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爱投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儿子刘源

　　采访时间 2002年1月

　　采访地点 北京木樨地 王光美家中

　　采访对象 王光美 刘少奇夫人

　　刘 源（时年51岁） 刘少奇儿子 时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中将

　　采访记者 赵 曦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59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进入尾声。清晨，匆匆步入会堂的代表们比前几日多了一些兴奋，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少奇则同往日一样严肃而平静。但这一天，对刘少奇和新中国来讲，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在代表们热烈持久的掌声中，刘少奇当选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新中国第二任国家主席……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共7078人参加，规模空前，被称之为“七千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长达两个多小时，针对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局面，他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震动了所有的代表……

　　记者：您父亲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时候是1959年。事实上，1959年之后的连续三年正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经济困难时期。1958年制定的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社会上刮起长达三年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导致国民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日益困难。您父亲在危难之际受命，当选时的心情应该是非同寻常的，当选那天的情景是怎样的？

　　刘源：我是1951年出生的，1959年我8岁，记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想起来一幕一幕的。但是对爸爸讲的一些话并不一定全能理解，到后来这几十年才不断琢磨出来了。

　　1959年他第一次当选国家主席，全家都很高兴。爸爸回家后，家里的几个人，还有警卫员，都在门口迎接爸爸。那时我比较小，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就拿着桌子上的一把塑料花。本来说是要欢迎他祝贺他的，他很奇怪地看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就直接进了办公室。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很高兴，可他好像一点面子都不给，但我们都没有去问，爸爸也没有作解释。后来大家都在反复地想为什么会这样？

　　大概是因为那是1959年吧，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他也算受命于危难时期，压力很大。

　　后来“文革”时，爸爸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他“文革”前也跟我们说过：“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就要负多大的责任，人民信任你是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所以我们猜想爸爸当选国家主席，感到压力很大，感到沉重。

　　记者：面对国民经济异常困难的形势，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纠正措施，要对困难形势进行正确的估计和分析，为此，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1961年被称为党的历史上的调查年。那一年，少奇同志去了湖南宁乡——他的老家进行调查，据我们了解当时他在湖南整整待了44天。您作为夫人和秘书，陪同刘少奇同志一起去的？

　　王光美：对，1961年为了了解农村的整个情况，我和他一起去了湖南。在那里先住在养猪场，后来又住在他家的那个老屋。那时候，农村搞得挺困难的，他找了一些老百姓，主要是想了解真实情况。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咱们国家比较艰苦，但是去了以后觉得这些乡里乡亲过得比他想象的要苦得多。他每天都跟人见面，跟人聊天。我有时候在旁边记，而且他写东西我就在旁边看。反正当时就是了解农村的困难，有三年灾害的困难，有工作上的缺点，有好多不合理的事。

　　刘源：当时爸爸去了湖南我是知道的，但是他的心情，他的体会我就不了解了。到湖南调查之前，他对底下的事有所了解，知道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他到农村调查给他的是一种直接的体验，我想对他的冲击很大。因此他下决心了解当时困难的情形对国家的影响。

　　他刚一下去，就按照八路军的做法，借门板，铺点禾草，尽量不打扰老百姓，不住招待所。结果到了农村呢，经过“大跃进”呀，拆村并屋把很多房子要不拆了当猪圈了，要不沤肥了，要不就把一些房子的木材拿去大炼钢铁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住，所以想住老百姓家也没法住。然后就在县里转，当时有个万头猪场，说是万头猪场，其实就有两三头猪，他一看，说就住这儿吧。随从下乡的警卫人员都说，这么脏怎么住？他说，打扫一下，不就可以住了吗？然后就住了下来，就是最有想象力的文学家也想不出来，国家主席下乡只能住猪场。

　　打扫打扫，大家就都住下了。住下来以后，就把门板摘了下来，去找稻草，却找不到稻草，这事儿又给他一大触动。你看，老百姓家没法住，住到猪场里，摘门板，铺禾草，就是战争年代里还有禾草铺，现在是在鱼米之乡，居然连草都找不到，有的烧了，有的烂在地里了，集体化后根本没人管，这对他又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感到很震惊。

　　最后他走街串户访问老乡家，听了很多人给他介绍情况，有的人给他说了两三句，也有的一句都不敢说，他就反复动员他们，让群众一定要讲真话，讲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记者：解放后，刘主席的六姐、七姐都来看过他，听说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还开玩笑说，别看你当大领导了，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这次回家少奇同志是不是也看望了家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主席的亲戚、家人的生活境况怎样呢？

　　王光美：他这次回家看了他的六姐——刘尚德。少奇在家排行老九，她排行老六。他这个姐姐从小就非常苦。我还买了两斤糖、几斤米和一些饼干带去，我知道她们也很困难。去的时候也没事先打招呼，走了大概有七八里地吧，有人带路，带到我那个六姐家里。正好她的女儿在，叫鲁新秀，她一下子认出来了，说，舅舅来了，就赶紧把我们拉到屋里。我那个六姐那时已经饿得躺在床上，她女儿就说，娘啊，您天天念叨舅舅，他现在回来看您来了。但六姐根本就不认识他了，饿得已经麻木了，少奇喊她她没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那场面挺尴尬的，就问，新秀你爸爸呢？新秀快人快语，说，别提了，舅母是个大善人，上个月寄来100块钱，我爹特高兴，拿那100块钱去买了个熟的猪头，到家就吃。没想到年岁大了，饿得又久了，肚子抗不住，一下子拉肚子拉死了。我们当时都哑口无言。然后新秀又说，我母亲说了，死了好呀，总算不是饿死的。

　　后来新秀又拉着我们东家串，西家串，到各家看看油盐罐子。我们那次回老家，新秀是第一个跟少奇什么话都说的人。这期间少奇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可想而知对他的冲击和震动。

　　他的那个亲姐姐不久就去世了。

　　记者：我们知道，从湖南考察回来后，针对当时整个国家经济困难的状况，少奇同志曾有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在当时震动很大。当年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人民解放，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1958年后，由于政策的失误，人民生活并没有太富足，作为国家主席，看到这些情况，少奇同志有什么反应？您能谈谈当时的详情吗？

　　王光美：那次从六姐家出来，紧接着我们又到了浮肿病院，看到了那么多的病人。你想想他作为国家主席，看到他的老家的状况，这是他最了解的地方，他想象再穷再坏，鱼米之乡也不该到这种地步。

　　在考察期间，少奇开了许多座谈会，向群众道歉。说：“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责任，我们道歉。”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就说，这哪儿是天灾呀，这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呀，你们共产党这么干，就不怕农民打你扁担吗？他确实是把少奇当作老兄老弟才这么说的。

　　在那儿40多天，少奇一直不停地向人民道歉，同时他也要求老百姓跟他说实话，说真话。他说，把你们的困难都讲出来，困难讲出来我才好帮你，你们也是在帮我们调整政策，改正错误。

　　回到北京后，少奇把这些事情都在中央会议上说了，包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这是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以后他也多次讲到这样一句话，说咱共产党再这样搞下去，不怕群众打我们扁担吗？群众打我们扁担是应该的。当时说出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需要相当勇气的。但是我觉得，他考虑的是社会、国家怎么搞。

　　记者：在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吃不饱，营养跟不上，你们家人口多孩子多，那孩子们当时的生活怎么样？

　　王光美：当时整个学校供应不好，源源（刘源）他们在学校也吃不饱，源源在学校吃什么愣是拿回一块给他爸爸看。所以那时的困难，我们也了解。

　　一些家长把孩子接回家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没有。那时候我们家里也不宽松，孩子们在学校大多吃不饱。亭亭几次在课间操时晕倒了，我就跟少奇商量，想把孩子接回家，因为家里虽困难，毕竟还是有保障。但少奇说不行，还是让他们和大家一样，大家吃不饱，也让他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还说现在全国人民吃不饱，孩子们吃不饱，我负有责任，让我的孩子们也尝尝吃不饱的滋味，等将来他们大了，为人民做事，要吸取这个经验，千万别再让人家吃不饱饭。

　　记者：少奇同志调查回来后，在第二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的报告很长，认真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后来中央提出并贯彻落实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由此，国民经济逐步开始恢复。据说1963年少奇同志还专门去逛过恢复了的厂甸庙会，您还记得吗？

　　刘源：平常父亲是非常严肃的，偶尔笑一下，我们都很惊讶。所以爸爸很高兴的时候，我们记忆就非常深刻，我印象中逛厂甸就有这么一次。

　　1961年他下乡去调查后，对他的震动很大，就在他调查中正好主席到了长沙，他们就在那里谈了一次，说无论如何要改正，不正之风不要再刮，食堂一定要散，农村的政策一定要调整。后来政策落到实处还是很有成效的，而且经济恢复得挺快，半年多就开始回转，到1963年1月，经济就开始明显好转了，也开始恢复厂甸庙会了。我舅说，叫这些孩子一起去逛逛厂甸吧，大家都很高兴，厂甸很热闹，我们几个小孩就去了。

　　我，我妹妹，我姐姐，还有我哥哥都去看了，回来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都特别兴奋，讲厂甸多么好玩，有大糖葫芦、小风车、各式各样的小用品、小泥人，这些我们都没见过，还有什么炸油饼，各式各样的小吃，特别热闹。

　　我们说得很高兴，我爸爸正在吃饭，忽然把筷子一放，说下午我也去看看。当时我们都很吃惊，我母亲也很吃惊，说，那好啊。下午我们就坐着车去了，车停在远处，父亲跟大家一起走进去了。走进去也是这个东西摸一摸，那个也看一看。他带了一个口罩，但那个口罩较小，不能盖住全脸，我们可以看出他非常地高兴，可以说在我的印象中，那是爸爸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们甚至都能听到他笑的声音。

　　我们跟他一块走，大家都非常地欢乐非常地高兴。我现在体会到，看到国家的经济恢复，看到人民喜气洋洋，看到市场的供应好转，他就高兴。所以我觉得，领袖处理亲情的方式和大家不同，包括我所了解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还有现在的一些领导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和人民。

　　刘家有份成长时间表

　　在中南海，刘少奇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幸福和谐是有名的。刘少奇共有9个儿女，他们中有少奇同志与何宝珍烈士的三个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毛毛），少奇同志和第二位夫人的两个孩子刘丁丁、刘涛涛，少奇同志和夫人王光美的孩子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刘小小（刘潇潇）。

　　刘源说：如果他们这些孩子曾经享受过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得到过一些特殊锻炼的机会。磨炼使他们自强、自立，在离开父母、孤立无援的日子，在走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后，每个孩子都深深地感谢父亲和母亲给予的这些人生财富。

　　记者：在中南海，据说你们家有两个地方出名，一是大家庭的幸福与和谐，二是父亲对孩子们出奇地严格。

　　王光美：少奇严于律己，对我也严，要求孩子也严。在生活上，首先他自己就是十分艰苦的，他的工作是负担最重的，工作量非常大，经常要过半夜，两三点睡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倒班。所以每天吃过饭，我把剩下的饭放在冰箱里面，在他的值班室外有一个电炉，晚上12点以后我就把剩饭给他煮一煮，多少年都是这样。有人说我是“烩饭师傅”就是指这个事情。这样大家方便，保证了吃饭的吃饭，睡觉的睡觉。

　　少奇办公室铺了地毯，他让揭了。他觉得地毯挺贵的，地板挺好的，那时他年纪不太大，不用铺。

　　从小学我就骑自行车，平时我出门一直骑自行车，跟他出访才坐车。后来工作了，我也骑车。记得那年到清华工作组的时候，我每天骑车从中南海到清华，后来贺老总说我从中南海骑到清华，太远了，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地方住，从那儿骑车过去。

　　我们家孩子多，少奇又不让领补贴。那时候有很多故事，工作人员瞒着我们给每晚6角钱（两人）夜餐费补贴，后来少奇发现了，很生气，说那不行，要退还，从工资里扣。一退还，家里就更困难了。

　　那时家里有一个小铁箱（黑色），每个月的工资都放在里面。我当时的工资少，122元，少奇400元，哪些是给学校的，哪些给外婆的，都记得很清楚，反正过得挺有计划的。

　　记者：听说你们家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表，是父亲专门针对孩子们的成长制定的，他要求你们9岁必须学会游泳，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下乡劳动，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须到农村、工厂劳动，到解放军连队锻炼。

　　刘源：我们都遵守父亲制定的时间表。记得我8岁的时候，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9岁就快到了，要学骑自行车。骑自行车摔得满腿都是血，但是小孩子学会了以后就特别高兴，跟玩儿似的。游泳也是现学的，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父亲还要求14岁学会骑马，但是到哪里找马去？这很困难。当时北京有个骑兵部队，父母还真把我送到骑兵部队去了，还真学会骑马了。

　　爸爸对孩子的爱是另外一种爱，他要求我们早早地学会这些本领，尤其男孩一定要严格按照他制定的时间表完成任务。女孩子要稍微好一点，但也要按时间表来。女孩子们可以睡钢丝床，但是我和我哥哥这些男孩子必须睡木板床，夏天就睡凉席，不能睡钢丝床。

　　我父亲要求男孩子要吃得苦，受得起委屈，不能有怨言。看到小男孩淘气，抓破脸打破头，他觉得没什么。他只问你哭了没有，我不敢说哭了。他说：“你不能哭。”他也不问你有没有道理，淘气打架为什么，他更注重性格上的培养。

　　有一次在北戴河我们想下海游泳。到海边一看风浪很大下不去。父亲说：“浪这么大，你敢不敢下？”我说：“不敢下。”他很生气，说：“你不敢下？现在脱了衣服，下去！”我只好脱了衣服，穿着裤衩下去了。回来后他问我什么感觉。我说在岸上看着很害怕，下去以后好像没有这么可怕了。他说这就对了，你要掌握水的规律才会游泳，不能一开始就害怕。

　　父亲为了锻炼我，让我去当兵站岗。我1964年当兵，当时才13岁，就在中央警卫团、在中南海站岗。

　　当时父母这么做，就是锻炼孩子一种自立的精神。小时候这么摔打对以后也受益。“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离开父母到农村插队做工，都感受到小时锻炼的好处。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一起干活，谁都不如我。因为毕竟我早就在农村、在部队里锻炼过。当时同学们连最起码的用锹呀，用镰刀呀这些都不会。但是我会用，而且体力又比较好，所以很快就和农民融到一块了。

　　生死相依的世纪经典爱情

　　刘少奇曾有过5次婚姻，他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刘少奇与王光美相识时，刚刚从几次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与高雅、秀美的王光美的结合，无疑使他那颗疲惫、历尽沧桑的心灵找到了永久的栖息之所。

　　王光美，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时曾获全额奖学金去斯坦福大学攻读原子物理博士。在延安和美国之间，她选择了前者。这一选择，使她日后结识了刘少奇并结为伴侣，最终成为国家主席的夫人；也是这一选择，使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都扮演了辅助的角色，并与丈夫共同经历了艰难的世事风雨。

　　记者：与刘主席相伴的几十年里，您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你们俩在最艰难的时候，心心相知，相依相携，患难与共。你们的爱情被叫做世纪经典爱情。您和刘主席是怎么从相识到相知的呢？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和谈破裂后，我去了延安。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老总，朱老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缘分。

　　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局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我们这个村的一个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

　　我记得有一天，王炳南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还说，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我都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后来到了少奇那儿，他那儿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拿什么招待我。他跟我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很小的梨给了我，我就用小刀把梨削了，削的时候整个梨的皮连在一起不断下来，少奇就很感兴趣地问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所谓谈恋爱也没什么表示，有一次，他忽然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身体怎么不好，工作又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当时我还觉得这人挺奇怪的，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是知识分子，当时还没入党，所以在我和少奇有点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连党员都不够。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太一样。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浪漫，说一些喜欢之类的话，我们那时候实实在在的。比如有一次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我想，这就是他在表示他的意思了。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你们两个年龄相差很大，而且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都很不相近，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