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晕眩症怎么缓解:陈寅恪将其惊为天人 中国最末一代士大夫岑仲勉3

 弃官为学，“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的这句话，或许是清末民国的一代文人，身处乱世而得以解脱的内心信条。

    1931年，岑仲勉从平步青云的官场上毅然隐退，到广州圣心中学当一个小小的教务处主任，留下人生中最具深味的一笔。

    那一年日本在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家国乱世，在一个自幼读遍经史、怀抱治世理想的传统儒生内心，会激荡出怎样的波澜？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彼时的岑仲勉，一定不会无视他的堂兄岑樾作为科举时代顺德最后一位翰林的荣光，不会忘却他的同乡同宗兄长岑学吕正在张学良府中治军书的显达，也不可能不知晓他的昔日同窗故交杨永泰正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但他选择了激流勇退。

    隐退前，岑仲勉先后在上海海关、广东财政司等处谋职，官至三水铁路局局长、陕西禁烟督察处官员，可谓仕途坦荡，但他毅然放弃职俸殷实、衣食优渥的生活，宣告了对官场俗世的心灰意冷。

    这些变故必在常人那里引起苦痛挣扎，在岑仲勉心中却不失为快意割舍。在政府任职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研究属于经世之学的农学和植物学。1923年起，他就开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1934年致陈垣的信中，岑仲勉这样回忆步入学术的起点：“十余年前尝慨我国惟兴农或可补救，故喜谈稼圃之事，居恒亦以此自遣。”

    “学而优则仕”，中国文化自古有这种传统。从古至今的文人，能主动退出仕途的可谓凤毛麟角，仅见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到了近代的学人之中，岑仲勉算是一位。

    忧患意识与经世思想，纠缠于岑仲勉心底，迫使他中年转入史学，这与鲁迅弃医从文的人生抉择，不无相似。清末道光以后，西方列强力逐欧亚大陆，于是出现了中国19世纪的西北边疆新危机。值此紧要关头，中国传统士大夫学者里一批敏感的、走在时代前沿的人挺身而出，展开对中国边疆西北史地的研究，相继涌现出魏源、张穆、何秋涛、屠寄、李文田等清代著名学者，尤其是李文田更是岑仲勉同乡。投身于这股学术洪流，也成了岑仲勉“心向往之”的人生路径。

    如今看来，岑仲勉弃官后选择广州圣心中学，独具苦心。圣心中学由法国教会所办，出版法文学术杂志，能直接通达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法国，借一本《圣心》杂志，岑仲勉得以和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扬名世界的法国汉学家论长短。岑仲勉无须再隐姓埋名，无须再蛰伏蹉跎，对于沙畹学科奠基式的世界名著《西突厥史料》，初出茅庐的岑仲勉也敢于叫板：“除西史部分外，中史材料之编纂，直未达到吾人所预期。”

    三年后，岑仲勉的西北史地论文，引起著名史学家、广东籍前辈学者陈垣的注意，将他推荐给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直到这时，主流学术界才知有岑仲勉此人。1937年，岑仲勉被正式聘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走上学术之路时，他已年过半百。

    在别人即将安享晚年之时，岑仲勉毅然投身学海，他晚年曾这样调侃自己：“早岁学殖荒落，中年稍振刷，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的确，对比“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的苏老泉———苏洵，岑仲勉踏入学术界的步子晚了许多。但古往今来，以这样的经历而做出大学问的人，恐怕也再难找出几个。

    自学成才，甘为一介布衣

    对比许多有留洋经历的学者，岑仲勉中途出家、自学成才的背景显得黯淡无光。别人是少年得志，骤得大名，他是中年转行，渐入佳境。岑仲勉完全依靠自学，既对清代嘉庆道光以后的史学进行批判继承，又在西学冲击之下具备国际视野，广泛涉猎近代东西方汉学的有关成就，于荒榛败垒中推陈出新，接续了传统学问在现代的生命力。

    上世纪30年代的史语所可谓大师云集，赵元任、陈寅恪、钱穆、陶希圣、劳榦等学者已负盛名，岑仲勉并不起眼。但他以厚积薄发之势，步入学术鼎盛期。如今，随意翻开一本当年的《史语所集刊》，岑仲勉的论文有时会占到一多半。在这十余年里，战火频仍，岑仲勉随史语所从南京流徙于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不遑宁处，却都无法扰乱其心。因为耳聋之疾，岑仲勉索性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时期，即便与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史语所同仁，岑仲勉也少有寒暄，形单影只。

    何兹全回忆说，那时的史语所迁徙到南京李庄，与世隔绝，没有报纸和广播，外界战事只能通过从山下来送菜的人那里得知，岑仲勉算是老一辈，因为耳朵不好，他很少跟大家打招呼，大家也很少跟他打招呼。那时晚上在山里读书，只能点桐油灯照明，直冒黑烟，在灯下看书写字久了，鼻孔里都是黑灰。岑仲勉就在这样的幽灯暗夜里，寂寂与古书为伴，三个月读完《全唐文》，一个多月读毕《全唐诗》，爬梳钩稽，创见性地开拓了以碑证史的唐史研究路径，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遥相呼应。

    拨开世上尘氛，胸中自无火焰冰竞；消却心中鄙吝，眼前时有月到风来。岑仲勉以惊人毅力投身西北史地之学和唐史研究，“一个人咬得菜根，方能实心教育”是他的名言。可以想见，完全依赖自学的他，做学问是如何的苦———投身古书堆，没有师友求教，宛若一个在黑暗中跋涉的独行客。

    在史语所的11年里，岑仲勉并未受到所长傅斯年的特别器重，傅斯年一直对留洋经历的学者非常看重，而对旧式教育背景的学者相对漠视。1948年，岑仲勉南归广东，入中大教书。然而，岑仲勉却独自完成了一场异于常人的孤独跋涉，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研学，到1961年去世的30年间，岑仲勉共留下1000多万言，后成书17种，论文近200篇。相当于30年内不间断地每日要著上千字，这样文火慢炖、硕果迭出的学者在中国当代史家中并不多见。

    他的学问艰涩，他的交际寡淡，所以直到今天，岑仲勉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写他的文章也不过寥寥数语，至今也没有一本专门的传记来讲述这位眼花耳聋、性情闭塞的学者。我们只能从岑仲勉遗留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一个茕茕孑立的学者影像，他曾说：“窃以为学以问世，不敢自信，则须求教；稍自信，亦期有补于世，非不得已，固不必以文为市。”可见他胸中自有天地，做的是学问，求的是正道。

    岑仲勉的一生，清寒枯槁，更接近于一个书生的姿态：常伴青灯古卷，甘为一介布衣。

    与世无争，“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

    19世纪末以来，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里，中国学人最大的命运就是变革和转型。岑仲勉身处其中，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的治学路径。

    岑仲勉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与王国维、钱穆等路径相仿，以乾嘉学派为主导，极大推进了清人治史路径的现代化转型。可他又并非闭目塞听的老学究，他眼观世界，精通英文、法文，又深谙植物学、农学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得以与当时最新的西方汉学成就接通，依靠自学成才，应时而生，空前绝后。

    今天的史学界在追溯传统时有这样的说法，清代数一数二的唐史专家劳格以45岁之英年早逝，学问未及发挥。但半个多世纪之后，岑仲勉以45岁跨入史界，继承了劳格的未竟之业，成就上也更上层楼。在学问上岑仲勉隔代续接清人学问，如有神助，冥冥之中维系了传统经史之学在近代的命脉。

    在民族文化转折的宏阔背景中，岑仲勉这类学人，轮廓极尽清简，但似乎又关系重大。在他们生前，不求声名显赫，也不会曲学阿世，只是甘为人梯的平民学者。但在他们身后，年轻一代国学根基大多被割断，难以续接，让岑仲勉们的学问往往只剩下空谷回音，留下绝响。

    在后人对岑仲勉的追忆里，还留着这样一些已模糊难辨的形象：他去世前还带着研究生，但已很少来校讲课，家住广州市文明路，却一直婉拒学校派车接送，宁愿挤公共汽车来学校。他一直未改顺德乡音，对学生却坚持讲普通话，颤抖着手写板书，每每都是一面墙写满人名、地名、官名。他对学校给他分配研究生的做法不满(想自己招徒)，家中自设一小黑板，以回答登门拜访的学生提问(因耳聋只能看)。

    一直在去世前，岑仲勉还在家里做着与世无争的学问。1961年，《重校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刚刚誊清不久，他就溘然长逝，一直等了差不多30年后，这部著作才发表。在文革中，他的学问遭鄙夷唾弃，扔进故纸堆。多年后，人们才猛然想起这个学富五车的老学者，从废书库翻出业已发黄的文稿，重新发表。这让人遥想起陈寅恪当年送王国维的那句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地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果没有静心阅读，很难看到这个不苟言笑的老人心中也曾掀起波澜。他对写下“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诗人陈子昂情有独钟，对吟出“当时已惘然”而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李商隐青睐有加，对身陷牛李党争的李德裕的经世才能满怀敬佩。在著作《会昌伐叛集》前的“编证略例”中，他吐露了自己半生的治史心得，要“期取前贤之伟略，作后世之准绳”。

    于无声处听惊雷。岑仲勉1961年去世时，距他发表第一本著作《佛游天竺记考释》过去了整整27年。岑仲勉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吾侪求学，其易十倍显师(指东晋高僧法显)，所造就或不及什之一，其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乎!”此话成为谶语，最终在他身上应验。

    【本文参考了《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岑仲勉》一文(姜伯勤撰)，以及蔡鸿生的《康乐园里忆二老》、郑欣的《忆陈寅恪师》、陈达超的《岑仲勉先生略传》等文章，并在采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万毅，岑仲勉之子岑克(江西理工大学前校长)等人的基础上完成。】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