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2017日本打折季:《三字经》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09:49:12
序言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三字经》
从己丑年正月初二(2009年1月27日)起，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将陆续播出总长四十三集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同名的图书也将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在春节后分上下册推出。在此，我愿意就节目录制、图书编撰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请教。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有谁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呢？然而，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呢？传统的《三字经》总字数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无非三四百句。但是，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紧接下去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数，也许马上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随口诵出接下来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的人，大概就更少了。同时，我们心里却都明了：这只不过是《三字经》的一个零头罢了。也就难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竟然连《三字经》都引用错了。这只有用自以为烂熟于胸后的掉以轻心来解释。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么一个事实：《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说“熟悉”，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传统中国社会众多的儿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认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挂在嘴边。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讲。在传统中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但是，倘若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就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证据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间的消息，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不必说透彻的阐释了。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传统中国的版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代。《三字经》甫一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传播“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工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老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更何况，古时的蒙学师，绝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文本中的问题，更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
当然，貌似熟悉实则陌生，并不是我们在今天还要读《三字经》的惟一理由。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刘宏毅博士算过一笔很有意思的账。就识字角度论，小学六年毕业的识字标准是2450个汉字。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早在幼儿园里就开始学习认字了。照此算来，平均每天还学不到一个字。《三字经》一千多个字，背熟了，这些字也大致学会了，所花的时间应该不用半年。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如顾静先生所言：“通过《三字经》给予蒙童的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字经》早就不仅只有汉文版了，它还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人“儿童道德丛书”，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三字经》及其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吗？
即将迎来建国六十周年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复兴、传统的振兴、和谐的追求，都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我们的目光紧盯着远方的未来，正因为此，我们的心神必须紧系着同样也是远方的过去。未来是过去的延续，过去是未来的财富。
不妨，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怀着现代人的激情，读一读古代人的《三字经》。
钱文忠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三字经》
从己丑年正月初二(2009年1月27日)起，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将陆续播出总长四十三集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同名的图书也将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在春节后分上下册推出。在此，我愿意就节目录制、图书编撰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请教。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有谁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呢？然而，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呢？传统的《三字经》总字数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无非三四百句。但是，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紧接下去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数，也许马上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随口诵出接下来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的人，大概就更少了。同时，我们心里却都明了：这只不过是《三字经》的一个零头罢了。也就难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竟然连《三字经》都引用错了。这只有用自以为烂熟于胸后的掉以轻心来解释。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就已经足以说明这么一个事实：《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说“熟悉”，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传统中国社会众多的儿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认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挂在嘴边。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讲。在传统中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但是，倘若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就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证据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间的消息，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不必说透彻的阐释了。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传统中国的版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代。《三字经》甫一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传播“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工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老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更何况，古时的蒙学师，绝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文本中的问题，更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
当然，貌似熟悉实则陌生，并不是我们在今天还要读《三字经》的惟一理由。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刘宏毅博士算过一笔很有意思的账。就识字角度论，小学六年毕业的识字标准是2450个汉字。实际上现在很多孩子早在幼儿园里就开始学习认字了。照此算来，平均每天还学不到一个字。《三字经》一千多个字，背熟了，这些字也大致学会了，所花的时间应该不用半年。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如顾静先生所言：“通过《三字经》给予蒙童的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字经》早就不仅只有汉文版了，它还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人“儿童道德丛书”，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三字经》及其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吗？
即将迎来建国六十周年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复兴、传统的振兴、和谐的追求，都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我们的目光紧盯着远方的未来，正因为此，我们的心神必须紧系着同样也是远方的过去。未来是过去的延续，过去是未来的财富。
不妨，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怀着现代人的激情，读一读古代人的《三字经》。
钱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