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闲鱼排名靠前:从徐再思的“始忧终羞”说开去

从徐再思的“始忧终羞”说开去

●元人徐再思的“始为天下忧，终为天下羞”，一方面深刻提示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官场人格的异化；另一方面也高度概括了人随景变、淮橘成枳的道理。

官场环境的恶化对官员的腐化和毒害，使许多官员走上了“始忧终羞”的不归路。净化官场环境随之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而又急迫的任务。

治理水污染、大气污染，根本之点就是截断污染源。治理官场环境，着重的三项工作是：削减权力；制约权力；重拳反腐。

元朝人徐再思，以小令见长，时人称其作为“酸甜乐府”。笔者记忆最深的是他的《凭栏人·咏史》中的二句：“始为天下忧，终为天下羞”。以为此语一方面深刻提示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官场人格的异化；另一方面也高度概括了人随景变、淮橘成枳的道理。

我们不妨先举几个例证：

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在当皇帝之前，曾为他人在扇子上题了二句诗“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到他弑君称帝后，“大柄”完全在了手，但他并未为天下扇一点清风，更勿说“清风满天下”。他称帝后，不顾人民的死活，大兴土木修建都城，由于催逼太急，累死了不少民夫。他一味穷兵黩武，妄图一举灭亡南宋。他的所作所为，为当时的南北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最后他本人也断命于不满士兵之手。

完颜亮当皇帝之前，志向高远，他要“清风满天下”，是实实在在的“始为天下忧”。但他一旦掌权后，进入了另外一种环境，他便忘了初衷，忘了过去的大志，变成了一个挥霍民财、驱民如羊、穷兵黩武的暴君。最终落了个“终为天下羞”的下场。

宋焕威，原湖南涟源钢铁总公司总经理。他未蜕化前，不论在一个车间技术员、主任职位上，还是在钢铁厂的厂长位职上，他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为企业，为职工，流过大汗、吃过大苦。是一位“始为天下忧”的人。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等荣誉称号。但到了后来他为官场环境所污（他的所作所为反过来又加重了官场环境的恶化），他蜕化了，变质了，他一头栽进财色黑洞而不能自拔。他养情妇几人，受贿人民币310万元之巨。以“终为天下羞”划上他人生的句号。

今年《深圳周刊》第31期，栽有深圳大贪官虞德海腐化堕落的轨迹，完全走的是一条“始忧终羞”的道路。虞德海原先是一个好人。心地不坏，又有正义感。对妻子，他是一个好丈夫；对孩子，是一个好父亲；对父母，是一个好儿子；对工作，是一个好干部。曾在蛇口工业区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上辛勤耕耘，廉洁奉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可以说，他是一个标准的“始为天下忧”的人。

但是，后来的虞德海仿佛跳进一个染缸，出来后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从头到脚肮脏得不能再肮脏的人。他主政南山区的七八年间，俨然以一个土皇帝自居。“在南山区，谁不敢正视‘虞老板’的绝对权威，就是自取其辱。不要说如此大胆的，就是被他怀疑不‘忠’的，都在劫难逃。”几年来，他大搞沽名钓誉的书记工程，其结果是工程没一个搞好，巨额的国家资金打了水漂。

虞德海穷奢极欲，好色贪财，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虞德海一家拥有7套大屋，外加一套福利房，建筑面积达940平方米。多年来受贿金额累计达到1920万元。他在权钱交易上几近疯狂，小到衬衫、西装、相机、手表，大到价值不菲的字画、房子、乃至数百万的现金，他都来者不拒。虞的妻子对“日夜工作繁忙”的丈夫嗜色如命一点也不知晓。虞被“两规”后，办案人员当着他的面打开一个虞德海自己保管的密码箱，箱子里全是虞德海与众多女人的合影照片和一缕缕被虞当作留念而剪下来珍藏的女人头发……

对虞德海“始忧后羞”的坠落原因，虞的老上级袁庚同志借用橘子逾淮变成枳的解释。认为橘子到了淮北就不是橘子而变成枳子，这是因为土壤、气候等生态环境变化的原故。虞德海主政南山后，制度安排、社会条件、所受到的种种诱惑等“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然他的思想观念、德行操守也会发生变化。就像橘子逾淮变成了枳子一样。

由此，一个问题随即被尖锐地提出来，官场环境的恶化对官员的腐蚀和毒害。前面我们谈到过，元末腐败严重至极，官场中无处不要钱。什么“拜见钱”、“追节钱”、“人情钱”、“撒花钱”、“常例钱”等等，在这样一个无处不要钱的官场环境中，一个必然出现的现象是：“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受贪无异盗贼，已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千百个官吏中没有一二个不贪不贿、自守其德行的，这样的朝代怎么不垮台？！

现在，我们不少政府官员都走上了“始忧终羞”的不归路，充分说明了我国当前官场环境污染的严重。净化官场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在未谈官场环境净化之前，笔者想谈几句题外话。过去，我们太过重视道德都化而忽视了环境的整治。在反腐上过分依赖都化和依赖自律。殊不知，人是有兽性的，兽性是很难教化或根本教化不了的。恩格思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过去我们搞了许多的警示教育：“杀鸡给猴看”、“杀猴给鸡看”、“杀猴给猴看”等等。但最终的一个现象是：“一个王宝森倒下去，千万个王宝森站起来！”举一个例子：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是经过“三讲”教育了的。我们且看他“三讲”之后的考评“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哪一点与中央保持一致？中央要求党的高级官员不贪不腐！所以说，教育和自律对一部分兽性很重的人来说，无丝毫作用。有时甚至还被其利用。当然，笔者在此决无全盘抹杀教化作用的意图，教化在一定时候、一部分人身上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笔者的观点是：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再不能把宝押在教化和自律上，还应该重点放在削减权力、制约权力等官场环境的净化上。

我们过去常说，治理水污染、大所污染，根本之点就是截断污染源。现在我们治理官场环境，关键也在于治本。也就是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工作力度。”

从源头上治理官场环境，总括起来在三个方面：一是削减权力；二是制约权力；三是重拳反腐。

削减权力：所谓削减权力，就是削减政府。既要削减政府的机构、人员等配置，更要削减政府无所不至的权力。真正做到“小政府，大社会”。正如经济学家樊钢在《腐败的经济学原理》中说的：要“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反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2000年1月27日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在广东省人大会议期间答记者问时说：“保证市政府今后不再投资经营性项目。”这可以说是一种值得庆幸的醒悟。深圳巨贪虞德海主政南山七八年，为了沽名钓誉和为了捞取经济上的好处，搞了好些政府企业，耗费国家上亿元的资金，到现在有几家不亏的？这样一种现象全国极为普遍。这个权力虽然削减得迟了一点，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政府还有一大块使人们十分关注的权力：土地审批、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及建设。纵观这二十几年来，一些大的腐败往往出在这一块。举一例：中国巨贪成克杰，他的第一笔巨额贪款2000万中的1600万（另外400万元为联系贷款的好处费）即来自西园土地建设权的出让。这块85亩黄金地，正如行贿人周坤说的：谁能拿到这块土地就能赚大钱，但这块土地除成克杰，谁也拿不过去。事实上，这块地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他成克杰祖传的一块什么私有地。但是他成克杰有这个权力把安拿过来变成手中一个赚钱的筹码。他还不只是拿过来给了周坤，他还有权力将已经评估出来的出让价96万元/亩降至55万元/备。如果这块土地真是他自己的，他决不会白白损失3485万元给别人。正由于这块地是国家的、人民的，他的目的只是想用手中权力换回那1600万元回扣，至于国家损失多少他毫不在乎。这样无边无际的权力，无法无天的行使权力，如不加以削减、限制怎么得了！对于政府在这一块上的权力，怎样削减、怎样规范，怎样尽量减少腐败分子在这一块上作奸犯科的机会，是各级人大需认真考虑的大事。

总之，我们应积极转变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思维模式，认真思考市场经济对政府行政的现实要求，削减一部分有可能出租的权力，割掉一部分滋生腐败的土壤。使官场从源头上得到净化，使政府更轻快、更廉洁、更有效。

制约权力：减掉一部分权力，肯定还需要一部分权力（有些权力是必要的，没有这些必要的权力，政府以致国家就不能正常运转）。对这一部分权力，我们应加以制约，简而言之叫“制权”。英国有个史学家名叫阿克顿的，是十九世纪末剑桥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就是凌驾于一切道德、法律、法规之上的特色。”举一例：据2000年8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三陪小姐陈丽，以假文凭、假党员等全套假档案冠冕堂皇地走上了领导岗位。先任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随后还准备出任宣传部副部长，只因怕原形显露，雇请凶手杀人而事情败露。一个名声极坏、行为不端的女人，为什么可以凭一套假档案一跃而出任政府文化宣传领域的官职？这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有原荆门市委书记焦俊贤和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理国的策划和提拔。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怪事，是因为焦书记、吴部长手中有这样绝对的权力。提张三、贬李四，还不是他们口中一句话。这就是没有制约的权力所导致的权色、权钱交易的腐败。再举一例：湖南省知名企业湘潭电缆厂曾经是国家500强企业，现在却负债12亿元，成为了一个巨亏企业。陈海燕任职总经理不到1000天，湘缆增亏3.6亿元，平均每天亏损36万元。陈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的同时，还是多家私营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湘缆急剧亏损的同时，他的私企却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年中赢利1400万元。经查，他的私企的赢利绝大部分是从湘缆挖过来的。这也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的一个案例。“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句话，我们不知重复多少遍。今天，已到了大力“制权”的关键时候了。

制约权力，一是制度制约。二是法规道德制约。三是监督和舆论制约。在制度制约上，多年来，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如有形建筑市场的建立、金融系统管理体制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采购、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和会计委派制等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效。然而制度的建立步伐和制度执行的力度，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并且有些制度根本没有包含制权的因素。举例来说，在官员任免升迁这个关键领域，我们以前有不少制度，但制权性的开放性的钢性制度似乎没有。事实上，这是一个急需制权的领域。今天官场之所以污染严重，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污染源。此领域的制权制度不搞好，其它一些制度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再举成克杰的例子：工程方面我们有招投标制度，银行方面我们有严格的贷款制度。但是这些制度都挡不住成克杰主席的一个批条、一个电话、一声“招呼”。一项隧道工程中，本来已按招投标制度搞了招标工作，但在成克杰的干预下，主持招标的政府部门硬是违反招标制度，把工程建设权交给了成示意的单位，而把另一投标领先单位淘汰出局。按理银行的贷款权在银行的领导而不在成克杰，但是成的一个批示，行贿人周坤就轻易从银行里拿到7000万的贷款。为什么这些制度、规则如些不堪一击，其根本原因就是成克杰手里握有一张“王牌”——对于下属官员的升迁予夺。所以说，干部任免升迁这个环节的制权制度不搞好，其它制度弄不好就成了儿童手中的玩具枪，只能吓吓儿童而已。

至于法规道德制约和党内党外、干部群众、媒体舆论的监督制约，这些方面都为大家所熟悉，论述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此文不再赘叙。

第三个问题是重拳反腐。这是一个全民话题，也是本书的重点，本书已从各个侧面涉及了这个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也不再涉及。

“削权”“制权”和反腐，是治理官场环境的关键。离开了这三方面，其他任何官场整肃都难奏效。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切切实实做好了，那么我们的政治也将清明了、官场也将净化了，官员受污染的也就少了。自然，“始为天下忧，终为天下羞”的官员也会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