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说真话

　　不久前，笔者听一位退休教授作学术报告，报告期间他说：“反正我已经退休了，胆子大了，该说的什么都不怕说……”老头子的勇气可嘉，然而笔者不禁想到：他憋了一肚子的话都放到退休后才说，也难为了他不“牢骚满腹”。再细想等待退休后才敢说真话的何止是他，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这种现象。

　　诚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却成了司空见惯的世态，其根底值得探究。一般的人都会有三十年的在职生涯，有些还有逾四十年的职业生涯。这么长的时间却有许多人不能说真话道实话。非要煎熬到退休了才敞开皱巴巴的嘴跟老头子、老太太们说说真话，黄花菜早凉了又能起多大作用，岂不可悲！憋得脸红脖子粗，憋得心如刀绞，憋得不像人形了还要憋，真是可悲之极！这与民主空气严重缺失无发表民主语言的环境有关，也与在职者严重缺乏民主意识和争取民主权利的勇气有关。

　　不由得想到《战国策?召公谏厉王止谤》，周厉王暴虐无道，老百姓都指责他的暴政。召公劝周厉王改恶从善，他对周厉王说：“人民忍受不了这样的暴政了！”厉王发怒了，找来卫国的巫师，派他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根据卫国巫师的报告，厉王就把被告都杀掉。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遇见，也只是以眼神示意。召公力谏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是周厉王一意孤行，于是，老百姓再也不敢说话了。结果过了三年，老百姓就把厉王流放到“彘”那个地方了。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一旦当权，就威风八面、有的干部自以为高人一等，大权独揽，睥睨一切、颐指气使、霸道蛮横、官气十足、老虎屁股摸不得，容不得半点的不同意见，把一切不同意见都当作对其权威的挑战，非要严酷打击迫害不可。如此，敢说真话的就越来越少，乃至于没有人说真话。而国民中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处世哲学又助长了这种霸气，自己也受其害而采取退避三舍、一味忍让的态度为更为专横独霸的官场作风推波助澜。

　　一些官员没有端正入党，当官动机。动机不良、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与社会上对权力中人的盲目崇拜、阿谀奉承使他们飘飘然、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正确地方向。不禁想到《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对妻、妾、客人问的“我与城北徐公孰美？”其妻、妾、客都说他美于徐公。可他有自知之明，翌日徐公来，他端详徐公又对照镜子自视，知道徐公比自己长得好。从而深有领悟，即时入朝以此为例讽齐纳谏道：“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齐王听从了他的进谏，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可见，周厉王拒谏和齐王纳谏两种态度两种结果。同理，李世民重用隋朝旧臣魏征，魏征以直面犯上冒死进谏而著称，魏征死后李世民痛感失去了一面镜子。纵观历史上所有的明君清官莫不是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

　　社会上敢于直说真话的是大好形势的充分表现，如果多的人做真人，吐箴言、说真话，也越来越能说真话，少假话，那么社会上的假丑恶的现象就会少得多，真善美的因素就会越来越多。


原文地址：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7463078

浅 谈 真 话 假 话

文,佐罗 /编：枫叶红&&

    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因讲真话不讲套话假话，一扫中央电视台过去的一些谈话类节目所谓的以歌功颂德主为旋律的套路，因而红透了大江南北。崔永元也由一个记者转行的一般主持人，一跃而升为中央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之一。如果说是崔永元的个人魅力使这个栏目引人注目，到不如说是观众对真话的渴望，成就了这个节目。

      经常能看到一些围着领导转的人，屈躬卑膝的陪着笑脸，那份恭恭敬敬的小心，歌功颂德的赞美，圆滑虚伪应和，无非是要一份工程或合同，或者是要领导在一个不附合财务制度的报帐单上的一个签字。只要领导开心，就顺着他的心情说，假的可以说成真的，管他以后的什么不良后果。流动资金短缺，企业铺子过大，市场产品滞销，这些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要的是现在的即得利益。

      真话，忠言逆耳利于行，但过于刺激和直接，面子上还是不易让人接受，也极易招至飞来横祸。历代君王，都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姿态，但仍是少有人真的爱听并能听进去。就连历史上能纳忠言的明君汉武帝、唐太宗，也不免对忠臣们的真话“老羞成怒”翻脸不认人。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说了几句真话，结果惹恼了汉武大帝，司马迁被阉割去势成为残缺男人。而被李世民喻为“镜子”的魏征呢，更是屡屡直谏，搞得唐太宗下不了台，气得大叫“杀此田舍翁”，要不是长孙皇后及时劝阻，魏征恐怕早就给推出去跺了。天下第一谏臣比干，直言劝君，让为妲姬所迷惑的商纣王剖腹挖心。忧国忧民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关于计划生育人口理论的观点，与当时的“人多力量大”的理论唱反调，呼吁控制中国人口，结果被扣上“反面教员”的帽子。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掠夺性的为政绩而形成的浮夸虚报，造成了和平年代里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创记录的恶果。彭大将军为民请愿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敢于直言的结果是，以后的十几年里被残酷迫害，受尽非人的屈辱，最后冤死狱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忧国忧民的热血沸腾，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热的心意见被定为向党进攻，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由此可见，说真话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从古到今，说真话而被孤立、打击、报复或引来杀身之祸的人同样数不胜数。而说假话，荣华富贵、化险为夷、飞黄腾达的也是举不胜举。人的本性难免趋利避害，一旦经实践或他人的经验证明说真话对自己产生不利，人们常常会改变策略，做出另外的选择。一旦发现不说真话反而会获利，人们就会坚持这种作法并形成习惯。抑真扬假的现实，假利真损的现状，让崇尚礼义的中国，滋生了为了利益假做真来真亦假的尴尬，但却缺乏了一个说真话的环境。

      真话的缺失和假话的盛行，有它存在的条件。就是说真话，很难带来相对好的结果，而且还有可能带来许多的灾祸；而说假话非常容易的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林彪语录不手，万岁不离口，得到了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的殊荣。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不知道人是不可能万岁万万岁至不死的吗？说金钱是罪恶之首，都社会上下都在以钱为中心的使劲的捞；当然了，有正当经营创利的，也有非正常手段谋利的。说男女越轨偷情有悖道德败坏社会风气，但有多少人在蠢蠢遇动跃跃欲试；成了高官或高管就会调侃说高处不胜寒，但没有一个怕冷了早早下来，就连柳传志这样高调下来的，还要重新上去呢；都说天堂是好地方，但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的早去……

      很少有父母教育自已的孩子，从小说假话，不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就连小时候的儿歌也教育我们捡到一分钱，要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所接触环境的变化，渐渐会发现，原来说真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说真话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从小教育我们要诚实讲真话，做好孩子的父母和老师；走上社会最早告戒我们要老老实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做一名好员工的领导和师傅；终日相伴无话不谈的朋友和同事，都会常常有意或无奈的不说真话。而我们自己呢，刚投身社会时的锋芒毕露敢说敢言，换来的是受挫着折；自已的感受和他人的事例耳濡目染多了，也慢慢学会了婉转、附庸、恭维、虚伪、圆滑、沉默……

      说实话真话有时遭大家反感，策略的讲假话大家就会喜欢你。 “皇帝的新衣”在明哲保身的大人那里自是赞叹不已，真话“什么也没穿”出自黄毛小孩的童言无忌。没有人想与大家格格不入，没有人愿意成为被团队孤立的人。于是许多人待人处事八面玲珑，说话反复斟酌思量再三，实话真言被人耻笑为傻子，假话谎言已然成了一种习惯。说者心地坦然，听者麻木接受。虽然知道此言不真，但听者绝不会耿耿于怀，反到心中美滋滋的十分舒坦。见到长的靓丽的女人，我们就恭维其为“美女”；见到长的不敢恭维的，就说“有气质”或者“才女”“淑女”什么的；见到长的胖的说“丰满”，或说具有唐朝风韵；见到长的很瘦的，就说“线条美”或具有骨感美；见到实在丑陋吓人的，你还可以说长的有特色。个子高的你说“伟岸挺拔”，个子低你说“浓缩精品”；秃头你说“智慧脑袋”，一根筋你说“直著”；出口成脏你可以说“豪爽”，缺少礼仪教养你可以说是“粗犷”；偷情可以是“浪漫”，好色可以是“生活多姿多彩有品味”。各级领导考核，或让下属提意见，领导们嘴里说着“畅所欲言”，但谁敢直言？你“二杆子”真言了，领导当面表扬你诚实，说真话，但背地里就会给你穿小鞋，让你付出讲实话真话的惨痛代价。温家宝总理去四川走访农村找乡亲们攀谈，当问起在外打工有无欠薪情况时，村民们一个个都保持沉默，原来村干部向村民们交代“不许乱讲话”，“封口令”如果没有温总理的再三动员，农妇熊德明怎能斗胆讲出实话？

      熊德明是幸运的。因为她直捅上了天，找到了总理，引发了“清欠风暴”。如果她找的当地政府的那些公仆们，结果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山西矿难六家媒体收取封口费事件也是幸运的，被有正义感的媒体暴光并引起了上层的重视。但有多少没有被上层知晓并要求速办的事件，会成为永远的秘密或被永远封口了呢。

      说真话不说假话容易，但做起来是难的。那些老革命家或各级领导，在大会小会没少说要坚持真理，说真话。但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呢？现实生活之中，面对权贵的淫威或者恐怖的环境，很多时候由于个人力量的单薄，客观因素的制约，人也时不得不违心地说假话。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陆定一、彭真等，在倒台之前不也是得带红袖标，举手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吗？在打倒其他人时，他们不也是举手的吗？一些领导布置的工作或答应的事项，遇到更上一级的领导批评，马上说这事他不知道。这是责任缺失造成的说假话。一些承诺的事，遇利益关系矛盾或上级压力而反悔，这是品德缺失造成的说假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全部中央委员只有陈少敏没有举手，“这是我的权利!”言简意赅却掷地有声。而那些从内心认为刘少奇是对的，是被冤枉的委员们，谁能在那时逆历史潮流而上，坚持真理而不说假话？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针对大跃进提出的《意见书》，在会前得到了相大多数的中央委员的同意和支持，但当风头由纠左变为反右时，又有几人如黄克城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张志新用生命的代价，坚持反对个人迷信和崇拜；遇罗克也用生命的代价，向血统论挑战；他们是说真话的英雄。

      讲实话真话是需要勇气的，讲真话也要有艺术性。要分时间、地点和面对的人物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偶而犯了点小错误，老师如果不用些艺术点的不伤其人格和自尊的话来处理此事，很可能会酿成极大的悲剧。彭德怀如果不采取激进的方式，在毛泽东本想纠左的大前提下，和阅而有策略的提出纠左，中国极左的一些工作方式方法，可能更早点结束。

      说假话容易，让人永远相信难。一些民营企业的老板，总是把员工的智商看的过低，于是不停的对其进行“忽悠”。或者是读了几本MBA的书后，就对员工大讲特讲“没有任何借口”和罗文精神；“态度决定一切”的无私奉献精神；“细节决定一切”的责任敬业精神。不谈按劳动合同法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义务，不谈工资拖欠的具体有效解决办法，总是大谈特谈自己创业的艰辛，然后要求员工任劳任怨，不要计较报酬，承担起员工奉献不索取的责任。赵本山的卖拐、卖车，几年下来也让员工看懂了啥叫“忽悠”，员工明白了就不好忽悠了。你“忽悠”我我也“忽悠”你，你愚民我愚你，中层报喜不报忧，不把下面基层员工的意见和抱怨真实情况反应上去。基层人员不管产品质量，浪费原材料活该，出现残次品是你自找的。

      我们坚持说真话，并不排斥有时也要说些有益的“假话”，但前提一定是善意的。有时候真话假话串在一起，你还真假难辩呢。有一个笑话说：一位女士给建筑师打电话，说：“只要火车一过，我的床就会摇晃。”建筑师说：“不可能，我过来看看。”于是建筑师到了女士家里，女士把他带到房间说：“不信您自己躺上去试试看。”建筑师刚躺到床上，女士的丈夫回家了。那位丈夫看到躺在床上的男人，愤怒地问：“你怎么躺在我老婆的床上?”建筑师嗫嚅地说：“我要说是在等火车，您会相信吗？”所以，有时候真话比假话还假，假话比真话还真呢。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善意的谎言”有时可能比真实的真言要取得的效果要好。小孩过满月，您不说祝福语，却一定要说”这个小孩早晚是要死的”这句真话，不遭来一顿毒打才怪呢。到医院看望家人一直隐瞒，本人也不知道得癌症的病人，你直言相告“你的这个癌症，在现在医疗条件下，治愈是不可能的，能吃点啥就吃点啥吧”，你这不是找死还是什么？对于解除劳动关系到的员工，你不进行有益的安慰，却说你早就应走了的伤人心的话，不激化矛盾才怪呢。

      现在的社会是真话和假话同在，诚实和谎言并存。有些人或许会说，存在即合理。引伸开就是：假话即然存在，也就是合理的。“存在即合理“这话是黑格尔说的，但许多人却不求甚解，认为黑格尔这句话意思是说：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其实不然，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一个真话缺失的世界，一个真话缺失的时代，每个人用面具示人，每个人都得举起盾牌防御，而这一切又是合理的，我们还能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们还需要真的吗？我们是不是活得太累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朗朗乾坤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所幸的是，这个世界上还不乏坚持说真话的人，尽管他们也清楚说真话的结果。林则徐因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怀，才能大义凛然面对列强和流放。魏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犯龙颜而执谏，成就了唐太宗的一世英主圣名。陈少敏不屈服于强权，坚持真理正义，不举的手下，我们看到了坚挺的腰杆子，她的不说假话赢得了后人的尊重……

       假话和谎言，可能在一定时期会得到易处。但假话永远是假的，一旦被揭穿便一文不值。俗话说邪不压正，谎言惧怕真话，真话生命力远远强于假话。而且这个世界的前进，也是靠真话来推动的，而且也必须要用真话来推动。

也来谈谈真话问题jiruhaha 于 2004-12-31 12:46: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今天是甲申年的岁末，首先我祝各位网友新年快乐。
草翅膀的关于真话的论述，论点明晰，论据充分，论证严紧，文笔流畅，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因他的大作是由我的给范学德的小文引起，并引发了对真话假话的深入讨论，我也想说几句，算是学习心得，也算是再见的一帖。
1． 讲真话的方式与场合。语言的场合与方式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使我想起作家白小易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客厅里的爆炸》。父女二人到朋友家去作客，主人殷勤拿来了暖壶准备倒水，这时门铃响了，主人将暖壶放到了地上，出去开门。不知为啥暖壶啪地一声爆炸了。主人赶紧跑回来问怎么了，父亲说，对不起，我要倒水，没拿住，不小心碰的。主人赶紧说没什么收拾过去，谈笑风生。回来的路上，女儿不解问其父，为什么不说真话，父亲说，我要是不说是我们碰的，我门会背上一辈子的说谎恶名。朋友会说，就一个暖壶，有什么可不承认的？这小说说出了因场合的不同真话与假话的辩证法。
齐景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明主，有一次一个人得罪了他，他要把这个人肢解了，并说谁要是劝他也肢解谁。众大臣都不敢吱声了。宰相晏子走上前去，操刀在手。一边在鞋底上磨刀，一边对这个人上下打量，打量了一阵，他忽然对景公说，大王是明主，我想问问大王这肢解人得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因为历史上的明主尧，舜，禹，汤，文王没告诉我们怎样肢解一个人呀。景公一听我要是说了不就不是明主了吗？于是把这人放了。晏子如果当时指着景公的鼻子说，你这昏君，干的是什么混蛋勾当。他说的倒是真话，不过他和那位可怜的人一块被肢解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说真话方式所起的所用。
2． 理论的真话与实际上的真话。有两句话：一句是“蔬菜上有残留农药是不行的，能使人致病”。一句是“现在的蔬菜没有没有残留农药的”。前一句就是理论的真话，而后一句就是实际的真话。理论的真话大家都会说，但不是人人都在做。在某种意义上把实际的真话告诉给人们要比重复理论的真话有太多的价值，他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去防什么，会使人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实质。我说的关于政治的几点看法就是实际的真话。令我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这么去理解。
理论的真话在实际面前往往显得很无奈。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说真话的美妙蓝图都在现实中被击得粉碎。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权者好恶所致。楚王好细腰，宫人们宁可饿肚子，也要进行腰部美容。细腰对身体有害，这就是理论的真话，如果说给楚王听那是很勇敢的，但免不了要被杀头。如果说给宫女听，恐怕效果不一定好。如果说细腰固然美，但不是所有的细腰人都能得到楚王的宠幸，您记住了。这句实际的真话会更让人获得启迪。
3． 说真话需要勇气吗？这要看说什么样的真话。说现实中的当权者不喜欢的真话的确需要足够的勇气。猫坛里不乏这样的令人钦佩的人。一位网友的悼念遇难的矿工音配画的帖子，使人看了会泪流满面，不仅是流给遇难的矿工，也是因这位网友的责任感与勇气而流泪。揭露司法不公需要安全的勇气，批判利益宁的胡说需要理论的勇气，报道丑陋的腐败需要不怕报复的勇气，为下岗工人呼吁需要不怕下岗的勇气。
可是说过去的别人的真话有些就不需要勇气。我们说秦始皇是暴君，脱口而出，需要勇气吗？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搞破鞋，不需要勇气。就在现在我们逐步走向民主与法制的时候，说共产党有缺点也不需要什么勇气，至于说说毛泽东怎么怎么样就是勇敢的人，听起来就有点滑稽了。还有的人躲到当权者鞭长莫及的地方，说过去的真话如范学德辈，我丝毫感受不到一丁点勇气，相反，倒是充满着令人齿冷的怯弱
4． 为自己辩护几句。本来不想辩护，但既然发帖就说也无妨。a。有不少网友说我是奴才。这帽子我实在戴不起。从我的帖子里随便拿出一句话，在各位认为的专制时代里，都可以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就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这一句就可枪毙几回了。我所举出的历史镜头恐怕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奴才之说从何而来呢？b。我的帖子完全是对范及资料二人的。非常明显是对他两的规劝。我从来没有也不会有反对网友对当今某些问题的直言与批评，相反我倒认为他们俩个人有误导舆论的嫌疑。C。有人说我是体制中人。我不懂。我本来没有必要作自我介绍，但有好多网友喜欢猜测。我就来个痛说家史吧。我可没有那么幸运19岁就入党了。我父亲因是学指纹鉴定的，在警察署工作，理所当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一直在农村过着四类分子子弟的日子。陈毅的讲话使我受益，考上了大学。在学校因在同学闲聊时讲了农村60年的困难，被内定为反动学生，所以一辈子遗憾地没有入过团。我是学外语的，但因在国外无亲可探，一直在国内。一教书匠耳。猴年退的休，现靠退休金过活。我现在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浏览猫坛时，看到热血青年读我帖之后那种暴跳如雷的可掬的憨态。我在网上瞎说一通，主要是信了一些医生的蛊惑，说好奇能使人心理健康，而心里比生理更重要云云。
刘奇葆谈真话：真话是最好的话 对讲真话者绝不能"穿小鞋、扣帽子"
2011年11月22日 来源人民日报 （摘录）



　　真话就是最好的话、水平最高的话，我就是来听真话、听实话的。基层一线的文化工作者，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你们的话很有针对性，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真实问题。

我们只有勇敢正视、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才能取得成功，才能建设与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相适应的文化强省。不仅是文化工作，我们的所有工作都需要听真话、听实话，因为真话实话反映实情、反映民意，是我们部署工作、科学决策的基础。

　　要让群众讲真话，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听真话。听真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真话有可能刺耳，有可能伤面子，也有可能是对我们工作的否定。特别是个别地方和干部习惯打官腔、说套话，对真话、实话不适应，不愿听甚至不敢听。

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有正气、有底气，还要大气。有了正气和底气，有了大气的胸怀，一切出于公心，就不怕群众讲真话，就渴望听到来自基层和一线的真实情况，并依据实情研究工作，作出正确的决策。哪怕群众的真话是严厉的批评，也要虚心对待、包容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绝不能干“穿小鞋”、“扣帽子”的事。 

从鲁迅和胡风 谈真话巧说

2011/10/24    作者：毛晓春    来源：休克的文学 

最为有趣的是鲁迅刚死便有人替鲁迅先生算了一笔家庭经济帐，说鲁迅是阔绰富有的中产阶级云云，近日，见网上登载着又有一位教授给胡风先生也算了一笔生活经济账，账目列得很是清楚，比如那些是租房的，那些是给孩子喂奶的，那些是坐马车逛大街的，那些又是朋友借去的……

　　我很惊奇于中国人对这些事的关心与仔细。

　　尤其对名人的。

　　就鲁迅先生和胡风先生来说，我想另外说两句。

　　从现在的资料，尤其梅志老人写的《胡风传》来看。胡风先生是追随鲁迅的。他们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大到文学观点，从胡风毅然和周扬决裂，帮鲁迅起草两个口号的论争，小到个人生活，胡风孩子的生活照料也牵扯着鲁迅先生的心。

　　但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却是迥然不同的。一个是圆满的结局，一个却是悲剧的再现。

　　鲁迅先生生活着的时候是孤独寂寞的，但他死后却空前的热闹，有文化界最高级别的治丧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沈均儒等都是委员会的重要发起人，也有万人空巷去吊唁的。“民族魂”的旗帜盖在了他身上。无论是敌人和朋友都发出了哀悼的电文，尤其，新的执政党的领袖的最高评价之词更是将鲁迅的一生推向了光辉的顶峰。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他是民族的脊梁”。

　　而胡风先生呢？

　　鲁迅死后，胡风是扛着文艺的大旗继续斗争的人，但胡风却是一个悲剧，而是同样曾推崇鲁迅；夸赞过鲁迅的人，将胡风推向了命运的悲剧。三十万言上言书，本是论文艺问题的，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于是囚禁、坐牢、打击、迫害。直至胡风去世，还留着长长的结论尾巴。鲁迅的幸运是说了真话，胡风的不幸也是因为说了真话。

　　另外，见有报纸报道，说有人推测鲁迅倘若活到解放以后会怎样呢？别人说，也有两条路，杀头或坐牢。

　　即使说真话的人没变，倘若说真话的环境变了，结局竟是如此的不一样。

　　这是由胡风和鲁迅的各个不同结局想到的。

　　中国以前很有些要说真话的人物，这也就是所谓的“忠臣”。但他们却倒了大霉。纣王时的比干是说真话的，但他被挖去了心肝让人家小老婆煎着吃；箕子和微子是说真话的，但并不被当权者所重视；三国的孔融、杨修都是说真话的，但却被曹操杀掉；屈原是说真话的，他的“荃不察余之忠情，哀民生之多艰”，可谓悲痛欲绝的真话，但权势着并不欣赏他，无法也只能去投江；司马迁也为说真话而遭了宫刑，苏武坚持说真话却被流放到北海……

　　因此，胡风先生实是形同于贾府的屈原，虽然背着主子从死人堆里爬出过，只因几句真话，变换来一嘴的马粪，被打发到庄上了事。

　　这样，到后面的人就聪明起来了。一到说真话的时候，就装糊涂，如稽康、刘伶、阮籍等人。但这样只说些“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云”的混话，实是不敢说真话的逃避。

　　即使这样，他们也还是倒了霉，稽康的罪名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背了说真话的罪名，死时虽然很浪漫，非要弹一曲“广陵散”，但是涂增了周围看客的热闹而已。

　　也难怪韩非子到临死时还抱怨说真话的艰难。

　　于是说假话、说空话、说不着边际的糊涂话，说虚假话的人就多起来。于是编一通假话，说一通胡话的人反而吃香了。当然，从文学上来说，假话、空话就更多起来。

　　就拿现在来说，杂志要办给白领的，学校要贵族的，作文要小资情调的；写诗要下半身的，作家有美女的，作诗有针对美男的，性交要艺术的，描写要落脐的，出名要炒作的，赚钱要包装的……

　　说的全是混蛋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