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费去哪儿网:阎明:以苍天的名义,留下真话(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9 00:10:10
 ●阎明

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参过军,做过工,现为作家、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

阎明的名片有两种:一种写着阎明,另一种则是阎铭。而递出哪张,全凭心情。

测字的人说,前者不吉,此生注定厄运缠身,用另一种吧。对这样的话,阎明不能不信,否则无法解释他这一生。

阎明的父亲乃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广州有这么一句话:“有钱住西关,有势住东山。”新中国成立后,富人都去了香港,西关已成明日黄花,然而,军区司令部、省委、市政府等接收了原国民党党部等,东山风光依旧,在那里,阎明度过了青葱岁月。

在阎明就读的子弟学校中,随便拉出一个同学,都有显赫背景。在炫目的光环中,阎明想到的未来,一路顺风。

然而,命运如此捉弄,一夜间,阎明的父亲从老革命成了反革命,阎明从革命的接班人成了“狗崽子”。整整七年半,一家人在苦痛中煎熬,阎明被剥下军装,赶进小工厂,过着半劳改的生活,当父亲终于结束审查时,老人的牙已统统掉光……

漫漫申诉路,永无尽头,拳拳赤子心,竟被尘埋。当忠诚与热血,皆付东流,当误解与谎言,铸就历史。作为微渺的个体,又该何去何从?

往事不忍成历史,往事不忍成历史……

阎明在心中,一遍遍呐喊着,为不应忘却的曾经,为那些被扭曲、被沉默、被侮辱、被伤害、被忘却、被封锁的灵魂。他没有权力沉默,哪怕是向苍天呼告。

苌弘可化碧,杜鹃可泣血。

翻开新写就的《往事不忍成历史》,阎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真话将永存,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是领导的历史。”

我爸不是石光荣

晨报:您儿时的广州是怎样的景象?

阎明:我今年58岁,前28年都在广州及其周边度过。和所有“大院”中的孩子差不多,有些优越感,与当地人很隔阂,也和老百姓打过架。但我们是前线,不像北京歌舞升平,那么有安全感。敌机常来撒传单,印象最深的是它们飞得很低,传单用电光纸(即复印纸)印,遇水不掉字,我们的飞机在拦截时,因为没定高设备,还撞过山。加上“反攻大陆”、“北部湾事件”等,抓了特务,学校就组织看缴获的装备展览。但只说好的,比如宣传我们是人类史上最早用地对空导弹打下敌机的,其实我们飞机也被响尾蛇导弹打下来过,那也是历史上首次被空对空导弹击落,这就没人提了。那时我们这些小孩的警惕性特别高,看到香港等外面来的人,就把他们当特务,盯他们的梢。

晨报:您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是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那样吗?

阎明:小时候和父亲接触不多,他一年2/3的时间在外面,他是个温文儒雅而沉默的人。在部队,石光荣那样的“二杆子”有,但很少,真正当领导的,都有文化。像黄永胜,谋略过人,打过很多经典战例,比如围歼廖耀湘时,10多个小时和总部失去联系,刘亚楼急得大骂,说要枪毙他,连林彪都着急了,可他利用这段时间,指挥部队大范围穿插,最终截住敌人。再比如林彪,廖耀湘溃败时,我军前线乱成一团,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打,林彪没按常规部署,而是冷静地下达命令:向能找到廖耀湘的方向打。最终取得完胜。军人要勇敢,但更要智慧。

再低调也没躲过去

晨报:为什么您父亲很沉默,是性格的原因吗?

阎明:可能与他一直从事作战部门工作相关。他话少,很低调,守口如瓶。他曾是吕正操的部下,一起进的东北,后吕正操调到西满军区做司令(当时东北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几个军区),叫他过去。下面有人议论,说他们是一个山头的,我父亲听到后,就推掉了,留在总部跟了林彪,没想到,摆脱了小山头,却融入了“四野”这个大山头,最终还是没逃过被牵连的命运。解放军刚进东北,中央盲目乐观,提出要“独占东北”,命令强攻四平,损失惨重,林彪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撤军,一度被敌人追得几乎山穷水尽。林彪很奇怪,怎么敌人像长了眼睛一样?一查才发现作战科长叛变了,当时我父亲也在作战科,正巧被敌人打散了,在山中转了两天才归队,林彪以为他也投降了,吓了一跳。

晨报:您父亲和林彪交往很多?

阎明:几乎没交往,他后来被调到北京,当上副总长,刻意和“四野”的人保持距离,黄永胜有时在家放电影,招待老部下,我父亲从不受邀,搞得黄永胜很不高兴。我父亲只和别人保持工作关系,而工作关系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林彪出事后,他特别坦然,觉得与己无关。“9·23事件”当天,周恩来还和他研究对策,9月24日他陪李先念去越南访问,我父亲是越南地形专家,在东北时就被誉为“活地图”,对地形过目不忘,他曾多次进入越南,帮越共作战。李先念回国后,他还留在那里准备与武元甲大将一起研究解放南方的问题,结果突然就被召回了,成了被审查者。

“一号号令”是历史误会

晨报:您父亲与林彪来往不多,审查什么呢?

阎明:主要有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二是“北兵南调”;三是给林彪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

晨报:很多历史书说,“一号号令”是林彪未经毛主席同意擅自发布的,图谋政变。

阎明:当时中苏在珍宝岛交恶,战争一触即发,1969年10月18日,为防敌人突然袭击,林彪下了几个指示。我父亲刚到北京3个月,对总参工作不熟,随手就给编了个“一号号令”,林彪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连黄永胜都不知道。毛看到“号令”后,大为震怒,认为林彪瞒着他调动军队,但毛主席没取消它,也没和林彪沟通,以后才突然拿这个说事。

晨报:这么说,这是历史误会?

阎明:是的,你可以看看“一号号令”的内容,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备战过程中,类似指令林彪下过很多条,怎么是“政变”呢?至于另两条“罪状”,更站不住脚了,“北兵南调”是苏联劝蒋介石趁机出兵,有情报说蒋将在福州空降,周总理亲自部署,要广州军区配合福建军区,调部队去协防,这与林彪有什么关系?至于“零号工程”,是汪东兴交办的,在靠水的风景区修了一些豪华别墅,有毛主席、周恩来等的,偏偏没有林彪的,众所周知,林怕水,根本不可能住那里。林彪不喜排场,到广州住在小公馆里,离军营近,能看到战士训练,他很喜欢。

从天堂跌到人间

晨报:您是怎么知道父亲出事的消息的?

阎明:当时我在部队当副连长,刚开始上边没点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有侥幸心理,直到集体传达时,才知道父亲也被审查,当时就蒙了。广州军区高干子弟扎堆,最多曾达700多人,大军区一级的子弟就上百。先开始,我们这些“问题子女”被集中在教导队,伙食还好,几个月后按战士待遇处理到地方,那时地方正“批林批孔”,不敢接收,我被分到崇化县一个工厂,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一有运动,就要挨批斗,“四人帮”被打倒后,我还被关起来接受过审查。但再困难,我的信念没动摇,因为我相信我父亲绝不可能是反革命,他从小对我的教育,包括他为人处世,足以作证。红色江山是他们老一代人流血牺牲打下来的,在“文革”那么大的压力下,他们还整天在为国家安全、党的事业玩命工作着,不谈代价,不辞劳苦,他们怎么会反党卖国?我怎么也不信。

晨报:您父亲最终审查结果如何?

阎明:审查了七年半,三大罪状都无结果,最终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降两级处理退休了,他也想开了,说“只要不算反革命就行”。他很少谈过去的事,在审查期间,看守根本不拿他当人看,吃得很差,受了不少罪,出来时牙都掉光了。

晨报:老人家能服气吗?

阎明:不服气又能怎样?他80岁就去世了,黄永胜死得更早,总有包袱压着,想轻松也不容易。我大哥清华毕业,被迫去喂猪,我二哥是空军尖子,结果当了矿工,我们比黄永胜的几个孩子算好的了,他家老大在韶关的一家工厂,两度婚变,老二成了钢铁厂炉前工,老三被下放到锰矿,老四在硫酸厂当搬运工。黄家几个孩子都很优秀,人品好,群众关系也好。

面向历史应有负责精神

晨报:回望历史,为何如此多的悲剧呢?是因为人与人的恩怨吗?

阎明:个人恩怨很容易化解,改革开放后,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在京丰宾馆曾大规模聚会,通过聚会,大家主动化解了父辈的恩怨。恩怨总会有,但无伤大雅,不可能成为主流。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剧?我不知道。

晨报:那么,您写这本书目的何在?

阎明:很多人问我,写这本书干什么?是不是想翻案?我没这个想法,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真实记录历史。对于那段历史,错误的说法太多了,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南方山洞里”等,都是误传。如果说业余爱好者犯错也就罢了,可专业历史学家也犯错,甚至一些亲历者都语焉不详。事实证明,模糊对历史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贻害无穷。我遇到过许多大学生,他们都在用质疑的口吻问这问那,他们还是孩子,没什么人生阅历,连他们都在怀疑,岂不令人担忧?回避局部只能让人们怀疑整体,会造成信任危机,既然如此,不如坦然面对。展示真相不会毁坏形象,反而能提升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她会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而这也正是她伟大的地方,我相信党最终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陈辉/文并摄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