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东方财富秋招笔试:江山代有书虫出 文革时吴宓冒险“偷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6:45:52
看爱书之人读书，不亦乐乎？因而从古自今，爱书成癖的人也不在少数。著名学者吴宓在哈佛时，与陈寅恪、汤用彤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每月从生活费里省钱出来买书，很是刻苦。爱看书，自然买书也多，陈寅恪常常是“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吴宓深受陈寅恪的影响，渐渐也爱书成癖，以致后来在文革中，为了自己那些宝贝书籍，而去冒险“偷书”。
那是1966年的时候，已73岁的吴宓当时在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文革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也横扫了吴宓家，尽管那时吴宓实质上已长时间没上课了。
吴宓
红卫兵把吴宓的日记也搜走了，吴宓在备忘录中记载道：“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
这些可都是吴宓的宝贝啊，何况在抄家中损失的不止这些，那个心痛滋味只有爱书之人能够深切体会。后来吴宓在1967年除夕之夜，在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那次被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
这不是矫情。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面临的处境是可悲的，想做点什么却无能无力，因为自身难保，想抵抗，无异于拿着鸡蛋碰石头。
不管你年龄是长还是幼，也不管是男还是女，在文革中都很“平等”地受到相同的待遇。1967年2月8日，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除夕。74岁的吴宓仍在教师“劳改队”中参加劳动。当晚，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
死也是不容易的。西南师范学院的形势一再剧变，监督管制吴宓他们这些“牛鬼蛇神”的人不断在被更换，但不管是谁当权，吴宓们始终被批斗和监督管制着。
1967年5月9日，吴宓如往常一样在“劳改队”中劳动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吴宓从阴霾中看到了一丝光亮，光源来自于他那些抄家时被抄去的宝贝书籍。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这样写道：
“1966年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
先前，吴宓只是说自己“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此次，伤心和愤恨让吴宓连行动都控制不了了，他在寻找机会“偷”回自己那些宝贝书籍。1967年9月27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
从吴宓日记中我们无法领会到吴宓当时的心情，是狂喜还是喜忧参半，但是从他后来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初次的得手，让吴宓勇气倍增，十天后，也就是10月7日，吴宓再次实施他的“偷书”行动：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
有了前三次的经验，已是74岁高龄的吴宓，于10月9日再一次冒险去“偷书”，但这次没了前三次好运气，差点被人发现了，吴宓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坐宓后之刘又辛君，似未之见，此外无人注意。”
一直觉得吴宓是个矛盾得可爱的人，不管是他年轻时让人津津乐道的婚恋生活，还是在他老了以后。吴宓冒险偷回来的那些书，他不仅自己看，还分给其他同事看，甚至“赠予”或托“带交”尚在“劳改队”的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看。他在日记中提到的要将《吴宓诗集》相赠的凌道新，就是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教师，当时作为“右派分子”在“劳改队”中被管制着。
吴宓的所作所为，在当时若被发现，是会被视为“反革命”行为，扣上“传播封资修黑货”、“放毒”等罪名的。但吴宓什么也不管了，他就是要要他的那些书。他不仅自己“偷”，还让人帮着自己“偷”。
“又私取抄去之书物归，今日上午是其最后（终）机会，盖今日下午即有中文系革命教职员来本室察视整理，随即用锁扃本室门，宓不得再入此室随意取回书物矣！”但11月2日时，吴宓又发现了机会：
“11—12教师阅览室门开，宓乃入内，整理所抄去宓之书物，乱堆地上者，粗毕。乘间私取回（一）《雨僧杂稿》零页之大部分（已全）；（二）《乙卯日记》第一册以归。”
我无法想象，一个年已古来稀的老人，明知虎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取回自己的书籍，需要付出多大的精力才可敏捷地留意到这些信息，并取回自己的东西。
12月7日吴宓日记：“3时，至中文系上班；众皆未到，系内无人。成君遂为私启教师阅览室门，俾宓潜入，私取得（1）《虚无夫人》卓浩然剪贴本（2）《色戒篇》（3）《印光法师嘉言录》（4）《吴宓诗集》一部。即携归舍。”
“成君”即成文辉，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曾受过吴宓的济助，因而对吴宓比较照顾，从吴宓日记可以了解到，后来成文辉甚至帮着吴宓“偷”了一些书：
“夕，成文辉来……宓托成君：……（二）得便，放宓再入教师阅览室检书物一次。——成君颔之而去。”
12月27日上午：“成君为开教师阅览室门，俾宓入内，取得（一）《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全一份（二）Just Oxford画册等，暂存。（三）《古今通俗小说》三册，付谭君读。”
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就这样像蚂蚁搬家一样，小心翼翼地卖力着搬运自己的书籍，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