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泰国签证申请表:从古代经典里学如何教孩子读书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语出《礼记·学记》，意为“要引导学生，但决不牵着学生的鼻子；要严格要求学生，但决不使学生感到压抑；要在问题开头启发学生思考，决不把最终结果端给学生。”

         孩子学习的关键在于培养并保持对学习的兴趣。初期接触书籍的孩子，皆有一段或长或短的适应熟悉过程，此时父母与老师务必有耐心，逐渐引导其入门。

         孩子读书是一个长期的状态，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因此要注意方法，以免造成孩子的抵触情绪。要让孩子心情愉悦地读书学习，千万不能刻意一味逼迫。家长和老师要以赏识的目光和心态，多多鼓励孩子，只要孩子肯读，就值得肯定。

        孩子看书前，先不给他讲解，主要考虑到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解释多了他吃不消，因为小孩子理解力弱，现在只要求多念多读，正是开发他的记忆力、保护他的理解力。该记忆的时候，要求他记忆；该理解的时候，才能要求他理解。这才合乎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和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否则就是强人所难。另一方面，很多文字性书籍的理解比较灵活，不像数学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正所谓诗无达诂，经无定解，如果我们急于给出的一种解释，甚至会使孩子误以为文字浅显，会对他将来立体化多层次地理解文章造成障碍；如果解释得过于深奥，超出了孩子当时的理解力，又容易造成孩子的畏难情绪，给以后的阅读带来不良影响。前人有言：“塞人悟门，罪莫大焉”，我们也不要小看小孩子的悟性，一时理解不到位的东西，会随着他们知识的积累和理解能力的增强慢慢自我消化，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比较明智的办法是，等孩子大概到了十来岁再为孩子阐释书中的意思不迟。小时候背书相当于老牛吃草，相当于蚕吃桑叶；大了去理解类似于反刍，类似于吐丝结茧。

        教之道，贵以专

        语出《三字经》。最好每次只选择一本，一本一本背，尽量不要夹杂。《弟子规》说：“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在读书期间务必让孩子保持专心，不适合做与其无关的事情，从小帮助孩子养成读书时专心致志的好习惯。若有分心，作为家长不妨让孩子专心去做另一件事，等能够静下心来时再引导孩子读书。

        凡道字，重且舒；勿疾急，勿模糊

       语出《弟子规》。对于优秀文章的段落或者优秀的唐诗宋词，家长在引导孩子看书的同时，可以有意识地培养他们诵读的习惯。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记忆力、语感和表达能力，对于智力的开发亦大有裨益。在读诵经典时，对多音、变音、通假字一定要咬准。语速、语调要平缓。“吐字要郑重舒缓，不要急急忙忙，模糊不清”。

         学而时习之

        语出《论语》。学习学习，学完了新课更要趁热打铁去温习，对旧课还要及时巩固复习，才是完整的学习过程。特别是优秀的经典或著作，值得成百上千遍的反复。可以说，在经典学习过程中，“习”比“学”显得更为重要，需要占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读诵经典是需要长期熏习才能奏效。

         首孝弟（悌），次见闻

         语出《三字经》，意为孩童为学读书，首先要学怎样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然后再学文化知识，即人首先是立德，其次才是学知识技能，而立德又以“孝弟”为本。孝弟之道是人类的原初情感，是做人的根本。一个人有孝弟之心，才有仁慈善良之心、舍己利他之心、奉献社会之心。“首孝弟”是教育的根本，是教育的开始，也就是注重从实际日常行为加强习性养成，做到知行合一，从书本的学习落实到生活的实际。做人第一，作文第二。

        非圣书，屏勿视

        语出《弟子规》。在儿童年龄偏低时，建议不要让孩子大量地看课外杂书。应该让儿童在心灵最单纯的时期，先读经典的诗词或美文，等孩子稍大些，有分辨是非能力后才去涉猎各个方面庞杂的书海，否则容易过早地被杂书引入歧途。

        当然，杂书不是不能看，而是家长要帮孩子把握好接触的时机。经史子集的排序指出了读书的先后，极有道理。儒家讲格物而后致知，佛家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

        现代脑科学研究揭示出：儿童不经理解直接背书，主要是利用儿童强大的直觉右脑，这符合儿童脑生理要求，也符合儿童整体吸收性的心理。如果书读杂了，势必会使儿童分析理解过多，这是过早利用左脑，从而抑制了右脑潜能的开发，以后不易形成全脑思维。我国古代儿童启蒙学可分为两个学习阶段：第一阶段为识字教育，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第二阶段为声律教育，教材有《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金裘》、《千家诗》、《增广贤文》等。教材基本是几百年不变的，而且全国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开始都是“三、百、千”。上课时不必印什么教材，更不必学生人手一册，因为这些教材老师们（大部分是秀才）都能滚瓜烂熟背诵，不必备课，只要学生坐定，便可开口上课。教学方法简单，每天领着学生带读四五句课文即可，学生读会后，就让学生进行背诵所学的课文，要求连同先前所学课文背诵到滚瓜烂熟的程度。接着进行书法训练，通常每日习500字。背诵和习字成为学习的基本模式。现在的小学教学过于放松了背诵和习字的基本训练。

        古代的蒙学，课文只进行最简单的讲解，根本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讲解，古代经典是“微言大意”和“博大精深”的，教师何苦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更何况许多高深的政治、哲学、人生的重大问题，纵虽讲得清楚明白，七八岁的小孩子又怎么懂呢?因而公开宣称“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让学生滚瓜烂熟地背诵，牢记于心中，让学生慢慢地去理解，在今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去领悟和体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中国古代把学习中文称之为“识字”，这是非常恰当的认识。任何一个“汉字”都有“音”、“形”、“义”三者要掌握，作为初学者，首先要掌握的是“音”和“形”，在前两者牢固掌握的基础上，学习“义”。几乎所有汉字都是一字多意，不可能在一篇课文中就完全讲清楚。因而古人就聪明地把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音”和“形”上，通过背诵来使每个字的读音牢记于口耳之间，成为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通过大量的书法训练，使“形”牢记于手眼之间，达到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正确无误。对“义”却是不够重视，粗略讲解其含义，甚至不讲解，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让学生自己领悟和感知，这才是真正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这些认识是现代教育家所谓教学研究成果，其实古人早已有之。)

        从教学的密度来说，蒙学的密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三字经》清朝版本共计380句，1140字(不包括标点)，共有生字561字。《百家姓》共140句，560字，(除复姓有少数重复的字外，绝大多数是不重复的字)扣除《三字经》内已经学过的字，新的生字共计有3ll字。《千字文》共250句，1000字，在撰写时就是以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编写而成，扣除已学《三字经》和《百家姓》的字，共计有生字510字。三本书学完后，生字总计一千多字。这三本书学习时间一般为一年半。毫无疑义，从蒙学以识字的角度分析，教学密度是相当高的。现代小学一年半的时问大约只学三五百个汉字。

        古代的教学方法就是“读书”(背诵)，其实这也是一种寓“美育”于日常教学中，通过反复的背诵，把课文的语言节奏熟记于口耳之问，课文的精美的语言通过感性认识逐渐变成自己的语言，文从字顺，日后作文就凭语感而不是凭语法。

        第二阶段为声律教育，背诵《声律启蒙》、《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千金袭》、《千家诗》、《增广贤文》等，开始进行声律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学习的方法仍然是背诵和书法，背诵的内容是字句和平仄都对仗工整的对联。通过背熟牢记大量的对联和典故，通过大量的感性实例背诵，把这些教材滚瓜烂熟地背得，让学生在口耳间的语感中，去领悟中文的声律规律，更重要的是学会中文独有工整的对偶和排比的修辞手法，同时也学会大量对联中的遇到的生字。《龙文鞭影》和《声律启蒙》是以诗韵的顺序为体例编写的，在学习平仄的过程中，同时开始了解和掌握诗韵，还掌握了大量的成语和典故。

       教师在学生滚瓜烂熟地背得大量古诗和对联的基础上，就进行学作对联的训练，其方式灵活生动，教师随时随地出一句上联，让学生对出下联，这种训练方法，使学生学用结合，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提高学生的智力，这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现代教学提出“寓教于乐”的新观念，早已在古人的教学活动中广泛应用，而且从平仄押韵的训练中能领略到中文里的音韵美，也能够创作出富有有音韵美的对联和诗词来，这是真正的美育教育，对学生的语言表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长期背诵，背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口头表达自然流畅，生动丰富。常言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现代的学生口才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背得的素材太少。

        这种既无理论又不系统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却是十分显著的。凡“蒙学”培养出的学生没有一个不会作对联的，虽然对句不一定都好，但词语和平仄都能对得工整，往往都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红楼梦》第七十六回，中秋之夜，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联句，从“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一共联句十九副对联，小说中对二人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典型的描写，有时略为思考，更多的是脱口而出，有如对话一般。而林黛玉和史湘云不过是10多岁的女孩子，却能作出如此美妙的联句，才思敏捷，令人赞叹不已。当今最著名的中文老教授在一起也难进行类似的联句创作。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联句是曹雪芹写的，不过借林史二人之口而已。不错，但小说既来自生活，说明类似的联句活动，在古代文化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小说才会有所反映，绝非完全出自曹氏的杜撰。现代名人中也留下对联的逸事。毛泽东10岁前在私塾读书，教师以“濯足”出对，毛泽东以“修身”应对；教师扯了一把“牛皮菜”让毛泽东对句，第二天毛泽东扯了一把“马齿苋”交给教师应对，得到教师的嘉奖。郭沫若幼时淘气偷桃，教师出句“昨天园里偷桃，定有你”进行斥责，郭沫若应对“他日月中折桂，必是我”。也许会说这些智商极高，才华出众的神童，非一般常人可为，事实上是当时所有的学童都会的基本技能，蒙学出来的学生没有不会作对联的，只不过普通学生所作过的对联没有保存下来，名人幼时的作品有幸保存下来了。但现在也有不少智商极高，才华出众的少年儿童，甚至可以取得数、理、化的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但无人可以如上所讲的应对联句。就是专门教音韵学的教授，在谈理论时可以头头是道，可是让他作对联或写首诗就困难重重，勉强凑出一对或一首诗，平仄押韵虽无问题，但难得佳句，当然谈不上信手拈来，出口成章了。

         古代的书法训练，分为三个阶段：描红、影本、临帖。第一阶段描写时，秀才在学生的书写本上用红笔写上所教的字，作为学生描红的样本。第二阶段是影本，古代学生用的书写纸多为绵纸、毛边纸之类的廉价纸，纸质一般化都较薄，半透明，把纸复盖在帖上，帖都是黑底白字，学生就可以显出来的白字来习字。第三阶段临帖，就是看着帖进行习字。现代小学习字一开始就用铅笔临帖，显然方法不当。

         中国古代，所有的秀才都写得一手好字，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虽然考不上秀才，却写得一手好字。积若干代的书法训练，一代比一代强是毫无疑义的，秀才给学生所写的字都可以作为帖。受古代印刷条件限制，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无法印刷，就是碑刻拓片也是十分珍贵的，也不可能在任何穷乡僻壤都能看到，可是成千上万的秀才却把书法代代相传，这是何等伟大的工程。在不断的书法训练中，字形就被牢牢记住了，不会再出现读得来写不来的情况，也不会写错别字了。

        开始学写的是楷书。写字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修养”的过程，教学过程中十分强调写字的姿式，要求“身正、笔正、心正。”学生在习字过程上养成了良好的坐姿，对于今后的身心健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少心理学家对书写不同字体的心理效应作过研究，证明长期练习书法可能对人的性格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般来说，楷书端庄工整，结构紧密，四满方正。因此，学习楷书必为儿童书法入门之先，对于培养循规蹈矩的人格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楷书提按、行顿如松如钟，沉着稳重，适合于焦虑紧张、恐惧症、疑病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律紊乱者心理调节。

        “字无百日之功”是写不好的，要写好中文的确不易，非花上二三年功夫不可，但正是这种有难度的学习是持之以恒的动力，也是培养学生毅力最好的方法。写字的训练也就是个培养做人的过程，写字必须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整齐美观，端正大方，有条有理，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人，长大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如写字般的严肃认真，有条有理。所以中国有句谚语：“字在人形物在主”，一个人的字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性，这几乎是常识性的问题。古人把写字当成人生修养的一课，在私塾中培养出的人绝大多数都写得一手好字，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具备了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和文化修养；而现代中国人写字普遍之差，是否意味着现代中国人普遍缺乏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和文化修养，这个问题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中国的毛笔的确非常难以掌握，轻重缓急就出现不同的线条，每个字的点、横、竖、撇、捺的笔划都是通过运笔的复杂和微妙的变化表现出来的，何况每个字的结构又各有特点，与其说是习字，毋宁说是从事一项及其复杂的艺术技能的训练，而艺术的追求是极富魅力的，当学生经过艰难的训练，写出的字得到教师批阅的红圈时，他的艺术创造就得到承认，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会更刻苦地再去写字，去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当他的书法得到社会的承认，有人请他写春联或其它文书，也就更有信心，书法就成了他追求的艺术生命，这种高雅的艺术修养正是中国儒生所共有的。中国的“蒙学”正是把“艺术修养”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实现了“美育”的教育。

    古代教育没有年级的概念，因才施教，不求进度统一。有的学生记忆能力强，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进入新一册书的学习，而学不好的学生就继续背诵旧课文，直到能背诵到滚瓜烂熟程度再进入新课文。《红楼梦》里贾母询问林黛玉的学业，黛玉的回答是读了几本书，而不读到几年级。笔者对读过私塾的老先生的调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是半年读一本。也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渎三本书。

        蒙学完成之后，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了，《三字经》中如何循序渐进地学习教材，都有明确的指导：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荀扬， 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

        近代学者都认为读四书五经是古代教育失误，其实不然，古代的经典是中国文化之源头，现在我们还在广泛使用的成语典故，多数都来源于古代的经典，如果已经背熟“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经典，还要什么《成语词典》呢?

         古代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做人”，强调“修身”，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有文化有理想的“君子”。古代教育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政治家，“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最响亮的口号，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的目的仍然是教育，“仕而优则学”，做了官后还要不断地学。上为“帝王师”，下为“父母官”，一切为了“教化’，“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代人从小就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

        古人的理想教育是成功的，首先是“做人”，做一个有道德的“君子”，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能“穷则独善其身”，做一个遵法守法的好人，安贫乐道，怡然自得，何况还能从事教育或从事其它行业。安徽的“儒商”，科举失败就从商，但仍然保持士的风度；众多科举失败的秀才更多的是从事启蒙教学，何况有对联、作诗、书法等艺术修养陶冶性情，琴、棋、书、画都是古代“士”普遍具备的艺术修养，即便理想破灭后也能“贫而乐”。

       毛泽东、鲁迅、郭沫若、华罗庚、苏步青、茅盾等著名人物，他们都在不同领域作出了重大业绩，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且不论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仅论他们在中文上的成就也就令人佩服和羡慕：人人都会作涛和作对联，而且信手拈来，多成佳作名篇，他们的文章，无论理科还是文科，都是近现代文学的典范。而且在书法上，人人都颇有水准，有的还是著名的书法家。究其成才的原因自然是一言难尽，是诸多方面因素造就的。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并没有完成当今观念上的完全教育(即大学、研究生的学业，获硕士、博士等等学位)，甚至有的就是自学成才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幼年渎过私塾，学过蒙学的教材，他们是中国最后一批受过中国蒙学教育的受益者。

        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明令废止私塾，各地纷纷成立新式中小学堂，蒙学教材被废弃，采用白话文为主体的语文教材。从叶圣陶等编写的新式语文教材起到现在70年间，教材不知改过多少次，近年来教材的更新越来越频繁，使用时间越来越短，和蒙学教材使用了几百年相比，成为强烈的对比。

        小学六年有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语文教学上，中学里语文课一直作为主科备受重视，大学里有专门的中文系，语文教师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语文教学效果总是少、慢、差、费，其效果总是令人失望，书写水平普遍差，写作水平也普遍较差。近年来人们对语文教学提出了质疑，北京大学曾哀叹现在没有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出现。

        每当议论到现代人的中文水平不如古人时，有人说，古人不学数、理、化、外语，不学科学技术，只钻研中文，中文水平自然就高。其实不然，在小学教学中，最基础的仍是语文和算术课，小学教育不可能讲授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也不能教授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如果在小学六年把蒙学教材和四书五经学完，基本上就掌握了中文，中学主要学习数、理、化和外语，大学里学习各专业的科学技术，中文水平就可以依靠阅读和在写作中不断提高和完善，就可以出现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大师级人才。

         目前北京舒乙先生开办了教授蒙学的学校，台湾的王财贵先生全力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在全台湾宣导儿童读经的重要，引起广泛响应。自1994年1月正式推展以来，已经有百万台湾儿童在读经，儿童读经运动也从台湾流传到海外及中国大陆。大陆目前约有100万儿童读经。马来西亚华人从1989年开始推动儿童读经，这是很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