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财富网下载与安装:瞿鸿禨与岑春煊

《瞿鸿禨与岑春煊》是历史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的一章，作者苏同炳是台湾的历史学家。这本著作有别于通史的写法，以人物为中心，以评介人物的方式来叙述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前的这一段历史。

一

在没有进入本题之前，笔者需要引叙康有为题在瞿鸿禨遗像上的三首诗，以作为本文的缘起。诗云：

清癯风骨过来人，岩电光芒烂有神。风度楼前频仰望，长沙如见曲江春。

十年黄阁事艰关，去佞之难过拔山。若使劾袁功得就，岂看龙劫血斑斑。

三犯龙鳞敢举仇，爱才爱国有深忧。频陪绿野须眉古，遗像清高憾未酬。

康有为题这几首诗的时候，是民国九年的二月，那时清朝早巳亡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已成为历史名词。由于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不但使清朝因此而倾覆，即是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亦大受其害。抚今思昔，不由得使康有为在看到瞿鸿禨的遗像时，回想起他当年与岑春煊联合起来希望扳倒庆、袁的那一段往事。“若使劾袁功得就”，满清政权之覆亡与否固然是另一回事，至少，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而致为祸民国的那许多罪恶，就不大可能在民国史上搬演了。
由于瞿鸿禨当年曾与岑春煊有过这一番计划远大的政治活动，其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清末历史的演变趋向，所以，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是政坛上的第一号重要人物，他们的事迹，仍然值得提出一说。又因为瞿、岑二人此时是联合在一起对抗庆、袁的战友，所以即使他二人的出身、仕履、思想、事功都迥然不同，也还是需要把他们放在一起来写，以免重复叙述之弊。

至于康有为的第一首诗中所描写的瞿鸿禨容貌，读者仍可从书前所附的相片中见其形状。第三首中提到瞿鸿禨在秉政以后，曾三次向慈禧太后保荐康有为，后来更是造成瞿鸿禨政争失败的重要因素。康有为虽然在这件事上对瞿深致钦佩，我们在谈到瞿鸿禨倒袁失败的往事时，对此更应特别注意。

说过了开场白之后，以下就要先叙瞿鸿禨的简史，藉以说明他的家世、出身、仕迹、以及进入政治中枢的大致情形。

瞿鸿禨，字子玖，号止盫，湖南善化人。清代的善化县，与长沙县同城，民国后并人长沙县。说得具体一点，瞿鸿禨应该可以算是湖南长沙人。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所在地，文风最盛。所以瞿家之选择以“儒”为业，冀求在读书应举中谋得显亲扬名的荣身之路，正是十分普通的事。不过，瞿鸿禨的上代虽然世世读书，其发达还是鸿禨父亲一辈的事——鸿禨之父元霖，曾中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在此以前的瞿家先世，一般的科举功名，不过只是生员（秀才）而已。到了瞿鸿禨时，由于老父督责极严，居然在十七岁就进了府学，二十一岁中举人，翌年，更联捷成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时为清穆宗的同治十年辛未，少年词林，在瞿家来说，自是十分光荣得意之事，然而瞿鸿禨之所以能致此，正复不易。朱启钤撰《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中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述，说：

瞿氏先人之穆行，积德累仁，郁而弗昌者，再世始光大于文慎之身，其来有自，而成之实艰也。鲁青先生及见叔季两子登贤书，叔子春陔先生即文慎赠公，怀才卓厉，屡上春官不第，入赀为刑部主事。值咸丰庚申淀园之变，百官星散，先生虽属下僚，感愤不已，触发肝炎，游至失明，弃官归田，一意以课子为务。文慎甫当舞勺之年，遍课群书，必以成诵为程，小不当意，严谴随之。常以天晓为盥栉伏案之候，既有目眚，往往误以残月为曙光，家人惮，弗敢进言也。

文慎，是瞿鸿禨后来的谥号，鲁青先生则是瞿鸿禨的祖父岱博。瞿鸿禨的父亲名元霖，即是文中所说的南陔先生；咸丰庚申淀园之变，则是指的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之役。这一段话，说明瞿鸿禨的父亲元霖在丧明之后，由于望子成名心切，督责极严，至以半夜之残月为黎明破晓，以致瞿鸿禨早年时的读书异常辛苦。虽然后来功名得就，这种异乎寻常的劳瘁，毕竟是难以忍受的。

瞿鸿禨在同治十年中二甲进士，庶吉士教习期满后，散馆考试及格，照例授职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大考翰詹，瞿鸿禨考列一等第二名，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这年，适逢清德宗的登极恩科，派充河南乡试的正考官。翌年，更授为河南学政。光绪五年，鸿禨之母殷太夫人病故，循例丁忧。光绪七年服阕人都，仍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至第二年，父元霖亦卒，于是瞿鸿禨又丁父忧，直到光绪十年服满起复，方才回京供职，仍补原官。光绪十一年五月，奉派为浙江学政。自此以后，到光绪二十六年，瞿鸿禨曾一充福建乡试正考官，一任浙江学政，再任江苏学政，他的官职，亦由四品的侍讲学士渐升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

清代的翰林，以点考差及派学政为最好的差使，一则宦囊丰盈，二则不碍升转。陈三立撰瞿鸿禨墓志铭，说他在二十余年之间，“奉使按试，及五行省，所至以研经籍，通时务，课士得才为盛。而黜供张，绝请谒，严止胥役索扰，尤以清德孤操称天下。”由于他的清德卓著而学识优良，渐渐地使他具备公辅之望。光绪二十六年拳乱事起，两宫西狩，随扈的军机大臣载漪、刚毅、启秀、赵舒翘四人因袒拳助乱的罪名同时被罢黜，在军机当值的只剩下荣禄和王文韶，枢务需人，因此瞿鸿禨遂因荣禄的推荐，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命之前往陕西行在供职。二十七年正月至西安，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正式入参枢务。这一年，瞿鸿禨五十二岁。

自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当国的领军机大臣是荣禄。荣禄对于笔墨文翰并不擅长，所以，在军机中实际担任承旨撰敕的秉笔枢臣，是瞿鸿禨。其后虽然换了庆王奕劻“领枢”，军机大臣又多了鹿传霖与荣庆二人，但由于瞿鸿禨出身翰林，文笔甚好，慈禧太后又对他信任有加，所以瞿鸿禨也仍是军机中的秉笔。此外则因瞿鸿禨以军机大臣而兼任外务部尚书之故，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主持对日交涉，为中国争回权利甚多，亦可以称得上是识见明敏而颇有建树的人物。不过，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他在清末政坛上成为关键性人物的条件。他之成为清末政坛的关键性人物，还是由他在清末袁世凯的势力炙手可热之时，敢与岑春煊联合起来与庆、袁二人为敌，事虽不成，而其影响所及，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具有关键性的重要因素。因此之故，在约略介绍瞿鸿机的生平略历之后，便要再来介绍岑春煊的出身与背景，以便对他们二人的后来行动做合并的叙述。

二

说到岑春煊，其人大有来历。他虽然不像瞿鸿禨那样地具有高尚的出身与清贵华要之仕履，但因他是“名父”之子的缘故，很早时便因他的鲠直有为而崭露头角。所以他在早年虽有纨袴恶少之名，到后来却俨然是一个“社稷之臣”的重要人物模样。与瞿鸿禨相比，瞿稳重而岑鲁莽，瞿长于文学而岑娴于军旅，瞿文弱而岑勇猛，瞿工于筹画而岑行事粗率，在性格与行为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若不是为了排斥袁世凯的相同目的，这两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意气相投的同志。这一层，说起来倒是很有趣的。

所谓“名父”之子，意指岑春煊曾有一个声名煊赫的父亲。岑春煊的父亲名岑毓英，在同治、光绪之间是颇为有名的人物，而岑春煊自己的表现也很不差，父子继美，遂使岑家的声名更为鼎盛。但若以岑春煊的事功与他父亲相比，则岑春煊的成就，看起来就好像是倚赖命运的照顾更多似的。就这一方面而说，岑春煊的实际表现，似乎要比他的父亲差一些。

岑家的祖先是浙江余姚人，北宋时随狄青平蛮有功，分封为广西的土司，因此就成了广西的土著。岑春煊的上代，本是上林峒长官司的土官，世代相袭。到了清乾隆时，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上林峒长官司被取消，岑家成为广西西林县的普通老百姓。岑毓英是秀才出身，在咸丰六年时统率乡勇赴云南助剿回匪叛乱有功，逐渐由县丞叙功晋升至知府，自此发迹，建立了他此后的赫赫武功。

滇回作乱，肇因于汉人对回族的歧视，其时间则与当时的西北回乱相配合。平定西北回乱的功臣是左宗棠，平定云南回乱的功臣则是岑毓英。左宗棠平回，有朝廷全力支持其军械粮饷，只要军队的士气昂扬，战力强劲，乱事必有可平之日。岑毓英平回则没有这么优越的先决条件。当时云南全境糜烂，巡抚潘锜被杀，总督张凯嵩不敢到任，满清政府则因应付西征粮饷万分竭蹶之故，没有能力再支援云南方面的军事，所以乱事继续了十多年，始终无法平定。叛回的首领杜文秀，至于在大理建号立国，俨然将云南变为化外。历任的总督巡抚都因无兵无饷而无法平定乱事，最后调来的一个总督名叫刘岳昭，他倚重统带粤勇前来云南打仗的岑毓英，以募练滇勇及附征谷厘的办法解决了兵饷两方面的困难，而岑毓英本人更十分勇悍善战。这样，终于使岑毓英能以云南本省的人力和财力戡定乱事。自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岑毓英在云南境内转战十八年之久，他的官职，由县丞历升至云贵总督，其一生功业，都在此奠定其基础。至光绪十五年卒，赠太子太傅，赐谥襄勤。毓英有子五人，岑春煊居第三。由于他早在光绪五年就曾捐官主事，在工部当差，到光绪十一年又考中举人，奉旨以郎中在部候补，一旦岑毓英病故，诸子例可邀恩奖叙之故，所以，岑春煊在光绪十八年服阕回京之后，就奉旨补授为光禄寺少卿，再迁太仆寺少卿，具备了四品京堂的身份。到这一段时间为止，岑春煊的官职，颇曾得其父毓英之余荫。这是因为清代末年的捐官制度甚为浮滥，捐赀候补的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充斥各部，数十年难补一官。岑春煊若非叨其父之余荫，要希望由捐官中获得出身，显然十分困难。如今既以父死邀恩而得补授为京堂的实缺官，此后的升迁，就很快了。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北洋军海陆俱败，日军由朝鲜侵人关东，京畿形势岌岌可危。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授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关外各军，而迟迟不肯出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前方军情瞬息万变，仅恃文书奏报，苦难得其真相，欲派岑春煊出关视察，以寄耳目。岑春煊慷慨请行，在关外前线很吃了一些苦。其后烟台、威海卫告急，岑春煊又带兵前去布防，使山东半岛未为日军所侵。这两件事使岑春煊在当政大臣的心目中留下颇为良好的印象，以为岑春煊虽然出身纨袴子弟，而遇事极有担当，也很能负责，并没有一般纨袴子弟的佻挞浮薄恶习。这对于他日后的仕途发展，无疑会有极好的影响。按，汤用彬所撰的《新谈往》一书曾说：“光绪中业，京师有三恶少之称。三恶少者，岑春煊、瑞澄、劳子乔也。”岑春煊早年被人称为恶少，至此乃能尽改往行，足证他的慧根甚深，所以才不致沉迷不返。亦正因为他返正甚早，所以他才能很快地开拓他以后的事业。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戊戌变法。岑春煊在光绪二十一年时因病奏请开缺回籍调养，至二十四年，因其弟春荫中举会试，由岑春煊陪同入京，循例至宫门递折请安，蒙德宗召见，垂询时事。岑春煊在奏对时慷慨陈言，反复申述国势阽危，非发愤图强不能图存。而欲求自强，必先与学练兵，讲求吏治，信赏必罚，乃克有济。退出之后，又以所言未尽，复上疏条陈时政。谓赏罚者朝廷之大权，赏罚不明，无以作士气而振纪纲。举例言之，如湖南巡抚吴大澄奉命出关御敌，丧师败绩而不能死国，朝廷又不加以严谴。山东巡抚李秉衡力抗德国政府之袒庇教士，只因内无奥援，遂致罢斥不用。是非不明，赏罚失当，都是由于枢臣失职，蒙蔽圣聪之所致。奏语极为讦直触忌。却不料此时正值德宗亲政，亟思拔用强直果敢之臣，以转移政治风气。所以岑春煊不但未曾因此得罪，反被简任为广东布政使。陛辞时，皇帝更再三叮嘱“须于到任后切实整顿吏治，肃清盗匪，如有其他意见，尽可随时陈奏，不必顾忌触怒总督，凡事俱可有我与尔做主”云。岑春煊以一个未曾销假补缺的在籍京卿，递膺特简为二品的布政使，在当时还真可以说是异常的恩遇。据说，岑春煊之所以能得此异常恩命，乃是因为他在入京以后参加了康有为的保国会，被皇帝认为有新思想的缘故，是否如此，已不可知。这在他自撰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踪迹可查。

三

布政使俗称“藩台”，主管一省的财赋与民政，与俗称“臬台”而主管司法的按察使，本是一省中的最高长官。明代中叶以后，各省添设巡抚，藩臬二司变成了巡抚的属员，而巡抚则成了一省的最高长官。到了清代，在巡抚之外又设总督，巡抚管一省而总督兼管二至三省，于是布政使的地位愈形低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裁去与总督同在一城的巡抚，广东巡抚亦在被裁之列，所以在岑春煊奉派为广东布政使时，他的直辖长官，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谭钟麟。此人籍隶湖南茶陵，翰林出身，在年青时颇有勤能之称。只是他在出任总督之时年已老耄，子弟用事而颇通财贿，加以广东素有膏腴之称，谭钟麟在广州做总督，天高皇帝远，更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清代末年，督抚权重，藩臬二司对巡抚犹且唯诺恭谨，更何况乎总督？所以谭钟麟根本没有把这个出身纨袴膏粱的岑春煊看在眼里。却不料岑春煊自恃有皇帝为其奥援，对谭钟麟并无忌惮。更何况岑春煊此时正感激皇帝的异常恩遇，立志要在到任之后好好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这样一来，谭钟麟与岑春煊之间就有了问题。岑春煊所撰的《乐斋漫笔》，乃是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述他在广东与谭钟麟相抗的情形说：

时广东有道员王某，素为谭督所信任，颇多不法，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因索诈而毙命者，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余到后，始有来控者。廉得其实，即详请撤去该员各项要差，严行查办。谭督不从。余乃先撤其补抽厂坐办，翌日复邀集司道同寅，谒谭，请并撤其督署文案。议论抵触，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堕石棹立碎，势张甚。余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掷冠案上，拂衣而去。回署即请病假。谭亦自绌，即令臬、运两司来衙，逊辞谢过。会未几，余奉召，入都陛见，谭得电旨，立委臬司署理藩篆。余以漏夜备交代。南、番两县商民闻之，不期而集者数千人，各负薪米油盐至藩署大堂，堵塞不听行，更欲分队至督署为难。余亟出反复劝导，至相对泣下，久之始渐散去。所留薪米之属，为付善堂，乃得轻装驰去。谭督知余录王某控词全案以行，知入觐日必面陈其事，亟辇金入都，阻余北上。果奉“调补甘藩，勿庸来京请训”之谕，时余方行抵武汉也。遂自鄂入甘，到任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

谭钟麟之罢粤督，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记，乃是因为李鸿章在马关议和回国后，各项实职尽被开去，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空衔，失势无聊，在都中又备受攻击，亟欲谋一总督外放，故由荣禄为之设计，藉口广东革命党屡次滋事，谭钟麟无力控驭，所以易谭为李，以资镇慑。由此而言，则谭之罢督，主要原因实在由于荣禄之为李鸿章安排出路，而岑谭相攻，恰好使人相信谭钟麟官声不佳，更有理由可以将他换下而已。岑春煊说，谭督之去全由于他的奏劾之力，未免夸大其辞。不过，岑春煊以一个藩司的身份而敢与总督相抗，亦足见他的不畏权势，风骨峥棱。在清末政风萎靡，上下习于容悦相安之时，他的这种作风，倒也真可以廉顽立懦，振奋人心。岑春煊服官地方不久，便能有此表现，即刻使他得到了骨鲠强直的清誉。岑春煊的一生，瑕瑜互见，但其强直与清廉则最可取。上文已说到他的强直，下文再说他的清廉。

章士钊撰《孤桐杂记》，中间有一段关于岑春煊居官清廉，不贪财货的记述，说：

唐韦宙除广州节度使，陛辞，上为言曰：“番禺珠翠之地，贪泉足戒。”粤人好赂，自古已然。西林（按即指岑春煊）言，粤人之赂，均明白致之，号曰“公礼”。与人计事，以不收公礼为无诚意。彼开藩时，为米案接商人禀词，中夹票银四十万，骇而还之。继询知为公礼，与平常行贿有别。商人以是大戚，以藩台无意助己也。而西林卒右商，与总督谭钟麟互讦。清廷两解之，彼得调往甘肃。米商遮之，不听其行，自大堂以至东西辕门，皆为米包嗔咽，举足不得。西林朝服出迎，长跪与众商对话，称朝命不可忤，重来有日，暂不必噪。商尽泣，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未数年，西林果督粤。

这段话虽由岑春煊的自述而来，但亦确有事实可证。高伯雨撰《听雨楼随笔》说，岑春煊由广东藩司调甘肃，商民远送者极多，“万民伞”更是多到数不清。有一个商人作诗赞颂岑之德政，云：

仇在寅僚德在民，阮林蒋后此名臣。开藩粤东仅三月，咸道西陲第一人。

严饬吏员畴有是，只看文告已无伦。使君安得今还我，著手浑生五岭春。

诗虽不文，作诗人竟以岑春煊与清代广东督抚中最有名的阮元、林则徐、蒋攸锸相比，诚可谓赞美之甚了。

由于岑春煊强直而清廉的两项特长为清末一般官吏所不及，所以他在得到慈禧太后的倚信后，不久便能声誉鹊起，俨然成为清末疆臣中之重寄。至于他后来何以能得慈禧之信任，则在于庚子拳乱时的护驾之功。《乐斋漫笔》记此云：

在甘藩任半载，即有庚子拳匪之乱。八国联兵，京师危急。余闻之，亟言于总督魏光焘，愿率兵星夜勤王。魏意不欲余行，以饷绌兵单为辞。余曰：“本司库中，除正项外，尚存外销款一百三十余万。请以三十万供兵饷，调马队十营，即日可行。若总督故靳其事，本司有权自能出奏，从此辞矣。”即起立欲行。魏见状，知不可阻，遽离座遮留曰：“且共商行计。”余曰：“事势至此，岂容安坐细商?以甘省距京辽远如此，马队尽力奔驰，尚恐不及，步队更不必论。本司之意，现在仓卒召集，又须选择精骑，万一十营之数犹不能足，惟有先率在省马队三旗同行，一面请公迅调大兵，随后趱往。”……遂守候魏督立发电奏。时所调两旗尚未齐集，因留将领随后开拔，先率卫队数十人，自兰州省城取道草地北行，昼夜疾驰，故得于二十八日即抵都门。入觐之日，两宫奖谕备至。 ……

当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太后误信载漪、刚毅等人之言，纵容拳匪，酿成八国联军的大祸时，慈禧虽曾降旨令各省派兵来京“勤王”，事实上并没有哪一省的总督巡抚遵旨派兵前来。岑春煊虽然只是一名布政使，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表现得如此忠心事主，慈禧太后当然要对他奖勉一番，以作他人之表率，但岑春煊所带的马队总共不过“两旗”，而且因为取道沙漠边缘的草地趱程前进，沿途无处可以补充给养，所以他事实上带到北京来“勤王”的兵，不过只是他本人以及随带的卫队数十人，其余马队，尚在甘肃来京的路中。慈禧太后在问明此种情形之后，不免感觉到啼笑皆非。吴永所撰的《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此事，曾说：

岑本在甘藩任内，闻联军入都，自请带兵勤王。甘督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遏。因拨步兵三营，每营约四百余人，骑兵三旗，每旗二百余人，合计不过二千余人，并给以饷银五万两。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经张家口驰骑入都。陛见时，大后问带兵若干？以如数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着折回张家口迎候来兵，即于该处驻扎，备俄人侵入。盖聊以藉此安顿也。

由这一段话，更可知道岑春煊的“勤王”，在最初时并未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他后来之所以能藉此得邀殊宠，被慈禧目为患难中的救星，还是在慈禧出都以后的事。所以然之故，亦因为他所带部队的来路，恰好就在慈禧逃出北京的路上，机缘凑泊，十分合适，所以才能为岑春煊带来此后数年中的异常好运。光绪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北京为联军所攻破，慈禧挈同光绪在城破之时仓皇出奔，情形甚为狼狈。其大致情形，可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中的概括叙述显示其一斑。下面先抄录《清代通史》中的一段文字。

二十日城破，禁军皆溃。董福祥走出彰义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是日，百官无人入朝者。二十一日，天未明，慈禧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单袷从。至西华门外，乘骡车，从者载漪、溥俊、载勋、载澜、刚毅等，妃主宫人，皆委之以去。暮至贯市，马玉昆以兵千余人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以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也。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为勤王，奉命往察哈尔防俄，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太后仓皇出走，惊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护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环刀立庙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谓春煊曰：“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慈禧一生中所感恩报德的人只有三个，一是后来官至四川总督而卒谥勤惠的吴棠，因为他当慈禧父死还京，穷困不堪之时，曾经专程前来吊唁，又致赠厚赙，故而慈禧终生感念，虽其人碌碌，仍旧要把他擢升为总督，且屡予美缺，以示报答。二是庚子西狩时途经怀来，怀来知县吴永竭力办差，使慈禧从此得脱困厄，因此感其忠悃，后来亦时时照拂，恩眷始终不衰。至于第三个，就是在西狩途中随扈保驾的岑春煊了。与吴永相比，岑春煊在国家板荡之时所表现的忠悃，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何以吴永在后来官不过四品的道台，而岑春煊却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位跻一品，权重一时，远非吴永之能及呢？这其间的差别存在，说穿了并不稀奇，无非是吴永不善于把握机会，乘机建立他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而岑春煊则长于此道而已。在君主专制时代，最接近统治人物的人，最容易得到权势和地位。岑春煊懂得此一原则，在没有机会时尚且要设法制造机会，在机会来临时又岂肯让机会轻易错过？加上他天生具有粗疏豪迈而不畏艰难的勇悍性格，遇有困难，亦毫无瞻顾，直前不顾，于是便使慈禧太后觉得，岑春煊的忠而忘身，确实是可以付托大事的可靠之人。相形之下，吴永秉持儒家忠恕思想所表现的谦恭退让，便不免着着落后而相形不如了。这只要在西狩途中所经历的两件事中，便可见其差别。其一是派委粮台督办的事，其二是与宫中大总管李莲英相结纳的事。

四

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所说，皇太后及皇帝一行在怀来县息驾三日之后起程往西，随行的官员、随从、夫马等等已经为数不少，加上马玉昆与岑春煊的扈从兵马，人数共有数千。由怀来县一路西行，势必需要有人在大驾到达次一站之前，预先在前站备办食宿供应，其名曰“办理前路粮台”。大驾启行之前一晚，忽由宫内传旨，军机大臣奉上谕转知，着吴永办理前路粮台。吴永奉旨，错愕不知所出。其原因当然是由于此去一路向西，所经过的尽是一些偏僻贫穷的小县，时当兵燹之后，人民流散，商贾歇业，遽然要在大驾到达之时备办数千人食宿所需的柴蔬盐粮，实在万分困难。吴永自己，是以怀来知县的身份办过这种差使的，知道其中的苦处。如今他本人既无兵马，又无银两，如果前站地方以无法措办为藉口，地方官本人顶多丢掉纱帽，吴永是奉旨办理粮台的人，到了临时，又从何变出足够数量的柴蔬盐粮来供应几千人的食用？第二天到达沙城巡检司驻跸，所面临的果然便是此一情况。安顿大驾甫毕，即有“各王公府箭手，及诸色太监勒索车辆马匹。京官亦有陆续赶到者，皆纷索供应，正扰扰间，又有武卫左军多人，直前围逼，问予索粮饷麸料，曰：‘尔系粮台，分当供给军需，岂能任意推诿？’众口喧呶，举枪扬刃，其势甚汹汹。”处此情况之下，吴永毫无办法。最后他虽然以一哭解围，然而自念来日正长，何堪受此缠扰？几经思维，觉得岑春煊现带有饷银五万，又有步骑兵队可以弹压，不如向慈禧太后保奏，请以岑春煊担任督办而自居会办地位，当不致贻误公事。此一想法，在慈禧自然乐于同意，可是岑春煊那方面的反应，却全然出于吴永的想像之外。

“办理前路粮台”虽然只是一份临时性的职务，但因所办乃是包括太后皇帝在内的供应差使，如果要假借太后与皇帝的声势，便俨然是钦差大员的身份，尽可以对地方官指挥呼叱，予取予求。吴永不懂得这正是一个巴结太后的大好机会，轻易就把督办的名义让给了岑春煊，在岑春煊自是求之不得。但即使如此，他却不愿意领吴永的情。原因是吴永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知县，官阶太低，将来总不能让人批评，说什么“岑春煊枉自做到二品藩司，他奉旨督办前路粮台，还是出自吴永的保荐！”因此他不但不肯感谢吴水之保荐，更在处处地方与吴永故为异同，藉以显示他之高出吴永，不需要吴永之保荐。至于他受命督办前路粮台之后的表现，更与吴永大不相同。《庚子西狩丛谈》记此云：

岑自得督办名义后，沿途即大肆威福，对于地方供应官吏，往往非法凌虐，恣睢暴戾，气焰至熏灼不可近。天镇令闻驾至宣化，当即恭备一切。后以在宣化连驻跸三日，食品皆臭腐，临时赶办不及，岑乃大加逼责，令无奈，至仰药以殉。及至山阴，情节略同。岑复严责县令，谓：“看尔有几个脑袋？”山阴令惶急失措，见予即跪泣求救。予婉词慰藉之，并为之向内监疏通，因劝岑稍从宽假，勿再演天镇惨刷。岑乃大恚怒，谓予久任地方，所以袒护州县。因此辄至相龃龉。……

岑春煊与吴永相龃龉，他并没有占到便宜。原因是吴永此刻尚随侍大驾西行，慈禧对他的印象正好，岑春煊没法说他的坏话。但即使如此，岑春煊却能以沿途接近的便利，与慈禧所最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称之为“老叔”，并且几次托他在慈禧太后跟前设法中伤吴永。吴永之所以会在后来被外放至广东，无法再蒙慈禧之恩眷，原因便在这里。由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得出来，岑春煊与吴永虽然在这段时间中“比肩事主”，而由于岑春煊之处处力求表现，锐意进取，自然容易使慈禧觉得他是一个竭诚效力的“忠臣”。加上他的“保驾”行为又使慈禧得到安全的感觉，岑春煊在慈禧心目中的分量，自然一天天地加重了。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与臣下的关系，同主人与奴才下人的关系很相像。亲贵大臣的地位，很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得力干仆或管家之类，地位虽然重要，其见信于皇帝或主人的程度，却未必就能及得上另一些地位极亲的近臣或宠仆。岑春煊做到尚书、总督之后，本来已经是国家的大臣或重臣了；但因他早年曾因扈从保驾而深得慈禧的信任，在大臣之外，又兼具有近臣的性质，于是就使他的身份与一般的大臣不同，在君臣之外，更有家人一般的情谊。亦正因为如此，所以岑春煊才敢在外任督抚之后，以打破情面、不畏权势的大胆作风从事各种兴利除弊的革新，其后更与瞿鸿禨合作，力图打倒庆王奕劻与袁世凯的联合势力，凡所作为，大有可称。虽然他的进身未必全由正路，他在掌握权力以后所做的事，却很可以使后人对他刮目相看。岑春煊与清末一班朝中大臣的不同之处，便在这里。

五

慈禧及光绪逃难到达西安后，岑春煊护驾有功，名正言顺地由甘肃藩司升为陕西巡抚。不久，山西又发生教务纠纷，原任山西巡抚锡良应付失宜，在河北境内的八国联军有藉口入侵山西之势。军机大臣中本来有人与岑春煊不睦，此时便乘机以岑春煊长于治兵为名，奏准慈禧太后，将他调为山西巡抚。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藉此将他排挤出外，以免他的政治行情继续高涨。但因岑春煊的官运亨通，他的幕宾中有两个极为杰出的人材，使得他在应付很多棘手的政治问题时都能从容应付，于是，每更调一处盘根错节的多事之地，愈增加一分他善于应付繁难的声望。这样，终于使他在一调再调之后，很快地由巡抚升为总督——先调四川总督，再调两广总督。

说起岑春煊的幕府人才，很容易使人想到张鸣歧。此人在三二九广州革命之役时官居两广总督，黄克强先生指挥的广州革命后来不幸失败，主要原因便是革命党人在攻入督署时捉不到张鸣歧，以致革命军在清军的四路包围下陷入孤军苦战，终于全盘挫败。张鸣歧在清末虽然官至总督，他的出身却由岑春煊的幕僚得保而来。胡思敬《国闻备乘》说：

岑春煊入秦，擢陕西巡抚，宠任甚至。上方供用，日限三百金，内外整饬有法。凡所规画，多采厨幕客张鸣歧之谋。后调抚山西，移督四川、广东，皆挈以俱行。至桂林，为捐双月道员，上疏论荐甚力。旋放太平思顺道，遂擢广西藩司，升巡抚，年甫三十，封圻中所仅见也。

张鸣歧成为岑春煊的得力幕宾，其建交之始，还是岑春煊在北京做纨挎恶少的时候。汤用彬撰《新谈往》说：

春煊少坼弛，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宴如也。以狎优之暇识何威风，间接识张鸣歧。鸣歧后来事业，俱发轫于韩潭之间，而世人不知也。

“韩潭”，即是北京的韩家潭，清末的有名戏班均聚集于此。岑春煊在韩家潭玩戏子的时候结识了张鸣歧，以后他外放为布政使，就把张鸣歧请了去做他的幕宾。张鸣歧后采脱离岑幕，由道台而藩司，而巡抚，而总督，一帆风顺。这固然与岑春煊的故事无关，而张鸣歧在岑春煊幕中的时候，却曾为岑春煊策划过一项空前谋议；直到现在，说起来仍可使人听来极为震撼。其事见于王照所撰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九，诗云：

召乱人知是牝鸡，来苏我后正同篌。将军手把黄金印，不许回銮愿向西。

此诗后所附的注释，是：

驻跸太原多日，上仍求独归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险之种种条件，皆可因倚赖圣明而无须提出，公论昭然，怀愍徽钦之祸，万万不容拟议，其理至显。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则为太后、荣、王、岑诸人也。时岑幕中有张鸣歧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盖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论是非，专视多助者而助之，且素以夤缘太监得慈眷，至是因力主幸陕，得升陕抚，与袁世凯宠遇不分上下。高观宇文泰分道扬镳，非偶然也。

王照以保皇党的身份痛诋亲太后的岑春煊为“奸人之雄”，这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使然，无可厚非。不过，王照虽然骂岑春煊是奸人之雄，岑春煊却不一定就是奸雄。《凌霄一士随笔》中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论评，说：

庚子之役，岑春煊以甘肃布政使率师勤王，护驾西行，遂邀西后特赏，迁任封疆。相传其时春煊初拟助帝收回政权，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说动之，乃不敢发，而益自结于后。论者多病其不能见义勇为，然封疆重臣、统兵大将多戴后，帝则势处孤危，举事不慎，将有奇祸，春煊纵欲建非常之业，其力亦苦不足耳。

就事论事，张鸣歧所建的计策虽奇，究不免有太多的冒险成分；岑春煊自顾力量不足而未敢行险侥幸，亦不能说完全不对。只是，张鸣歧以少年幕僚而能为岑春煊画此奇策，足见其见解十分高超；而岑春煊幕中能有张鸣歧这样杰出的人才，亦可见岑春煊之善于用人。在张鸣歧之外，另一个杰出的幕宾人物，乃是岑炽。

黄浚所撰的《花随人圣盒摭忆》，收录有岑炽的传记资料两种，介绍芩炽的生平事迹甚详。据陈澹然所撰《岑炽轶事》说，岑炽与岑春煊同出余姚岑氏，春煊籍广西而岑炽世居余姚。早年时，以捐职的县丞服官陕西，曾居陕西藩司陶模及甘肃藩司曾鉌幕府，有声于时。及岑春煊继任甘肃藩司，仍礼聘岑炽居幕中。其后岑春煊带兵勤王，升巡抚、升总督，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岑炽皆在春煊幕中，前后历时几有十年之久，举凡岑春煊的一切重要行动，大多出自岑炽的策划。其情形略如下述：

己亥，西林岑宫保春煊官陇藩，闻其状，亟礼致幕中，佐岑几十年，名益重而迹益奇。庚子，两宫幸山西，岑公誓师入卫，先生极赞之。岑公乃以眷属托先生，两人挥泪而别。未几，岑公以卫驾功，擢秦抚，屡电乞佐之。先生复书曰：“公能兴礼乐，其当驰驱以报其意。”盖以讽之也。岑公曰：“唯命”。先生乃入秦。辛丑，岑公移抚晋，而联军方入固关，晋危甚。先生为画策却之，敌乃退。壬寅，岑公督蜀，平巨乱。移督两粤，平桂疆，辄任先生总文案。内则室家，外则印旗文电咸属焉，礼谊在师友间，情益笃。倚任之重，近世寡俦，顾未有因其参枢而一肆讥评者。清季大府幕宾，争纳馈，高者亦希荐擢，为进取阶。张制府鸣歧，即以岑幕起。先生处大幕二十年，寮桌馈遗，未尝一纳，闻者怪之。久之，岑公重其奇节，劳苦功高，屡思荐举，以为己副，先生辄峻却之。客曰：“公参帅幕，独却荐，何也？”先生笑曰：“达官多骄慢，幕居宾礼，始克谏诤，荐则一属僚耳，尚能行吾志哉？”曰：“公既不官，县丞末吏，奈何不并去之哉？”先生复笑曰：“幕之为职，合则留，不合则去。县丞虽末吏，五斗米尚足赡吾家。吾之不弃原官，犹农之不弃其产也，去此奚为？”其高洁如此。天性清直，见亲贵贪黩，常扼腕愤叹，深惧国祚倾移。独见岑公当重寄，嫉恶太严，则切戒以防其过。当岑公之移邮传部尚书也，势驳驳入枢府。先生叹曰：“过刚则折，微特不克报国家，且恐为佥壬所中。”濒行，谆谆以“疏不间亲，相机而动”惕之。及岑公入觐，劾亲贵，亲贵嫉之，复出为粤督。先生叹曰：“国事不可为，西林尚能赴粤耶？”急致书请退，岑公纳之。既退，而先生亦返姚江，不复与人家国矣。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备之所以能成就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得力于诸葛亮与庞统的赞襄谋议，在伐蜀之前的联吴、拒曹，一切奇谋秘计，悉出此二人的筹画，刘备不过拱手受成而已。其后庞统死于伐蜀之役，当刘备决心大举伐吴之时，诸葛亮力谏不从，被留在成都辅佐世子留守，结果刘备就在伐吴之战中大败而回，终于病死在白帝城。演义的叙述与正史当然有距离，但《三国演义》所写的刘备，倒很像是这里所说的岑春煊，而岑炽就是岑春煊的诸葛亮。由上文所引的岑炽轶事可以知道，岑春煊生平所做的重大施为，凡是有岑炽在旁为之画策定计，其最后的结果必定十分圆满，反之就必无把握。尤其是在光绪乙未政潮未曾发生之前，岑春煊以调职四川而中道突请入觐，于奏对时面劾庆王贪黩乱政，及奉旨调补为邮传部尚书，又以未到任的尚书劾罢在职的邮传部侍郎朱家宝，都是岑炽所曾频频劝诫，而为岑春煊所未曾接纳的轻率举动，其所产生的结果十分恶劣，亦早在岑炽预期之中，只因岑春煊不纳其谏，方有后来的蹉跌。凡此具可见岑炽其人在岑春煊政治事业中的重要性。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很可以认定，岑春煊在调补山西巡抚及升调四川、两广等地的总督之后，所以会有后来那些轰轰烈烈的功勋，大概都出于岑炽的策划；而岑春煊入京之后所招致的失败，亦正因为不肯接受岑炽的随时匡正之故。由此而言，岑春煊的成功，大致不出于两项因素：一是因为他的幕中有奇材岑炽张鸣歧等人，而岑春煊又甚为倚信，所以凡事都能有良好的建树；二是岑春煊的性格虽然粗率轻躁，在清朝末年，他总还算是一个肯做好官的人，而且又能知人善任，能有岑炽张鸣歧这样的人才为之辅佐，终于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明乎此，我们对于岑春煊之所以成功及所以失败，亦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不致因他前后行事之优劣迥异而感到讶异了。

六

岑春煊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由山西巡抚调补广东巡抚，尚未及入都陛见，即因四川各地会匪蜂起，而临时受命署理四川总督，带兵入蜀平乱。川事方定，广西匪乱又炽，于是岑春煊又被调为两广总督，督办两广军务。岑毓英当年曾有独力剿平云南回乱的赫赫战功，岑春煊既为“名父”之子，对于带兵打仗自然很是专长。所以他在四川总督与两广总督任内所建立的功绩，都以治兵平盗著称。此外值得特别称道的，则是他那种强直勇悍，立志要铲除贪污，澄清吏治，以至不惜与朝中权贵周旋到底的旺盛斗志。岑春煊在清代末年之得享大名，并不在他的军功，而在他这种清廉强直，为人津津乐道的特殊风格。

光绪二十四年岑春煊初任广东藩司，就曾因立意参劾总督谭钟麟所包庇的大贪官王某，而与谭督拍桌互诟。虽然岑春煊因此而被调往甘肃，他在广东百姓心目中所留下的良好印象，亦是永难磨灭。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岑春煊奉旨调署两广总督，命下之日，广东百姓欢声雷动，以为朝廷果有知人之明，能够让岑春煊这样的好官有出头的机会，无不希望岑春煊到任以后，能够痛惩贪污，与民更始，好让久受贪官污吏迫害的穷苦小民出口怨气。岑春煊到广东之后，果然不曾在这方面辜负老百姓的期望。在粤三年，除了大部分时间在广西从事剿匪工作外，在广东就曾做过两件打老虎式的惩贪案，使人看了十分痛快。由于这两件惩贪案中的一件牵涉到其幕后的包庇者，而此包庇者恰好又正是清末最有贪庸之名的庆王奕劻。这样一来，岑春煊在广东老百姓心中固然博得了好官之称，他与奕劻间的仇隙，却已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这与后来的丁未政潮亦有因果关系，需要先提出来大致一说。

岑春煊在广东所办的两大惩贪案，一件是南海县知县裴景福的贪污案，一件是粤海关书办周荣曜侵蚀巨额税款，并以之通赂庆王，充任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经岑春煊发其奸慝，查追赃银数百万两，并削夺官职案。这两大惩贪案中的主角，所贪赃银各达数百万两之巨，在当时可说是骇人听闻之事。尤其是周荣曜，以一介书办，居然能在贪得如许巨款之后，摇身一变而为出使外国的公使，清朝政府的政治腐败情形，亦可说是事实昭彰了，关于裴景福案，岑春煊所撰的《乐斋漫笔》说：

余于戊戌岁开藩粤东，虽仅七十日而去，然于察吏安民，理财禁暴，分所当为之事，未尝一刻去怀。粤省本多宝之乡，官吏有求，俯拾即是，以故贿赂公行，毫不为异。其间最以贪名者，当推王某裴某二人为巨擘，余在任时备知之。为欲依法严惩，以谢粤人，会匆匆交代，仅劾罢王，未遑治裴也。及癸卯再莅两广，裴犹官南海县知县如故，而其恶益稔。顾心计独深，工于舞弊，凡所受纳，皆无迹可寻，狡狯殆尤有过于他人。余特疏劾其声名狼藉，请革职看管，出示招告。裴平日能以小惠结民心，竟无人发其罪恶。乃自愿罚锾充饷，冀免久禁。缴款未足，辄伺隙逃入澳门，贿荷兰人为之护符，抗不归案。余以外人庇及刑事罪犯，侵我国权，断难隐忍，乃派员乘兵舰至澳门守提，迭经据理力争，几至决裂，而卒获引渡。遂治以应得之罪，奏请充发新疆，即日押解启程。该犯至是无可逃免，始离粤以去。一时人心大快，即海外民党报纸，亦同声称道，足征此事为国人所共许。迄今粤人有言及王、裴者，犹深恶其为人也。

这一段文字中虽未指出此“裴某”是谁，而据《清德宗实录》的记述，此裴某实即裴景福，进士出身，在广东历官陆丰、番禺、潮阳、南海等县知县，光绪三十年被岑春煊以贪污罪劾罢，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由于裴景福宦囊甚丰，鼎革之后，被他花钱运动了有关方面，竟然平安释回。民国三年，且曾出任安徽省公署的秘书长，及政务厅厅长。由于岑春煊写回忆录时裴景福已成了民国政府的重要官员，不便显斥其名，所以仅只称之为“裴某”而不名。至于岑春煊奏劾其罪时所胪举的贪赃事实，仅只收受卢华富等四案陋规而经广东臬司查出的，即有银元二十二万四千二百余元，其他无法查出者不详。此事在当时并且被人编写入有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零三回中，裴景福之名被改成裘致禄，广东南海知县则被改成福建侯官知县，其余大致仍是实事。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将书中所写查出一对，必可得会心之一笑。至于周荣曜案的大致情形，《乐斋漫笔》中亦有记述，云：

粤海关监督向为膏腴之地，承平时恒为满人所据，积弊日甚。部定额征每年五百万两，历任监督，均由内务府奏派，一年一更。旗员视为利薮，所派之员，每年解部额均在三百万左右，无一人能解足。余奉命监督，即令奏调之冯嘉锡、朱祖荫两人充该关提调，认真整理，是年即征得六百六十万两，奏明以五百八十万两解部，留八十万两充本省经费。奏入，即奉命裁除内务府派员，以后即归总督监督。并查获舞弊侵饷之库书周荣曜，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与官绅往还，俨然世禄。当谭钟麟督粤时，王某倚势相结，得其重赂，荣曜亦恃有护符，隐其蠹国病商之罪，益自骄纵。遂纳贿京朝，广通声气，得庆亲王奕勖之援，筒任出使比国大臣，尚未出洋。余发其奸罪，奏请革职查抄，凡积年赃款，达数百万之多。以一簿书小吏而拥赀至此，并得滥窃名器，贻笑友邦，果谁尸其咎欤？

按，清代的各处海关税关，素来是满清政府用来调剂其奴才下人的肥缺，非内务府官员不能充当。但是，充当海关税关监督的内务府官员虽有巨额税金可贪，却不能全归自己所得，自慈禧太后以至宫中掌权的太监处，都需要有所“报效”。王照所撰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诗》中，就明白说到，海关与税关都是慈禧所卖的各色差缺之一。既然得到此差需要化钱买缺，则得缺之后的乘机渔利，自是必然之事。只是，关税能收至六百余万而报解只三百万，则是一半以上的收入已进了私人的囊橐。而监督侵渔于上，书吏舞弊于下，以一名书吏而积赀数百万两，悉出于历年的侵吞舞弊所得，国家与商民的损失亦未免太大了。清代末年，米一石不过银二三两而已。积赀银数百万两，以米价折算今日的币值，已将近美金五千万元之谱。以如此蠹国病民的贪污书吏，竟然可以在通赂权门之后，派充为出使外国的钦差大臣，实在太骇人听闻。在奕劻主持下的满清政府，如此蔑视纪纲，罔顾法律，自难免使自诩清直而行事强悍的岑春煊极端痛恨。岑春煊后来之与瞿鸿禨互相结纳，因倒庆而希望一并倒袁，其远因已伏于此。

七

岑春煊做两广总督，自光绪二十九年至卅一年，前后历时三年有余。为了整肃贪污，除暴安良，他对于所辖文武官弁中的不肖分子大力斥革，于地方上的豪劣绅矜亦全不姑息，因此博得了“屠官”的恶谥，与张之洞、袁世凯同称为督抚中的三大杀手——张之洞屠财，袁世凯屠人，而岑春煊屠官。斥革贪劣与裁抑豪强所招来的结果如何？可以先看看胡思敬《国闻备乘》中的一段记述。

《国闻备乘》卷一，《袁岑气焰》一条说：

戊戌政变，袁世凯首发逆谋。庚子避兵西巡，岑春煊沿途拥卫入关。由是皆有宠于太后。余观二人举动，亦各具恣睢叱咤之才，非尽恃宠也。张翼以小吏给事醇邸，不数年官至侍郎，驳驳大用。世凯参其私鬻开平矿产，解职，涉讼英廷二年，快快归，遂一蹶不起。溥善以吏部侍郎兼左翼总兵，本近支宗亲，兄弟子侄布朝列。奸人盗卖陵地，用左翼印契，世凯复劾罢之，其锋芒亦可畏矣。春煊气力更出其上。粤绅有周荣曜者，初由关吏起家，积赀数百万。春煊瞰其富，折简招致署中，责报效。荣曜不应，私辇金入都，求通奕劻之门，遂简四品京卿出使比利时。春煊怒曰：“奴子乃狡狯如是！”即日参其私蚀关税，请削职监追。荣曜奔香港，尽籍其产入官，奕劻熟视，不敢出一辞救也。既而铁路议起，春煊请派捐，粤人不允，请招股。春煊曰：“是把持也”，捕倡议道员黎国廉下之狱。全粤绅民皆愤，推前闽浙总督许应驶为首，联名上诉。诏周馥按问，亦莫能直也。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

岑春煊在清代末年所以有“屠官”之称，乃是由于清末的吏治败坏已至极点。官职既以贿买而来，既莅官之后，自必多方搜括以求盈利，而卖官鬻爵的中心即是以奕劻为主的满清政府。这种情形，看清末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即可了然。而这些书中所写的论价买官，以及不顾廉耻，百计营求等官场黑幕，大致都有事实可按。既然官场中所充斥的都是这些寡廉鲜耻的阒茸无能之辈，为了振饬官常，澄清吏治，当然需要大刀阔斧地从事整顿斥革，不能姑息苟且。所以，岑春煊在当时虽有“屠官”之称，如果所劾罢的都是卑劣无耻的贪庸之辈，则他的大举澄汰便是正当之举。所成问题的是，这些被岑春煊大批斥革的贪官污吏，也许正是从奕劻那里花钱走了门路到外省来做官的人，一旦被岑春煊劾罢，自不免赴恕于他们的幕后支持者奕劻。何况岑春煊在劾罢周荣曜一案中，更曾彰明较著地使奕劻难堪，久而久之，如之何不使奕劻恨之刺骨？奕劻有袁世凯为之羽翼，而袁世凯又自有其扩张地盘的政治野心，两人的目标相同，岑春煊自不免要遭受暗中排挤。关于这一层，又可以岑春煊自己所说的话来印证。《乐斋漫笔》云：

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首以雪耻自强为询，余曾力陈兴教育、明赏罚诸大端。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于时袁世凯新得北洋，方务内结亲贵，外树党援，以遂彼窃国之谋。藉口于新政，于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独心忌两广隐为梗阻，久思排而去之，顾未能也。粤乱既平，两宫稍释南服之忧。适滇边片马交涉事起，乃得所藉口，移余总督云贵。… …

岑春煊调云贵总督，是光绪卅二年七月间的事。调职的理由，便是因为云南方有边患，非得干练知兵如岑春煊者不能胜任，所以由奕劻以军机领袖的身份向慈禧太后提出，慈禧太后为了顾念边防安全，自然需要同意。于是；原任云贵总督丁振铎被调为闽浙总督，原任闽浙总督周馥调两广，而岑春煊则由两广调督云贵。清代的各地总督，以直隶总督的地位最高，两广总督的缺分最肥，陕甘与云贵则是总督中最苦的缺分。不仅如此，两广虽远在南服，自从轮船与火车先后开通之后，与京师之间的几千里路程已经不算远，彼此间的消息传递，也很灵通，换了云贵，就不同了。原因是云贵至京师全恃驿路，最快也得走上三四十天，不但消息隔膜，来往一趟更不容易，把岑春煊从两广调往云贵，从此可以将他与慈禧太后远远隔离，以免他借事与庆、袁为难。而周馥乃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两广总督给了周馥，又无异将两广收入了袁世凯的势力范围，一举两得，再好没有。由岑春煊的立场看，这不过是袁世凯攘夺两广地盘的野心；但如从庆、袁勾结的情形看，将岑春煊贬往边陲僻远的贫瘠之地，恰好又遂了奕劻的报怨之心。所以，岑之由粤调滇，事实上应是庆、袁二人联合排挤岑春煊的第一步。虽然《乐斋漫笔》中未曾说明，事实上仍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岑春煊奉旨调督云贵后，第二日续有电寄上谕，大意说：“着周馥即赴两广新任。丁振铎着俟岑春煊到滇后即行赴任，均着毋庸来京请训。”这一道电旨是个很大的败笔，它使岑春煊和他的幕宾岑炽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原来奕劻和袁世凯是要设法阻止他与慈禧太后见面，然则调滇之目的自显然在藉此疏远太后对他的眷注，这种动机太可恶。惟其因为有此念头横亘胸中，而岑春煊又不能显违朝旨，惟一的对策就是藉口有病，在行抵上海时逗留不去，以进一步观察庆、袁的动向。于是他在交卸粤督之后便由轮船北上，到上海就藉病请假，名曰“就医”，而且一医就是半年，所恃的理由是连年在烟瘴之地带兵打仗，久已有病在身，暂时不能长途跋涉，请俟稍为痊可后再行赴任。自光绪卅二年九月拖到翌年正月，云南片马方面的交涉事件已经不能再等，而岑春煊却仍然没有病愈销假的模样。奕劻看看不能再拖，只好另外请旨，将四川总督锡良就近改调云贵，而以岑春煊填补锡良所空出来的四川总督。恰好，在这段时间中先后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政治变化，政治气候好像变得逐渐对庆、袁不利，于是，岑春煊的下一步计划也要改变了。

由光绪卅二年秋间到卅三年春间，朝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有二。首先是传说了很久的新官制案，终于核定公布了。但新经核定公布的官制案中，并未实现传说已久的责任内阁制度，旧的内阁大学士依然存在，许多传说将要裁撤的机构也依然未裁，而军机大臣中却有四位因改官制而变成专管一部的尚书，不再兼具军机大臣的身份。这四人中有徐世昌，一般人都知道他是庆、袁一党的重要人物。相反地，与庆、袁敌对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却仍以军机大臣兼任外务部尚书，不受新官制的影响，也仍然与闻枢务。这显然表示庆、袁所主持的修订官制案被瞿鸿禨所扼，奕劻和袁世凯在和瞿鸿禨的暗斗中落败了。于是，袁世凯请求开去直督兼北洋大臣本职以外一应兼差的奏疏，也已见诸邸报，北京的政治气候，好像对庆、袁颇为不利。这是第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至于第二件，则是东三省建立行省之说行将成为事实，新行省的一总督三巡抚，据外间的传说，也将为北洋系人物所一手包办。这表示庆、袁派的势力虽然在新官制案上受到了挫折，在东三省方面却大有所获。为了把握时机展开对庆、袁的打击，军机大臣瞿鸿禨寄来密信，希望岑春煊以奏请入觐为名，突然入京，以便与京中的反庆、袁力量配合，一举攻倒奕劻，扭转朝局。由于这一原因，岑春煊不再藉病逗留上海，表面是由上海取道长江水路前往四川履任，实际上是另有举动。这样，一场直接影响清末政局的丁未政潮，就逐渐揭开了序幕。

八

丁未，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在这一年中见诸表面的朝政动态，略如下述。

三月二十一日，岑春煊在陛见后奉旨补授邮传部尚书，留京供职。

三月二十五日，御史赵启霖奏参新任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夤缘无耻，先则以购献歌妓杨翠喜迎合贝子载振，继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措银十万两馈献庆亲王奕劻，因此得授为黑龙江巡抚。得旨，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所参事件，交由醇亲王载沣及大学士孙家鼐查复。旋据奏称，所参并不实在。赵启霖因此被革职，载振亦引嫌辞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各项差使。

四月十七日，有旨命两广总督周馥开缺，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称病尚未痊，请求收回成命，不准，仍饬迅赴新任，所请赏假之处，亦毋庸议。

同日，以度支部右侍郎陈璧为邮传部尚书，以军机大臣候补侍郎林绍年为度支部右侍郎。林绍年奏请开去军机大臣兼差，奉旨毋庸前往度支部到任，仍任军机大臣。

五月初七日，因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奏参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怀私挟诈等罪，请予罢斥，奉旨：“瞿鸿禨着开缺回籍，以示薄惩，所参事件，交孙家鼐铁良查复。”旋据奏请毋庸置议，报闻。

七月初四日，有旨，两广总督岑春煊久病未痊，员缺未便久悬，岑春煊着开缺安心调理，以示体恤。

同日，调军机大臣林绍年为河南巡抚。

按，丁未政潮的政争双方主要人物，自然是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及岑春煊之间的对抗，而载振乃是奕劻之子，陈璧是袁世凯的党羽，林绍年则是受瞿鸿禨所支持的。由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朝政动态看来，自三月廿一日岑春煊补授邮传部尚书开始，瞿鸿禨和岑春煊所发动的倒庆计划似乎颇见成功；但不过只隔了二十多天，情势就顿起变化。先是岑春煊被摈出外，继则瞿鸿禨被参夺职，再过了两个月，岑春煊的两广总督也被拿掉了，被视为瞿党的军机大臣林绍年也被逐出枢廷。在这三个月来的升沉变化之中，庆、袁的地位巩固如故，站在瞿、岑一方面倒庆倒袁的人物，则或斥或革，或调外，或放废，清除殆尽。这种事实当然可以使人看得很明白，朝廷中反对庆、袁的运动已经完全失败，庆袁的势力从此成为支配满清政府的惟一力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岑春煊和瞿鸿禨所联合策动的倒庆计划，何以会从初时的胜利一变而为后来的惨败？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问题。

《凌霄一士随笔》论丁未政潮事云：

庆亲王奕劻自继荣禄而为军机领袖，直隶总督袁世凯深与结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执朝政，其权力之伟，更远过于李鸿章时。瞿鸿禨以才敏受知，且有清望，帘眷亦隆，与奕劻同直枢垣，遇事每有争持，对北洋则时主裁抑，由是奕劻与之积不相能，世凯尤憾之。而清议以奕劻贪庸，世凯跋扈，多右鸿禨，此为丁未政潮之张本。

此云袁世凯“尤憾之”，若由其他史料见之，则是由于袁世凯本欲以笼络奕勖之法笼络瞿鸿禨，而瞿鸿禨拒不接受之故。光绪卅三年时曾任翰林院检讨的林步随，对此曾有记述，说：

袁督初求媚于文慎（按即瞿鸿禨），无所不至。尝自言当修门生之敬，文慎拒之。继又请为昆弟交，亦不纳。是时，京师亲贵家有婚丧，辄由北洋公所供应帐饮之费，已成事例。乙巳，文慎为次子授室，援例以请，复进贺仪八百金，皆谢却之。袁既绝意于结纳，不得不谋排挤矣。

瞿鸿禨不愿做奕劻第二，又要主张裁抑北洋的势力，这在袁世凯自然无法忍受。拉拢既然无效，另一个可用的办法就是排而去之。在瞿鸿禨，亦正有类似的想法——庆。、袁结党擅权，朝政日非，若不能将此二人的联合势力逐逐出政坛，满清政权必亡于庆、袁之手。但是瞿鸿禨一个人的力量绝对扳不倒奕劻与袁世
凯，要达成此一目的，他需要借助外来力量的援助，而此时惟一可与袁世凯相抗衡的有力人士，只有岑春煊。因此他替岑春煊设计，在由上海坐轮船赴川督新任，经过汉口时，发一电报请求人觐，然后不俟批复，径在汉口乘京汉铁路火车北上，两日夜即可到北京。岑春煊在慈禧太后面前的帘眷甚隆，只要慈禧太后在岑春煊宫门请安之时准予召对，必可乘造膝密陈的时机面陈奕劻的贪黩无能，再辅以其他方面的攻击力量，奕劻之倒台，正大有可能。此所以岑春煊在途经汉口时要突然电请人觐，以措手不及之法使庆、袁无法阻挠岑春煊之北上，其初步所得之效果，果然很好。据岑春煊自己所说的情形，是这样的：

《乐斋漫笔》：“余居沪上，续假自冬迄春。丁未正月十九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毋庸来京请训，知仍出庆、袁之意。念巴蜀道远，此后觐见无日，不于此际设法入都，造膝详陈种种危迫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当以权宜行之，纵获罪朝廷，亦期不负两宫眷倚之意。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时，电请顺道入觐，不俟俞旨，径乘京汉车北上。抵京之日，即奉两宫召见，温谕有加，并详询年来病况，命在京休息，以备续有召对。此行盖出彼党意料之外，故无由预为阻格也。······”

这一段话说明了岑春煊以突然发动的办法忽然到了北京，达到了“面圣”之目的；由于事出突兀，庆、袁无法阻挡，所以岑春煊的战略是成功了。在这一段话中，岑春煊虽未承认这一计划是否出于瞿鸿禨的指授，而袁世凯在这年四月写给两江总督端方的一封密信中，却曾透露其事实出瞿之安排。袁信云：

大谋此来，有某枢暗许引进，预为布置台谏。大谋发端，群伏响应，大老被困，情形甚险。······

此信中的“大谋”，指春煊；“大老”，指庆王奕劻；“某枢”，则隐指瞿鸿禨而不名。由此可知，岑春煊之借口“入觐”，突然北来，及在面对时即痛斥奕劻之贪庸误国，都是瞿鸿禨所一手策划，与后来之赵启霖参段芝贵同属有计划之行动。至于实际上的经过情形如何？仍可由岑春煊的《乐斋漫笔》见之，再抄一段如下：

自是入对凡四次。太后语及时局日非，不觉泪下。余因奏言：近年亲贵专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太后初闻此言，颇有怒容，云：“何致人心离散？汝有何证据，可详细奏明。”余对曰：“天下事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假如此间有两御案，一好一坏，太后要好的还是要坏的？”太后言：“当然要好的。”余对曰：“此即是人之心理。臣请问：“今日中国政治是好是坏？”太后言：“因不好才改良。”余曰：“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太后又现怒容，曰：“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余对曰：“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蒙蔽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请问太后记得在岔道行宫时，蒙垂询此仇如何能报？臣当时曾奏云：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旋蒙简授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太后求才之切。惟此刻距回銮已将七载，学校课本尚未审定齐全，其他更不必问。又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但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括，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且太后亦知出洋学生有若干否？”太后言：“我听说到东洋学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尚未知悉，想必亦有几千。”余对曰：“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向，民皆从之也。此去不过数年，伊等皆毕业返国，回国后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彼辈必声言改革。一倡百和，处处与政府为难，斯即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愚实不敢言矣。”不觉失声痛哭。太后亦哭，言：“我久不闻汝言，政事竟败坏至此。汝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即知县亦常召见，均勖以激发天良，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

在上面所引的这段召见对话中，岑春煊以政府官员名为革新政治，实则蒙蔽朝廷，并无改良实意；且以推行新政为名，增派各种苛捐杂税，以致小民苦不堪言，而官员则反得藉机渔利；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一旦民心离散，时局实在不堪设想为言，简单扼要地说明了以奕劻为首的中央政府，大有把清朝中国带上绝路之情势。其最后所达到的结论，当然也就非常明白：欲图挽回，必须亟图革新，欲求革新，必先去既贪且庸的庆王奕劻。但岑春煊的这番话虽能使慈禧太后悚然动容，而奕劻所恃以结欢固宠的关系毕竟十分深厚，决非岑春煊的三言两语所能动摇。所以，慈禧太后与岑春煊之间，接下来就还有一段艰辛的辩难。仍引《乐斋漫笔》记述此事的原文如下：

太后云：“汝说奕劻贪，有何凭证？”余对曰：“纳贿之事，惟恐不密，一予一受，岂肯以凭据示人？但曾记得臣在两广总督兼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系粤海关库书，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二百余万，奏参革职拿办。斯时奕劻方管外务部，周犯系伊所保，非得贿而何？”太后言：“奕劻太老实，是上人的当。”余对：“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太后言：“懿亲中多系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汝可保奏。”余对：“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此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惟启程之时，因应奏之事极多，而牵涉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入京面陈，故特冒昧前来。……”

岑春煊对奕劻的攻击，虽然并未能使奕劻倒台，但也显然使慈禧对奕劻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也许，瞿鸿禨设计使岑春煊入京面对所希望达到的初步目标，亦只是如此。因为奕劻毕竟是一株根深柢固的大树，轻易不能拔去，必须先加摇撼松动，然后方能渐渐拔起。岑春煊的初步工作既有成效，接着便可另换他人前来接力。袁世凯致端方信中所说的，“大谋端发，群伏响应，老大被困，情形甚险”，即是如此。这另外换上来接力的，即是在当时台谏中素有敢言之称的御史赵启霖，所用作弹劾理由的，便是从光绪卅二年十一月间即已轰传一时的，段芝贵通贿奕勖父子而得黑龙江巡抚案。

赵启霖奏参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以购献歌妓杨翠喜结好贝子载振，及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措银十万两馈献奕勖，故能以一候补道员超迁巡抚，其事本属实在，只因奕劻袁世凯之巧于弥缝，而奉旨查复之醇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二人又复颟顸瞻顾，苟且了事，所以赵启霖最后反得到一个“污蔑亲藩”的罪名，被革掉御
史。关于这一段史实，笔者已曾在《袁世凯与庆亲王》一文中详细叙述，这里不须再赘。但赵启霖虽然革职，他出京回籍时的送行场面却十分风光，原因是舆论对他的勇敢行为都十分钦佩，自认有气节的士大夫更相率饯别，既为赵启霖增添行色，也为自己增加声光。饯别的地点在南城外的龙树寺，赠别之诗盈箧，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一首，作者是蒋式理。此人原任监察御史，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因奏参奕劻以当国亲王而私存巨款于英商汇丰银行一案落职，斥回原衙门行走。蒋诗云：

三年一样青青柳，又到江亭送远行。我亦怀归归未得，天涯今见子成名。

言下之意，似对赵启霖之因劾奕劻而得享大名，十分歆羡。其实则蒋式理在三年前也曾因劾奕劻而得过大名，只是他所得的大名是人人知道他分得了奕劻的三十万存款，以一个御史头衔而换得偌大一笔财富，十分划算，与赵启霖之真的成名并不一样而已。赵启霖成了名，相形之下，自然是奕劻的声名更加扫地。这其中的事实真相，慈禧太后后来终于也逐渐知道，奕劻的地位，这时才真正有了危险。林步随跋袁世凯致端方密函，有一段说到此事，云：

西林之入都也，面劾庆王贪黩，词甚激切。台官江春霖赵启霖又先后抗章弹其父子，而汪舍人康年主京报，讥诋尤力，士论哗然和之，上亦颇为之动。一日，庆王以疾请假，文慎承旨，太后慨然谓：“奕劻年老，设遂不起，尔试思谁可继其任者？”文慎请依故事用近支宗亲，因举醇王，太后颔焉。此事为庆王及袁督所闻。袁、庆素相结，朝士趋炎以图自贵者，京津之间，交午无虚日，闻之大恐。……

情势发展到了此一地步，奕劻的地位真的动摇了。所谓“大老被困，情形甚险”，应即指此。奕劻贪庸，这样的人物当然应该教他滚蛋。但是倒庆即是倒袁，奕劻一倒，袁世凯没了后台，也非倒不可。以袁世凯之善于搞阴谋，玩诈骗，逢到这种危险场面，总也会有办法应付。至于如何应付，那就要看袁世凯的本领了。

袁世凯以戊戌政变时背叛光绪皇帝而得慈禧之宠信，他当然知道慈禧太后最恨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派人物。他决定用来反击瞿鸿禨和岑春煊的办法，就是从这一方面人手。

丁未政潮，由岑春煊之突然由汉口人觐，突然对奕劻发难攻击开始。瞿鸿禨拉拢他，是因为他在慈禧太后面前的宠信程度，不下于袁世凯。所以倒庆倒袁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先设法能够让岑春煊入京“面圣”。“面圣”之时，不但要公开指摘奕劻之贪庸不法，并且要能争取到留京供职，以便进一步相机而动。这一层，在岑春煊入京之初的几次召见以后，便得到了成功。《乐斋漫笔》记述岑春煊此时对慈禧所奏的话，说：

“……今在京数日，尚觉所怀未尽，又须远赴川省。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做一看家恶犬，未知上意如何？”太后即云：“汝言过重。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近年汝在外间所办之事，他人办不了，故未能叫汝来京，汝当知我此意。”余对曰：“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本无分别。惟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修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存，有何益处？故臣谓根本重要之地，不可不留意也。”太后云：“汝所言极是。好在外边现已安靖，我亦望你在京办事，明日即可下旨，汝先下去。”明日，遂有补授邮传部尚书之命。

岑春煊对慈禧太后表示，他愿意留在京里，为皇太后与皇帝做一只看家的恶犬，那意思当然很明白，他要为慈禧和光绪赶走一切贪污不法的腐败分子，好使朝廷根本之地，有去腐生新的机运。果然，他在发表为邮传部尚书的第一天，就表现了这只看家恶犬的本领，一口咬断了袁世凯的一段尾巴。《乐斋漫笔》记此云：

余既奉旨，尚未谢恩，先请见太后，面劾本部侍郎朱宝奎，以市井驵侩，工于钻营，得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因纳贿枢府，得任今职。若该员在部，臣实羞与为伍。太后曰：“朱某既然不肖，可即予罢斥。但据何罪状以降谕旨？”余对曰：“可言系臣面参。”太后首肯，始谢恩退下。是日特旨褫宝奎职，都人士群相惊告，诧为异事。

当时都中人士之所以会“群相惊告，诧为异事”，是因为两种原因。第一，按清代官制，尚书与侍郎同为一部的“堂官”，侍郎并非尚书的属吏，而且也从未听说过同一部中的尚书参劾侍郎的事情。第二，劾罢朝中的大僚高官，必须有实际罪状。侍郎官居正二品，品秩甚高，今只因岑春煊之空言奏劾而遽予罢斥，未免骇人听闻。而稽之当时的朝旨，朱宝奎之罢斥，全不需有罪名，看来更不免使人诧为异事。《清德宗实录》中所记载的朝旨原文如下：

谕内阁：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官居二品的侍郎，竟可因“声名狼藉，操守平常”的两句话而革职，此一案件所给予人的第三种感觉，便是岑春煊的气焰实在太使人可怕，比之袁世凯，似乎更有过之。岑春煊为什么要奏劾朱宝奎？因为朱宝奎是袁党；朱宝奎怎么会是袁党？可以看胡思敬《国闻备乘》一书中的记述。

《国闻备乘》卷三：

常州朱宝奎游学西洋归，夤缘入盛宣怀门。宣怀以乡谊，处以铁路局小差。人颇机警，渐被亲任，不数年由同知捐升道员，遂充上海电报局总办，凡各局弊窦，无不知之。窥宣怀有婢绝美，求为篷室，宣怀不许。由是离交，私发路局积弊，并抄录累年洋商交涉案叛归袁世凯。世凯久涎铁路、电报、招商三局之利而不详其底蕴，至是得所藉手。遂参宣怀，尽撤其差，以铁路局交唐绍仪，招商局交杨士琦，电报局交吴重熹，而保朱宝奎为邮传部侍郎，后为岑春煊劾罢。

朱宝奎以所欲不遂而叛盛归袁，艾尽发盛宣怀之私而使袁世凯可以对盛宣怀下手，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十足的反复小人。岑春煊劾之罢职，一方面固然是要打击袁世凯，另一方面也是要为盛宣怀报仇。但是，岑春煊的此一着棋，看起来固然大快人心，实际则犯了轻躁妄动之大病。因为这一来更加暴露了他对庆、袁的敌视态度，非迫使袁世凯更加依附奕劻以求自保不可。于是袁世凯的阴谋更加积极，岑春煊不久就吃了大亏。袁世凯致端方密札中有关于此事的珍贵秘辛，云：

大谋发端，群伏响应，大老被困，情形甚险。幸大老平时厚道，颇得多助，得出此内外夹攻之厄，伯轩、菊人甚出力，上怒乃解，而联合防堵，果泉亦有力焉。十六日，大老独对，始定议遣出。上先拟遣，次日即发表。大谋不肯去，十六日亦曾议及，当有对待之术继之。伊眷渐轻，势大衰，无能为矣，不如不来为愈也。举武进郑张，上均不以为然，人得藉口谓其推翻大老，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因而大中伤。武进供给，亦有人言及，恐从此黄鹤一去矣。……

袁世凯致端方的此一密札，信尾所署的时间是四月十九日，恰是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奉旨外调两广总督的第三天。由信中所说，可知岑之外调，完全由四月十六日那天奕劻之“独对”而起。按，所谓“独对”，乃是领军机大臣的特权，即在军机全班叫起之后，独自一人留下来单独奏对之意。军机全班进见，所谈论的事有全体军机大臣同时听闻，若是独对，就无法知道所谈何事了。且依常例而言，独对所奏，必系绝对机密之事。奕劻在一番独对之后就决定了岑春煊之外调，可知此番独对中的谈话内容对当时政局有决定性之影响力量。此影响力量从何而来？是即上引袁世凯致端方密札中的后一段话。

要了解前引密札中的后一段话，需要先对信中的若干人名做一注释。袁信中所说的“伯轩”，乃满人世续，时官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菊人”即徐世昌，时为东三省总督；“果泉”为满人成勋，时官吉林副都统；“武进”即盛宣怀，“郑”即郑孝胥，“张”则张謇，当时均有新党之称。奕劻被攻危急，赖世续、徐世昌等人为之陈说而得解，其事并不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乃是其中所透露，袁世凯用来中伤瞿鸿禨和岑春煊的方法。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岑云阶粗莽》一条说：“岑春煊性极粗莽，戊戌服阕入京，结交新党，入保国会。”又同书卷三，《袁世凯谋倾岑云阶》一条说：“袁世凯岑云阶具有宠于太后。世凯之宠由戊戌告变，春煊之宠由庚子护驾，皆从患难中奋翅而起，虽有外言，莫能间也。世凯恶春煊权势与己相埒，与奕劻比而谗之。及朱宝奎黜，仇恨至深，密奏春煊曾入保国会，为康、梁死党，不可信。”又，康有为题瞿鸿禨遗像诗：“三犯龙鳞敢举仇，爱才爱国有深忧。”诗后有跋，云：“西狩间，公三举鄙人。后怒公举其仇，几不测。”将这几条资料合起来看，可以知道，岑春煊和瞿鸿禨都有过和康、梁接近而举荐康梁的纪录，而慈禧则因戊戌政变之故，恨透了康、梁的。朱启钤撰，《姨母瞿傅太夫人行述》中说

戊戌前后，启钤往来吴会，颇与其邦贤士大夫游，益愤切，喜改革之说。文慎虽持重，而苏学所主持，在当时号为新激，与陈右铭、江建霞二公在湘，有桴鼓之应。戊戌事败，法网严苛，启钤在湘，犹与张劭希、杨笃生、章行严诸君私购禁书，交相传习，意气未稍衰。故启钤在文慎门下，深知文慎所以卒遭亲贵之忌者，由来非一朝夕也乙。

又说：

就中文慎最为佥邪所恶者，惟主持舆论一事。汪君康年之在沪办《中外日报》也，远在庚子以前；汪君，文慎门下士之夙邀赏拔者也。不唯汪君，其时吴越两省名流以言论系时望者，类皆著弟子籍，有知遇感也。文慎柄政，上海舆论于政府措施抨击曾无假借，而文慎访问得失，未尝不虚怀以听焉。京师初无报馆，江南人士来者渐多，颇开清议之门。甲辰乙巳之间，京师文字之祸兴，朝贵衔报馆切齿，必欲得而甘心。启钤方长警厅，知其事甚悉，尝屡以去就争。朝贵既无如何，遂以怒报馆者怒文慎。加以朝官奔竟钻营之风，素为文慎所深恶，言官举其丑秽，攻弹不已，又以怒言官者怒文慎。

上面的这些记述，不但说明瞿鸿禨自戊戌政变以来，一直倾向新学而同情新学，并且对于清议及舆论亦极为左袒，以致引起权贵人士及卑劣朝士之切齿。其中所谓“甲辰乙巳之间”的文字狱，大概指奕劻父子的丑闻被报纸宣传腾播中外之事而言。甲辰是光绪三十年，乙巳则卅一年。光绪三十年冬，御史蒋式理因奏参奕劻存款于汇丰银行一案而被开去御史职务，但报纸之报导与批评却对奕劻甚为不利。翌年，奕劻之子载搜又有挟妓宴饮于京市桐花庄之事，酒酣耳热之余，载搜自登戏台演剧，所挟妓名谢珊珊者为之傅粉，致为御史张元奇露章弹劾。时值日俄战于东北，人为刀俎而我为鱼肉，天潢贵胄，居然全无心肝至此，这事当然成了极好的讽刺材料。报纸乘机渲染，更使奕劻父子的颜面扫地以尽。奕劻和载搜奈何不了报馆，只好记恨办报的汪康年，而汪康年又恰好是瞿鸿禨的得意门生，于是瞿鸿禨的罪名又多了一笔。凡此种种，在平时也许还不致如何，但若到了算总账的时候，当然会一起都加上去的。

袁世凯在写给端方的密札中说，岑春煊曾向慈禧推荐盛宣怀、郑季胥、张謇而未被接纳，所以“人得藉口谓其推翻大老，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因而大中伤。”这些话不啻是袁世凯的夫子自道，说出了奕劻在独对时向慈禧密奏的岑、瞿罪状，原来便是指证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企图引进维新派人物，阴谋篡夺慈禧政权，好为戊戌政变的旧事翻案，而这些话正是慈禧所最惊心动魄的。所以即使奕劻所说的只是一些虚构诬砌的莫须有之言，在慈禧却不敢相信其必无。于是，独对时的定议是先将岑春煊调出，即使岑不肯去，亦别有“对待之术”。至于瞿鸿禨，虽然暂无严谴，但慈禧对他已无好感。看袁世凯信中另有所谓“大老决不能动，同班中或不甚稳”云云，分明已预示瞿鸿禨亦将被逐出军机，只是留作第二步的行动而已。林步随说：“此事本由密谋，外间虽能揣知其情，初无佐证。及见此函，和盘托出，遂成千古信谳矣。”可谓信然。

九

奕劻在一番独对中，以虚构的谎言中伤岑、瞿，既挽回了他自己的劣势地位，也彻底排除了他的政敌，一举两得，可谓大获全胜。此一毒计的进行情形，在岑、瞿二人自然无法想像得到，所以他们也未曾预防及此。这一层，只要看瞿鸿机对于奕勖独对一事的反应态度即可知道。林步随说：

光绪壬寅以后，两宫岁常以春夏园居。三十三年丁未，西林入都，授邮传部尚书，余时方以词曹兼部属。一日，西林幕客同里高君啸桐走告曰：“闻昨日召见军机之后，庆王单起，此何事也？故事，枢廷独对，必有非常处分，君常在瞿相邸中，宁有所闻邪？”余愕然无以对。高君谓：“此事关系至巨，宜急往淀园面叩其详。”余诺之。次晨驰往，文慎方退食，余如高言以叩。文慎喟然曰：“为赞帅耳。”盖林文直在枢廷，以方鲠取厌同列非一日，上意亦不悦，庆王独对，即为承旨摈文直出军机也。旨下，授文直度支部右侍郎。故事，军机大臣本秩已跻二品，出授卿贰，显为左降，大骇视听。文直以边省巡抚骤入政地，实文慎左右之。及是，文慎为之力请，乃收回退出军机之命，更降旨令不必到部。不知者以为文直危而获安，为文慎得君未替之证，而不知非也。……

按，林绍年字赞虞，卒谥文直，上文所说到的“赞帅”与“文直”，都是指林绍年而言。由林步随的这段话中可以知道，在奕劻独对之后，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外调为两广总督，林绍年由军机大臣左迁为度支部侍郎。瞿鸿禨并不知道这都是奕劻独对所造成的结果，还以为独对的目的只在商量摈林绍年出军机。然则林绍年之事，不过慈禧与奕劻所用的障眼法，其作用在转移瞿鸿禨的注意力，使不知岑春煊之外调更有重大的意义而已。瞿鸿禨既不能察觉奕劻独对时的真正内容，岑春煊粗率无谋，自然更难察觉。所以他在行至上海之后，依然使用以前的老办法：藉口有病就医，在上海逗留不去，以觊后命。殊不知道此时的慈禧，对岑春煊的观感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但“眷渐轻，势大衰”，而且还真的“不如不来为愈”哩！就在岑春煊逗留上海的期间，对瞿鸿禨的攻击亦已开始。这次出面攻击的，令人非常意想不到，竟是与庆、袁毫不相干，而平素颇矜气节的翰林学士恽毓鼎。

赵炳麟撰《柏岩感旧诗话》说，御史赵启霖因奏劾奕劻父子而遭革职，出都之日，士大夫饯别于城南之龙树寺，至者数百人，赠诗盈箧，发起者即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未一月，薇孙（按即恽毓鼎字）受奕劻指，以‘授意言官’劾退瞿相国鸿禨，时论非之。”恽毓鼎上疏奏劾瞿鸿禨，据说疏稿出于袁党人物杨士琦之手。最初欲贿买一御史上之，因惧得罪清议之故，无人敢应募，而恽毓鼎贪其重贿，竟悍然不顾，出面具奏。由于这本是慈禧与奕劻所早已商定的决策，所以恽毓鼎之劾疏奏上之后，并不须明白查究所劾是否真实，便即降旨将瞿鸿禨开去本兼各职，罢斥不用。《清德宗实录》中记载此时所降的谕旨如下：

光绪卅三年五月丁酉，谕内阁：恽毓鼎奏参枢臣怀私挟诈，请予罢斥一折，据称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余肇康于刑律素未娴习。因案降调未久，与该大学士儿女亲家，托法部保授丞参等语。瞿鸿禨久任枢垣，应如何竭忠报称。频年屡被参劾，朝廷曲予宽容，犹复不知戒慎。所称窃权结党，保守禄位各节，姑免深究。余肇康前在江西按察使任内因案获咎，为时未久，虽经法部保授丞参，该大学士身任枢臣，并未据实奏陈，显系有心回护，实属徇私溺职。法部左参议余肇康着即行革职，瞿鸿禨着开缺回籍，以示薄惩。

看了这一道上谕，再将奕劻屡次被御史参奏所奉的历次上谕相比，觉得慈禧处分恽毓鼎奏参瞿鸿禨一事，与她之屡次包庇奕劻而重惩言官的情形，简直有霄壤之别。弹劾之奏章如果未经查实，只可说是莫须有之事。奕劻屡被弹劾，而且所劾的罪名甚重，从未有不经交查而径予处分的前例。而且即使交查，在查复者朦胧奏复而得悉所查不实时，受处分的仍是原参之人，而与奕劻毫无关系。以此相比，慈禧待奕劻何其宽厚，待瞿鸿禨又何其刻薄？所以然之故，则奕劻无非贪庸误国，不致背叛慈禧，瞿鸿禨则被奕劻指为意图篡夺政权，为慈禧所深恶痛绝，故竟因自私而致失去理智，不知不觉之间堕入了奕劻与袁世凯所设计的圈套。瞿鸿禨个人的荣辱得失固不足惜，袁世凯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力，则从此有如附骨之疽一般地不能拔去，所造成的祸害，就太大了。这其中的影响关键，全在慈禧的一念之间，说起来实在深可慨叹。

瞿鸿禨被罢斥之后，对于恽毓鼎所参各节，慈禧太后只有形式上的一番交查，其实则对瞿之去留无关。因为即使查无事实，瞿鸿禨也早已开缺回籍，决不可能召回复用了。其后，奉旨查办的大学士孙家鼐、陆军部尚书铁良二人所上复疏，果然不能为恽毓鼎证实瞿鸿禨的罪名。此一复疏对于丁未政潮的幕后秘辛颇有关联，值得一读。原疏不见于《清实录》，却在赵炳麟所撰的《柏岩集》附录中看到，抄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臣等伏思，暗通报馆，授意言官，必须问明何处报馆，言官何人，方能据实查核。因令原奏官恽毓鼎开具节略。旋据开呈，汪康年为瞿鸿禨密党，曾广铨为乡里私交等语，授意言官，则指出已革御史赵启霖奏王夫之从祀一案。臣等窃谓原奏官一面之词，恐或有所偏重，因复博访周谘，详慎考察。如曾广铨乃原任大学士曾国藩之孙，与瞿鸿禨同乡而有世交，难禁其不相熟识。汪康年系浙江人，曾经中式进士，与瞿鸿禨有文字之交，往来亦所难免。开张报馆，曾广铨入有股份，汪康年为之主笔，人言多系如此。臣等反复推求，恽毓鼎所奏虽出有因，尚未能遽定此案虚实。开张报馆，未有不欲售报之多，则假一有势力之人以张其消息灵通之效，报馆积习，大抵如此。谓曾广铨汪康年借瞿鸿禨之势力在外铺张，恐所不免；瞿鸿禨择交不慎，防闲未能周密，或亦有之；若云用人行政大端，敢于预为泄漏，恐瞿鸿禨断不致糊涂至此。如以平时偶有往来，即指为暗通消息，似尚未为允协。瞿鸿禨业经奉旨开缺回籍，可否免其置议之处，恭候圣裁。至言官赵启霖平素以能言自命，未必肯受人指使。且王夫之从祀一节，事属因公，亦无所用其指使，并请一并无庸置议。

瞿鸿禨被斥逐放废，表面上的理由是被人参劾有怀私挟诈及暗通报馆等等情节，实际情形是慈禧太后中了奕劻与袁世凯的离间计，以致慈禧把瞿鸿禨和岑春煊当成了仇人。但因骨子里的真正原因不能公开示人，所以在孙家鼐和铁良的奏疏上陈之后，表面上的理由也已站不住脚，奕劻和袁世凯只好另编一套说词来向社会舆论做交代。那就是笔者在《袁世凯和庆亲王》一文中已曾引用到的，《凌霄一士随笔》所说，慈禧有意罢黜奕劻，而瞿鸿禨不慎泄漏消息，以致慈禧震怒，奕劻乘机令恽毓鼎奏劾，故而瞿鸿禨旋即罢斥云云的“幕后秘辛”了。关于此一说法，林步随曾亦指出其中之虚伪不实。他说：

说者多谓汪舍人泄漏文慎奏对之语以致祸，其实当丁未春夏之交，庆王眷已稍衰，观西林之留京，载振之开缺，朝士已微知之，无待于泄漏。此盖若辈中伤之计已售，特假某词臣一疏，摭暗通报馆一事，以为发难之端耳。文慎忠谨素著，得君最专，岂有倚信七年之久，忽因漏一言而获罪？况文慎之与庆王不协，上意亦非不知之耶？

这段话再度强调说明，瞿鸿禨并无可以罢斥的罪名。他之所以不免罢斥，即是由于奕劻与袁世凯所进行的密谋，其事不足为外人道。所以在孙家鼐、铁良查复恽毓鼎所参各节并不实在之后，慈禧对此并无表示。所批“依议”，亦只是“依其”“可否免其置议”之“议”。柄国大臣之罢黜不以其罪，可知其中别有隐情。瞿鸿禨此时有诗志感，云：

臣罪邱山负至尊，扪心岂独畏人言？

愚忠未效青蒲益，曲贷犹深羽扇恩。

十驾蹇蹄羞峻坂，九关孤梦隔重阍。

偶游彀外初衣遂，息尽尘机老灌园。

“青蒲”乃是皇后寝宫专用的地席，“羽扇”则指侍从之臣。这联用来借喻他枢密近臣的身份；“蹇蹄”意指病足之马；“羞峻坂”则是自谦他在职时对国家政治并无裨益。这虽然也可以说是他对太后和皇帝自觉负有重若邱山之罪，然而，“扪心岂独畏人言”云云，岂不便是他自问并无可为人攻讦之阴私么？瞿鸿禨的感慨如此，对于罢黜上谕中所加于他的那些罪状，自然更可知道那只是外表形式，与真正的事实无关。说来说去，瞿鸿禨和岑春煊，实在都不过是光绪卅三年政治斗争中因失败而被牺牲的不幸者而已。

最有趣的是，罢黜瞿鸿禨的上谕中，指责他虽然屡次经朝廷曲贷其过，而最后仍是“犹复不知戒慎”。孙家鼐、铁良的复疏，亦说瞿鸿禨之为汪康年所利用，是由于他之“择交不慎”。然则“不慎”二字，显然已是瞿鸿禨生平之最大缺点。但在经过了十年之后，瞿鸿禨以清室遗臣的身份病死上海，宣统小朝廷却对他十分轸悼，恤赠之外，更赐谥曰“文慎”。瞿鸿禨出身翰林，依照清代谥法，上一字依例可以得“文”。至于下面一字，则所选择的往往最足以表示其人一生言行事功之特征。瞿鸿禨生前屡被斥为“不慎”，而此时竟得“慎”字，岂不表示瞿鸿禨一生即是以慎密小心得慈禧之信任的么？准此而言，宣统谥瞿鸿禨为“文慎”，看来还真像是特意为他当年的罢黜案雪冤洗谤，藉以彰露奕勖、袁世凯之阴谋陷害。瞿鸿禨死而有知，真应该感谢宣统对他的这番知遇。

十

瞿鸿禨被罢黜的消息传布之后，在上海逗留观望的岑春煊大感震惊。政局的变化突兀如此，他意识到已不可能再继续从事倒庆倒袁的政争了。然而，究竟是就此自甘屈服，老老实实地到两广去做他的总督，还是再在上海观望一时呢？就在他躇踌未定的时候，新的变化又发生了。原因是奕劻与袁世凯感觉到瞿鸿禨虽已摈出国门，岑春煊在慈禧心目中究竟还有若干分量，斩草如不除根，将来仍是难测之患。因此他们又进行了一个新的阴谋，其办法比上一次所造的谣言更为毒辣。刘成禺撰《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中有一条说：

陈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粤，捕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二十余人，有籍其家者。粤人悬赏十万金，谋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红标。知春煊与项城有隙，西后西幸，宠岑在袁上也。乃由粤人蔡乃煌谋于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赂照相师，将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四像合制一片，广售京津，由蔡辇巨金谒袁，转李莲英，密上西后。西后阅之大怒，遂有调岑离粤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获巨酬，以金办港省轮船公司，珠江码头划归陈有，其家今尚食之。出此奇计，少白得有陈平之目。

又，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袁世凯谋倾岑春煊》一条中亦有类似的记载，说：

粤人蔡乃煌失志居天津，侦得其情，思媚袁以求进。因入照像馆觅得春煊及康有为影像各一，点景合成一片，若两人聚首密有所商者，献于世凯。世凯大喜，交奕助密呈太后，证为交通乱党，春煊之宠遂衰。未几迁粤督，未及履任，中途罢归。乃煌以此擢上海道。

比较上面的两条记录，胡思敬的记述得之于传闻，而刘成禺的记述得于当事人陈少白所说，自当以刘记较为可靠，而胡记亦足以证明其事为实有。若以时间而论，岑春煊初次由邮传部尚书外调为两广总督，逗留上海，藉病不去，而慈禧太后对岑并无严旨督促，反而准岑一再续假，足证此时岑春煊在慈禧太后面前的“眷”虽渐轻，势虽大衰，而尚未到屏绝斥逐的地步。但到了光绪卅三年的七月初四日。亦即是岑春煊奉调粤督的两个半月之后，情势忽然剧变。这天所颁的上谕，说：

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叠经赏假。现在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尚未痊。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岑春煊着开缺安心调理，以示体恤。

在岑春煊屡次称病奏请开缺时，慈禧并不准许，反而屡次给假，温谕慰勉；现在岑春煊并未奏请开缺，慈禧忽以“员缺未便久悬”为词，主动将他解除了粤督之职，名义上虽说是可以使他安心养病，“以示体恤”，其实当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所给予他人的感觉是，岑春煊这次真的栽了，不但失官，而且丢脸，从此以后，满清政府中恐怕再无岑春煊的位置。既然事实的真相如此，促成慈禧太后断然下此决定的，必定有极为重大的原因。推测起来，应当即是袁世凯在这时送上了这张要命的照片，然后才会使慈禧太后在急怒攻心之余，毅然决定，从此将岑春煊斥逐不用。否则的话，以慈禧自己所曾说过，岑春煊对慈禧当年曾有大恩，又何致在此时有此决绝的措施呢？

另有一说，谓袁世凯所奏上的此一照片，系出于袁党人物端方所媒孽。费行简撰《慈禧传信录》叙此云：

春煊方居沪上，联络报馆，攻击庆、袁无虚日。方乃以密札达枢廷，称春煊近方与梁启超接晤，有所规画，以二人合拍影相附之。后览相片无讹，默对至时许，叹曰：“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不可逆料矣！虽然，彼负我，我不负彼，可准其退休。”于是传旨准春煊开缺调养。而相片实方以二人片合摄之，以诬春煊，后不及知也。

此云袁世凯所呈上的照片系端方所伪造，由于我们已从陈少白的自述中得知此事的经过，以及其经手送达袁世凯的情形，当然可以知道费行简之说不确。不过，费行简所述，慈禧太后在见到此一照片时的反应及谈话，与她对岑春煊的态度颇为一致，因此亦可以使我们知道费行简在这一方面的记述颇能接近事实。引述如上，以补前说之不足。

说到这里，仍需一述岑春煊与李莲英的关系。李莲英是慈禧太后所最亲信的大太监，在清末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大。当年岑春煊随扈太后及皇帝西幸，与李莲英的关系极好，吴永所撰《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曾有极多的记述，何以在袁世凯呈进此一重要照片时，李莲英竟不为岑春煊设法回护呢？这一层，我们可以看看江庸所撰《趋庭随笔》中的记述：

岑云阶当庚子之变扈从行在，与阉宦李莲英结交甚密，其受知孝钦，即由于此。迨入为邮传部尚书，自以为历任封疆，声名已著，且方面奏庆亲王奕劻贪黩不职，故馈李酒食亦拒绝之。李因大恚。其不久遽外出，虽奕劻挤之，李亦与有力焉。

据此云云，则李莲英当年虽与岑春煊结交甚密，此时却已因岑春煊之自矜身份而致交恶。于是，李莲英虽然还不是岑春煊的政敌，却也不再是岑的朋友。既不再是朋友，当然也就不会在紧要关头时自动给予助力。由此可知，一个人的立身处世，开始时决不能走错一步，否则便有无法回头之苦。如岑春煊当年之结交阉宦，其目的自然是为固宠之计。在他声名已著之后，觉得这种关系足为自己的盛名之累，很想从此改弦易辙，勉为正人。然而李莲英却不能谅解他的苦衷，终于也使他无法实现其愿望，说来是很可惜的。

岑春煊失职之后，仍在上海侨居，颇以游燕征逐自遣。宣统即位后，袁世凯被放归里，奕劻亦告失势，朝局变革，岑春煊又有了出山的机会。因此当宣统三年四川争路风潮发生之后，由于载泽及盛宣怀的荐举，摄政王载沣决定起用他。这年七月，就降旨命岑春煊即刻自上海由水路入川，会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这时的岑春煊，虽然只是以“开缺两广总督”的名义入川襄办剿抚，然而若以同时一般督抚的声望而言，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与督办四川铁路大臣端方，无论谁都不足以望岑春煊之项背。所以这两人一听到岑春煊将要到四川来会办剿抚，就深恐自己的位置会被岑春煊所取代，百计设法阻挠。这年八月，岑春煊到达武汉，湖广总督瑞澄就帮着端方和赵尔丰阻挠他。正争议间，武昌新军起义了，岑春煊在战乱中匆忙逃回上海，后来虽然奉到调补四川总督的旨意，亦已无法到任。清廷逊位后，岑春煊还在上海。

按，岑春煊在光绪卅三年七月被开去两广总督职务，乃是出于慈禧太后的意思，其原因是慈禧认定岑春煊已与保皇党的康、梁相勾结，不能再用了。慈禧死后朝局虽变，而柄政的隆裕皇太后与摄政王载沣乃是承受慈禧政权的旧派人物，如何可能抛弃前嫌，再度起用岑春煊为封疆大吏呢？这里面另有一段故实，不可不述。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在记述陈少白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等人的合摄相片之后，续云：

春煊知为相片所绐，自辇巨金求计于莲英。莲英又以西后扮观音，自扮韦陀，同坐一龛，上相片于西后曰：“老佛爷何尝命奴才同照此相？足见民间伪造，藉观朝纲。从前岑春煊康有为等照片，想亦类此。”西后对岑意解。

李莲英所设计的辩论法十分巧妙，虽然慈禧不懂照片摄制技巧，亦必能窥破其间的秘奥。亦正因为慈禧不久之后便已对岑“意解”，所以岑春煊在光绪一朝虽无起复机会，到后来却仍然大有后望。只可惜大清帝国的寿命到此已经终结，时不我与，岑春煊即使仍有效忠故君之心，亦已失掉机会。岑、袁相争，最后的胜利终归于袁，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入民国后，岑春煊一度接受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委派，先任福建巡按使，继任粤汉铁路督办，屈身事仇，宛若前嫌业已尽释。及袁世凯称帝，岑春煊被南方推为讨袁军的都司令，又与袁世凯站在敌对的地位。国父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岑春煊起初与国父同为总裁，其后却又与政学系合作，反对国父。似此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真使人怀疑他当年何以能与袁世凯同享大名，号为清末督抚中之翘楚？是否岑春煊当年有张鸣歧、岑炽二人为其灵魂，所以才能处处显出他的才气与魄力，而如今则已不然？至此，我们需要再来看看，当年的幕府奇才岑炽，此刻是否仍能为岑春煊之臂助？

前面已曾说过，岑春煊官甘肃布政使时，已将岑炽罗致幕中。自此以后，岑春煊之勤王、卫驾、抚晋、督蜀、平盗，举凡一切建功立业之事，几乎都出于岑炽之画策。而自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出为粤督以后，岑炽知事不可为，即致书乞退，不再参与岑幕之谋议。至于岑春煊入民国以后之诸般作为是否与岑炽有关，则可以参看陈赣一所撰的《岑炽传》：

炽于煊之举措，适于情合于理无不赞成，反是，面诤不少恕。煊平日于诸人之言，言之当否，皆不屈，独视炽为良师益友，言听计从。纠弹奕勖等疏，俱出炽之手。辛亥鼎沸，煊再起为蜀督，电召炽往，不赴。固请，乃渡轮之汉皋，语煊曰：“天下将大乱，是不过微露其苗耳。进退出处，公自决，吾老矣，不能相从。”遂归。归后易装为道士，徜徉山林泉石间，吟诗高歌为乐。年七十有几而卒。

据此云云，则岑炽在岑春煊罢斥后便已离开岑之幕府，民国以后岑之反复无常，都只是岑春煊个人行动，与岑炽无涉。亦正因为岑春煊失掉这一个惟一可共大事的智囊而兼诤友，所以岑春煊此后的行为才会变得如此错谬颠倒，乖戾可笑。由此更可知道，岑春煊前半生事业之所以能卓然有所树立，也都是出于岑炽之大力襄赞。

说完了岑春煊的故事之后，应再将瞿鸿禨的后来事迹做一交待，以为全文之结束。

瞿鸿禨卒于民国七年，寿七十岁，他没有像岑春煊那样再入民国政局，而且甘以遗老自居，不再过问实际政事。他的诗集有诗甚多，大都是罢政家居以后所作，而且有半数以上是和同时遗老们组织诗社时的酬唱之作，虽则念念不忘故君，也只是旧式士大夫的封建思想形式使然，不足厚非。综其一生，瞿鸿禨可说是清末高官大僚中的独立特行之人。他本人的风节峻厉，操守廉洁，完全不与当时的腐败政风同流合污。柄政之日，更希望竭尽所能，改造政治环境，为国家开创新的机运，虽然所愿未遂，而其志向极可钦佩。假如丁未政潮的结果不是后来那样，也许近数十年的中国历史竟会完全改观。所以，纵使瞿鸿禨和岑春煊在实际政治上的建树并不十分辉煌而特出，即此一事而言，他们所作的努力，在历史上的影响便可能很大。读史论世，不能在成败论人。所以，瞿鸿禨和岑春煊在当年的一番努力，也还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