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公司理财中文版:中国人幸福了吗？白岩松

中国人幸福了吗？我很疑惑
白岩松

白岩松回应“辞职说”：“打从我入行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真没那么严重。”
白岩松追问“幸福感”：“我处在幸福指数的最低谷，但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骨子里是悲观的，但真正的悲观者才能乐观地活着。”
白岩松批评“文化荒”：“政府不能光卖地，不拿点儿回扣给文化产业。”
记者面前的白岩松，犀利依旧。
“30 年改革开放，幸福了吗？我很疑惑”
记者(以下简称记)：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两则谣言，一是柴静失踪，二是你因节目内容问题而写检查，甚至传出辞职消息，能回应一下吗？
白岩松(以下简称白)：我从来没有因为节目内容问题写过检查。如果我因此写检查，而且是该做的节目，一定是我辞职的那一刻——但现在还没有。我依然在直播。当然，做新闻会有风险，但一点儿小风小浪都承受不住，就别在大海里游泳了。我知道这样的传言中有大家的关心和担心，我并不恋战，如果离开央视会告诉大家。打从我入行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但直到目前为止，真没那么严重。我也要替我的领导说两句，他也挺冤，连名字都被点了。
记：是否考虑通过微博或其他渠道澄清？这种“被检查”“被辞职”的消息隔三差五就会找上你吧？
白：我的话语权已经够多了，有什么非说不可的事儿？忍一天不就又该直播了吗？而且以我的性格，做一件事必须做好，开了微博，就别干别的了，我每天还得看点儿闲书呢。我最近主张，每个人都要关心“与己无关”的事，让自己由“老百姓”变成“公民”。每个人也要做点儿“没用”的事，发呆、散步、聊天有什么用？但又太有用了。人们现在只认识“有用”的人，所以你会发现通讯录里“有趣”的人就变得很少。中国人活得太粗糙了。
记：在央视工作的这十几年中，你认为和央视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白：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主人，但我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个过客。主客之间，总有难言的情感萦绕。
记：那是否曾想过离开央视？听说之前有两家国际猎头公司挖你？
白：前几年确实有，直接问：“让你离开央视的价码是什么？”我的回答也很直接：“起码从目前看，没有任何物质的条件可以让我从央视离开。”这不仅因为多年的感情或成长的感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当越来越多的卫视，由于现实的难题或者更快可以看到的目标，纷纷放弃新闻阵地，央视依然是离新闻与战场最近的地方，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这是最大的诱惑。
记：你讲过一个故事，因为“9·11事件”央视的失语，面对观众的指责，你一夜无眠？
白：在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给主任打电话要求直播，但直到最后我们都没有直播。那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事件，却遗留了一些伤口在遥远的中国。然而也该感谢这伤口，让人们开始集体思考媒体的职责。
记：央视最近新闻改革力度很大，你怎样评价自己在这其中的作用和位置？
白：新闻改革已经持续两年多了，陆续把非新闻化的栏目修整，新闻量明显增大。我们目前已建成了50个海外记者站，明后年会增至80个，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但我依然认为，这还不是适宜作出评估的时候，还在路上。
记：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白：信息透明，究竟是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维护力量？我认为是前者，我当着总理说过这样的话，公开才能建立集体的理性。微博是积极的力量大还是消极的力量大？有人说微博传播谣言，但它也开始辟谣了呀！火山爆发之所以后果严重，就是因为平时的能量聚集太大；如果日常有小的宣泄口，就不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我是谨慎的乐观者和实践者，不是口号派。我强调做，而不是抱怨。记得龙永图说，谈判不是单方胜利，而是双方妥协达成进步。我年轻时不喜欢妥协这个词，但现在觉得太对了。
记：不久前你入选新锐人物，得到的评价是“铁肩担道义”，对此怎么看？
白：我从来不对别人对我的评价作评价，别人无论说什么，哪怕是我不同意的，我也坚决捍卫他说话的权利，这也是对民主社会建设的一种支持。
“30 年改革开放，幸福了吗？我很疑惑”
记：10年前，你的《痛并快乐着》影响直到今天，这句话甚至成了常用句式；如今出版一周年的《幸福了吗？》也造就了高关注度和热议度，感想如何？
白：厨师做了菜，宴散发现菜剩在那儿，是件非常沮丧和自责的事。一本书出来没动静心里也会沮丧。当初我不会想到这书会走怎样的历程，但一年来我欣慰甚至惶恐，承蒙读者把这书读厚了。我三四年前就想到“幸福”，可能与我人到中年有关，已经不再是为了物质奋斗的阶段了，另外因为我的职业，看到了社会的病，30年改革开放，幸福了吗？我很疑惑，书名后面是问号，我只是提问者。
记：你找到答案了吗？
白：我比较认同幸福由物质、情感和精神三方面构成，我们经济GDP世界第二，为什么焦虑增多了？我们的物质如果是正9分，那精神和情感则是下降的，最后的总和是负分。之前我在耶鲁的演讲主题是“中国梦”，今年是辛亥革命(微博)100周年，国家大梦要向个人梦想转变。中国百年前的梦是国家富强，它覆盖了一切，甚至个人要放弃梦想促成国家梦，且心甘情愿。100年后的今天，是否要让个体的梦想开始张扬和实现？这也是幸福的另一种感受。和谐社会不是所有人一样，而是不一样的人能和平相处。“和”是人人都有饭吃，“谐”是什么话都能说，社会只有用进步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记：社科院做了幸福指数调查，据说官员的幸福指数最高？
白：我对调查都不持过高期待，有些调查都是矛盾的，官员自杀率也不低。我最近常说，追求幸福时要警惕，不能陷入“被幸福”的圈套，不能让别人制定准则，我们往里套。还是那句话，幸福像鞋，穿着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记：你对自己的幸福指数打多少分？
白：人的幸福指数是个U型，最低谷是43~48岁。在这一年我和各种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老人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中年人压力很大，但他们只是默默承担；年轻人展现出的压力最大，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当然，我要是给自己打分太低，大家会说我矫情，你都不幸福，那我们还怎么混？但要打分太高，又违心。所以就70来分吧。我相信这与我的年龄有关，我处在幸福指数的最低谷，但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骨子里是悲观的，但真正的悲观者才能乐观地活着。我的老乡康红雷说，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干吗不开心地活着？但做新闻，树欲静而风不止，老战士也有新考验。在个人生活中，我相信我的幸福指数是没问题的，我知道该怎么去幸福。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常遇打击，这就是生活。
记：一年当中，你认为什么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白：还是足球。我前几天下午去踢球，进了好几个。对我这个岁数的人，做到这样不容易。还有另一件让我感到幸福的事，就是走路。今年3月我血压有点高，我想不吃药试试。每天走路，越走越快，但是某种东西却慢下来了。原来是功利的想法，想让血压降下来，现在血压已经下来了，我也离不开走路了。我每周有两天踢球，剩下5天走路，快走四五十分钟，让自己出汗。走路的感觉非常幸福，就像练气功和写书法。运动是让身体出汗，写作是让灵魂出汗。
记：人到中年心态上会有怎样的变化？
白：更追求一种平静。我10年前给《文汇报》写的新世纪寄语，是平静和反思。我什么都有，但不平静。平静才能幸福。这和做新闻有关，不平静，忧心忡忡，表达的只是冰山一角，难以平静。而踢球反倒是动感中的关注、单纯和平静。平静是我的奢侈品。
“10 年前我的稿费能买套房，现在只能买辆车”
记：在这一年中，你说这也是最近距离地贴近图书市场的一年？
白：总有人问我，能不能和读者谈谈读书的意义？我乐了，反问——你听说过有人让你谈谈吃饭的意义吗？既然没有，为什么要谈读书的意义呢？读书跟吃饭一样，自打有了文字，读书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来不应沦落到需要人来探讨它的意义。前几天一个书店的负责人说，书店里最主要的读者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他们都是主流读者群，很多人都为年轻人担心，认为他们不读书了，这也许是不了解现状，戴有色眼镜看到的。
记：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有些实体书店和民营书店经营不济。
白：据我了解，并不是图书市场萎缩，而是近10年来，中国城市的房租、人工费用上涨太快，使经营成本急剧增加，房价涨成什么样了，书价却没怎么涨。10年前我的稿费能买套房，现在只能买辆车。知识是否贬值不归我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销售量和读者并未大范围减少。新华书店之所以过得好，那是托毛主席的福，占据了每个城市最好的地理位置。我其实看到了一个拐点，人们在重新亲近图书。10年来，无论是杂志、报纸还是电视，读书栏目是最多的。
记：你的意思是折返点正在出现？
白：对，而且在电子书和纸质书的关系方面，永远是内容为王。我儿子就爱看纸书，但出门时爱看iPad，因为纸书太沉。前几天去伦敦，查令街是图书一条街，古香古色，在中国没出现，只要还有人读书，还有人提供有价值内容的书就OK。
记：政府是否也该做出一定努力？
白：我在日本，那儿也有濒临灭绝的民族传统文化，比如“漫才”和“落语”，类似我们的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做得最好的是大阪，城市的黄金位置有一个大楼，免费给需要扶持的文化团体提供演出场地，因为不要房租和水电费，票卖得很便宜，所以观众很多，电视节目也经常去拍他们，演出的人很有成就感。我期待中国城市可以在文化和软环境领域多做工作。比如每年能不能有几块地方低价租给开民营书店的人？担心有黑幕，公开招标就OK了。政府需要拿出这样的地方、专门的资金，政府不能光卖地，不拿点儿回扣给文化产业。很多人喜欢伦敦，因为它的文化细节太多了，在圣马丁教堂，一个礼拜有3个中午是免费音乐会。有一天晚上我去听《安魂曲》，最便宜的票折合人民币才100元。中国的票价是怎样的？低票价并不是单纯由商家是否愿意少挣钱决定的，如果没有那么高的成本，他们也愿意把票价定低点儿。我想说，只要政府敢于割一小块肉，老百姓会鼓掌的。还有房地产商们，如果能在小区拿出一间屋子，低价租给经营书店或其他文化项目的人，说不定小区的房价都会高一点儿。对书业的扶持不能只停留在嘴皮子上，希望政府和房地产商“玩点儿实惠”。
记：不仅是房租和人工导致书店不景气，还有一个原因是规章制度？
白：应该说是政府的很多规章制度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当年制定的，在当年可能具备某种合理性。中国不缺法律和规章制度，但各级政府应该重新评估一下，有多少已经不合时宜？我相信规矩的制定者没有恶意，只能说老规矩没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记：说了很多有点沮丧的话题，你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
白：十几年前我采访过赵鑫珊教授，人类科技进步这么快，为什么依然需要听几百年前的音乐来抚慰心灵？赵鑫珊说了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她说：“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所以我相信100年后，科技已经发展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探讨的问题和我们今天探讨的差不太多。支撑我们前进的不是世界变好了，是我们对世界变好的信心。
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无锡表白真知灼见遭封杀

附报道截图：
（江南晚报对白岩松演讲的如实报道）
（很快电子版“央视‘名嘴’与无锡市市民面对面”的网页无法打开）
（23日的无锡日报彻底删除了白岩松关于枪支文化与强制拆迁的精彩演讲内容）
（斧中正收集、张建平整理）
3月20日，央视“名嘴”白岩松应邀到无锡市，走进无锡的《周末大讲堂》，此次白岩松的讲座主题是《中国与世界》。
白岩松先生在演讲中的主题是：看世界――步外国当作中国的一面镜子；环境保护――中国需要慢慢学习；教育――给孩子带来安全和温暖；枪支文化――自由和公权力的制衡点。
白岩松先生在演讲中更多的是与现场听众互动和交流，其风趣幽默且智慧的言谈博得现场听众的阵阵掌声，尤其在谈到美国的枪支文化时，白先生说：“中国没有允许持枪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在中国允许持枪，我想强制拆迁就不可能了。”继而又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美国持枪文化背后的东西，那就是尊重、保护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以及公权力的制衡问题。”
对白先生真知灼见的分析和解答，现场听众报以热烈掌声，无锡市的江南晚报以飞快的速度做了如实报道。然而，很快http://www.wxrb.com无锡新传媒网的电子版报道被封，3月22日，无锡市日报将“中国没有允许持枪的环境和条件，如果在中国允许持枪，我想强制拆迁就不可能了。”彻底删除。
白岩松:我已经进入了得罪人的时代
张英
南方周末
2010-11-19

白岩松在看《新闻1+1》自己的评论。他说,一个做新闻评论的,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图片由CCTV提供
网络有天使和魔鬼的一面。我被自杀、被升官都是网上出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经历过它带给我魔鬼这一面,就否定它天使这一面。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天使这一面更可贵。因为中国一定会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的进程,提前让每一个民众在互联网里找到这样的味道,非常有价值。———白岩松谈网络
2009年元宵节,央视新台配楼大火当晚,白岩松就在马路对面。
那天是《东方时空》老《东方之子》节目组的聚会,他要从东边赶到西边,当晚十点,他要直播《新闻1+1》———这是2008年3月24日,央视新闻频道开创的一项“新闻+评论”的直播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每次30分钟。
几十分钟后白岩松冲出重围,给新闻中心梁晓涛主任打电话,告知火灾情形,并希望报道,梁晓涛的答复是:已派记者赶赴现场,会翔实记录。“如果直播,导语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记者报道:本台着火了……’。”这是白岩松在新书《幸福了吗?》里提到的一段往事。
《幸福了吗?》是他十年来的第二本书,上一本书是《痛并快乐着》,那时白岩松32岁,满头黑发,很瘦,相信更多的东西在远方,书的结尾他引用了一首诗:“相信未来”。
十年过去,白岩松开始控制体重,他辞去了三个制片人的职务,只保留了一个“新闻评论员”的名头。
“十年前我对未来非常乐观,十年后我要提醒自己‘必须相信一些’。”白岩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幸福了吗?》的开篇,是白岩松对2001年美国“9·11”时央视甚至中国媒体“失语”的耿耿于怀。近十年过去了,白岩松们一直在努力不“失语”。
“新闻不能仅仅寄托在理想主义者身上”
南方周末:在《痛并快乐着》的后记里,你希望40岁的时候很多问题已经没有了,你当时担心的是哪些问题?
白岩松:那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比如尊严、幸福、民主、自由等等。改革三十多年了,我们汽车、房子都有了,但是一些你期待的东西还没有随之而来。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你可以依赖你以往取得的某些东西,让自己的利益获得很好的保障。但如果你要向前走,你就不能做一个既得利益者。
我以前强调新闻记者应该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成就感,我现在用的是卑微的成就感,过去我在乎声音的力量,现在我在乎万千声音中的一个。
今年有一次在人大给学生上课,我讲了一句话,人要信点什么,虽然你很聪明,你知道你信的东西不一定对,但是逗自己玩也要让自己信点什么。我起码还在信,新闻有助于社会变得更好,哪怕一点点。
南方周末:《东方时空》和新闻评论部飘扬的理想主义,在这十年处于很艰难的境地,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白岩松:我当然很怀念那个时期,但我对很多人说,不要再拿《东方时空》说事了,不要再拿新闻评论部说事了,有些东西也该有更大的进步。
说理想主义的时候,往往寄托在一两个理想主义的领头人,带着一群理想主义的人向前冲,有很多粗糙的地方。大家记住的是成功的东西,有很多不成功的东西,大家故意地、粉红色地淡化了。
那个时候只是小团队去拓宽了某些空间,现在我们在更大更新的平台上去思考问题。未来的新闻发展,不能仅仅寄托在理想主义者的身上。我倒希望我们今天的团队里,理想主义者是10%。80%是职业新闻人,然后有10%的混混。
南方周末:让理想主义者和混混同一比例?
白岩松:现在错综复杂,有45%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其中有很多人是天天嘴上以理想主义为由在混。
我希望将来传媒的人不仅仅依赖于“今天100分,明天40分”所谓激情四射的东西,我还是希望主体是职业新闻人,他可以不说天花乱坠的口号,但是交到他手上的每件事都可以非常职业地表达好。
很多人抨击中央电视台失去了10年。真是这样吗?十年前《痛并快乐着》的时候,舆论监督是我们极少数栏目;全新闻频道没有,资讯量很小,更不用说评论了。十年后,我们有了新闻频道,资讯量今年在一天里就突破了600条,舆论监督回到了新闻当中去了,从网络到平媒,从杂志到广播、电视,随处可见。评论在几乎所有的媒体上都有了,所以这十年还是进步的。
自尊比收视率的压力更大
南方周末:1996年,你写过一篇论文,“如果新闻改革的速度很快,但是新闻人素质提升得很慢,改革一定会被毁掉。如果新闻人的素质提升得很快,新闻改革的速度很慢,这批人也坚持不了多久。”今天这句话被证实了吗?
白岩松:这是我今天在担忧的事情。1990年代,有很多优秀人才进入到传媒里。我开玩笑说,那时的领导送孩子都往传媒里送;现在的领导往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那里送。
很多优秀的人进入之后,新闻改革的速度就必须保持能让这批人在这里安放理想。新闻人的收入历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工资,这个真的很抱歉,如果单论工资,新闻绝不是社会中很好的职业,吸引很多新闻人留下来,而且干得津津有味,是第二份收入,那就是卑微的成就感,推动社会前进的成就感。
如果很长一段时间第二份收入都没有的话,有多少人会因为第一份收入继续留在这里呢?高水平的人才慢慢都流失掉了,等你下一步能启动要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称职的人可以推动它。传媒的诱惑力在减弱,新闻的危险不在现在,在将来。
南方周末:你们还有收视率的考核吗?
白岩松:收视率看似压力很大,骨子里压力没有那么大。《东方时空》初创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外在要求,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到压力更大。因为周围别人挑剔的眼光,“那片子是垃圾呀”,给你的是毁灭性压力,伤自尊的压力比收视率更大。
新闻的问题,不能靠量的竞争,而是靠质的竞争,最近台里领导也讲了这一点,就是说要有特色,要有深度,要新闻立台。这个我觉得是回到了一个正常的道路上了。
“居然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南方周末:你新书开篇就讲到对央视在美国“9·11”直播中失语而耿耿于怀,为什么?
白岩松:那是这10年的一个起点。不直播这个决策不在中央电视台这里,但这个事件给之后的中央电视台,包括给中国的传媒提了一个醒,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怎么想,就可以不与历史同在,不与新闻同在。而且被你照顾的一方也不会同情你,也不会感谢你。
全世界9月12日所有的大报的头版头条全是“9·11”,只有咱们是放在头版的一个角落里。面临抉择的不光是中央电视台,还有中国其他的传媒,我们的这些东西被美国的新闻博物馆挂在那里,极其刺眼。
没有“9·11”的失语,就不会有央视后来的新闻直播。罗明台长在两年后,就是伊拉克战争开打前一两个月就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你生活半径在中央电视台15分钟车程之内,随时做好直播的准备。那就是这种失语的压力。
南方周末:你比较难忘的直播有哪几次?
白岩松:常态。首先你必须回到真正的源头,香港回归的直播,那是中央电视台甚至是中国整个传媒领域,第一次用直播的方式去同步地记录事件。
我们为这个直播提前一个多月就去深圳,72小时直播,提前大部队入港,花多少钱啊。我在深圳住了一个月,那次天天睡不着觉,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新闻考验的不是业务,而是心理。
再接下来的就是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及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那次他们谈了很多敏感的东西,但克林顿在即将离开中国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在中国访问期间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克林顿的回答是:那两场活动居然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还有推迟了但终于到来了的SARS。4月20日那天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撤掉张文康和孟学农的职位;另一个就是开始每天下午四点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向全世界直播,我认为那是“中国”的直播。南方周末:宣传性直播和批评性直播,边界怎么把握?
白岩松:我不太会这么想,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做广州亚运,有批评,又有支持。前半场我对免费公交提出不同看法,地铁由400万人变成780万人次,我觉得好的政策需要有好的细节来配套,才可以取得好的结果。它是进步的,因为含有一种歉意,想回报老百姓,但是也很危险。
谁都没有想到我把过去广东各种媒体批评亚运会工程扰民等等全给罗列出来。下半场一回来我就说,有很多人会觉得白岩松你们干什么,人家开幕,你给添乱了,净是批评。我说不,广州亚运会筹办的过程当中,天天报纸上有批评,领导正面回应和道歉是中国进步的一部分,看上去不和谐其实是更大的和谐。
这还是一个对舆论监督理解的问题,这个过程挺漫长的,现在有人理解明白了,有人没有理解明白。我在直播中提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说:不要总拿媒体批评说事,批评是督促我们工作进步。所以广州亚运会筹备期间,广州的报纸上经常批评亚运工程,你要是身在广州可能体会不出来,要是从外面去看,广州真是难得的。
南方周末:刚才说的还是建设性的直播。
白岩松:遇到更主旋律的,比如国庆大典等等,我从来没有大词汇。国庆50周年、60周年直播全是我做的,越是主旋律越要回到人性。这个不光是我,从决策者来说也希望这样表达,我给你念一大堆形容词、一大堆对联有什么用?就像国庆的时候,我会对有名字的老兵,从纪念碑走下来的脚步……每一个细节格外在意,在准备过程中要发现这些细节。
南方周末:拉萨事件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播?
白岩松:拉萨事件没做我觉得很遗憾,但要是没有“3·14”拉萨事件引起传媒包括决策者的反思,恐怕也不会有“7·5”乌鲁木齐的报道模式。“7·5”乌鲁木齐的报道,在开播之前,孙玉胜台长说既没有接到不让我直播的电话,也没有接到让我直播的电话,那就试一试吧。这一试就有价值。第二天一些领导打电话肯定了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那一天的沉默其实是一种开放。
南方周末:瓮安事件的节目被人认为是一个突破。
白岩松:瓮安那期节目事隔将近一年,我碰到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他说,那个节目我看了好几遍,总的来说是对的,他后来也去进行了调整。
包括石首事件,我在媒体里第一个说:我们以后要放弃“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这种说法。不能因心定罪,什么叫“别有用心”?我说你怎么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真的有罪就用法律来处理,没有的话你拿出证据来。为什么大多数的老百姓不明真相?你就让他明(白)真相不就完了吗。
两个多月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有这样的评论。我估计这一两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敢用这句话了,因为这句话是经不起推敲的。
南方周末:在直播活动中,有出过什么问题吗?
白岩松:在我做评论员这两年半里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过去这么多年来,我累积起来的观众的信任感是一个。还有一个,一定是骨子里头你让人看到你的建设性,即使你做的很多东西很尖锐,可能让人听着也不舒服,但是因为有建设性,大家也都能够接受。
南方周末:今天舆论监督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白岩松:我觉得地方政府不太愿意面对舆论监督。央视今年在全国很多地方快速建站,也是为了能够第一时间靠近所有的新闻,减少障碍,这也是给地方同行减轻一点压力。
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四个权是写在十七大报告里面的,很少人看到出处,都以为是从2008年才开始有的。这句话媒体人应该多念叨给公众听。
老百姓的知情权从哪里来?老百姓要有知情权就必须政府信息公开,要媒体的变革,媒体要大量地提供信息,要不知情权从哪里来?老百姓要想有知情权,其实是说给政府听、说给媒体听。政府要信息公开,媒体要更多地提供全方位的资讯。老百姓要有表达权和参与权,在我看来我们的媒体要变革,我们的民主进程要加快。如果没有我们的民主进程的话,老百姓到哪儿表达,怎么参与?
最后,老百姓有监督权,监督谁呀?监督政府和法律的运行。那你做好准备。看似简单的12字,其实背后应该看到怎么把它变成对整体社会进步的推动。这12个字写进十七大报告,不会像口号一样在这里摆着。
为什么敢这么说民主
南方周末:谈谈《新闻1+1》创办背后的原因吧。
白岩松:2008年初,从台长开始就很重视,给我打电话的是新闻中心的主任梁晓涛,说应该办一个评论性的节目,以我为主。我把原来团队中的人抽出来组班子。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开播了。很多的事情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定是一种对抗,有时候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必须要拥有一个这样的节目,否则会失语。我个人认为现在早就进入了一个“评论也是新闻一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从第二天的反应来看,头一天未必是新闻在传播效应,而是你对新闻的评论产生了效应。就是话语新闻性也开始增长。
全国的平媒很早就开始做评论了。作为一个电视机构来说是咽不下这口气的,过去有一个央视论坛,后来无疾而终。我希望办一个可能更像评论的节目。尤其希望拥有自己的评论员,开始的身份打出的是“观察员”,后来也是台里高层决定,就叫“评论员”。
我们准备好了就开播。3月24日,这个零碎的日子也能证明,是比较着急的。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是有着急性的:圣火开始传递了,北京奥运会要来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情,仅靠新闻是会失语的。
南方周末:评论的界限在哪?
白岩松:我们几乎所有的新闻的事件都报过题,不排除少部分没有,但回头真正有价值的该关注的新闻,还几乎真的没有怎么失语。
比如杨佳袭警案、强行拆迁、“钓鱼执法”、“我爸是李刚”,我们都没有缺席。有的甚至首先是我们在电视上播出视频,比如黑龙江的警察打死人案。
评论有时候比做成一个大的新闻要更快,因为嘴比镜头快。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慢慢找到一种表达敏感事件的分寸感。我觉得平衡是动态平衡,什么意思?不是每一期节目都永远平衡。也可能有时候向这边了,有时候向那边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的,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但是自行车停下来就倒,只有骑行才是平衡,才是稳定的,“1+1”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另外有一点,真不是大话,社会环境和过去相比较,包容性增加了。我们也经常让这个人不高兴,让那个人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没有因这些“不高兴”让你的生存变得很艰难。
南方周末:你也说在舆论监督领域,凡事都要有度,在分寸上做文章。
白岩松:分寸是什么呢?我首先看中的分寸是你的判断力。我现在很担心我们有很多新闻人不学习了,不学习就会把很多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严重化了。
比如说民主。十七大闭幕式一个小时,我说了一个小时的民主,为什么敢这么说民主?我把十七大报告读透了。十七大报告的精髓是什么?大家总在解读它的民生,有多少人在解读它的民主?十七大报告前半部分,相当重要的一点,四个仿佛老生常谈的字: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什么意思?中国正式进入到一个走平衡木的时代,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快也不行,慢也不行。
大的分寸感来自你的学习,那会让你有一种更准确的判断力,有了更准确的判断力就有了勇气,或者说底气。接下来就是具体一个事情的掌握。有很多事情恐怕还没到今天就可以立即解决的时候,但是对那些已经要去解决、要去面对、要去改变的事情,你就要去碰。
拆迁我们接二连三地报,这是一个博弈,说明中国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效率和公平博弈的阶段,这是大判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开始适当地要向公平倾斜了,要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照顾公平,拆迁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掌握这个分寸就好了。
不是你做一个节目,就要认为所有的拆迁全是黑社会。背后你知道某些部门、某些东西要拆迁,它有一种对效率的追求。你要提醒它,你要注意公平,你公权力要保护和照顾私权利,这是大判断。所以做节目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表现出来。
南方周末:但你同时也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白岩松:是,我每天都在做直播,而且能评论的新闻往往又不那么简单。有时候你会去考虑自己的知识能力或者说判断力能一直对吗?这里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第二,在目前环境下,是在潜行,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边界在哪里?你不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边界,就意味着我经常要试边界,就像探雷一样,有多少探雷的人员腿是被炸断的。
我现在每天做节目,担心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大问题,而是事实的准确性。如果你真的深入进去,发现事实不是那样的,这时候经常让你头皮发麻。
南方周末:你还有哪些压力和艰难?
白岩松:起码在做这件事之前没有人做过,人其实有一种依赖感,带我一下吧,我好知道怎么走。可是没有。在做“1+1”电视评论的时候,领导把你放在这里了,让你往前冲,这里既有信任感也有期待。好,我就往前走。我不会因为仅仅考虑我自己的风险,说实话,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非常善意地说,还是做主持人吧。我理解这句话,做主持人当然轻松多了,不会去触碰很多的利益。你做了评论员了,满足了A,就打击了B,明天得罪了C,后天D给你表扬。我们现在每天都面临这种局面,经常有人对我说:“小白,这话有点狠啊。”没问题,40岁之后我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我要进入到得罪人的时代了,一个做新闻主持人,一个做评论员,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白岩松：改版重点不在《新闻联播》
来源：南方周末 　2009-06-18 16:01:16
作者：张英 实习生 余舒虹
十六年前的《东方时空》从语态开始变革，现在依然面临这个挑战，因为空话套话依然在屏幕上乱飞，这样流畅的废话如何能有亲和力？——白岩松

2007年底上场的海霞被认为是最具亲和力的《新闻联播》主持人。“观众关注的是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组织结构和理念的变化。”白岩松说　图/CFP

“主持人归根到底是改革的动物。”　图/CFP
7月份，白岩松所在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将有大动作，新闻中心负责的新闻频道和一套新闻节目将推出新版。对本次的改革，中央电视台从底层到高层均缄口，新闻中心副主任梁建增说，“此次的新闻改革是从上往下，领导要求只做不说。”
“近一段时间，当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新闻联播》改版上时，我是多少有些忧虑和担心的。我不认为这次改版的重点在《新闻联播》，甚至大改的可能性根本不大，但整体的变革却应当期待，包括人们一时间看不到的理念变化。”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白岩松说。
新闻人角度
我们现在正在变动之中。首先，我会从一个主持人的角度来看，另外我可能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看这次改革。所以一方面我是身在其中的一个人，另一方面可能更多的我是一个旁观者，我也在观察这个改革会向哪个方向走。
从社会背景来看，我觉得从社会到政治高层，大家对新闻在社会当中作用的认识跟以往相比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经过了2008年的大地震，开放、透明带来国内外正面的反馈。高层领导人意识到，报道真实的新闻并不只会带来副作用，也会带来透明的好处。
我在《南方周末》上曾经写过一句话：“代表2008年媒体的前行，我不认为是汶川大地震，我认为是瓮安事件。”因为大地震是一个谁都会感知到的震动，想要让它躲藏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瓮安事件从某种角度，按以往的经验它是可能的，但是它依然会开放。西藏事件让人思考，我们与世界的沟通是一个什么方式，我们怎么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用新闻规律、用世界都接受的方式跟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自说自话。这一系列因素裹挟在 2008年里头，都已经为今年的电视新闻改革，也包括网络、平面新闻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
挨骂·脱敏
●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更加开放和坦率，一定会在更有勇气和更从容地听很多你不爱听的话的过程中成长。1949年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改革三十年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恐怕要开始一个长达很多年的挨骂的时代了。全世界骂和表扬最多的是美国，中国恐怕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应该有足够的承受力。
●我去年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个词叫“脱敏”。我们领导人去国外访问，有抗议和示威者，有法轮功和藏独的旗子，过去我们非常敏感，不能让出现。温总理被扔鞋这个事，《新闻联播》也报了。几番下来大家没那么敏感的，以后再让大家看到也不当事儿了，这就是一个“脱敏”的过程。评论员的国家队
具体到中央电视台的这次改革，仅仅从新闻人的角度，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在这里吧：这次更加在乎的是新闻性，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立台”将变得非常明确，因为在中央电视台有提出过“新闻立台”的概念，后来好几年不提了，这次的重新提出很鼓舞人心，更加强调，并且更加看重，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
第二点，我们会关注新闻资讯的快捷、迅速、第一落点，这不光是新闻的条数多了，还要快，还要有一定的密度，不能把新闻频道变得跟综合频道一样，而要随时在新闻中，不是一两个小时都没有看到密集的新闻，对资讯的速度、透明度、宽度越来越要求，大家随时跟新闻在一起。
第三是对声音和评论的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声音的多元化是这次新闻改革中我个人非常在意的一部分。去年3月份的时候，新闻频道开播了我来做新闻评论员的《新闻1+1》，其实开播的时候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宗旨：门开了我就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让它越开越大。其实平面媒体也把越来越多的版面给了评论，《南方都市报》也好、《东方早报》也好、《新京报》也好，现在越来越多的报纸尤其是都市报，其实一版打开来是目录，但是二版和三版基本上都给评论了。
这次大家也听到了要建立一支评论员的国家队，那么评论员会在未来的新闻频道里头，甚至综合频道的新闻里头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这是我非常看重的很积极的一种变化。因为在民主已经拉开大幕的情况下，新闻、声音、评论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未来的建设中不仅有中央电视台自己的评论员，还有社会各界的，那么客观性、多元性就会更加明显。
新闻联播
还有一点是在新闻表达上有变化。现在大家谈的更多的是《新闻联播》，其实我认为它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它会变成一个娱乐节目？难道它会不严肃？不会的。它的变化现在已经有了，你没发现它的国际新闻越来越多了吗？过去可能只有一两分钟，现在有五六分钟，甚至未来我觉得它会以新闻准则去编排新闻，以新闻价值去评判一些事情。如果一条国际新闻是全世界的头条，它为什么不会是《新闻联播》的头条呢？还有，未来播音员在串词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加亲和的表现。你会发现现在《新闻联播》包括负面的、事件性的新闻也会随时报道。你比如说那天一个重庆滑坡、一个成都的公交车，《新闻联播》里全有，所以《新闻联播》不只是所谓领导的活动，或者是一片莺歌燕舞，只要尊重新闻规律，只要它是新闻，就应该在《新闻联播》里出现。这种变化表面上是表达方式的变化，实际上是更尊重新闻规律。
记者站
去年12月21日，中央电视台和地方50家电视机构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这是个好的开端，海外记者站刚刚开始。现在欧洲中心站、美洲中心站都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这次去了美国中心站，从硬件上来说已经没问题，位于华盛顿，办公面积足够大。
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内容为王的业务部门，应该更加遵循的是业务规律，更加尊重采编业务部门。最近几天，我们的国外记者站由过去的人事处来管理，划归到了总编室，也就是说从一个行政部门到了一个业务部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规律的动作。内容为王，整个的组织结构也要遵循这个规律。
我们惟一的问题是在国内，因为历史原因，中央电视台在各省市没有自己的记者站，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电视作为一个需要技术支持的媒介没有记者站，那是很麻烦的。它直接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新闻已经不是第一落点了。
现在我们要跟省台、市台结成联盟，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好事大家希望传千里，如果要发生不太好的事呢？比如说矿难，它会不会产生一种屏蔽，不支持呢？非常有可能，并且有成例。它不像大地震，那是一场人类的灾难，在那个时候最快地到达现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矿难呢？会吗？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种博弈，地方领导有的是解放思想的，有的他不一定，这成为中央电视台非常大的一个走进现场的挑战。
现场
几年前的时候我在《新周刊》上写过一篇文章，他让我写一个年度关键词，我就写了一个关键词叫“现场”，你会发现，在今天，主持人快速成名的时代已经要让位于记者快速成名的时代，你会发现包括闾丘露薇也好，柴静也好都是因为跟现场的捆绑而成名。
在一个网络化的时代电视的优势是什么？电视的优势是最迅捷的现场、画面感，观众早已经产生了对现场的期待，那么你作为提供者呢？如果你提供的都是二手的现场，他会满足吗？不会啊。所以现场已经成为摆在电视新闻改革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很多新闻中心
据我所知新华社现在动起来了，新华社也有它的理念：要打造中国的CNN。竞争总是好事情。
大家都说现在的新闻竞争激烈，我认为其实不激烈，还是一片空地。比如人才的空白，组织结构的空白，甚至包括节目和时段的空白。现在许多频道居然还有黄金时段是空白的，全部在重播节目。再比如中央电视台现在有很多新闻中心，新闻频道、4套、经济频道都有新闻中心，我觉得将来会不会整合成一个大的新闻中心，减少内耗，资源共享。
曾经听一个老电视人说这样一番话很刺激：“国外发生一个新闻事件，一家电视台去了一台摄像机，回来做成了十个不同节目；中国发生一个事情，中央电视台去了十台摄像机，回来把它做成了一个节目。”这个挑战多大，问题是你去了十几个记者第二天一看报纸是一样的东西，这太可怕了。
从未来来看的话，你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中国是不是只有一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
组织结构
其实办一个栏目也好，办一张报纸也好，办一个频道也好，就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表达方式，第三个是组织结构。作为读者、作为观众，从来都只关注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很少关注组织结构的变化，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组织结构，如果组织结构是落后的、传统的、保守的，你纵有千种风情恐怕最后都会走形。我也期待这次新闻频道的改革，在组织结构上出现新的变化。
这十年电视新闻为什么新东西少了？这十年既有快速的前进，也有一个我们不满足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的那次改革，背后的组织结构变化是革命性的，比如说制片人制的出台，中央电视台敞开大门，大量的山南海北的人跟去延安一样，进入中央电视台。然后内部有一种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像我们这种穷小子，居然还有机会进电视台，还成为主持人。
2003年的时候，我当时作为《时空连线》的制片人，我预示到新闻频道要开播，我没有经过台里报批，就违规地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招聘。虽然后来还写了检讨，但是我非常自豪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新闻1+1》的很多主力都是我那次招聘进来。那次招聘，我就强调我不在乎电视经验，我在乎的是你在其他媒体的从业经验。
这次新闻频道的改版是箭在弦上，我看重的是理念的变化，遵循规律，然后组织结构都发生变化，当然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可能只是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但其实背后应该是理念和组织结构的变化。
遗憾的是，央视过去这十年，在组织结构上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我觉得接下来新闻频道的改革，恐怕要痛下决心，在这方面有新的变化和调整。
头一批主持人
这几年主持人诞生的频率远远不如前十年。前十年有它先天的优势，一是一片空地上更容易生长，因为没有一个参照系。很多年后我们的一次年会，重新播放了1993年我第一次主持节目的画面，孙玉胜跟李挺乐疯了，下来的时候，我听见李挺跟孙玉胜说了句话：“哎呀，后怕呀，当初怎么就把这种人给放出来了？” 观众也同样是宽容的，我们作为头一批新闻主持人诞生的时候，他没法比较，因为之前没有。所以，我们起步的时候其实很低的。这十年里，新诞生的主持人很不幸，观众会拿做了这么多年的我们跟他做比较，其实他们起步的时候比我们好。
另外一点就我前面说的，激励机制不像十年前，门开得没那么大了，他还是开门的，要不阿丘怎么进来的？
三是新栏目在诞生的速度上弱了。
主持人是一个栏目动物，只有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新的栏目诞生了才会诞生新的主持人。比如说，没有《实话实说》这种节目类型怎么会有崔永元呢？没有《东方时空》这种类型怎么会有我呢？有了《社会记录》这种讲述的方式才会有阿丘，有了《面对面》这样的方式才会有王志。
现在新的类型少了，新的节目内容少了，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改革会诞生新的主持人，所以主持人归根到底是改革的动物。
如果中国的民主进程更加如火如荼，那么涉及到政治和民主的节目一定会诞生新的主持人。所以主持人归根到底是改革的动物，改革得越大，出现的频率就越高，诞生新主持人的速度就越快。
1+1
前两天新华社的陆小华给我发一短信说：“是不是新闻频道新的改版，你又要创办新的栏目？”我说：“不，我这次要让《新闻1+1》变得更成熟。”所以这次我不会去参与新栏目的创作，因为我的这次变化时间还不长，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而且在未来这个栏目也同样重要，因为仅仅一年时间一个栏目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已经很难了。我会非常坚定地在直播的电视新闻评论方面再去做得更扎实。上个礼拜我给我们的团队开了个会议，我就强调接下来的《新闻1+1》一周五天的时间里起码要有一天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在网络、报纸中看完新闻的标题再去做评论。第二个，我要更强调将来它的电视属性，电视评论跟报纸评论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把短片做得更扎实？电视评论怎么样才更好看？这里的空间和改革的余地很大。
我每天选题都是在中午一点到两点之间定的，所以我开个玩笑，我终于可以不失眠了，因为我不用为明天忧愁了，明天的事情让明天来决定吧。我有一个老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做新闻，选题定得越晚，节目越好。”你知道我最晚的选题是什么时候定的吗？晚上十点的节目九点半才定，因为忽然福田辞职，我就取消了所有其他的节目，上台什么也没有就直接开始直播福田的辞职。
位置
你们集团有人一次跟我聊天说：“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你更多考虑的是政府还是百姓？”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都没考虑，而是考虑新闻本身。”如果说我上来就考虑政府，或者我要站在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其实表面上看很容易赢得掌声，但它不一定对啊。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清醒，你的距离感是什么？你的客观度是什么？现在有人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上其实在阻拦着改革。有人说：“你要替老百姓说话啊。”我特别反感这句话，这么居高临下，我是谁？我就是小城市里出来的小老百姓一个，我就是老百姓本身。这一个“替”字就太可怕了，这就是你的血液啊。弱势群体或者老百姓是你血液里的东西，不用你天天放在嘴边，错不了。
我们过去总谈论，中国新闻的发展更多在关注意识形态，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生存给新闻带来的扭曲越来越严重。你看，未来这种生存扭曲对新闻的伤害可能不亚于过去我们认为的那些东西对新闻的伤害，这是很要命的东西。
新闻频道
为什么《东方时空》江湖地位这么高？因为它是未来无数新闻栏目的母体，《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话》，包括后来的《新闻1+1》，它的母体最后都能找到《东方时空》里头去。
我们这一代新闻主持人如果说做了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对新闻语言体系的改造，脱离了原来八股的体系，“关注人、说人话、像个人”。
2003年新闻频道开播，虽然它没有满足大家的那种期待，但是它的诞生本身是标志性的。
新闻频道开播的时候，我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包括《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我当时在新闻会客厅开播的那个大墙上就写了四个字叫“生于忧患”，因为当时正是在SARS防范最紧张的时候，2003年5月1日，我们开播了。这背后隐藏的东西不仅仅只是SARS，恐怕有另外的一种期待。
新闻频道终于有了它出生的空间，在我看来它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但是它无法去跟1990年代的改革比较，因为在一片空地上突然长出一种植物它是一种质变，而在一片植物中又多了一片植物大家就觉得也就这么回事儿了。
这次有人提出说要让新闻频道成为未来的首选频道，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我不认为新闻改革的方向是确立新闻频道为首选频道，全世界没有这个规律，新闻频道只有在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才要成为首选频道，而日常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生活都很累，干嘛要这么累呀？所以我希望首选频道永远是综合频道、娱乐频道，这是生活。我觉得这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有领导说要定新闻频道为首选频道，我都投反对票。
直播
这十年里，电视直播已经彻底常态化了。这个大家可能不会去关注，但是我是一个见证人。1997年是我们第一次做大型的新闻直播，从那次到现在，中央电视台所有大型事件的直播几乎都是我做的。我一直在期待直播时代的到来，1996年我在一篇论文里说：“新闻如果没有直播就永远是假象，主持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诞生。”
直播香港回归的那次，我们提前一个多月就驻扎在香港和深圳，一遍又一遍地演练，有时候你会觉得挺可笑的，直播怎么演练？但是永远不要嘲笑历史。学术中有一个说法叫“历史的迷雾”，在迷雾当中头车是最艰难的，因为他不知道前方怎么开，但是跟车的人总是嫌他慢，总有耐不住性子的人想去超车，超完车之后他也许比头车开得还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这十几年，直播完全常态化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吗？
去年大地震的时候，我其实挺感慨，因为之前我在台湾做直播，最后两天正好赶上大台风，台湾的那种小型直播车，使我每一个小时换一个地方，跟内地直播，报道完这个，我们马上驱车又到下一个点直播，如此的小型化和便捷化。在大地震的时候，也开始有车跟着我走了，也是这种小型的车，让我顺利完成了直播。我现在不会有任何紧张，直播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东西。这一点变化也将为未来的改革提供充分的依据和技术支持、心理支持，直播是一个心理过程。
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直播常态化了，但是我们直播什么？是直播会议呢，是直播一切可以预料的东西？不可预料的东西可不可以直播？你比如说成都公交车的着火，我们有没有能力由更快的电话连线变成视频连线，变成现场直播？重庆的山体滑坡，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持续的现场直播的方式给予关注？
世界大台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央电视台就有可能成为世界大台。这是个大前提，你不会去关注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的一些国家的传媒。
现在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大国。从硬件的角度，GDP世界第三，过两年可能第二，你的影响力就天然拥有了，大家开始对你关注，一个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听听中国媒体是什么声音。最近几年，国外媒体转引国内各种媒体的频率明显加高，它既要通过转载关注它国内的东西，也要关注中国的声音。
我觉得现在中国从文化的输出来说，虽然是作为五千年的文化大国，其实我们是负输出不是正输出，更多的是别人往我们这边输，我们输出的少。那这个我们不谈，媒体呢？
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里有个大展板，2001年9月12日的世界各大国家的重要报纸的头版，所有的报纸头版全是“9·11”，我们是领导人接见。你作为一个新闻人，站在这个展板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去想？不光中国人站在这个展板面前，还有无数个外国人会走进这个新闻博物馆，他也会看见。
一个积极的东西是，这些已经在去年开始发生变化了，包括从决策层。你必须要用世界普泛接受的东西去跟世界交流了，不能自说自话。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外宣传是失败的，我们只用我们的方式去跟别人交流，接下来你能不能用人类的方式交流。我们过去更多的时候，一谈到传媒、新闻，一谈到交流，总是在谈跟别人的不同。我说不，要先谈我们的同，我们都是人，否则的话也不会中国电影感动外国的观众，好莱坞的电影会感动我们。这是因为有共同的东西，名著是人类的名著，不是法国的名著或是中国的名著。
我不排除一套新闻节目在面对国内的时候会更大胆、更开放、更前卫。也许从表达方式上，四套刚开始会占优，但是从锐利度来说，这一两年我反而觉得国内新闻频道的锐利度更强。因为这里大家还有一个谨慎，是对外宣传。不是简单的对外宣传就一定比对内宣传更加开放，不一定。对内宣传是这个样子，对外宣传也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年的新闻变革，新闻媒体有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自选动作的比例越来越大。当中国的新闻、中国的传媒更按新闻规律办事，更尊重新闻事实，更开放更透明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了。
不是思想
前几天我还跟我们内部的人聊天，大家在说到评论的时候总爱用的一个词就是“思想”。我说：“你用错词了，在新闻评论里头需要的不是思想。”需要的是敏感、勇气，然后是建设性、提前量，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东西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但是可能需要勇气、需要敏感、对社会的判断力，那不是思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它不是一个思想性的东西。为什么1+1有人说得3啊？他也知道1+1等于2啊，但是他喊3他能获得利益，他就喊了，这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继续说“不，1+1等于2”？
白岩松 希望新闻改革速度可以更快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曾繁旭 吴虹飞 发自北京
2007-08-03 11:11:00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持续是一个关键词”
人物周刊：进入央视这么多年，前后有什么变化？
白岩松：年龄。我的节目每天都是面对战争，矿难，飞机失事，美国打伊；拉克。你终于知道，那些美好的东西更珍贵，更值得珍惜，更敏感。
人物周刊：做新闻这么久你会麻木吗？
白岩松：做新闻的好处是你很难变得麻木。神六回来的那一天，我是夜里三点去直播，我心里也一样揣着好奇。新闻就是“树欲静风不止”的职业。
人物周刊：14年前《东方时空》的创办，提倡了许多新观念，现在这些观念是不是成为了电视台里头的共识？
白岩松：当时所努力的其实是从国家话语逐渐向媒体话语的过渡。前不久我大胆地在2007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动员大会上说了一席话，我说：“请注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面讲政治也是要用讲业务的方式讲，人们不能接受的不是讲政治。”我担心，我们有一些人因为环境稍微变化以及在稍微的压力下就直接讲政治。
我曾经给他们举例，说美国的电影其实也讲政治，但它是以讲业务的方式讲政治。你看《辛德勒的名单》，尤其是《拯救大兵瑞恩》，已经意识形态化到相当的地步了，但你看得进去，觉得好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人物周刊：目前中央台是如何讲政治的？
白岩松：我不妨说一下我们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说的一句话，我们播完第一次《感动中国》的时候，李长春同志写来了一封信，说主旋律难道不可以也这样好看吗？我觉得我们的决策者也在这样思考问题，很好啊。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媒体的喉舌功能？
白岩松：过去我们是党的喉舌，现在我们是党的喉舌和群众的喉舌，这是一种进步。必须成为百姓的代言，以人为本。从政府的喉舌，变为百姓的喉舌。站在百姓的阵营里，谋求的是百姓的“公共利益”。
人物周刊：你的公共利益指的是什么？在民工、中产阶层、商人等利益阶层划分的当下？
白岩松：我认为弱势群体是要关心的，比如医疗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月收入1万就不必去关心他们。这是另一种不平等。
人物周刊：你持续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白岩松：首先是怎么样让官员做该做的事情，如何改善用人体制、官员体制，这几年反腐败反得很厉害，而“不腐败，但不作为”怎么办？他是不腐败了，可是他好几年都不做事，这时候怎么办？
其次是关心公益性的捐助。如杨小霞这样的孩子，得到的捐助甚至在治完病后还富裕出40万来。我就会觉得，这样的捐助，是被媒体挑选出来放大的，所以杨小霞就是像幸运抽奖一样的。我希望能持续性地采访希望工程，督促，参与关于捐助的纳税立法。
另外还有弱势群体，陕西某县的农民用贺卡来讨要工资，这样一种“温柔”的方式，我们报道之后，立刻40万拖欠的工资还给了农民。我们还做了回访。必须持续地关心，只要有机会。“持续”是一个关键词，它让你不沮丧，不骄傲。
人物周刊：一谈到腐败，大家就立刻会想到过去的《焦点访谈》，想到舆论监督。
白岩松：我个人觉得，上下都有这样的愿望舆论监督才能促成。总有人说你们的胆子真大，但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能够变现吗？不能。我觉得做新闻应该借力发力，同时顺应大家的需求，和上面的需求。三任总理都到《焦点访谈》视察，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朱镕基总理在《焦点访谈》题字，我站在他的身后，“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当他写下“舆论监督”后我在后面鼓掌，他扭头冲我一乐说还有。下来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我问他说：总理，您这是即兴之语还是想了很久？他说我想了一宿，今天早上我一量，血压都高了。
温家宝总理来的时候，也是小范围座谈，他说了这样的话：“领导要清醒。”
我从来不信奉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但是我一直相信普利策所说的，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
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就要到来
人物周刊：现在还不是电视新闻最好的时候？
白岩松：远远不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个娱乐时代，和娱乐时代相对应的是电视新闻改革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我认为是被娱乐时代屏蔽了。
我隐隐地觉得，我们应该进入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的时代，应该有一次更快的提速。
人物周刊：什么是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
白岩松：真正电视新闻的到来，肯定是更关注新闻本身，更客观更理性，而不是只展现态度，好的新闻就是新闻本身。我们现在报道大量不是新闻的新闻，也有大量的新闻没有报道，都有问题。
新闻就应该督促社会出台合理的决策，同时监督社会一切决策的运行，就这两个。当然你希望最快地让老百姓看到新闻，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就会形成推动力、形成约束，每个人加起来，决策就不敢太离谱。
人物周刊：是什么在阻碍这个时代的到来？
白岩松：现在我们非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兄弟媒体在干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大家混这碗饭吃的心照不宣。如果我们媒体有很好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媒体和媒体之间可以互相监督，还有人敢胡来吗？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督。
人物周刊：实际上，很多人觉得媒体不是缺少监督和限制，而是限制太多。
白岩松：我觉得现在媒体最大的压力都不是责任实施的问题，甚至不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生存压力走到物质第一的地步，都已经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了，钱是第一位的。
人物周刊：你说的是收视率的问题？
白岩松：我从来不谈收视率的不好，因为在我看来，收视率是比人治进步的评价标准。好歹收视率是一个标准，好歹它比领导拍板定什么好什么不好强。可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强调收视率，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十套做得非常好，这是国家大台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如果也逼着它一些科学节目都要搞怪的话，就错了，那不是你该干的事情。
（我们国家媒体目前的阶段）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比如波兰、美国的媒体都曾经是这样。媒体也错过，有时候也荒唐过，但只要它信奉着媒体的价值观，它就会往前走。它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情绪化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媒体不能被情绪化绑架，不能被所谓的老百姓的喜好所绑架，你是跟从者还是引领者？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多了，老百姓有时候还喜欢毛片呢，你放吗？
人物周刊：你做的节目也面临着收视率的压力？
白岩松：还好，我一直没有遭遇过于糟糕的收视率，但是我不去追求最红火的收视率，我觉得真正起到作用的东西，恐怕比收视率高好。我三年多时间一直坚持做《中国周刊》，我们头两年评到的NO、1啊，现在也不低，但是改来改去改，让我们受害很多。
人物周刊：央视有些节目可能面临这种压力，比如《新闻调查》，它的播出时间不断调整，听说收视率也在下降，这样严肃的新闻节目会不会受影响？
白岩松：它面临压力，但是它的生存不会有问题，你能想象《新闻调查》或者《中国周刊》这样的栏目在电视节目中消失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不干这个行当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干了。
守土有责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是主流中的另类，这个另类是什么意思？
白岩松：我们做《东方时空》的时候都是各种纪录片的爱好者，我们当时是体制外的，是非主流的，但是做着做着，我们发现主流开始欢迎这些东西。但是你别做出主流以后就守着主流，彻底变成既得利益者。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对你的评价有一些分化，很多人觉得你还是一个电视体制的改革者，但也有人说你正在成为某种现有体制的维护者。
白岩松：我觉得这都是不怎么看我们电视节目的，比如说我拿十年前和十年后做评价，十年前我似乎显得更尖锐，但是那时候只是解气，我觉得现在我比过去更有效、更有力，骨子里其实也更尖锐。我就不知道做新闻还有谁比我更尖锐。
我非常警惕，如何始终不把自己放在既得利益者的层面上考虑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全得到了，比如说名誉，中国新闻奖最高的我都得过，我可能是建国以来很少的主持人成为党代表的，物质上肯定也不缺钱，在业内也不缺乏肯定，但是这时候你会不会成为温水中的鱼，你已经失去活力了，这是我非常警惕的。能让自己还不变成一个既得利益者不容易，我希望我到退休的时候都不会变成既得利益者。
人物周刊：想过离开央视？
白岩松：当钱不是最诱惑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真没有跳槽的理由。国外有两家大的公司曾经对我做过调查，关于跳槽的，我就很坦率：“请问要在中国做新闻，除了中央电视台，还能去哪？”有人说你可以去凤凰，没有，凤凰的落地率和中央电视台不能比。我为什么很看重要比如伊拉克战争的转播，因为意味着我爸爸妈妈哥哥姑姑舅舅他们也能看到，哪怕他们都在边疆的小城市。而凤凰是少数人的权利。
我和央视是相互的，它给了我一个平台，我选择它，坚守它，这样我才有机会、有可能发出我自己的声音。我当然不满足我现在的状况。但我会去争取这样的发言的机会。
人物周刊：但凤凰可能意味着更大的体制上的自由，近来有些现场直播他们出现了而央视没有出现。
白岩松：任何改革的推进都需要人，我很开心凤凰台的兄弟姐妹们快速往前走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和促进，但是也需要中央台很多内部人士往前走。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前进一步，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参与到中央电视台往前走的进程，这是一种坚持，守土有责啊。如果大家都不开心就走，不是在失去很重要的舞台吗？
人物周刊：坚持留下来，在这样相对稳定的体制下作用有多大？
白岩松：我觉得这个东西每个人都看得到，如果我不在中央电视台，就没有机会做《看日本》，就没有机会做《看台湾》和《看香港》，未来也没有机会做《看朝鲜》、《看俄罗斯》、《看印度》。这些东西我在中央电视台才有机会做，才有机会把它成倍地放大，这是别的地方不能比拟的。更何况中央电视台也是我成长的平台，它给了我很多机会，它成长一点点，往前走一个足迹都是有意义的，起码你可以制止它的退步。
话又说回来，体制？哪儿不是体制？钱不是另外一种体制吗？有人说离开这种体制了，别逗了，钱会让人更加难以抵抗。我说我见过在主义面前当烈士的，但是没有见过在钱面前当烈士的。想明白就好办了。我觉得迎合钱不比迎合政治光荣，忘掉自己的价值观，哪儿都是体制。
真相如何界定
人物周刊：有人说在过去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你的声音有些一枝独秀的味道，但是现在高屋建瓴的东西少了，互联网这么发达，所以你的声音显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白岩松：但凡有点民主观念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局面，我非常开心看到这样时代的到来。我非常不喜欢中央电视台当年只有一个频道，全中国人民从爷爷到孙子都看一个节目、听一种声音。我现在不仅追求发出我的声音，甚至要追求我能放大什么声音，这点很重要。
人物周刊：你选择放大什么样的声音？
白岩松：对我来说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大原则，第二是规则意识，第三个是更多的弱势群体，你必须站在更多的弱势群体的一面，第四你还是要站在你期待的前方。这话我不好深说，比如对多元的尊重，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你要接受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存在的心态，这都是未来非常重要的机制，也是我的一套价值观。
人物周刊：你习惯站在政府的立场，还是民众的立场解读新闻？
白岩松：面对一个新闻的时候，我很少考虑政府和老百姓喜欢什么，我的价值观是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对的。有时候老百姓喜欢的也不见得是对的，你真的要有勇气得罪人。反过来，有些东西是政府支持的，我也批评，比如做经济适用房的时候我就坚持持反对的意见，但是不是政府支持的都是错的呢？
人物周刊：怎么界定事实的真相？
白岩松：理性和科学，不被任何一种利益所绑架，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媒体一定不能被强势的利益所绑架。
人物周刊：你刚才讲到评价，你怎么看待别人对你的评价？
白岩松：说实话，我看得不多，这么多年都没有逃脱别人说我严肃，基本冷板着脸，深沉。我发明了一句话，白氏语录：“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缺陷都被弥补了，完美也随之消失了。我知道那些声音，你要沉迷其中就什么也别干了。
人物周刊：你听过最不喜欢的评价是什么？
白岩松：我在台湾听到李立群（编者注：台湾演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凭什么你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表扬，就不能接受很多不公平的批评？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延伸了一下，你为什么得到了很多夸张的表扬，就不能接受很多夸张的批评？我现在什么都能接受了，我也接受了很多夸张的表扬，当然夸张的表扬来的时候我会起鸡皮疙瘩，这是不会欺骗人的，是生理反应。
人物周刊：你强调新闻工作者的良知？
白岩松：香港中行行长刘金宝，现在在监狱里。我过去问他，钱、权、名，你喜欢什么？他说，喜欢权。他说，这些东西其实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只是要用得更好。
做新闻你是获得了某种公权力，如果没有良知做支撑，作为约束，如果没有这个约束我是不敢想象。
做得差的新闻不如做得差的超女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电视时代的娱乐时代？
白岩松：2000年的时候，是一个分水岭，我当时对娱乐时代的到来没有意识。2000年开始进入了一个娱乐时代，现在是以娱乐，狂欢为标签的年代。
盛世的人需要有娱乐。但是娱乐的人要有智商。现在电视台的问题在于，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你看有时候我们娱乐节目还要承担那么多的使命，给老师说点什么、给警察说点什么，其实大家只想解解闷；而严肃的新闻节目，却还要承担娱乐的职责，是不是足够轻松好看，收视率怎样等等。
现在娱乐时代也快到一个拐点了，已经有了一些迹象，比如以《百家讲坛》为例，虽然它具有新时代电视评书的特色，但是我认为它是积极的，人们不象过去那么躁了，开始静一点了，如果倒退五年这个节目都火不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百家讲坛》？
白岩松：我对骂他们的人很不以为然。因为《百家讲坛》从来不是给骂他们的人或者骂这个现象的人看的，你吃你的鱼翅，凭什么不让人家吃点馅饼？《百家讲坛》的制片人明确说，我的节目是给有初中文化水准的人看的，可是骂他的人都是教授们。我觉得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情况。
《百家讲坛》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让很多老百姓找到了重新与传统文化沟通的桥梁，这是一种进步，我始终认为如果中国的平均文化水准能由五年级提升到六年级，要比国内多出一两百个博士后有用得多。
人物周刊：你自己看什么电视？
白岩松：我主要看五套，那是真正真实的，你都不知道结尾，那东西没有办法提前商量。
人物周刊：你们节目里提前商量的状态多吗？
白岩松：新闻少，尤其是直播时。如果是录播，在过程中多少会滤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直播非常好，直播直接就出去了。第一反应往往是生动的鲜活的。
人物周刊：直播对你个人的表达很重要？
白岩松：对，我一直在呼吁直播时代，新闻不直播就没戏。我经常举这样的例子，足球当中最好的进攻是反越位，我是踢前锋的，我始终贴着对方最后一个后卫站着，我要逼迫着对方离他的门越来越近。
人物周刊：除了体育，你还看什么新闻，《超级女生》和《快乐男声》看不看？
白岩松：超女去年我就知道了，过高的表扬和过低的贬损都没有意思，各种讨论都是一窝蜂。干吗那么着急啊，让它走吧。
我最近看郑钧和杨二的吵架，杨二背后的导演披露，整个吵架过程杨二知情、导演知情，是策划了这个过程，但郑钧不知情。最后必然会吵得很像真的。居然这个也是做出来的。所以现在说超男超女，我说你让他们自己发展去，如果他们能做十年，牛啊！
人物周刊：这方面你跟崔永元差别很大。
白岩松：你认为我们很多新闻比超女做得更好吗？要以为它具有新闻这两个字就天然有品质了，做得差的新闻还不如做得差的超女，做得差的超女我们不看就是了，但是做得差的新闻会误导，它对社会的坏影响更大。
我们这批人肯定是民主爱好者，但是我们一方面呼吁民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极其担心，中国的民主基础太差。你要真把民主拿来，我们可能会搞砸。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推动民主。我每次去台湾，台湾人的综合素质已经比我们高很多了，可是你看他们（的“议会”打架），光看他打人还不够沮丧，沮丧的是打人的人会提前告诉记者，打之前看你红灯开了才开始打，作秀啊。
你必须用更快的速度超过我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多年工作你有什么评定？
白岩松：我过去是玩短跑的，广院的4X100接力赛，我都是冠军队员。但是我干新闻的时候是用长跑在做。长跑是什么概念呢？你咬住第一方阵，直到最后冲刺，这14年我庆幸我始终站在第一集团。
另外有一点，起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责任，我85年到89年上大学，你所有的东西离不开你的成长背景，我只能这么做，我从来不怕别人不尊重自己，我怕的是自己不尊重自己。可能过两年我不做主持人了，我会非常开心，因为接力棒交下去了，但是目前我在这个舞台上，当你在这个舞台上有话语权的时候，如果放弃责任那太缺德了。
人物周刊：现在，谁正在超越你？
白岩松：我曾经跟很多年轻人说别指望我停下来等你，你必须用更快的速度超过我。但我的很多年轻同行想超过我们很难，我替他们感到有一点惋惜。不是他们不行，而是在电视这个圈里边，一代超越另一代必是以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改革作为标志，你必须带着新的空气，伴随新节目和新样态出现。现在大家都在93年的基础上走，已经摸到后边的天花板，逾越不了，他们怎么超越我们。凭经验？不可能，凭人缘？也不可能，所以一定要有不断的新闻改革才会一茬又一茬地出现新人。
我急切地盼望着他们超越我们，因为这意味着又一次新的变动和改革，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新闻改革速度可以更快。
别和我谈体制，处处都是体制
白岩松
来源：网易另一面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0 16:29:28
白岩松是语言高手。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头号新闻评论员，在他可以灵活操控的语言范围内，他会跟你跟谈论人格、理想、激情，交流顺畅、轻松自如。然而针对我们试图厘清的问题，"在央视的体制下，如何保持客观和公正?"整个访谈过程中，他却一直不肯正面给出回答。我们唯有拨开那些迂回的逻辑，观察各种观点碰撞时他闪现出的愤怒，才能窥见他真实的态度。
直到现在，白岩松仍然坚持手写新闻讲稿，坚持拒用博客和微博。
在他的判断里，互联网并不是独立的新闻内容提供商，它们所做的，还只是“复制”，还只是搭在传统媒体的肩膀上去寻找内容。
然而，针对互联网新闻和传统媒体的关系，他的前同事，《中国周刊》制片人王立军，却早已给出这样的答案，“白岩松在过去是一枝独秀，但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他的声音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选择有价值的网上声音是费时间的事
网易新闻：先从您的个人习惯谈起，我看到有这样的描述，主持节目时，你说你会自己坚持用手写讲词?
白岩松：这不叫坚持，这是我喜欢，我习惯。难道一定要用电脑打字吗?
网易新闻：但是现在很多人会选择微博、博客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获取信息。
白岩松：那不是我喜欢的方式。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选择的权利，网络比较新，电脑比较新，是这个新时代的工具，就要所有的人都掌握吗?
奇怪的就是有人会说“听说你不会打字?”我说对。“听说你没发过邮件?”对，那你怎么会知道犀利哥呢?
但是我那一瞬间根本没有想到是我，而是提问题的这个人，我非常担心他的思维方式。不会打字跟不会发邮件与不了解网络上的资讯是两回事。
网易新闻：那您怎么获取网络信息?
白岩松：平时，在移动的时候我会用手机上网，在家的话就会在电脑上上网，很正常。我觉得一个人有这样、那样的选择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还会有“哦，不会打字就不能知道犀利哥?”呵呵，看样网友有时候也并不现代。
网易新闻：《中国周刊》的制片人王立军曾经评价“白岩松在过去是一枝独秀，但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他的声音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对这样的评价您是怎样看待的?
白岩松：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重要。但是是不是互联网的声音风起云涌了之后就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价值的?我觉得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价值的，哪怕是错的，哪怕是你非常不愿意听的。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选择有价值的声音其实也是一件需要费时间的事情，因为要大浪淘沙。
我从来就没认为我的声音很重要，我不过是万千声音当中的一个，周围的人怎么说是周围的人去说的。对我来说，如果每天想着我自己说话的声音很重要，我有病啊?呵呵。
网易新闻：但您毕竟掌握着话语权。
白岩松：毕竟?毕竟不毕竟那是别人的事，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在踏踏实实的，本本分分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去面对着自己的话语权去做就好了。
互联网几乎没有自己的新闻
网易新闻：互联网在您整个新闻的从业经验里面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白岩松：首先它是技术，然后是渠道，再然后是一种将来融合的可能。
网易新闻：它的新闻在您看来只是一个复制品?
白岩松：它现在几乎没有自己的新闻。
网易新闻：您觉得互联网没有原创?
白岩松：对，从现在来看没有任何的原创。但是它的价值在哪里?它的价值在于迅速形成的互动。我们更在乎的是网络媒体在第一份它转引别人的内容，接下来你会看到受众立即靠近它的时候，跟它的这种互动、交流。这一点从网络传播新闻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过去传统的媒体来说是一个单向的传播，但是到了网络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双向的可能，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了。我说的只是它的新闻领域。
其他的你说资料、搜索、包括资讯的获取，这种世界是平的等等，包括我最看重的网络在中国还是它的民主气息，对中国人民主味道的培养，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网易新闻：您平常会通过网络了解一些关于对你的批判或者表扬的声音吗?
白岩松：我都不会在意。
网易新闻：为什么不在意?
白岩松：不为什么。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夸张的表扬夸张的批评都没价值。太多的表扬太多的批评，如果真的有价值，会以各种方式传递到我们脑海中，我不会让它干扰到我的脚步，但是我会知道，就可以了。
网易新闻：“现在《中国周刊》的收视率是下降还是上升?”
白岩松：“这不重要”
网易新闻：“你会注意网络对你的批评之声吗?”
白岩松：“我都不会在意”
网易新闻：“在央视你不会有体制内的困扰吗?”
白岩松：“你不在体制里吗?”
对于我们的质疑，他一律避而不谈。
别和我谈体制，处处都是体制
网易新闻：在央视这样一个媒体里面，您不会觉得有体制的困扰吗?
白岩松：你不在体制里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儿不在体制内呢?所以经常有一些看似有道理的东西，其实毫无道理。
你跟我说，你不在体制内，如果你能够说你不在体制内，我就说“对，我在体制内”。你说不到，一样的。在任何一个地方想把事情做好，都会有它的方式，跟是否是外界划一个符号，弄一个标签，体制内、体制外没有关系。
在中国，OK，中央电视台，一个庞大的机构，大家概念中会说它是一个体制内或者怎么怎么样，好，再给我找一家电视台，有像中央电视台这么丰富的主持人的类型，你给我找到一家，如果能找到?OK，体制内有问题。没有啊。
崔永元也好，阿丘也好，老毕也好，柴静也好，张悦也好，我也好，水均益也好，敬一丹也好，如此千奇百怪的主持人的类型，不也恰恰是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平台上生长起来的吗?对，体制内也依然有很多有活力和增长的东西。
当然，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大家希望它更快一点，那没问题，我们也希望中央电视台的改革和向前的脚步更快一点，就这样。跟体制内，体制外没关系。
网易新闻：但央视这样一个平台上，毕竟会很多要求，比如说是否要有统一的对外宣传口径?
白岩松：你好像也有。
网易新闻：对。
白岩松：我不认为网易没有?
网易新闻：也有。
白岩松：所以如此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在这儿非要划一个标签和符号的话，什么事都不要去做了。好，我非常想看看网易是否发出超过中央电视台。我在做的栏目叫《新闻1+1》。网易有多少是在尖锐度，或者说敏感度，或者新闻性方面是超过《新闻1+1》的?如果是，那好，体制外有优势。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给我们彼此松绑，我也没有拿体制外看待网易，(你)也没有必要拿体制内去看待中央电视台。
中央台要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中央电视台的地方永远就是，你干的再正确的事情，都不要指望别人表扬你，因为你是央视;但是你只要干的哪件事情不对，就不要指望能逃过大家的指责，因为你是央视，很正常。我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局面。
网易新闻：您觉得央视会更容易成为众矢之?
白岩松：是不是都无所谓，我只在做我的事情。但是既然是传媒当中最大的一艘船，大家自然会投放你很多的关注。另外也会把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期待值加在你的身上，很正常。
我不负责宣判央视是不是变老了
网易新闻：但是对目前很多年青人来说，可能央视的吸引力在降低，因为他们会有更多更新鲜的、更娱乐的媒体。
白岩松：我从来都觉得娱乐很正常，大家就应该去选择很多很多娱乐。
如果我们仅仅盯在某种形式上，没有一定的道理，任何年青人，任何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你话里的潜台词就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网络。但网络的未来在哪里?谁能告诉我?另外，大家看到的是不是硬件商?我们现在的网络里头有多少是自己的内容?还不还是搭在整个传媒的肩膀上去寻找内容。
8号记者节，我在北大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听到了太多的人在谈新媒体和老媒体，我觉得无聊透顶。我见到了很多已经老了的新媒体，我也看到了很多依然新锐的老媒体。你能告诉我谁是新媒体，谁是老媒体?
网易新闻：但是您不会有这种感觉，央视也在变老，它的公信力、影响力会比以前弱?
白岩松：这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它怎么做得更好。是不是网易现在的影响力足够大了呢?
我认为，我们要追求的是媒体和新闻的力量，而不是去宣判什么，如果今天坐在这里你想宣判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话，你找错人了，应该去跟别人聊，我不负责这一点。
收视率?这不重要
网易新闻：现在您的栏目《中国周刊》的收视率和以往相比有下降还是上升?
白岩松：这也不重要，它一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一直是新闻频道平均收视率最高的几个栏目之一，那就可以了。
网易新闻：您想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白岩松：我每天在做《新闻1+1》，每周在做《中国周刊》，我已经不是那么具体的去关心它的收视率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更看重它实际上有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会不会有一点微小的推动力。
最重要的是，它改没改变应该改变的东西?它推动没推动时代的列车向前奔跑?这些是一个新闻人最该思考的。而不是我是网络，你是电视，我是新的，你是旧的，你收视率过去跟现在是不是高了还是低了，年青人不看你们电视了。这样做新闻是做不好的。
网易新闻：您在央视这样一个国家台工作十几年，您觉得自己的观众群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白岩松：我也从来没有去做过调查，比如说我出去签售的话，出版社就会说什么人都有，七十多岁的人，八十多岁的人，到十几岁的，大学生，都有。有人就会问我，你的观众群是什么?我说我的观众群好像与年龄无关，是那些希望这个时代变得好一点，依然会有很多忧虑，理想主义色彩会有一点，可能是这样一群人，跟年龄没有关系，所以什么样的年龄都有。另外关注现实。
网易新闻：很多人都说，白岩松已经是现在目前最有话语权，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评论员之一，您对这样的评价是否满意?
白岩松：我做一件事情不是为了获取满意，而是我在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至于说有没有很大的话语权或者怎么怎么样，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过是万千声音当中的一个。
但是你每天面对新闻选题，这个新闻选题你该说什么，说了就说了。有的改变了，有的没有，会有相当多的传播也是无效的，你希望改变的很多东西，强拆，我们做了多少期节目了，就能改变吗?但是会形成众多声音，最后慢慢变成一种力量，会去督促这个时代发生一些变化，我觉得强拆一定会得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并不像你想想的那么快。
你不能因为觉得做了一、两期节目就什么都要变了，新闻人有的时候也太自恋了。
网易新闻：作为一个新闻评论的主持人，要持续保持自己的公信力是否是很难的一件事?
白岩松：保持公信力并不难。
网易新闻：为什么会不难?
白岩松：你只要说实话，关注现实就OK了，公信力指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程度，你只要不说谎话，经常说真话。公信力，那是因为，怎么说呢?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信任危机越来越明显，所以才会谈这个问题。但是公信力只要你建立一个长久的，你能说真话，并且不会经常犯很多基本性的错误，往往你说的是对的，这个公信力就会一直在。说难也不难。
17年前，白岩松参与创办了《东方时空》。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岩松以及他所在的栏目《东方时空》一直扮演着电视改革者的角色。
17年后，当我们试图询问他至今仍然留守“锐气不再”央视的理由时，“17年前，网易在干什么?”他迅速回击。
网易新闻：您在央视现在是有行政级别的吗?
白岩松：没有，我没有任何级别，我连个股长都不是。
网易新闻：您好像也会拒绝自己成为一个商业的主持人。
白岩松：那本来就不是我该干的事情，但是谁也做不到洁身自好，不可能说谁就是一切都在说“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事情你都会面对，尤其是朋友你更难以躲避。但是任何企业的商业性的东西，我想我绝大多数的都说了“不”，很简单，我不适合。
网易新闻：一般的常规，如果权力和商业价值都不是您追求的，那么您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白岩松：难道商业和权力就是追求的全部吗?
网易新闻：不一定，但是我们想知道您的答案，一般人可能会寻求这两种价值体系?
白岩松：我不知道你的价值体系是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两个都不重要，而且是习惯成自然，不是为了躲避或者为了要标新立异，我就不适应，OK。
我就在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做新闻，用做新闻的方式在做，有的时候有成功，有的时候有挫折，就OK了。
网易新闻：做新闻就是您对自己唯一的要求?
白岩松：我不会唯一吧，我觉得活着本身是最重要的要求，而不是做新闻。
17年前网易在干什么?
网易新闻：这十几年过去，和您一同进入《东方时空》的很多人都选择离开了央视，为什么您一直留在这里。
白岩松：没有那么多吧?时间还在中央电视台，敬一丹、水均益等等都在，总的一个大比例来说没有那么多。
另外，《东方时空》本来就是一个流动的团体，进进出出很正常，而且更何况，《东方时空》到现在17年了，《东方时空》评论部已经相对稳定了，你去一些国家的其他的一些部门，17年恐怕他们的变动更大，只不过大家不像媒体这样被放在聚光灯下去看，就会觉得哎哟，这儿有变化，其他的地方变化很大。17年前，网易在干什么?
网易新闻：您也曾经在《南方人物周刊》上感慨，“1993年到1999年是做《东方时空》最好的时间，这之后新闻频道很少有改革”?
白岩松：啊，不是新闻频道的问题，但是最近两年又开始了。因为《南方人物周刊》这个是3年前写的。
任何一个栏目都有它的生长期，我觉得《东方时空》从1993年到1999年，能有7年的辉煌期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更大的变革也会悄悄的进行，比如说过去还没有新闻频道呢，2003年的时候有了，到现在新闻频道从去年开始又进行新的变革，资讯量已经前所未有的加大，一天600条新闻以上。接下来我相信量够了，还会向质的方向前进。
起码中央电视台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新闻立台这样一个标志，这就又是一轮重要的变革。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下，媒体众多，竞争激烈，新媒体，所谓传统媒体，大家混杂在一起，任何一个媒体的变革说再指望引起1993年那样的一种巨大的振荡，都很难。
我觉得作为中央电视台来说，也同样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是，你依然是一个最大的媒体，但是现在媒体蜂拥而起，竞争也非常激烈，话语权也都是更加细分的，所以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争取让你的份额有所提高，让你的一些节目依然在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另外，你依然能在某些领域引领变革，就够了。但是再指望像1993年那样的一个石破天惊，那是时代的一片空白造成的，现在的时代不是一片空白。
网易新闻：您刚才说，现在有这么多发声渠道，那么多声音，您觉得这些是对“中央电视台声音”的一个消解还是一个补充?
白岩松：我会有那么本位的想法吗?所以我一直就想跟你说，在你问的很多问题里，其实都含着一种我非常非常担心的东西，我即使在中央电视台做东西，也从来没有去想过，哦，我是中央电视台怎么怎么着，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传媒人，一个新闻人，现在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做新闻，仅此而已。
我不仅仅希望中央电视台好，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也希望中国的新闻改革，包括你们，大家能快速的向前，发出更多有价值的声音。
一个做新闻的人如果还会那么本位的天天想着“我在跟新媒体干”“我中央电视台要如何如何超过别人”，我做不到今天。
白岩松老了吗?
无疑，白岩松曾执掌过中国最主流电视媒体的重要话语权。
但当一个接一个新兴的传播方式呼啸而来;当微博、网络成为传递新闻信息的有效工具时，有网民开始质疑白岩松显得有些刻板了，开始说他老了，说他的位置和影响力在衰退。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一定拍死在沙滩上!”针对质疑，他给出这样的回答。
我去意已决，但观众恋恋不舍，那肯定是最好的
网易新闻：您对今后的发展的路径有没有考虑?
白岩松：我不知道，谁也不会去想五年后或者十年后的事情，太久远了。
但我起码知道，你要努力的成为推动这个时代的列车向前走的一种力量，而不是拦着它向回走。你要能够坚持一种相对正确的方向，就好了。
总有接力棒交接棒的时刻，现在我在跑，你跑得更快一点，跑得更好一点，为接下来的人拓宽一条更宽的路，让他们走起来顺当，领先的更多一点，让他们跑起来轻松一些。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这一代人要去交棒，我交棒的那一天会立即Stop，立即关上那扇门，我不会再去干涉或者怎么样。但是当需要帮助的时候再去做就好了。
问题在于，你现在在做，你现在在这个棒上，手里拿着棒，跑得好一点，快一点，就够了。
网易新闻：刚才您提到交接棒的问题，您会停下来吗?
白岩松：这不由我来决定。首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去意已决，观众恋恋不舍，那肯定是最好的，千万别是我恋恋不舍，观众去意已决。
另外还有一个，不是交接棒就可以交接棒了，总有人说，你希不希望年青人超越你，我说来啊，我甚至在为他们超越我而做很多事情，来搭建平台。但是一定要用比我快的速度超越我，因为什么?你不要指望原地踏步在等待。
很多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人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不一定。但是有的时候，你依然不会认为一茬一茬永远好过前一茬，不一定，因为有很多事情都很复杂，不像体育运动，它总是能够破原来的记录。所以这也恰恰是我的忧虑。
明天上午我们主持人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要开，我在想讲什么，我在想讲的就是，我们作为既得利益者，该怎么去为那些年轻的，还希望向前走的年青人提供机会，搭建平台，让他们能更快的超越你，否则的话很难。
网易新闻：您会想着提携新人?
白岩松：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网易新闻：您现在会有害怕的东西吗?
白岩松：唯一的害怕就是，害怕也没有用，年华老去，与这个职业没有关系。
当然你会有一种担心，哦，年华老去，可是你拦得住吗?拦不住。拦不住就顺生吧，顺其自然，顺势而为。
网易新闻：您刚才说害怕自己年华老去，您会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吗?
白岩松：我刚才那句话更准确的表达其实是害怕也没有用，其实说白了我没那么害怕。因为人生就是一条单行道，你改变不了，所以害怕也没有用。
老不老，年岁在这儿摆着呢。可是我提醒你一点，我走到很多场合都看到，我见到很多年青的老人，我也见到很多老了的年青人。所以有的时候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
网易新闻：什么对您而言，什么是最重要?
白岩松：你是不是依然保持一个还希望向前的心，恐怕是最重要的。
白岩松：为大家去触碰底线在哪里
2010-1-4 9:05:26　来源: 南都周刊
彩色的电视变得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黑白问题将是电视人永远的问题。白岩松说自己是属于北京的，他说自己是非主流，他说自己是个有理想的人，一直抱着要改变的态度。他说，这是他的宿命。
白岩松：我没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所谓的理想好，只不过是在劫难逃而已，其实我不希望人背这么多东西，但是背了就没办法，这是一代人的宿命。
他说自己是属于北京的，他说自己是非主流，他说自己是个有理想的人，一直抱着要改变的态度。他说，这是他的宿命。南都周刊记者_ 罗小敷 实习生 杨禹璋  摄影_邵欣
12月18日，央视附近的一条胡同中的某楼房。下午五点三十分，白岩松迅速安置好来访者，坐下来开聊，没有寒暄，他脸色看起来蜡黄，但精神不错。时间很紧，晚上九点半的《新闻1+1》还等着他直播。
这是一幢老房子的第三层，《新闻1+1》和《新闻周刊》都在这里办公，但是没有白岩松的办公桌，在央视十几年，除了当制片人那两年，他一直拒绝有自己的办公桌，即使有也几乎不在那坐着，他习惯在各个办公室来回转，靠在桌子边谈工作。
19日，白岩松要直播澳门回归十周年，而十年前的澳门回归仪式也是他做的直播，“十年前我没有一根白头发，十年后到处是白头发”，他在感叹自己的老，今年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他在难过之余也会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自己正在老去，他说现在自己是个“摇滚中年”。
事实上，2009年对于刚过不惑之年的白岩松来说，在外界看来是，这个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念大学、成长于90年代的中国电视行业、刚过四十不惑的男人，今年是他的人生又一巅峰。在刚刚出炉的2010年央视主持人挂历中，他取代朱军位列一月。这份被视为央视主持人地位“风向标”的挂历一经面世，白岩松的央视“一哥”身份也被解读为一锤定音。
2009年也是央视大刀阔斧改革的一年，本轮改革强化了央视的新闻直播与评论节目，许多老牌节目如《实话实说》、《同一首歌》都寿终正寝，白岩松主持的《新闻1+1》、《新闻周刊》稳坐黄金时段，有人甚至断定“白岩松的时代到了”。
他的今年是备受关注的一年，取代李咏主持2009年春晚，取代朱军登上央视主持人挂历首位，去耶鲁大学演讲《我的故事及背后的中国梦》，不缺席任何一个央视对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新闻1+1》一炮打响……他太红了，以至于今年11月份红到被“自杀”。媒体年终颁出的奖项也纷纷青睐他，“时尚先生”、“时代骑士”……这些带有社会责任感、社会地位、话语权光环的桂冠都落在他身上。
对于“时代骑士”，他说只想到堂吉诃德和西西弗斯，两个专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对于“一哥”身份，他也试图撇清。“说是我的时代到了，那才是一场噩梦，我的时代已经够长了。我觉得如果让我从新闻人的理想来说，恰恰要开启一个超越白岩松的时代。如果还是白岩松在这唱戏，你不觉得很无趣吗？”
他说其实自己不习惯那样的场合，走红地毯都不知道眼睛看哪儿，而在光怪陆离的颁奖现场，他说自己是味精调料，说点不那么动听的尖锐话，比如“彩色的电视变得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黑白问题将是电视人永远的问题”。
新晋“一哥”白岩松
对于自己位列一月的特殊荣耀，他说这种对央视挂历的过度解读只不过是因为“娱乐化”，央视内部从来不谈论这个话题。
南都周刊：央视今年大刀阔斧改版，作为其中的一员，你觉得央视试图成为什么？
白岩松：我心目中的央视过去曾经有过，也就是在《东方时空》开创的93年到世纪末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也是一小部分有过，也就是新闻这个领域。那个时候央视走到哪都是被尊敬的，我身在其中的是有使命感和成就感，我觉得那时最靠近新闻的本质。
今年的改革引起了大家高度关注，但是我觉得在我想象中的更好的改革在未来，没在已经发生的事实当中，我只能说到这里。
南都周刊：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白岩松：我觉得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回到靠近新闻本质的东西去，包括新闻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力量，要成为中国进步的推动力量。新闻从业人员的进步一定要和新闻自身的进步交相辉映，如果仅仅有人的进步，而新闻改革停滞不前，人是呆不长的，他们一定会走。但是如果改革的速度很快，而人的速度很慢，一定会毁了这个改革。我现在在想，新闻改革必须加快步伐，否则你这已经不能安放理想了，你觉得有理想的人会来吗？另外，我们谈到新闻，在中国会有特殊的国情，我还是期待新闻的管理要有底线。
南都周刊：这个管理的底线是什么？
白岩松：是要有助于这个新闻是向前走而不是往回走，要有助于有理想的人不变成现实主义分子，现实主义分子不变成投机主义分子。
南都周刊：2007年你就说这样一个改革要到来了。
白岩松：作为一个新闻人你要有一个大势的判断。中国现在对内需要稳定对外需要形象，自身的进步必须逼迫你软实力增高，这种软实力天然地抱有对普泛价值的尊重。因为你是世界的一员，自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权。
今年我们去美国去看新闻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头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东西，它是2001月9月12日那天各个国家报纸的头版，所有的头版都是9·11，只有我们的是领导的接见。当你站在这个展板面前时，你立即会产生一个瞬间感觉，中国必须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毫无疑问，这个即使我们不采访，私下里聊天，我也认为接下来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新闻自由的前景和底线是什么？
南都周刊：你想象过是什么吗？
白岩松：当中国的新闻真的开放的时候，呈现出来的一定不是我们想象的局面，很可能是黄赌毒，谎言谣言满天飞。我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一步，但是不会妨碍推动中国新闻继续向前的斗志，即使那个局面是如此的不堪，但是一定会度过那个阶段。所以现在中国的新闻呈现两种焦灼。
这两年明显的感觉到中国传媒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传统的新闻管理，但我觉得这一点我不担心，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只会越来越宽松；但另一方面的压力开始前所未有地增加，就是在生存情况下媒体的自我扭曲。比如说我的“被自杀”，有人问我什么想法，我说自杀的哪是我啊，是这个人心和这个时代。
南都周刊：央视改版对地方媒体及全国新闻环境会有什么影响？
白岩松：我希望中央台能带个好头，但如果仅仅有表象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应该是深挖一口井，放开一片。深挖新闻这口井，放开所有其他的领域。你说我们需要娱乐背负那么多东西吗，我甚至说娱乐下放底线，让大家真的开心。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地方电视台放弃了在新闻方面的追求，东方卫视曾经试过，后来回到了舞林大会上去了；湖南卫视也曾经在局部尝试过，后来彻底娱乐至上了。孤零零的剩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家在这里呆着，我挺难过的。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白岩松：我有时候觉得我要去为大家更多地去触碰一下我们的底线在哪，我们可以走多远。我周围年轻一点的同事也明白，他们说白哥在替我们往前“趟”。我觉得不仅是在替他们趟，可能决策者也在看，他能趟到怎样的，我们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再不断地拓宽边界，我有这个责任。我也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和艰难。
当初我仅仅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话，上上下下都在说我好，但当我作为一个评论员的时候，有很多人的眼睛就会变化，尤其包括曾经很喜欢我的决策者，他们会觉得我的话很冲啊。我面对的环境改变了，但是我怎么能选择。成为先驱还是先烈都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别人脑子一热想让你成为烈士你也就成为烈士了。
“摇滚中年”
刚过四十不惑之年，他常常感慨自己的老，说自己是“摇滚中年”。而他所坚持的摇滚精神，他认为是一种向往更美好、平等、干净的理想主义，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
南都周刊：那么你的性格是什么？
白岩松：我不喜欢一成不变。我来自草原，又是蒙古族，生活在北京，这一系列东西加在一起才是我，这一切也决定了我一定会喜欢摇滚乐。我人生中买的第二张CD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对于我们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对杰克逊有太多记忆，今年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当然难过，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会感慨自己的老，我已是“摇滚中年”了。
南都周刊：现在还与摇滚圈走得很近？
白岩松：会。每周五我都会跟常宽、欧阳这些玩摇滚的踢球，我曾在自己主持的《新闻周刊》片尾播放摇滚歌曲《安阳》，我觉得我们摇滚圈是非常干净的一群人，摇滚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不一定和你是干什么的有关系。我总能从很多人身上看到摇滚属性，比如说，我有时能看到前总理朱镕基身上的某种摇滚属性，不仅仅是摇滚圈里有一种摇滚精神。
南都周刊：你理解的摇滚精神是什么？
白岩松：摇滚人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觉得世界应该更好，更干净，不平等的东西应该更少，要真诚地表达。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一点摇滚精神，歌功颂德的东西太多了，到处阳光灿烂，会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蛮好了，结果丧失了改变的冲动，失去了对这个国家最清醒的判断，那这个国家糟糕的时候真的要开始了。
南都周刊：你曾建议王岐山打摇滚牌，你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是怎样？
白岩松：你认为北京还会有首钢吗？不会了，北京也不该再有首钢了。其实首钢只是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大型工业，北京作为首都，好像什么中心都要当，这是不可能的。北京该就是一个天然的政治教育和文化中心，从文化这个角度来说，改革都31年了，凭什么还把摇滚乐当作一个洪水猛兽。
南都周刊：刚刚说你是属于北京的，为什么？
白岩松：北京的可爱就在于它提供了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的包容性，它独有的文化氛围，没有比它再好的城市了。但是它肯定有很多糟糕的点，我曾开过一个玩笑，北京人的平均寿命比全国很多城市要高，已经快80岁了，但是我觉得北京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0多岁，其他的时间都堵路上了。
南都周刊：从摇滚青年到中央台主持人，二者是否有相互抵触之处？
白岩松：谁说主流是一成不变的，谁说摇滚一定是非主流？它俩有交融和相互改变的空间。原来的主流唱“大江东去”这样的东西，现在大家听它的时候很新鲜，觉得非主流，真正的非主流反而已经很主流了。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非主流的。不管是说我是央视一哥，还是我在做重大新闻，起码我抱着要改变，要有我坚持的东西。有很多的词汇，我做新闻十几年从来没说过，有很多很厌倦的东西我不愿去表达，你不觉得这就是一种悄悄的对主流的改变吗？
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中央台这个地方拉一条狗进来，播上一个月也就成了中国名狗；背靠着大树，你自己就成为大树。
一个有理想的人
白岩松说，他的理想有两个：一个是完善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另一个理想是，希望这个国家进步，不仅仅只是经济数字让我们开心，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的脸上有最真实的笑容。
南都周刊：2009年你挺活跃的，获得了挺多民间奖项，也接受了很多的采访。
白岩松：我觉得是大家对我的期许很多。我去《时尚先生》领奖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我不太适合那个场合，走红地毯我都不知道往哪看。《新周刊》让我去领“时代骑士”，如果说骑士的话我只想到两个人，堂吉诃德和西西弗斯，他们都在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现在聪明人太多了，全在做明知可为的事情，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南都周刊：对明年有什么期待？
白岩松：明年有一段轻松的日子，明年有世界杯，我已经接到了主持世界杯的邀请。我觉得明年依然会是公民之年的博弈之年。今年就可以称之为公民之年啊。邓玉娇，开胸验肺，拆迁自焚，太多了。所以我今年写了篇叫《国与人》的回顾，09年原本应该是一个属于国家的年份，建国60年嘛，按常理，国会不会覆盖一切，使人无处藏身，但是当今人依然被放大，而且可以称之为公民正在成长的一年。
南都周刊：公民应该是什么样？
白岩松：公民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分子，你既要捍卫自己，也有责任去维护别人。只有在公民成熟的那一天，中国才真的能成为大国。所以我觉得明年依然会是公民行进的年份。还会有很多类似于邓玉娇啊，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媒体会更旗帜鲜明，腰杆会挺得更直，公民权利会更好地被捍卫。
南都周刊：反观你自己呢？
白岩松：我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说你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你没有权利去责怪别人。（因为这个事情被骂成卖国贼）但是它太有价值了，没说的话我会愧对自己的良心。有无数的人看到这种情绪当中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不出来说话？自保嘛。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该主动地适当地去挨骂，如果有益于公民社会的建设的话。
我经常挨骂。关于仇富，现在的富人都是由于不法的制度富起来的，所以大家恨他的话我们该恨的也不是那些人，而是导致这些人富起来的制度。然后网上一堆骂我的。你没觉得其实我说的是更尖锐的话吗？鲁豫问我被极端表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说民族脊梁啊；然后呢，我说第二天突然看到有人骂我汉奸，太正常了。很多人骂我，我早就适应了。
南都周刊：你刚才说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你的理想是什么？
白岩松：希望每天进步一点点，不能往回走。我个人的理想，有两个：一个是完善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我希望人生终了的那个我是今天的我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一个老人。这很难，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想。另一个理想是，我希望这个国家进步，向一个真正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不仅仅只是经济数字让我们开心，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的脸上有最真实的笑容。对于一个89年毕业，80年代上大学，生于60年代的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们这一代人为它哭过啊，甚至为它流血流泪流汗。你有过多强的痛感，这个事情跟你的关系就有多么的密切。我没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所谓的理想好，只不过是在劫难逃而已，其实我不希望人背这么多东西，但是背了就没办法，这是一代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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