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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官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奇葩

微山县第三中学  张兴举

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十数年，所教的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古代文学诗文可真不少，在这些诗文当中，有一大部分的作者都曾经有过被贬谪的经历，也正是因为这被贬的经历，成就了这些贬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的明星。

一、“贬官文学”的第一大家——屈原

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屈原，本是“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后来为三闾大夫（楚官名，掌管昭、屈、景三姓贵族），主张内修法度、举贤授能、外联齐抗秦。正是因为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所以，与之同列的上官大夫等人，“争宠而心害其能”，于是，上官、靳尚等亲秦派人物，在楚怀王面前进尽谗言，然后，楚怀王怒而疏远屈原，乃至至楚倾襄王时又被流放到偏远的江南。在长期的流放过程中，他写下了许多揭露楚国政治腐败、慨叹个人壮志未酬的光辉诗篇。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他沉痛绝望，投汨罗江而死。留下了《汉书·艺文志》列出的二十余篇作品，包括长篇抒情诗《离骚》及《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等，其中历年来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就有《离骚》（节选）、《湘夫人》、《国殇》等。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包括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话又说回来，假如屈原没有被贬官、流放的经历，而是深居宫中，接受着楚怀王的宠爱，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过着锦衣玉食、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又怎么能写出因被离间而忧愁忧愤的《离骚》呢？假如真是这样，楚国是多了一个“忠君爱国” 的大臣，而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少了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二、“贬官文学”的又一大家——陶渊明

生活在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并不是贬官文学里的诗文大家，因为他好像没有被贬官的经历，但我还是喜欢把他放到“贬官文学”的“场”里去，因为他和屈原等人的遭遇正好相反，别人是被动的从官场的高位走向了低位甚至离开了官场，而他则是主动的离开了那个“心为形役”束缚自我的官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把“官场”给“炒”了。

他二十九岁出仕，做过几次小官，但时间都不长。四十岁时，因“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而又“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因此在其叔父的撺掇下,去了离家百里的彭泽县，做了彭泽县的县令。这样就可借“公田之利”再加不多的俸禄，勉强可以贴补家用，但他仍因不满官场束缚，不肯同流合污而辞职回乡了，从此过着躬耕隐逸、赋诗饮酒的生活，于是，就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闲适；更有了“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顿悟。他六十三岁死去，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著名诗人，开“田园诗”之先河，对后世“山水田园诗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陶渊明集》留世。中学语文教材不惜篇幅，收选了《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诗文。我们从所选的诗文中便可看出陶渊明率性自然、隐逸飘洒的人品诗风。

三、、“唐宋诗文八大家”之第一“贬官文学”大家——柳宗元

“唐宋诗文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八人，其中因为有贬官经历且成就其文学大家美名的就有柳宗元、苏轼、欧阳修三人，且三人的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大都集中在被贬期间。

与韩愈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柳宗元，二十一岁中进士，三十一岁任监察御史，更是于唐顺宗即位、王永叔当权时擢升为礼部员外郎，可以说是仕途畅达、政治前途无量，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积极进取、锐意改革，受到了宦官、旧官僚等保守势力的猛烈反对，他所支持参加的政治改革，终于失败，所有革新集团全部遭贬，柳宗元也因此先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十年以后迁任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柳宗元被贬以后，更加认识朝政的黑暗，同时由于本身地位的低下，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下层，看到人民的疾苦，于是写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品。如《捕蛇者说》、《三戒》、《封建论》等，都是很有名的作品。

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他和韩愈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散文形式多样、内容充实、说理透辟、结构严谨、语言精炼，对后世散文的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他被贬到永州做司马时，因为司马乃一闲职，于是便有更多的时间游历山水、放浪形骸，其游记散文的代表作“永州八记”便产生在这一时期。这是包括八篇短文的一组游记，

代表了他游记散文创作的最高峰，其中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谭记》就是“八记”的精品。

四、屡遭贬谪的“贬官文学”大家——欧阳修

“八大家”中，宋朝就有六人，欧阳修与苏洵是同朝人，说起来比苏洵还大两岁呢。欧阳修二十四岁中进士入仕途，忠直敢谏，因此屡遭贬谪。虽然晚年被召回朝廷，官至参知政事，但王安石执政后，他对新法表示反对，力求辞官，退休后不久去世。

欧阳修是北宋诗词名家，而散文尤其突出。宋初文坛沿袭了晚唐、五代雕章琢句、浮华空虚的形式主义文风，而且愈演愈烈。一些进步作家起来反对，但收效甚微。直到欧阳修出来，才使这种局面为之一变。欧阳修在政治上倾向范仲淹的革新主张，范仲淹等人失败遭贬，他曾直言为之辩护，因此得罪了当权的保守派，被一再贬官。他四十岁时被贬官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做了滁州的太守。在职期间肃清吏治、勤政为民、与民同乐，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一致拥戴。于是就有了《醉翁亭记》这样的寄情山水、以求乐而忘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文中表达的“与民同乐”的思想情趣，历来亦受人们推崇，使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五、一贬再贬、愈措愈强、诗文俱佳的“贬官文学”大家——苏轼

与柳宗元一样，苏轼也是二十一岁中进士步入官场。“都是变法惹得祸”，王安石变法时他上书反对，因此被贬离朝廷，先后在杭州、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徐州等地做官。后因作诗讽刺新法，遭遇“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一关就是四个月，出狱后，责授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助理地方军事）。旧党执政时，他被召入朝，任翰林学士。这时因反对旧党全部废除新法，又受排斥，于是，自请出任地方官。后新党再度执政，他被贬到偏远的南方。徽宗即位大赦，他在返回内地的次年病死在常州。

回过头来看一看，苏轼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活，历尽坎坷，一直卷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受伤的总是他，但他并没有因为屡次被贬而变得颓废了，反而使他愈措愈强，我这里指的是他在诗文的成就上。其实，“乌台诗案”是他为官、作文的分水岭。“诗案”前，被贬到杭州、密州、徐州做官时，也并未因被贬而变得疏懒，在任期间仍能勤于政事、兴修水利、政绩卓著。“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其作品少了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说其诗文俱佳，那是因为苏轼是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他的散文，如《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即能代表他散文创作上的成就。至于诗词，更是枚不胜举，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人生慨叹。奠定了其在词坛上“豪放派”词人“大哥大”的地位。他的创作，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和词风的转变有积极的影响，在艺术技巧方面，对后世文学又有借鉴价值。

其实，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大家中，曾经有过被贬谪经历的多得是，中学语文教材中收选的诗文也还不少。例如，被贬到江州做了江州司马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低吟；曾因和柳宗元等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而被贬、辗转于穷州恶县二、三十年之久的刘禹锡，即使到了晚年，仍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自励，保持着旷达乐观的情绪；李白也因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不能为权贵所容，遭权贵谗毁，愤然离开京城长安，在他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最后一句写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没有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自信与展望的最强音。他相信尽管前途迷茫、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像刘宋时候的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起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二0一0年七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