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培训包括哪些内容:张国焘被逼叛变投敌?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

　　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有着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昔日的夙敌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他心里默默地说,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小辫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的。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也可以说,是王明把张国焘从延安逼走了,导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就这样,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国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过着很困窘的生活,最后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摘自《民国大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