多了。然而极左文化却已经成了一种民族思维定势，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友谊”的神话至今牢不可破，而对某国“友谊”的单相思的破灭，使我们在打量世界时始而含情脉脉，继而困惑迷惘，再而大失所望，终而七窍生烟。我们不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却常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我们指望人家无缘无故地爱我们，则这指望难免最终要化作无缘无故的恨。国人从七、八十年代对老美的一厢情热，变成了满腔憎恶甚至仇恨，这种幼稚的民族心理应该说是原因之一。如今我们似乎又爱上了俄国人，进入了下一轮“因爱生恨周期”的初级阶段。

　　当然，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情绪里也确有无缘无故的非理性成份在内。就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放大了有道理的怨恨，并妨碍了仇恨的化解。我们不知道或是不肯承认：不仅日本人民（不光是一小撮统治者，而是整个民族）过去对不起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难以饶恕、不可忘怀的罪行，而且作为两个挤在一起的邻国，我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将是千丝万缕的。因此，两国人民之间决不会有什么轻易的友谊。处理不好，我们就会变成再次性命相扑的仇敌。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把脓包割开，使日本人民当年的战争罪行尽可能得到清算，使中国人民的心态失衡尽可能得到矫正。而且，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我们一定要充份估计到它的复杂性，一定要基于对两国的民族利益的实际考量，一定要把旧债和新交易分开，决不可随便放弃民族利益，也不要指望人家会象咱们一样随便放弃民族利益。

　　很明显，要作到这一点，最起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人家的国情民俗、民族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有点了解。要是我们当年对“兄弟”们的内心世界稍有所知，也就决不会干出那些花了无数血汗钱，作了无数次冤大头，还买了一大群仇人的蠢事。

　　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是在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苦苦折腾了一个半世纪，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象西方一样富强，寻回往昔的光荣。这个如此难圆的中国梦被总结为“现代化”。可笑的是，一般中国人都认同这个口号，却又拒不承认这个口号默认的两个现实：第一，迄今中国仍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第二，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因为“现代”实际上是“西方”的同义语。因此，“现代化”实际上和“与国际（＝西方）接轨”一样，都是遮遮掩掩的“西化”口号。这种遮掩固然满足了中国人那举世无双的虚荣心，然而模糊了一个为十几亿人民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光从我们故意模糊自己的目标、以及全体人民可以去奋力追求一个暧昧不明的目标这两个事实来看，就可以看出本民族的智力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当然，反驳者们会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四个现代化，亦即只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等有限方面实行西化。然而，姑不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被祖宗早就试过而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就算是所谓“中学”，如今又在哪里呢？当今中国的社会、国家、政党的组织模式，无一不是西化的结果，只是这些东西于今已经被西方人抛弃而已。中国人在社会科学上的发明能力，早已萎缩了两千年。从《天演论》到《资本论》，那些曾在中国掀起狂涛的政治学说，有哪一个是咱们的创见？我们除了热热人家的冷饭，剽窃点残汤剩水，民族的大脑究竟有哪个瞬间闪过一星天才的灵感，想出自己的东西？要在政治上“回归传统”，我能想得出的去处就是孟老夫子的“井田制”和老子那“小国寡民”的“桃花源”。难道我们还要钻进洞里冬眠，象北韩一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世上竟会有这么多的生灵膜拜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端的是对上帝赐给人类的大脑的一种侮辱！

　　倒是孙中山和毛泽东反而直率些。孙说，国民革命必须“以俄为师”，毛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都坦承中国人想不出自己的路来，得靠人家指点。不幸的是这条路一走几十年，然而在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后，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泥淖中彷徨找不出一条踏实的路途，甚至打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有的只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或跳着脚操鬼子的娘，或按着“汉奸”的头往地下撞……呜呼！吾族何幸，蒙上天恩赐这口百年浓痰，吐不出，咽不下，塞住了心窍，呛晕了神智，憋出了那无穷无尽长篇连载的羊角疯之发癫发昏章！

　　我们失败的凄惨，反衬出日本人的辉煌。人家从来就没有遇上咱们的“鬼打墙”。我们那解不开、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在人家那儿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当年咱们可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同时，老美的炮舰也去东瀛叩关。我们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上按杨白劳的手印时，人家也得忍受“领事裁判权”的羞辱。可我们挨了痛打，只会缩回蜗居去，刨出祖先的封诰来自慰，人家却开关延敌，不仅连未来的首相都去“洋插队”，而且有勇气扔掉“民族尊严”，喊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明治维新后不过十多年，人家就打败了人口、资源、GDP、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甲午战争后不过十年，人家就打败庞然大物俄罗斯，开创了黄人战胜白人的首次记录，挤进了列强俱乐部，成了其中唯一的有色人种成员。二次世界大战，人家南下马来半岛，骑自行车穿过据说是不可逾越的丛林，乘舢舨在军舰无法靠岸的海滩登陆，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号称不可突破的英军防线后方，迫降十几万英军，造成了邱吉尔所说的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靠着三个最强大的白人国家和世上最大的黄人国家的合力，加上原子弹那杀伤力空前的秘密武器，国际社会才勉强把这个魔鬼收入净瓶。然而三十年后，人家又象火中凤凰，从灰烬中崛起，换一种方式征服世界，让满世界跑着丰田车，家家看着索尼大彩电，人人用着佳能数码相机！

　　比起咱们来，人家有什么呢？一亿多人挤在那个蕞尔小岛上，有的只是地震、海啸、火山和硫磺温泉。以如此微薄的家底，在如此短暂的时段内，从一个封建割据的落后国家一步登天变成现代超级强国，这么急剧的社会转型，其间竟未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阵痛和脱节，如此平和，如此顺利，既没有咱们的大砍大斫，血肉横飞，又没有权贵中饱私囊，贫富两极分化。这样的奇迹，不要说是在前现代国家见所未见，就是全球也并无二例！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中日两民族之间，到底是什么性格上的差别，决定了咱们下场如此迥异？就算是咱们除了刺探隔壁的丑闻之外对外界毫无好奇心，为了过去吃过的那无数苦头，为了咱们这个不成器的民族的未来，恐怕也得琢磨琢磨人家成功的诀窍吧？

　　可惜，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智力为自己谋划出路，在原谅自己找借口时，咱们却是天资非凡。中学时学历史，问老师为什么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老师说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再问为什么行不通，答曰帝国主义不让。我深觉有理，虽则仍不明白帝国主义为何要偏爱小日本。等到成人后读史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帝国主义爱的是光绪，讨厌的是老佛爷，这一下再怎么也想不明白了：光绪爷不是改良派的领袖么？帝国主义不让咱们改良，为何又不准老佛爷废了他，甚至希望他当家，以致激起拳乱？

　　可笑的是，这套连青少年都骗不了的饰词，如今却还在咱们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犹记当初网上有位壮士竟以日本没有资源、引不动帝国主义的胃口为理由，来科学地解释日本改良成功的秘密。如此看来，咱们要让目下的改革成功，还得使出“焦土政策”的绝后计，先将咱们的“地大物博”自行毁去，才能使本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当年献身改革事业的先贤们竟然见不及此，可惜啊可惜！

　　很在国内流行过一阵子的另一种说法是所谓“新儒学主义”，据说日本鬼子的发迹，还是沾了孔老二的光。可惜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和当年咱们说西洋鬼子的“千里镜”、“自行船”是“得见中国古书”偷去的发明没有什么区别。既然老孔有这个能耐，“同光中兴”时他老人家何不大显神威振兴中华？却让日本的盗版孔来“劣币淘汰良币”！

　　还有一种心态是对小日本的鄙视。据说日本人只会抄袭，从无创新能力。当初学咱们，现在学西洋，你既然会学，我又何尝不会学？“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哪有不学老师学徒弟的道理？

　　比起“回归传统”论来，此论是极大的进步，可惜论者没有看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咱们只有造反作乱的能力，没有学习改良的能力。要想学西方，咱们先得去学这个学习能力，而要论学习与应用，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咱们看不上的小日本。

　　把西洋文明成套地连根搬过来移植在自己的土壤上，不仅让移植物在本土上顺利成活并茁壮成长，而且与传统文明中的精粹相得益彰，既不使强龙压死地头蛇，又不让地头蛇吓跑强龙，更不让“龙蛇斗”引起社会动荡，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小日本正是制造这种奇迹的专业户。当年他们学中国引入文字就是个绝佳例子，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日语是多音节语言。按理说，与汉语配套的一字一声的中文和日语是格格不入，南辕北辙，毫无应用的余地。考虑到本地语言的顽固性和引入外来的崭新的概念、语汇和发音的艰难，日本人面临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他们就是有本事把中文移植过去加以改造，一直使用到今天，还创作出大量美不胜收的俳句与和歌。等到后来“脱亚入欧”，人家又能利用已有的汉字造出大量反映西方复杂生活概念的词汇，反而回馈到中国去形成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真是如同能化作绕指柔的百炼精钢！

　　日本人的机灵、弹性和应变能力，不仅和咱们那杖策蹒跚的天朝上国的僵硬、死板、麻木和惰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就连西洋鬼子也赞不绝口。二战后，日本在瓦砾场中抱住用原子弹炸他们的老美的粗腿，甚至抢在西欧之前从战难中迅速恢复。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无限抬高油价造成能源危机，日本人洞烛机先，迅速设计和推出省油轿车，使反应迟缓的老美的福特车在国际市场上溃不成军。八十年代老美逼得日元升了值，老倭们竟然想出“出口老人”这种怪招，让退休老人挟着坚挺的日元去国外养老！

　　最主要的是，日本在过去的千百年内一直和中国共享类似的东方文化背景，是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西化的最好的学习榜样。研究日本在西化中遇到的困难和克服的经过，研究他们如何用和平的手段去化解急剧繁荣的并发症，诸如权钱转化、官商勾结、贫富分化等等问题，是我们避开社会危机引发社会动乱的现代化陷阱的必备的一课。

　　总而言之，要西化中国，我们就得学习日本人的学习能力、调整自己适应外界的应变能力、以及化解社会危机、预防处理改革本身造成弊病的改良能力。一句话：中国要现代化，必须认识日本、学习日本，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