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方正证券手续费怎么算:郑州会议 1958.11.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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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巡视，触动了毛泽东。以他的敏锐，他感到了什么?
10月14日，毛泽东到天津，同天津市市委和河北省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6日和17日，又分别听取河北保定、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各县负责人的汇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随后，毛泽东接连有4封信给陈伯达，指导他及张春桥、胡绳、李友九和河南省省委书记史向生等对河南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以及邻县进行实地调查，以资比较。同时要求他们读当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10月3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经石家庄、邯郸、安阳于11月2日到达郑州。在专列上，他召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省委书记开会，了解情况，交代即将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有趣的是，郑州会议有几天还是在专列上开的。
11月2日至10日的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它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开始着手纠正毛泽东在视察中发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和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人民公社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有人想在三五年内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搞成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却是错误的。(二)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是错误的主张，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三)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
会议期间，毛泽东郑重向与会者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一本就是已向陈伯达等推荐过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与会的每个人对每一本书都用心读三遍，随想随读，加以分析。
毛泽东一直想对还不熟悉的社会主义经济做一个理性的认识。通过对这两本书的研读与分析，他是不是想让高级干部也包括他自己去清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呢?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11月13日，毛泽东离开郑州，在15日凌晨到达武昌。
身在郑州，心在南阳。诸葛亮、二十八宿之首、每人每月几两香油……毛泽东连发三问，装了一书包汇报材料的南阳县县委书记却交了白卷
中原名城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历史渊源甚远，据考证，远在一百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聚居。不但如此，它还是中原战略要地，豫西南的经济中心。
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过郑州，走新乡，到了襄城县，便有心要到离襄城县只有150公里的南阳看一看。
十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阳，毛泽东就亲自为《新华日报》写过一则消息。
但吸引毛泽东想领略南阳风光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南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古迹名胜有好几处。
医圣祠，在南阳东关温凉河畔，是为纪念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而建；在南阳石桥镇西，又有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之墓。张衡的《南阳赋》就生动描绘了当年南阳经济、交通和文化的繁荣景象。
南阳汉画像馆，是汉画像石墓较为集中的地区，刻工精湛，题材多样，以浅浮雕加施阴线的技法，画面粗犷、古朴而奔放。
对毛泽东更具吸引力的则是武侯祠和古宛城。
武侯祠在南阳西卧龙岗，相传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曾躬耕于此。唐宋时即建祠，元大德年间重修。清康熙时，南阳郡守曾在祠内发现前人题咏“卧龙岗十景”的石刻，曾依石刻修建有半月台、老龙洞、野云庵、三顾茅庐、小虹桥、抱膝石、躬耕亭、古柏亭、梁文岩、诸葛井，与武侯祠的山门、大殿、清风楼、三顾堂、关张殿、石牌坊相衬构成壮观的古建筑楼。祠内碑刻还有岳飞书写的出师表。 南阳市北尚有土丘一处，为古宛城遗址。古宛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发迹的地方，又有南都、帝乡之称。
对此，毛泽东心神往之，怎么不想来游览一番?
无奈因为不通火车，往南阳去的公路还是石子铺就的，颠簸不平，行车困难。作为东道主的河南省省委书记担心毛泽东年事已高，旅途劳累，便好心劝阻他放弃此行。此时毛泽东也考虑到正要进行的郑州会议会务繁忙，心中惦念农村人民公社诸多问题，便决定不去南阳，而让南阳的有关负责人来郑州同自己见见面。
南阳县县委的一位书记，得知消息，为自己有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而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想，应该向毛主席汇报些什么呢?当然是南阳十年来的巨变和“大跃进”中工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他找来办公室主任，找来会动笔杆子的秘书，要电话，听汇报，抓典型，催材料，从县到公社到大队，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情况，分门别类，层层道来，熬了三天三夜，写成几十页书面材料，以备汇报之用。
出发的时间到了。这位书记带上装着材料的鼓鼓的包，乘汽车连夜赶往郑州。
这天上午，风和日丽。毛泽东安排出时间要接见南阳来的这位书记。毛泽东很热情，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对方也激动不已。
大家落座。书记便开始按事先准备的材料，从头至尾汇报一遍。说完之后，他等着毛泽东向他提一些问题。
毛泽东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吸一口，笑笑，开口道：“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
这位书记想，这是毛主席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吗?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材料包里也没有讲到诸葛亮是哪里人，该怎么回答呢?他语塞了。
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出答案：“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他又接着问，“还有一句俗话，叫做‘二十八宿走南阳’。西汉末年，刘秀就是在你们南阳访贤求将，寻来二十八宿后，才兴兵讨伐王莽的新朝。你说说，这二十八宿到底谁为首呀?”
这是毛主席提的第二个问题吗?这位书记又想。自己的材料包里也没有答案，这个问题怎么答?从前听戏也听说过马武、岑彭是二十八宿里的人，但谁是头?还有谁?他朝毛泽东摇摇头，感到手心出汗，脸发烧，有些坐卧不宁。
毛泽东又笑笑，自己又答道：“二十八宿又叫云台二十八将，邓禹为首。他是南阳新野人，刘秀手下的大将、谋士，很有本事。”毛泽东说完，又说，“这两个问题你不知道，不要紧。我再问你，现在南阳农村的社员，每人一个月吃几两香油啊?”
书记使劲儿地想了想，仍没答案，材料包里也没有这一条。他关心粮棉的丰收，关心超额上交公粮，也注意到了农民吃饭的问题，但农民吃不吃香油，吃多少香油，他没在意过，也没有问过。那时市民每人每月供应三两香油，而农民吃油，则要靠地里收的芝麻完成上交任务后，余多分多，余少分少。每年或三五斤或五六斤，各地不同。这个问题不再是论古，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生活的问题，自己无法同毛主席论古，这么一个简单的现实生活中的小问题自己也没答上来，他感到实在有些坐不住了，费力地说：“主席，我真不应该……不知道。”
毛泽东并没有责怪他什么，只是分手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称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公社，但也表示过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潮起潮落，他时而清醒时而陶醉
1958年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已蒙蒙黑，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雨。河南省遂平县县委书记和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正坐在一辆拖拉机上，朝遂平火车站匆匆赶路。
原来，正在嵖岈山检查工作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刚刚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风雨无阻地和管理区党委书记一起赶往指定的地方，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临时找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只有坐拖拉机赶路。 到了车站，只见遂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两人已经在等候了，好在并没有耽误时间。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要见他们，专列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一会儿。
四个人便在小小的候车室里坐了下来，心里都在琢磨，毛主席会问些什么事?从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至今，这里的举动一直颇受中央决策高层的关注。公社成立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第一个公社在这里诞生
在嵖岈山有关负责人候车的时间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经过吧。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嵖岈山。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嵖岈山脚下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专员、遂平县县委书记、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使他们携起手来呢?
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
信阳专员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而第二天，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让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长安排的四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信阳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
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嵖岈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这样的大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嵖岈山大社”吗?
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县委副书记补充说，再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4月22日，“嵖岈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
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
5月5日，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情况。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构，又包揽经济，是政法合一的组织。
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八个农庄全部改称公社。
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来此搞调查，他对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建议，你这个公社要带个地名。又问：“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公社书记说，嵖岈山。但那是个小村庄，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李友久说，社址可以建在其他地方。又问：“这是谁的公社?”公社书记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应该加上‘人民’二字。”李友久很赞同。
这样，公社就有了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
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8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那亩产38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泽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毛泽东有点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在史向生递来的一张白纸上，他们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向生又在上面分别添写上他们的职务，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拿进另一个车厢内。
不一会儿，那边请他们进去。
这一节车厢收拾得干净明亮。白色的四壁与窗帘，灰色的地毯，一条长桌旁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由其他几位领导人陪着从居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嵖岈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嵖岈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到：“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
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
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500斤。”
“500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
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
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4个菜，还有1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毛泽东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好，就拿出来展览。”
毛泽东听后笑道：“好，好。”他详细询问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群众生活、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问题后，又问社里养了多少猪?
县委书记答：“全社养126000多头。”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嵖岈山管理区养9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2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15万头。”
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
对方说：“1个母猪一窝下14个猪崽，有可能。”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嵖岈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绍，有9369户，43263人。又讲到，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
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年到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
的确如此，自这一年八九月份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有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
县委书记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
毛泽东听后，指着史向生说：“还是他跟我说的，啥时间来参观的人多?”
毛泽东指的是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3000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说：“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3000多人。9月1日，开发工资大会，有16个单位来参观。”
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
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
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 “还有500多人。”
“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一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临近尾声。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最后问。
“俺缺机器。”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爽直地说。
一边有人又补上一句：“俺医院缺电机。”
毛泽东笑着指史向生：“机器嘛，跟你们书记要。”又指廖鲁言，“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
毛泽东站起来，把客人送出办公车厢。
毛泽东对“大跃进”感到愉快，因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指望了
毛泽东这次在专列对遂平县委书记等四人的接见，调查了解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一些简单情况。
其实，他了解情况的渠道并不止这些。谭震林、史向生自然有向他汇报并请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秀才们。
1958年6月1日创刊的《红旗》杂志，是党的机关刊物。它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创办的，刊物的几个负责人也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可以说，它的创刊，树起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阵地上的一面旗帜。
1958年5月，嵖岈山卫星公社成立不久，《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就来搞调查工作，并帮助公社正式定了名。
事隔不到两个月，7月初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他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中传达了毛泽东这样的话：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刊登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就讲到：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对毛泽东这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陈伯达的文章中还有如下的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边，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充分肯定，对嗅觉灵敏、善辨风向的陈伯达来说，是个表现的好机会。7月下旬，他和张春桥到嵖岈山进行实地调查。
其实，陈伯达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调查”的范畴。他积极地进行了取消货币的试点。他的试点在土山大队的小集市上，办法是在流通领域内实行以物换物，辅之以“货券”。于是，集市上人们开始以鸡蛋换韭菜，用红薯换辣椒，价不相等，再找些货券的场景。随后，陈伯达又让遂平县银行行长发行在全县流通的货券。
接下来，陈伯达指示遂平全县在8月5日合并成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县委书记改任政委，县长改为社长，依次类推，原来的各公社一律改为管理区。对此，陈伯达的理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协调，社会才会较快地发展。你们现在的公社规模太小，应该搞一县一社，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更大的气魄才行。”
8月8日，遂平全县各食堂实行统一流动餐票。供给制的范围，由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进而扩大到全县。一个月后，开始实行全县工资制。
然而，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全县的财政收入便再也不够发下个月的了。其实，10月份发放的工资人均才1.86元，但就是这样的负担，县财政便也无力再负荷了。陈伯达取消货币的试点遂宣告失败。
就在陈伯达在遂平想一显身手的时候，毛泽东在8月上半个月外出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农村。
他在河南省的继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之后很快成立起来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他在听取山东省省委汇报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对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做出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试行简章共二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对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处理；对农具改良、农村电气化、发展工业的规划等等。大到公社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小到托儿所、缝纫组、公墓的建设，公社年收入分配项目，简章均有明确阐述，其中还规定，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和粮食的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这个简章在北戴河会议上印发后，又在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全文刊载。
八九两月，种种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全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间，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又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他对记者们发表观感和意见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然而，如痴如醉的狂热之中，向来主张独立思考，不愿为人左右的毛泽东，难道没有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吗?
看出来了。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车站对当地有关负责人的接见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怀疑的心情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在这个小生产如一片汪洋大海的国家，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做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一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成就呢?
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嵖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嵖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样的情形，又何止嵖岈山一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孝感，专列上开起调查会。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毛泽东想了又想：能相信万斤的亩产吗?总挑灯夜战行吗
1958年11月14日下午2点钟，几乎是同时，湖北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方清官接到来自县委的紧急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赶到县城，有重要领导同志接见。 3点多钟，几人风尘仆仆赶到县委，办公室同志告诉他们，一辆吉普车已经把县委王书记和地委吉书记送往孝感火车站了，要等这辆吉普返回才能送他们过去，并安排他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他们谁也无法静下心来。是哪位首长要找他们?又要谈些什么?
那辆吉普返回了。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三人上了车。不多久，就到了孝感火车站。
站内一片寂静，只有一列专车静静地停在东段岔道上。在保卫人员的引导下，三人来到车上。马上就有工作人员迎过来，询问他们的姓名、职务等。由于已入深秋，三人都穿了不少衣服。车厢内有暖气，加上赶路和心情激动，他们的脸上沁出汗来。工作人员示意他们可以脱了外套，朱朝启就把大衣脱了挂在衣钩上。
他们被引至第四节车厢内。
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的朱朝启第一眼就看见了。陪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湖北省、地、县的几位负责人，看见他们三人进来，便都站起来。看上去，大家等他们已经有一会儿了。
毛泽东也从一张铺着白布的大会议桌后站起来，从靠窗口的东边绕过王任重坐的椅子向这边走来，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们打招呼。
官木生和晏桃香是毛泽东以前就认识的，这次见了自然不生分。问过好后，毛泽东看见晏桃香还捂着棉袄，便道：“晏桃香，有暖气，热，快点儿把袄子脱下来。”腼腆的晏桃香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不要紧！不要紧!”
毛泽东坐桌子的东边，左边是王任重，右边是地委书记王家吉；桌北是县委书记王振明和朱朝启；西边是官木生、晏桃香和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南边坐的是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一边请大家吸烟，吃苹果，一边问感觉眼生的朱朝启：“你叫什么名字?是本地人吗?担任什么职务?”朱朝启做了回答，毛泽东顺手记在一个笔记本上。
在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到来之前，王任重、地委书记王家吉已经分别向毛泽东谈了湖北农村“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情况。大家重新坐定后，王家吉接着讲到大办钢铁时有的人为了放“卫星”，几天几夜没睡觉砌平炉，后来实在忍不住倒在平台上睡着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我也想睡下觉哩!”大家跟着笑。
其实，毛泽东这一夜真的没睡，通宵工作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就在14日这一天凌晨4时，专列在广水时，他还亲自批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思考着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文件是1958年1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一则电讯，题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其中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这次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已在全区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电讯稿还说，这些情况已引起邯郸地委的注意，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现存病疫，控制蔓延，杜绝传染。
毛泽东看了这个情况介绍，心情很沉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这实在不是一个小事情。他立即提笔批示将此件印发到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并进一步写道：“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放下笔，望着外边的夜空，好久好久，他才入睡。
这时在座谈会上，听王家吉汇报到有人困得在平台上睡觉的事，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合理安排人民生活问题。不过，下面接着是梅白的汇报，他没有打断他。
当梅白汇报到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插了话，他望着王任重说： “我不相信。”
一句话，说得朱朝启和王振明两人有些紧张。身为县委书记与长风人民公社的负责人，自然对这件事摸点底细。“万斤田”出在长风大队殷罗湾一个偏僻不起眼儿的角落。青年突击队的一个复员军人和一个小青年在那里改造落后畈时，想了一个主意，用铁锹把几块快黄了的稻谷连根起成方泥块，掇到了一块田里去。验收时，人们只在禾场看谷堆，加上天色已近黄昏，过秤时，花星也没仔细看，就这样有了一个亩产1.5万斤的“万斤田”典型。说起这事，谁的心里也都会有点嘀咕，但这个“典型”既然已经上了1958年8月1日报纸的头版头条，轰动影响了全国，到这时，谁敢说出其中的真实情况呢?即便是毛泽东在此时表态不相信，他们又如何能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
于是朱朝启沉默着没有开口，心中只盼这个话题快快结束。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一面用手指慢慢掐，一边终于换了话题，问起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看来，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连续苦干群众疲劳过度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事。
晏桃香已近40岁。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自丈夫死后，独立挑起了生活重担，早出晚归，勤扒苦做，辛勤地抚养几个孩子。她的事迹见报后，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见毛泽东这时问她，便实实在在地说：妇女干劲儿不小，能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加班加点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儿了。
毛泽东听了，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三期，指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嘛!”
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转而询问官木生。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儿都起来了。比如我们长风大队官胡家湾有一个12岁的小社员胡春林，他挖坟开荒扩大面积，日夜干……”
也许是觉得官木生没说清楚，县委王振明书记接过话茬继续汇报此事。
毛泽东听后说道：“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他深深吸完最后一口，才把只剩一丁点儿的烟头掐灭放到烟灰缸中。
接着，他向大家问起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情况。朱朝启讲到孝感县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籼稻改粳稻、高岗改平地的“五改”情况。毛泽东听了，情绪才高涨起来，会上气氛也随之活跃许多。
最后，毛泽东又问大家，增加水稻产量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朱朝启说：“要增产必须增肥，但肥施重了，水稻又要倒伏，没有办法。”
毛泽东打着手势道：“据专家们说，水稻根系很长，如果把土层深耕一点儿行不行呢?”
大家听了，都说有道理，表示回去马上照这个法子去办。
座谈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天已黑。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下去看一看?
站台上还是静悄悄的。毛泽东乘坐的轿车和随行人员的吉普车鱼贯开出孝感车站。也许是事先有布置，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秩序井然，只听见热烈的掌声，但没有往常雷鸣般的口号声。
在城区三里棚地段的驻军大院礼堂里，毛泽东在驻军首长廖冠贤陪同下，晚7点左右同群众一起观看京剧《打焦赞》的演出，这是由地区京剧团名演员刘占奎和刘丽娟主演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在演出前径直走到前排桌子前同大家见面。不过，他没有发表什么讲话。戏一完，他便和陪同的军、地两方面负责人退场了。
10月14日，毛泽东到天津，同天津市市委和河北省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6日和17日，又分别听取河北保定、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各县负责人的汇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随后，毛泽东接连有4封信给陈伯达，指导他及张春桥、胡绳、李友九和河南省省委书记史向生等对河南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以及邻县进行实地调查，以资比较。同时要求他们读当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10月3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经石家庄、邯郸、安阳于11月2日到达郑州。在专列上，他召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省委书记开会，了解情况，交代即将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有趣的是，郑州会议有几天还是在专列上开的。
11月2日至10日的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它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开始着手纠正毛泽东在视察中发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和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人民公社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有人想在三五年内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搞成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却是错误的。(二)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是错误的主张，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三)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
会议期间，毛泽东郑重向与会者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一本就是已向陈伯达等推荐过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与会的每个人对每一本书都用心读三遍，随想随读，加以分析。
毛泽东一直想对还不熟悉的社会主义经济做一个理性的认识。通过对这两本书的研读与分析，他是不是想让高级干部也包括他自己去清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呢?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11月13日，毛泽东离开郑州，在15日凌晨到达武昌。
身在郑州，心在南阳。诸葛亮、二十八宿之首、每人每月几两香油……毛泽东连发三问，装了一书包汇报材料的南阳县县委书记却交了白卷
中原名城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历史渊源甚远，据考证，远在一百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聚居。不但如此，它还是中原战略要地，豫西南的经济中心。
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过郑州，走新乡，到了襄城县，便有心要到离襄城县只有150公里的南阳看一看。
十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阳，毛泽东就亲自为《新华日报》写过一则消息。
但吸引毛泽东想领略南阳风光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南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古迹名胜有好几处。
医圣祠，在南阳东关温凉河畔，是为纪念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而建；在南阳石桥镇西，又有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之墓。张衡的《南阳赋》就生动描绘了当年南阳经济、交通和文化的繁荣景象。
南阳汉画像馆，是汉画像石墓较为集中的地区，刻工精湛，题材多样，以浅浮雕加施阴线的技法，画面粗犷、古朴而奔放。
对毛泽东更具吸引力的则是武侯祠和古宛城。
武侯祠在南阳西卧龙岗，相传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曾躬耕于此。唐宋时即建祠，元大德年间重修。清康熙时，南阳郡守曾在祠内发现前人题咏“卧龙岗十景”的石刻，曾依石刻修建有半月台、老龙洞、野云庵、三顾茅庐、小虹桥、抱膝石、躬耕亭、古柏亭、梁文岩、诸葛井，与武侯祠的山门、大殿、清风楼、三顾堂、关张殿、石牌坊相衬构成壮观的古建筑楼。祠内碑刻还有岳飞书写的出师表。 南阳市北尚有土丘一处，为古宛城遗址。古宛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发迹的地方，又有南都、帝乡之称。
对此，毛泽东心神往之，怎么不想来游览一番?
无奈因为不通火车，往南阳去的公路还是石子铺就的，颠簸不平，行车困难。作为东道主的河南省省委书记担心毛泽东年事已高，旅途劳累，便好心劝阻他放弃此行。此时毛泽东也考虑到正要进行的郑州会议会务繁忙，心中惦念农村人民公社诸多问题，便决定不去南阳，而让南阳的有关负责人来郑州同自己见见面。
南阳县县委的一位书记，得知消息，为自己有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而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想，应该向毛主席汇报些什么呢?当然是南阳十年来的巨变和“大跃进”中工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他找来办公室主任，找来会动笔杆子的秘书，要电话，听汇报，抓典型，催材料，从县到公社到大队，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情况，分门别类，层层道来，熬了三天三夜，写成几十页书面材料，以备汇报之用。
出发的时间到了。这位书记带上装着材料的鼓鼓的包，乘汽车连夜赶往郑州。
这天上午，风和日丽。毛泽东安排出时间要接见南阳来的这位书记。毛泽东很热情，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对方也激动不已。
大家落座。书记便开始按事先准备的材料，从头至尾汇报一遍。说完之后，他等着毛泽东向他提一些问题。
毛泽东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吸一口，笑笑，开口道：“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
这位书记想，这是毛主席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吗?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材料包里也没有讲到诸葛亮是哪里人，该怎么回答呢?他语塞了。
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出答案：“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他又接着问，“还有一句俗话，叫做‘二十八宿走南阳’。西汉末年，刘秀就是在你们南阳访贤求将，寻来二十八宿后，才兴兵讨伐王莽的新朝。你说说，这二十八宿到底谁为首呀?”
这是毛主席提的第二个问题吗?这位书记又想。自己的材料包里也没有答案，这个问题怎么答?从前听戏也听说过马武、岑彭是二十八宿里的人，但谁是头?还有谁?他朝毛泽东摇摇头，感到手心出汗，脸发烧，有些坐卧不宁。
毛泽东又笑笑，自己又答道：“二十八宿又叫云台二十八将，邓禹为首。他是南阳新野人，刘秀手下的大将、谋士，很有本事。”毛泽东说完，又说，“这两个问题你不知道，不要紧。我再问你，现在南阳农村的社员，每人一个月吃几两香油啊?”
书记使劲儿地想了想，仍没答案，材料包里也没有这一条。他关心粮棉的丰收，关心超额上交公粮，也注意到了农民吃饭的问题，但农民吃不吃香油，吃多少香油，他没在意过，也没有问过。那时市民每人每月供应三两香油，而农民吃油，则要靠地里收的芝麻完成上交任务后，余多分多，余少分少。每年或三五斤或五六斤，各地不同。这个问题不再是论古，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生活的问题，自己无法同毛主席论古，这么一个简单的现实生活中的小问题自己也没答上来，他感到实在有些坐不住了，费力地说：“主席，我真不应该……不知道。”
毛泽东并没有责怪他什么，只是分手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称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公社，但也表示过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潮起潮落，他时而清醒时而陶醉
1958年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已蒙蒙黑，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雨。河南省遂平县县委书记和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正坐在一辆拖拉机上，朝遂平火车站匆匆赶路。
原来，正在嵖岈山检查工作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刚刚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风雨无阻地和管理区党委书记一起赶往指定的地方，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临时找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只有坐拖拉机赶路。 到了车站，只见遂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两人已经在等候了，好在并没有耽误时间。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要见他们，专列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一会儿。
四个人便在小小的候车室里坐了下来，心里都在琢磨，毛主席会问些什么事?从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至今，这里的举动一直颇受中央决策高层的关注。公社成立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第一个公社在这里诞生
在嵖岈山有关负责人候车的时间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经过吧。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嵖岈山。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嵖岈山脚下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专员、遂平县县委书记、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使他们携起手来呢?
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
信阳专员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而第二天，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让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长安排的四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信阳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
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嵖岈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这样的大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嵖岈山大社”吗?
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县委副书记补充说，再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4月22日，“嵖岈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
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
5月5日，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情况。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构，又包揽经济，是政法合一的组织。
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八个农庄全部改称公社。
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来此搞调查，他对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建议，你这个公社要带个地名。又问：“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公社书记说，嵖岈山。但那是个小村庄，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李友久说，社址可以建在其他地方。又问：“这是谁的公社?”公社书记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应该加上‘人民’二字。”李友久很赞同。
这样，公社就有了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
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8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那亩产38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泽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毛泽东有点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在史向生递来的一张白纸上，他们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向生又在上面分别添写上他们的职务，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拿进另一个车厢内。
不一会儿，那边请他们进去。
这一节车厢收拾得干净明亮。白色的四壁与窗帘，灰色的地毯，一条长桌旁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由其他几位领导人陪着从居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嵖岈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嵖岈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到：“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
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
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500斤。”
“500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
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
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4个菜，还有1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毛泽东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好，就拿出来展览。”
毛泽东听后笑道：“好，好。”他详细询问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群众生活、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问题后，又问社里养了多少猪?
县委书记答：“全社养126000多头。”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嵖岈山管理区养9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2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15万头。”
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
对方说：“1个母猪一窝下14个猪崽，有可能。”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嵖岈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绍，有9369户，43263人。又讲到，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
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年到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
的确如此，自这一年八九月份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有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
县委书记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
毛泽东听后，指着史向生说：“还是他跟我说的，啥时间来参观的人多?”
毛泽东指的是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3000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说：“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3000多人。9月1日，开发工资大会，有16个单位来参观。”
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
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
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 “还有500多人。”
“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一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临近尾声。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最后问。
“俺缺机器。”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爽直地说。
一边有人又补上一句：“俺医院缺电机。”
毛泽东笑着指史向生：“机器嘛，跟你们书记要。”又指廖鲁言，“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
毛泽东站起来，把客人送出办公车厢。
毛泽东对“大跃进”感到愉快，因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指望了
毛泽东这次在专列对遂平县委书记等四人的接见，调查了解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一些简单情况。
其实，他了解情况的渠道并不止这些。谭震林、史向生自然有向他汇报并请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秀才们。
1958年6月1日创刊的《红旗》杂志，是党的机关刊物。它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创办的，刊物的几个负责人也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可以说，它的创刊，树起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阵地上的一面旗帜。
1958年5月，嵖岈山卫星公社成立不久，《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就来搞调查工作，并帮助公社正式定了名。
事隔不到两个月，7月初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他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中传达了毛泽东这样的话：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刊登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就讲到：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对毛泽东这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陈伯达的文章中还有如下的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边，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充分肯定，对嗅觉灵敏、善辨风向的陈伯达来说，是个表现的好机会。7月下旬，他和张春桥到嵖岈山进行实地调查。
其实，陈伯达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调查”的范畴。他积极地进行了取消货币的试点。他的试点在土山大队的小集市上，办法是在流通领域内实行以物换物，辅之以“货券”。于是，集市上人们开始以鸡蛋换韭菜，用红薯换辣椒，价不相等，再找些货券的场景。随后，陈伯达又让遂平县银行行长发行在全县流通的货券。
接下来，陈伯达指示遂平全县在8月5日合并成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县委书记改任政委，县长改为社长，依次类推，原来的各公社一律改为管理区。对此，陈伯达的理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协调，社会才会较快地发展。你们现在的公社规模太小，应该搞一县一社，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更大的气魄才行。”
8月8日，遂平全县各食堂实行统一流动餐票。供给制的范围，由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进而扩大到全县。一个月后，开始实行全县工资制。
然而，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全县的财政收入便再也不够发下个月的了。其实，10月份发放的工资人均才1.86元，但就是这样的负担，县财政便也无力再负荷了。陈伯达取消货币的试点遂宣告失败。
就在陈伯达在遂平想一显身手的时候，毛泽东在8月上半个月外出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农村。
他在河南省的继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之后很快成立起来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他在听取山东省省委汇报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对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做出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试行简章共二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对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处理；对农具改良、农村电气化、发展工业的规划等等。大到公社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小到托儿所、缝纫组、公墓的建设，公社年收入分配项目，简章均有明确阐述，其中还规定，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和粮食的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这个简章在北戴河会议上印发后，又在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全文刊载。
八九两月，种种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全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间，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又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他对记者们发表观感和意见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然而，如痴如醉的狂热之中，向来主张独立思考，不愿为人左右的毛泽东，难道没有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吗?
看出来了。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车站对当地有关负责人的接见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怀疑的心情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在这个小生产如一片汪洋大海的国家，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做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一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成就呢?
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嵖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嵖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样的情形，又何止嵖岈山一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孝感，专列上开起调查会。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毛泽东想了又想：能相信万斤的亩产吗?总挑灯夜战行吗
1958年11月14日下午2点钟，几乎是同时，湖北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方清官接到来自县委的紧急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赶到县城，有重要领导同志接见。 3点多钟，几人风尘仆仆赶到县委，办公室同志告诉他们，一辆吉普车已经把县委王书记和地委吉书记送往孝感火车站了，要等这辆吉普返回才能送他们过去，并安排他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他们谁也无法静下心来。是哪位首长要找他们?又要谈些什么?
那辆吉普返回了。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三人上了车。不多久，就到了孝感火车站。
站内一片寂静，只有一列专车静静地停在东段岔道上。在保卫人员的引导下，三人来到车上。马上就有工作人员迎过来，询问他们的姓名、职务等。由于已入深秋，三人都穿了不少衣服。车厢内有暖气，加上赶路和心情激动，他们的脸上沁出汗来。工作人员示意他们可以脱了外套，朱朝启就把大衣脱了挂在衣钩上。
他们被引至第四节车厢内。
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的朱朝启第一眼就看见了。陪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湖北省、地、县的几位负责人，看见他们三人进来，便都站起来。看上去，大家等他们已经有一会儿了。
毛泽东也从一张铺着白布的大会议桌后站起来，从靠窗口的东边绕过王任重坐的椅子向这边走来，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们打招呼。
官木生和晏桃香是毛泽东以前就认识的，这次见了自然不生分。问过好后，毛泽东看见晏桃香还捂着棉袄，便道：“晏桃香，有暖气，热，快点儿把袄子脱下来。”腼腆的晏桃香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不要紧！不要紧!”
毛泽东坐桌子的东边，左边是王任重，右边是地委书记王家吉；桌北是县委书记王振明和朱朝启；西边是官木生、晏桃香和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南边坐的是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一边请大家吸烟，吃苹果，一边问感觉眼生的朱朝启：“你叫什么名字?是本地人吗?担任什么职务?”朱朝启做了回答，毛泽东顺手记在一个笔记本上。
在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到来之前，王任重、地委书记王家吉已经分别向毛泽东谈了湖北农村“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情况。大家重新坐定后，王家吉接着讲到大办钢铁时有的人为了放“卫星”，几天几夜没睡觉砌平炉，后来实在忍不住倒在平台上睡着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我也想睡下觉哩!”大家跟着笑。
其实，毛泽东这一夜真的没睡，通宵工作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就在14日这一天凌晨4时，专列在广水时，他还亲自批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思考着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文件是1958年1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一则电讯，题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其中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这次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已在全区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电讯稿还说，这些情况已引起邯郸地委的注意，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现存病疫，控制蔓延，杜绝传染。
毛泽东看了这个情况介绍，心情很沉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这实在不是一个小事情。他立即提笔批示将此件印发到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并进一步写道：“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放下笔，望着外边的夜空，好久好久，他才入睡。
这时在座谈会上，听王家吉汇报到有人困得在平台上睡觉的事，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合理安排人民生活问题。不过，下面接着是梅白的汇报，他没有打断他。
当梅白汇报到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插了话，他望着王任重说： “我不相信。”
一句话，说得朱朝启和王振明两人有些紧张。身为县委书记与长风人民公社的负责人，自然对这件事摸点底细。“万斤田”出在长风大队殷罗湾一个偏僻不起眼儿的角落。青年突击队的一个复员军人和一个小青年在那里改造落后畈时，想了一个主意，用铁锹把几块快黄了的稻谷连根起成方泥块，掇到了一块田里去。验收时，人们只在禾场看谷堆，加上天色已近黄昏，过秤时，花星也没仔细看，就这样有了一个亩产1.5万斤的“万斤田”典型。说起这事，谁的心里也都会有点嘀咕，但这个“典型”既然已经上了1958年8月1日报纸的头版头条，轰动影响了全国，到这时，谁敢说出其中的真实情况呢?即便是毛泽东在此时表态不相信，他们又如何能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
于是朱朝启沉默着没有开口，心中只盼这个话题快快结束。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一面用手指慢慢掐，一边终于换了话题，问起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看来，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连续苦干群众疲劳过度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事。
晏桃香已近40岁。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自丈夫死后，独立挑起了生活重担，早出晚归，勤扒苦做，辛勤地抚养几个孩子。她的事迹见报后，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见毛泽东这时问她，便实实在在地说：妇女干劲儿不小，能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加班加点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儿了。
毛泽东听了，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三期，指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嘛!”
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转而询问官木生。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儿都起来了。比如我们长风大队官胡家湾有一个12岁的小社员胡春林，他挖坟开荒扩大面积，日夜干……”
也许是觉得官木生没说清楚，县委王振明书记接过话茬继续汇报此事。
毛泽东听后说道：“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他深深吸完最后一口，才把只剩一丁点儿的烟头掐灭放到烟灰缸中。
接着，他向大家问起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情况。朱朝启讲到孝感县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籼稻改粳稻、高岗改平地的“五改”情况。毛泽东听了，情绪才高涨起来，会上气氛也随之活跃许多。
最后，毛泽东又问大家，增加水稻产量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朱朝启说：“要增产必须增肥，但肥施重了，水稻又要倒伏，没有办法。”
毛泽东打着手势道：“据专家们说，水稻根系很长，如果把土层深耕一点儿行不行呢?”
大家听了，都说有道理，表示回去马上照这个法子去办。
座谈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天已黑。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下去看一看?
站台上还是静悄悄的。毛泽东乘坐的轿车和随行人员的吉普车鱼贯开出孝感车站。也许是事先有布置，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秩序井然，只听见热烈的掌声，但没有往常雷鸣般的口号声。
在城区三里棚地段的驻军大院礼堂里，毛泽东在驻军首长廖冠贤陪同下，晚7点左右同群众一起观看京剧《打焦赞》的演出，这是由地区京剧团名演员刘占奎和刘丽娟主演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在演出前径直走到前排桌子前同大家见面。不过，他没有发表什么讲话。戏一完，他便和陪同的军、地两方面负责人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