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零钱怎么提现:周纯全——“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见证人

周纯全：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见证人

1955年授衔的上将中，有许世友、谢富治、黄永胜、陈锡联、乌兰夫、韦国清、苏振华、王震、宋任穷、杨得志等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但鲜为人知的是，还有一位上将，也曾当过政治局委员，而且时间比这十人都要早得多，甚至比九个元帅还早，他就是周纯全上将，他是在1935年长征途中成为政治局委员的，那时职业军人中，只有朱总司令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连彭德怀都还不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周纯全190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一个贫农家庭，16岁在汉口当过织布工人，参加过工人运动，负责后援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负责后勤工作。人们常说“三岁看百岁”，真是不假，因为此后他多次做这类工作。后回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任鄂豫边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解决军中给养和武器供应。这是他第二次负责后勤工作。

1931年，张国焘及“28宿”中的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等来到鄂豫皖，组建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军委会，张任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陈等本来是去监视“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的，却很快站到了张一边。

张用人讲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对张的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将领，即使是德才兼备、资格老、名声大、地位高、贡献卓著如许继慎、邝继勋、周维炯、曾中生者，亦被处决。徐向前其时资历尚浅，为人低调，沉默寡言，政治上对张顺从，又很有军事才干，于是被张国焘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周纯全这位淳朴的工农干部，对“中国的列宁”——张国焘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央领导人深为敬佩，服从到了盲从的地步。张因此让他担任分局常委和政治保卫局局长。

这政治保卫局是个相当特殊、神秘和恐怖的机构，其职责本应是对付敌特，结果却主要用于红军内部整肃。该局拥有杀人权，只听命于张国焘一人，其他人无权干涉。简直就是新时代的锦衣卫。周纯全忠实执行张国焘的肃反政策，带着保卫局的人到处抓人，处决了成千上万的军官战士、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凡是张国焘和保卫局看不顺眼的都在可杀之列，连徐向前的夫人也亦未能幸免，结果军内人人自危。当然，这笔帐后来都算到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头上了。可以说周纯全是张的铁臂兼铁杆，张对这位埋头苦干替自己清除异己的听话干部自然绝对信任，也就一再委以重任。

1932年6月，周纯全担任根据地的游击总司令，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反围剿作战。这是他首次参与军事作战行动。不久就真正饱尝火药味了。当年9月红十师政委牺牲，张国焘任命周纯全火线接任师政委，与师长王宏坤共同指挥作战。他表现得很勇敢，首次负了伤。次年部队入川后，该师扩为红四军，他相应出任军政委，在反六路围攻的激战中负了重伤。

那时张国焘为着整肃党内反对派的需要，把对自己支持不力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女将张琴秋免职，而由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兼任。1934年，周纯全伤愈后，出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并兼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交给了政治部副主任曾传六。

有资料把周纯全视作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陈、徐的第四号人物，这话还不够准确。大概是看到徐身为总指挥，后来又贵为元帅，所以才做此判断。其实周才是第三号人物。徐只在打仗时才有一些发言权。换言之，如果把张比作封建皇帝，徐相当于边关大将，周则是大内总管、九门提督，他在肘腋肃清异己，与张关系更铁、所受恩宠更深。

何况，红军时期，党指挥枪的原则是金科玉律，党务和政工干部的权力远远大于军事指挥官。井冈山时期，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和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就可以节制朱毛红军；后来的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能调动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出兵收拾袁文才、王佐；邓仲夏、夏曦这两个中央代表在贺龙部队疯狂肃反杀人，贺龙敢怒不敢言。王明路线把持的中央给江西根据地派来的“三人团”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这几个愣头青以钦差大臣的架势居然对朱毛颐指气使，朱毛亦无可奈何。尤其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十八般武艺样样不通的白貌书生王稼祥，一下子当上了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不就是因为党权大嘛。再比如说朱德，是红一方面军和整个红军的总司令，又是政治局委员，但谁能说得清他在中央红军中排在第几位？实际上朱德在政治局的发言权很小，只是比倒霉时的毛泽东略大一点。

究其原因，在于主要的军事首长如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罗炳辉等多是由旧军队中过来的，自知身世不纯，更谈不上有什么背景，所以处处低调；加上比较老练成熟，没有那种轻狂浮躁，故能稳重行事；更兼长于实干而短于务虚，因此能韬光养晦，名气虽大而实权不够。

而党务和政工干部自恃根正苗红，以精通马列理论自居，开口就滔滔不绝；加上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飞扬跋扈，锋芒毕露，到处指手画脚。而且，他们依靠共产国际的招牌胆大妄为，对实际工作一无所知却自以为无所不知，视军国大事如儿戏，长于轻举妄动。草菅人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名气不大，但权势大得吓人。周纯全虽是个老粗，亦受感染。他敢把徐向前的妻子抓起来拷打并处决，徐却不敢过问半句。

还有一种说法，红四方面军中的何畏、李特、黄超是张国焘的心腹，因而也是坏蛋。这也不准确。其实，周纯全更是心腹，而且活下来的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可以说都是老张的心腹，因为他信不过的将领都已经处决了。老张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深，大搞党同伐异，实行杀戮和愚民政策，大力发展个人系统。凡是有一点棱角的元老级将领几乎全被他肃反清洗了，于是他大量提拔那些态度恭顺的年轻干部，因此红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大多才二十出头，他们对老张奉若神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清算张国焘的路线错误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多有反感，原因就在于此。不过周纯全等多数人还是勉强转过弯来了，而跟老张跟得太紧的几个人则顶着花岗岩脑袋作了殉葬品：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军政委黄超（张的秘书）在新疆被邓发以托派分子的罪名处决；当过军长的何畏追随老张叛变。

周纯全的分量在长征中可以看出来。1935年6月1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县达维镇会师。25日召开会师大会，会址有个古怪的名字——两河口。似乎是天意，预示着两军的分歧吧。

毛和张这两个一大代表，从会师之日起就互相算计。张手下的七万大军让人眼热十分，而毛手下衣服破烂、武器简陋、面黄肌瘦的三万人则让人齿冷三天。两人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面上手拉手，底下脚绊脚。毛想拉拢徐向前，张则想收买林彪彭德怀；毛的礼物是让政治局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则假意答应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实则按兵不动。

张并不安心于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其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他公开向中央伸手要军权，他对中央派来慰问红四方面军的李富春表示，应充实红军总司令部，以徐向前为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7月9 号，周纯全出场，以川陕省委的名义致电中央，重申了张主席的上述要求。他也不想想，区区一个川陕省委，居然对中央军委说三道四，这不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么？然后是陈昌浩出面，他干脆提出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

面对这股狂潮，尤其是想到张国焘手下的七万大军，毛和中央不得不在军权上再作让步。7月18日，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从而使他成为军委的负总责者。同时增加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军委常委”共计五人，其余四人都另有军职：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因此这一职位可以说是为陈专门设置的

同时，为统一指挥两军的行动，又设立前敌指挥部，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毛泽东还授予徐、陈两人金质红星奖章。这红星奖章共分三等，分别为金、银、铜质。此前一等红星奖章仅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三人。这可以说是最高军事荣誉。

但张国焘对这点小恩小惠并不满足，他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张此举极不策略地把自己摆在了整个中央的对立面（要知道就连毛当时都不敢清算“28宿”的政治路线问题）。陈昌浩和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奉命找到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拿出一份由张国焘提出的九人名单，要求全部增补进政治局（而当时两军中的政治局委员总共才七名）。张想改组和控制政治局，使他的势力在政治局占多数。不过，名单是提出来了，还必须经过中央的 “册封”才行。毛看了名单后对张闻天说：中央委员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委员不能增加那么多。而且，毛和中央可以从中有所取舍。

于是8月4号至6号，政治局又来了个沙窝会议，进行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张闻天代表中央提出一个经过预先磋商的名单：增补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增补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份名单有几个讲究：陈、周、徐是张手下的三剑客，要增加中委则他们是第一梯队候选人；选中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是因为他的部队最早与中央红军会师，且对中央红军非常热情、恭顺；傅钟是递交名单的人，何畏是张的铁杆，自然不可少的。这样，既给了张一点面子，又使他无法在政治局构成多数。

张大为不满，坚持多提拔几个工农干部，毛委婉而坚决地反对。经过一番争议，达成妥协：人数不增加，但陈、周都为政治局委员。于是周纯全就作为老张的一棵棋子跻身政治局行列。中央作的另一个让步是让陈、周分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而此前的芦花会议上刚刚明确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

接下来是兵分两路北上。8月12日，毛和中央率一、三军团连同陈昌浩、徐向前所率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先行；张国焘带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连同朱德、刘伯承所率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左路军，于19日开始北上。但张很快改变主意，决心南下。并要右路军回头。由此埋下了两军分裂的种子。

张总政委耍了阴险的几招，一是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包括一、三军团和毛通报的密电本）收缴了，各部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联系。二是令右路军采取一种奇特的序列行军，一军团在前，三军团殿后，中间夹着中央总部和四方面军的部队。连彭德怀这个猛张飞都看出了道道：张国焘没安好心。彭暗中布置第十一团（团长文年生、政委王平，均系彭1930年招的兵）秘密隐蔽在毛附近，以防万一。毛还要三军团另编密码，设法送到一方面军去，使自己的两支老部队之间能相互联系。

9月9日，张致电陈昌浩，其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叶剑英获悉后立即告诉了毛。毛由此断定张国焘打算对中央实行“武力解决”。于是出现了毛及中央星夜带领原一方面军老人马单独北上并沿途设防殿后的一幕。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密电，原因之一是这封密电后来一直没有被找到（而9月份别的电文都在）；原因之二是徐向前和李先念说“没有见过”密电。原因之三是红四方面军并没有动手去“武力解决”中央。但这不能说明问题。

“没有见过”不等于“没有”。红四方面军素来是张、陈说了算，不一定非要告诉徐、李；密电是发给陈的，徐、李看不到密电是正常的；何况这类武力犯上的把戏，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自然是见不得人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至于后来找不到密电，也好理解。这样一封事关重大的机密电文，当然不会和普通电文混在一起；若电文后来又回到张国焘手中，那在他被迫率军北上与毛会师时，还会将那铁证如山的把柄留给对手么？若电文一直在陈昌浩手中，他率西路军征战时，千军万马丢光了，何况区区一纸电文？况且，陈昌浩后来是孤身突围，既危险又狼狈，他会把那封极易暴露身份的密电带在身上去穿过一道道的封锁线么？

至于说红四方面军最终没有动手，那是事出有因。陈昌浩充其量会利用兵力优势胁迫中央南下而已，但要他把中央和中央红军当作敌人真刀真枪地加以消灭，他敢吗？

至于电文中的“彻底”二字究竟彻底到何种地步，倒是见仁见智。谅张国焘也不敢把弑君篡位的话说得太露骨，但不管怎么说，毛的临机处置是很英明的。防人之心不可无，联系到张国焘的肃反手段和此前的系列举动，毛做出这个反应是必要的。徐向前的名言“天底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制止了四方面军对毛的追击，但也说明四方面军中有人确实是准备动武的（不然徐总指挥又何必说这句话）。那个奉命带领红军大学学生团追上了毛的李特，不但没把彭德怀放在眼里，还对毛大吼大叫，甚至要拔手枪行凶，被李德拦腰抱住；文年生等人也掏出手枪，双方剑拔弩张，被毛制止住了。李特身为方面军副参谋长，完全不懂得“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道理，何其幼稚莽撞，完全没有徐向前、李先念那么圆滑、老练、谨慎。这说明张国焘肃反时清洗老练干部之彻底，提拔起来的干部也是良莠不齐。李特的这一举动，成为他以后不敢回延安而滞留新疆以致被枪决的原因。

两军闹翻以后，一向以“中国的列宁”自居的张国焘鼓动大家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做法，另立中央，于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和“军委主席”。他自己黄袍加身后，还想把朱德拉下水，以壮声势，为朱德所拒绝（朱德称：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我们来看张记伪中央的组成情况：

“中央政治局”委员： 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 。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何长工、傅钟 。
“中央书记处”书记： 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 。
“中革军委”常委：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可见周纯全的“党内职务”高于徐向前。可以说，此时，不论是张国焘还是陈昌浩周纯全，都达到了军政生涯的顶峰，来自一方面军的何长工也是如此。当然，过了顶峰，就该走下坡路了。毛对何长工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的“附逆”行为十分气愤，从此冷落了他。

张国焘“即位”时，不但没有依惯例“大赦天下”，反倒通过决议“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职务，开除中央委员资格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分裂气焰甚为嚣张，也把自己推上了与毛势不两立的不归路。等到他后来不得不取消伪中央时，就该自食其果了。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由于连续作战，减员过半。为稳定军心，张对部队进行整编，那个对毛动粗的李特扶正任参谋长，周纯全亦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最高的军职。10月，一、四方面军再次会师，这次，毛把地点选在会宁，在这个名称吉祥的地方，毛果然大获全胜。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检讨自己在张国焘问题上的失误，周纯全自知罪孽深重，一、四方面军都不会宽容他。他明智地找到周恩来作检讨，并主动提出不再当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一态度使他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而顽固不化的张国焘则成了叛徒，陈昌浩被充军到苏联去受苦，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因为享受了不应有的体面、风光、荣耀，所以要经受不一般的屈辱、难堪、苦闷来偿还。此后的十年，是周纯全洗心革面的时期，是他学习、检讨、反省、赎罪的时期，但也是他逐渐咸鱼翻身的时期。他先后担任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职务：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干事、抗大一分校副校长、滨海行署工商管理局监委、本溪钢铁总公司总经理、辽南行署主任。很难想象这是一位上将所应有的履历。

是金子总会闪光。1947年9月，周纯全被任命为东北部队东线战勤司令部司令，由此重返部队，为即将举行的冬季攻势做后勤保障工作。这是他第三次干后勤，次年正式就任野战军后勤部长，完成了辽沈、平津、渡江和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任务。

1950年冬，他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志愿军前线后勤指挥部指挥员，负责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这是他第四次干后勤。次年5月志愿军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兼任后勤司令，周纯全为政委。这场战争，一方面让美国人和整个西方阵营明白了什么叫“做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此前仅有英国人从其军舰“紫石英”号遭解放军炮击而狼狈逃出长江中明白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人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外行谈战术，内行谈后勤”，切身感受到光有高明的战术、勇敢的精神是不够的，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后勤补给同样重要。周纯全在后勤岗位上贡献很大，因此朝鲜方面授予他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2年10月，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病重，总后部长遂由副总长黄克诚兼任，杨改任副部长。一年后，周纯全进京就任军委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第一副政委，超过了老资格的副部长张令彬。奇特的是，其时总后既没有政委，也没有别的副政委。1954年2月，洪学智出任总后副部长，反倒成了周纯全的下级。周的前程似乎可观，不过他在总后始终没有再进步。10月，黄克诚出任总后部长兼政委，邱会作出任副部长兼副政委，周纯全被调出总后勤部，只是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虚衔，但毛泽东并没有为难他，让他到清谈馆性质的新机构——武装力量监察部任第一副部长，并按正常资历授予上将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