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交通广播:中国城市化：土地的消亡就是农民的消亡

　　中国城市化：土地的消亡就是农民的消亡         与农耕文明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消失了，但它还保存在两种“媒介”之中，一是“典籍”，一是“农民”。对农民的考察，实际上是通过对这种“化石”般存在物的考古，追寻某种消失的精神。传统的农民精神，那些与土地、自然和血缘密切相关的和谐状态，转换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时刻追求转瞬即逝的时尚，对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的迷恋。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在组织结构的方式上、乃至根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是今天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20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完成农业文明批判的任务，更没有完成对它的“扬弃”。相反，坏的东西沉渣泛起，好的东西消失无踪。 　　农民与土地　　农民（还包括渔民、牧民、猎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这种身份与其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分工的结果。猎人是及时将动物杀死的人，牧民是对动物执行“死缓”的人，农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在具有生长性的泥土上，农民渐渐与植物精神合而为一，泥土和植物就成了农民的集体潜意识。施宾格勒在讨论市民和农民的区别时说：“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一种新的情感也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大地母亲（Mother Earth）。在播种与生育、丰收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确立了一种深厚的关系。”（《西方的没落》第2卷，P78，上海三联）　　农民没有现代的历史观念，他们的历史就像是泥土上的植物史：从生长到死亡，从播种到收割，循环往复，代代相传。他们的历史同时又是个体自身的自然生长史。从生存空间上看，中国农民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建筑布局之中，这种布局空间同样跟他们的价值观相关：将生长与死亡交织在一起，从居室的后窗就能看到宗族的墓地，前院是人与牲畜、家禽生活的地盘；左右两边就是蔬菜、果树和庄稼，他们就像丛生的植物中的一员。他们追求一种元素层面上的“天人合一”。施宾格勒说：“作为这种生命情感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可看到村庄的象征形态，在房间的布置中，在外观的每一个线条中，我们皆可以洞悉到其居住者的血统。农民的住宅就是定居者的伟大象征。它本身就是植物，它的根深深地种植在自己的土壤中。它就是最神圣意义上的财产。”（同上注）。　　真正的农民十分依恋土地，土地就是家乡，他们自己就像稻谷，土地是他们生长的基础和死后的归宿。农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没有时间和历史的轮回。这正是他们在现代这个由线性观念支配的世界中遭遇悲惨的根本原因。他们对事物的态度中，隐含着一种由生长性的土地意象导致的“植物模式”，并由此引伸出特殊的价值模式——没有绝对的死亡，复活也包含在其中；没有绝对的毁坏，生长也在其中；没有绝对的否定，肯定也在其中。爱恨交加、褒贬合一、模棱两可，都是他们典型的话语方式。彻底否定或全面接受，都不是农民的思维方式，而是市民对待农民的方式。甚至在农妇的骂人方式中，也可以发现这种非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她们的辱骂中没有绝对的否定和绝对的贬低，而是一种否定和肯定合而为一的方式。　　土地的消亡，就是农民的消亡；土地的丧失，就是农民的丧失。泥土意象被石头意象所取代的趋势，也就是农民被市民所取代的趋势。 　　经验的黄昏　　在《土地的黄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一书中，我曾经从时间到空间，从依附在劳动实践之上的身体经验到器物对身体经验的支配，从家族血缘制度到现代乡村“政治”等各个层面，对乡村经验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黄昏是一种暧昧的状态，是明与暗、生与死、动与静的交界处。大地上的一切，都以一种死寂的形式在悄然生长。土地沉睡了，但它的分子和元素还在悄悄地行动，尘土的微粒和草叶的根茎都在喃喃自语。农民也沉睡了，但他们的梦还没有睡，他们的梦，在召唤稻谷和子嗣的种子。黄昏之后的土地和生物，在一种可见的“静”和不可见的“动”中运动。这是一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动和静。这是一种来自土地的经验，是感官和土地元素融为一体的经验。按照这种经验，黎明和白天，就是在用“动”的形式表现静；黄昏和暗夜，就是在用静的形式表现动。这就是动静合一、天人合一、生死一如的价值观念的自然基础。静是动的极端形式，就像动是静的极端形式一样。自然和天道的运行，明暗交替和四季循环的过程，并不是给明和暗、动和静划界，恰恰是在模糊它们的界限。农民对这种对边界模糊的明暗和动静的体验，与自然运行的天道是合而为一的。这种体验或经验的中断，也就是体验者与土地和自然关系的中断。　　真正将明和暗、动和静截然分开和对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和农民，而是城镇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镇彻夜不灭的灯火，在昏暗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边界。在那个由灯光和钟表划定的边界之内，我们看到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在静穆的世界之中狂欢不已。这个喧闹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农民文化中的另一极，是被生产所抑止的一极，只存在于农民想象的魑魅魍魉世界之中。现在，它“真实”地出现在土地上和农民的面前，充满了诱惑，一种欲望的诱惑。　　毫无疑问，这个人为世界的边界正在不断地扩大，以至于土地和农民的边界越来越小，生产的边界越来越小。城市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消除了黄昏，改写了黄昏经验，它没有黄昏。在一个被城市经验和城市价值支配的世界和时代，真正的“黄昏经验”，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土地经验、乡村经验、农民经验正在迅速消失。这就是我所说的“土地的黄昏”。无论人们为此找到什么样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社会的理由），这都是悲剧性的，至少是无奈的。　　这里要特别强调现代性经验对农民时间经验的改写。“时间”是一个现代词汇。“时”就是自然运行规律和生长规律。“间”就是人为的突发性事件对生长的短暂中止，它不是单纯的“空间”，而是事件的结构。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时间中的“时”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是人所不能控制的；“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在时间中留下的印记。现代科技试图通过改变速度来控制“时间”，也就是改变人们对“时空”的感知方式。农民日常生活词汇中没有单独的“时”字。他们所有与“时间”相关的词汇，实际上都是对“间”的不同表达。比如，世：两代人之间的间隔。始：觉察到自然细微变化（发芽、变绿）的开端时刻。时节：时间的分段和间隔，像竹子分成一节节，“竹节”这个特殊部位，就是一系列特殊事件，包括节日。时令：每月或每季应该作什么的自然法令。时机：事件成功不可错过的机遇。　　通过“间”来表达和感知“时”，是一种与个体感官和实践密切相关的自然方式。它既体现了农民对自然的依赖，也包含着个体在农耕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现代科技活动是主体的越界、膨胀和僭越行为。它要成为自然的主宰、时间的主宰。其主要方式就是改变速度，比如通过人为增加温度，使植物和农作物提前发芽或变绿。这就改变了“始”的概念。农民觉察到的“春气始动”的现象，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人工的结果。比如通过人为中止生产劳动，随意规定某种节日时间，改变了“时节”的自然概念。比如它通过增加机械速度，在改写空间概念的同时也改写了时间概念。　　与“时间”经验相关的是“空间”。传统乡村的对空间的整体感受已经消亡，空间经验转化为“空间再生产经验”。与商品再生产不同，空间再生产就是通过“投资”改变乡村空间的用途和农民实践形式的本质，来改变他们的意图和存在方式。土地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纯生产价值被中止后，唯一可能的就是使之成为买卖的商品。土地空间产生的已不是粮食等农作物，而是货币和一系列新符号。　　奇怪的是，原来的土地要增值，必须是黑色的、松软的、潮湿的。现在的土地要增值，必须是白色的、坚硬的、干燥的，最后铺上水泥，使之彻底固化，彻底丧失原创性。土地空间的生长性并不出现在土地本身，而是土地空间之上的其他与农业生长不相干的实践活动。这种生长方式，农民十分陌生、毫无把握。因为新的土地增值方式看不见、摸不着，十分抽象，而且跟他们的生存毫不相干。厂房、高尔夫球场、度假村这些陌生的建筑，主宰着乡村的风景，将农民和传统生产方式拒之千里。这对农民经验构成了毁灭性打击。农民祖祖辈辈积累的农耕经验，对土地的眷恋和依赖的“家园经验”，对土地生长和增值形势了如指掌的财富经验，一夜之间几近于零。　　乡村空间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去家园化”。乡村空间的传统意义丧失，对自然空间、地点、景物的依赖消失，身体与土地的之间的能量交换关系消失，身体能量不重要了，计算理性变得重要了，安居乐业不重要了，季节性迁移变得重要了。这一切都在改写乡村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家园感”变得不可琢磨、暧昧不清，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传统农耕的方式和乡村空间的消失解放了农民的身体吗？其实他们在哪里都感到不适。在乡村，他们向往城市街道和厂房，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能量消耗的方式；在城市漂泊生涯中，他们留恋乡村，咀嚼着青草的滋味，家园的感觉成了一个甜蜜的梦幻。 　　城乡经验对比　　中国的主要问题，至今依然是农民或变种农民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经验中，隐含着大量的农民经验，或者被扭曲了的农民经验。传统的中国农民只是种地的，更极端的农民，连手工业者也不肯兼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是针对离城镇较近的农村而言。越是偏远的农村，传统价值观念越根深蒂固，社会分工越不发达。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思就是，无论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什么，都靠自己解决，种菜、养猪、织布、缝纫、酿酒、制糖等等。　　如果自己不能造的，那就不是生活必须品，要不要无所谓。一些技术比较复杂的、生活和生产又必不可少的手工业者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最初结果，像铁匠、木匠、泥水匠等。但这些手工业者完全专职的并不多，春耕秋收的时候照样要参与农业生产。因此，这是一个拒绝消费的社会。所以，他们既不需要商人，自己更不会成为商人。　　只有在庙会上，农民才短暂地成为了“商人”，带着祭祀者与交换者的双重身份。除此之外，他们依然是农民。他们的思维，并没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庙会而发生变化。他们的历史观、人生观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样。这只是就生产和生活实践领域而言。在价值领域里，他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能够“自给自足”，他们是一个整体，从空间到时间，从个体和家庭到家族和宗族的一个整体。　　中国都市化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农民一统天下的局面。传统的农民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产生了两种基本类型的变种农民，一种是城外的农民，他们为了摆脱农业生产难以维生的尴尬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自给自足的农副业变成商业，给农贸贩子提供大量的农副产品。另一种是进城的农民（也就是农副产品的倒卖者），他们有着农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灵。他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工业产品。只有在工业品的成本、利润面前，他们才感到害羞、烦躁、焦虑。　　我们一直简单地认为，都市化过程中首先获利的是农民。因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将农业资源变成货币资本。实际上不是这样。真正获利的，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资源的权贵之外，主要是一批从事农业资源批发的中介人。他们的职能，就是将农业文明的资源，转换成现代都市商品市场的交换品。与这种可见的转换相关的，是一种隐秘的变化，那就是文明中永恒的因素，转换成了短暂的、过渡性的因素。　　传统的农民精神，那些与土地、自然和血缘密切相关的和谐状态，转换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时刻追求转瞬即逝的时尚，对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的迷恋。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在组织结构的方式上、乃至根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是今天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20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完成农业文明批判的任务，更没有完成对它的“扬弃”。相反，坏的东西沉渣泛起，好的东西消失无踪。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农民及其乡土精神早就消失了。谨以此为逝去的乡土精神献上一篇悼文。 　　作者简介：　　张柠 ZHANG Ning　　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经验、中国当代文学和大众文化研究。著有《文化的病症》、《土地的黄昏》、《没有乌托邦的言辞》、《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想象的衰变》等著作。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作者：文/张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