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网站注册片假名:曾国藩全书 挺经

       第一部分：立 志前言
    近年来，有关曾国藩的图书的出版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大到全集、全书，小到传记、逸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社会上也掀起了“曾国藩热”，由学界，而军界，而政界，而商界，彼此呼应，波澜壮阔；上至政坛领袖、各级干部，下至普通读者、平民百姓，对“曾国藩”或读之，或研之，或习之，或用之，竞相求证，蔚为大观。
    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旧秩序行将崩溃，而社会前进的方向茫无头绪。国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烽火燃遍十余省，清王朝顿失半壁江山。国外，列强环伺，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可谓内忧外患，百弊丛生。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崛起于湘楚之间，纵横捭阖，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元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宦海风波，获得彻底的成功。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其行其言，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晚清还是一个信仰崩溃、道德失范的时代，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经验。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处处效法。
    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是他在几十年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复杂化。这样，绝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谈、清谈而注重实际的曾氏绝学，更是暗合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使其深入人心，历久弥盛。
    此次编辑出版的这套彩图版《曾国藩全书》系列由《曾国藩传》、《挺经》、《曾国藩家训》、《冰鉴》组成。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曾国藩的学问人品、智谋权变、文治武功。
    本册《挺经》详解曾国藩在官场的十六条心法。在《挺经》中他系统完整地总结了为人为官的一些基本原则，如顺境中的修养与知足，逆境中的坚挺与忍耐；做事的勇毅与勤廉，做人的真诚与仁爱；决策时的虚心与明强，反省时的知耻与知悔。这些原则既是对不同情况的应变原则，又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的重实用、重实效的统一性。在具体论述中，则分为原文、解读、详解三个部分。“原文”是引述曾国藩原话；“解读”则用现代语言，对“原文”进行译白，以扫除阅读障碍；“详解”则以曾国藩的行为为主，结合有关历史事实，形象、生动、全方位地解析曾国藩为人处世的独到之处，披露他浸淫官场数十年所得的经验和智谋。
    另外，本书还精选了三百余幅图片，其中有曾国藩本人及亲友的肖像、手稿、生活用品；有许多与曾国藩本人有关的历史画卷和遗址旧迹；还有反映曾国藩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众多图片。力求通过图文的结合及丰富多彩的图片，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彩色画廊，让读者回归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更形象深刻地理解曾国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第一部分：立 志开宗明义 挺为第一（1）
    ◆ 原文
    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事。
    ——引自《挺经》
    ● 解读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并要把他留在家中吃午饭。一大早，老翁就吩咐自己的儿子前去集市上准备蔬菜果品。但是，时间已经过巳时了，他的儿子却仍未回来。老翁心里很着急，就亲自到窗口去眺望。看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的儿子挑着菜担，在一条水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站着，彼此都不肯相让，在那儿都站着不动。老翁赶上前去，好言相劝道：“老哥，我家中有客人，正等着这些东西做餐，请你往水田里让一让，让他过来，你老哥也就可以过去，这岂不是对两个人都方便吗？”那个人说：“你让我下水，他怎么不下呢？”老翁说：“他个子矮，下到水田里怕担子里的东西被水浸坏了；你老哥个子比他高，下到水田里不至于碰到水。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请你让一下。”那个人说：“你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即使浸湿了，将就着还可以吃；我的担子里挑着的可都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了水，就一钱不值了。我的担子比你的贵重，怎么能让我让道呢？”老翁看到无法说服他，便挺身过去说：“来，来！那么这么办吧，让我老头儿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交给我，我把它顶在头上，让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身旁过去，我再把货担子交给你，怎么样？”说完立即脱下鞋袜。那个人见老翁这么做，心里过意不去，说：“既然老丈这么费事，我就下到水田里，让你把担子挑过去。”说完立即下到水田里让路。他就只这么挺了一挺，就化解了一场争执。这就是“挺经”的第一条。
    第一部分：立 志开宗明义 挺为第一（2）
    ※ 详解
    关于“挺经”的第一条，理解起来委实不易，因为很难说清曾国藩的本意所在。若说“挑京货担子的”好，那么他最终不是让了吗？那么意在树立老翁吗？似乎也没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那么，曾国藩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来当有这么两种理解。一种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中的理解：
    每天早晚两次正餐，曾国藩常和幕僚们一起吃饭。席上，国事、兵事谈得很少，大多谈学问文章、野史轶事，甚至街谈巷议。这一天早上，两江总督衙门餐厅里，曾国藩又和幕僚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吃早饭。
    “十年前，恩师只是一个以文名满天下的侍郎，这十年间，恩师创建湘军，迭复名城，门生不知，天下士人亦不知，恩师何以能建如此赫赫武功？”问话的是浙江德清才子俞樾。道光二十七年，俞樾参加会试复试，曾国藩是阅卷大臣。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的试帖，首句为“花落春仍在”。曾国藩读后激赏之，称赞道：“咏落花而无衰飒意，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限量。”遂将俞樾拔置第一。俞樾为报答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将自己所作的诗文集命名为《春在堂集》。曾国藩一到安庆，他便弃官前来投奔。
    “是荫甫在问吧！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秘诀，今天传授给你，你千万莫轻授别人。”曾国藩微笑着，放下筷子，大家都笑了起来。俞樾说：“请恩师传授，门生决不外泄。”
    “外人都不知，我有一部奇书，是一位道行精深的仙师传给我的。凭着它，我才能带兵打仗，由文人行统帅事。”
    幕僚们第一次听曾国藩讲仙师授奇书的事，都很惊讶，大家将信将疑，都聚精会神地听下文。
    “这部奇书名叫《挺经》。”曾国藩端起小汤碗，慢慢地喝。
    “《挺经》？”幕僚中有人小声地念着。
    “《挺经》有十六条经文，我先给你们讲第一条。”曾国藩放下小汤碗，右手作五指梳，缓缓地梳理着胸前的长须，慢悠悠地说，“荷叶塘有个老头，一天，家里来了贵客。老头儿叫儿子到蒋市街买酒菜款待客人。儿子挑一担空箩筐出去了，一直到太阳偏西还不见回来。老头子急了，自己出门去找，在半路一丘水田田塍上遇到了儿子。谁知儿子担着一担东西站在那里，在他对面也站着一个挑担子的人。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不动。老头一见急坏了，板起面孔骂儿子：‘家里等你的酒菜，你却死了一样地站在这里不动，你到底要做什么？’儿子委屈地说：‘他不让我过去。’老头对那人说：‘兄弟，你下田放他过来吧！’那人怒道：‘你好偏心！你为什么不叫他下田，放我先过去呢？’老头说：‘兄弟，你人高，他人矮，再说你是杂货，他是吃的东西，你的货可以浸水，他的货不能浸水。’那人越发气了：‘他小我大，他应要让我，我不能让他。’老头也气了：‘罢，罢！只有我下田了。’老头脱去鞋袜，那个人见老翁这么做，心里过意不去，说：“既然老丈这么费事，我就下到水田里，让你把担子挑过去。”说完下到水田里让路，让老翁和儿子挑着担子回来。这就是《挺经》中的第一条。”
    曾国藩微笑着闭住嘴，大家听后似懂非懂。俞樾说：“恩师，你老刚才讲的只是《挺经》中的第一条，还有十五条呢？”
    “今天只讲这一条，以后再慢慢地讲给你们听。”曾国藩坐着，不再说话了。
    由此可见，唐浩明的理解是重点在挑京货担子的那个人，因为他这一挺，弄得父子俩只好让他。还有一种是李鸿章的僚属吴永的理解，他说：“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从吴永的观点看，他认为曾国藩的着意点在老翁，所谓必须“躬自入局”。
    那么曾国藩要强调的究竟是谁的“挺”呢？因为上段曾国藩的“挺经”第一条着笔较多的是老翁和挑京货担子者，所以人们往往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两人身上，尤其是文中的“挺上一挺”一句，更容易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到挑京货担子的人身上。其实，我们只要客观地问上一句：这三个人谁是赢家？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老翁脱了鞋袜，要下水田去接担子，当然是输家；担京货担子的人过意不去，当然也是输家；唯一获胜的是老翁的儿子，他只在那儿一动不动，最后别人还是给他让了道。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老翁的儿子也只能一挺到底：因为他个子矮，无法下到水田里，否则就会毁了食品。所以我认为，这老翁的儿子的“挺”才是曾国藩真正的用意所在。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1）
    ◆原文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才的高下，要根据他的志趣来决定。低劣的人才安于现状，受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高等的人才仰慕先贤的辉煌业绩，因此就日益高明。人才的优劣智愚，就从此区别开来。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看出来。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求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这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2）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恩，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都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定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详解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写下《五箴》自勉；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立志报效国家。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3）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操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水”，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 而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却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治、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２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并提出努力改正和提高的方向，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1）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统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仔细考察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
    在孔孟儒家传统中，有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修炼方法，称为慎独，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像在大庭广众下一样有修养，如何做到慎独呢？首先就必须内省。内指的是心灵，省就是自我审思。认为人们只要注重自己对自己的审思，慢慢地就会心境清明，智慧越来越高，本领也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根据儒家的观点，人是禀天命而生的，生下来之前，与整个宇宙自然是一个整体，生下来以后，就禀赋了宇宙自然的所有信息，只是因为受人性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的遮蔽，这些智慧隐而不显了。人如果能够向自身不断地找寻，慢慢地就会把后天的屏障剥除，还智慧以本来面目。
    曾国藩以继承中华道统自居，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内省功夫，只是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功夫的理解。
    ◆原文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2）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心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的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惟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心存侥幸，以为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为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的事理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总起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详解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生的辛苦磨炼。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不再与邻居小孩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罗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而且，即使在曾国藩封官以后，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他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3）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他的人品也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渝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第二部分：明 强担当大事 全在明强二字（1）
    ◆原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担当大事，都在掌握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愚昧变为聪明，使柔弱变为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气都无法成功。即使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我们，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于坚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销磨锐气。你能使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被销磨折损，这正是你的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原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国家要强盛，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乎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肃、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原文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即使成为圣贤的人，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只是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该强矫，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相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希享富贵，这两者都求盈满，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第二部分：明 强担当大事 全在明强二字（2）
    ◆原文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心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肝气发作时，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惧，确实是这种感觉。不只是年轻时是这样，即使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是要稍稍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论不一样，但节制血气，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需要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不然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能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详解
    曾国藩提倡自强、倔强，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值得引人注意的，则是曾国藩在此自强、倔强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强的概念。明强的意思，不外乎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在这里，曾国藩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例，提出要坚持孟子的集义而强、曾子的从自我反省中崛起，反对李斯、曹操、董卓、杨素那样的强，因为他们的强都用于谋一己私利上，所以没有好下场。
    唐代的顺宗在当太子时，亦好作壮语，恍然以天下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太子胜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举动，所以又常会遭父皇的猜忌而废黜。聪明的太子因此必须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造成太响的名气。顺宗作太子时，一日曾对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但慕王叔文却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太子听得如雷贯耳，于是立刻闭嘴哑言。德宗晚年荒淫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
    这种含才不露、不显身手的风格，就是明强，也就是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特长，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范蠡虽居相安荣，但又以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死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说到底，像顺宗、范蠡这样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形式上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第二部分：明 强担当大事 全在明强二字（3）
    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熟于胸，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际，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当时的这一段历史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心中的明强思想。
    曾国荃部获得无为州、运槽镇之捷后，距金陵仅二百里，但由于节节分兵守安庆、枞阳、庐江等处，兵力顿显单薄。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奏请准曾国荃回湘募勇六千人，准备再大干一场。曾国藩在安庆写信至湘乡说：“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所以望他“迅速回营，不可再在家中留恋”。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于李秀成进攻上海甚急，谕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名赴沪。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飞催曾国荃将所募湘勇留防安庆，克日督带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择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将曾国荃补授江苏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这些廷寄，曾国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师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国荃执意不肯去，因为他眼睛盯着的是攻下金陵的功业，心中想着的是充斥金陵的财货。曾国藩无法，只得听之任之了。
    曾国荃在湖南停留了几个月，带着新募的七营湘勇，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庆大营。他满腹阳刚之气，大谈“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张”。这种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国藩的担忧，所以曾国藩“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极力想从“无为”这个方面来开导他稍释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乘船离开安庆。于三月二十日进占巢县、含山，二十二日进占和州。与此同时，多隆阿部于四月十五日攻占庐州，彭玉麟部攻占芜湖、东梁山。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初二日夺得大胜关、三汊河，初三日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在彭玉麟水师的掩护下，进驻雨花台。对于曾国荃的这次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
    曾国藩为什么忧惧？一是他想起了前车之鉴，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七万人，屯守八年，最后溃败，而曾国荃当时仅二万人。二是认为曾国荃打乱了自己的部署。曾国藩当时设想，攻取金陵，仍然须采取攻夺太湖与安庆的办法，围城打援。他计划“于太平、采石南路进一支”，由曾国荃担任；“于句容、淳化东路进一支”，由鲍超担任；“浦口、九洲西路隔江进一支”，由多隆阿担任；“镇江北路”进一支，由李续宜担任。在其余三路都还没有来得及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惟独曾国荃不顾及友军的配合，贸然进军。曾国藩闻讯后，于初七日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第二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稳慎图之”，“以待多军之至”。当时，“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曾国藩转告他说：“外间则议弟处新营太多，兵不可靠，几于众口一词”。
    然而曾国荃本人却不以为然。他振振有词地说：“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且金陵为贼根本，拔其根本，即枝叶不披而萎。金陵恃江南北各城为屏蔽，江南北各城亦恃金陵为应援。克其一城，移军他住，贼又随踞之；徒使我疲于奔命，贼而旋走旋据，是攻夺无己时也。今以一军直捣金陵，苏常各贼闻江宁攻急，必更来援。彼时遣别将间袭苏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举矣。”
    曾国荃为夺取金陵根本之地，拟围城打援，原本符合曾国藩本意的，惟独这种恃勇冒进，与曾国藩的着着求稳未能合拍。
    曾国藩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当曾国荃部刚抵南京城郊时，洪秀全便严诏李秀成从上海战场班师救援天京。此时，曾国荃部三万余人深入虚悬，且立脚未稳，湘军其他各部又都阻隔在数百里之外，李秀成一举将其歼灭，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李秀成不顾洪秀全的多次催促，于五月撤至苏州后，便按兵不动。过了三个多月，才率十万大军西救天京，于闰八月二十日(公元1862年10月13日)开始向雨花台发起进攻。当时，瘟疫正流行到曾军。加上粮饷不足，弁勇靠喝粥度日，面有菜色，纪律也因此松弛，甚至发生捆绑营官，以索发欠饷的暴行。这正是太平军进击的大好时机。且李秀成军几乎五六倍于曾军，把曾军围困数重。至九月，李世贤部又自浙江来助战，陈坤书部也出太平，窥金柱关，使彭玉麟水师不得与曾国荃部相沟通。形势对太平军极其有利。曾国藩在给家人写信说：“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攻，洋枪极多，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然而，李秀成部在这里苦战了四十六天，终因一时未能攻破湘军的长壕，加上军粮、军衣严重不足,贸然于十月初五(11月26日)下令撤兵，功亏一篑，使曾国荃得以死里逃生。自李秀成攻雨花台以来一直“寸心如焚”的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
    第三部分：坚忍不怨不忧 勿忘勿助（1）
    ◆原文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近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条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原文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从前，耿恭简公说过，做官要把保持坚忍作为最重要的，即使是心中怀有奋勇之气，也应该是这样。在官场中应酬，我们兄弟的毛病都在稍稍了解世态而又有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显得孤立。迪安的好处在全然不识世态，他虽然也常常不合时宜，但却一味浑厚，永不外露。我们兄弟则常常外露，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与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到处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保持浑厚，永不外露。将来把这一性格养得纯熟，身体也会健康，子孙也能获益，不要沉湎于官场机变诈伪，恐怕越久德行就越浅薄。
    ◆原文
    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这都是事实。爱好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本篇中所讲的贯高都是此类人物。崇尚黄老，所以多次称赞鄙视富贵、厌世弃俗的人，如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以伯夷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赞中说张耳、陈余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是讲他们没有能够回避势利、抛弃天下。
    第三部分：坚忍不怨不忧 勿忘勿助（2）
    ※详解
    “忍”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谓特殊之至，因为它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忍受饥饿病痛，大到为争夺天下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一个“忍”字，似乎是人人必由之径，也是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考验，因此，有许多先哲便把这一“忍”字提炼出来，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功夫，作为有无德行的一个标志，作为能否成事的试金石。可以说，一个人要想成为圣贤，要想成佛作祖，要想得道成仙，要想称王称霸，离开了这个“忍”字，便都是空话一句。
    这个“忍”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应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忍，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从坚忍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来看，它的目的是让对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但是，要说到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做到坚忍的，当首推孔子。正如俗话说的，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样，忍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坚韧不拔，绝无丝毫动摇。为此，我们在此把《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一生为人处事的记载摘录于下，以便读者能从中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坚忍。
    孔子家境贫寒而且地位低贱。成年后，他曾经做过季氏的门下小吏，负责管理仓库，出纳钱粮计算得清楚准确；又当过管理牧场的小吏，牲畜繁殖得很好，于是被提升为管理营建的司空。不久他离开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遭到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受围困，于是又返回鲁国。孔于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叫他“长人”，觉得他跟常人不同。
    鲁人南宫敬叔对鲁君说：“请让我和孔子一起到周去。”鲁君给了他一辆车，两匹马，一个僮仆，随孔子出发到周去学礼。据说见到老子，告别离去时，老子对孔子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别时赠送财物，仁德的人送别时赠送言辞。我不能够富贵，就盗用仁德之人的名号，用言辞为你送行，这些言辞是说：‘聪明深察的人常常靠近死亡，这是因为他喜欢非议别人；博学善辩、见识广大的人常常危及自身，这是因为他喜欢揭发别人的罪恶；做子女的不应该只想到自己，应该一心想着父母，做臣子的不能够只顾及自己，而应该一心想着君主。’”孔子从周返回鲁国，门下的弟子渐渐多了起来。
    这个时候，晋平公荒淫无道，六卿专权，攻打东方的诸侯；楚灵王军力强大，侵犯中原各国；齐国是个大国而靠近鲁国。鲁国弱小，依附楚国就会惹恼晋国；依附晋国的话楚国就会前来讨伐；侍奉齐国如果不周到，齐军就会侵犯鲁国。
    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大约已经三十岁了。齐景公请孔子来齐国，景公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国家弱小而且地处偏僻，为什么能够称霸呢？”孔子回答说：“秦国，国家虽小，但志向远大；地方虽然偏僻，但施政却很公正。秦穆公亲自推举用五张羊皮赎回来的百里奚，封给他大夫的爵位，把他从拘禁中解救出来，跟他交谈了三天，就让他主持国政。凭借这些而奋发进取，即使称王也是可以的，称霸还小了些。”景公听了很高兴。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景公说：“好啊！真要是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很多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另一天又向孔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的要点在于节省财力。”景公听了很高兴，打算把尼溪的田地封给孔子。晏婴劝阻说：“儒者圆滑善辩，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高傲而且自以为是，很难把他们作为臣下来驾驭；推重丧事，竭尽哀伤之能事，不惜破产来追求厚葬，不能使这种做法成为风气；到处游说求取官禄，不能让他们治理国家。自从大圣大贤去世后，周室已经衰微，礼乐制度残缺毁坏也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过分讲究仪容服饰，制定繁琐的上下朝的礼仪，刻意追求举止行走合乎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几代人都学不完，一辈子也弄不清楚。国君想用这些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不是引导百姓的好办法。”此后景公只是很有礼貌地接见孔子，不再向他询问礼仪的事情。有一天，景公劝留孔子说：“给你季氏那样高的待遇，我做不到。”就用上卿的礼节来对待孔子。齐国的大夫想害孔子，孔子知道了，齐景公对他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孔子于是离开齐国，回到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时，鲁昭公在乾侯去世，定公继位。定公继位后的第五年夏天，季平子去世，桓子继承了他的职位。季桓子挖井时得到一个陶罐，里面有个像羊的东西，就拿去问孔子，并且说：“我得到一只狗。”孔子说：“据我所知，是羊。我听说，山林中的怪物是夔和罔阆，水中的怪物是龙和罔象，土中的怪物是不雌不雄的坟羊。”
    季桓子有个名叫仲梁怀的宠臣，和阳虎有嫌隙。阳虎想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阻止了他。这年秋天，仲梁怀更加骄横放肆，阳虎把他抓了起来。季桓子发怒了，阳虎就把季桓子也囚禁起来，跟他订立盟约后才释放了他。阳虎从此更加轻视季氏。季氏也超越本份凌驾于鲁国公之上，他的家臣掌管国家大权。鲁国从大夫以下都不守本分，背离了常道，所以孔子不愿意做官，退回来研究整理《诗》、《书》、《礼》、《乐》，弟子越来越多，直至很远的地方，无不前来向他求教。
    第三部分：坚忍不怨不忧 勿忘勿助（3）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失宠于季氏，利用阳虎作乱，想废掉三桓的嫡嗣，改立他们的庶子中，他平时很受阳虎喜欢，于是抓住了季桓子。桓子用计骗他，得以逃脱。定公九年，阳虎作乱失败了，逃到齐国。这时孔子五十岁。
    公山不狃凭借费邑反叛季氏，派人来召孔子。孔子探索因循守礼的治国之道已经很久了，却抑郁无处施展，没有人能任用他，不由说道：“当初周文王、周武王在丰、镐兴起而统治天下，如今费邑虽小，或许与丰、镐也差不多吧！”想应召前往。子路不高兴，劝阻孔子。孔子说：“他们召我去，难道能让我白跑一趟吗？如果任用我，我就可以在东方推行周朝的礼乐制度啦！”然而最终也没有去成。
    这以后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的长官，到任一年，四方官吏都效法他。他由中都的长官升为司空，又由司空升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天，鲁国与齐国讲和。夏天，齐国大夫黎对齐景公说：“鲁国重用孔丘，势必危及齐国。”于是景公派使者告诉鲁君举行友好会盟，在夹谷相会。鲁定公打算不作任何戒备就乘车前往。孔子兼理会盟事宜，说：“我曾说办理文事一定要有武备，办理武事一定要有文备，古代诸侯出国，一定要配齐文武官员随从。请带上左右司马一起前往。”定公说：“好。”就带了左右司马随行。两国国君在夹谷相会，修建了设有三级台阶的会盟的坛台，先以简略的礼节相见，然后拱手揖让登上台阶。双方馈赠应酬的仪式结束后，齐国的主管官员快步上前请示道：“请演奏四方各族的舞乐。”景公说：“好。”于是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头插羽毛，身披皮衣，手持矛、戟、剑、盾等兵器，鼓噪喧闹而至。孔子快步行进，一步一阶向台上走，还没登上最后一级台阶，就举起袖子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国君举行友好相会，为什么会在这里演奏夷狄的舞乐！请命令有司让他们下去！”有关官员让他们下去，他们不走，左右看着晏婴和景公的眼色。景公心中惭愧，挥手让他们下去了。过了一会儿，齐国的主管官员快步上前请示道：“请演奏宫中的乐曲。”景公说：“好。”于是齐国的戏谑艺人和侏儒边舞边唱走上台来。孔子快步前行，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还没有跨上最后一级台阶，就说：“百姓迷惑戏弄诸侯，论罪当斩！请命令有司执行。”有关官员依法将他们处以腰斩之刑，这些人顿时手足异处。景公畏惧震动，知道在道义上不如鲁国，回国后大为恐慌，对他的大臣们说：“鲁国的大臣用君子之道辅佐自己的国君，而你们却用夷狄之道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这该怎么办呢？”有关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过就用实际行动道歉认错，小人有过就用花言巧语道歉认错。国君如果痛悔，就用实际行动道歉认错。”于是齐侯就把侵占的郓、汶阳、龟阴的土地归还给鲁国，以示道歉。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对定公说：“大臣不得收藏兵器，大夫的封邑不得营建长三百丈的城墙。”就派仲由去当季氏的家宰，准备毁掉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封邑的城墙。于是叔孙氏先把邑的城墙拆毁了。季孙氏将要拆毁费邑的城墙，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国都。定公和季孙、孟孙、叔孙三人进入季氏的住宅，登上季孙武子的高台。费邑人进攻他们，没能打进去，但已经逼近定公的台侧，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反击费邑人，费邑人败退。鲁君的人乘胜追击，在姑蔑打败了他们。公山不狃和叔孙辄二人逃往齐国。费邑的城墙于是被拆了。将要拆毁成城，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拆毁了成城，齐国人必定会进逼到我们的北门。况且成城是孟氏的屏障，没有成城也就没有孟氏了。我将不会拆毁它。”十二月，定公围攻成城，没能攻下。
    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丞相职务，面有喜色。弟子说：“听说君子在祸难来临时不畏惧，大福到来时不喜形于色。”孔子说：“有这样的话。但不是还说‘乐在身居高位而能礼贤下士’吗？”于是他诛杀了扰乱国政的鲁国大夫少正卯。孔子参与国政三个月，贩卖猪羊的人不敢哄抬物价；男女行人在路上都分开行走；掉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去捡；四方旅客来到鲁国城邑，不用向官员求情行贿，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满意而去。
    齐国人听说后很害怕，说：“孔子主持政事一定能够使鲁国称霸，如果称霸，我国离鲁国最近，我们就会先被吞并了。何不送给鲁国一些土地呢?”黎说：“请先试着阻止它；阻止不成，就送给它土地，这也不算晚。”于是从齐国国内挑选了八十名美丽的女子，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并且会跳《康乐》之舞，再加上身有花纹的马三十驷，全都送给鲁君，把女乐和纹马都安置在鲁国都城南边的高门外。季桓子穿着便服再三前去观看，打算接受这些礼物，就告诉鲁君外出巡游，整天去观赏齐国赠送的美女和纹马，政事也懈怠下来。子路说：“先生可以离开鲁国了。”孔子说：“鲁国现在就要举行郊祭，如果按礼法把祭肉分给大夫，那么我们还可以留下来。”季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送来的美女，连续三天不过问政务；郊祭后，又没有把祭肉分给大夫们。孔子于是离开鲁国，在屯地留宿过夜。师己前来送行，说：“先生没有罪。”孔子说：“我唱歌可以吗?”于是唱道：“那些女人的口，可以把大臣赶走；如果亲近那些女人，就可以使人国破身亡。悠闲啊悠闲啊，我只有这样度过岁月!”师己返回，季桓子说：“孔子说了些什么?”师己据实报告。季桓子长叹一声说：“先生怪罪我是因为我接受了齐国那群女子的缘故啊！”
    孔子于是来到卫国，住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里。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俸禄是粟米六万小斗。”卫国人也给他粟米六万小斗。过了不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诋毁孔子。灵公派公孙余暇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担心在这里获罪，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
    第三部分：坚忍不怨不忧 勿忘勿助（4）
    孔子将要去陈国，经过匡城，弟子颜刻赶车，用马鞭指着一处城墙说：“从前我进这个城，就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匡地人听到后，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残害过匡地人，匡地人于是就围困了孔子。孔子的长相跟阳虎相似，所以被困了整整五天。颜渊后来才赶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先生健在，我颜回怎么敢死呢！”匡地人围捕孔子越来越急迫，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说：“周文王死后，周朝的礼乐制度不是就在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掉这种制度，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认识这种制度并且承担维护它的责任。上天既然不想毁掉这种制度，那么匡地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派随从到卫国宁武子那里做家臣，然后才得以脱身离去。
    离开匡地就到了蒲地。过了一个多月，孔子返回卫国，住在蘧伯玉家里。卫灵公有个名叫南子的夫人，派人对孔子说：“四方各国的君子不受侮辱而想跟我们国君结为兄弟关系，必定要来见我们夫人。我们夫人愿意见你。”孔子先是婉言推辞，后来不得已只好去见她。南子在细葛布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向北跪拜行礼。南子在帷帐中回拜答礼。身上的环佩玉饰撞击出清脆的响声。孔子说：“我本来不愿见她，既然见了，就要按礼仪行事。”子路仍不高兴。孔子起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上天一定厌弃我！”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夫人南子同坐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在右侧，出了宫门，让孔子乘坐第二辆车跟随，大摇大摆地从街市经过。孔子说：“我没见过喜好德行就像喜好美色一样的人。”于是感到厌恶，离开卫国，到曹国去了。这一年，鲁定公去世了。
    孔子离开曹国来到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魅想杀孔子，就把大树砍了。孔子只好离去。弟子说：“可以快点走了。”孔子说：“上天赋予我传播德行的使命，桓魅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到了郑国，和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有人对子贡说：“东门那里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然而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狼狈得像一只丧家之犬。”子贡据实告诉孔子，孔子高兴地笑道：“那人形容我的相貌，这无关紧要。但他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真是这样呵！”
    孔子来到陈国，住在司城贞子家里。过了一年多，吴王夫差讨伐陈国，夺取三座城邑而后离去。就在这一年，赵鞅攻打朝歌；楚国围攻蔡国，蔡国把都城迁到靠近吴国的地方；吴王在会稽打败越王勾践。
    有一只隼落在陈国宫廷死了，鸟身被箭射穿，箭头是用石头做的，箭长一尺八寸。陈公派使者询问孔子。孔子说：“隼是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的，这是肃慎人的箭。从前周武王消灭商纣后，沟通了跟九夷百蛮的联系，让他们各自进贡地方特产，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于是肃慎人进贡用棋木做箭杆、用石做箭头的箭，长一尺八寸。先王为了显示他臣服远方的盛德，就把肃慎箭分给长女太姬，把她嫁给虞胡公，并把虞胡公封在陈国。把珍宝玉器分赐给同姓诸侯，表示亲上加亲；把远方的贡品分赐给异姓诸侯，让他们不忘记服从王命。所以把肃慎箭分赐给陈国。”陈公就派人试着到旧府库中去查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正逢晋、楚争霸，轮番讨伐陈国，加上吴国侵犯陈国，陈国经常受到侵扰。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批人中有些弟子志向远大，只是行事有些疏阔，他们有进取心，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于是孔子离开陈国。
    经过蒲地，正遇上公孙氏凭借蒲地发动叛乱，蒲地人扣留了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带了自己的五辆车跟随孔子。他身材高大，为人贤能，勇敢有力，对孔子说：“我以前跟随先生在匡地遇险，现在又在这里遇到危难，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和先生一再遭遇危难，宁愿搏斗而死。”他跟蒲地人拼命搏斗。蒲地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我就放你们出去。”孔子和蒲地人订立了盟约，蒲地人放孔子他们从东门出去。孔子于是前去卫国。子贡说：“怎么可以违背盟约呢?”孔子说：“盟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订立的，神灵不会认可。”
    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十分高兴，亲自到郊外迎接。问孔子：“可以讨伐蒲地吗?”孔子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们认为不可以。如今蒲地是卫国抵御晋、楚的屏障，用卫国来讨伐它，恐怕不可以吧？”孔子说：“蒲地的男子有誓死效忠卫国的信念，妇女有保卫西河这块土地的愿望。我们所要讨伐的，不过是四五个叛乱的头目。”灵公说：“好的。”但是并没有去讨伐蒲地的叛乱。
    夏天，卫灵公去世，他的孙子辄继位，这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把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送到戚邑。阳虎让太子身穿孝服，让另外八个人披麻戴孝，假装从卫国前来迎接太子，哭着想回到卫国，因为卫国人阻挡，所以就住在戚邑。冬天，蔡国把都城迁到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孔子已经六十岁了。齐国帮助卫国围攻戚邑，是因为卫国太子蒯聩在那里的缘故。
    夏天，鲁桓公、厘公的庙发生火灾，南宫敬叔前去救火。孔子在陈国，听到失火的消息，说：“火灾一定是在桓公、厘公的庙里吧?”随后证实果然如此。
    第三部分：坚忍不怨不忧 勿忘勿助（5）
    孔子将要去陈国，经过匡城，弟子颜刻赶车，用马鞭指着一处城墙说：“从前我进这个城，就是从那个缺口进去的。”匡地人听到后，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残害过匡地人，匡地人于是就围困了孔子。孔子的长相跟阳虎相似，所以被困了整整五天。颜渊后来才赶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先生健在，我颜回怎么敢死呢！”匡地人围捕孔子越来越急迫，弟子们都很害怕。孔子说：“周文王死后，周朝的礼乐制度不是就在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掉这种制度，就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死的人认识这种制度并且承担维护它的责任。上天既然不想毁掉这种制度，那么匡地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派随从到卫国宁武子那里做家臣，然后才得以脱身离去。
    离开匡地就到了蒲地。过了一个多月，孔子返回卫国，住在蘧伯玉家里。卫灵公有个名叫南子的夫人，派人对孔子说：“四方各国的君子不受侮辱而想跟我们国君结为兄弟关系，必定要来见我们夫人。我们夫人愿意见你。”孔子先是婉言推辞，后来不得已只好去见她。南子在细葛布帷帐中等待。孔子进门，向北跪拜行礼。南子在帷帐中回拜答礼。身上的环佩玉饰撞击出清脆的响声。孔子说：“我本来不愿见她，既然见了，就要按礼仪行事。”子路仍不高兴。孔子起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上天一定厌弃我！”在卫国住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夫人南子同坐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在右侧，出了宫门，让孔子乘坐第二辆车跟随，大摇大摆地从街市经过。孔子说：“我没见过喜好德行就像喜好美色一样的人。”于是感到厌恶，离开卫国，到曹国去了。这一年，鲁定公去世了。
    孔子离开曹国来到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魅想杀孔子，就把大树砍了。孔子只好离去。弟子说：“可以快点走了。”孔子说：“上天赋予我传播德行的使命，桓魅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到了郑国，和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有人对子贡说：“东门那里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然而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狼狈得像一只丧家之犬。”子贡据实告诉孔子，孔子高兴地笑道：“那人形容我的相貌，这无关紧要。但他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真是这样呵！”
    孔子来到陈国，住在司城贞子家里。过了一年多，吴王夫差讨伐陈国，夺取三座城邑而后离去。就在这一年，赵鞅攻打朝歌；楚国围攻蔡国，蔡国把都城迁到靠近吴国的地方；吴王在会稽打败越王勾践。
    有一只隼落在陈国宫廷死了，鸟身被箭射穿，箭头是用石头做的，箭长一尺八寸。陈公派使者询问孔子。孔子说：“隼是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的，这是肃慎人的箭。从前周武王消灭商纣后，沟通了跟九夷百蛮的联系，让他们各自进贡地方特产，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于是肃慎人进贡用棋木做箭杆、用石做箭头的箭，长一尺八寸。先王为了显示他臣服远方的盛德，就把肃慎箭分给长女太姬，把她嫁给虞胡公，并把虞胡公封在陈国。把珍宝玉器分赐给同姓诸侯，表示亲上加亲；把远方的贡品分赐给异姓诸侯，让他们不忘记服从王命。所以把肃慎箭分赐给陈国。”陈公就派人试着到旧府库中去查找，果然找到了这种箭。
    孔子在陈国住了三年，正逢晋、楚争霸，轮番讨伐陈国，加上吴国侵犯陈国，陈国经常受到侵扰。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批人中有些弟子志向远大，只是行事有些疏阔，他们有进取心，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于是孔子离开陈国。
    经过蒲地，正遇上公孙氏凭借蒲地发动叛乱，蒲地人扣留了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带了自己的五辆车跟随孔子。他身材高大，为人贤能，勇敢有力，对孔子说：“我以前跟随先生在匡地遇险，现在又在这里遇到危难，这是命中注定的。我和先生一再遭遇危难，宁愿搏斗而死。”他跟蒲地人拼命搏斗。蒲地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我就放你们出去。”孔子和蒲地人订立了盟约，蒲地人放孔子他们从东门出去。孔子于是前去卫国。子贡说：“怎么可以违背盟约呢?”孔子说：“盟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订立的，神灵不会认可。”
    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十分高兴，亲自到郊外迎接。问孔子：“可以讨伐蒲地吗?”孔子回答说：“可以。”灵公说：“我的大夫们认为不可以。如今蒲地是卫国抵御晋、楚的屏障，用卫国来讨伐它，恐怕不可以吧？”孔子说：“蒲地的男子有誓死效忠卫国的信念，妇女有保卫西河这块土地的愿望。我们所要讨伐的，不过是四五个叛乱的头目。”灵公说：“好的。”但是并没有去讨伐蒲地的叛乱。
    夏天，卫灵公去世，他的孙子辄继位，这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把卫灵公的太子蒯聩送到戚邑。阳虎让太子身穿孝服，让另外八个人披麻戴孝，假装从卫国前来迎接太子，哭着想回到卫国，因为卫国人阻挡，所以就住在戚邑。冬天，蔡国把都城迁到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三年，孔子已经六十岁了。齐国帮助卫国围攻戚邑，是因为卫国太子蒯聩在那里的缘故。
    夏天，鲁桓公、厘公的庙发生火灾，南宫敬叔前去救火。孔子在陈国，听到失火的消息，说：“火灾一定是在桓公、厘公的庙里吧?”随后证实果然如此。
    第三部分：坚忍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
    秋天，季桓子生病，坐着辇车看到鲁城，长叹一声说：“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兴盛起来，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能兴盛起来。”转过头来对他的继承人康子说：“我如果死了，你一定会当鲁国的国相，你当了鲁相后，一定要把孔子召回来。”几天后，季桓子去世，季康子继承了他的职位。葬完桓子后，季康子想召回孔子，公之鱼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桓子没能善始善终地任用他，最后被天下诸侯耻笑。现在又任用他，如果还是半途而废，这样就会再次被诸侯耻笑。”季康子说：“那么召谁合适呢？”公子鱼说：“一定要召冉求。”于是派人去召冉求。冉求将要前往。孔子说：“鲁国召唤冉求，不是小用，而是要重用他。”这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批人中的一些弟子志向很大，只是行事疏阔了些，他们很有文采，我不知道该怎样指导他们。”子贡知道孔子想回鲁国，送冉求时，就叮嘱他说：“如果你被重用，一定要设法把孔子请回去。”
    冉求离去以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移居到蔡国。蔡昭公将要去吴国，因为吴王召见他。在此以前昭公欺骗他的大臣把都城迁到州来，这次又要应召前往，大夫们害怕再次迁都，公孙翩就在路上射死了昭公。随后楚国侵犯蔡国。同年秋天，齐景公去世了。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地。叶公询问治政的道理，孔子说：“治政在于招来远方的贤人，使近处的人归服。”另一天，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孔子听说后说：“子路(仲由)，你为什么不回答说‘孔子这个人，学习道德不知疲倦，教导别人不知厌烦，发愤时忘记吃饭，快乐时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如此而已’。”
    离开叶地，回到蔡国。孔子遇见长沮、桀溺二人一起在田里耕作，认为他们是隐士，就派子路去打听渡口在哪里。长沮说：“那个在车上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桀溺问子路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你，就是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到处都动荡不安，谁又能改变这种局面呢！再说与其跟着躲避暴君乱臣的人四处奔波，还不如跟从躲避乱世而隐居的人呢!”一边说一边照样不停地干活。子路把他们的话告诉孔子，孔子怅然地说：“我们不能跟山林里的鸟兽为伍。要是天下太平的话，我也用不着为改变目前的世道而到处奔波操劳了。”
    有一天，子路正在行走，遇到一个扛着除草工具的老农，说：“你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农说：“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我怎么知道。”说完除起草来。子路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位隐士啊。”再去找时，老农已经走了。
    孔子移居蔡国后的第三年，吴国讨伐陈国。楚国救援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住在陈、蔡之间，楚国就派人去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去答谢，陈、蔡两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讽的都能切中诸侯的弊端。如今他久居陈、蔡之间，大夫们的所作所为都不合他的意思。现在的楚国是个大国，前来请孔子了。如果孔子受到楚国的重用，那么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一起派遣服劳役的徒众把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无法前往，又断粮，随从的弟子都生病，个个无精打采。孔子却仍然不停地给他们讲学诵诗、弹琴唱歌。子路面带怒色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窘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遇到窘困仍能坚守节操，小人遇到窘困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子贡气得脸色都变了，孔子说：“赐啊，你认为我是博学多识的人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只是用一个基本原则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孔子知道弟子们心中恼怒，就召来子路问道：“《诗》中讲‘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子路说：“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别人不相信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走。”孔子说：“有这样的道理吗？仲由，假如有仁德的人必定受人信任，哪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如果有智谋的人必定能畅行无阻，怎么会有比干被剖心呢？”
    子路出来，子贡进去见孔子。孔子说：“赐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中徘徊’。难道我们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子贡说：“因为先生的学说太博大了，所以天下诸侯没有哪个能容纳先生的。先生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点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播种庄稼，但却不能保证一定有收获，能工巧匠制造的器具也未必能使所有人都称心。君子能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能用一定的方法规范社会，按照一定的次序管理国家，但不一定能被社会容纳。如今你不勤修自己的学说，却想降低标准、迁就别人以希求别人容纳。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啊！”
    子贡出来，颜回进去见孔子。孔子说：“回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中徘徊’。难道我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颜回说：“先生的学说极其博大，所以天下诸侯都不能容纳，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坚持不懈地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不被流俗所容纳，所以才显示出不苟且、不迁就的君子风范。不能研修和完善自己的学说，这才是我们的耻辱。博大精深的学说已经非常完备却不被采用，这是国家统治者的耻辱。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容纳，更能显示出不随流俗的君子风范!”孔子高兴地笑道：“是这样啊，颜家的孩子！要是你有很多财产，我愿意做你的管家。”
    孔子于是派子贡前往楚国，楚昭王派军队迎接孔子，然后他们才得以脱身。
    第三部分：坚忍周室衰微 礼乐废坏
    昭王打算把有户籍登记的七百里土地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说：“大王派往诸侯国的使者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问：“大王的辅相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楚王答：“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领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主管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说：“况且楚国的祖先受封于周朝，爵号只是子男，封地只有五十里。如今孔丘论述三皇五帝的治国之法，阐明周公、召公辅助周天子的功业，大王如果采用这些主张，那么楚国又怎能保证世世代代统治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呢？想当年文王在丰，武王在镐，从统治百里土地的君长最终称王天下。如今孔丘要是拥有封地，再加上贤能弟子的辅佐，这对楚国来讲不是好事。”昭王于是作罢。这年秋天，楚昭王在城父去世。
    楚国装疯的贤士接舆唱着歌从孔子旁边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为什么如此不受重视！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的还可以补救！算了算了，如今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车，想跟他交谈，他快步而去，没能跟他交谈。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正是鲁哀公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会盟，吴国向鲁国索要一百套祭祀用的牲畜。吴国太宰伯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前往，然后吴国才放弃了无礼要求。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样相似。”当时，卫君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在外地流亡，诸侯对此多次指责。而孔子的很多弟子都在卫国做官，卫君想让孔子执掌政事。子路说：“卫君等着让先生执政，先生将从哪里先入手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吗？先生太迂阔了！有什么可正的呢？”孔子说：“鲁莽啊，仲由！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可能兴盛；礼乐制度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公平准确；刑罚不能公平准确，那么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君子办事一定要合乎名分，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切实可行。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必须毫不苟且才行。”
    又过了一年，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与齐军在郎地作战，打败了齐军。季康子说：“先生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冉有说：“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说：“孔子是怎么样的人呢？”
    冉有回答说：“孔子办事情有正当的名分，然后才向百姓传播，即使在鬼神面前进行验证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如果让孔子像我一样去打仗，即使封给他千社，他也不会动心的。”季康子说：“我想召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想召他回来，就不能让小人从中阻碍他，这样才可以。”这时卫国的孔文子想要攻打太叔，向孔子请教计策。孔子推辞说不知道，回去后就吩咐备车离开卫国，说：“鸟能选择树木栖息，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呢？”孔文子竭力挽留他。正逢季康子派遗公华、公宾、公林，带着厚礼前来迎接孔子，孔子这才返回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共计十四年才返回鲁国。
    鲁哀公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治理政事的重点在于选择大臣。”季康子忧虑盗贼，孔子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贪欲，那么即使是给予奖赏也不会去偷盗。”然而鲁国最终没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请求做官。
    孔子生活的时期，周室衰微，礼乐废坏，《诗》、《书》残缺不全。孔子追溯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重新编次《尚书》，上起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穆公时期，按顺序排列史事，说：“夏朝的礼制我还能讲述，只是杞国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证实这些制度。殷朝的礼制我还能讲述，只是宋国没有留下足以证明这些制度的文献资料。如果文献充足的话，那么我就能很充分地证实这些制度了。”考察了夏殷以来礼制增减的情况后，他说：“从那以后即使经过了一百代，礼制增减的情况也是可以知道的，因为不外乎文彩和质朴的相互交替。周朝借鉴夏、殷两朝的礼制而确定自己的礼仪制度，真是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礼制。”所以《尚书》、《礼记》都是出自孔子的编定。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太师说：“音乐的规律应该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演奏时，要协调五音，接下来节奏必须和谐，声音必须清晰，做到循环紧凑、连续不断，这样整首乐曲才能完成。”“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订正了诗乐，使《雅》、《颂》都能和原来的曲调相配。”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删去重复的部分，选取可以用于礼仪教化的篇章，上采自殷代的始祖契、周代的始祖后稷，中间述说殷、周两代的盛世，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政治缺失，起始于叙述男女夫妇感情和家庭关系的诗篇，所以说“《关雎》是《风》的首篇，《鹿鸣》是《小雅》的首篇，《文王》是《大雅》的首篇。《清庙》是《颂》的首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配上乐曲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等乐舞的音调。礼乐制度从此才得以称述，使得王道完备，六艺齐全。
    孔子晚年喜好《易》经，对《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都详加叙说。他研读《易》的时候，把串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说：“再让我多活几年，如果真能这样，我对《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作为教学内容，弟子大约有三千人，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之类多方面受过孔子教诲但没有登堂入室的弟子也很多。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
    第三部分：坚忍建大事者 不忌小怨
    哀公致悼辞说：“苍天太不公平，不肯留下这位老人，使他丢下我一个人在位，孤零零的我伤痛不已。啊，多么悲痛！尼父，我顾不得用礼法约束自己了！”子贡说：“国君大概不能终老于鲁国了吧！先生曾说：‘礼法丧失就会昏乱，名分丧失就会产生过失。丧失意志就会昏乱，失去所宜就会产生过失’。生前不能重用他，死后才来悼念他，这不符合礼法。身为诸侯，却自称‘余一人’，这不符合名分。”
    太史公说：《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使人遵循。”我虽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在内心却十分向往。我读了孔子的书，可以想像得到他的为人。到鲁地去的时候，我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和礼器，儒生们都按时在孔子旧居演习礼仪，我在那里内心由衷敬仰，留恋徘徊不愿离去。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都很荣耀显赫，一旦死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孔子只是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仍然推崇他为宗师。从天子到侯王，凡是中国讲论六经道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作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处处高扬坚韧卓绝的品行，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父司马谈，学识渊博，任太史令。曾打算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可未曾动笔便去世了。司马迁很有志气，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自幼便学习刻苦，从二十岁开始出游各地，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积累素材，为写书作准备。后来，他继任太史令，有机会查阅大量皇家图书。从四十二岁起，司马迁开始撰写这部史书。在尚未完成的时候，却因为替李陵辩解，而被夺职入狱。李陵是汉初名将李广的孙子，也是一员骁勇能战的猛将。他因李广利的陷害，仅率五千步兵深入到匈奴领地，与大批匈奴部队力战十余日后，因寡不敌众，被匈奴俘获，不得已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之人，投降乃是不得已而为，将来一定会将功折过，报答汉朝的。可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在诋毁李广利，将他处以宫刑。司马迁本想一死，但为完成父亲的遗志和自己的抱负，忍处宫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出狱之后，他将自己的满腔不平和愤慨，全部倾注于笔端，经过多年不辍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不光是勾践通过忍成就了大事，许多开国之主都是从这条路上走出来的，让我们来看看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各路将领为了要扩大队伍，增加号召力，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作皇帝。他们看中了生性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的刘玄，让他即皇帝位，建立“更始”政权。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军中声威大震。刘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因而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 、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因此怀恨在心，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即下令逮捕。当要诛杀刘稷时，刘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为之争辩。一些贤嫉妒能的将领早就主张除掉刘，这时趁机劝刘玄杀刘，正中刘玄下怀。于是，刘与刘稷同一天惨遭杀害。
    当消息传到刘秀耳中时，尽管他内心悲愤异常，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只要稍有问题，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立即前去朝见更始帝，向他谢罪。而对自己在昆阳所立的战功，却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也不为刘服丧，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杀兄之事一样。刘秀的泰然神情，终于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觉得对不起刘氏兄弟，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终于避免了杀身之祸。三个月后，刘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镇慰州郡，网罗人才，招兵买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部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的是，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三心二意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既往不咎。如：更始帝大司马朱鲔坚守洛阳时，刘秀曾派人劝降。朱鲔说：“大司徒（刘）被害时，我参与了害他的计谋，又劝说更始（刘玄）不要派萧王（刘秀）北伐。我知道自己实在有很大的罪过。”刘秀却郑重其事地说道：“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怎么会诛罚他呢？我面对黄河发誓，决不自食其言。”朱鲔投降后，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始终没有对他进行报复。此外，刘秀又从其他营垒中接纳了一大批有经世之才和办事能力的文职官员，以及马援、冯异、寇恂、吴汉等名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后，刘秀不仅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戮功臣，还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终如始，有意保存功臣。
    第三部分：坚忍文武各官 尽出伊门
    康熙帝除权臣鳌拜，也是一种坚忍成功的事例。康熙接位时，在四个辅政大臣中，由于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势力小而且与鳌拜不合，结果造成了鳌拜的专权。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于是，出现了“文武各官，尽出伊门”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遍布他的心腹。鳌拜依仗权势，专权横行，经常在少年天子面前“施威震众”，而且多次背着皇帝“出矫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皇帝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亲信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鳌拜恣意妄为，独断专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鳌拜以当年多尔衮在圈地时偏袒正白旗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并声称，如果土地不足，“另圈民地补之”，企图以换地为名，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实际上是要重演入关之初的虐政暴行。尽管这一主张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但鳌拜全然不顾，派遣自己的亲信到京畿一带“踏勘”旗地，以这些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镶黄旗地尤不堪”为由，坚持要换地，并强令有关各旗办理圈换旗地事务。此令一出，当地满汉人民十分恐慌，“所在惊惶奔诉”，“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对一些敢于反映群众情绪，请求停止换地的官员，鳌拜大施淫威，要求皇帝将这些人处死，年轻的康熙皇帝虽然不同意鳌拜的做法，但也阻止不住他的一意孤行。结果，反对换地敢于直言的官员被绞死，家产被籍没。这次换地事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康熙帝亲政。按理说，辅政大臣应将权力移交给皇帝了。但鳌拜仍把持权力，不愿归政，企图把年轻的皇帝变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鉴于皇帝已亲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把权力归还皇帝。这一举动刺中了鳌拜的要害，将了鳌拜的军。鳌拜当然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以极其专横的态度诬陷苏克萨哈是“背负先帝”，“欺藐皇上”，“紊乱朝政”，罗织了二十四大罪状，要把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帝不同意，骄横成性的鳌拜便在康熙帝面前挥拳捶胸，疾言厉色，以示要挟。最后，康熙帝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苏克萨哈被绞死。
    康熙皇帝虽已亲政，但不能亲掌大权，这使他极为烦恼。而鳌拜却不断将亲信安插到重要部门，企图继续架空皇帝。一次在群臣向康熙帝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俨如皇帝，仅有帽结与康熙帝所戴不同。还有一次，鳌拜托病不上朝，康熙帝亲自前往探视时，鳌拜卧床，席下置刀，根本不把已经亲政的皇帝放在眼里。这一切，都深深刺痛着年轻的康熙皇帝的心。
    康熙帝自幼读书，有抱负，更欲在亲政后一展宏图。他痛恨鳌拜的专权跋扈，倒行逆施，但鉴于条件不成熟，还不能一下子除掉鳌拜，因此不愿采取鲁莽行动。经过长期的考虑，一个周密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酝酿成熟。为了夺回权力，康熙帝陆续将一些忠于自己的人安排在自己的周围，并将一批亲信提拔到要害部门，如提拔索额图为吏部右侍郎，提拔明珠为刑部尚书。这样，一个集团已悄悄地在年轻的皇帝周围形成。随后，康熙帝又派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为了最后解决鳌拜，康熙皇帝精心挑选了一批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他自己也经常和这些布库少年摔打玩耍，故意做出胸无大志的样子，以迷惑鳌拜。鳌拜每次上朝，都见到皇帝与少年们玩耍，竟以为“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毫无戒备之心。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康熙帝与索额图等设下计谋，事先在宫中埋伏了布库少年，并约鳌拜进宫。当鳌拜单身入宫时，十几个少年连说带笑地迎了上去，声称要与他练练功夫。鳌拜以为这些少年与其逗闹，本想喝退了事，不料少年们近身之后立即动起手来。当鏊拜被五花大绑推到康熙帝面前时，他才如梦方醒，不过为时已晚。接着，康熙帝宣布了鳌拜的三十条罪状，将他永远拘禁，同时，迅速捉拿其兄弟子侄、心腹党羽，并全部处死。顷刻之间，鳌拜集团土崩瓦解。
    而从曾国藩自己一生的经历来看，曾国藩确实也是“忍”过来的。据说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与另一书生同居一室。那个书生性情怪僻。曾国藩的书桌离窗有数尺，为了借光，便移近窗前。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曾国藩道：“那我搁在哪里？”书生指着床侧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了，还扰人清睡！”曾国藩便无声默念。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辰勇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参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辰勇。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只是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皇帝信任，没有机会难为他。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了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大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第三部分：坚忍忠诚素著 兼有胆识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便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游击，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该地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然而，有时候曾国藩的忍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却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受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统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两次谕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尔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干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侯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
    第三部分：坚忍将在勇在 将死勇死
    羽毛不丰满者不足以高飞。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相比”；他羽毛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槽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高孰下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这就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制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竟不顾“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疱。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替曾国藩的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替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了，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便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以静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最后却得到了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韧不拔。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1）
    ◆原文
    至于刚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刚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腹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古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来；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庄；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原文
    事会相簿，变化乘除，吾当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彼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各种事情和变化交迫，我应当把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好坏，全都投于运气之中，时间久了，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凭借我们的自信，则应当与运气赌这世界于顷刻，比高下于锱铢，最终不能总让运气取胜，而我们却总是失败。当年我在江西、湖南，几乎到了全国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间，我根本不想再过问世事。只是因为最初的影响太大。我本来就自称不顾生死，又怎么能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毁誉呢？
    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在耐烦二字上痛下工夫。
    ◆原文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已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这些人办事，成败只好听天由命，毁誉也随别人的便，只有自己处事的方法，靠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变化。
    ◆原文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时事越是艰难，那么挽回时局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注意小心谨慎，那种傲然沉郁的精神，足以担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也是一个缺陷。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2）
    ◆原文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颓然自馁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袁了凡所谓的从前种种譬如昨天已经死，以后种种譬如今天才生，新起炉灶，另行开张。谁知道这两次大败，不是上天磨炼英雄，使我大有长进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进步，都是在受挫折、遭受屈辱的时候，要咬紧牙关，鼓舞自己的斗志，积蓄勇气，增长智慧，而决不能灰心气馁。
    ◆原文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在这种诸事不顺的时候，也只有采取逆来顺受的办法，仍然坚持一个“悔”字和一个“硬”字。
    各种弊病，都是因为懒惰而产生的。懒惰则什么事都放松了，一放松就对人的要求也不严格了。因而办事就不迅速。只要一处迟缓，其余的地方就处处懈怠了。
    ※详解
    最能体现曾国藩勇毅之气的，是他在江西时孤军对付太平军，而分兵让罗泽南进攻武昌。当时罗泽南率领的湘勇是湘军在江西的另外一支劲旅，共约三千多人，本来也与塔齐布一起驻在九江城外。咸丰五年三月，曾国藩命他率部由南昌绕过鄱阳湖，出征赣东，在贵溪、弋阳、广信（府治在今上饶）、饶州（今波阳）、景德镇一带抵御太平军。六月初，太平军在湖北的战事告一段落后，从鄂东南回师江西，占领义宁（府治在今修水），南昌戒严，罗泽南遂移师向西，在义宁府与太平军周旋。八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又单骑至南康，在船上与曾国藩会见。他慷慨陈词，纵谈利弊，规划进止，谓欲夺取安徽、江苏，必先得武汉，得武汉，控上游之势，则江西亦得屏障；若依然株守江西，如坐瓮中，长期转战，终无益于大局。因此，他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从义宁出发，进攻崇田、通山，增援武昌；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使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相通，东南大局庶可立有转机。罗泽南的这一战略，与曾国藩多年所谋，大体一致，但罗泽南部一去，湘军在江西便更加势孤立单了。当时，刘蓉在座，插言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若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答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尤荣也。”于是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彭三元率领的兵勇一千五百人交罗泽南，使罗部增至四千五百人。罗泽南起程的那天，刘蓉、郭嵩焘送至柴桑村，刘蓉说：“江西三面距贼，此军去，必不能支，计将安出？”罗泽南说：“曾公所治水师，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无足计。”郭嵩焘感叹地说：“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视此身如鸿毛，不自今日始也。”罗泽南说：“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
    曾国藩提倡刚毅之气，这是因为这种气概是当时之人最缺乏的，尤其是在战场上。如果战士缺乏这种气质，必然一触即溃。同时他又强调要刚毅不要刚愎，这是要求人们在有勇毅之气的同时，不是出于一时糊涂或鲁莽，而是出于一定的理想或德行。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可谓少之又少。
    司马迁认为，具有这种勇毅之气的人常常可以在游侠中找到，因此，他在《史记》中专辟《游侠列传》章，为聂政、曹沫、专诸等游侠做传。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杀人后为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到了齐国，以屠宰为业。
    过了很久，濮阳严仲子为韩哀侯做事，与韩国宰相侠累产生矛盾。严仲子怕被杀，逃离韩国，四处周游寻找能够报复侠累的人。到齐国后，齐国有人说聂政是个勇士，因避仇隐迹在屠夫之中。严仲子至聂家谒见，往返多次，然后备好酒食自己畅饮于聂母面前。酒酣之时，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为聂母祝寿。聂政对这份厚礼感到吃惊和奇怪，向严仲子坚决推辞。严仲子坚持要进献，聂政推辞说：“我庆幸尚有老母，家虽穷，但客居他乡做了一名杀狗的屠夫，能凭此早晚得些美食来奉养亲人。亲人可以供奉，衣食也不缺，我不能接受你的赐予。”严仲子令人回避，然后对聂政说：“我有仇人，而且到过的诸侯国很多了。但到齐国后，听说足下您义气甚高，所以进献百金，是要用它做令母的饮食之费，能够得到您的欢心，怎敢有其它奢求呢!”聂政说：“我所以降低志向屈辱自己做市井屠夫，只因为要奉养老母。老母在，我的生命不能轻许他人。”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终究不肯收下。严仲子最后尽了宾主之礼才离去。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3）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掉孝服，聂政说：“唉！我只是市井之人，操刀屠宰，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屈尊乘车骑来与我交往。我接待他的，是极普通的，没有大功值得称道。而严仲子却奉献百金为我亲人祝寿，我虽不接受，但这只能加深他对我的了解，有贤德的人因为愤怒于仇恨而亲近信赖困窘偏僻的人，我怎能默然无声呢！况且严仲子前次请我，我只因有老母；现在老母以天年而终，我将为知己者用。”于是西行至濮阳，见严仲子，说：“前日所以没答应你，只因有亲人在，如今母亲已经不幸以天年而终。你要向谁报仇？我希望能做此事！”严仲子详细告诉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又是韩王的叔父，亲族众多，住处防范十分严密，我想派人刺杀他，始终没能成功。现在幸蒙足下您不弃，请增加可做足下助手的车骑壮士。”聂政说：“韩与卫，相距不很远，如今要杀人家的国相，国相又是国君的亲人，这情况决定不能用很多人，人多就不能不生出差错，出差错就泄漏消息，泄漏消息那整个韩国就会与你为仇，那岂不是危险了！”于是推辞了车骑人众，聂政便告辞独行。
    聂政携剑来到韩国，韩国侠累正坐在府中，手持刀戟保护侍奉的人甚多。聂政直入府中，冲上台阶刺杀了侠累，侍卫大乱。聂政高声呼啸，击杀数十人。随后自己毁容抉眼，自己剖出肚肠，当即死去。
    韩国将聂政的尸体放在集市上，悬赏追查他的身份，但无人知道他是谁。于是韩国悬赏：有能说出杀国相侠累者赏千金。过了很久仍不知道。
    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有人刺杀韩国国相，刺客没能活捉、全国不知其名姓、暴尸而悬赏千金的消息，就在城中说：“难道这是我弟吗？是呀，严仲子了解我弟！”马上起身去韩国，来到集市，死者果然是聂政。聂荣伏在尸体上极悲痛地哭着，说：“他是轵邑深井里叫做聂政的人啊。”走在街上的人都说：“此人残杀我们国相，国王悬赏千金查问他的名姓，夫人没听说吗？怎么还敢来辨认他？”聂荣回答说：“听说了，聂政蒙受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是因为老母无恙，我未嫁人。亲人已经以天年下世，我已嫁夫，严仲子发现并抬举困污之中的我弟并与之交往，恩泽深厚啊，可怎么办！士自当为知己者死，现在竟因我还在的缘故，残酷自刑以断绝线索，我怎么能因害怕杀身之祸，最终泯灭我弟的名声！”这番话震惊了韩国街上的人。聂荣于是三次大声呼天，最后在街上因悲痛死在聂政身旁。
    晋、楚、齐、卫各国听说此事，都说：“不只聂政有能耐，就连他姐也是烈女呀。事前假使聂政确实知道他姐没有柔顺忍耐的品性，为不加重暴尸的苦难、一定要跨越千里险阻来宣布他的名姓、姐弟俱死于韩国市上的话，他也未必敢以身许诺严仲子。严仲子也可说是了解别人，能得贤士啊！”
    第三部分：坚忍恭敬厚藏 身为鼎镇（1）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这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如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大凡有血气之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想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下，追求高位，讨厌贫贱而希图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而普通人中间的那些，大都常常是终身沉寂，悄悄退守。难道他们跟一般人天性相异吗？事实上他们是看到了大的方面，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自从秦汉以来，直到今天，所谓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清呢？当他们高居权势要职时，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有超过他人万倍的才智。但等到他们死后来看，就跟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又死去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的。而其中又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有超过他人万倍的才智。但等到他们死去来看，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又死去的人，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高深的义理而地位显贵，因而毫无愧色地自认为高明，而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浑浑噩噩的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要同归于尽，而没有丝毫差异，难道不让人感到悲哀吗！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博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代的英雄，胸怀都很恢弘广大，事业规模宏大，而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总是显得恭谨慎深，身体如同鼎一样稳固。依仗贵重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气；以威望加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狩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身体享用的物品，都有规定。奇异的服装玩物，不应有太大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与他们相见次数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不亲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心情，不了解他们的心情，又如何知道各类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经营天下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孙，都是意旨简约，从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自己得很厉害。
    ◆原文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尤患横逆之来，当小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引自《曹文正公全集》
    第三部分：坚忍恭敬厚藏 身为鼎镇（2）
    ●解读
    静下来细细思考，古往今来已有亿万年，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其中生存，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恰与一刹那相似！大地广阔几万里，无法知道它的边缘，人在上面生活，睡觉休息，活动游走，白天只需一间屋子，晚上只需要一张床！古人和近人写作的书籍，浩如烟海，人的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世事千变万化，有各种途径的美名，而人一辈子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懂得了时间的无限而我所经历的时间极短，那么碰到了忧患逆境，就需稍作忍耐，等它安定。知道了大地的宽广而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小，那么碰到了名利争夺之事，就应退让隐忍。知道了书籍是如此的多而我所看过的书是如此的少，就不会因为稍有心得就沾沾自喜，而应当考虑选择其中好的去持守。知道发生的事情很多而我所处理的很少，就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名，而应当考虑推举贤人以共同去处理。如果这么做了，自私自满的偏见就会慢慢清除了。
    ※详解
    在这里，曾国藩主要表述了他的自我抑敛的思想。为什么要自我抑敛？主要是因为自身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切不可因所处地位高于别人就自高自大、不可一世。这也是“挺经”中的重要一条：虚心才能容物，容物才能有大的成就。
    虚心，并不表示你低人一等。因此，你大可不必因虚心而觉丢面子，恰恰相反，人生中的许多机遇往往是因你的虚心而得来。张良与黄石公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张良曾有一次闲暇无事，到下邳的桥上从容散步。有一个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跟前，故意将鞋子掉到桥下，回头对张良说：“小孩子，下去拣回我的鞋子！”张良很惊讶，想揍他一顿。但因为他是老年人，便勉强忍耐，到桥下拾回鞋子。老人说：“给我穿上鞋子！”张良既然已经把鞋子拾上来，就挺身跪着给他穿鞋。老人伸着脚让张良穿上鞋，然后笑着离开了。张良很惊奇，随着老人的去向注视着他。老人走了一里地左右，又返回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孩子，可以教育。五天之后天将亮时，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感到他很奇怪，便跪着说：“可以。”
    五天后的天将亮时，张良就到下邳桥上去，可是老人已经先在那里。老人生气地说：“与老年人约会，为什么后到呢？”说罢离去，但留下话说：“五天之后早点来！”第五天，鸡一叫，张良就去桥上，老人又先在那里了。老人又生气地说：“为什么又来晚了？”说罢离去，又留下话说：“过五天后早点来！”第五天，还不到半夜，张良就到桥上去了。不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这样做。”而后拿出一部书，对张良说：“读了这部书，就能够做王者的老师了。十年之后，你会转运；十三年之后，你到济水之北见我，谷城山下有块黄石就是我。”天亮后，张良看这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对此很珍视，经常诵读它。后人常把此书称为《黄石公三略》。
    张良喜得这部兵书后，就开始认真地学习、研究。汉高祖刘邦在沛县兴兵反秦后，张良就成为汉高祖刘邦的谋略大师，帮助刘邦夺得天下。尔后，张良激流勇退，到了济北，果然见谷城山下有块黄石。
    正是因为懂得虚心的好处，唐太宗李世民贵为帝王，仍恪守虚心的原则。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当了皇帝就自认为尊贵高尚，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却认为应当保持谦逊恭谨，经常感到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自以为是，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你争贤能；你只要不自我夸耀，那么天下就没有人能与你争功劳。’另外《周易》中说，做人的准则应当是厌恶骄傲自满而崇尚谦逊恭谨。大凡做皇帝的，如果自认为尊贵高尚，不保持谦逊恭谨的作风，那么自身若有了不对的事，谁还肯冒犯威严上疏劝谏？我每说一句话、办一件事，必定上畏惧苍天，下畏惧群臣。苍天高高在上体察着人世间的善恶，怎么能不畏惧？我的一言一行都被众公卿大臣、有识之士看在眼里，又怎么能不畏惧？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就应经常谦逊恭敬，经常小心谨慎，尽管如此，还时常担心所作所为不符合上天的意旨和百姓的心愿。”魏征说：“古人讲，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开头的，但坚持到最后的却很少。希望陛下坚持这种谦惧的作风，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国家就会永远巩固，而不会灭亡了。尧、舜时代之所以太平，实际上就是遵循了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