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号码不能查找: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

<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英文版序 英文版序    英文版序    很多书是以一个核心理念为出发点的。本书建立在两个观点之上。    第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只具有单一形态的经济体制，而是具有多种形态。就其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意义而言，这些形式有实质性的区别。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只具有单一形态的观点所赖以建立的隐含假定，即认为所有的资本主义本质上都相同的理念，反映了冷战时期流行的思维。当时，代表着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超级大国你争我夺，笼络人心。其中的一方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经济建立在财产的私有制基础上，另一方是其经济基本上不存在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区别似乎就已经将这两种经济制度分割开来，至于资本主义存在更多形态的可能性，人们没有给予更多的思考。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预示着资本主义（以及民主形式的政府）的胜利。一些美国学者为此而欢庆，有人甚至认为，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尽头”。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使这一幻觉破灭了，至少是就政府形式而言，幻觉破灭了。但是，其实在那个悲剧性的日子之前，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事件已经开始对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只有一种运行方式的理念提出了质疑。    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可观的生产率增长和创新，这些增长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型新企业所带来的，而不是由那些此前已经主宰了美国经济的大型企业所带来的。某种新的东西已经在发生，对于我们三个作者中的一位，这种变化已经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值得提出一个特别的标签：“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中，不断产生激进想法以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家们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有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在那里，激进的企业家精神明显缺失，共同主宰经济的通常是得到其政府“重点支持”的大型企业和那些小规模的零售店或“夫妻店”。    从这一简单的认识出发，我们意识到，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采取了其他的形态。在有些地方，国家似乎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指挥交通”，因此，我们的称之为“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很多人曾经认为——而且可能仍然认为——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是使很多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飞跃式起飞的关键所在。在另一些国家，政府也发挥着作用，但是，政府领导人以及那些支持他们（或是害怕他们的）少数权贵似乎并不在意增长，而是更在意从经济中为自己捞取好处。由于这些经济允许私有财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只是这些财产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这类经济特征的最恰当的概括是“寡头型”。    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主义的四种不同形态——企业家型、大企业型、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增长。我们相信，这些区别不仅具有重要的描述性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含义。因此而有了本书的标题所指的“好的”和“坏的”资本主义形态。显然，我们认为，有些资本主义形式是值得推广的，另一些则应当被拒绝和取消。我们在本书最后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便旨在实现这两个目标。    第二个认识或命题对于下面提出的观点至关重要。如果读者们从对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简单的概述出发便匆忙地得出结论认为，只有第一种资本主义形态——即“企业家资本主义”——是“好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形式，也是可以原谅的。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着美国进入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并且在诸如爱尔兰、以色列、英国、印度、中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流行。但是，如我们其中的一位（鲍莫尔）早在10年前就阐述过的，为了使经济真正保持最佳运行，需要创新型的企业与建立已久的较大型企业的并存。少数的企业家也许会提出“下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是，如果新的产品、服务或生产方式不能够被加工到可以在市场上以大部分人或企业能够付得起的价格售出的地步，它们将极少能够变成市场的现实。正是这个关键性的认识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好的资本主义”的最佳形式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混合，尽管这种组合的确切结构因各国的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于文化和历史的特点，我们希望其他同仁以后能给予更清晰的说明。    如果仅仅有上面这些观点而没有来自其他机构或个人的帮助，也无法形成一本书。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最重要的考夫曼基金会，一家致力于理解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世界领先的基金会。通过积极参与该基金会的管理（我们其中的两位是基金会官员，一位是特别顾问），以及有机会与我们的同事们讨论本书中的很多观点，我们三人都获益匪浅。我们的这些同事不仅包括在基金会工作的同事（我们与他们有无数次具有实质收获的谈话），还包括很多由基金资助的学术界同仁。特别是，因为我们有幸可以调动基金会的一些资源来推进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性质、原因、结果以及相关政策的经济学研究，过去3年里，我们获得了仅仅靠我们每个人自己所无法获得的世界性视角。那些由基金会支持的学者们以及其他很多在相关领域工作的学者们的成果研究给了我们诸多启发。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完成的。鲍莫尔的工作特别得到了纽约大学伯克利企业家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他是该中心的学术主任，该中心是得到考夫曼基金会慷慨资助的学术组织之一。    如果没有我们从很多领域的同行那里得到的出色的协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我们对他们心怀感激。一批一流的研究者团队——里迪、马里萨·波尔里齐、戴恩·施坦格勒、马克·多拉德——帮助我们寻找重要的信息，提出关键性的观点，在各个方面一直给予我们帮助。我们还必须对另外两个人表示特别的感谢：一位是阿丽思·弗雷利奇，她不仅对研究性工作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完成了起草本书附录的出色工作，这个附录解释了在研究企业家问题上遇到的使研究工作复杂化的数据困难；另一位是丽莎·米歇尔（LesaMitchell），基金的另一位官员，她从事着开拓性的致力于理解和帮助改变大学产生的创新之商业化（使之更好地被商业化）的工作，这种努力将逐渐得到其理所应当的普遍性的认可。    我们还要对基金会的格拉瑞·奥尔森，苏·安·贝蒂·布莱格曼（鲍莫尔的老同事）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查尔兹（ElizaChilds）等的工作和编辑帮助表示感谢。对于本书的编辑们，麦克·欧马里（MichaelOMalley）和史迪夫·库卡（SteveColca），我们也由衷地感激；他们仅仅基于一份简单的提纲便敦促我们撰写本书（这份提纲在事后来看，与完成的作品只有微小的相似）。对于本书设计精美的封面，我们也不敢贪功，这份荣誉属于麦勒迪·德林格（MelodyDellinger）。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在本书逐渐形成过程中来自佐尔坦·埃克茨（ZoltanActs），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Phelps）、罗伯特·斯托姆（RobertStrom）和麦克·宋（MichaelSong）对于本书的某些部分的评论和投入。    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分享我们的工作和在提出本书后面的那些想法时所经历的智力上的兴奋和激动。正如其他合作型作者所知，两位作者能够共同完成一本书并且依然是朋友已属罕见。本书则反映着三个人的独特的合作，每一个人为这本书带来不同领域的专业经验，并且随着合作的进展而加深了友谊。对于能够共同完成这一著作，我们彼此心存感激。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    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关于过去两个多世纪中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所取得的非凡增长和创新，最令人惊诧的事情是这一切并未令我们惊诧。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预期寿命只有现在的一半或更少。过去，我们无法录音，因此，无人知道莎士比亚的声音如何，或者“生，还是死”（tobeornottobe）是如何发音的。那些最大的城市的街道夜夜黑暗。没有人能比马在陆地上旅行得更快。新奥尔良之战发生在和平协议在欧洲签署之后，因为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无法得知这一消息。在欧洲，每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大饥荒，大街小巷尸体横陈。每年冬天，美国人家里墨水瓶中的墨水总是结成冰。    今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提电脑上绘画，将艺术品发表在互联网上，并且可以很快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评论。两个像玩具一般的车子在火星上旅行，分析其表层材料，传回水晶般清晰的彩色录像。但是，在最初的欢呼惊讶之后，这种持续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便只能作为简讯出现在我们的报纸内页。对于一般公民而言，对这些工作的最有道理的解释是，它们如同魔法。我们已经对这类技术创新的出现习以为常。    经济增长也同样令人惊诧。据估计，一个世纪以前，平均每个美国人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今天的1/10。片刻的思考就可以让你意识到，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假定你已经习惯了按照今天一个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来生活，若其中的9/10被突然没收了，我们无法设想，我们的生活模式会是如何。对于那些近年来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国家也可以做类似的计算：包括过去二十多年里的印度、中国以及很多东南亚经济体，当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欧和日本。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公民们有幸目睹和享受的经济发展。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长期的经济问题在于，这样的经济表现如何在最富有的国家中得以保持？它如何能够被移植到那些大部分人口过着贫困生活的地方？为了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有必要探究那些已经取得了这些非凡成就的经济体到底有何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长期被忽略的主题重新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声称已经有了某些答案（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提出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的怀疑）。当然，我们肯定不会假装我们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式的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是，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途径就是着眼于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结构，这样的总体结构可以对经济增长率差异给出部分的（或许是相当大部分的）解释。我们将特别关注这样一些规则和制度，它们产生的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家们不停息地工作，来创造、运用和推广新产品、新技术。实际上，我们将说明，这些激励机制使得不同经济体的重要行业中的企业家们无法故步自封，而是迫使他们甚至在现有的创新尚未终结时便开始计划下一轮的创新活动。    我们所谓的“企业家”指的是些什么人？通常这个名词指的是那些创办新企业的人。这个定义包括了众多的个体经营者和开办新企业的人，不管企业的业务是什么。在本书中，我们将比较狭义地——我们相信也是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这个名词，即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开发和使用新的生产方式或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任何新的或已有的实体。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已指出的，“并不是每一个新的小企业都是企业家型的或代表了企业家精神”（1965，第21页）。德鲁克（以及我们）更喜欢采用一个他认为来自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他说，这个名词“意在表明一种不同意见：企业家颠覆和打乱既有秩序”。约瑟夫·熊彼特（20世纪为企业家欢呼的伟大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的说法来形容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正如德鲁克在诠释熊彼特的分析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健康经济的'常态'是由创新的企业家所带来的动态非均衡，而不是均衡和最优化，这也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核心现实。”或者，德鲁克还有更为直接的说法：“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    我们承认，集中关注狭义的企业家——或许可以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意味着比较少地关注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处可见的“复制型”企业家——那些生产或销售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而创造出来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家。18世纪英国作家理查德·坎蒂隆曾经描述过那些“羊毛和玉米的批发商、面包师、屠夫以及各种制造商和商人们，他们从乡村买来产品，把它们加工之后再逐渐卖给那些有需要的居民们”。他所描述的这些人就是复制型企业家（尽管他当时也许并不知道这一点）。复制型企业家在大多数经济中当然很重要，因为其代表着一种摆脱贫困的道路，一种只需要极少资本、教育或经验就可以养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真正重要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因此，我们在全书中将集中关注的也就是这种形式的企业家。换言之，企业家——在我们所使用的意义上——不同于“小企业”以及很多新企业。    当然，我们认识到，没有哪种经济可以仅靠企业家而获得完全成功。很多这类的企业会因太小而无法达到规模经济。从企业家提出的一种激进的但有用的想法，到商业上有用的、足够便宜和可靠因而可以引来很多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这中间有很长的距离。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是那些创新型企业家与较大型的成熟企业相结合的经济，这些大型成熟企业（通常从其企业家的创业开始已经经历了两代甚至更长的时期）可以对企业家提出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大企业自己提出的）创新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并付诸规模化生产，从而将之引入市场。当我们在本书的不同场合提到“企业家型经济”时，我们指的就是这两类企业的混合。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    什么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有些对很多经济学著作并不太熟悉的读者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观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毕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依赖于新事物的产生——新车、新产品和新服务。但是，任何一本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关于发明和使这些新东西商业化的企业家的论述都少得可怜，更不必说对他们进行分析了。在更为高级的教科书和文章中，人们可以找到大量的、通常是高度数学化的关于什么决定经济增长的讨论。但是，即使在这里，企业家以及相应的较大企业的必要作用也都鲜被提及。本书作者之一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非常多的思考。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Baumol（200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说得很好：“经济学家们致力分析的那些决策主体尚未成为研究的主题，因而，缺乏任何实质性内容。消费者不是人，而是一组协调一致的偏好。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一个企业，如斯雷特所说，'实际上就是一条成本曲线和一条需求曲线，而理论也不过就是最优定价和投入组合的逻辑'。交换发生在没有任何界定的制度环境中。我们所面对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以及没有市场的交换。”    与上述思路不同，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集中关注两种增长的源泉：（1）更多的投入（资本和劳动）；（2）创新、技术革新或用专业经济学术语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放在一起考虑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增长方式称之为依靠“蛮力”的增长和“精明”的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指出，创新或“精明的增长”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长期产出增加中起到了比蛮力（更多的投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Solow，1956，1957）。此后，很多学者证实了这一基本认识，并将这一认识传播至世界上的很多国家（Denison，1962，1967；EasterlyandLevine，2001）。    但是，什么是创新？就是某种新东西吗？当我们（以及其他人）使用这个术语时，创新指的是一种结合：一方面是包含在一种发明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是这种发明成功地被引入市场。哪怕是最好的发明，如果其设计、营销、改进不足以使该发明在商业上能够生存，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就需要有人能够认识到创新（即使是看上去很小的突破性要素）所带来的商业机会——有时候这并非发明者自己有意识地追求的目的——然后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把这样的机会变成很多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东西。这些任务天然就具有创新性质，这是我们在本书中将不断谈及的一种认识。    那么，是什么决定着创新？在索洛的模型中，创新就像来自天堂的甘露，是政策制定者们基本上无法控制的。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研究或者为研发提供激励对创新略加影响，但创新的步伐基本上被认为是既定的。这个假定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难以接受，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试图解释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些研究者采用了日益复杂的统计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创新的其他变量，其中有些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例如对外开放产品和投资市场、为研发提供资金、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有些是政府无法控制的（例如地理位置）。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这些努力。    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因为它们很多或绝大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认为，如果能把社会应当实施的措施清单加以整合（或者称之为“经济化”，如果你愿意的话），则更为有用，途径就是将经济视为一些潜在的“增长机器”，这些增长机器需要燃料来运行，但同时也必须具有某些必要的核心零部件，使之能够和谐、共同地发挥作用，最有效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创新（及其推广）和增长。经济的“燃料”是一组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以及防止经济的下滑（或更为糟糕的金融危机）中断长期增长的进程。我们认识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远非易事。政治家们对经济政策所给予的关注大部分都集中于此。但是，经济增长按其定义就是一种长期现象，因而，更为重大得多的挑战在于设计和实施那些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    我们相信，对于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最为有用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相对简单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一份列着10条措施的清单，诸如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那样的改革清单，也不是我们第3章将讨论的更多的政策处方。长清单的危险在于它们很容易被忙碌的政策制定者们所忽略，这些人通常是在那些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工作，他们的精力和政治资本只允许他们一次集中解决少数几个主要问题。另一种极端，即寻求一种包医百病的解决增长问题的答案，也同样是危险的。经济制度是复杂的，任何单一政策的处方，即便是被字字照办的政策，都无法有效地保证快速可持续的长期增长。    我们试图通过集中于四个要素或条件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我们认为，这四个要素对促进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很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处于“技术前沿”的、其未来进步需要持续创新而不是仅靠复制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最为重要。我们将在第4章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在这里先做一个简要的概述，从而使读者能够在继续阅读时记住这些内容。这些要素应当被看成是构成一架油料充足的增长机器的基本蓝图——这是一幅忙碌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考虑更为详尽的创意或计划时不会忘记的“大蓝图”。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    此外，我们把注意力局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促进增长的条件，或是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财产私有制存在，并且对于那些服务于消费者需要的个人和企业予以奖励的经济。尽管我们在第5章才讨论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细节，并且将其中的一种，即“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提高到所有其他模式之上，但这些不同的模式只限于资本主义之内，而没有涉及世界很多地方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历史已然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不能够提供高质量和迅速改善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包括它。    关于一个燃料充足的经济增长机器，即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我们提出的四个要素是：    第一，也许是很显然的，在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中，创办一个企业必须是相对容易的，没有那种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核制度。由此引申，放弃一个失败的企业（即宣布破产）也必须不那么困难，否则的话，那些本来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就会连起步都做不到。必须存在一种运转相对良好的金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使资金从储蓄者那里流向资金的使用者，特别是流向企业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如果企业家不能吸引到新的劳动力，他们就无法成长；如果劳动力规则过于严厉（特别是如果规则限制企业解雇那些表现不佳的雇员或解雇它们不再需要的雇员），企业家也会没有发展的意愿。    第二，制度必须在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企业家活动一出现时便要奖励它们，否则就不能指望个人会冒着失去自己的资金和时间的风险，投资于运气不济的冒险项目。这里，法治——特别是财产和合同权利——尤为重要。    第三，政府的制度一定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经济蛋糕的行为。这类从社会意义上来说非生产性（尽管在某个意义上也有些企业家精神）的活动包括犯罪行为（例如，出售非法毒品）以及合法的“寻租”行为（例如，政治游说，或旨在将财富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的不负责任的法律诉讼行为）。    第四，在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中，政府制度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由企业家在某个较早时期创办的）大型成熟企业继续有持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否则，经济就会陷入停滞。虽然有效的反托拉斯法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我们更加强调贸易的开放性（它可以自动发挥作用，不需要反托拉斯执法无可避免的那种漫长的等待时间）。    我们怀疑，有些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没有这个、怎么没有那个呢？其他一些东西难道不应该包括在这个清单中吗？例如，一个明显的挑战来自诸如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增长主要取决于文化：有些社会拥有勤劳和乐于创业的人民，有些国家则没有。那些拥有勤劳和乐于创业的文化的国家（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日本、亚洲的很多国家以及最近的印度）增长很快，而那些没有这类文化的国家（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国家）增长就慢得多，或者根本不增长(Landes，1999)。    我们承认，文化的确发挥作用，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解释经济成功的唯一要素。如果它是的话，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移居国外的人，如印度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经济上如此成功，而那些留在自己国家的人却仍在为养活自己和家庭而挣扎？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我选择”——即，移居到国外的人在其他地方更成功，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愿意冒风险离开自己的国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所离开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还在挣扎，是因为它们的制度阻碍了进步（即使在印度这个“信息技术外包”革命的发源地，很多规则仍然在制约着经济中的其他部分）。    或者，是不是应该包括地理条件的作用？有的观点认为，有些国家靠近赤道，天气太热使得人们无法勤奋工作，并且容易得病；有些内陆国家的运输成本过高，无法轻易地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杰弗里·萨克斯对于这些因素在决定或抑制增长中的影响给予了很大的重视（Sachs，2005）。如同文化论的观点一样，这种观点也有些道理。但是，反面的例子也存在。如果靠近赤道是一种经济的死亡之吻，那么，人们将如何解释新加坡极其不凡的经济成就，或是虽然稍显逊色但也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泰国的经济表现？如果身处内陆注定一个国家要落后，那如何解释瑞士可观的经济成就？这个国家完全被群山包围，以至于它过去不得不把自己这种独特的地理特征作为一种中立的象征。    还有，教育——或者经济学家们称为“人力资本”的东西——又怎么样呢？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可以说每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都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这个要素给以很大的分量。我们并不否认教育对增长的某种程度的重要性，但并不主张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对创造企业家型社会或经济具有独特作用的因素，原因很简单：环境很重要。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甚至在倒塌后至今），那些属于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功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因所处命令和计划型政治与经济环境，恰好是企业家精神的天敌（需要承认，在苏联，创新，特别是军事技术和空间探索的创新是存在的，但这些例外恰好证明了我们所说的规则）。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    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当前面列出的那些要素存在时，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确实可以极大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更可能建立处于前沿的企业家型企业，特别是在一个日益高科技的世界中。此外，为了给企业家发展事业提供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本，普及基础教育也至关重要。    最后，民主怎么样？它对增长难道不重要吗？或是如有人所说的，某种程度的独裁政治是保证某些国家达到某种特定的发展水平所必需的首要条件，而在此之后，民主制度就会或多或少成为不可避免？这是一些辩论激烈的问题，尽管还没有定论，但我们根据现有证据而得出的看法是，民主确实对增长有贡献，特别是在企业家型经济中更是如此；但它不是增长所必需的。关于这后一点，东南亚和近期中国的增长“奇迹”就是证明。另一方面，证据也不支持那种认为独裁政治是增长所必需的观点。事实上，即使在欠发达的国家中，民主国家的增长也要快于那些独裁统治的国家。    这个“某某因素如何”的单子肯定还可以继续开下去，但我们将不会用开篇的这一章来讨论所有可能的排列。现在我们只需要说明，当我们在第3章更详细地考察关于增长的不同理论和实证研究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的确需要甚至是迫切需要一些其他要素。我们认为，这些“其他要素”就是我们已经提出并将在后面详细论述的增长机器的四个要素。    本书其余部分的计划    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详细探讨上面提出的观点以及其他问题。在第2章中，我们将首先讨论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各个国家，或它们的人民，应该在乎经济增长？这是一个看上去答案显而易见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如我们在这一章中指出的，近些年来确实出现了一系列对增长的批评。我们将在第2章反驳它们以及更多类似的观点。    在第3章中，我们将研究一个关键性问题：什么决定着经济增长？尽管本书的其余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并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而且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理由肯定自己已经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在第3章，我们会勾画出迄今为止对增长过程有兴趣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理论化和检验过的内容。如我们已经提出的，我们相信，对增长这个拼图，人们目前还远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    在第4章中，我们首先就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提出一些非常不同的看法，以此来填补增长拼图的剩余部分。从柏林墙倒塌到中央计划经济转型（除少数几个国家例外）以来，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至少就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言，取得了意识形态“之战”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个观点中的还有这样一个假定，即资本主义是单一形态的，它的决定性特征就是财产和企业的私有制，此外很少有其他的内容。在第4章中，我们提出并详细描述四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概念：国家导向型、寡头型、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这些类型的划分是很粗略的，任何一种类型都没有以其纯粹形态在任何国家获得主导地位。然而，不同社会的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往往会以这些类型中的某一种为主体。作为一种粗线条的、过于一般化的概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往往属于国家导向型或寡头型。发达经济的特征则或者完全属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或者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混合。第4章和此后章节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对那些逼近技术前沿和富有国家生活水平的经济体而言，保持这种地位的唯一出路是采取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某种混合形式。进而言之，对其他那些尚未达到这样经济成功水平的国家，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也有助于它们转向更快的增长。    在第5章，我们会简要论述出我们提出的建立和保持我们认为的理想的混合型资本主义的四个关键要素。这四个前提条件的其中三个对于促进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第四个旨在保证企业家竞赛中的胜者保持不断创新。我们还将分析前面提到的那些“其他要素”的作用——文化、地理、金融、教育和民主等等，以及考察其每一个要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或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或理想情况下这两者的混合体所独有的。    对那些目前与技术前沿相距尚远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向我们所倡导的正确的混合型资本主义发展，应当采取什么步骤？这是我们在第6章要讨论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它需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正确结合。此外，发展中世界包含着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情况，这使得上述问题的答案进一步复杂化。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的一块 企业家与增长：拼图中缺失…    在第7章，我们考察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的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例子，20年前，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似乎要超过美国。美国人对此的确近乎恐惧，虽然美国人更为担心的是，它与这两个地区的巨额贸易赤字。事实上，那些赤字如同当前的贸易赤字一样，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经济中根本性的宏观经济不平衡，与不同国家的相对生活水平基本无关，与本书中包含的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无关，即那些地区的经济距离技术前沿有多近（人均收入是衡量这种距离的一种方式）。    无论如何，随着日本和西欧已经接近美国的生活水平，某些事情发生了。一方面是美国的生产率高速增长，从1973~1975年间的15%提高到1995~2000年间的25%，在此后的4年里增速更高，达到35%，与此同时，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却停滞了（日本比欧洲严重得多）。考虑到2001年的经济衰退，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后，很多人担心，贸易摩擦可能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以及“9·11”事件以后私人和公共安全开支的急剧增长，美国最近时期的生产率增长加速尤其可观。    对于美国经济为何会加速的辩论无疑将继续下去，但欧洲和日本之所以落后，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企业家精神在这两个地区没有达到健康的水平。自2000年以来，西欧的领导人已表示，他们希望采取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措施来弥补这一缺陷。它们能否成功，是我们第7章将讨论的主题。    最后，即便是已经具有强大的产业部门的经济体，如美国，也面临着保持企业家精神的挑战。毕竟，社会在变化。英国在领先世界之后，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退回到了大企业型和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只有在最近的20年左右才从昏睡中醒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向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靠近的趋势，有些经济学家为此而欢呼，例如约翰·加尔布雷斯。甚至企业家经济学之父熊彼特也为此欢呼，但这种欢呼被证明为时过早。美国战后强劲的生产率增长记录到1973~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时戛然而止，如我们指出的，生产率增长在此后的大约20年里徘徊不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增长。    对于美国，核心的挑战是继续保持其生产率奇迹。我们相信，保持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正确混合是应对挑战的关键所在。如曼库尔·奥尔森(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按我们的看法，一位仍未得到其应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数十年前警告过的，利益集团可能会使经济僵化（Oslon，1982）。除了战争，只有那种打乱现有秩序的技术变化才可能阻止这种僵化出现。但是，这种对现有秩序的打乱只有在冒险精神得到鼓励的地方才有可能出现。在第8章中，我们会分析一些使我们担忧的趋势，这些趋势如果不改变，就会打击冒险精神。如果美国这样一个领先的企业家社会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目前担心）的原因，而是由于来自内部的原因而丧失了这种领先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将是一个悲剧。    结论性看法    我们希望对我们提出的观点持谨慎态度。我们无意提出一种包治百病的增长理论，一种只用一个因素，如企业家精神，来解释不同经济增长水平的理论。如我们将展示的，我们提出的四种资本主义类型中的三种都已经并将继续带来增长。但是，我们主张，那些想在一个或很多部门中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体必须逐渐采取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某种混合。    我们的观点来自于逻辑、历史乃至经济理论（尽管它们不是用数学模型来表述的）。我们明确地承认，我们的观点尚未得到经济学家们采用的传统经验方法的检验，虽然近来某些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正在开始证明，企业家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作用的——可能有很大的作用（Audretsch等人，2006；AcsandArmington，2006）。标准的统计方法采用某种多元回归分析的形式，使研究者能够找出某些现象的原因，从而断定哪些因素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显著程度如何以及哪些因素不重要。    但是，政策制定者们不能也不应当等待更为正式的数学和更多的统计研究来告诉他们做什么。我们相信，已有的信息已经足以给繁忙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及那些关注他们并受他们行为影响的公民们提供指南。我们希望你，读者，同意这样的判断。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1）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国富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使得经济富裕？斯密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一国内部和跨越国界的专业化和由此而来的贸易对增长至关重要。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专门从事他或她最擅长的工作，而购买那些其他人可以更廉价地制造出来的东西，则所有人的福利都会好得多。按照斯密的观点，即便你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多面手，集中于制造一种或两种你最擅长的东西，对你也是最有利的，因为总是会有人可以更好地制造其他的东西。例如，与其自己种植食品、自己盖房子或者自己做衣服，不如专业从事一种活动，或者为其他从事一种专业化活动的人工作，然后从其他人那里购买你所需要的其他东西。斯密对未来经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前提是，个人和企业可以在尽可能大的地理区域内自由地进行贸易（只要运输成本小于相互贸易所获得的收益）。    短短的几十年之后，马尔萨斯尽其所能试图彻底推翻这种乐观主义。当然，马尔萨斯之所以众所周知，是因为他的著名预言，即人口的增长将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由于这一预言，马尔萨斯成就了经济学是一种令人“沉闷的科学”的名声。    正如第1章开始时引用的若干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马尔萨斯是错误的。而且，如我们在第2章中讨论的，马尔萨斯没有考虑到，食物生产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得同样的（甚至更少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并且可以使更少的人从事食物生产。但是，当今世界上大约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如果这些人相信马尔萨斯有理由悲观，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而且正因为此我们也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一直致力于探讨为什么有些国家增长得比另一些国家快，以及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增长速度不同。但是，实际上在马尔萨斯之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这一主题的兴趣一直在下降，直到大萧条时期这种兴趣才重新上升。大萧条时期，全世界的经济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收缩。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当时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凯恩斯认为，古典的解决方法（等待高水平的和继续上升的失业率推动工资下降，直到企业发现有利可图而愿意重新招聘工人）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这个过程太长，以至于没有实际价值。一个原因在于，工资存在一种下降刚性，那些仍然有工作的工人会抵制雇主通过降低工资而增加就业岗位的努力。同样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当企业没有足够信心相信，它们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确实会被消费者或其他企业购买时，就不会有多少兴趣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招聘更多的工人，即便是工资更低。简而言之，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诊断是，这是由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足所引致的，无法通过等待工资和价格下降而很快得到解决。    这一认识导致了一个主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的诞生。随之而产生的是一组直截了当的经济学处方。如果私人部门产生的需求太小，则政府需要站出来救援，或是通过减税，或是通过增加开支，或是双管齐下。换言之，当经济疲软时，政府的赤字有助于启动增长，不过同样还是要通过经济的需求方。相反，如果私人部门的需求增长太强，以至于使经济处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极限，因而引起价格和工资上升，则一种适宜的政策应对将是紧缩的财政政策，较高的税负和/或政府开支的减少。这后一种通货膨胀问题在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才变得很明显，但是，在凯恩斯的思路中对此已经有所预期。凯恩斯提出了若干使经济摆脱衰退或萧条（实质上是一种持续性的严重衰退）的处方，通货膨胀问题是其中一个处方的必然推论。    凯恩斯对于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的责任的强调（当私人部门需求疲软时拉动增长，当私人部门需求太强时使经济冷却）在他身后得以继续为人们所信奉。尽管从当时起就有经济学家对政府试图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和智慧提出质疑，但实际情况依旧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仍然是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所以，可以理解，对于普通投资者（以及普通公民）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是，或者仅仅是一种需求方的现象，由私人部门的增长和政府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所推动。    但是，尽管需求非常重要，特别是从短期来看，但它不能解释长期增长。像任何机器一样，在任何时间点上，经济也有其特定的最大能力。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就是那种能力的增长，或者是经济学家经常称之为“潜在产出”的增长。所谓潜在产出，就是当所有的资源、人力和机器都全部被充分投入使用时，一个经济所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量。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对潜在产出的关注在“供给学派”经济学的醒目标题下得以盛行，并探讨了减税在鼓励个人多工作、多储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或者被认为会发挥的作用）。    我们无意加入至今还在继续的、关于减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重要的争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供给学派经济学并不是新东西。很多经济学家在以前的几十年里就已经提出了决定潜在产出增长的理论。在这一章，我们想简要回顾他们的观点，然后转向对增长的经验研究，最后就我们认为的、在理解经济增长过程的努力中出现的一些缺失提出我们的看法。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2）    解释经济增长：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解经济如何增长如同理解怎样做蛋糕：首先需要找到一个配方。做蛋糕的配方包括一些基本的原料（糖、面粉和酵母等等）、一些劳动（按分钟或小时衡量）以及一些设备（一个搅拌器和一个烤箱）。对于经济，有多少种产品和服务就有多少种配方，但所有配方所要求的通常都是三种要素：原材料、劳动和机器（也称之为实物资本）。    实际上，不论对蛋糕还是对经济，都还有第四种要素：技术革新。正如现今的搅拌器比以前更有效率、烤箱比以前烘烤得更均匀一样，整个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比市场上已有的产品和服务更合意的新产品和服务，也带来了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提供所有（无论是已有的还是新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    在第1章里，我们将经济增长的配方分解为两个很宽泛的类别，分别称之为“蛮力”增长和“精明”增长。蛮力增长是指增加更多的投入即投入更多的劳动和更多的资本，尽管更多的资本本身就会大幅度地提高每个工人的产出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于，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增加都存在收益递减现象。例如，在劳动既定的条件下，增加更多的机器会带来更多的产出，但产出增加的速度是不断下降的。所以，尽管通过提高一个经济的产出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比例可以提供更多的工厂和机器，从而带来一时的较高增长，但它不能长期如此。换言之，在长期中，更多的投资可以提高总产出的水平，但不能提高其增长速度。这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奠基人、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1956）的众多发现之一，也是斯旺（1956）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个增长模型的发现之一。    我们所说的第二类增长——精明增长，即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可以将一个经济从收益递减中解放出来。不断地用更好的机器或设备来装备既定的劳动力，如，用个人电脑取代打字机，既可以提高产出水平也可以提高其增长速度。实际上，索洛早期的增长理论的核心性贡献（他因此后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于，技术进步（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增长的最重要源泉。索洛采用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数据，对一个将产出与资本和劳动指标联系起来的方程进行了估算，针对美国经济得出了这一结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特别隐含一种观点，即各国经济是在增长与衰退之间的刀刃上不断摇摆的，这一观点后来被索洛和其他人认为不现实而予以否定。关于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的增长模型的有价值的概述，请见Solow（1994）。由于被估算的方程只解释了产出变化的12.5％，索洛将剩余的部分归因于技术变化。此后，已故的爱德华·丹尼森在为经济发展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所做的研究中，通过一种不同的程序，即增长核算，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增长核算把经济增长分解，归因于一系列可能的原因（Denison，1962，1974）。其他经济学家自那以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技术变化是增长的关键推动力（EasterlyandLevine，2001）。    索洛、斯旺和后继者所建构的理论性增长模型是以数学术语来简洁地表达的一种关系，关系的一方是若干投入变量——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另一方是产品和服务产出的增长。尽管很抽象，但这些模型可以提供有用的认识。例如，在一种数学形式中，这些模型意味着，劳动或资本的变化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弹性）与总产出中的劳动和资本各自的份额相等。例如，大致来说，在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的收入通常占产出的大约2/3，因此，劳动力增长（由于人口增长、移民和愿意工作的个人参与就业的比率提高等混合因素）一个百分点，在这个模型中将导致产出增长0.67%。具有这些特点的模型被称之为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经济学家查尔斯·科布和保罗·道格拉斯的名字命名（后者在结束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杰出的学术生涯后，曾是代表伊利诺伊州的美国参议员）。    但是，即便是最好的数学模型也有其局限性，战后的增长模型也不例外。例如，在索洛-斯旺的基本模型中，技术变化被视为外生变量，其发生与否取决于运气和政府政策（例如，政府在基础研究上或知识产权的合法保护上的开支）的某种结合。如我们下面将讨论的，对过去大约20年的经济增长所做的统计研究旨在解开技术变化之谜，即很多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索洛剩余”。为什么创新的速度在某些时期和某些社会中会加速？为什么在另一些时期和另一些地方则变慢？能够回答这些基本的问题，实际上也就能够解释什么力量可以加速或阻止经济增长。    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究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遵循着索洛开创的模型建构和检验方法，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他们的努力。但是，少数其他经济学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非数学路径，他们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所谓制度是指那些保证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将会得到奖励的法制和非正式规范。这种关于增长的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当然其他人在这个领域中也做出了贡献。    强调制度重要性的经济学家通常会认为，产权（物质的和知识性的）保护、合同和投资者在公司中的有限责任是这些规则中最重要的内容。然而，制度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育，一般也不能被复制和移植（也即从它们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地方复制或移植到另一些急需它们的地方）。相反，最有效的制度是那些在本土产生的制度。这使政策制定者们很头痛，因为他们的时间限制通常是以到下一次选举的年份来衡量的，而不是按几个10年来计算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致力于经济改革的集权领导人（例如在韩国和新加坡）能够如此成功。制度发育内在的长期性也使经济学家难以对制度的重要性进行经验性研究，因为缺乏可以获得的数据。但是，仅仅由于这些制度的贡献无法简单地通过标准的统计检验来得到证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相反，那些忽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有可能陷入谚语所说的路灯谬误：丢了钱的人在路灯下寻找，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灯光，而不是因为那里是丢钱的地方。    如读者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看到的，我们自己对于经济增长这个主题的思考受到经济增长的制度学派的强烈影响。这也可以解释我们的论辩的特点：侧重历史的、逻辑的甚至是逸事的方式，而不是统计的方式。我们承认我们的研究有局限性，这些研究可以被公平地描述为是基于知识的猜测。我们的一些潜在批评者（如果有的话！）可以强调我们的研究工作的猜测性一面，但我们希望大多数读者将认识到，我们的分析是基于由大量事实构成的知识。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3）    解释经济增长：经验证据    在大约二百年期间，从亚当·斯密时期到产生索洛和丹尼森模型，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化的东西。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所有这一切在过去大约20年里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虽不耀眼但却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工作的几位先驱经济学家开发并提供了经济学家们进行标准统计检验所需的历史数据。相应地，不同的经济学家近年来对增长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大量的统计检验，我们下面将要分析的便是其中的核心部分。    即便拥有了最好的数据（我们稍后会指出，这些数据也有其局限性），经济学家们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们一样，依然面临着他们的自然科学界（例如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同行们所没有的障碍。自然科学家们通常可以通过实验来检测他们的理论或假定，他们可以在实验中把一组受到某种干预（如一种药物或一种程序）的对象与另一组受控制的对象相对比，来观察这种干预是否导致了按照理论应该发生的差异。这些实验通常很快就会得到结果，几天或几个月。在高度复杂的分子加速器的情况中，物理学家可以在瞬间获得结果（尽管分析这种以光速粉碎的原子的结果需要更长的时间）。天文物理学家还可以往后看几百万年——通过功效日益强大的望远镜或发射到空间的探测器，利用光速来搞清楚一些特定的物体的外表几百万年前曾经是怎样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运动的。    经济学家因为几种原因而不具备这些奢侈的工具。首先，经济学家不能对整个经济进行有控制的、其结果只需要一些时间就能被观察到的实验，尽管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家可以对有选择的人口进行一些较为初级的实验（例如，给予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经济激励，或是对于不同的行为类别给予不同的奖励，或者，给不同群体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课程设置，或其他的教育干预）。进行这样的试验还有一些相关的伦理和其他的技术问题。对这个主题的早期指南，可参见Rivlin（1971）。但是，没有哪个政府会允许自己的国家成为一种天竺鼠一样的受控制群体，被用来观察什么鼓励经济增长、什么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考虑到经济学家们采集和分析足够多的数据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方面，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某种政策能够提高增长的可能性比较高，政府和其所服务的人民就会或者就应当立刻实施这项政策，而不是等待很多年去发现这项政策是否真能起作用（尽管社会中那些可能受到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损害的利益集团也许会成功地阻止这种政策的实行，因为增长导向的政策总会打乱一些现有秩序）。    因此，经济学家们在提出未来的政策时几乎总是要向后看。他们的具体方法是应用统计技术分析历史数据，来找出一个或几个可能解释增长的变量。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对这些结果具有某种有依据的信心，则他们可以告诉政府领导，那些在过去起作用的东西至少有希望在未来也有很大的可能继续起作用。    例如，关于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们试图搞清楚一组“独立变量”中的哪一些推动了经济增长（后者是一种“因变量”，通常的衡量指标或者是人均GDP，或者是某种专门设计出来直接衡量创新或技术变化的变量），这组独立变量包括如资本、劳动力以及经济学家认为可能对技术变化做出贡献的各种其他因素。一旦经济学家们了解了（或认为他们了解了）过去什么因素在刺激创新方面最为重要（最理想的情况是那些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要素，像研发开支、所得税或对销售额征税的税率，对外贸和外国投资的开放），他们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为政治领导人提供一些有事实根据的建议而不仅仅是基于理论推论，更不是基于政治倾向和个人利益。    但即使有这样的努力，经济学分析还是有其局限性。一个问题是，当经济学家们以及听从他们建议的政客们在开出那些过去曾经有效的政策处方时，他们明确假定，实行这些政策的经济在未来将会继续按过去的模式发展，或者至少是相似的模式。这等于在说，构成这些经济的个人和企业在未来会有同过去一样的行为。尽管这是一种有道理的假定，但现实可能以各种方式强行打乱这种模式，这种可能性至少使这种假定面临质疑。当某些事件，如战争、重大的经济衰退或是政治或经济体系的急剧变动（例如，苏联和东欧从社会主义向某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剧变），以剧烈的方式将两个历史阶段分割开时，这种质疑就尤为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在这种剧变前后的行为都会非常不同。    第二种局限性是，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的统计技术（如多变量回归分析）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只有他们使用的数据有用，所产生的结果才有用，对这种局限性，我们在后面的部分还有很多要说。其次，统计技术通常产生的是不一致的甚至不明确的答案，我们认为，在关于经济增长的统计研究中，这一困扰尤其重要。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实际上很重要的变量或影响没有被包含在统计检验之中，有时候是无意识的，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因为描述这些影响的数据不存在或高度不完整。    于是便有了一个如何解释统计结果的令人烦恼的问题。严格来讲，回归分析（寻求一个数学公式，该公式能最好地使一些独立变量的行为与另一些非独立变量的行为相“吻合”）通常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得出经济学家们或统计学家们称之为相关关系的结果。如果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运动的方向大致相同，则它与另一个变量存在相关关系。例如，降雨的分布与农作物产量一般是相关的。或者，太阳黑子出现的频率与股票市场的涨落可能也相关。但是，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两个变量高度相关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必然是另一个出现的原因。太阳黑子假说的例子就应当证明这一点。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4）    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之间的这种区别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因为那些采纳了经济学家们推荐的政策的政治领导人一般都假定，如果他们采取了那个步骤，他们就能得到想要的积极结果，也就是说采纳一种政策将引起某种合意结果的出现，例如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政策建议所依据的回归结果却并不能支持这种因果推论。或者，即使它们可以支持，当政策实施时，经济内部的和外部的（如天气）其他力量也可能对这种实验产生干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博学的人们于是便会就到底是什么引起了什么进行若干年的争论。美国关于政府预算赤字的影响的持久争论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一场争论如何可以年复一年地继续。    在提出了这些告诫的基础上，现在简要描述经济学家为破解增长谜团而进行的各种统计检验。如我们已经提出的，这些检验的基础是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包括产出水平的数据和在不同国家可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其他变量。为什么需要不同的国家？因为分析的数据量越大，统计检验的可靠性或“可信度”就越高，特别是，如果人们想同时检验很多变量的存在、规模和影响，就更是如此。正如统计学家们喜欢说的，相对于要检验的变量数目而言，数据越多，他们拥有的“自由度”就越大。当统计检验只局限在一个国家时，统计学家只有那一个国家的数目给定的有意义的数据，所覆盖的时期也就是他们可以收集到数据的时期。在美国，这可能是从1950年以来的时期，由于我们感兴趣的衡量指标每年公布一次，我们的数据基础最大可以涵盖大约55个年份或数据点。对另一些国家，这种时间序列——可获得的统计数据组合——也许更短。但是，如果把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集中到一起，得出的观察数值量就会放大很多，统计检验的能力也将扩大很多，至少原则上会如此。    统计检验的这些细节问题在索洛之后的第一代关于经济增长的统计检验中还不成为问题，这些检验采用的产出、每个工人的产出（或每工作小时的产出）、人均产出等数据序列是由麦迪森（1982）、马休斯、费恩斯坦和奥德灵-斯米（1982）等人收集整理的。麦迪森是跨国数据收集这一高度专业化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之一。这些检验提出了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以生产率（每工作小时的产出）或人均产出衡量的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长期中是否在趋同？换言之，长期来看，通过产品、资本和理念从发达的领先国家向后进国家的出口，领先国家的进步是否对一组后进国家产生过溢出效应？这种溢出和模仿过程的发生是否表现为后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增长更快（也许是通过采用领先国家的技术，同时将其产出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从而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几项早期的对若干组不同国家的研究证实这样的现象的确发生了。马休斯及其同事们在对20世纪70年代早期实现工业化的7个国家1870~1973年间的研究发现，情况就是如此（Matthews等人，1982）。鲍莫尔采用麦迪森的数据也得到了同样的发现，这个数据组更大一些，包括16个国家，时期也更长，从1870年到1979年（Baumol，1986）。但是，他发现，在萨默斯和黑斯顿（1991）提供了所需数据的更大的一组国家中，没有出现趋同现象。也就是说，对于那些趋同的国家，人们几乎可以完全用一个已知事实来解释它们一个多世纪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它们在1870年时的初始生产率水平。如果一个国家起步的时候其生产率水平远远落后于当时的领先国家（在1870年时是澳大利亚），较之于那些1870年的生产率水平更接近领先国家的国家，它的增长会快得多。这个简单的观点（即一个国家在1870年时比领先国家落后得越多，其后来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解释了日本、瑞典、法国和德国在这个长时期中的快速增长，以及英国和领先国澳大利亚的相对较慢的增长。    然而，鲍莫尔也告诫说，不应过度解读有关这种明显趋同趋势的发现。他指出，1870年的生产率水平的衡量存在很多误差，麦迪森在计算这些数据时使用了一种向后推算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使结论偏向于趋同（Baumol，1986，第1076页）。鲍莫尔当时还可以补充的是，这些数据序列覆盖的一百多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数据序列中的一个国家（美国）向欧洲和日本都提供了相当大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这些援助应该有助于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赶上美国的生产率水平。    于是，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便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更多的国家中是否出现了趋同？其中包括很多曾经的欠发达国家和现在的欠发达国家。鲍莫尔（1986）分析了萨默斯和黑斯顿整理的上述更大一组国家的人均收入（它提供了生产率数据的一个粗略的近似值）的数据系列（这些数据自那以来已成为很多研究者选用的数据组合）。与世界银行同时期整理出的类似数据不同的是，萨默斯和黑斯顿的不同国家的产出数据不仅用国家间不同货币汇率进行了调整，还用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进行了调整。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同样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在不同国家是有很大差别的。没有考虑购买力差异的产出计算不能体现不同国家生活水平的真正差异。    当鲍莫尔分析了萨莫斯-黑斯顿的数据组中72个国家1950~1980年的数据，他发现的结果与他以前对数目较少的若干工业化国家较长时期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非常不同：对这个数据组的全部国家而言，趋同基本消失了。而且一个国家的最初生产率水平与该国此后的增长速度之间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开始时较富有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增长得更快。但是，鲍莫尔的确发现，在1950~1980年间，在不同的国家群体的内部，在（当时的）中央计划经济中，以及在工业化国家中，存在某种趋同（但显然不是群体之间）。这种群体内趋同的现象在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中并未出现，尽管我们从此后的发展中得知，至少有一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国家）不仅相互之间呈快速趋同的倾向，而且呈现出向世界领先国家群体趋同的现象。    鲍莫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期中不存在整体性的趋同现象的发现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时期也是成立的。图4显示了106个国家1980~2000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和初始人均收入，数据来自萨默斯和黑斯顿（与一位合作者贝蒂娜·阿滕数据组的一个较为近期的版本）。该图显然不支持趋同假说（最初较贫穷的国家比最初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增长得更快，从而可以赶超）。的确，只要简单观察图4便可以断定，最初较富有的国家可能比最初较贫穷的国家增长得更快，这是一个与第2章的图1相一致的结果。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5）    如果各国在生活水平上没有趋同现象，那么，什么原因能够解释各国持续的经济差异？为回答这一简单而重要的问题所做的努力已经催生了经济学专业一个独立的分支。当然，如果没有萨默斯和黑斯顿的数据，这些研究努力将是不可能的，这些数据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信息——（人均或每个工人或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水平和增长速度。在他们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有关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例如，由世界银行、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和个体研究者提供的有关物质和人力资本（劳动力和教育水平）的指标、制度变量（例如法律和腐败）、国际贸易、金融指标、政府和私人的研发投资以及气候和地理指标。    解开增长谜团，更具体地说，揭示索洛剩余（技术进步的速度）变动的原因，已经吸引了经济学领域中一批最杰出的学者，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思·阿罗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以及这一专业中的很多领军人物，诸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格里高利·曼昆、安德烈·施莱弗和爱德华·格莱泽；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和夏韦尔·萨拉－伊－马丁；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巴里·博斯沃思和苏珊·柯林斯；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明尼苏达大学的罗斯·莱文；威斯康星大学的斯蒂文·德罗夫；哈佛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埃尔赫南·赫普曼；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等。在很短的篇幅中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综述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但某种粗线条的概述是可能的。如果有读者希望获得一个更深入的指南，以便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以及经济学这一学科的总体演进，我们大力鼓励你们阅读赫普曼2004年所著的《经济增长的秘密》和华尔士2006年所著的《知识与国富论：一个探索经济成长的故事》。    首先，很多从事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都相信，如果能够找到增长的正确模型，它就能说明存在一种有条件趋同的根本性的动态趋势。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对正确的变量加以控制，结论将仍然是，最初生产率水平低的那些国家比更富有的国家在生产率和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上更快。当然，依各人的耐心和期望值不同，这种有条件的趋同过程可能显得很慢或很快。有些跨国统计检验表明，就全世界的平均情况而言，最富国家和最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在缩小。按此速度，一个落后经济体需要大约一代人（36年）的时间使自己在人均收入上与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一半。那些期望在短时间内发生奇迹般逆转的人们会对这一数字感到失望。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在只有一代人的时间中能够将收入差距缩小得如此之多，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前景。    其次，尽管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对经济增长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统计研究，但那些相信这种统计研究有助于破解增长谜团的经济学家们（我们稍后将指出，这包含大多数按照这种思路工作的经济学家，但不是全部），仍然分成大致两个阵营。其中第一个阵营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与最初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中内含的假设高度一致，这个假设是，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一些经济体制之外的、政策制定者们完全或几乎不可能直接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例如气候（它决定着疾病的发生速度）、地理位置（它决定着交通的成本和因此产生的贸易倾向）以及制度（制度是人造的，但改变制度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有些人还在这个单子上增加了文化，文化很难纳入正式的统计检验，但有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它是增长背后的决定性推动力。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第5章将进一步探讨。    第二个阵营中的经济学家认为，统计研究支持以下观点，即积极的政策干预在短期到中期内能够加快劳动生产率（每个工人或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的增长速度和/或技术进步（以劳动和资本投入不变条件下的产出增长来衡量）的速度。促进增长的政策可以包括政府更大程度地开放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决策，更多地支持（通过直接开支或税收激励）研发的决策，通过扩大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普及面来增加人力资本的决策，以及更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持续的大规模预算赤字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其核心而言，属于第二阵营的经济学家对政府的能力持更乐观的态度，相信政府可以促进生活水平的改善，使之高于没有政府干预时将会自然达到的水平。    用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的技术语言来说，第二阵营中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即它是由经济体制内部的力量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体制之外的像气候和地理一类外生因素决定的。用这样的思路研究经济增长，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20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的工作，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现在就职于斯坦福大学。罗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发展了内生性增长的理论，此后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加工。关于他对这些工作以及同一思路的其他人的研究的综述，可参见Romer（1994）。罗默（和他的同僚，包括罗伯特·卢卡斯和威廉·诺德豪斯）继承了肯尼思·阿罗（1962）和谢申斯基（1967）较早时期的认识，他们认为，支撑技术进步的那些想法和主意是新设备投资的意料之外的副产品，有溢出效应，惠及经济的其他领域。因此，更多的投资将导致更多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前者。    这种投资带来正溢出效应的观点的一个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确可以在推动增长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政府可以刺激投资，特别是通过税收激励，还可以鼓励更多的国内储蓄从而增加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总额（从而降低投资成本），从这两个意义上说，政府可以促进长期增长。这一政策含义与索洛-斯旺的增长模型中的投资悲观主义完全分道扬镳。按那种投资悲观主义的观点，由于收益递减，增加的投资对促进增长的作用将逐渐消失。但是，如果投资实际上可以促进技术进步，那么这种悲观主义可能就是错误的。    罗默在他的模型中更进了一步。他指出，技术进步通常不单纯是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是经济活动本身的目的，是个人和企业有意识地投入时间和金钱的结果，这些个人和企业力图改善现有的产品和技术并最终将成功的结果商业化。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投资于知识的创造和投资于新设备有类似之处，投资于新设备可以使雇员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对知识创造的投资不同于对新机器的投资。对新机器的投资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后果或多或少是可预见的，而对发现知识进行投资（如果成功，其随后的商业化）则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毫不奇怪，试图解释技术进步原因的统计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答案莫衷一是，而对于某些变量（例如，开放对外贸易）的争论仍在继续。    然而，罗默的研究还有另一个政策含义：除非促进技术进步的人确保能够得到某种奖励，否则，技术进步不太可能发生，至少不太可能在那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从模仿的经济中出现。因此，不完全竞争，或是某种与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不同的状态就很重要，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制造同样的产品并相互竞争直至任何超额利润都终将消失。如果那些领先进入未知领域、冒着风险开发新东西并将其商业化的个人和企业，不能获得额外利润，则技术进步就不会发生。经济学家通常都为一种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进行辩护，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这样的制度可以在某种有限时期内给予发明者垄断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在技术变化活跃的行业中市场结构不应当是完全竞争的，至少在短期到中期内是如此。然而，持续的技术进步会通过竞争使短期利润在长期中归于消失。在后面讨论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要旨时，我们将从这些重要认识出发。    第三，两个阵营中的经济学家们看来有一个大致的共识，他们都认为制度，诸如执行完善的产权保护和不存在腐败，对增长是重要的。但是，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体系和被称之为成文法的法律体系究竟哪个对推动增长更有效，争论仍在继续。在制度问题上，关键性的挑战在于，如何能最好地创造制度？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等待几十年甚至数百年，让制度自然演进？正确的制度是否可以在短期内被创造或移植，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第四，在那种认为制度重要的观点中暗含的一个粗略的共识是，人力资本开发也是这些制度之一。所谓人力资本开发，指的是劳动者技能的稳步改善。在他们的经验研究中，经济学家们通常采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尽管他们公开承认他们意识到这只是对技能的一种不完美的近似衡量。很多以统计为基础的增长研究发现，如此衡量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产生。首先，受教育更多的劳动力队伍具有更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因为一个较熟练的工人工作一小时相当于较不熟练的工人工作很多小时。其次，随着一个社会的劳动力队伍受教育程度提高，其某些成员以某种方式如发明、将发明商业化或给做这些工作的人提供协助，对技术进步作出贡献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里，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构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事情难道不可以以相反的方式发生：增长通过提供扩大教育所需的资源而刺激了教育，而不是相反？这一问题基本上没有确定的答案。    最后，关于外国援助的作用也许是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它到底是促进了增长还是对增长不起作用或者甚至是制约了增长？我们将在第6章中详细讨论这个主题。    对增长进行统计分析的局限性    如果外行人和政治领导人搞不明白，为什么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对看似相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却可以就诸如外国援助（以及其他）这类政府政策的影响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否可以说这些统计检验除了证明了世界上有三种不真实——谎言、可恶的谎言和统计数字这句古话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对此问题的一种回答是，对援助的作用发生争执的经济学家没有使用同样的数据，也没有使用同样的模型分析或检验这些数据。另一个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分析者的统计检验针对的是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组合。的确，随着新的经济学家的加入以及新数据序列的发现，从事“跨国回归分析”这个经济学小专业的队伍有所壮大。    在各种前沿研究成果所公布的统计检验中，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检验结果。实际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想寻找的任何一种或多种结果，一切取决于一个人希望在回归中包含什么变量、哪些国家和哪个时期。这种状态对政策制定者们和这一专业之外的人来说是很不理想的。但这是现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应该预想到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人们建构出来的很多用来反映某些被认为影响增长的定性变量（如“法治”、腐败和贸易开放等等）的数据序列，是一些由研究者或对该主题感兴趣的组织和机构（例如透明国际，一个衡量腐败程度的非政府组织）建立的指数。结果，这些数据中包含着一种主观成分，而在较客观的变量（如投资支出和工作的小时数）中，这种主观成分是不存在的（尽管这些标准变量也有其自身的衡量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那里收集经济数据的资源没有较富有的国家多）。    因此，毫不奇怪，进行过这些统计检验的有些经济学家对其有用性和可靠性也持怀疑态度。罗斯·莱文和戴维·雷内特属于早期的怀疑者（LevineandRenelt，1992）。在他们之后，伊斯特利认为，没有任何标准变量，甚至包括像设备投资这样的理论上确定的东西，与增长有着连续的、可靠的联系（Easterly，2001）。但是，在这个领域，伊斯特利和莱文是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大多数研究增长问题的其他经济学家都不同程度地相信，统计检验至少有助于确定哪些变量对增长有贡献，尽管他们承认，关于每种变量的相对和绝对贡献规模，不确定性仍然很大。例如，很难相信，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增加产出没有影响。同样，如伊斯特利所认识到的那样，在最抽象的层次而言，我们也知道激励对增长是重要的。那些允许个人和企业拥有自己的产权、获得其努力所带来的收益的国家，比那些个人和企业不拥有这些权利的中央计划经济享有更大的繁荣，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全世界的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所面对的挑战是，对于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能否做出更肯定的判断。我们将在本书的第4章到第8章中迎接这种挑战。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1979年，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傅高义出版了一本受到高度称赞的书《日本第一》。在充满创伤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这本书极其引人注目的标题似乎引起了美国的恐慌，那段时期中，美国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衰退，随后的复苏又伴随着以（当时）绝对值和相对于GDP而言巨大的联邦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美国贸易赤字的相当大比例是对日本的赤字，日本的企业及其所有者用他们的出口收入在美国投资新的制造业工厂，在有些情况下，还购买了“标志性”房地产，如小圆石http://car.auto.ifeng.com/series/6512    高尔夫球场和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很多政客和美国公民都担心，日本会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号经济强国。    傅高义的著作的读者们现在自然知道了，这些担心被证明是缺乏基础的。该书问世10年之后，股票价格曾经狂涨的日本股票市场带着巨大的震动而一落千丈砸到了谷底。那些曾因股票价格飙升而大幅度扩张的日本银行给很多基础不牢的项目和借款人提供了太多的资金，以至于最终陷入了任何有记载的银行系统从未有过的最严重的亏损。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用“市值”来评估日本大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则它们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全都资不抵债。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对银行危机做出的缓慢反应加剧了这个国家的深度经济恐慌，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多年，其复苏现在仍然是不完全的。日本消费者和工商界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日本政府和银行采用了极其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似乎也起不到作用。直到2005年我们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日本经济才显示出复苏的迹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从其经济基座上垮下来以后，同样的担忧很快在美国的某些角落表露出来，这些担忧的焦点是人们预测的下一个巨大的经济挑战：来自西欧（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国家）的挑战。前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院长莱斯特·瑟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写了一本畅销书《世纪之争：竞逐全球新霸主》，在这本书中，他预测说，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西欧经济由于得益于欧盟力量的加强和扩张以及（当时）可能出现的统一欧洲货币，也许会很快超过美国。事实上，欧元这种共同货币，已经在2002年变成了现实，欧盟本身也从最初的15个成员国扩大为今天的20多个成员国，但是，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威胁”却没有形成。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里，西欧经济比美国经济增长得要慢，与此同时，失业率却跳跃到接近2位数，有些地方甚至还不止。在整个西欧，人们会听到政治领导人们呼吁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目标是赶上美国，但要避免美国经济的那些弊端，如较大的收入不平等。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今天，本书的读者们，尤其是那些对来自中国、印度和更为发达的东南亚经济体（如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威胁的警告已经习以为常的美国读者，一定会记得，以前关于日本和西欧的警告到最后无关痛痒。而且，如我们将在本章结论部分讨论的那样，虽然这些警告背后的假定——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与其他国家的一场“经济战争”——也许有助于加速采纳那些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政策，但军事的比喻却是根本错误的。全球经济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有些国家会“赢”而另一些必须“输”。任何国家的目标都是尽最大努力改善其公民的生活水平，其他国家的发展有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    事实上，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功，真正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崛起，人均收入水平接近了美国这样世界领先的经济大国。实际上，按照某些指标，如生活质量、可获得的医疗、休闲的时间，欧洲大陆的平均生活水平可以说超过了美国。    然而，当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时，如产出或人均收入，如表12所示，日本和西欧经济（爱尔兰和英国除外）的增长近些年里一直慢于美国的增长。没有迹象表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会很快超过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美国人所担心的而日本或欧洲人所期望的情况不同。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分析家们的确对欧洲大陆和日本经济的长期前景表示出担忧。这两个地区都面临令人畏惧的人口挑战，可以认为比美国本世纪所必须面对的那些挑战更加严峻。欧洲大陆和日本经济未来可能出现的停滞显然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这两个地区不仅历史上一直是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买家，而且，经济的停滞会导致复杂的政治后果。经济前景令人堪忧的欧洲或日本更可能演变成保护主义者、反美派，更不可能或没有能力应对未来全球安全、环境、健康和经济方面的挑战。    因此，近年来，很多欧洲和日本外部与内部的经济学家呼吁欧洲和日本领导人采取激进和迅速的改革，使它们的经济更具灵活性和生产性，也就是说，实行更新版本的“休克疗法”，这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被敦促采取的政策。虽然，我们一般性地赞同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对这些改革的性质以及它们可以或应该被实行的速度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会用这一章的篇幅来解释其原因。下面是我们的观点的简要预览。    首先，为改善日本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表现而提出的标准处方看上去很像给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它缺乏一个核心的主旨性原则。这些标准处方的提议者们究竟给这些国家设计什么类型的资本主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已经阅读到这一章的读者们来说并不奇怪，那就是，作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典范的欧洲大陆和日本需要注入适度剂量的、我们称之为“企业家精神”的成分。虽然这些地方的有些大企业一直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例如日本的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16    丰田和欧洲的诺基亚，但美国的经验表明，根本性创新（这是提高增长速度所必需的）最可靠的来源在于那些新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它们并没有保持其现有市场地位的既得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和日本经济过去是由企业家创建起来的，现在仍然有很多较小的企业，在有些情况下（意大利是一个主要例子），它们或者小到难以发展，或者小到无法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而这是与来自中国和其他低成本生产国家的低价格匹敌所必需的。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然而，这些经济的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和停滞程度比美国要高得多，在美国，在任何类型的“顶级”企业名单上的公司名字每十年都会出现变化。因此，将欧洲大陆和日本经济的特点归结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典型，认为它们只有通过重新注入那种曾经帮助这些经济创建起来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合理地期望未来有更快的增长，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客观、有用的。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任何旨在促进长期增长的改革计划都必须考虑到这两个地区的基本政治现实：激进的突发性改变不太可能被大多数选民所接受，即便是刚开始时被接受了，就当前的现实情况而言，它也不可能保持很长时间。相反，如果要使改革方案有可能产生持续性和建设性的影响，那么它很可能是增量性的。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模式其依据是中国逐步转向市场经济时采取的做法，这些做法不同于俄罗斯，俄罗斯从中央计划突然转向了美国西部的野蛮资本主义。    增长的必要性    在第2章里，我们为经济增长做了论证，主要针对美国的读者。但是，我们在那里提出的观点对所有国家、它们的政府以及公民都同样有意义。随着经济的产出增长，平均生活水平也会增长，这绝对是所有人都希望出现的结果。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很好地兑现对其公民那些代价高昂的承诺，经济增长也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诸如支付他们的医疗保健、退休金、减缓失业的经济痛苦等等。欧洲国家的政府对其公民所承诺的保护多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而这两个地区存在共同的人口挑战，即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越快，这种挑战越容易应对。图5应当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直到1995年，西欧、日本和美国的超过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大约在15％的上下两个百分点范围内。然而，到2005年，日本老年人的比例跃升到20％，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仍然平稳地保持在13％。到2020年，所有富裕国家的人口都会达到较高比例的老龄化，日本的老龄人口比例将接近30％，西欧将达到20%～25％，美国则将达到17％。到2030年，据预测，意大利每一个退休者相对应的工作者只有一个，在德国，退休者和工作者的比率是1.3（Baily和Kirkegaard，2005，第16页）。因而，退休人口的食物、衣物和照料之需将会占到就业人口所生产的总产出的很大比例，这一比例还将不断增长。    这些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将会产生某些不可避免的影响。随着65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工作者与不工作者（退休领取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福利的人）之间的比率将会稳步下降。只有工作的人变得越来越有生产力，也就是说，只有每个雇员的经济产出增加，工作者才能拥有他们父母曾有过的不断改善的生活水平，当然，除非养老金被削减，而这是极其不可能的，因为老年公民占投票公众的份额越来越大。其后果将不仅仅是一场代际战争。如果工资不继续上升，则那些最有能力离开的人，即那些具有在日益全球化和技术化的经济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的人就会离开，这使得那些失去他们的经济体更难以支撑老龄化人口。实际上，欧洲大陆的很多“最优秀和聪明”的人已经跨过英http://auto.ifeng.com/topic/shougou/    吉利海峡，到更具活力的英国和爱尔兰工作，或是穿过大西洋来到美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为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表12表明，爱尔兰和英国的人口未来也都会出现迅速的老龄化，但这种趋势的财政负担表现得将比其他国家小得多，因为退休福利在爱尔兰和英国不像其他地方那么高。当然，平均而言，这会使这些国家的老年公民比那些拥有更慷慨的政府退休福利的国家的人面临更困难的经济处境。    理论上讲，如果日本和西欧采取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它们会发现应对这些挑战更容易，但是，这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日本具有长久不接受移民的历史，尽管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但由于文化的原因，它不可能改变这种路径。与此同时，很多欧洲国家在消化它们现有的移民人口方面面临着很多困难，如表13所示，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都非常严重，在有些国家，这类移民占人口的比例超过了美国的情况，美国对移民的欢迎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正如2005年发生在法国的伊斯兰移民暴乱和历史上一向具有包容性的荷兰出现当地人与伊斯兰移民之间的持续对峙所显示的，很多欧洲国家在促使移民完全融入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主流方面面临艰难的处境，这些移民通常缺少技能，并且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结果是，移民与当地人相比，通常遭受高得多的失业率和得到较低的工资，而当地人自己已经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英国和爱尔兰除外）。    由于这些原因，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吸收更多的移民来减轻因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财务负担。这两个地区都必须找到一条途径，使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快，否则将会面临因慷慨的养老福利而导致的可怕的代际战争。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挑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困难更难以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两个地区都彻底崩溃，公民们努力工作只是为了生存。而且，那时候这些国家穷得不可能支撑一个广泛的经济安全网覆盖那些已经不再工作或那些仍在劳动年龄但还在找工作的人。然而，今天西欧和日本的居民大多在经济上都很舒适（至少那些有工作的、健康的大多数人是如此），他们并没有觉得危机马上会降临，尽管他们的很多孩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两个地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他们的公民们会多快地觉醒过来，意识到他们面前的经济挑战的严峻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危机是否已经近在咫尺？    企业家精神和向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转型    本章的核心话题之一是，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在我们称之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方向上漂流得太远，现在迫切需要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促成了它们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欧洲兄弟的重新苏醒，并使美国在过去10年里获得了可观的生产率增长。但是，这两个地区的资本主义过去并不总是被大企业主导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那些现在的大企业都是由企业家们创办的，例如德国的戴姆勒-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07    奔驰、意大利的菲亚特、日本的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16    丰田和三菱。    而且，企业家精神的开拓者并不仅仅是企业家们自己。知识界的领袖们，至少在欧洲，也高度评价个人主义和创办企业的优越性，从而为美国的企业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楷模。例如，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曾经指出，早在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赞美企业家们在不断彻底改造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同样，也许更为著名的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述，他是第一位解释了被认为只考虑自我利益的商人们——实际上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如何在市场压力的逼迫下，通过专门从事他们所擅长的领域而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所以，当每个人尽他最大的努力，将他的资本用于对国内产业的支持和将该行业发展为其产品具有最大价值的领域的时候，每个人必然通过劳动，每年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大收入。一般来说，他的确既无意促进公共利益，也不清楚他促进了多少。通过选择支持国内的产业而不是外国的产业，他的意图只在于自己的安全性；通过以使其产品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发展该行业，他的意图只在于自己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很多其他情况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促进一个完全不是他本意所在的目的。对社会来说，这种并非本意所在也并不总是更糟的事情。通过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他经常会比他真的意在促进社会利益时做得更有效。（Smith，1976，第351页）尽管有这种思想上的领导性，欧洲（包括英国）和日本还是脱离了它们的企业家型体制而转向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一种不仅侧重于保护大型企业而且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导向积极地帮助这些企业的制度：补贴、直接或间接地指令银行支持某些特定企业及其他形式的国家援助（尽管有段时期学者们一直激烈地争论关于这些措施对增长的重要性）。在日本，这种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采取了财团或是金融-产业联合体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该国最大的银行既提供贷款，又对新兴的大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在欧洲，银行也在大型贷款企业里进行股权投资，但是，企业和银行都不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如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已经解释的，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在欧洲大陆、南美和东亚形成了一种“社团主义”经济模式，在这种体制中，财产可能是私有的，但是，关于国民储蓄如何配置的根本性决策是由社会共识决定的，其中包括企业、工会、银行，我们还会再加上政府（Phelps，2006）。这种社团主义模式过去（和现在）类似于已故的加尔布雷斯所描述的“大企业、大工会、大政府”的铁三角减去银行，加尔布雷斯是在他当时的畅销书《新工业国》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20年的美国做这样的描述的（这样的描述已不再适合美国的情况，如我们在本书不同地方所论证的那样）。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社团主义模式，特别是工会积极参与企业治理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德国，那里是“共同决策”或劳工代表（通常与银行代表一起）参加董事会这一做法的发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工会都为争取罢工权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劳工正式参与企业治理的现象曾一度被人们看好，被认为是一种在企业的生产率和质量改善方面得到工人的合作同时又避免罢工的重要手段，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然而，较近的时期以来，劳工的参与似乎已经成为对创新的一种遏制，特别是如果创新带来的变化会减少工作岗位的话。在这个意义上讲，劳工董事面对一种很清楚的利益冲突，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保护现有的工作岗位——与企业的核心目标，即实现现期和未来的盈利能力最大化，是不一致的。    那么，这种体制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日本和欧洲大陆如何以及为什么看上去脱离了企业家型的根基而采纳了完全不同的体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显然不会假装有能力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确有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而且，我们相信，无论是为了分析这两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后来为什么放慢下来，还是为了思考其未来的增长如何加速，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很重要。    首先，对可能主宰特定市场的大企业的兴起，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都没有出现那种在美国曾出现过的大众化反对——表现在反托拉斯立法。当然，后来这两个地区都引入了反托拉斯立法，而且在过去的20年里，欧洲当局（通过欧盟的运作）在这个领域已经变得特别严厉。但是在这些发生之前，欧洲和日本当局一直容忍（而且有理由认为是在鼓励）大企业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态度容易理解。日本、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刚刚走出战争状态，百废待兴。曾经是大企业的那些公司需要重新建立，而当时美国公司主宰着全球市场。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国家的政府，如果通过反托拉斯法来限制那些羽翼未丰的企业，无疑等于自我击败。同样的推论也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里，那时的德国彻底战败，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只不过刚刚开始兴起。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陷入衰退时，这两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允许其大企业发展得过大的后果，当时这类企业还在生存线上挣扎。唯一没有解开的谜团是，为什么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行某种反托拉斯政策。我们经过研究而得出的一种猜测是，在这个时期，美国自己刚刚开始进行反托拉斯执法的试验；实际上，美国国会直到1914年之前都没有禁止反竞争性的合并。在那个时期之前，唯一的反托拉斯法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它禁止对贸易的限制和垄断行为，在这个法律下提出的诉讼虽然引人注意（涉及钢铁、石油和烟草行业），但在数量上仍然不大。    其次，日本和欧洲的金融体系对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尤其有帮助。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中，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占企业融资来源的主导地位，当然并不是任何类型的银行，而是非常大的银行。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某些“主银行”在东京和周边地区发展起来，政府（通过大藏省，即目前的财务省）助长了这种增长。随着这种现象的出现，银行在为企业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市场（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两种形式）是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甚至对中型企业也是如此（HoshiandKashyap，2001）。    而且，在这两个地区银行被允许持有企业的股权，而这些企业经常从这些银行贷款。此外，这些被称之为全能型的银行还被允许从事其他范围很广的金融活动，包括发行证券和提供保险服务。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日本和欧洲的金融体系严重偏向于资深企业而不是新创建或是羽翼未丰的企业，原因有二。银行自然更有兴趣向那些它们已经购买了其股票并且有可能买卖这些股票的较大企业发放贷款。与此同时，证券市场在日本和欧洲的发展比美国要慢，这可能是日本和欧洲国家发达的银行业带来的一个意外结果，而在美国，这种状态并不如此普遍。特别是，美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得更快和更深，可能正是因为大萧条期间实施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承销证券。这一禁令具有讽刺性地保护了投资银行（它们可以承销股票和债券），使其在6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竞争，直到美国国会在1999年事实上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这期间，有几家投资银行（主要有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发展成了金融巨头。欧洲没有出现同样的现象，很可能是因为那里的大型全能银行已经有比承销证券更容易为其大型企业客户提供资金的途径——只要通过给它们贷款即可。    解释日本证券市场较慢的发展比较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那里实行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按理说，这应该刺激日本发展强大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市场，就如同在美国那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其原因似乎有二：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状况很糟糕；二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存在的商业企业和银行交叉持股的格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保持着，日本大企业很少有激励转向依靠证券市场融资。    无论如何，相对于美国，日本和欧洲证券市场的较慢发展使得这两个地区的企业融资向大企业倾斜，无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如此。证券市场是企业的另一种可选择的资金来源，因此，它为新进入的企业支撑其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样的增长对现有企业经常是一种代价。此外，证券市场为风险投资家提供了一种“退出”通道，这些投资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美国很多高科技企业的早期融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GompersandLerner，1999）。也就是说，已经成熟到某个特定水平而且利润达到特定水平的初创企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股票而从这个企业退出。在那些证券市场没有如此发达的其他经济体中，在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形成和成长方面没有取得如此的成功，这必然意味着较为资深的企业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最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由于已经提到过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和日本都特别流行。那里的政府大概认为，这是它们的经济与来自美国的强大的新兴全球性企业相竞争的唯一途径。例如，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些欧洲人对来自美国的跨国企业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持续增长表示了担忧，正如美国后来（20世纪80年代）对当时看来能横扫一切的日本巨人表示担心一样。的确，欧洲共同体，即现在的欧盟，在20世纪50年代诞生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抗衡美国的力量。欧洲的政府也鼓励某些行业的国家龙头企业（飞机制造业中的空中客车就是一个主要例证），或多或少是为了与美国公司的崛起相抗衡。    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满足了一种有用的目的，这为它在当时的出现提供了合理的基础，至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20年或30年期间是如此，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切得知，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在一种不同的、包含更多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成分的混合制度下是否会发展得更快。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讨论的，大企业有调动大规模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能力，因而，在大规模生产别人的创新产品或复制其他地方研发出的产品和服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由于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上是从头开始，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企业很有可能将自己定位为模仿或采用美国的技术，这既可以通过许可、合资，也可以仅仅依靠基本的观摩来实现。它们也确实就是这样做的，直到后来，一批较为成功的企业引入了增量性的创新，有时也会采取根本性的创新，并超过了它们的美国同行。省油且质量可靠的轿车在日本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德国，戴姆勒-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07    奔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具有制造高质量汽车的专长，这一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以继续发展。    然而，一种善于模仿的资本主义体制并不必然最适合更为激进的（甚至是不那么激进的）创新。从定义来说，创新就是离开现存的东西。大企业一般对退出现在已经赚钱的领域没有热情，因此，激进的和突破性的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于那些较新的企业。特别是，在一种每个人都需要形成一致意见的环境中，创新是难以发生的。当然，对这样的规则也有例外——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16    丰田和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63    本田也许是主要的例证。问题在于规则本身，我们下面将谈及这个主题。    欧洲硬化症和日本的停滞    模仿不但是奉承的最佳方式，还有其他很多的作用。欧洲大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开始经过此后40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80%～90％。日本的增长甚至更令人瞩目，从一个更低的点上起始，达到了同样的水平。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然而，当可以模仿的东西穷尽之后怎么办呢？这恰恰是欧洲和日本在20世纪末都面临的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出现下降，具体表现是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比美国慢（见表12）。较慢的增长率已经转化为持续性的高失业率，这些地区的失业率传统上一直比美国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大陆一直遭受着已经达到或是超过两位数的失业率之苦。在日本，失业率的正常状态一直在2％或更低的水平，但在过去15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失业率顽固地保持在4%～5％的范围。    欧洲的缓慢增长和高失业甚至已经获得了一种名称：欧洲硬化症。从理论上讲，欧盟更密切的一体化，特别是不同国家规则的统一从而使欧盟内部的物品和人员便利地跨国移动，被认为会使欧洲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飞跃（Hufbauer，1992）。在这个10年之初，大多数欧盟国家决定采用单一货币欧元时，人们也广泛地预期这会对欧洲的增长有一种同样的刺激，一般认为统一货币会消除由货币兑换费用和各国货币币值的不确定性引起的费用，从而使整个欧洲的企业和消费者能够享有更便捷的贸易。此外，人们也认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共同市场会使欧洲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在世界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这些效应结合起来，应当会使经济加速增长。    尽管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但转向单一货币的欧洲市场带来的促进增长的效应遭遇到来自其他力量的强大的抵消性影响（这一点，我们稍后将讨论）。表12反映了这个结果：整个欧洲大陆的增长虽然在继续，但并没有加速，也没有达到美国的增长水平，更不要说那些在过去20年里支持更密切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人们的乐观预期了。    日本的经济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或更引人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89年，日本的经济增长记录如同明星一般，为全世界所羡慕。此后，便发生了这个国家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所谓的泡沫经济破裂，以及日本经济其他部分的衰退。1989年以来，日本的GDP增长缓慢（见表12）、股票市场萎缩、银行体系崩溃，需要注入巨额的政府资金维持生存。在过去15年里，日本当局一直在尝试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刺激来提高GDP；日本银行已经将短期利率降到了几乎等于零，政府采取了各种减税措施和开支计划，造成了高达GDP5%甚至更高的年度赤字，按照日本（或是任何国家）的标准，这已经非常高了。直到2005年前后，这种特殊的财政刺激组合几乎没有效果，因为日本消费者继续将收入的很高比例用于储蓄（无疑是因为担心以后会出现更糟的情况，因而采取了一种自我满足的策略），日本企业不愿投资。    显然，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这个国家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制约了增长，因为很难设想还能够合理地提出任何更强的宏观经济刺激，或是，如果能有这样的措施，它是否会产生更大的作用（Lincoln，2001）。欧洲大陆也有结构问题，尽管其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制约了增长。特别是，财政刺激被限制在不超过GDP的3％，这是采纳欧元的欧洲国家必须签署的欧盟“稳定性条约”所规定的中央政府赤字的最上限；货币的增加被新的欧洲中央银行所限定，它采取的是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的强力的反通货膨胀的传统。实际上，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基本上承认他们的经济问题，在2000年4月宣布的欧盟《里斯本议程》中至少在原则上提出了范围很广的改革措施。    那么，这些“结构性问题”是什么？它们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中是相同的还是非常不一样？让我们回顾某些被普遍提及的困难以及与它们有关的证据。    税负与高水平福利开支    有些美国人（和欧洲人）指出，一个阻碍欧洲增长的因素是其极高的税负。当然，这是有原因的，而原因就是，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通常都有比其他富裕国家广泛得多的政府“安全网计划”——全民医疗保险、儿童福利和失业计划。实际上，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安全网计划使欧洲人的生活过于舒适，使他们的工作小时数较少，这似乎削弱了他们创办新企业的激励。    不管读者们对税负和它们所支撑的福利国家这两个主题会怎么想（而且，我们认为意见可能会非常不同），那种认为它们是导致较慢增长的主要因素的证据非常弱，尽管慷慨的失业救助几乎毫无疑问助长了欧洲大陆持续的高失业率（Phelps，2006）。如果税负和福利国家计划是影响欧洲更迅速地增长的障碍，那么，人们如何解释日本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呢？日本在富裕的OECD国家中是税负（相对于GDP）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国家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为OECD国家之首，然而，欧洲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增长一直很快。如果税负是长期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那它们的影响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显现。这并不是要否认高的边际税率对中低收入工人的影响，这很可能会降低这些工人就业的激励。    至于福利国家，除了失业保险福利，人们会认为慷慨的政府安全网——特别是对医疗保健和儿童福利的支持——应当会促进而不是限制增长。例如，如果雇员知道无论其就业状况如何，医疗费用都有保险，则他们会更愿意创办自己的企业。这与美国不同，在美国，医疗保险是与雇员现在的工作绑在一起的。这种效应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效应，欧洲大陆自我雇佣的就业率也许不会像现在这么高，然而，政府强大的安全网却似乎没有推动很多欧洲人成为创新型企业家。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文化    那么，也许欧洲大陆和日本都缺乏创新型企业家，反映了它们的文化观念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其中不仅有美国，还有印度、中国和以色列。例如，考虑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里经济条件很差，大企业（和政府中）普遍存在终生就业机会，在大企业工作可以得到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这长期中可能产生了一种文化偏见——更愿意被雇用，而不愿意从事独立的企业家型活动，而且这种态度可能代代相传。这样的结果反映在日本的新企业形成比率，在过去25年里，只相当于美国的1/3～1/2（CoxandKoo，2006）。而且，由于政府不提供其他富裕经济中的那种范围很广的退休福利，那些满60岁或接近这个年龄因而不再为大企业工作的人便转向自我就业，通常拥有自己的小型零售企业，以此作为提供退休收入的手段。这样便产生了战后的“复制型企业家”文化，这种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创新型企业家”毫无关系。总而言之，有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日本文化不支持创新型企业家，无论是年轻的和中年的员工，还是那些应该退休但事实上只是从事着复制型企业家活动的老年人。    另一种反对创新型企业家活动的文化态度似乎主导了欧洲。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可能也同样使一代员工接受了为大企业工作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就业稳定性，并且将那种态度传给了他们的后代。然而，很多欧洲年轻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大企业近年来一直不再雇人，主要的原因在于，按照法律，这些企业要解雇任何被证明不称职或不负责任的新员工极其困难。理论上，人们会以为，这种恶劣的经济环境会鼓励很多较年轻的劳动力寻求企业家型的职业。但是，如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已经为我们指出的，整整一代家长一直庇护着他们的孩子（现在的成年人），使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无论在学校还是假期都不必去打工挣钱，这削弱了他们的企业家冲动和本能。与企业家活动非常不协调的、对风险的厌恶也许在法国得到了最大的反映，2006年的民意调查报告说，大多数法国年轻人愿意做公务员，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终生就业保障。    日本和欧洲都存在的另外一种文化态度是明显敌视极端的收入不均（尽管对遗产性财富并不如此）。例如，普遍观察到的情况是，美国企业典型员工的收入与高级管理层的收入差距比日本和欧洲的要大得多，而且越来越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和欧洲经济中较小的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对其经济有益，因为，当员工收入与其管理层接近时，他们更可能认为自己应该与管理人员同舟共济，从而更可能主动地思考生产率的改进（这是日本众所知周的优点），或是更可能接受管理层提出的改进。但是，即便小的收入差异确实有这类有益效应，它也会被由此可能产生的对那些因成功而获得额外利润的企业家的敌意大大抵消。公司法律理论家，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罗伊教授已经发现，欧洲人，个人和由他们选举产生的官员，对高度盈利性的企业和那些被认为从中获益的人都不屑一顾（Roe，2002）。基于我们对共识导向型日本文化的了解，我们怀疑，在那里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态度。    支撑文化的政策    对欧洲大陆和日本缺乏企业家精神的这些文化解释可能是很有吸引力的，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认识到支撑这些态度，或者至少是助长这些态度形成的那些政策。不必谈别的，单是英国和爱尔兰的经验就足以表明，人们所认为的“文化态度”有时可以迅速改变，其速度可以比人们想象的快得多，特别是在政府政策的恰当帮助下。直至1980年，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在欧洲都属落后，尤其是爱尔兰，它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大致只有欧洲大陆的一半。但是，经过一些重大的改革（在英国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更自由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在爱尔兰是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再加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以及爱尔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此后的25年里比欧洲大陆类似的国家快得多。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仅是为别人工作而且也包括自己创业来赚钱的理念变得更加被社会所接受，而且实际上是令人向往的。    事实上，简单地看一看日本和欧洲经济就可以发现，特定的政策如何能够助长对创新型企业家活动的各种已有的文化偏见。例如，日本允许企业将其提供的员工住房成本在税前扣除，这样的政策一方面奖励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但另一方面，也强烈地鼓励员工不要离开企业自行创业，直到他们被迫退休（美国允许雇主税前减扣其提供给员工的医疗保险成本，对此政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评论）。此外，当时的大藏省对日本主银行体制的支持和“导向”也间接地打击了企业家行为，因为它保证银行为现有的大企业而不是新建企业提供资金。在得不到正规渠道的资金来发展企业的情况下，那些如果有这样的条件便有可能创建下一个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16    丰田、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63    本田或三菱的日本公民就得不到鼓励，或者实际上被阻止进行这样的创新。越来越集中的日本金融体系尤其是其主银行——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在处理后泡沫时期的银行问题时鼓励这样的集中——进一步加剧了银行贷款对大企业的倾斜，而不是对尚未立足的新进入者给予扶持。这种效果也许因银行减少它们在大企业的持股而得到部分抵消，但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有利于大企业的贷款发放模式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在欧洲，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也会抱怨缺乏融资渠道，但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政策很不明朗。欧洲国家的政府并不指导私有银行的贷款决策，但难以获得银行融资的抱怨却比美国更为普遍（EuropeanCommission，2002）。不过，现在信用卡融资已经被普遍使用并且被发达国家用来资助企业创办，而很多新建企业并不需要很多资本，在此情况下，融资困难对新企业的创办实际上是否仍有影响以及有多大影响，还不清楚（HurstandLusardi，2004）。然而，对那些较为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来说，缺乏早期资本或“种子”资本是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指出的创新型企业家产生的一个重要障碍。后面，我们会指出，融资作为一个问题，与其他妨碍欧洲新企业成长的政策密切相关。    对企业家活动的另一个政策障碍是企业注册的成本和官僚程序。表14给出的数据表明，虽然注册企业的成本在有些欧洲国家很低，但在另一些国家却非常高。还有，在整个欧洲，雇用和解雇员工比美国要困难得多。如果创业很困难而且（或许更为重要）发展新企业也很困难，那么欧洲人比美国人从事企业家活动的倾向更低，也就不足为怪了。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简言之，虽然文化态度现在可能会打击日本和欧洲潜在的企业家们创办企业的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削弱这些经济体中的大企业主宰）。但是，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即过去实行的政策在独立地强化这些地区的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加剧了这些文化态度的形成。    欧洲硬化症、日本的停滞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    欧洲和日本最近几十年的缓慢增长证明了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弱点（见第4章）。大企业，尤其是得到国家导向或帮助的大企业有一个倾向：要么投资过度，要么投资于错误的项目。日本的经验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日本企业以很快的速度投资时，日本投资占GDP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水平，美国出现了很多呼吁，敦促美国公司做较长期的考虑和要求政策鼓励它们这样做。有看法认为，美国股票分析家们和投资者们对公司短期利润的过分关注导致了美国企业忽略长期效益，被认为支持这种观点（或抱怨）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是日本企业的高投资率。有些人相信，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具有长期视野，能够大幅度地投资，原因在于它们与日本主要银行的密切关系，通过拥有企业所有权利益，这些银行也被认为具有长期的视野（这得到了来自政府官员的“行政性指导”的鼓励，官员们保证银行正确行事）。    回头来看，这些担心以及基于它们而提出的政策观点看上去有严重错误。恰恰是日本银行以及主要的大企业贷款者之间的联盟导致了后者过度投资和投资于错误的项目。当日本股票和房http://house.ifeng.com/special/loushipaomo/    地产泡沫破裂时，这一切便变得很明朗，那些过度投资的日本企业陷入产能过剩。大银行在这个结果中的角色，使日本经济的问题雪上加霜。由于银行可以将其持有的部分企业股票未兑现收益计入其股权资本，因此，银行的情况看上去比实际的要好得多。银行继而便急于向贷款者放贷，这些贷款人很多是以高估的房地产价值作为抵押的。当房地产市场景气终于崩溃时，抵押品的价值下降，对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也随之下降。而且，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使银行持有的企业股票未兑现收益很大部分或全部化为乌有，这导致银行资本金的急剧减少，从而降低了它们的放贷能力。所有这一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的破裂、需求的下降——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是，日本的银行在两方面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它们的资本金基础缩小，它们的债务人难以偿还贷款。与此同时，很多借款人陷入产能过剩状态。    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日本政府未能采取及时的行动支持银行，强迫银行对其贷款进行重组（和快速确认它们的损失）。相反，日本的金融官员们似乎从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美国金融政策制定者们那里得到启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面对数千家储蓄机构资不抵债的情况时，采取了“监管容忍”的态度，寄希望于经济条件会足够迅速地改善银行的情况，从而使官员们不必采取较为激进的行动。日本的监管者没有执行其自己设定的资本金标准，允许那些出现问题的银行（当时有很多这样的银行）通过借新还旧（或展期）继续给出现问题的借款人放贷。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不仅延迟了很多日本主要企业做出调整适应新的经济现实的行动，而且使得有贷款价值的借款人得不到扩张所需的资金。日本政策制定者最后吞下了苦果，向银行注入政府资金以帮助恢复它们的资本金，但是，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最终允许很多金融机构关闭——不同，日本监管者倾向于强迫有问题的金融企业彼此合并（对这一政策也有几个例外，其中一个著名的案例是长期信贷银行的破产，监管者允许一家美国企业购买了这家机构）。    不承认现实的最后结果是，日本经济的复苏被延迟了，也许是延迟了很多年，它的经济未能得益于这样一些企业：如果能把资本给它们，它们可能已经创办出来并发展了起来，而当时日本的资本被分配给了那些已经陷入困境、靠人为扶持而支撑的企业。日本的纳税人将为拖延了数年的银行体系整顿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许相当于数千亿美元（HoshiandKashyap，2004）。政府的这种无能还造成了日本公众对国家政治体制丧失信心，这使他们更不愿意增加开支，从而遏制了日本财政和货币当局在这整个时期中试图提供的宏观经济刺激。大银行与其客户企业之间长期交叉持股的格局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减少，但也使银行对其借款人的财务困境做出的反应更加迟缓。而互助人寿保险企业也是大型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之一，这也导致了同样的后果。由于互助人寿保险企业没有股东，只有保单持有人，因此，它们没有很强的动力向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改善业绩（Fukao，2004），而如果银行能够较积极地减少现有的贷款损失并寻求更多的为其他企业贷款的机会，它们本来是可以改善其状况的。简言之，围绕着大型企业及其银行而运转的日本式资本主义，虽然曾经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中最大、最成功的企业进行投资和发展，但也孕育了自己的厄运，这种厄运直到企业（以及它们的金融支持者）发现模仿和增量性创新的机会已经穷尽之时，才变得很明显。    欧洲大陆也遭遇到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同，与逐渐导致日本资产市场泡沫破裂的那种过度投资无关。但是，如同日本的情况一样，政府的政策也受到指责，纠正这种问题将需要未来的政策变化。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欧洲的经济问题可以简要地概述为，经济就是过于僵化，不能促进或很好地适应变化。政府政策加剧了这种僵化，这些政策与我们提出的成功实施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四个前提条件的最后一个相矛盾：“保持成功者的发展势头”。事实上很多欧洲大陆国家的政策正好相反，它们限制新企业的进入（通过限制性的区域规划和有些国家过分高昂的新企业注册成本）；为特定的国家级龙头企业提供补贴，这使得竞争规则向被选中的企业倾斜，使潜在的更有效率的竞争者失去机会；实行各种行业特定的监管规则，表面上是为其他目的，但实际的净效果是使现有企业逃避竞争（例如，像德国对当地啤酒生产用水的要求）；保持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些壁垒使国际竞争者难以对本地企业形成竞争压力（BailyandKirkegaard，2005）。    欧洲的劳动力管理规则也助长了经济的僵化性。在很多欧洲经济体中，除了最小的企业，在其他所有企业中，裁员和解雇都需要经过监管机构或法庭的常规性审查。这种体制不仅使现有企业和新企业都不愿招聘新员工（见表14的排名），从而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失业率，而且它还间接地增强了较大企业的相对优势，因为它们不必面对新企业和快速增长的企业可能会带来的竞争。对OECD成员国经济所做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发现：美国成功创业的企业增加工人的速度比欧洲的企业要快得多（OECD，2003）。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欧洲更具限制性的劳动力规则。让事情更加糟糕的是，那些可以为失业者提供长期福利的失业补偿和医疗以及残疾计划，削弱了那些积极寻找工作的劳动力的供给。虽然这会减少所计算的劳动力总量，从而降低所计算的失业率（因为计算失业率所使用的劳动力总量包括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和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者），但这会影响经济的总产出和增长。    因此，欧洲经济中出现的情况与人们预期的有发展活力的经济恰好相反。在有发展活力的经济中，好的企业会发展，表现差的企业会出局，而欧洲国家的情况不是这样。正如一项研究所记录的，在这些国家中，处于表现最差的1/4位置的企业——生产率最差的企业——增长得比表现最佳的企业要快。如这项研究的作者得出的结论那样，“美国消除其生产率最低的企业而欧盟却没有”。他们将这样的结果归结为过度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管制与限制创新型企业进入的区域规划（BailyandFarrell，2006b）。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奇迹：    它还能再度出现吗？如果能，会如何出现？欧洲和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以及高层官僚们非常明确地意识到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并且已经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这是值得称道的。在欧洲，《里斯本议程》是主要的改革载体，它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目标：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强的社会凝聚力。”欧洲委员会（欧盟的官方机构）已经认识到，为了到2010年时能够创造2000万个新就业机会，需要使“（欧洲）经济彻底转型”。    至于日本，在本书写作时，小泉首相一直是最竭力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士之一。小泉在2005年成功地赢得再度连任，其基础之一在于，他呼吁将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邮政储蓄体系——私有化。这将加强那些已经在进行的改革努力，即——那些有助于使日本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灵活并增强对创新活动激励的努力。这些改革包括：小幅度降低税率、降低进口壁垒、打击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及降低创办企业的成本（CoxandKoo，2006，第5页）。    也许，按照当地的标准，《里斯本议程》和小泉的改革计划是激进的，但是，它们与很多美国的——其实也有一些欧洲和日本的——观察家们所长期呼吁的改革相比，还差得很远。这些较激进的改革方案或建议的支持者们通常认为，应当同时实行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被推荐的改革计划至少就其雄心而言大致差不多，它们都明确坚持“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是柏林墙倒塌后一批西方经济学家们敦促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采纳的改革方式，他们的推断依据是，人们只能一步跳越一道鸿沟，而不能分成好几个小步来跨越。    例如，就欧洲的改革而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贝利与他的同事们就提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改革大纲，这些措施将远远超过欧盟委员会或欧盟成员国所能预见的程度（BailyandKirkegaard，2005；BailyandFarrell，2006b）。我们关注这些提议，主要不是因为我们支持每一个方案（尽管我们对它们持赞同态度），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很多分析家，包括欧盟内部和外部的以及像OECD这样的官方组织，长期中一直敦促欧洲采取那些政策建议。    这些在表15中列出的提议有三大类别。前两个属于结构性的（旨在提高生产率增长和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第三个是宏观经济的（旨在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期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尽管表15中重点突出的那些具体措施可能看上去很具美国特点，属于那种在为欠发达国家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改革建议中可以找到的措施，但是，在我们看来，贝利及其同事很具说服力地认为，这些方案是建立在对经济原理的最佳分析基础上的，代表了那些能够最好地使欧洲经济恢复活力的措施。不过，很多建议似乎是来自美国的经验，这并非偶然，因为，在过去10年里，美国的经济表现一直非常出众（虽然，美国经济仍需要改善，而且面临自己未来的一系列重要挑战）。    贝利及其同事们还认为欧盟委员会依照《里斯本议程》所提出的一些改革方案并不是高度优先性的项目（因为它们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大），可能甚至是反生产力的，在我们看来，这一点也很有说服力。这些措施包括，降低高收入纳税人的高边际所得税率（证据表明，这些税率虽然很高，但对产出和就业增长的消极影响并不像对中低收入工人的高边际税率那样大，后者的确影响劳动力参与就业）；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开支（考虑到没有证据表明，更多的这类开支会大幅度提高长期增长率）；以及大幅度增加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开支（对这一点，考虑到欧洲工人已经有相对很高的技能，贝利及其同事给予较低的优先性）。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过去数年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分析家们一直在呼吁日本采取同样的改革，但与表15中列出的单子有所不同。比如，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刚性的，但这主要不是因为覆盖范围很大的政府保护制约了企业在必要的时候解聘工人，而是因为日本大企业具有不从其他企业横向招聘工人的做法，相反，它们的做法是将工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招进来，让他们一直工作到退休。这种终生就业制在过去10年里由于日本经济的困境而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但主要的部分基本依旧，特别是在较大的日本企业里。下面，我们会提供一种温和的政策建议，这可能会摧毁这种体制，鼓励更多的日本人从事企业家型的活动。    此外，虽然日本的主银行一直在逐渐地降低它们在非金融机构（通常是它们的借款人）持有的股份，但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政府官员通过“行政指导”可以使之加速（不需要正式的监管或立法）。尽管有这种情形可能正在出现，例如，2006年1月7日的《经济学家》报道说，在2006年年初，几家日本大企业正在寻求为中小企业贷款，因为，如美国的情形一样，大企业越来越在资本市场上融资。但是，直到它更大规模地出现之前，日本银行体系在贷款上仍会严重地向最大的企业倾斜，而不是支持那些潜在的或新的高速增长的企业。如果日本邮政储蓄银行成功地得以私有化，将会逐渐释放出那些原本可能会流向银行的资本，使得这些资本在其他企业找到出路，可能会有某些资金流向新企业。但是，这也需要时间，因为即便按首相的提议，使这个体系完全私有化也需要不止10年的时间。幸运的是，表15中的一项内容，即更大的宏观经济灵活性，与日本无关。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日本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已经尝试了书本上的每一种手段来促进国家的经济扩张，只是实施这类刺激措施十多年之后，这种政策才似乎最终带来了某种成功。    对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政府来说，完全采纳这些改革方案并且尽可能快地予以实施，或者换言之，采取一种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看来是比较理想的。但我们相信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欧洲大陆和日本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在就业，挣着高于其预期的工资，相信他们会在现有的岗位上（如果他们在大企业工作的话）继续工作直到退休，并且得到一笔丰厚的、由他们纳税资助的政府支付的退休金。在这样的环境下，不难理解，对任何威胁到这些预期的改革方案的支持都会很小，尽管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政府会发现难以完成它们的支付义务，尽管在当前的环境中，那些父母资金宽裕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无法找到稳定的、报酬优厚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出发，近来的一些事件和趋势就容易理解了。2005年，法国选民否决了欧盟宪法，在我们看来，部分原因在于担心一个较强势的欧盟可能意味着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更快，这是似乎是大部分选民不欢迎的情形。几个月以后，德国选民拒绝支持安格拉·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2005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也担心默克尔所承诺的或是在竞选中所暗示的那些经济变革会带来太多的经济震荡，特别是那些可能放松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措施。选举的结果是，默克尔被迫将一个多党联盟拼凑在一起，这一联盟至今对默克尔在大选前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几乎没有表现出兴趣。到2006年春，默克尔事实上成了欧洲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她放弃了选举前的立场（Walker，2006b）。    对任何朝着更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行动，法国的反应甚至更为负面。在2006年初，维尔潘总理在试图减少法国年轻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努力中，提出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将允许雇主按照自己的意愿招聘和解雇26岁以下的员工。这项建议引发了抗议示威浪潮，乃至出现暴乱，这迫使法国政府倒退（并取而代之提出了一项很弱的替代措施，为雇用较年轻的员工的雇主提供补贴）。我们端坐在大西洋此岸看去，较之于美国出现的对“海外外包”的反对（这在2004年总统选举以来似乎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减弱），在欧洲主要国家，无论要解除对现有工人队伍哪个阶层的保护，所招致的充满敌意的公众反响都要更强烈。    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些持批评意见的人会举反证指出英国和爱尔兰在过去20年里愿意采纳重大改革的事实，这显然有助于使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恢复活力——这种前景一度似乎是一种空想。如果这些经济能够使自己摆脱比欧洲大陆和日本现在的经济困境深得多的困境，为什么欧洲大陆和日本的经济不能采纳一套激进的改革，甚至是与“休克疗法”近似的措施？或者，批评者可能援引丹麦的例子，丹麦解除了对劳动力的保护，但引入了慷慨的再培训体系来取而代之。    我们的回答是，恰恰是因为欧洲和日本现在的情况比几十年前的英国或爱尔兰要好得多，因此，它们的公民不可能很快看到有必要使他们的政府采取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成为陈旧的和失去经济荣耀的国家导向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中的经济领袖地位衰落到数十年后再明显不过的落后者。与此同时，爱尔兰曾被普遍认为是欧洲的“穷国”之一。这两个国家的大部分选民对他们的处境都不满意，于是，他们极为乐意推选那些将会实行激进的甚至是震荡性改革的政治领导人上台，来推行这些有希望创造更快增长的改革。    这恰恰是这两个国家都已得到的东西，尽管改革方案的细节在两个国家之间有区别。在英国，撒切尔和她在国会的保守党同事们引入了“休克疗法”，主要包括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这些措施带来了英国工业的重大改革和随之而来的生产率改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在布莱尔首相的任期内得到巩固的变革，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很多观察家们认为不可救药的经济中实现了失业大幅下降和经济较快的增长。爱尔兰的改革过程开始得更早，从1968年实行免费普及初级教育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公司税率降到了欧洲的最低水平，仅为125％。爱尔兰的政治领导人还与该国的工会组织谈判达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伙伴关系”，这在削减劳工保护的同时有效地抑制了工资的上涨，劳工保护的效应是不鼓励雇主解雇员工，这样他们也不愿意招聘员工。所有这些改革帮助爱尔兰吸引了外国跨国公司，先是在计算机行业（其中有英特尔、戴尔、惠普和微软），后来是在金融服务业。这些外国公司的规模后来越来越大。这种结果就是“爱尔兰奇迹”，或是欧洲最快速的增长，甚至超过了已经非常出众的美国的增长表现（见表12）。    虽然欧洲大陆和日本经济现在的情况比十几年前的英国和爱尔兰好得多，因此它们不可能采纳这两个国家实施的“休克疗法”，但是，欧洲大陆和日本经济仍然可以通过一种不太激进的、增量式的战略加速其增长，这种战略不仅有可能被接受，而且具有可持续性。    从边缘处开始改革，以培育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现在，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都已经处于或接近技术前沿，如果它们想要更快的增长（出于前面分析的原因），除了培育更多的创新，它们别无选择。当然，如果运气好政策也好，现有的大企业或是外国的跨国公司推动创新达到某种程度也是可能的。然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大企业通常更擅长增量式改善而不是根本性突破。如果后者是欧洲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们所想要的创新，他们的最优先的重点应当是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形成和增长。    从表面上看，欧洲的领导人们似乎在他们的《里斯本议程》中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2003年，欧盟发表了一份《企业绿皮书》，其中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的措施纲要。日本政府也一直不断地表示出对中小企业增长之重要性的认同。    但是，“中小企业”这个术语本身，反映了对“企业家”含义的一种根本性的认识混乱。在我们称之为“复制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尽管，复制型企业家活动也会给那些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带来财务回报，但是，只有通过创新型企业家活动，那些包含着某种新产品或服务，或是生产产品或提高服务的新方法的商业活动，社会才能将其技术前沿向前推进，并因此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这种区别说明为什么诸如自我雇佣的就业数据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可以非常具有误导性，在最好的情况下，对于评估各国经济在促进创新型企业家方面取得的成功也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如表16所示，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大量的自我雇佣者。在有些欧洲国家，劳动力中的自我雇佣比例超过了美国。但是，我们怀疑（鉴于这种数据的数量极少，没有确凿的证据），欧洲和日本的这种所谓的自我雇佣型企业家中很大的比例是复制型企业家，他们拥有的是小型零售店或服务性企业。这方面欧洲和日本可能比美国更甚。欧洲大陆和日本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培养和发展下一个诺基亚和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16    丰田的方式，或是下一批创新型的、高速增长的、能够使它们的经济出现革命性变革的企业，正如微软、英特尔、思科、易趣和亚马逊以及一群小型的生物企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一样。虽然，《欧洲绿皮书》经常提到“快速增长”或“创新型”企业，但其提出的建议旨在广泛地促进一般性新企业的发展，并没有给予创新型企业以特别的重视。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日本的官方文件或政府动议。    虽然，创造并培育创新型的新企业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挑战并不需要那种政治胆略来刺激大企业及其员工进行彻底的变革。就其本质而言，任何意在催生某种新事物的改革计划都必须从边际上起步，而不是直接挑战现有的既得利益。这应当使重要的改革更为可行和政治上更具可持续性。如第6章讨论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欧洲和日本的政府要消除那些阻碍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新企业发展的壁垒，同时又不要直接挑战现有大企业的经营方式及其员工现在可能享有的任何保护。    值得称赞的是，欧盟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欧洲大陆国家需要进行某些这类改革（我们没有看到为日本提出的官方支持的建议方案）。首先，欧盟委员会的《绿皮书》正确地建议其成员国进一步降低注册新企业所需的成本和行政上的拖拉，采取更简化的官僚程序（如我们在第5章中讨论的，这可以通过降低失败的风险而有助于促进企业家活动）。《绿皮书》还呼吁技术学院和大学提供更多的企业家素质教育，这也是很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和日本特别可以学习美国的实践，在美国，以大学为基地的企业家素质教育项目在过去20年里成就卓著，这部分得益于考夫曼基金会（本书的所有作者都与之有关系）在大学的各个专业而不仅仅是在商学院里推广企业家教育的努力，传统上，只有商学院才设有这样的专业。到2007年，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该基金会将特别完成两轮通过竞争决定的对多所大学的奖励。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即便在美国，也缺乏具有企业家技能的高素质的教师，但是，欧洲和日本的大学还是会发现，如果与那些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好的美国大学（恰如世界上很多大学在其他领域做得很出色一样）合作推动企业家素质教育，或通过一些项目将本国学生安排到美国的企业家型公司中实习，会很有希望成功，至少在初期如此。假设在他们结束实习后，本国有合适的激励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则欧洲和日本都可能出现一种丰富的、潜在的高素质企业家的供给。我们这样讲，是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有优秀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体系，不断地培养出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基础科学等技术领域中训练良好的学生，在一个技术日益复杂化的全球经济中，了解和掌握这些领域的知识对于创新型企业家至关重要。    欧盟委员会还明确认为，融资困难是企业家活动的重要制约因素，建议各国政府发起或参与为中小企业提供种子基金，特别是股权资本的计划。《绿皮书》特别称赞了芬兰政府为企业家提供小额贷款的公共项目，因而似乎是明确地支持其他国家的政府采纳同样的理念，以及政府为小额贷款提供担保。    欧盟委员会对企业家缺乏风险融资的状况不满，有一定道理，因为欧洲的银行传统上不为企业家提供资金，欧洲现在也没有多少风险投资行业，更不要说天使投资。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日本的情况。但是，欧盟委员会《绿皮书》中提出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欧洲和日本是否有效，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证据，证明任何地方的政府，包括已经创办了风险投资基金的美国的一些州政府，能够使其业绩持续地超过私人风险投资家或一般的私人投资者。实际上，因为对政府资金的管理进行政治影响的危险总是存在，因此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这类基金业绩不佳，无法获得足够收益来补偿政府的资本成本。    原则上，使这种风险最低的一个办法，让政府的风险投资资金只在与私人部门匹配的基础上进行投资。例如，从前由美国商务部管理的技术进步计划就只为那些已经吸引到私人投资的相关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有证据证明，这种做法是成功的（NationalResearchCouncil，2001）。以色列政府发起的风险投资显然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见第6章）。但是，即便是要求私人的配套投资，对于那些政府提供资金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资金，是否能够吸引其他私人资金，仍然难以知晓。    与此同时，那种认为基础更为广泛的小额信贷会对创新型企业家提供强有力的刺激的看法也只是一种假想。小额贷款通常额度很小，在发展中国家是1000美元或更少，在发达国家也多不了很多。小额贷款足以使其借款人过上一种舒适的生活，在最好的情形下，使企业扩大到可以雇用几个员工，然而，这种信贷所资助的企业不可能成为能够更广泛地提高全社会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企业。如我们在前面一章中所分析的，小额贷款可能有助于消除贫困，但它不是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提供资金的一种有希望的来源。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融资问题呢？对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创新型企业家而言，是否还存在其他必须克服的严重障碍？在我们看来，同样的答案会有助于解决这两个问题。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欧洲和日本的富人迄今为止尚没有大幅度地对新创办的企业进行投资，无论是通过风险资本企业还是作为天使投资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事实反映了这两个社会的文化。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中都有很强的家族企业的传统，如果家族企业产生利润，家族成员很可能将自己的资金用于“家族内部”的任何新企业。这是一种政策制定者很难改变的格局，至少很难直接改变。原则上，政府可以对新创办企业的第三方股权投资提供税收优惠，但是，考虑到欧洲和日本的文化传统，我们不是很确定，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它也许会通过提供与美国的各种避税方式类似的逃税激励而引火烧身，美国的这些避税方式数年来耗费了财政部的资金，但却没有对总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事实上，有些证据表明，得到外国投资者资金帮助的私人股权市场也可能自己就会趋向于解决融资问题，至少在欧洲会如此。2005年，大约730亿美元（600亿欧元）被投入到私人股权投资。虽然，这些资金中的绝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现有的欧洲企业，但这种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某种新鲜血液——通过资本注入——正在进入到欧洲的较大企业中。实际上，大约150亿美元（120亿欧元）投资于真正的风险投资基金，这些资金极有可能被用于新企业的创办或企业的早期发展，这个比例比前一年增长44％，显然是一种令人鼓舞的结果。    有一套政策也许能为创新型或企业家型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消除最大的障碍之一（也许就是最大的障碍），从而使这些数字进一步增加，这个障碍就是那些妨碍所有的尤其是最小型企业解雇或开除那些它们不再需要或表现不好的雇员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对现有员工的过度保护制约着雇主招聘新工人。我们认为，这种效应在解释欧洲为何缺少快速增长的新企业方面尤为重要。如果一旦企业聘用更多的人手，则不管这些人表现如何，不管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出现何种变化，企业都必须保留这些人，那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创办这些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呢？更不要说为这样的企业提供资金了。我们的确怀疑，像Skype（它率先开创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话服务）这样非常成功的欧洲新企业卖给了其他公司而没有寻求内部扩张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创办者们在迅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尤其不愿面对因保持一个永久性的劳动力队伍而发生的固定成本，因为当市场对它们提出新的需求时，它们无法容易地转向其他的任务和职能。这种对未来的担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潜在的企业家们（如易趣的创办人之一皮埃尔·奥米达亚）到国外去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在本国创业，或者去美国，或者越过英http://auto.ifeng.com/topic/shougou/    吉利海峡到英国或爱尔兰。    日本的劳动力问题有所不同，但也同样是风险资本未能在这个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日本的大企业传统上也同样采用一种终生雇佣制度，这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现有雇员，甚至是那些具有潜在创新理念的员工，离开企业去创办新企业。如果创业失败，以前的雇员不仅无法重回到他原来就职的企业，而且也很难甚至不可能在其他的企业找到同样的就业机会。这样的制度还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企业家极难找到合适的员工或合伙人来辅助自己创业。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那些可能的资金来源如何会对投资这样的企业感兴趣呢？    我们不相信文化是不可改变的，不管它在保持任何做法或格局上显得如何重要。相反，政府政策的变化——在欧洲，在劳动力就业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在日本，也许是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性激励使它们允许和鼓励员工从事创业——长期中可以带来潜在的企业家以及潜在的资金支持者们的态度变化。特别是，如果更多的人能被释放出来去追求他们的企业家梦想，如果其中一些企业被证明是成功的，则其他可能的企业家们和那些可能在资金上支持他们的人将会看到，他们也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相信，这样的良性循环是可以启动的，这部分得益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最近在一个不可能的领域中出现的进展——慈善事业。不久以前，致力于慈善目的的基金会，不管是出于哪种意图和目的，都只是美国独有的现象。除了极少的例外，欧洲或日本的富人都将财富遗留给他们的家人而不是在活着的时候或去世时将很多财富捐赠给基金会。然而，随着那里的富人现在看到美国富人们的行为，这种被认为是“文化性”的格局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欧洲（“BusinessofGiving”，2006）。如果把钱给别人的“文化”可以改变，那么，为了利润而投资的“文化”也可以改变。    那么具体来说，这种创办创新型企业的良性循环如何才能在欧洲和日本出现呢？我们这里给出的答案与我们在上一章为那些与国家导向结姻的发展中（和较发达）国家的建议一样：从边缘处改革。例如，在欧洲大陆，除了那些已经提到过的、我们很赞同的措施外，欧洲国家可以让新企业，即那些在法律意义上是在某个特定日期之后创办的企业，完全（或基本上）不受适用于其他企业的劳动保护规则的约束。我们建议一种基于日期而不是规模的豁免，因为虽然规模是很多欧洲国家的法律中已经提出的标准，但规模的基准不仅会在基准上造成“缺口”，而且还会因刚刚提到的原因给具有高速增长潜力的企业的最初形成制造强大的障碍。事实上，欧盟委员会的企业家精神《绿皮书》已经错误地建议对一般性的小企业实行较轻的监管。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标准。如果在任何监管领域（超出劳动力领域）需要较轻的监管——我们对这种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则它应当是基于日期，即只有新企业才有，这样才可以为新企业的形成提供比任何基于规模的特殊待遇更强的激励。    使新企业免受现在这些繁杂严格的劳动力保护规则的约束，其政治和经济的合理性很直截了当：它不会威胁到现有企业的员工，与此同时，只会有益于企业家和他们在新企业中雇用的员工。当然，也会有这样一种危险，即现有企业中的员工无论如何会把这样的改革视为是寓言故事中“帐篷里伸进来的骆驼鼻子”来自一个阿拉伯寓言，说的是一匹骆驼不肯在帐外露宿，先要求伸进鼻子，后要求伸进前腿，最后全身进了帐篷，把主人挤了出去——译者注：就是说，它制造了一种可能性，使得现有企业可能会组建新的企业，或是，更大胆一些，关闭现在的企业，将自己完全改组，只是为了利用这种豁免的好处。从纯粹的经济学观点出发，我们对这种可能性不存担心；相反，它可能是一种使欧洲经济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更快速改革的值得采取的方式。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任何可以如此容易地以这样的方式扩展的改革可以变种为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休克疗法”的政治可行性，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过质疑。由于这种原因，可能必须在那些为新企业提供监管豁免的法律中加入保护性条款，防止现有企业为了利用这种豁免的好处将其业务的部分或全部转为新的企业（虽然政治上也许有可能对现有企业为了雇用额外的员工以利用任何劳动力保护豁免的好处而开办新的分公司或子公司的能力进行约束）。    也许有必要再往前走一步，缓解欧洲员工们的焦虑：变革迟早会影响到他们。丹麦提供了一个范例。它允许企业毫无障碍地招聘和解雇员工，并且还对（已经很高的）失业补偿金实行严格的限度，但与此同时，政府分担再培训的成本，并且为那些找到新工作的员工提供工资补贴。根据至少一家媒体的报道，这种制度似乎解释了这样的事实：丹麦的失业率只有其欧洲邻国的一半，所报告的对工作的焦虑程度也远远低于其欧洲同类国家的水平（Walker，2006a）。与此相关的是“工资保险”的概念。在这种制度下，如果那些被解雇的员工接受了新的工作，但报酬比以前低，则政府将会在一定的期限内（也许是两年）为他们的工资损失提供一定比例的补偿。值得称赞的是，德国实际上已经对其较老的员工采取了一种工资保险的有限度的版本（如美国已经采用的方法一样，但美国只为那些能够证明他们是因外国进口品竞争而遭受失业的工人提供这种保险），相应地缩短了领取失业补偿金的期限。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倒退或滞胀 大企业型的富裕经济：防止…    促进创新型企业家活动对日本困难更大，在日本，正式的劳动力保护不是主要问题，但困难来自于终生雇佣制度。政府可以在不直接挑战这种就业制度的情况下开始改变。具体来讲，政府可以为日本企业向那些由其员工创办的企业的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或其他与税收有关的激励。将优惠限制在员工创办的企业的理由是，不这样做，企业就会通过仅仅创办新企业就获取税收优惠，从而与税收制度“博弈”。的确，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有必要将税收优惠的资格限制为那些创办新企业的雇员至少拥有该企业的一个最低比例股权。    最后，有些人可能认为，欧洲和日本的大学在辅助创新型企业的创建方面可以发挥较强的作用，如同剑桥大学在英国成功地做到的那样。特别是，我们在下一章里给美国提出的这方面的某些建议，至少在原则上，应当对欧洲和日本都适用。这一点可能会很正确，但是，此刻，我们不愿在这种可能性上下大工夫。欧洲和日本大学的教师没有开办创新型企业或是从事可以很快商业化的研究的历史，这个结论很粗略、过于一般化，但我们相信是正确的。    更一般来说，在有些欧洲国家（比如，法国），大学的教师与产业界的合作是会引起反感的，因此也就没有这样的努力。相反，与商业上有关的研发通常都是在大企业中才能找到，这就是我们将这些经济归类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    但是，如果创新型企业家未来在欧洲或日本，或者两个地区都能够盛行，则大学的教师会逐渐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则我们在下一章中主张的那些在美国大学中促进创新商业化的政策确实会对欧洲和日本有参考价值。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更积极的促进新企业增长和形成的步骤，像《里斯本议程》提出的实质性地提高整个欧洲的研发开支水平——也许是GDP的3%——这样雄心勃勃的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正如一项近期的欧洲“专家”报告所认识到的那样。    研发开支是创新过程中的一种投入，不是产出。将研发转变为商业上成功的产品和服务要由企业来完成。迄今为止，有些欧洲国家已经很高的研发开支未能产生出大规模的社会效益，恰恰是因为总的环境一直对新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不利（HenreksonandRosenberg，2001）。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向研发投入更多的资源很可能会被浪费。    结论性评述    本章所讨论的这些国家的经济一般都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样板。对于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增长需要两个基本要求：消除那些阻碍创新型企业家创办新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为大企业活跃地参与创新活动提供激励。关于那些可以有助于达到第二个目标的措施，这里基本没有谈到，因为这个主题将在第8章谈及美国时详细讨论。那里提到的绝大部分教训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和日本。    本章中，我们侧重于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即在欧洲和日本这样的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体制中激励创新型企业家活动。我们不清楚，而且确实难以预测，我们提出的那些培育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创新型企业家的建议实际上是否会有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进行尝试基本没有坏处。如果这些措施无效，它们至少能够为更激进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悲观主义者们会认为，这种思路不会有效，因为欧洲存在一种很难轻易改变的反企业家的文化。基于那些到目前为止应当很清晰的理由，我们不赞同这种看法，或是至少现在还不赞同。    我们的建议如果存在任何问题的话，其核心的问题会在于，日本或欧洲大陆经济都没有出现要求采取这些措施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比如，欧洲大陆国家的领导人们通过《里斯本议程》宣布他们改革本国经济的意向，这是一回事；而正如最近欧洲选举所表明的，要让实质性的改革受到选民的欢迎并且得以实施，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束可能的希望之光是，欧盟的中低收入国家，如西班牙和东欧国家，强烈希望自己的国家赶上欧洲大陆的核心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生活水平，因此，改革会从边缘处进展得更快。因此，核心国家的选民们出于羡慕，可能会受到震动，从而支持更为激进的改革。    中国的渐进改革路径，无论如何应当为欧洲和日本的改革者们提供最好的和最现成的希望之源。每个国家经济中的年轻选民显然是那些带来更大的企业家成功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的改革的潜在受益者。我们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忠告是，向选民兜售改革，同时也使他们的父母们放心，改革不会立即威胁到他们的利益。这样的步骤的确是为他们的孩子提供福利的最大希望，与此同时，还能确保政府向他们承诺的医疗和退休福利能够从由此产生的未来增长中得到兑现。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成功滋生满足。满足滋生失败。只有妄想狂常存——    引自安迪·格鲁夫博士，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办人    在大约一个世纪中，美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其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一直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混合体制的典范。但是，美国人以及现在正在模仿美国模式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能够放心地假定美国经济会如从前一样继续保持成功吗？或者，美国会不会像其他曾经一度很伟大的文明古国（这里想到的有古罗马和希腊）一样，注定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或至少停滞呢？我们不想宣称自己是预言家，但是，我们相信，有很多值得乐观的因素，当然也有危机存在。在这一章，我们将鼓励前者，关注后者，寄希望于现在和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们能够采取措施，帮助我们躲过那些危险。    简而言之，在这一章，我们将提出这样的看法，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危险之一是可能转变为一种企业家精神少得多的大企业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僵化、有限的激励以及极少的突破性创新。虽然还没有一种简单的公式可以预防出现这种结果，但是，本书的分析指出的两个关键性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为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提供激励，抑制企业家才能向非生产性或破坏性的财富积累活动分流。在这最后的一章中，我们将就如何最好地保持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之间至关重要的平衡提出一些建议，部分是通过将前两章的观察综合到一起。    人们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变成大企业体制的危险微不足道。首先，美国经济并非一直是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恰当结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大汽车、大钢铁的鼎盛时期，美国经济更接近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接着出现了1973～1974年的石油冲击，进入滞胀的年份，经历了20年生产率增长令人失望的时期。企业家型创新的复兴，主要是在信息技术和通讯领域，与更为激烈的国外竞争（这迫使较老的大企业变得效率大增，并且改善它们的产品质量）结合起来，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低谷。但是，正如俗语所言，世上没有永恒之物。美国经济倒退到更为僵硬的大企业体制也不是没有可能，认为这样的格局不会重现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事实上，一位具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已故的曼库尔·奥尔森认为，这样的现象很可能是所有经济的归宿，特别是在那些民主制的社会（Olson，1982）。奥尔森断言，随着经济的老化，特定利益集团在数量上和权力上都在增长；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他们彼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正如物体受制于牛顿定律一样，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要求采取行动的主张会遭到其他集团的反对，所有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相互约束各自的野心。最经常出现的结果可以是瘫痪，或者是最糟糕的监管和政策“寻租”，这种情况会对特定集团有益，但不利于一般大众的福利，甚至削弱后者。行业协会和游说家的泛滥——这在奥尔森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作他的著作时就已经很明显，现在更为普遍——这也是对他的观点的有力的佐证。还可见JonathanRauch（1994）。倒退到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会出现类似的效应，即通过放慢突破性创新的速度而导致利益集团的瘫痪。    在本章中，我们将侧重于美国，特别是考虑它如何能够在未来保持其独特的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结合。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美国有三个理由。首先，这是我们最了解的一种经济。其次，我们怀疑，我们的很多读者是美国人。再次，即便是对美国以外的读者，我们相信，美国的经验中也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    我们将延续前面章节的结构，在那里，我们提出了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混合体制的四个广义前提条件和四种我们认为很关键的保持经济健康的措施。在这里，我们要评估这些条件中与美国经济有关的三个最重要条件的当前趋势。在有些情况下，几乎没有担心的必要；在另一些情况下，有很多需要担心的理由，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提出某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为了免得使读者认为我们要以扼腕叹息来结束本书，我们先从好消息开始：证明美国经济做得正确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的生产率奇迹    查看商业媒体，你会发现大量的统计数字，如关于股票价格、通货膨胀率、过去一季度或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当前的失业率等。但长期中，只有一个经济统计数字真正有意义，那就是生产率的增长，它衡量的是既定投入下的产出增加。根据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及创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判断，最重要的投入是劳动力，很多经济学家将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劳动生产率上。在这里，我们亦是如此。    按其定义，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每一个单位（通常是每小时）的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出。同样，按其定义，任何一个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任何经济中的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衡量的是平均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要将生产率统计变为衡量平均生活水平的完全有说服力的指标，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首先，人们必须解析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个在1950年1小时生产出价值10美元的工人在2005年1小时生产出销售价值为20美元的产品并没有使自己的生产率翻一番，因为通货膨胀使2005年的1美元的价值下降为不足1950年的1美元。其次，还有一个事实是，工人们的家庭规模不同。如果两个工人挣同样数额的钱，则家庭规模大的工人就不可能得到同家庭人数较少的工人同样高的生活水平。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是，美国工人的有些产出是出口而不是在国内被消费，同时他也消费某些国外制造的东西。统计学家们要调整他们的数据以将所有这些和其他复杂情况考虑在内。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个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7％，这都是他的功劳。技术的改善、更多的和更好的原材料的可获得性以及其他类似的发展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最近的这几百年里，创新一直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测量生产率及其增长相对比较容易，但确认对这种增长产生影响的全部要素却极其困难。为了体现资本设备（及建筑物）也是产品和服务生产所必需的，有些经济学家采用一种更广泛的生产率指标——所谓的多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在长期中的表现。这一指标的定义是用两种主要投入的加权平均除以总产出，即劳动力和资本。这些加权通常代表着每一种投入，或“生产要素”，所产生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假定存在一种将产出与这两种投入相联系的“生产函数”的特定形式）。虽然，这些函数在不同国家会有变化，但是，一般情况是，劳动力通常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2/3，而资本的供给创造其余的1/3。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然而，我们的确知道，美国和其他富裕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尽管有加速和减慢的情况，但在过去200年里，这种增长几乎一直没有被打断（见图6）。增长率受到过上升和下降的影响。在美国，按照美国劳动统计署的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25年里，即1948～1973年期间，生产率以每年2.8％的平均速度增长。在1973～1995年期间，其增长慢得多，年均率大约为1.4％。但在1995～2002年期间，它恢复到每年2.8%的速度，在2005年提高到甚至更高的速度（比3％略高一些）。在我们的经济中，每年1.4%和2.8%之间的差距似乎并不大，但是，这种差额每年都在增加，因为它像银行账户的利息一样，是复加的。按照每年14%的稳定增长率，从现在开始的100年后我们后代们的收入，其购买力平均来说将可以相当于我们的4倍。但是，如果这种稳定增长的速度是28％，我们后代们的收入的购买力将是我们的16倍。在生产率增长速度上，看上去似乎很微小的差额很快便会显示出很大的不同。    很多经济学家相信，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的复兴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所谓的IT行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计算机软件、互联网等类似产业。IT行业本身的生产率增长一直非常可观。例如，美国劳动统计署收集的数据表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出）在1993～2003年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5％，相比而言，整个制造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为4％。计算机制造业这种出众的生产率增长是由计算机技术以及计算机行业的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技术驱动的。这种快速的增长还证实了“摩尔定律”，即戈登·摩尔（世界最大的计算机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的联合创办人）提出的预言，一个芯片中的导体数量每18个月左右就会翻一番。使用IT的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也得益于IT奇迹。如同电力被用于工业和民用领域中的情况一样，IT对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产生重大影响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一旦其他行业学会使用这种技术，其结果便非常可观，有理由将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很大部分归因于IT作用和能力的扩展。    近期的数据表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自2000年以来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到2005年，达到可观的35％。对于这样的高速度能否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如果不能，回落的程度可能有多大，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很大。我们的观点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生产率增长的某种减慢，因为提高生产率的信息技术的扩散会逐渐放慢，政府的官方预测也的确反映了这一点。例如，国会预算委员会和社会保障管理署预测的未来长期的生产率增长略高于2％，超过1973～1995年期间令人失望的平均14％的速度，但远低于过去10年中3％的增长率。历史表明，超常快速的或极其缓慢的生产率增长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确实，自2001年以来，在达到接近4％的年增长率之后，劳动生产率在2005年的增长低于3％。    对未来的几代人来讲，这里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就长期收入的后果而言，生产率的年增长速度在2％和3％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如表17所显示的。表17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增长速度的长期后果    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是50后平均报酬将提高100年后平均报酬将提高2％170％620％3％340％1820％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未来将实现哪一种增长率很可能取决于下一个重大的创新突破（或多个突破）的性质，即这种（这些）突破是否会像互联网那样带来重大的影响。有些突破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但在经济统计上并没有同样的体现，生物技术的进步或其他医疗方面的努力就是类似的例子。这些进步会让我们中的很多人的生命周期延长，但这种延长寿命的好处并不会表现为更高的GDP。相反，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现有的养老计划对现在和未来的劳动人口产生的负担会增加，导致因政府借款增加而出现更高的税收和/或更高的利率，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制约增长。其他的突破，如纳米技术或某种现在还无法预见的新产品和生产技术的结合将体现在GDP的计量中。如果我们在本书中的观点是对的，则这些基础性的突破更加可能来自于那些较小的和较新的企业，尽管较大的老牌企业对大规模生产很重要，对于加强那些由较小企业提出的各种创新的可靠性和能力也很重要。    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仅对满足美国人保持“第一”的竞争欲望很重要。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在很多方面改善生活质量，则增长也是必需的。在我们的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情况下，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趋势在日本和西欧更加明显。在国家面对很多其他紧迫的优先性的时代——包括增加国内外的国家安全开支以抵御恐怖主义，将医疗保险扩大到将近5000万65岁以下的、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老龄化的人口将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和日益增加的义务来兑现这个国家的福利计划——包括社会保障以及也许更为重要的Medicare。在这些情况下，只要能加快技术变革的基础速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任何措施都是受欢迎的。    由于上述所有的原因，对美国来讲，保持和（在更理想的情况下）改善那些满足第5章中提出的四个前提条件的制度非常重要，这些条件保证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恰当结合。为便利起见，在这里，以及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这四个前提条件合并为三个：    1必须保持并加强对生产性企业家行为的恰当激励，包括适宜的奖励以及对这些奖励和产生收入的过程的保障；    2必须限制并消除非生产性企业家行为；    3必须保证大企业之间存在持续的竞争，促使大企业持续创新。    对生产性企业家行为的激励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我们提出的三个增长的前提条件中的第一个是激励人们成为企业家和采用生产性手段追求他们个人的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财富、权力和地位的某种结合。为此目的，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说，社会必须对那些最成功的生产性企业家提供某种最高的奖励。特别是，必须消除对制约这些活动的规则和制度，它们必须为成功提供金钱奖励，或者至少不要干扰这种奖励，它们必须为这些奖励提供保障，提供某种程度的保证，保证这些奖励不会被轻易夺走。    一般而言，这些问题中的最后一个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因为它只存在于历史早期阶段的某些非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时皇帝或强盗权贵、军阀可以直接掠夺生产性活动的收益。今天，界定财产权和惩处欺诈、偷窃行为的法律为生产性企业家的收益提供了合理的保障，至少在经济上发达的国家是如此。在保障安全性——这是这些资产的积累所要求的前提条件——的一套制度中，只有一个要素，即专利制度，需要在下面展开讨论，在美国的环境下讨论这个问题最有意义。尽管，专利对于为生产性企业家活动提供激励是必要的，但是，美国近些年里的体制似乎变得保护过度，这不仅可能打击新的企业家创造新的市场，而且还会使现有企业与激烈的竞争相隔绝。    在绝大部分其他方面，美国在鼓励生产性企业家的所有必需的领域中都保持着很好的记录。它具有发展良好的财产权体系，在近些年里，它削减了边际收入所得税率以及某些约束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监管规定。然而，随着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和需要资金支付福利计划，如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收入所得税体系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公司所得税（假定它还存在的话）可以用于加强对增长的激励。21世纪头10年的财务报告丑闻出现后实施的财务报告和公司治理新监管措施，现在看来对新企业是一种过度的负担。我们将在下面的部分逐一讨论这些主题。    消除对创办生产性企业的限制    为了使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具有吸引力，最显然的步骤是消除任何对创办新企业的限制。这个问题比看上去要困难得多。在世界很多地方，对创办企业的官僚约束是很严重的。幸运的是，在美国，如世界银行的《全球商业环境调查》一直显示的那样，与创办新企业有关的技术、法律和制度的成本都很低，互联网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这些成本，因为更多的州和地方政府可以不需要本人亲自到政府办公室就可以得到必要的许可和批准。随着其他地方也使用互联网，同样的情况也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更广泛地说，信息技术和通讯行业的技术进步已经极大地降低了与进入IT有关的和很多与互联网有关的业务的资本成本。对零售商和中介业务来说，这种成本可能少到只有几千美元，即购买一台电脑、某些相关的设备（如打印机、扫描仪、传真机）以及一些现成的如何准备网站的软件。对于有些新软件，主要的投资是人力资本和独创性，或是所谓的汗水股份。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例子是Skype，两个芬兰人发明的长途互联网电话服务。他们在2005年将该企业卖给易趣网后，为自己的创造性服务获得26亿美元的增值。的确，在如此低的启动成本的情况下，很多互联网企业不再需要风险资本来为其创办提供资金，因为它们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实现正的现金流。这显然是一种有益的发展。互联网正在变成一种强有力的发动机，可以压低成本和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LitanandRivlin，2000）。    然而，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对更加遥远的未来也存在担心的理由，这种担心来自这样一种日益发展的趋势，即至少在美国，很多初创企业卖给了较大的企业，而不是“上市”，这是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企业的创办人和早期阶段的投资者们普遍选择的退出战略。事实上，相当大数量的较大的企业，其中有微软、思科和英特尔，很有成效地将它们的很多研发外包给了创新型企业，等待创新型企业证明自己的发明，然后将它们收购，或是至少购买它们的股票，很像20世纪90年代的风险资本家对很多高科技企业所做的那样。这驱使某些风险资本家去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    我们在这里所担心的并不是那些风险资本家的福利，但我们的确担忧，那些建立在或围绕着基础性和突破性技术而建立的小而年轻的创新型企业，如果有规律地被较大的、更为官僚化的企业所兼并，它们本身以及它们的创新可能无法实现自己真正的潜力，这些大企业没有同样的企业家精神或文化。的确，这种现象在近期中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那些消失的创新型企业已经被新进入的企业所取代，后者试图抓住成功的先行者退出后留下的机会。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继续观察，将来可能需要对政策进行调整，以保持创新型初创企业能源源不断地产生。    另一个令人担心的、可能影响未来创办创新型企业的公共政策发展是最近收紧破产法无意间带来的影响。美国国会在2005年修改了美国破产法，它并没有意识到，高达20％的所有个人破产案例事实上是与企业有关的破产（LawlessandWarren，2005）。由于很多企业家是通过信用卡获得资金而开始创业的，破产法的修改强制要求那些宣布破产的人偿还更多的债务（似乎是件好事），可能无意中打击了新企业的形成。有效的破产法很重要，因为退出一个企业越困难，创新型企业家从一开始就越不可能承担创业的风险。我们不能忘记，对退出一个不成功的企业加以限制在事实上等同于增加进入的成本。    税收政策    和本书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之关键力量的著作，普遍建议政府提供某些额外的激励，加强这些关键力量的作用。可能最经常被提出的激励是对那些有利于经济扩张的活动给予减税、税收优惠或是降低税率。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近年来已经对所有活动都提供了很多税收激励，这也是现在的税法极其复杂的原因所在。在2001～2003年期间，由小布什总统提议、美国国会批准了两项税收议案，大幅度降低了个人的边际收入所得税税率，特别是高收入群体的税率，而且（到2007年）确立了15％的公司红利收入税率。这两项税收议案结合起来，使得联邦收入所得税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20％下降到17％。2005年11月，由小布什总统任命的一个税收改革特别顾问小组提出了广泛的建议，建议通过禁止很多个人的抵扣（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所得税）和进一步降低边际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来简化税法。该小组还提出了与公司收入所得税有关的建议，以增强对投资的激励（它们提出使所有新投资的直接开支免税，但不再允许借款利息的任何扣除）。一项研究认为，该小组提出的税收建议中，通过减少现行税法体系中的一些扭曲而简化税法的因素应当对企业家有益（BruceandGurleyCalvez，2006）。    在构建一个税收系统时，简单性固然很重要，但任何税收体系的中心目标是充分性，即征收到足够的收入来支撑政府的开支。对于这个目的，小布什的税收小组的使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被要求做的只是分析那些不会影响总征税收入的提议。这样的要求忽略了某些很清晰的预算方面的数字关系。婴儿潮一代人即将进入退休年龄，医疗保健成本快速上升也几乎肯定会继续（虽然科研和技术的进步在改善其质量），在此情况下，美国联邦政府用于三项主要福利项目的开支，如社会保障、Medicare和Medicaid，预计会迅速增长。由于其他联邦开支的总额，包括利息，在这个时期中很可能达到至少是GDP的12％（这是其2005年的水平），显然，如果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出现巨大的增加，则税收占GDP的比例不可能保持在17％。在某个时点上，未来美国国会和总统必须同意一个削减福利计划开支并同时增加税收的预算方案，这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当然，没有人喜欢加税，向已经习惯于通过2001年税收议案降低边际收入所得税税率的公众兜售这样的提议将是极其困难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的税收增加应当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最小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很重要。那么，什么样的税收增加能够最好地达到这样的要求呢？    理论上，通过对消费征税而不是更高的收入所得税税率应当产生最小的经济负面影响，因为消费税应当鼓励私人储蓄，这反过来会降低利率，从而增加投资（这在长期中可以预见会带来更高的增长，尽管短期内会因消费税对总需求产生的收缩影响使增长放缓）。相反，提高收入所得税税率会包含某种打击就业努力的风险，虽然对涉及每个人（雇员和业主都在内）的全面的收入所得税提高不会必然地特别影响企业家活动。例如，Gentry和Hubbard（2004）表明，税率的等级对企业家的影响比税率的水平更重要。具体来说，他们表明，税率等级的累进性越强，即边际税率随着收入的增加的幅度越大，人们越不太有成为企业家的倾向。假定这些发现有道理，那么，边际收入所得税的全面的增加应当在不严重地反向影响企业家的情况下，提高税收收入。    然而，消费税也有其缺陷。首先，很难设计一种累进性质的消费税，即在这种税收体系中，低收入的纳税人支付的税额相对于其收入而言低于较高收入的人。此外，对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更具相关性的是，有些特定种类的消费税，如增值税，实际上可能损害企业家的利益，需要他们在出售其产品和服务获得收入之前就先为其生产用的投入品纳税（从而有资格获得这些纳税额的返还）。对某些投入品征收销售税，也会对企业家的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一种提高税收收入又不打击就业努力或企业家活动的更为累进的方式可能是“扩大收入所得税税基”，即保持边际收入所得税现有的水平，但减少抵扣和免税。这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经济结果，但是，扩大税基的做法可能会是增加额外收入的方式中在政治上最不可行的方式，因为它将增加特定的、明确的群体——那些现在享受减税抵扣的群体（民用住房建筑业、州和地方政府官员、慈善组织等，这只是其中的几个）——而不是全体人群的税负。    显然，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提出政治上破坏性最小、对增长和企业家的伤害最小的税收方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着重指出这其中会出现的权衡取舍，与此同时，强调指出，如果什么也不做，不采取任何增加收入的行动，继续保持类似现有形式的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险和低收入医疗保险），对企业家和所有美国人民来说，其长期后果会比任何增加收入的方案都要更糟糕。    财务报告要求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    法律的要求以及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所需要的努力和成本可以阻碍企业家活动。这些成本也许在企业刚成立时不会出现，但是，如果它们使得今后的盈利性扩张（假如新企业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前景黯淡的话，它们可以成为对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一种阻碍。    这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最近在防范财务舞弊行为方面采取的政策，这些舞弊行为与安然、世界通讯及其他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有关，这些企业的垮台导致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出台，并导致主要股票交易机构改变了上市条件。这些改革包括这样的要求：公众公司董事会的多数成员必须由独立董事（而不是本公司的经理们）构成；公众公司必须对其内部控制体系（保证公司资金不被不当使用的机制）进行详尽的年度内部和外部审计；现有的四家大型公共会计公司（以及那些对公众公司进行审计的任何较小的公司）要接受一个新的监管机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详尽的审计要求和独立董事的要求。一个尚无答案的问题是，这些措施的成本能否带来足够的收益，这种收益是，在以前已经存在的、对那些卷入公司财务丑闻的人进行的刑事处罚的基础上，这些措施能带来的舞弊行为的减少。至少，“成为公众企业”——原先私人所有的企业邀请公众通过购买其公司股票而成为其所有者——的额外成本可能加剧了成功创业的企业不选择上市而是出售给大型资深企业的趋势。此外，有一些报告说，不管《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是否使得年轻企业不敢上市，它会使得这些企业的创办者们在创业之后不那么愿意继续留在企业。更多的公众公司还“变为私人公司”，也许是为了避免该法带来的监管负担。    很难确定这些影响中的任何一种或全部这些影响现在有多大，将来会有多大。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有烟之处必有火”。虽然，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成本已经超过了收益，但是，围绕该法的实际影响似乎已经出现了足够的“烟雾”，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值得对这部法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这部法律或是它的实施规则是否可能需要修改，以使它的成本更有效。    一个很好的开始之处是，将第404部分规定的内部控制体系审计限定在更多基于风险而不是现在规定的那样。这样的审核应当适用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相关的监管规则在较小的和较大的企业的实施。在写作本书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似乎正在进行这样的活动，并已在2006年12月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说明。2006年4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个小企业顾问委员会建议，较小企业与较大企业相比，应当免于受404规则的约束，或者，对它们采用要求较低的版本。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该提议可能会带来对较小企业和较大企业的人为的区分，从而可能会无意识地打击较小企业成长为较大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风险较低的途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采纳的办法，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全部条款对较小的公共企业的生效日期推迟到2007年年底。    另一个更具雄心的主意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具体列出“404强度”的不同水平，然后由股东们选择他们想要哪些。这样的话，那些有怀疑的、谨慎的或是对现有管理曾有担心的股东们可以投票选择进行强度最大（和成本最高）的内部控制审计；那些对管理层比较信任的股东则可以选择较为简化的审计版本。当然，充实这些选择的细节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觉得，至少理论上说，如果投资者在这个问题上有某种发言权的话，对404审计的相对成本和收益的猜测应该会少得多。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以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法的形式对各种想法和创意提供的法律保护很久以来一直是美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特别是专利和版权在美国宪法中都被提到。专利权起源于15世纪的意大利。    理论上，所谓的知识产权应该鼓励发明家和企业家进行创新并传播其创新。但现实要复杂得多。当谈到促进企业家行为时，知识产权保护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肯定需要某些法律的保护来为创新提供激励，尽管创新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惠及整个社会，而不是发明者或最初的企业家。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诺德豪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计算，他发现，发明家们平均来讲，只获得他们的创新的总价值的3％（Nordhaus，2004）。当我们考虑到，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全世界所有的较富裕国家中的总的收入增加中，比尔·盖茨和其他高度成功的企业家们所得到的收入所占的很小比例时，这个初看上去似乎不合情理的数字就更容易被接受了；这些增加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证明是来自于发明和发现的。另一方面，太多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对那些并非真正新颖的产品、生产方式、服务提供方式的错误保护，可以妨碍创新和企业家行为。不合适或过于宽泛的法律保护会对企业家的进入形成障碍，阻碍研发或促进新的过程或产品的努力。要找到正确的均衡点或是在这两种结果之间找到合适的出路是很困难的，但却极为重要的。    为保护知识产权而建立的制度造成了其意图的第二个冲突。专利和版权作为保护社会在知识产品上的利益的手段，有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保证这种财产的创造者有机会从他们的努力中得到某种奖励，这既是一种公平的体现，也是为了激励他们投资于进一步的创造性努力。但是，第二个目标是使得创新容易向其他人传播，以保证创新对于社会整体的益处在合理和可行的范围内最大化。两个目标明显存在冲突。    人们对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已经有了广泛的认识。获得知识产权的障碍越低，其创造者希望对其使用收取的费用就越低。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新的、法律上得到保护的创意，没有任何的约束，则获得这种创意的价格就会倾向于零。然而，有一种可以至少在理论上调和这两个目标的方法。与人们可能设想的情况相反，一般而言，专利并没有主要用来限制扩散，在普遍的情况下，专利促进和鼓励了扩散。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再回到专利法如何可以促进创新及其传播。    历史的奇异在于，专利的起源并不主要是为了奖励创造新的、商业上有用的知识，而是为了促进它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转让。如诺斯和托马斯（NorthandThomas，1973）已经表明的，14世纪英格兰出现的所谓的信函专利，和今天的情况一样，是一种授予接受人的垄断权利，接受人可以在被确定的时期内生产和销售专利信函中所指定的那种东西。“信函专利”一词是指皇家发行的旨在使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专利）信函（有别于保密性的“封闭信函”）。最初，这些权利并不是授予发明的创造者或发明者，而是给予能够将该创意从自己的国家偷窃出来出口到英格兰的外国生产者。换言之，专利是用来鼓励技术的转让，并不一定是技术的创造。最早的这类信函之一为此目的而被给予一位佛兰德织布工。此后的年份中，英格兰鼓励了很多其他活动从大陆跨越英http://auto.ifeng.com/topic/shougou/    吉利海峡的迁移：矿业、金属制作、丝绸制造、缎带制造，等等。实际上，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授予的55个垄断特权中，21个因各种产品而被授予了外国人士或已经入籍的人士。这类例子包括肥皂、疏浚和浇灌土地的机器、烤箱和壁炉、油、皮货、粉碎机、盐、玻璃、玻璃水杯、抽水用的气泵、写字纸、引入炼铁工艺、玉米磨面、装饰、烘干布料以及用布料制作日历的机器（NorthandThomas，1973，第153～154页）。    主要用于奖励本国发明者的现代专利运作是在1623年通过《垄断法》被纳入英格兰法律体系中的，其原因在于，国会恼怒于皇家滥用信函专利奖励皇家偏爱的人和用于其他与激励创造发明没有直接联系的目的。自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里，对专利材料的自愿性传播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活动。更为合理的是，世界各地的专利法从此要求专利权的持有人公布能够证明其专利的技术细节。因而，专利非但不影响发明的过程，反而使得有效率的自愿传播对专利所有者更有可能和吸引力。实际上，自从至少是19世纪的后半期以来，知识产权获得权的销售或出租已经变得如此具有吸引力，乃至已经形成了由专门从事这些所需活动的专业人员帮助下的专利交易市场。    事实上，技术的销售、许可和交易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活动。阿罗拉、弗斯弗利和甘巴尔代拉列举了一个包括众多大企业在内的“技术市场的主要交易代理人”的样本名单。这包括微软、IBM、美国电报电话、孟山都、摩托罗拉、贝尔南方、戴姆勒-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07    奔驰、埃利·莉莉、柯达、多普达、菲利普、西门子、http://auto.ifeng.com/topic/GM2009/    通用汽车、霍尼韦尔、波音、菲亚特、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17    福特、通用电气、日立、东芝、陶氏化学、强生和很多其他公司。他们随后报告了由一家英国咨询公司进行的对133家企业的调查结果，资料表明，这些企业的77％从其他企业获得技术许可，而62％向其他企业提供技术许可。但是，他们也指出：“然而，与内部的研发相比较，许可就所涉及的预算而言，是一项非常小规模的活动。该调查估计，用于从其他企业购买技术许可的开支在北美、欧洲和日本的被调查企业中各占其总研发预算的12％、5％和10％”。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对很多企业来说，参与技术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聚丙烯技术获得权的出售构成了联碳公司的一项主要活动。美国IBM公司曾告诉本书的作者之一（鲍莫尔），它与世界各地的每一种重要的计算机部件的每一家主要制造商都签有技术交换合同。显然，自愿性的传播并非孤立的和不正常的现象。    然而，专利法的运作还有很多尚待改善的空间，特别是在美国。在这里，大量证据表明，在过严的和过松的专利规则之间，并没有达到可以达到的最佳平衡，从而导致专利被授予了那些“显而易见的”而不是“新颖的”发明。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PTO）将“商业加工专利”授予亚马逊公司网站的“一键点击”功能（“点击这里购买”）的决定。但是，被授予的专利总数的大幅增加有力地表明，专利与商标办公室已经变得难以招架，因而，更加倾向于给予专利申请人值得怀疑的利益。例如，1990年的专利数是99000项，2004年，专利与商标办公室公布的专利数上升到181000项。新的申请每年以400000件的速度出现。以专利与商标办公室现有的人手，清理完堆积的申请就需要两年的时间，更不要说应付像持续的雪崩一样的新申请了（Orey，2006）。    亚当·贾菲教授和乔希·勒纳教授认为，专利与商标办公室变得较为放松的部分原因在于专业申诉法庭的法官们严重地偏向专利的原告方，该法庭由美国国会于1982年建立，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JaffeandLerner，2004）。可以证明，这些法官的行为就像那些寻求使自己的机构的活动范围最大化的政府官僚们一样。另一个有影响的因素是，专利与商标办公室缺少人手，其预算与它批准的专利收费联系在一起。结果是，审查官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独立地确定一项专利申请是否真的新颖，该机构一般都有批准更多专利的激励。不管专利决策的这种明显的转变的原因何在，贾菲和勒纳对现行体制的批评并不是孤立的。两个具有特殊地位的机构——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Merrill编著，2004）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2003）——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当然，主张对知识产权提供的高强度法律保护的利益群体——特别是软件和娱乐行业——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他们至少倾向于严格实施现有的专利和版权法，特别是反对类似Napster这样的新技术，这种技术使得互联网用户可以很容易地复制音乐和录像（法庭对这些行为持同情态度）。有些人支持更大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也有一种中间派观点，承认专利和版权传播存在潜在的硬化效应，但是，他们把这种危险看得很轻，因为他们认为，对那些制造过程日益复杂化的产品，很少有企业能够垄断必需的所有的知识产权，因此，绝大部分企业会有很强的激励对它们的知识产权采取交叉许可方式。这是《经济学人》杂志对该领域的争论的全面的评论中所表达的观点（“MarketforIdeas”，2005）。    我们的看法是，这个体系中存在需要修补的裂缝。贾菲和勒纳、国家研究理事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各自都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专利质量”的技术建议（从而专利只给予那些真正新颖的和超乎寻常的发明），减少在获得专利保护方面的不确定性，降低获得专利的成本。这些建议至少在理论上是毫无争议的，值得认真考虑。    例如，有呼吁要求在专利被授予之前允许第三方对专利提出挑战，加大对专利授予之后的行政性评估的力度（例如，对推翻一项专利的法律标准进行修改，从需要“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标准改为一种基于“多数证据”的标准）。另一个主意是增强法官或专门任命的专业人员的（而不是陪审团）能力，使他们能够就一项特定的发明是否新颖这一技术问题做出决定。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共识是——甚至包括那些反对前述各项改革的人——专利与商标办公室应当被给予更多的资源来完成其职责，任何新的拨款都应当与专利费脱钩（以不鼓励专利与商标办公室对专利申请采取橡皮图章的做法）。需要承认的是，对非专业人士来说，这些建议似乎像是技术上的修补，但是，如果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它们会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朝着一种更好的体系发展，对有价值的进步予以保护，与此同时，使那些不值得保护的申请更不可能得到批准。专利与商标办公室自己一直在与很多技术企业一起努力使专利申请过程更有效和更可靠，这是值得称赞的。例如，2006年年初，它正在探索建立一个所有开放源代码和相关信息的中心知识库；一种评估专利申请可靠性排序的指数化系统；一种将私营和公共部门的专家们所掌握的现有的先进专利信息记录起来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像数年来互联网百科全书——维基百科所做的那样）。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还可以很好地学习日本专利体制的几个特点，该体制的设计鼓励发明的传播。这些特征包括：将专利授予那些最先申请的人，而不是证明最先发明该项专利的一方。这种鼓励及早申请的体制会使技术信息比美国现行的体制更早地公之于众（这样的体制在除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被广泛采用）。    在专利申请递交以后的时期中允许其他人使用一项可能获得专利权的发明，要求他们只需支付被认为是“合理的”使用费。在这段信息发布的时期，只有能够证明专利申请人的发明被“有意识地”使用过，使用者才有义务支付使用费。这样的体制显然增加了申请人不能与潜在的使用者达成早期协议而面临的风险。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将一项专利的范围界定得非常窄，从而只有其技术与获得专利的部分极其相似的、未被认可的、对这项专利的生产才会被禁止。与此同时，获得专利的创意必须是新颖的，这种在任何专利体系中都会找到的要求，在日本被解释得相对宽松。结果是，如果有人在专利申请后的信息发布期掌握了该项创新的技术内容，并利用其知识对最初的发明进行了微小改动，他们也有资格申请他们自己的专利，以保护这些改动。这显然削弱了一项专利排他性的能力。此外，最初的发明者可能受到那些派生专利的挤压，并且无法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自己的专利，因为担心这会违反仿效者们的那些“改进型专利”。这些段落的内容是JanuszOrdover（1991）所做的极有启发性的论文的资料的综述，该文描述了日本流行的安排以及它们的后果。所有这些专利保护条款对日本的创新者都产生了强大的压力，使他们与竞争对手达成交叉许可协议。这些规则的存在不仅构成了对最初专利申请成功的威胁（通过直接反对的可能），而且，如果在专利被批准之后又面对一些同样得到专利保护的改进，还会威胁到对使用该项专利的权利。用奥多沃尔的话来说：“日本的专利体系在为技术扩散的更广泛的政策目标提供排他性权利时，牺牲了发明者的短期利益。”日本的模式因此说明“游戏规则”如何可以被设计来为管理层提供激励，特别是那些积存着大量有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的大企业，使它们增加对经济的生产性能力和增长的贡献。    不久以前的某个时期，朝着这些方向的专利体制改革被视为是政治上不可行的。支持“强力知识产权保护”的力量看上去非常强大，以至于不能允许任何可能被认为“削弱”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变。但是，2005～2006年间，一种众所知周的现象改变了政治的格局，为在近期和中期具有建设性的专利改革搭建了舞台。这个时期，被广泛使用的黑莓手机（它可以无线收发电子邮件）的关键支撑技术之一的发明者，NTP公司几乎要得到法院的关闭该项服务的禁令。这种威胁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政府的律师呼吁法院，如果要发布这样的禁令，也要使联邦政府、国会和司法机构的雇员不受该禁令的约束。直到最后一分钟，黑莓的制造商（移动研究公司，或简称RIM）最后同意达成超过6亿美元的庭外和解，关闭此项服务的威胁才得以解除。由于黑莓的用户数量之大，这个由一家并不生产该设备——但是拥有一系列专利——的企业发起的看上去不可思议的法律诉讼惊醒了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使他们看到专利原则及其应用可能具有潜在的重大影响，不仅对发明本身，而且对所有使用和依赖这一发明的人们。    削弱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    我们所主张的三位一体计划的第二个内容是减少，或者理想的情况是消除对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个人将能力用于非生产性方向的激励，这些行为实际上将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非生产性企业家行为可以采取很多种形式，比如，专业性腐败、形成有组织的犯罪辛迪加或是从事诸如此类的合法活动，如游说立法机构使他们通过那些能够给游说者或其客户带来利润的法律。法庭和监管机构为一个聪明的律师和企业家提供了很多机会。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的腐败问题不是太严重，至少按照透明国际的排名是如此，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其2005年的腐败感觉指数中将美国列为150个国家中的第17名。这一信息可以在这个网址中找到http：//wwwtransparencyorg。如已故的曼库尔·奥尔森（1982）所预见的，较大的问题是日益增长的利益集团和游说的收益，这些行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造成无效率，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影响增长。这类的例子不难发现：对例如房地美和房利美这样的大型公立机构进行重大改革的失败；美国农场主游说要求大量补贴（这使得美国难以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高科技和娱乐行业游说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如上所述，这可能走得太远了）；寻租性的诉讼，企业通过这些诉讼争相获得垄断许可，或是起诉它们的更为成功的竞争对手，希望获得保护以免于受到竞争。所有这些活动都使用了那些代表当事方的人们的创新性努力。资源丰富的游说者们可以想出新的达到其目的的方法，有创造才能的起诉人在其法庭活动中可以非常具有创新性，从而在官司打赢时获得很大的赔偿，但这个过程只是将资源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而没有使总产出有任何增加。    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游说的问题似乎可以通过如下措施得到抑制，即将对当选官员的竞选资金捐助情况公之于众。但是，支持竞选者的组织广泛出现，而这些组织并不受信息公开要求的约束，也许按美国宪法根本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这样的约束，这表明规避这些规则是何等容易。    政府也可以采纳那些限制寻租性诉讼的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可能具有争议，可能会不利于让受害的当事方有能力寻求合法补偿。具有建设性的改变的一个例证是美国国会于2005年通过的立法，该法设计用来停止集体诉讼的原告的“寻找论坛”的行为，即寻找对他们友好的州法庭来受理他们的案例。在新的立法下，当原告们的居住地与被告们不属同一州时（这通常是大企业的集体诉讼案例的情况），这些诉讼必须由联邦法庭受理。一个似乎很有希望的进一步的改革是将那些涉及高度技术性主题的案件（如医疗行为不当案例）交由专业化法庭受理，就像现在的很多专利案例那样。然而，这可能并不是万能药，因为这些法庭也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如同专利知识产权体系的情况一样（JaffeandLerner，2004）。虽然如此，但某些进一步抑制非生产性企业家行为的措施还是可以在某个时点上实施。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避免反托拉斯法的不当使用    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一些企业因为自己的无效率或其产品低劣而输给了竞争对手，然后寻求保护以躲避其对手的竞争，声称其对手的竞争行为是“不公正的”、“掠夺性的”或是“破坏性的”。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采取的措施其唯一可见的目的就是为了毁灭对手，如，当企业掏空了全部资源将价格下降到远低于其产品的任何恰当的成本时，它们寄希望于对手在试图模仿它们的价格时会被迫破产。但是，也有很多被称之为“伪诉讼”的例子，例如，当对手的低成本使其能够制定非常低的、真正合理并且符合公共利益的价格时所引起的法律诉讼。这样的诉讼所包含的高昂的成本、精力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诱使被告企业投降，甚至支付给原告企业足以使其撤诉的金额，担心自己无法靠自身力量取得成功的企业在知晓这一切可能之后，会有充分的动因来提起这类诉讼，作为一种防范失败的保险。    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曾卷入一场完全类似的案例，在该案例中，一组无酒精饮料的制造商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合作型企业，生产它们需要的瓶子，其成本只相当于当时垄断的瓶子制造商所收取的价格的大约一半。该制造商与自己以前的客户进行了沟通，告知他们，除非他们同意将来只从他那里购买瓶子，按照他选择确定的任何价格，否则，他将对他们提起一项反托拉斯法的法律起诉。这些客户企业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制造商便提出了起诉。幸运的是，在这个案例中，法官了解了原告公然的威胁，该诉讼便被否决。但是，这样的案例并非总是出现如此恰当的结局，特别是因为，看上去与此同样的诉讼可能会是完全正当的。    可以采取很多步骤来打击这样的职业化诉讼。在美国现行的规则下，如果这类案件中的原告获胜，它将预期获得诉讼费用以及三倍的损失赔偿（见下文）。但是，如果被告获胜，即便是原告的起诉被认定为毫无道理，原告一般不会被要求承担被告支付的法律费用。显然，这样的体制会鼓励毫无道理的法律诉讼的出现，也许甚至保证原告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不会有损失。纠正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对某些类型的案件，例如商业诉讼，即对双方都有商业利益的案件，采取律师收费上的“英国规则”——败诉方付费。然而，更广泛地采用这种方法会使得那些真正受到伤害的消费者难以为其损失得到补偿。    另一个思路是重新思考美国反托拉斯法中长期存在的允许获胜的原告得到三倍损失赔偿的条款。这只会使得采取我们所讨论过的那种伪诉讼更具有吸引力，这种诉讼的结果不仅会保护原告逃避更有效率的对手的竞争，而且还能获得金钱的奖励。采纳三倍损失赔偿的原因有二。违反反托拉斯法的企业有相当大的可能会逃脱惩罚，如果不存在需要支付给竞争对手比该企业的不法行为给对方带来的成本更大的补偿的危险，这个企业会继续从事这种违法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三倍赔偿可以构成一种恰当的威慑。然而，三倍赔偿的第二个合理性更令人怀疑：为了招募“私人大律师”来揭露和起诉对反托拉斯法的滥用。尽管有些案件仍是这样开始的，但是，调查和公诉的艰苦工作一般是由政府官员完成的，私人原告在事实澄清后才来领取一笔巨额的损失赔偿。如果没有三倍赔偿规则，原告将不会有激励向政府提出他们的抱怨，因此，我们赞同取消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三倍赔偿条款。    抑制其他毫无依据的诉讼    无端的法律诉讼不仅造成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而且可能影响企业家行为和增长。这在毫无依据的集体诉讼中尤其如此，这类诉讼通常是事后付费类型的，可以涉及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损失赔偿要求。    事后付费的法律诉讼，一般是由原告圈子中日益复杂的、联系密切的关系网中的成员所发起的，它被安排成原告不必事先预付任何律师费用。如果官司打赢，律师会得到赔偿金中的相当大的比例。这使得那些专门以寻找潜在案件为生的律师们有了业务，这些案件否则便根本不可能上法庭，这还诱使潜在的律师客户作为代表着一批较大范围的当事方的原告出现，自身毫无任何金融风险（从技术上讲，有防止出现这一切情形的职业道德规范，但那些成功的原告律师似乎有绕过这种限制的办法）。    集体诉讼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法庭必须确认，所有的集团成员“处境相同”或受到同样的原因的损害，从而这个案件可以按照“集体诉讼”案件对待。在考虑是否做出这样的判断时，法庭含蓄地假定被告负有责任，因此，在那个问题上无法提供证据。其次，一旦集体诉论性质被确认，法庭会继续考虑被告是否应当实际上负有责任，如果有责任，（对整个集体的）责任有多大。    对被告来讲，这两个阶段中较为重要的是第一个阶段，因为一旦集体诉讼的性质得到法庭的认可，即便是一个毫无依据的原告也可以带来巨大的风险。如果这个诉讼集团的规模很大，则总的赔偿额也会很大。据此，即便被告是无辜的（或者相信自己将被判无辜），当集体性质被确认后的集体诉讼中的被告也会干脆选择放弃和调解，实际上通过支付一笔赎金而避免这样的诉讼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也显然对那些寻找这类案件的职业化诉讼人提供了一种激励。    职业化集体诉讼实际上是要挟被告支付大额赔偿（由他们自己出资或是由他们的责任保险公司支付），弱化这类诉讼的激励机制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允许这类案例中的被告在集体性质被法庭认可或否定前有某种机会提出其无辜的某种证据（如果存在这样的证据的话）。这种证据越有力，原告维持其集体诉讼的障碍就越大。我们鼓励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法律专业人士和经济学家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途径。然而，我们对似乎成为对美国的民事侵权行为改革的一种受欢迎的提议不太赞赏：对非经济损失的法定的上限（即对“痛苦和所受苦难”带来的损失）。尽管有证据证明，这种上限规定会有减少诉讼的有意而为的效果（Danzon编著，2004），但它们也可以造成对因被告的大意而遭受严重痛苦和苦难的人们的不公平。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竞争与创新：保持胜者的势头    我们现在来分析我们提出的鼓励生产性企业家行为计划的第三个要素。与第一和第二个要素不同，那两个要素主要或仅仅侧重于单个的企业家和他们的发明家伙伴，第三个要素关心的是大企业和刺激它们继续创新的措施。这对于“企业家型”经济是合适而必要的，因为大企业在这类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补充性作用，通过对企业家型的发明进行改善从而使大众消费者有能力向往并使用这些产品。而且，只有在这些大企业之间充满活力的竞争才能使它们在被竞争对手逼到死角之前毫无懈怠地努力进行这类改善，形成创新和技术进步源源不断的溪流。    我们将侧重于几项有助于保证这种结果（主要是大企业的持续创新）得以出现的政策工具，我们将首先讨论反托拉斯法的恰当作用以及持续的对外国货物、服务、创意和资本的开放在施加竞争压力方面的重要性，这样的竞争压力是创新竞赛的动力。公司收入所得税法中与股票期权有关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进行改善，以激励特别是大企业继续其创新活动。大学已经是发明的重要源泉，但很可能在未来的高科技领域更加重要，这里所研发出的创意应当更快地商业化，对企业家的成功做出贡献。所有这些建议应当对大企业的创新和商业化产生刺激。最后，需要保证，美国拥有训练足够良好的、能很好地适应21世纪日益增长的技术需求的劳动力，为创新型的大型和小型企业提供人手。    反垄断规则与合作型创新活动    在第5章中，我们讨论了反托拉斯法不仅在保持竞争而且在鼓励竞争方面的作用。无须赘言，这些法律应当继续得以实施。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反托拉斯当局在其执法努力上应当更注重那些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企业间的某些合作的益处。这尤其适用于创新这个领域。创新有助于加速废止过时的东西。它使得企业可以分担研究和开发的巨大成本，使单个企业更容易承担自己付出的部分。创新降低了对研发的投资风险，减少了重复性的工作。它还有利于设计上的协调性，通过使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更容易与另一个企业的进步协调运行，同时使企业之间在进行自己的创新活动时可以相互学习。    在实践中，反托拉斯当局可以通过在评估研究性合资企业、研究联合体甚至高科技行业的兼并——所有这一切可能是对知识产生和扩散方面的市场失灵所做出的对社会来说最佳的应对——的竞争性（或可能的反竞争性）效应时，采用“放松的论证规则”验证来认可这些合作的益处。高科技行业（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使用的成本很高的地方）拥有相当大现有市场份额的企业之间的合并可以被认定为对长期效率是有利的，比那些较少技术推动的行业的合并更有利。    开放边界加强竞争压力    开放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是引起公众怀疑、有时是遭到反对的一种经济安排。人们普遍担心，对于其他国家的出口，特别是来自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国家的出口，采取欢迎态度会导致国内就业机会的丧失、经济的损失以及工资被压低到发展中国家的那种可怜的水平。几十年来，流行的观点一直在抨击“低廉劳动力制造的”进口品带来的不公平竞争的威胁。现在，类似的抱怨又被用在反对将服务业务“外包”（或更准确地说为“离岸”）给工资较低的国家的服务提供者。    在出现外包业务的富裕国家，对此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反应。关闭贸易大门——即便是部分的，通过关税、配额或其他对进口的限制性措施——肯定是相当错误的反应。经济学家们认为贸易一般会使双方受益的标准结论从根本上讲是正确的（虽然，鲍莫尔和高莫瑞2005已经表明，外国的竞争可以降低那些采取外包方式的国家所获得的收益份额，但不影响创新的发展）。贸易使得进口国得到其他国家制造商可以更经济地制造的产品，与出口国以较低成本制造的产品进行交换。否定这种对我们自己有益的交换的好处（如果当所有的交易方都在美国时，我们是欢迎和公开地鼓励这样的过程的），只能增加开放贸易和外包将会给我们造成的各种痛苦。    正确的反应是使采取外包做法的国家的生产商（如美国）更快速地创新，开发出更好更廉价的产品。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将其某些或很多常规性业务外包或放到海外去完成的企业正在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更快地和成本更低地给市场带来创新（Engardio，2006）。随着创新的发展，各国可以增加贸易，与此同时，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总的工资水平。这样的结果可以从美国近期的历史中得到证明。进口占总产出的份额已经从1995年的仅11％上升为2004年的将近17％。在这个时期中，平均家庭收入增加了8％，GDP提高了超过30％，总就业增长了12％。    实际上，更自由的贸易与在美国建厂的外国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使得美国企业保持着竞争的势头，使美国的消费者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并且以更低的价格得到这些产品和服务。例如，如果没有日本的更节油、质量更好的汽车的竞争，美国的汽车企业还会生产那些比其现在的产品更不省油、更不可靠的汽车。在其他例子中，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钢铁和纺织行业。    这并不是要否定那些对技术领域中的外国进步的担心。“先发”优势仍然存在，它使得那些首先在新领域获得商业成功的企业很难（但并非不可能）被排挤出去。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有经验的劳动力所学到的知识、相关行业出现的彼此相互支持都可以使那些率先成功的行业以及它们的所在国处于一种有利的防御地位，抗衡来自其他国家的技术冲击。即便是在互联网时代，各种产品可以在世界的所有地方进行设计和组装，但地理位置仍然具有优势。一旦一个城市或地区确立了某种专业性地位，它似乎可以引发一种良性循环：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以及相关的支持性服务的集群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这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这类人员和基础设施，等等。不仅美国可以找到例证（最突出的是奥斯汀、波士顿、罗利雷、西雅图和旧金山湾区），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例子：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意大利北部（设计）和台湾地区（电子消费品制造）。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理查德·佛罗里达将这种地理集中视为是世界是“呈尖峰状”的，而不是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认为的，是“平的”（Florida，2005；Friedman，2005）。但是，与很多其他人相比，佛罗里达教授对来自印度和中国专利的挑战担心不多（这两个国家都仍然继续远远落后于美国所产生的专利），他提出了支持这一判断的数据。    与此同时，对经济进步未来在全世界的扩散，也有一些担心，对此也要正确认识。作为美国人，我们应当希望世界上类似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因为它们越富有，它们为美国的出口提供的市场就越大。而且，仅仅因为新的创意是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就不会从中受益。正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几十年来从美国的技术进步中受益一样，美国可以通过进口包含技术革新的资本品，通过接受通常带着先进的加工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外国直接投资，而获得好处。事实上，美国在其整个历史上恰恰一直从这种事件的后果中受益——从19世纪的英国铁路到较为近期的日本“即时”制造和质量小组。    从长期看，如果技能更高的人在努力推进着技术前沿的发展，所有的世界公民，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的人们，都可以预期生活得更好。正如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最近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中国、印度和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我们只会增加现有的智慧和释放这些庞大的人口以及他们的独创性，并且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当我们拥有的思考世界问题的头脑增加10倍的时候，解决这些将何其容易（《时代》杂志，2005年10月24日，第86页）。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要宣扬失败主义，而是要警惕盲目乐观。美国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领导人们当然都应当努力保持美国在创新和商业化方面的领先地位。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将收获更多，因为美国将从创新所产生的利润和作为一个经济领袖两方面受益。但是，对外国产品、服务、创意和资本关闭美国的边界不会对美国有任何帮助。相反，保护主义的倒退剥夺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生产者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绝对是通向二流经济地位之路。    对美国（和其他富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关键的挑战是，随着各种政治阵营、蓝领和白领阶层日益担心外国竞争给其工作保障和收入增加带来威胁，如何保持对更自由的贸易的承诺。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是如此巨大，应对这一挑战可能比较容易。然而，这种赤字在长期联邦预算赤字没有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不可能大幅度下降，联邦赤字耗费了国民储蓄，从而需要外国资本来为美国的投资提供资金。伴随着资本流入出现的是不断增加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与此同时，不管在预算方面会采取什么行动或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政府在缓解因遭到解雇而引起的员工收入损失方面做得更多一些，则联邦政策制定者可以减少工人对全球竞争的焦虑。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途径是提供有限的工资保险，补偿那些被永久性解雇的工人接受新的较低工资的工作时而引起的部分工资损失。美国国会在2002年扩大了总统的贸易谈判权力，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有限的试验，但只限于超过50岁的、能够证明贸易是造成其被解雇的主要原因的员工。这一计划应当扩大到所有的工人，不管他们被解雇的原因是什么（最经常的原因是持续的生产率改善），并且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得以实施，也许是每年低于50亿美元（比较容易由联邦失业保险的微量增加来提供资金）。    便利外国技术转让的政府政策    美国应当保持对外国产品和创意的开放性，其政府可以而且应当在便利美国的企业使用外国技术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中没有哪个国家是一个孤岛。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垄断所有的创新。即便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每年在专利批准数量上占世界最领先地位的国家，每个国家创造的发明占世界总数也没有超过35％，这意味着，它们必须获得（通过购买或通过许可）其余大约65％的部分中相当大的比例，以避免比竞争对手落后得太多。    政府可以而且应当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扮演一种非常有帮助性的角色。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事实上，获得新信息可能代价很高、很困难以及非常耗时，涉及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技能的人员的艰苦工作。但是，付出了这些初始开支，这样获得的信息几乎可以无成本地向其他人传播，不管是给10个、1000个还是更多的用户，都是同样的成本。换言之，为一个新增加的用户提供信息的边际成本实际上是零。因此，信息的集中收集者，例如一种政府机构，可以同时服务于乘数倍的用户，其成本比如果每个用户自己寻找信息而产生的成本低得多。比如，跟踪外国技术杂志和翻译相关的技术文章并提供给经济中的乘数倍的企业，甚至是相当数量的行业，其成本几乎与提供给任何一个单独的工商企业一样低廉。    各国在用于这种目的的资源投入量上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显然并不是领先者。尽管下面的调查到现在已经超过15年，但我们认为其结果在今天的效力与进行这项调查时不会有多大不同。埃德温·曼斯费尔德1990年在对13个行业的100家美国企业的调查的基础上报告说，这些被调查者相信，只有29％的美国企业用于跟踪外国技术发展的开支（占销售的百分比）与其日本竞争对手一样多。47%的美国企业报告说，它们的开支与其德国同行一样多，相当于其法国竞争对手的51％；有70％的企业报告说，它们用于跟踪外国技术的开支与英国同行一样多（Mansfield，1990，第343页）。这种差异，假定它们今天仍是如此（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可以形成一种很好的机会，使增长着的经济在跟踪和采纳外国技术上获得差异性优势。    缩小技术差距的一种途径可能是由联邦政府成立一个技术跟踪办公室，由那些有资历的专业人员跟踪、翻译和发布来自外国出版物上的相关资料。这种办公室应当设立在已有的机构中，如商务部，或者，甚至是专利与商标办公室的一个分支（前提是新的办公室有额外的资金，现有的已经超负荷的美国专利与商标办公室人员不会被从现在的任务调到这些岗位上）。该办公室也不需要很大。其很多工作也许可以外包给美国的大学。此外，这一联邦办公室还可以从派驻在美国驻世界各地使馆的小小的技术队伍得到协助，他们的主要工作将是通过技术杂志、专利申请、企业简报及报告跟踪技术发展并且定期向华盛顿报告。这些结果可以集中到一个数据库中，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提供广泛的可获得性信息。大使馆的专业人员还可以帮助促进美国及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协议。    大学是另一种潜在的将外国技术转移到美国的重要传导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很多时期中，很多外国学生来到美国最好的大学学习，经常是由他们的政府提供费用，获得了可以在他们的国家使用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及知识。确实，从美国大学获得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个人当中本地人和外国出生的个人之间的比例在长期中已经出现了可观的改变：1966年，77％的这类学位被授予了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但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61％（Freeman，2004）。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以来，美国移民当局使外国学生在这里继续其科学和工程类的学习困难得多。我们相信这是错误的，美国的移民政策应当更有助于外国学生，应当给予那些在数学和科学相关领域获得学位的外国学生发放长期工作签证，或者，甚至是立刻给予他们公民身份（Becker，2005；SchrammandLitan，2005）。2006年，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了这种观点。美国国会将给予科学和工程领域移民的”HI－B“外国工作签证的年度名额从65000提高到115000，在2006年夏天，关于是否应当让更多在美国的数学、工程、技术和物理领域获得高级学位之后的外国学生成为永久居民（我们倾向于自动成为公民）的辩论还在进行。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敦促美国政府从其他国家政府为美国学生到外国大学学习工程和科学提供更多的奖学金的做法中接受教训。这样的项目应该将现有的富布赖特研究生奖学金扩大到本科和研究生院，它将为美国学生学习他们计划前往的国家的语言提供补贴。在21世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正式的政府政策只有使美国学生有能力从事全球竞争的工作和创办这样的企业做更好的准备，才是恰当的。认识到美国需要从世界其他地方学习很多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最后，加速技术转让不仅可以通过将美国人送出去，而且还可以欢迎受过良好训练的外国人进来。这样的政策或许会受到那些高技能的美国同行的强烈抵制，他们的收入增长可能会因新增加熟练优秀的工人而降低——正如较低技能的工人通常反对劳动密集型的进口产品或低技能工人本身的移民。但是，在一个知识日益无限制的世界，如果不利用来自国外的工人的培训和技能将会是一种集体错误。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通过公司收入所得税鼓励创新    像个人所得税一样，公司所得税也可以被用来鼓励创新型企业。我们想到一种改进公司所得税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论税收是增加或像经济学家长期认为的减少，或者大致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都可以促使大公司和新兴的创新企业创新。    我们具体要讨论的目标是期权，期权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变成越来越流行的一种个人报酬方式，特别是在高增长的高科技企业中。期权为它们的所有者提供了按一个既定价格（”认购价“）购买企业股票的机会，从而在股票价格上涨时提供了一种具有很大上升潜力的机会，但并没有下跌的风险（因为如果股价不增长，期权持有者不会有激励行使期权）。原则上，期权方式有助于解决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在其中，股东是委托人，公司的经理们是他们的代理人。这种安排的”问题“来自于这样的可能性，即代理人会关心自己在公司里的利益，而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只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他们关注这些利益的话。通过给予公司经理一种所有者地位，或者，至少是一种潜在的所有者地位（一旦期权被行使），期权在理论上可以更好地平衡公司经理和股东的利益。    然而，现在设计的期权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如果期权的价值只与一个公司的股价联系在一起，股价可以反过来因高于预期的收益而暂时性地膨胀，经理们可能会倾向于”在账本上做文章“，即通过低估开支或高估收益制造虚假会计记录，目的在于抬高收益预期（特别是那些跟着公众公司业绩跑的股票分析家们的预期），寄希望于在股价上升后兑现他们的期权。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的公司丑闻就可以用这样的一系列事件来解释（Bogle，2005；Bromwich，2002）。    有些期权的滥用也许可以通过2005年的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的决定得到纠正，该决定要求美国公众公司采用被批准的几种技术中的任何一种，开始将期权记录为薪酬支出。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十多年的争论之后，在较早期的来自国会的反对压力之后，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采取了这样的步骤，国会的压力主要是应高科技企业的要求（它们担心，把期权作为”支出“会限制它们吸引有才能的雇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样的担心是不是或曾经是一种合理的担心，但是，即便它曾经是合理的，也可以通过允许对新的公众企业在其公开上市之后的一个有限时期内可以不记录这种支出而得到解决。    然而，我们在这里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将期权用于税收目的？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的规定本质上是要求企业估计与期权相联系的开支，而与此不同的是，现行的公司所得税条款规定，只有在雇员实际行使这种期权时，才允许进行扣除。为税收目的界定的期权价值与为财务报告目的界定的价值是不同的，最可能的原因在于，按照行权价和认购价之间的差额（税收的定义）来确定期权的开支，比在给予期权时估计其价值（财务报告的定义）更容易。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税法允许企业扣除与期权有关的开支，不管该企业自身相对于同一行业中的其他企业的表现，或相对于所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表现如何。按照这种方式设计的期权（如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期权一样）不会奖励那些业绩出色的经理和员工；相反，如果期权持有者的企业的业绩低于平均水平，他们倒是可以受益，因为只要他们企业的股票上升，他们就能够兑现期权的收益。    进而言之，尽管企业在给予经理和雇员期权后，一般会在一定的时间内限制他们行使这种权力，但这种限制经常可以短到6个月。结果是，期权持有者有一种使他们的企业股票短期表现达到最佳状态的激励（包括”在账本上做文章“），而不管他们的活动如何影响企业的长期业绩。    我们相信，如果期权费用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做扣除，则公司收入所得税将会更好地鼓励出色的、长期的企业表现——因而也鼓励创新：（1）期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被行使，如5年，从而使每个得到期权的人超出股价的短期影响来考虑问题；（2）期权必须是基于业绩的，其额度依该企业超越可比企业或自己的历史记录的业绩而定。由于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为了财务报告之目的，要求将期权记为费用，有些企业（微软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便用有一定持有期限限制的送股取代了期权奖励。作为一种激励，送股奖励在一方面优于期权，因为当股价下跌时，经理们会有损失，不像期权，其价格不可能低于零。然而，如果税法允许送股奖励只在与我们刚提出的与期权相同的条件下才能记为费用时，则送股奖励的价值可以得到提升。管理公众公司报告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应当要求公司主管及时披露股票销售的情况，从而当”内部人“出售他们的股票时，投资公众能够了解。    这里建议的税收改革与信息披露要求一起实施，应当能鼓励经理们不采取行动来人为地抬高一个企业的股票价格，然后通过出售他们的股票捞取自己的收益。较为正面地看，这些所建议的改革应当使公司经理们清楚，他们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改善企业的创新，这对股东和整个经济都是有益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鼓励大学研究的商业化    企业家显然必须有将创新带到市场的激励。大企业也必须如此，尽管，如我们争论的那样，它们的创新更可能是渐进式的，而且只有在这些企业面临竞争和继续创新的军备竞赛压力时，创新才会出现。    至少在美国，大学也越来越成为新技术知识、新产品和加工技术的发源地。    随着技术变得更加复杂，大学可能在推动创新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途径就是生产创意来加剧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创新竞赛。直到1980年，对于大学及其教师对他们的发明拥有多大程度的所有权还有某种不确定性，很多人认为这影响了他们的商业化活动。这种不确定性随《拜杜法》的颁布而消除，该法明确允许大学及其教师对联邦资助的研究进行商业化，并且获得利润。该立法的意图在于使以大学为基地的科学”走出校门“，尽快进入商业市场，或是通过创办新的企业，或是向大企业出售技术或授予许可，这些大企业很多依靠大学来填充它们自己的发明渠道。    按照很多指标来看，《拜杜法》表面上似乎是成功的，其衡量指标是大学在所有国内专利占有的份额从198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升了四倍（Mowrey，2005），然而，Mowrey自己对《拜杜法》在这种专利申请和许可活动的高涨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宣称是该法的作用，也持怀疑态度。有些诞生自大学的高科技企业的出现：谷歌（互联网搜索）、基因公司（生物技术）、美国凯龙公司（疫苗）、凌云逻辑（信息技术）和网景公司（它开发了首个被广泛使用的、仅次于微软的互联网浏览器，部分是通过后来被美国法院认定为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行为）。大企业和风险投资企业也焦急地在大学门外排队，并不是等待购买这里诞生的企业，而是寻求从一开始就获得大学的最好技术的许可。最近这些年，其他国家（它们此时以前一直不鼓励将大学的发明进行商业化，理由是，这会使它们偏离其教学和基础研究的核心功能）一直在寻求实施或已经采纳了它们自己版本的《拜杜法》。    但是，考夫曼基金会工作人员所记录的研究工作显示，在实践中（除了极少的例外），很多大学的技术交易办公室已经变成商业化的瓶颈。由于它们在大学官僚体系中的情况，技术交易办公室难以支付足够的报酬，吸引那些高端的谈判、许可和法律方面的人才，这些人都流向了私营部门。此外，大学的技术交易办公室通常是人手短缺的，这不可避免地放慢了商业化的速度。结果是，尽管大学的院系成员技术上必须通过技术交易办公室完成它们的商业化活动，但他们很多人通过”后门“来实现商业化，完全避开了那个办公室（Shane，2004；Audretsch，2006）。而且，技术交易办公室创造的收入几乎不够支付其开支，当然，某些拥有大量许可收入的大学属于例外。    在我们看来，如果大学尝试一些不同的改变，商业化过程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为了减少迟延和与许可谈判有关的交易成本，大学可以联合开发或仿照其他人的方式开发出标准的许可协议。一种明显的类似情况是标准的出版合同，这种合同的标准版税率适用于通过各种媒介而实现的销售额。这种版税率和其他可能的条件可能会根据许可是独家的还是非独家的而有所不同。需要承认的是，将创业协议标准化也许是不可能的，这很可能还将继续需要特定的协议。但是，如果技术转让办公室受制于某些竞争，转让的过程也可以得到加速。    技术转让办公室之所以未能为它们的大学创造利润（这看起来会是它们存在的主要的合理性）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既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又无法吸引能与私营部门相匹敌的许可和其他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一个地区的大学（起码是公立大学）将它们的资源联合起来共享一个技术转让办公室，而不是每个学校都保持自己的办公室，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得到解决。在共享的安排中，”势力范围“问题刚开始肯定会出现，甚至会持续，但是，假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可以在事先解决（通过一个协议，界定哪些发明的”功劳“归于哪些机构），这类联合安排的规模经济应当会明显抵消任何操作的困难。    另一个理念是使大学改变技术转让办公室的目标，即使利润最大化（或者，至少使亏损最小化）变为使数量最大化或所安排的”交易“数最大化。得知它们的业绩评价将按照办公室”送出校门“多少发明来进行，它们可能会使瓶颈放宽，降低现在的迟延，这些迟延产生的原因在于转让办公室将稀缺的时间和资金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技术的”最佳“许可安排的谈判上时，忽略了那些堆砌起来等待受理的发明。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第四个更为激进的主意可能是让大学尝试停止那种造成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垄断的做法，这种垄断来自于要求所有的院系成员都使用该办公室为他们的发明进行许可授权或其他的商业化。相反，大学可以允许院系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代理或大学的技术交易办公室之间进行选择。允许竞争应该能刺激转让办公室改善其表现，降低迟延和交易成本。据我们所知，在拥有技术转让办公室或类似机构的大学中，只有威斯康星大学现在允许这样的竞争。    也许，所有建议中最彻底的一个是，大学在某些领域中干脆放弃它们对眼前的利润，免费提供某些知识产权，就像LINUX为计算机操作系统所成功开发的开放源代码模式那样。这样的政策会使新创意进入市场的速度加快。如果大学希望从其院系产生的创意的成功商业化而获取未来利润，以后它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也许是通过从这些创意中获得收益的个人或企业的慷慨捐赠。这种想法并非遥不可及。正如现在的情况一样，大学的基金和运行费用都高度依赖其感恩的毕业生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大学可以现实地预期从它的那些心存感激的、对其发明的商业化拥有全部权利的教师那里得到同样的捐赠。    虽然这些建议似乎互不相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使大学产生的创意加速进入市场。这可以使大学在财务上受益，但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利益，特别是，现在那些总部设在世界各地的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将其研发部门设立在何处，它们决策的部分考虑就是使这些部门容易接触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和成果（ThursbyandThursby，2006）。    那么，为什么大学校长们尚未采纳这些措施的其中一个或全部？我们怀疑，部分原因在于大部分校长自己并不熟悉商业化的过程，对待它很像处理信息技术决策一样，将它们委托给某些被认定在这些领域更有知识的下属。就IT的情况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有道理的战略。但是，当涉及技术的商业化问题时，委托给一个独立的办公室的危险在于，被委托的办公室，即技术交易办公室的经理和雇员可能会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寻求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可能扩大他们的业务。考虑到大学校长的很多职责，不难预料，他们很大程度上会忽略技术交易办公室在做什么，会将任何的商业化都看做是一种成功——犹如一件”免费物品“，而没有意识到，如果商业化过程以不同的方式组织，收获可能会更大。    这里就是联邦政府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之处。最起码，给大学提供重要研究资金的关键性机构（国家医疗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和国防部）可以集体同意（也可以在白宫科学顾问和/或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召集大学校长，让他们了解并劝说他们采取其他可选择的商业化模式。更为激进的方式是，这些机构在提供给大学研究资金时附加一个条件，即必须尝试一种或更多的加速商业化的途径。不管如何，当更多的大学在转让技术方面变得更熟练，当它们作为组织变得更有效率和更有创造性时，企业家、大企业、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将受益。    保持一个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    任何经济中的居民所享受到的生活水平都取决于其劳动力队伍的生产力。如果工人们使用更多的和更好的资本设备工作，他们的生产力会更大。如果他们得益于教育和培训，他们也会更具生产力。    教育和培训在创新的军备竞赛中也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种竞赛对保持任何经济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在”第一轮“创业上成功的企业经理和员工们必须具有创新所需要的技能，这些企业必须承认并购买其他人开发的创新的使用权，否则便没有希望在此后各”轮“的竞争中保持他们的成功。    随着21世纪的到来，美国人越来越担心他们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体系的质量，以及这些教育休系能否继续为新的几代美国人提供所需的技能。很多由很有资质和影响的人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已经指出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学生们在数学和科学领域的成绩。根据各种国家比赛的成绩，美国学生在这些领域的排名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虽然，对于美国学生平均来讲到底有多差，他们是在高年级的比较优势下降了，还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这些问题仍无定论。    与此同时，在大学阶段，美国本土出生的年轻人对数学和科学的兴趣在下降，近些年来占美国数学和科学专业毕业生很大比例的外国学生的数量现在也下降了，这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移民政策收紧的结果。按25～30岁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计算，美国曾经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但到1991年，它下降到第三位，到2003年，它已经掉到第八位（Bowen，2005）。原始数据来自OECD，一个主要由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构成的组织。总而言之，对于美国各个阶段的教育状况，人们可以勾画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其他国家在接受教育方面在追赶美国，并且支付的工资低得多，而美国训练未来劳动力的体系似乎饱受各种问题的困扰。考虑到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外国科学家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趋势在上升，在他们的国家通常有着先进的研究设施在等待他们，则这种状况就更为可怕（Lemonick，2006）。    但是，必须恰当地理解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的根源和后果。幼儿园到12年级的统计数据，虽然很令人震惊，但它们是平均排名，把优秀的郊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中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与很多表现很差的城市学校的学生混在一起。对于美国学生在大学之前的数学/科学方面明显的表现不佳，真正的担心可能更多地在于它所预示的未来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它对持续的技术变革的含义。    与此同时，对美国工程师们明显不称职的担心缺少一些重要的事实。首先，就大学和研究生院阶段毕业的工程师的绝对数而言，美国落后于中国和印度，但按照人均计算，美国仍然远远高于这两个国家。例如，当中国每年培养出500000名工程专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印度每年200000名、美国不到100000名时，按照人均水平，美国同一年毕业的工程师数量大致是中国速度的2倍，印度速度的5倍（见Friel，2006，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提供的数据计算）。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如果不是无限期的话）还会继续保持下去。第二，绝对数的比较没有考虑美国的工程师和其他国家工程师的质量差别。虽然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有一流的大学培养工程师，但美国有多得多的更高级的这种学校，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而且，即便是世界其他地方培养和使用着更多的科学人才，从长期看，由于我们前面给出的理由，这对其他国家和美国都会有益。最后，美国的市场并没有显示出工程师短缺的信号，否则，需要工程师的企业会比以前更快地增加他们的工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一领域。政策制定者会留意上一次工程师短缺的警报似乎拉响时的应对措施：1987年，当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预测到工程师出现短缺时，它敦促国会增加奖学金资金，增加外国签证许可，造成几年以后美国培养的工程师的过剩，其中很多人难以找到工作（Friel，2006，第40页）。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作为一个群体，工程师和科学家创造的社会效益仍然可能超过他们自己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个方面，工程师和科学家很像教师。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继续为他们的教育提供补贴是有道理的（包括为大学提供研究基金），这会间接地增加对工程师和科学家的需求，从而增加他们的就业前景和收入。现在的情况是，联邦对基础研发的支持数年来持续下降，从1965年占GDP的2％到2005年的不足1％。而且，联邦资助的研发的构成长期以来也从物理学、工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转向医疗科学，特别是，联邦政府对物理科学、工程学、数学和科学和在一起的资助相对稳定在50亿～60亿美元（1980年）的水平上，而对生命科学的资助却上升了大约3倍，从1984年的5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50亿美元（NationalSummitonCompetitiveness，2005）。小布什政府提出的2007年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报告称将在以后的10年里开始扭转这种趋势。工业研发的开支比联邦资助的研发要更好，但这是用于应用研究而不是更可能产生出突破性发明的基础研发（Friel，2006）。    不管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过少、过多还是恰好合适，美国的企业长期中将需要它们的其他类型的员工具有更好的数学和科学技能，这基本是没有疑问的。那些没有这种训练的人会感到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比较劣势，从而不能向往享受那些具有这些技能的人的生活水平。只要这些技能在人群中的分配高度不平均，收入也将会如此。纠正这些教育失衡的标准处方当然是支出更多的资金。有几项引人注意的报告以及小布什总统本人都提出了各种增加资金的建议——用于更多的数学和科学专业的教师、设备、有针对性的培训等等。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医药研究所建议，除其他而外，通过提供4年高等院校的奖学金（每年每个学生的总额最高达20000美元）来换取每年招聘10000名科学和数学教师在幼儿园到高中的公立学校中工作5年的承诺（并且为那些在缺少师资的社区工作的教师提供10000美元的奖金）。按照每年平均10000美元计算，每年不变的10000名毕业生的班级将需要1亿美元，似乎是很小的一笔支出。不过，该报告还有很多其他的建议，会大大增加总的支出（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2005）。任何增加的教育资金应当采取私营部门盛行的基于业绩的报酬体系支付给教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这种思路。否则，新增的资金几乎没有希望会改善任何学生的教育业绩。    更为根本性的是，对教育资金如何开支应该给予和对资金总额同样的甚至是更多的关注。教育政策确实存在很多争议，但有一种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美国并没有从其投入教育中的数千亿计资金中得到可能得到的最大”成果“。例如，关于教育实践实际上对改善差等生的表现做了些什么，几乎没有任何的研究，这很令人震惊。美国现在的教育方式与19世纪之前的医疗方式非常相似，那时的医生不需要证明就可以行医，治疗绝大多数疾病用的办法都比放血和拔火罐多不了多少。不管做了什么其他的努力，对教育的最佳实践缺乏研究的现象必须得到纠正。进而言之，改善所有学生的教育表现，特别是那些具有劣势背景的学生的表现，需要促进地方一级的更多的竞争。特许学校是一种形式的竞争，但我们更倾向于看到至少某种形式的教育券体制，即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很久之前建议的那种体制。如果私立学校的教育券被证明在宪法上不可接受，则家长们至少还可以在公立学校内部选择把孩子送到哪里读书。2006年1月，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否决了私立学校教育券的做法，这些教育券被发放给表现不佳的学校的学生的家长们。较早时期，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也做了一项类似的判决。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选择，那么公立学校当局至少应当对公立特许学校采取与其他公立学校一视同仁的对待，为它们提供与现在提供给常规公立学校每个学生同等金额的资金。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很多类似本书这样的著作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从风险审视角度看不可操作，或是政治上不可行，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一个很令人伤感但却不幸的事实是，在任何民主体制下，政治领导人很少从长计议，相反，他们只是应付危机，包括真正的危机或人为制造的危机。这里的重要问题是：当那些危机出现时，采用什么政策手段来应对？常见的答案是，把那些在学术界或智库圈子里流行的政策处方或主意从书架上拿下来，掸去灰尘，然后原封不动地以某种形式写入法律中。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危机驱动政策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1933年和1934年的《证券法》和《信息披露法》和1933年的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都是在大萧条开始之后才出台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银行改革法》在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储蓄机构倒闭之后才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在21世纪初期各种公司丑闻发生后才被采纳。这类步骤通常是亡羊补牢，在有些情况下，被证明是反效果的，而且很难废除或修改（最知名的例子是《格拉斯-蒂格尔法》，该法的发起人之一、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在该法实施两年后便要求废止，这个建议六十多年里都没有被采纳）。    对一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当政治领导人们成功地”制造“危机以产生需要采取行动的急迫性时，特别是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时，政策也会发生改变。这里的例子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贫困战争、1986年的税法简化及20世纪90年代的福利改革，这代表着20世纪60年代贫困战争未完成的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造危机都导致采取公共政策行动。这类例子包括小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任期间改革社会保障的努力，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大胆改革医疗保健的努力。这些努力被推翻的原因在于，公众没有感觉到改革的必要性，和/或者因为对如何设计改革存在重大分歧。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保持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维护与…    为了继续和加速长期的增长，保持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恰当的结合——也许比动员公众及其选举的代表们解决本书中强调的那些问题更加困难。这是因为公众倾向于将经济增长更多地视为是一种周期性的问题而不是结构性的问题，是某种只有在衰退期间才需要关注的问题。不能期望公众（甚至经济学家们）对总产出的周期性下降和经济增长的下滑做出区分。更为困难的是，公众和政治领导人都无法简单地想象，如果采纳某些政策来促进创新和经济扩张，长期增长就可以比现在更高。    简而言之，在缺乏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危机的情况下，不能指望政策制定者们采取明显的激进行动，通过创造”资本主义“的正确组合来提高长期增长。在衰退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政治领导人可能显然有能力利用公众现在对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经济竞争之日益加剧的焦虑来制造一次这类的危机。但是，如果行动的动机仅仅是为了抵挡外国的威胁，则政策制定者做错事的危险是很大的（诸如通过提高对产品、资本和创意的壁垒而向内转），而不是采取我们认为的更为建设性的步骤加强美国本土的经济。    政策行动的一个更可能的诱因会是另一轮衰退，这种可能性对数百万就业受到威胁的劳动力来说已经迫在眉睫。当然，如果衰退出现，可以采用宏观经济政策来挽救经济，虽然，在未来出现衰退时，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会限制财政政策的使用（不管是进一步的减税还是增加开支）。但是，也许因为只剩下货币政策来使经济摆脱下滑，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寻找其他刺激经济长期增长的措施，当这种情形出现时，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框架——侧重于促进大的和小的创新框架——应当对政治领导人具有吸引力。    很多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写道：“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却往往成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Keynes，1965）。万幸的是，我们都还没有故去。但是，我们希望，未来的实践家们在保持和改善美国经济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可观的经济增长记录时，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观念将会是影响他们理念的一部分。    结论性的想法：为什么接受我们的分析？    在进行了所有这一切的讨论和论证之后，如果读者仍还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最近出版了很多由其他杰出的、有资历的作者们撰写的著作，每一本著作都很有力地支持其提出的增长方案——在发达经济体中如何保持增长，在那些落后的或陷入贫困的经济体中如何加速增长。此外，各种拥有大量可支配资源的国际机构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的甚至是充分多的行动清单。那些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长奇迹——在亚洲、以色列、印度和爱尔兰——是在没有很多外部专家指导帮助下自发创造的。如果这种情况属实，则为什么要对其他人或是我们自己关于增长的要素的观点给予很多关注呢？    这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些依靠自己而达到成功的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以和应当汲取的重要经验，我们这本书主要阐述的问题，就是这些经验可以教给我们什么。当然，国家之间的历史和文化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总是存在重大差异，因而，不可能存在适合所有国家的“灵丹妙药”。我们一直在努力抵御这种倾向，为此我们提出了一套我们认为对经济增长很重要的潜在要素的配方，但是，各国的领导人如何以及以什么方式应用这些要素，则必须根据各国特定的环境而定。    无论如何，我们对历史证据和那些繁荣的、快速增长的创新型经济的经验解读表明，对那些希望经济实现尽可能的成功、为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人来说，有两个结论至关重要。第一，激励的确很重要。那些对促进增长的活动予以奖励的国家将增长得比没有这些奖励的国家快。第二，企业家在增长过程中的贡献很大。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集中在第二个论点上。但是，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可以充满信心地断言，如果生产性企业家大量存在，就可以带来实质性的不同？绝对的确定性当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可以作为我们结论之依据的例证和事件，它们所带来的参考意义很有价值，而且几乎是不可辩驳的。    也许，最有力的例证是蒸汽发动机所提供的，它比任何其他单个发明都更大程度地引发了工业革命。回顾这段历史很有用，如亚伯拉罕·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29    林肯总统所概括的：蒸汽动力的利用，毫无疑问是一种现代发明。然而，在两千多年以前，蒸汽动力就不仅被观察到，而且，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一种以蒸汽为动力来移动的新颖玩具实际上被制造了出来。    看上去奇怪的是，该玩具的发明者，或是其他人，在此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意识到，蒸汽既然可以推动玩具，应该也可以推动有用的机器。(Lincoln，1858)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对林肯的迷惑的解释）是，在罗马，真正有报酬的企业家活动主要是军事征服及其战利品。中世纪的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那时的中国是一系列杰出发明的故乡，它很可能并没有找到商业应用的途径，至少在数世纪之后也没有找到。对比这些经历与詹姆斯·瓦特的经历，他在对蒸汽发动机进行改良后与一位杰出的生产性企业家马修·博尔顿联手。博尔顿针对该机器当时最流行的用途，从煤矿中抽水，进行了积极的市场推广。在意识到这一市场接近饱和之后，他要求瓦特立即致力于找到使该机器适用于其他更多用途的方法，这些用途很快便显示出来。由此形成的工业革命重新塑造了美国和欧洲。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企业家，没有对他们满腔热情和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对其发明的商业化使用的恰当激励，经济的进步就是不可指望的，也的确不可能出现。    这一切（企业家精神和恰当的激励）在我们看来，从引人注目的历史证据来看，是任何增长着的经济所不可或缺的要素。简单说来，这就是本书的核心观点，我们相信这个观点不能够也不会被轻易推翻。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读者购买正版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