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配音阁最新vip破解版:披坚执锐：将帅风采之开国中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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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之二：李 耀、邓逸凡、汤 平、余秋里、陈庆先、刘 忠、孙继先、张 藩、徐斌洲、韦 杰、滕海清、庄 田、刘浩天、杨秀山、周希汉、顿星云、周仁杰、康志强、方正平、饶守坤、王辉球、常乾坤、曾国华、朱辉照、余立金、吴富善、黄志勇、胡奇才、周 彪、彭 林、刘昌毅、韩练成、张贤约、郭 鹏、刘金轩、张达志、赛福鼎、钟汉华、秦基伟、孔从周、范朝利、谭冠三、李成芳、陈 康、张才千、张翼翔、覃 健、鲍先志、皮定钧、周志坚、张祖谅、廖容标、刘 飞、梁从学、钱 钧、张仁初、饶子健、陈仁麒、杨国夫、晏福生、吴瑞林、杨梅生、田维扬、欧阳文、张池明、刘转连、孔庆德、谭甫仁、何德全、徐深吉、韩 伟、袁升平、王道邦、王紫峰、赵 榕、肖新槐、吴信泉、周玉成、曾泽生、温玉成、曾绍山、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 胜、黄新廷、吴先恩、贺 诚、阿旺晋美、彭饶错杰
李耀中将简历：
李耀生平片断：
李耀先后任红27军3团3营8连连长兼指导员、3营营长兼营政委，率部随红27军从内线转到外线，在敌人侧后转战十多个县，行程1500余公里，牵制敌人5个多师的兵力，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4000余人，保护了根据地2万多名地方干部、群众和红军伤病员的安全转移。1932年12月，红27军撤消后，他所在的3团归红25军74师指挥，次年3月参加河南光山县郭家河战斗，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将敌两个团全部歼灭，俘敌团长马鸣池以下2000余人。4月，李耀任红28军（也称红82师）手枪队队长兼指导员。7月中旬，在皖西北中心保卫战中，他奉命率手枪队侦察敌人活动情况，在夜经挥旗山时，遇敌一个前哨排，他以智取方法，成功地消灭了敌人前哨排，活捉排长以下2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8月上旬，他率手枪队侦察到敌人有70多对毛排，装着大米、精盐、军装和弹药等物资，由蚌埠顺史河运往金家寨。皖西北道委立即组织红82师和第1、2、3路游击师，在红82师师长刘德利的统一指挥下，预先在史河岸边的上磊子设伏，一举歼灭敌人护送部队1个多营，缴获大米70多万公斤及大批物资。9月14日，红25军和红82师在金寨县瓦屋基会合时，敌第75师224旅、225旅在飞机配合下，向我瓦屋基阵地攻击，企图占领汤家汇。在与敌争夺一个制高点时，红82师师长刘德利命令手枪队冲锋，李耀率手枪队手持盒子枪，腰系手榴弹，背插大刀，与冲锋部队一起勇猛冲杀，抢占了制高点，在大部队的总攻下，敌224旅伤亡惨重，仓皇溃退。9月下旬，皖西北中心保卫战失利后，红25军返回鄂东北，他随红82师在汤家汇、双河、桃岭、南溪等地坚持皖西北的斗争。10月下旬，李耀因突患全身肿病，师部把他送到乡苏维埃养病。
1934年4月16日，红28军编入红25军，李耀任红25军第75师223团1营2连文书。期间，随部参加了远程奔袭敌54师后方基地罗田县城，歼灭守敌一部，缴获银洋7000余元和骡马几十四。11月8日，在斛山寨反袭击战中，他随红25军顽强抗击敌第107、第117师的攻击，打退了敌人多次凶猛的冲击，并趁机反击，敌被迫溃退，共毙伤俘敌4000余人。他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25军西征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7月16日，李耀随红25军从沣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8月21日，红25军进至甘肃泾川地区，因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内河河水猛涨，军直属队和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223团，被阻于汭河北岸的四坡村一带。就在这时，敌第35师104旅208团突然向我军袭击。根据军首长命令，他随跑步追赶，并把一架轻机枪塔在他的肩上，射击手边跑边射击，紧追猛赶，将逃敌压到一条几丈深的河边上，经过激烈战斗，将敌208团全歼。在四坡村战斗中，他由于勇猛顽强，被提升为223团3营8连指导员。部队渡河后，他随红25五军经甘肃泾原县、庆阳县、西峰镇等地，向陕北根据地前进，于9月15日胜利达到延川县永坪镇，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
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李耀调陕北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任政委。1936年3月，调中央红军干部队学习，任党支部组织委员。8月，任中央红军步兵学校三营八连指导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第一兵站医院政治委员。1937年3月，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科长。
邓逸凡中将简历：
邓逸凡的故事：
1929年，国民党军在汕头招收学兵，邓逸凡赶去报名，不想人家嫌他个头太小，拒不接受。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招兵处的竹帘掀起，走出一个军官来，用客家话问道：“小老弟，从哪里来？”原来，他听见邓逸凡说客家话，就走出来了。邓逸凡说：“我出来是因为家里穷，出来找个活路。”那人听了，吩咐招兵登记的人收下了邓逸凡。原来他是连长邱少郊，也是梅县人。邓逸凡当兵不久就参加了对军阀陈济棠的作战，所在部队被陈济棠打散了。邓逸凡从乱军中逃出，回到了广州。他到处打工，生活又十分窘迫。说来也巧，有一天邓逸凡走在街上，竟迎面遇上了这位邱连长，于是重新入伍。邱连长升任副营长，邓逸凡到学兵连当了班长。此时是1930年。不久粤桂军阀相争，激战梧州，邓逸凡所在学兵连也要开上去了。开拔前，邓逸凡找到邱副营长说，到那里打仗我不去，死得太没有意思了。邱副营长对他说：“你们不是去梧州，而是过大庾岭，到靠近湖南的南雄，再开过去就是共产党了，要防他们到广东来。共产党不是土匪，很厉害。你们去吧，去了以后不要大打，只要防一防。”邓逸凡闻言心中大喜，原来那里有共产党。
几天后，当上了代理排长的邓逸凡和部队出发了。就在他们到了南雄后布哨的第二天，他们驻守的山岭被红军包围了。邓逸凡身边的人被吓坏了，山顶附近的排部竹棚子里挤了四五十人。有人提出由邓逸凡指挥冲出去打，被邓逸凡制止了。很快，红军冲了上来，兵不血刃，将山头的一二百人尽数俘虏。红军带着他们走路，邓逸凡迫不及待地告诉押送他的红军战士，他是青年团员，因为大革命挫败离开了家，现在，他又要回“家”了。在南雄附近一个地方，全体俘虏集中了起来，听红军统帅朱德讲话。朱德讲了一番话以后宣布，愿留者欢迎，愿走者每人发3块大洋当路费，请自由选择。邓逸凡一下子被身边的俘虏兵们围住了，大家都要听他的意见。邓逸凡高喊：“我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当红军了！”这一喊，一百来人留下来当了红军。以后，除了战争中的阵亡者，这些人都成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邓逸凡加入红军后，红军对这个个子不高的小青年很感兴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问：“你当红军想干什么？” 邓逸凡说：“最好当宣传员。”“宣传员？你会写字吗？”红军干部问。当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立刻找来一支毛笔，递到邓逸凡的手上。邓逸凡乘兴挥毫，写出几个满不错的毛笔字。红军干部喜出望外，说：“你不用当宣传员了。你当文书吧，我们正在找文书呢！”1930年，邓逸凡在江西会昌加入共产党，他当了营文书，不久改任支队文书，支队首长是林彪、罗荣桓。
奠边府战役发展到第二阶段时，特别越军是攻打A1、C1据点未能得手、部队伤亡较大时，中国军事顾问团发现越军部队情绪低落，在某些高级干部中滋长了消极畏难情绪，有的甚至不愿打下去，主张撤出战斗。针对这种情况，邓逸凡主持政治顾问组及时进行认真研究，又提出了《在奠边府战役中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建议》，分析了冬春季作战以来的胜利形势，指出了部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1）进行反复深入的政治动员，使部队进一步认清战役的重大意义，树立坚决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心，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战役的彻底胜利。（2）加强干部的战斗积极性和工作责任心。表扬战斗积极性高、责任心强、完成任务好的干部。正确地执行奖惩制度，整顿和严格战场纪律，同纪律松弛的现象做斗争。（3）在连续战斗中，随时提拔本质好，战斗中表现积极，英勇顽强，肯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干部，充实缺额，健全组织，加强部队的领导与指挥。（4）配合军事机关，开展军事民主。（5）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邓逸凡并向阮志清口头建议，为了整饬纪律，应该设立军事法庭，对违犯纪律，贪生怕死，贻误战机，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审判法办。
人民军总政治局对这些建议十分重视，认真地加强了对战役政治工作的指导。自前委至各级党委、支部都召开了党委（支委）会或扩大会，开展了反对右倾消极情绪的教育，加强了战场纪律，提高了干部的战斗积极性和责任心，坚定了部队的胜利信心，从而保证了战役的胜利。武元甲在战役胜利后对邓逸凡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很及时，对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汤平中将简历：
汤平的故事：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军事的日常工作都由周恩来抓，后方的物资供应和其他保障工作很重。当时彭德怀为后方的供应有时跟不上很是恼火，周恩来在后方只有再加班加点。聂荣臻有时去丰泽园等主席，有时又要在西花厅秘书办公室里等总理，好几次等得很晚，就在秘书室的沙发上瞌睡过去了。还是那年冬天，为了支援前方，要做非常精确的军费年终决算和次年预算。事前三天，周恩来即通知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总后财务部长汤平做好准备。这几位都是军队的老后勤，有名的算盘专家。他们知道总理严格细致、精打细算的作风，所以特为突击了三天，把成千上万的数据整理成了报表。开会时，周恩来让杨立三把报表发给与会者，并让他逐项讲解。讲着讲着，周恩来突然叫停：“停停，这个数据不对。”杨立三他们不信：“不会吧，这些数据我们都反复算过了，没有错呀！”周恩来很有把握地说：“不对，你们再算一下。”并让雷英夫也算。结果，还真是报表搞错了。杨立三对着两位同伴直摇头，感慨万分：“哎呀，怎么得了，我们带着一伙人干了三天，还不如总理一瞬间边听边算的准确！”
文革初期邱会作为了独霸总后领导大权，对总后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极为残酷的迫害，他给总后5位和军职以下457名干部强加各种罪名，制造冤案17个，株连了26名军以上干部、269名师以下干部，诬陷和迫害干部、群众462人。邱会作对王希克说：“不管大头头，小头头，都要通过专案解决”，“主要的人一定要关起来”，“要武装看管”，“ 要连续审讯，几天几夜地干，必要时要手镣脚铐”。按照邱会作的指示，总后在京设监狱7处，对非法关押的干部、群众进行肉体摧残，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中将、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周长庚少将8人被迫害致死。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出庭受审。邱会作在受审时，态度是比较好的。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被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回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余秋里中将简历：
余秋里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余秋里是独臂将军，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众多人却不曾知他如何失去臂膀的。那是长征途中，在贵州则章坝。身为团政委的余秋里和团长成钧率众冲锋，一连缴获敌人八九挺机抢。他们四五人刚上一座山头，余秋里眼见不远处躲藏的敌人一梭子子弹射来，他随身遮挡身 边同志，子弹全部打在他左臂上，顿时鲜血涌出，断裂的白骨茬历历在目。事后，因缺医少药，只包扎了一下。这伤臂漫说触及便钻心疼痛，满头大汗，就是阳光晒着，也火辣辣难忍。行军途中，余秋里无奈，专找庄稼地行走，好让茂密的庄稼遮挡日晒，可每当稍碰一下枝叶，全身仿佛都在抽搐。后来伤口化脓，他躺在担架上。医务人员打开包扎一看，整条臂膀已发黑萎缩 。那时，余秋里唯一的止痛方法是用一只水壶装满凉水，剧痛时，用凉水浇在断臂上。在甘孜，医生决定给他做截肢手术，清创时，伤口已腐烂生蛆，惨不忍睹。
抗日战争时期，余秋里同志历任军委总政治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干部大队政治委员、独立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第三五八旅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余秋里同志率独立第三支队开赴（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给日军以严重打击。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在雄县、霸县、固安、新城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斗争中，三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由刚组建时的3个连300多人发展为3个团5000余人，成为冀中有名的抗战部队，多次受到120师的表扬。1940年5月，独立第三支队奉命开赴晋西北，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余秋里同志主动要求将3支队缩编为第358旅8团，将多余人员补充了兄弟部队，余秋里同志任政治委员（团长未到职）。1941年5月，余秋里同志率八团开进宁武地区，积极开展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开辟创建了以宁武为中心的管涔山革命根据地。
1943年5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兵力，妄图进攻延安。三五八旅奉命回师陕北，守卫延安南大门。在驻防的同时，开展了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余秋里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注意发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在大生产和大练兵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大练兵中，他提倡能者为师，选拔战士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训练质量，曾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1945年8月，余秋里同志和黄新廷同志率358旅挺进晋西北，参加对日军进行大反攻，连续攻克柳林、离石等城镇，歼灭了拒不投降的日伪军。
1958年2月，余秋里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紧密团结党组一班人，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把石油勘探重点从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的指示，从石油部和西北老油田抽调人力、物力，加强东部地区的石油勘探力量。1959年9月，在大庆地区发现石油资源以后，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果断地提出要调集全国石油系统的人力、物力，在大庆组织石油大会战，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水平，把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建设好，把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石油部关于组织石油会战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以后，他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亲临前线指挥。1960年4月，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这场大会战是在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条件最艰苦的地区展开的。面对重重困难，他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激励广大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不等不靠，顽强奋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他带头并组织广大职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他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尽力为科技人员创造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团结和依靠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群众克服了在油田勘探、开发和油气集输方面的各种难题，独创了一套新技术、新工艺。他十分重视队伍建设，学习解放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在石油厂矿的基层生产队（车间）普遍建立了党支部，设立了政治指导员。他根据石油工业的特点，提倡和树立了“三老四严”的作风，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石油产业大军。在大庆油田进入正规开发建设以后，他适时提出，为了管好生产，必须要建立健全严格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管理制度，并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大庆会战过程中创造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培育的创业精神、优良作风，在全国各行各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余秋里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华北地区，开辟石油工业的第二战场。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随着勘探范围和成果的不断扩大，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余秋里非常重视石油化工建设。在他主持下，成立了科研设计机构，研究发展新的炼油技术。在掌握新的炼油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新建和扩建，建设了一批现代化的炼油厂，生产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油品。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陈庆先中将简历：
陈庆先的故事：
1950年12月，陈庆先奉命带职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院长是刘伯承将军。这所高等军事学府将担负培训、提高全军军事干部的重任，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奠定基础。学院设有13个系：基本系、炮兵系、海军系、空军系、防化系、战役系……等；有近20个教授会：战役战术、合同战术、高级兵团、航空兵、军事地理、司令部、防化、情报、哲学、战史……等。陈庆先被任命为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教授会直属学院领导，是由几个教员组组成的教研单位，陈庆先要领导各级教员编写关于战役战术内容的教材，组织教员备课、试讲、按照教学计划给各个系上课。教授会200多名教员，大部分是留用的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员，部分是国民党军起义的高级将领，他们文化程度高，有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并有很强的教学能力，陈庆先好在有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军事、文化的一点功底，但是，他感到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异常艰巨、困难的。刘伯承院长对陈庆先说：“庆先同志，你要多看书，勤学习才是，'师高弟子强嘛’”。还说：“领导教学的人要先学习，学几年头发要白几根，才是真正下了功夫。”随后他送给陈庆先8本古今中外书籍，要他好好读书，做好教学工作。陈庆先按刘院长的要求，学习很用功，刻苦钻研，对教材内容自己先学习领会再指导、检查，并为教员们写出评语。他的宿舍离办公地点（即教学区）两公里，负过伤的左腿较右腿短5厘米，行走很吃力，那时是几个人合用一部车，又常需相互关照等车。为了早上能多看点书及审查教材，他常常清晨四五点起床，步行到办公室，晚上别人都下班了，他还在办公室里审阅一天的教学日记。身旁的工作人员提醒他，这样长久下去身体会承受不了的，陈庆先说：“形势逼人，自己得抓紧时间学习和工作。”他还说：“刘院长不也是这样嘛。”在陈庆先的影响下，许多教员也都在天不亮就往办公室跑，深夜才回宿舍就寝。一个“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学习、工作风气蔚然成风。就是这样，陈庆先在军事学院工作10年，从战役战术教授会副主任、主任到训练部部长、教育长至主管教学、训练的副院长，他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走过来的。学院每年都有寒、暑假，陈庆先却从未休过假，在他任训练部长时，还是一名函授系的学员；他想到，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朝鲜战争正在升级，一切步伐都要加快。陈庆先不爱谈论私事，工作、学习起来却不要命，因此，他总是学习再学习，并一丝不苟地抓教学、抓训练。有位著名的将军这样说过：“伟大的将领不仅仅是赳赳武夫，而应该是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陈庆先感叹地说：“战争年代环境差，没有条件学习，现在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努力”。他白天工作，晚上抽空钻研军事课程。苦读三年，1958年，迎来了国家考试。南京是有名的“大火炉”：三伏天，又热、又闷、又潮湿；晚上成堆的蚊子绕着身体，缠着头顶像飞机似的“嗡，嗡”作响，每到夜深人静时，陈庆先宿舍的小阁楼上却还亮着灯光，他将双脚踩在冷水盆中，湿毛巾顶在头上、搭在肩上，叫来了读初中的大女儿帮他抄笔记、查字典、解释某些词义。功夫不负有心人，19门功课，全部抽签考试，陈庆先硬是得了全“5”分（5分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军事学院。
刘忠中将简历：
刘忠的故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忠就是一位令敌伪胆寒的战将。1945年春天，各解放区的部队向敌占区先后发起了强大的攻势。3月底，刘忠率领386旅结束冬季整训以后，奉军区首长命令，和4分区的部队一起接受了开辟豫北的作战任务。豫北地区有许多股伪军，最大的有两股，一股头目叫李正德，一股头目叫张伯华。他们都有千余武装。李正德原是豫北一个占山为王的大土匪，抗战初期，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集拢成股，伪装抗日，不久又叛国投敌，当上了济源皇协军的司令，盘踞在紧挨太行山南麓的尚庄。张伯华则盘踞尚庄以南七八十里的杨庄、毛庄，这家伙阴险狡诈，也是一名铁杆汉奸。这两大股伪军虽有不少矛盾，但都是日寇的凶恶爪牙，为鬼子把守着豫北“治安区”的大门，扼住我太岳部队进出豫北的咽喉地带，使我豫北敌占区工作难以开展。我军曾组织力量三次攻打尚庄，均因其据守顽抗和我各方面条件不够成熟而未打下，于是李匪就更加猖狂起来。
刘忠受领了开辟豫北的任务后，面对豫北的敌情，先从何处开刀为好呢？刘忠进行了仔细研究后认为，张伯华、李正德虽并称豫北伪军中的两霸，但在日本人和汪精卫的面前，张伯华是汪记国民党的正统，又是伪政府的县长，李正德不如张伯华得宠；而论实力，张伯华又不如李正德雄厚。因此两人一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谁都想找机会整倒对方。只要枪弹打不到他们自己头上，都会隔岸观火保存实力的。敌人内部的这个矛盾，正是我军可以利用的。 擒贼先擒王，刘忠决定先打张伯华。决定作出以后，刘忠故意派人将打张伯华的消息透露给李正德。李正德听说要打张伯华，正中下怀。他认为八路军不打自己盘踞的尚庄，才去打张伯华的杨庄、毛庄，这一仗不管谁胜谁负，必然会消耗双方的实力，对他大有好处。因此在我出发之前，他就对其部下发出命令：“此次八路军南下，意图不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而张伯华也在做着美梦，心想前面有李正德挡着，两边有日本人抗着，我这杨庄、毛庄你八路军可来不了。”因此他又疏于防范。4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星星不明月光暗，正是部队隐蔽行动的好时机。刘忠率领20团、772团第3营、晋南独立营和分区的骑兵排、山炮连，由沁水县出发。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沿着尚庄外围东侧急进。李正德果然佯装不睬。我军当夜渡过沁河，在杨庄、毛庄外围与4分区的部队会合。两区部队在刘忠和4分区司令员陈赓的统一指挥下，同时行动，黎明前接敌，拂晓发起攻击。这是部队整训后的第一仗，战士们格外勇猛，激战不到1小时，就一举将张伯华部歼灭，拿下了杨庄、毛庄。
初战告捷，部队情绪更加高昂，“拿下杨庄、毛庄，趁热打尚庄！”不少同志纷纷向刘忠和陈赓建议。的确，凭着当时部队的锐气，立即去打尚庄也未尝不可。但刘忠考虑到尚庄的设防情况还没有完全侦察清楚，若盲目去硬啃，必将花费很大力气。必须善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因此决定先把尚庄外围的小股伪军肃清，以孤立李正德，待确实摸清他的底细，再决定下一步对策。在这一部署下，4分区部队挥戈西进，将尚庄西南的伪军据点一扫而净，直逼济源城下，监视着城里鬼子的行动。刘忠带着2分区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北渡沁河，突然来到尚庄东南的西向、义庄，消灭了盘踞在那里的一股伪军。为了造成更大声势，刘忠又派出一支部队到西万庄接应已被我争取的董学义部起义。接着，部队又迅速进驻到尚庄东北20来里的紫陵。此时，尚庄周围的伪军大部被歼灭，一部投诚，大小据点均被我军占领，早已退缩进城的鬼子，慑于我军声威，也不敢轻举妄动。李正德已完全处于孤立境地。我军刚消灭张伯华时，李正德确实高兴了几天，以为这一下他可以独霸一方了。刘忠曾通过董学义捎信给他，让他反正，他哪里听得进去？悍然回答说：“我可不是张伯华！”可是当刘忠率领部队进至西向、义庄时，李正德沉不住气了，急忙派人来探听八路军的意图。一天上午，一个自称是李正德的政训处长的人要求见刘忠。刘忠特意在主攻部队20团的指挥所里接见了他。这个人油腔滑调，满险奸笑，很像一个“说客”。刘忠对他说：日寇已经日薄西山，你们要考虑后路，现在反正还来得及，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政训处长”对刘忠这些开导并不感兴趣，“嘿嘿啊啊”了半天，才推说回去一定向李正德转达。刘忠严厉地说：“我们对你们李司令的历史非常清楚。只要他诚心改过，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坚决与人民为敌，那是不能宽容的！”
李正德派此人来的目的是想了解八路军是不是打尚庄，刘忠明确地表示，打不打，选择的权力在李正德自己。“政训处长”自以为弄清楚了，一溜烟回去了。根据这种情况，刘忠知道不狠狠教训李正德一下他是不会老实的，政治上仍应继续争取；军事上则应做好一切准备，隐蔽实力，麻痹敌人，加强侦察，摸清底细，政治上争取无效就坚决彻底消灭他。于是，刘忠命令隐蔽所有的重武器，附近的部队就地构筑防御工事，又组织了一部分民兵北上，并在群众中散布我军即将北返的消息，一切都表现出既不是一支强大的部队，也丝毫没有进攻尚庄的样子。过了两天，那个“政训处长”又来了。不出刘忠所料，他除了还是支支吾吾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以外，一双贼眼四处乱瞅。刘忠佯装不觉，主动请他到附近驻地参观。这位“政训处长”真像“蒋干过江”一样，时而惊喜，时而狐疑，时而指东划西，时而沉默不语。最后，大概他认为已偷到了什么“机密”，竟匆匆忙忙不辞而别。
隔了两天，李正德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要求八路军派人到他那里去谈判。看样子，李正德并不完全满足他那位处长的报告，决心亲自出马。他自以为得意，通过谈判，既可以进一步试探我军动向；又能在尚庄显点威风，讨价还价。刘忠决定将计就计，派分区敌工科长雷起云和分区直属队总支书记范离二人为代表到尚庄与李正德面谈。随行的警卫员是侦察股长王传训和突击连长陈梦华，还有参谋长的警卫员王英士。临行前，几个代表装扮整齐来见刘忠。刘忠对他们说：“这次谈判，对敌人反正的可能性不可作过高的估计。我们可以进一步晓以大义，严肃地向他们指出，只有投诚才是生路。敌人若是真有诚意改邪归正，那我们一定表示欢迎。但我们对敌人不能太老实了，李正德想方设法打探我们的虚实，我们也要趁此机会把尚庄的情况进一步摸透，尽可能记下他的布防情况，不过一定要机智灵活，不能让他有所警觉。敌人提出的要求不要轻易答应，但也不能断然拒绝。”几个代表到了尚庄。果然，李正德在我方代表经过的路旁排列着各种轻重武器，耀武扬威，煞有介事。而我方的“警卫员”王传训和陈梦华却故意装得土里土气，装成什么都没见过似的，什么都去看，其实他们感兴趣的倒不在于敌人故意摆设的那些武器，而在于察看敌人的设防和选择我们进攻的道路。
正如刘忠等人所估计的那样，李正德提出了四个自相矛盾的条件。头两条说可以声明脱离伪军，换成八路军的旗号，听八路军的指挥；后两条却说不能将他调离尚庄，不准八路军派人进去。李正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已经一目了然了。为了最后给李正德一个自新的机会，刘忠亲自给李正德写了封信，要李亲自来与我方商谈，会见的时间、地点可由李决定。李正德回信表示同意，会面的地点商定在敌我对峙中间地带的一所学校里，双方互派代表和相应的卫队，时间是4月23日中午12时。我方准备了两套方案：如果谈成了，就进驻尚庄，进行改编，召开群众庆祝大会；如果谈不成，坚决打。因此刘忠要求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23日中午12点到了，双方代表准时来到会场，只有李正德迟迟不来。他的代表说：“李司令正在处理一件事情，随后就到。”一直等到下午2点，李正德还是没有来。回去传活的人也是一去不来了。最后李正德叫人带来一张纸条，说今天有事，改天再议。
显然，李正德把我军的宽宏大量当作软弱可欺。刘忠不再与他啰嗦，决定立即攻打尚庄，当时就在会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攻打尚庄的战斗行动。当天夜里，刘忠带着20团1营秘密接敌。进至尚庄东面的一个村子，敌哨兵刚问了一声口令，就被我尖刀班的战士砍倒了。接着，尖刀班旋风一般扑上桥头，炸掉了地堡。这时，曾经当过谈判代表“警卫员”的陈梦华带着他的突击连，避开敌人火力，掏墙越院进了村子，机枪、迫击炮、山炮都架了起来，只待天亮发起攻击。敌人以为我军拂晓前会退却，一面盲目射击，一面狂妄叫喊：“天快亮了，你们还不走，等一会儿皇军来了，你们就当俘虏了！”愚蠢的敌人还以为我军像过去打游击一样，夜间攻击，拂晓前撤退。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刘忠率领部队进攻尚庄的同时，4分区的部队也发起了对济源日军的攻击。此时的八路军部队，已不是当年以游击战为主，而是要集中兵力攻打据点，开辟大片解放区了。东方露亮，尚庄两丈多高的土围墙完全暴露在人们面前。刘忠一声令下，步枪、机枪一齐开火射向碉堡，压制敌人的发射点。尚庄的土围子很高，只有用炮才能打开缺口，部队才能通过。刘忠命令各炮齐发，集中轰打一棵大榆树后面的围墙。接连几炮，就把那段围墙打矮了5尺多。就在这炮声隆隆之际，战士们扛着梯子、木板、炸药冲过了外壕。爆炸组长带着一个战士，迅速跑到围墙下，把炸药放在缺口上，“轰”的一声巨响，围墙又矮了五六尺。塌下来的墙土堆起一个大陡坡。我军突击队就像猛虎一样，翻过陡坡冲进土围子。经过激战，尚庄敌人阵地大部被我占领，仅剩围墙门南面的一个地堡没有打下，原因是这个地堡离吊桥大近，怕打坏了吊桥，所以没向地堡开炮。而拿不下这个地堡，围墙门就炸不开。在这焦急时刻，战士们用“土坦克”掩护前进，到地堡前扔下几捆集束手榴弹，连续巨响后，地堡塌陷了。巷战不到两小时，尚庄被我完全占领，只有一小股敌人从地道里逃了出去，最终还是被我军骑兵排追上消灭了。
第二天早晨，刘忠走进原为李正德司令部的那座院子，警卫战士押来了一个身穿烂布袍，头上没有毛的俘虏，他就是李正德。他是从地道溜走的，在我骑兵追捕时，又藏到群众中去，后来在路上经群众指点，才把他揪了出来。 刘忠看了他一眼，说道：“这回可把你请来了吧，现在你还要求什么条件吗？”李正德垂下了脑袋。
消灭了豫北地区这两股最大的伪军后，我军声威大震，豫北根据地迅速扩大，成为大反攻的坚强基地。
孙继先中将简历：
孙继先的故事：
身经百战而身上没有一点伤，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他从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到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结束，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干过，参加过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上百次，敌人的刀枪不曾伤过他一根毫毛。当后人问起此事时，他总是说，子弹是长眼睛的。那言外之意就是，子弹不碰他。长征中血战湘江时，身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手中的大刀砍卷了刃，刺刀也弯了，最后赤手空拳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究竟打死了多少个敌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清理战场的时候，他把身上的血衣脱下来，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一点伤。战友问起时，他不像后来说得那般轻松，而是说，是早年学过的一身的武艺帮了他的大忙。
人们都说上将许世友是少林寺出身，并不知道中将孙继先是个武林高手。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到邻村郑庄寨拜了师傅学武艺，在师傅的引导下到河南商丘一个叫杨庄南馆的地方学习武艺。～～这可是正经的学武艺，一套《杨家枪谱》要学上三年。孙继先不光学了枪法，刀、棍、三节鞭样样在行。在三里五乡可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次几小青年和他过招，三下两下就放倒了几个，他不客气地说:“你们，差点童子功。”
对中国人来说，强渡大渡河绝对是一部英雄传奇。在这部传奇中孙继先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小跑着来到安顺场。在半山腰的一个煤棚里，孙继先见到了脸色严峻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说：一营长，现在给你下达任务：一、消灭安顺场的守敌。二、最快的速度找到过河的船。三、立即过河。四、过河后迅速抢占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每完成一项任务，点一把火为信号。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孙继先从二连选了十七个勇士，用一条仅有的小船开始渡江。第一船过去了九个，第二船上去了八个，孙继先跳上船指挥。十八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大渡河的第一条通道。
他对体育到了“酷爱”的程度。1935年的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节，红军搞了一个大的运动会，他个人拿了跳远的第一名。他带的队伍，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解放战争期间，他当22军军长时，亲自担任他们军的篮球队队长～～这也开创了一个先例。军长当篮球队长，而且还是队伍中的中锋。不少老同志都记得，他们军的球队和宁波市代表队的一场比赛。军长亲自上阵，硬是把宁波队打败了。当时宁波队的人都说，你们军长都上了，能不胜吗？后来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分管体工队。他那可真叫管～～有球必看。而军区的球队有比赛，他必到场。他不光看，还现场指挥。那个上，那个下，他都要管。他当时的目标是“四个第一”他所说的“四个第一”可不是林彪的四个第一，而是军区的男篮女篮、男排女排得了全国和全军的四个第一，教练说，我可不是教练，真正教练是孙副司令员。
张藩中将简历：
张藩的生平：
张藩1909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家坊区月形村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湖南浏阳三区月形支部书记，1930年7月，率队参加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战斗，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入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学习。1931年，被选为湘鄂赣省巡视团副团长，赴鄂东南道委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任中共鄂东南道委常委，代书记。此后，曾任鄂东南少共道委书记、湘鄂赣省反帝大同盟主任、湘鄂赣军区第一参谋、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六军团十六师政治部代主任、团政委、湘鄂赣红军三纵队、一纵队负责人等职，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他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为在白色恐怖中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张藩同志历任湖北通山县委书记、新四军挺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参谋长、苏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苏皖等地坚持抗日与反顽斗争。1938年4月，新四军组建先遣支队，到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他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为壮大抗日力量，建立茅山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40年6月，他参加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战场，在郭村休整时遭到敌人包围，在十倍于我之敌的轮番进攻下，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发扬了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歼敌3个团，粉碎了敌人破坏抗日的图谋，为新四军东进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黄桥战役中，他参与指挥部队用分割包围的战法歼灭突入之敌，取得歼灭敌一个旅和一个师的辉煌战绩。皖南事变后，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下，张藩同志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广大官兵，积极开展对日伪斗争。在苏北、苏中等地反“扫荡”战斗中，他率部灵活机动作战，袭击日伪后方重要交通线和指挥中心，亲自冲锋陷阵，鼓舞官兵士气，激发了官兵杀敌热情，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取得歼敌38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的辉煌战绩。抗战期间，张藩同志率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反攻阶段，他参与组织指挥收复了兴化、泰兴、如皋、宝应、盐城等广大地区，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张藩同志历任华中军区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华中雪枫大学副校长、华中军区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华中军区第一纵队第一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二十九军政治委员、南京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与指挥了宿北、鲁南、枣庄、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的战役战斗。在宿北战役中，他率领部队大胆隐蔽穿插到敌纵深，完成对敌两个师的战役分割，并连续抗击敌人的多次进攻，歼灭了敌一个整编师。在渡江战役中，在地下党配合下，他参与组织策动了江阴要塞守军起义，为夺取渡江战役胜利扫除了一大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藩同志先后担任南京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1年1月入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后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副院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在长期的军队领导工作岗位上，他勤奋学习，恪尽职守，忘我工作，为培养人才，推进部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张藩同志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徐斌洲中将简历：
徐斌洲的故事：
徐斌洲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干部部部长时，向刘伯承院长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学院开办时，军事教员极缺，尤其是能教现代化、正规化课程的教员更缺。时任学院干部部长的徐斌洲请示刘伯承院长。“从全军选调喽。”刘院长说。“选过了，还差好几百。”“再选喽。”“太难了。一是文化低，二是许多军事技术，我们的干部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就从国民党起义或被俘军官中选喽。”“这样做恐怕学员们接受不了，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手下败将，没有资格教。他们也不敢大胆地教。”“教育改造喽。”刘伯承说，“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我们都能打败，几百名起义、俘虏军官就改造不好?要教育我们的同志学习人家的长处嘛。”徐斌洲赞同地点点头。“当然改造一个人要有个过程，要循序渐进，先让他们由白色变成粉色，再由粉色变为红色。”
为了使选调的原国民党军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发挥作用，刘伯承特地接见他们，并给他们讲话，重申党的重在表现的方针，勉励他们认真改造思想，跟上时代步伐。在开学典礼会上，刘伯承在讲话中对学员和教员，分别提出要求。并提出“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著名口号。由于政策对头，教育及时，一开学，学院里便出现了教员认真教授，学员尊重教员，互相帮助，刻苦学习的可喜局面。那些被选调来的原国民党军官的军事教员，几年中大多数人表现得很好，一些人还入了党。他们兢兢业业工作，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军事人才，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南京军事学院年年都要进行年终总结，这是惯例。有一年，几个笔杆子在总结开头写了一段“一年来，学院在刘伯承院长的正确领导下”等语言，交给政治部主任徐斌洲。徐斌洲看了一遍送给刘院长。刘伯承看得很认真，字斟句酌，当下用红笔在“正确”两字上画了一个圈，又拉出一条线，在旁边写了四个字：“肉麻，去掉。”为这“正确”二字，刘伯承还特地把徐斌洲主任叫去问：“这个总结稿你看过吗?”“看过。”“这'正确’两字就让人不舒服。正确?太绝对，谁敢说他正确，就没缺点错误。”
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检查完毕，彭德怀做讲评，先是肯定了学院的工作成绩，随即说“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3月，刘伯承院长主持召开学院党委扩大会，提出全院停课一周，贯彻彭德怀的指示，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刘伯承对此虽然也有看法，但他严格要求自己，认为教学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既然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来，就应该认真地检查和纠正。但由于干部和学员认识不通，他就找来政治部主任徐斌洲。“徐主任，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还得你带个头，做典型发言，给大家引路。”“我对反教条主义这事还想不通。”“你想不通不应该。难道我们就没有问题吗?”“有。但说相当严重不恰当，也不符合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不相当严重’是我们自己看的，旁观者清。彭总指出来。我们就要看到想到，认真检查才行。”刘伯承认真地说，“这样吧，你好好考虑考虑，做个引路发言。还有，我是院长，教条主义自然是我搞的，你的批评要直接指向我。”“你这不是难为我吗。”“难也要完成。”据徐斌洲在自传中说：“在反教条主义的大会上，我带头发表了对学院教条主义表现的看法，刘院长当即给予表扬和肯定，并号召大家认真寻找学院的教条主义。之后，刘院长还对积极反对教条主义的同志进行了鼓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次批判所谓的“教条主义”，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一天晚上，徐斌洲听说刘帅眼睛发炎，便到刘帅家里看望，进门，刘帅正在改教案。“徐主任，你坐下，还有两字就写完。”刘伯承边招呼边写完最后两个字后，将小楷毛笔插进笔帽。“刘院长，你眼睛都发炎了还加班加点，该好好静养才对。”徐斌洲并没有坐下，而是走到刘伯承的桌前。在刘帅收起毛笔时，桌案上的教案书稿让他看到，顺手拿了一页，“哎呀，刘院长，你这教案，一是用铅笔写初稿，二是用红笔改二稿，三是用墨笔改三稿，怪不得你眼睛总发炎，这么小的字改得这么花，好眼睛都会看坏。”“习惯啦。再说这样还可以偷懒。”“偷懒?”徐斌洲有些茫然。“这你就不理解了，这样做可以省去一遍又一遍誊写或打印。”“你再起草好，我让人给抄清楚你再改。”“不用，这样既浪费机关同志的时间也浪费纸。看起来我还不习惯。”“刘帅呀，你可真是认真和节约的楷模。”刘伯承忙摆手说：“认真、楷模都说不上。毛主席不是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还是认真点好。”试想，一个人连小事都做不来岂能做出大事?刘帅严于律己，勤奋认真，从一点一滴做起，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这难道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楷模吗?
韦杰中将简历：
韦杰的故事：
韦杰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原名韦士良。壮族。家贫未能上学读书，只得放牛割草，耕地种粮，挑桐油赚脚钱。1925年秋，韦杰的胞兄当了乡成立了农民协会主席，韦杰参加了农民自卫队。次年， 12岁的韦杰参加了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聆听韦拔群的教诲。回乡后，他积极投身打土豪反恶霸的斗争，杀了外号叫“黄鼠狼”的恶霸。1927年，韦杰随胞兄参加了农民暴动。桂系军阀调集重兵“围剿”东兰、凤山农军。胞兄韦士超被敌人杀害，韦杰在山洞里藏了半年。
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组织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7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杰 闻讯，便和六七个自卫队员步行五天五夜赶到平马，参加了红7军。韦杰随红7军北上，转战千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红7军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参加了红七军的历次重大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的第叁、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攻打清流战斗中，韦杰腿部受伤。1931年草鞋岗伏击战中，额部受伤。1933年攻打赣州，韦杰第3次负伤。1933年，韦杰于红军总部特科干训队毕业，担任红叁军团5师侦察连连长。长征时 带领侦察连一直充当全师前卫。抢占娄山关之战，侦察连为红3军团13团前卫。 韦杰指挥全连换上国民党军装冲向娄山关。当时王家烈的尖兵队已从娄山关关口下来了。韦杰命令部队闪伏于路的两旁，待敌人进入埋伏圈后消灭之。接着一鼓作气，冲上了娄山关，抢占了制高点两旁的山腰要地。韦杰率领侦察连在娄山关展开阻击，直到我后续部队源源赶到。韦杰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时说，与敌人打这样的遭遇战，一要快，二要争，叁要活。此后，韦杰率领侦察连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直到甘南的行军作战中，一直担任前哨任务。韦杰率领全连换上国民党军装，闯进了皎平渡区公所，控制了渡口，搜罗了渡船。
1935年直罗镇战役后，韦杰任红15军团73师223团参谋长。1936年任224团团长、军团骑兵团团长。骑兵团攻击会宁城，分兵从北门和西门突击，韦杰率领率领两个连的骑兵冲入敌阵，挥刀杀敌。经十多分钟的激战，全歼敌保安团一个营和县常备队一部，俘敌300余人，占领会宁城，为叁大红军主力会师打开通道。1937年初，韦杰调任红15军团75师师长。同年5月，他奉命入延安抗大第叁期学习。1937年冬，毛泽东、朱德亲调韦杰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1938年夏，为了加强野战部队，朱总司令又把韦杰调到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当团长。韦杰率领688团转战晋东南，歼灭日伪军1400余人，创建和扩大了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688团归129师386旅指挥，参加冀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2月袭击威县日军，并在香城固诱敌作战，386旅许世友副旅长率新编第1团赶到助战，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击毁汽车、装甲车八辆。1940年，韦杰率部配合唐天际领导的晋豫边游击支队等，对阎锡山顽军发起自卫反击战，俘顽军团长陈树华以下200余人，最后挫败了阎锡山的“十二月政变”阴 谋。688团编入129师新编第1旅，韦杰任旅长，坚持太行山南段的抗日战争。9月下旬，韦杰率领第1旅于安阳、水冶之间袭歼日军一个中队的大部。1942年，日寇以1．5万余兵力向太行山南段进行夏季“扫荡”，韦杰率领新1旅1团趁隙跳出敌人封锁线，袭击长治机场，焚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和军用 库各1座；2团则于黎城及其南北的长邯公路上，连续20余天不断机动地袭击敌人，夺取敌人军用物资，歼敌200余人，陷敌于被动境地。敌人为了摆脱困境，从黎 城向新1旅2团进攻，企图合围129师师部。韦杰下令2团顶住敌人，掩护刘伯承等师首长及师部和边区政府机关突围，自己率新1旅旅部前出杨家庄，以接应师部。 次日拂晓，政治部主任柴树藩率领的这支机关队伍与韦杰会合，韦杰指挥1800多人的疲乏之师隐蔽于杨家庄侧面的山头上，待第二天夜间突围西撤，终于与李达参谋长和师直属队会合，突出了敌人的重围。1943年，韦杰任太行军区第5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初期，太行军区组成叁个支队，韦杰担任第叁支队司令员，该支队称“韦支队”。1945年上党战役，韦杰率领第叁支队设伏官村，歼敌800人。接着与石志本支队合击壶关之敌，以炸药破城而入，歼敌一个正规团，加上伪军共2000余人。韦杰率部下太行，克磁县，炸掉安阳至邯郸一线的铁路和桥梁，攻陷马头镇，共歼敌1300余人，为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邯郸战役中，韦杰率领第叁支队在3纵的右翼向敌中心插入，进行激烈的村落争夺战，在我1、2、3纵队的猛烈打击下，高树勋率新八军近万人于马头镇起义。蒋介石急令第叁十军向孤立的第四十军靠拢，被我军截击，溃不成军，向南逃窜。韦杰支队急驰漳河北岸，控制漳河渡口，堵击歼敌20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第6纵 队，首任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未到任，部队由副司令员王近山和副政委杜义德指挥，韦杰任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旅旅长，先后率部于邯郸西北的武安、永年消灭土匪汉奸杨四子部2000余人，在祁县、沁县地区自卫反击阎锡山部沿白晋线的多次进攻，歼敌500余人，俘虏300余人。
1946年陇海、定陶战役，韦杰指挥16旅袭取兰封，俘虏1000余人。韦杰率领16旅参加阻击菏泽、曹县两路敌人的战斗。根据上级的指示，保持不紧不松的作战状态。这一牵制战持续一个星期，终于将敌整编第叁师引到预定的大杨湖、小杨湖一带。韦杰协助王近山指挥围歼大杨湖之敌。韦杰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到离敌前沿仅300米的第十七旅指挥所指挥总攻，后又随指挥所冲进大杨湖街 。敌整编第叁师阵势大乱，仓皇向南逃窜。次日，被我军全歼于大李砦。继而，我军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七师两个旅。
滕海清中将简历：
滕海清的故事：
1909年3月2日，滕海清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所在的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6月15日，已是红三十二团五连连长的滕海清，牵着两匹枣红战马准备练骑术。这两匹马是前两天部队参加潢(川)光(山)战役时缴获的。滕海清牵着马，刚出璞塔镇东门，迎面遇见了师长倪志亮和师政委甘济时。建国后，倪志亮曾担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你是哪个团的?”倪志亮问。“三十二团的。我是五连连长。”“牵两匹马干什么?”滕海清灵机一动，回答说:“哦，是给师长、政委牵的。”倪志亮望了望甘济时，说:“这个小连长，脑瓜子蛮机灵的。”然后，让通信员将两匹马牵走。
滕海清一直觉得自己都当连长了还不会骑马不太像话，这次缴获来的马他没有上缴，是因为他实在舍不得。当然，滕海清也作了思想准备，如果被上级发现自己“打埋伏”，立即上缴就是了。没有料到，自己准备要练骑术了，竟一头撞上了师长和政委，也只好如此处理了。于是，两匹马被通信员牵走了。倪志亮不但牵走了滕海清的马，还“牵走”了滕海清本人。10天后，滕海清接到营部通知:“带上背包，到师部报到。”“这一下把我吓坏了，因为那时还在抓'改组派’，我怕把我当'改组派’抓走。”事后，滕海清回忆调师部这件事时，这样说。
按照组织程序，滕海清先到营部见了营长。他问营长:“你要调我走干什么?”营长说:“我没有要调你，是团部的通知。”滕海清拿了营部的介绍信到了团部，又问团长程启光:“调我走干什么?”程团长说:“不知道，是师部叫你去的。”就这样，滕海清带着团部开的介绍信，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师部驻地，进了师长、政委的办公室。看了滕海清递过来的介绍信，倪志亮开口道:“调你来，是想让你到师部通信队当排长。你不会不满意吧?”“干什么都可以，没有不满意的。”此时的滕海清，只有一个念头，只要不被抓就行。
滕海清到了通信队几个月后才明白过来，连长改任排长不是“降”了，而是“升”了。师部通信队是个特殊单位，只有两个排，人数相当于一个加强连。一排，没有士兵，都是一些在战斗中没打好仗的营连干部，滕海清就是到通信队当一排排长的。通信队的另一个排是二排，这个排的人员组成与一排不同，都是从各团挑选来的优秀班长，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分配到连队去当排长，就像如今部队的预提军官一样。管营连干部的排长，不是“升”了，难道说是“降”了吗?滕海清开始不是这样想的。他开始觉得，调自己当排长，证明自己没有被划进“改组派”范围，只要不被抓起来、关起来，至于连长降为排长，有什么好计较的!4个月后，倪志亮说了一句话，才让滕海清明白过来，自己当排长确实是“升”了，而不是“降”了。
庄田中将简历：
庄田的故事：
1906年，庄田出生在海南万宁县龙滚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活所迫，庄田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早在童年时代便不得不参加甚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又为庄田铸就了吃苦耐劳、勇敢倔强的特殊品格。1923年秋，时年17岁的庄田便漂洋过海来到了新加坡。不久，他被介绍进入了一家橡胶厂做工。由于英国资本家的无情欺压和盘剥，加上狠心的工头常对工友们无端进行打骂，因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工人们的反抗。每当此时，庄田自幼形成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特殊个性，驱使他常常不计“后果”地保护着那些备受欺辱的工友，因而遭到了厂主的解雇。
解雇之后，庄田一连数月找不着新的工作，只好在异国他乡的凄风苦雨中苦度硬撑。后来他经人介绍来到了由荷兰资本家经营的一艘“生计”号轮船上当锅炉工。从此，庄田常常是夜以继日，在没有任何降温设施的条件下，每天都要拼命劳作十多个小时，以至多次中暑昏倒在锅炉旁。面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严酷事实，庄田不得不开始认真地思索：“我为什么会背井离乡，谋生他国？为什么外国的资本家对待华工会如此狠毒？”就在庄田将醒未醒的节骨眼上，“生计”号轮中共支部书记、老工友黄宜敦来到了庄田的身边，成了庄田的向导。在那些近于百无聊赖的远洋中，庄田从黄宜敦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故事；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一个产业工人，不仅要做一个本分、正直的好人，而且要有远大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自觉地努力奋斗。日复一日，庄田与黄宜敦的心越贴越近，许许多多的革命道理也越讲越深，越讲越明。终于，庄田透过自身的遭遇，极为深切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就必须彻底推翻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
1926年3月，鉴于庄田的觉悟迅速得到了提高，并牢固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生计”号轮的中共党支部正式把他接纳为中共党员。从此，庄田的人生道路有了崭新的起点。不久，庄田被派往英国和丰轮船公司的“丰子”号轮船上工作，并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根据中共党组织的统一安排，庄田以总指挥的身份，在1928年和192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连续两次组织领导了反帝和反压迫剥削的罢工斗争，并以迫使资本家无条件地接受海员工人所提出的要求为标志，使罢工斗争获得圆满的成功。1929年下半年，新加坡的中共组织通知庄田立即回国受领新的任务。庄田随之离开南洋回到了香港。根据中共中央的派遣，庄田遂于年底赴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1930年底，庄田以各科全优的毕业成绩成为这一届留苏学生的“尖子”。
学成归国之后，庄田调入江西瑞金的红军学校，致力于培养能文能武的红军干部。1933年春，庄田被任命为直属中央军委的红军模范团政治处主任。同年5月，当模范团与其他部队合编为红三师时，庄田出任该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初，庄田改任团政治委员，后因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盛行，他被撤销了团政治委员职务，并被内定为所谓“罗明路线的小人物”。他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庄田的所谓“错误”始得澄清，并重新回到了团政治委员的岗位。
抗日战争时期，庄田先是调任抗大第三分校大队长和教育长。1940年又被派往他的家乡琼崖以加强抗日武装斗争，担任过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副队长、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副司令员等职，为巩固发展琼崖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粤桂边纵队成立时，庄田出任纵队司令，后又转赴桂滇黔边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并被任命为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他率领所属部队，以机智灵活、勇敢坚决的战斗行动取得了不断歼敌的巨大战果，为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中南和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0年初，继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宣布起义，春城昆明和平解放之后，原桂滇黔边纵队编入云南军区，庄田随之被任命为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所属部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而投入极其复杂、艰巨的剿匪战斗。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992年去世。
刘浩天中将简历：
刘浩天的故事：
这篇文章我还是从朋友汉江听风那里看到的，汉江对军史有些研究，这篇文章是不是汉江的原创，我尚未与他证实。
文革时期，林彪集团在南京军区要整两个人，一是副司令兼南空司令聂凤智，一是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目的是整许世友。这三人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勇将，又是最不听林一伙的刺头。聂看不惯刘亚楼吹吹拍拍、弄虚作假的作风，看不起刘的红人江腾蛟。陶公开顶撞李作鹏和张春桥。这里有对文革不理解的因素，更有军内山头的因素。文革时刘浩天是东海舰队政委，虽然不是林彪一伙，但起了林一伙做不到的作用。这一红军长征时的团部宣传员，平时干点刷标语、喊口号的事，根本与聂、陶等带兵打仗的团级干部不能同日而语。解放战争时期刘是27军政委，聂是27军军长，政委很少不干扰军长的决心。打潍县、周村、上海都闹得不可开交，陈毅、饶漱石、谭震林都出面解决，但刘不愿离开27军。打上海时，说聂凤智要资本主义大楼，不要无产阶级士兵生命的就是刘浩天。是个典型的整人专家，也是个疾贤妒能的小人。抗美援朝时的27军军长彭德清，文革时是交通部长，被斗，到东海舰队躲避，陶勇说，你就在我这儿，哪都别去。刘浩天却告诉造反派，来冲击陶勇和彭德清。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到上海陶勇处也被刘浩天告发。陶勇死于1967年1月21日，上午，陶勇还和老战友、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一起“骂文革的娘”，还说要带一个排，把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午饭后陶勇还散步到招待所，问所长菜地种什么菜，猪圈里养什么猪？陶勇建议养黑猪，说是黑猪瘦肉多。又请理发员来理发，说明天外出开会。下午两点半，发现陶勇落入一口宽不及人肩、深不及人头的水井。事发不到两小时，医生还在抢救陶勇时，刘浩天在办公室迫不及待的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才走上这条绝路，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并审定“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电报，发往北京。不到四小时，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对陶勇作出“自杀”、“叛徒”的结论。后来又逼疯、逼死陶勇夫人朱岚。七个子女流落街头，后被许世友、尤太忠、肖永银收留。1977年夏，中央军委为陶勇平反昭雪。1984年刘浩天病逝。
杨秀山中将简历：
杨秀山的故事：
这是石文峰写的一篇回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一段故事。
1936年8月，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历尽千难万险到达哈达铺。根据中央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命令，决定组织发动“成徽两康战役”，并在短短几天时间，连克成县、康县、徽县、两当四座县城，形成了与一、四方面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的有利局面，同时使部队获得了休整的机会，补充了给养。“成徽两康战役”告捷，国民党十分震惊，9月下旬，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孙震各部慌忙调集兵力，分路向成徽地区逼近，妄图围歼红二方面军，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为了收拢部队粉碎敌人的围追计划，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在抛沙河至高桥一线伏击敌军。红军驻守部队根据指示，一边激战，一边诱敌至小川。随后与在小川孟家崖、红嘴山一带驻扎防守的红军会合，等待追击敌人。五龙山是成县城西十二华里处的一座小山包。西是抛沙河和牛斜山，东是新堡山，东北面有两座小山包，一是庙山，一是何家嘴山。此地背依山峁，前临河谷，地形复杂，便于隐蔽，观察视野开阔，的确是伏击歼灭敌人的绝好地域。
9月29日午后，敌军进至抛沙后，发觉形势不妙，便在抛沙河西岸很远的地方，东一炮，西一炮地朝五龙山、新堡山一带放起大炮。炮击停止后，敌军仗着自己装备精良、兵力众多，放心大胆地呈扇形展开攻击队形向新堡山猛攻。十八团前沿阵地首先和敌人接上了火。但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一队人马正悄悄地向他们的侧翼步步紧逼。原来这是埋伏在五龙山下的十二团。十二团政委杨秀山一声令下，迂回到敌后的红军战士迅速抢占有利位置，突然抵住敌人的屁股猛烈开火。敌人的阵脚大乱，士兵们像一群找不着方向的鸭子，忽东忽西，毫无头绪地乱窜。敌军逃过抛沙河以后，重新整理了溃散的部队，慌慌张张抢占了牛斜山制高点，用五门钢炮和两架飞机向红军阵地猛轰，时间长达10分钟。10分钟内打的炮弹，相当于第一次攻击所发射炮弹的10倍。炮火袭击接近尾声时，敌人的步兵又冲了上来。英勇的红军战士脱下破烂的上衣，昂起赤裸的腰脊，光着膀子站起来，把裤腰带紧了紧，打成死结，扎紧绑腿，抓起被浮土埋去半截的马刀，纵身跃出堡墙，威风凛凛地高举马刀冲向敌群。顿时，整个山坡上敌我混杂，杀声震天，刀枪叮当。肉搏战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英勇的红军战士和进攻的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坚守阵地，沉着应战，灵活机动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军胜利完成了钳制敌军，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
周希汉中将简历：
周希汉的故事：
1946年9月22日，国民党军第27旅和第167旅被晋冀鲁豫野战军包围在浮山一带。胡宗南立刻命令其号称“天下第一旅”的第1军第1旅前往救援，正中我军“围点打援”之计。担任担任打援主要任务的是周希汉的第10旅。
国民党军第1旅前卫第2团刚到官雀村，就被陈赓兵团的第11旅包围。第1旅旅长黄正诚恼羞成怒，率领其第1团杀奔过来。在陈堰一带，被周希汉的第10旅第30团迎头拦住。黄正诚发动几次攻击，均被周希汉打垮。黄正诚不由地骂了一声在官雀被围的2团团长王亚武：“你这混账东西，你谎报军情。你碰到的是哪国陈赓呢？老子这里才是陈赓呢！中原共军的将领，除了陈赓，谁会这一手？！”谁会有这一手？陈赓手下的勇将都会。黄正诚或许不知道，陈赓当旅长时，周希汉是旅参谋长，许多作战计划是由周希汉首先拟定的。双方激战到天黑，黄正诚被迫将部队撤进陈堰。周希汉立刻抓住战机，指挥其28、29、30团利用黑夜将敌人团团围住。
经过一夜战斗，黄正诚的“天下第一旅”彻底被消灭。黄正诚被带到了10旅旅部，带到了周希汉面前。油灯下，两个旅长相视而立。周希汉又高又瘦，黄正诚墩墩实实，一个空着土布军装，一个套着呢料军裤。良久，黄正诚气恼地扭过身：“你不是陈赓！”周希汉明白了，黄正诚想见的不是他。周希汉被对方的傲慢激怒了，冷冷地说：“我是周希汉！”黄正诚再次上下打量周希汉一眼，说：“我要见陈赓，他为什么不见我？”周希汉拉过椅子坐下了，瞟了黄正诚一眼：“杀鸡焉用牛刀？捉你，我周希汉足矣。”
1947年11月4日，周希汉指挥10旅攻击郏县，国民党军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率5000人顽固死守。战斗到最后关头，残敌退守城西北角，但此时国民党李铁军部的援军也已经抵达郏县三十里外，走的慢的也只需要3小时。敌人的内外兵力刚好是10旅的10倍。3小时，阻击部队只要能争取到3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周希汉嘴里在布置，眼睛在看手表，心里在盘算着。周希汉将阻援部队部署完毕，众人以为他要下达总攻命令了，谁知他用力扔掉烟蒂，大声说一句：“开饭！”众人一时惊呆了，什么时候了，还想到吃饭！有人怀疑自己是否耳朵出了毛病，疑惑地望着周希汉。周希汉环视众人，十分肯定地说：“对，开饭！”然后他对周学义副旅长说：“老周，你想想办法，主攻部队最好能喝上热汤。”周学义点头会意，转身便走。周希汉显得有些激动地梗起了脖子，眼睛发亮，对众人道：“同志们，李铁军有铁吃，武庭麟也有饭吃。我们的部队不能饿着肚子去会他们。”
许多年以后，周希汉在回忆郏县城下这一幕时，这样说道：“当时我想说的话很多，可就说了那么两句。我有吃饭的时间，为什么不吃？不吃饭也能打仗，可吃饱了有劲，吃饱了胆壮，吃饱了心不慌。我要吃饱了去捉武庭麟，看他李铁军能把我们怎么样！”经过两个小时的准备，10旅向敌人发起总攻。在我军的猛攻下，国民党军顷刻崩溃。在浓烟粉尘里，敌人伸出了投降的白旗。在国民党军中长于防守的第15师师长武庭麟，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覆没的命运。周希汉接到报告后，立即吩咐部队：“赶快押走！”说完他用无线电直接同陈赓通了话：“攻克郏县，捉到武庭麟和两个副师长。李铁军已过十里堡，离县城5里。我现在撤离。”陈赓放下话筒，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这一仗真是周希汉的杰作！”陈赓的话带有感情色彩，但说是杰作却一点也不过分。部队在运动中，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攻克城池，歼灭了与自己数量相当的敌人，并擒获数员敌将，这在战争史上，并不多见。
杨围子，是双堆集东南最后一个据点，拿下杨围子，我军就可以直捣双堆集黄维兵团部了。驻守场围子的是蒋军14军军部和所属第10师、第85师残部。14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也较强。但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14军已丧失斗志，所据守的几个村庄，都一一被解放军攻占。最后，只剩下杨围子军部所在地了。随着包围圈日渐缩小，14军军长熊绶春焦急万分，眼看着露天工事里躺满了伤兵无人管，上千匹的牲口大部打死在外壕，饥饿的蒋军士兵，用刀割马肉充饥，这一副山穷水尽的惨相，他悲不能抑，竟坐在掩蔽部里不时地掩面饮泣。他的参谋长梁岱，在浍河南岸溃败时，曾被解放军俘虏过。梁岱当时冒称军部的书记官，解放军就把他放了。释放时给他一封劝降书，要他交给熊绶春。熊绶春却执迷不悟，不接受投降，他指望凭杨围子四周的开阔地进行顽抗，坚持到援军的到来。哪知他碰上了二野久经战火锤炼的勇将周希汉，区区开阔地挡不住周希汉的脚步。周希汉采用了“壕沟战术”。即在场围子东面、北面、西面挖了许多条交通壕，逐日向杨围子逼近。到了12月11日，周希汉指挥的部队在杨围子周围挖成了连接贯彻的交通沟网，把熊绶春的14军围在中间动也不能动了。解放军准备攻击的突击队，可以自如地走以敌人阵地前面30米的地方，等候着攻击命令。
12月11日下午4时，对杨围子的进攻开始了。我军上百门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的炮弹，就像下雨似地落入敌人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整个杨围子成了一片浓烟火海。随着硝烟，我军突击队发起冲击。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杨围子阵地就被我军全部占领。我军炮火的威力和指战员的英勇，简直吓昏了敌人。许多蒋军士兵从打塌的工事里爬出来，扔下枪就跑了。有的撞见解放军，吓得跪地磕头，大叫道：“饶命呀！我们早就不想打了！”在杨围子最后一个碉堡里，七八个蒋军一见解放军到了，就跳起来高喊道：“欢迎解放军，你们不来，我们就困死了，你们救了我们！”许多蒋军军官更有经验，当解放军刚打进村时，他们就收拾行李。等解放军打到掩蔽部门口时，他们正好赶上俘虏队伍，背起行李就走。什么也没丢下。12月11日晚7点钟，枪声完全停止，14军的一行行俘虏，从交通壕走向解放军后方。
顿星云中将简历：
顿星云的故事：
顿星云参加红六军后，一直跟随贺龙的部队打击北极会、大刀会等地主武装。一天，贺龙把顿星云喊到跟前说：“交给你一个任务，这里有我写的一封信和三百块大洋，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些去龙山寨，找那里的头人，就说我贺龙拜托他照管几个受伤的弟兄。”顿星云见过贺龙，他知道，这一带一提起贺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让他单独去会见山寨的头人，还是头一回，心里没有底。他把信与银元包好，揣着颗手榴弹上了路。赶到龙山寨，顿星云按贺龙的吩咐，仰头向石洞口喊：“我是贺龙派来送信的，要见你们头人！”不一会儿，从半山石洞口吊下一只箩筐，上面有人叫道：“把信放在里面，人在下面等着。”又过了一会儿，箩筐再次吊下来才把他吊上去。上到山头，进到洞口，只见十几个燃烧着的火把，一群壮汉手举大刀，瞪着眼睛大声断喝。他们要试试贺龙副官的胆量。 顿星云虽猝不及防，但经过几次战斗，胆子也大了起来。他很镇静地说：“贺龙军长派我来拜望你。这里是三百块大洋，不成敬意。贺军长改日再来重重答谢你。”那头人客气地说：“发贺军长破费，何事要得呢？摆酒。”头人一碗接一碗地劝酒。顿星去重任在肩，不敢多喝，说：“承蒙头人应允安置伤员，我这就赶回去，贺军长还等你好消息哩。”比完了胆量，试完了酒量，那头人又端来三碗酒敬了顿星云，让手下的人把火把扎大些，送客人下山。 天亮前，顿星云赶回部队，贺龙十分满意。那一带山寨也四处流传着“贺龙的副官浑身是胆”的故事。
1941年，顿星云来到延安。两年后，爱情敲开了顿星云情感的大门。在抗大总校，有一位女教员叫魏逸玲，原是一名中学生，1937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抗大总校校长彭绍辉是顿星云的老旅长，他觉得顿星云和魏逸玲是革命的一对，于是，一个电话，命令顿星云火速见他。彭绍辉一见顿星云就高兴地说：“你来得这么顺利，这么快，看来好事能成！”顿星云还以为有什么新任务，急忙问道：“什么任务？”“莫急，你先认识一个人。”顿星云和魏逸玲见面了。他一直关闭着的感情之门一下子被撞开了。那次见面后，顿星云便离开绥德返回前线。当魏逸玲接到从前线寄来的第一封信时，那一手端正秀丽的字使她大感意外。在书信往来中，他们相知相爱了。正当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上级却突然找顿星云谈话，要求他和魏逸玲终止恋爱关系。原来，魏逸玲出身地主，参加革命前的历史还有待查清。正当他们俩都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时，事情却有了转机。经过调查后，上级终于同意顿星云和魏逸玲结婚。1944年6月1日，彭绍辉派人陪同魏逸玲来到顿星云部队，当天晚饭时，突然宣布为他们举行婚礼。魏逸玲尽管没有思想准备，但还是乐意地接受了这出“骗婚”的喜剧。从此，魏逸玲跟随顿星云转战南北，结下深厚的革命友情。
1949年2月，顿星云受命担任2军副军长，开始向大西北进军。9月25日，郭鹏、顿星云率领部队解放酒泉，直叩新疆大门。10月初，彭德怀从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后来到酒泉，立即召集会议部署向新疆进军，顿星云争取到带领2军首先进军新疆的重任。进入阿克苏的当天傍晚，顿星云和魏逸玲一起散步，在城郊看到一株大树上栖息着许多鸟，便举手连发三枪，三只小鸟应声落地。第二天离开时，阿克苏的汉人副专员悄悄告诉工作人员说：“顿副军长昨天那三枪，镇住了一场本要发生的暴乱。”原来，反动分子策划了暴乱，见顿星云枪法百发百中，全被震慑住，一场暴乱悄没声息地收了场。11月26日，顿星云率领先头部队进入新疆重镇喀什。1949年12月22日，新疆民族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1950年2月顿星云接到担任5军政委兼中共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区委书记的命令，限期赶到乌鲁木齐再转赴伊犁。在伊犁，顿星云带头参加劳动并组织5军同志帮助当地群众兴修水利，指导其他民族干部开展工作。他深感在多民族地区工作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原来熟悉的部队，要十分注意方法和步骤，他要求汉族干部学维吾尔语，并尊重信教群众的活动。那时，当地民族有一个习俗，哥哥去世后，妻子不能外嫁，要和丈夫的弟弟结婚。一天，一位牺牲了的三区领导人的夫人找到顿星云，诉说她的痛苦：她不能忘情于她的英雄丈夫，她不愿同他丈夫的弟弟结婚。顿星云知道，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麻烦。他找到当地的老领导，请他们出面做那位领导人弟弟的工作，并向更多人宣传、解释，要尊重妇女的选择，一些本民族的习惯也应随时代的进步而改变。后来，他安排那位夫人到内地去学习。1952年国庆三周年前夕，顿星云离开新疆，参加国庆观礼。三区人民尊敬这位第一任共产党区委书记，临行时，他们送给顿星云一对白孔雀，这对象征民族团结的吉祥鸟，表达着他们的美好心愿。
周仁杰中将简历：
周仁杰的故事：
这是陈玉祥写于2006的文章。
今年1月，石阡县甘溪农民刘明亮家来了一位稀客:重走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的英籍俄国历史学博士里·爱德。里·爱德“长征”前夕，受老红军周仁杰将军外孙女胡希的嘱托，专门来此看望当年为红军带路的刘光荣老人的后人。胡希还写了一封感谢信，称:如果没有刘光荣带路，就没有我们家，说严重点，就没有红六军团。
1934年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遭敌24个团围困，被截为三段，处境十分危险。当地百姓见到两军交战都十分害怕，跑到深山中躲避，20岁的刘光荣胆子较大，呆在家里没有逃。红军找到他带路，他夜间带着红军走过峭崖绝壁，让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包围。那时，周仁杰是红六军团51团三营营长。
1983年4月26日，中顾委委员、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周仁杰将军访问石阡，前往甘溪红军纪念塔前为死难红军敬献花圈，在甘溪找到了刘光荣。两位老人回忆往事，将军感谢刘光荣当年给红军带路，并与他全家人合影，还送了他两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此后，周、刘两家书信往来。上世纪90年代初，刘光荣的孙子到北京打工，找到了周仁杰家，得到热情接待。
后来，刘光荣老人作古，将军家与刘家的深厚革命情谊依然传承。因刘家贫穷，周家还与刘家结对帮扶。去年12月，胡希嘱托里·爱德代为看望刘家后人，再次感谢老人当年的带路恩情。
在周将军有关的长征回忆文章中，将军提及了刘光荣老人的带路壮举。里·爱德博士在他的《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也多次提到刘光荣给红军带路的这一段感人故事。
康志强中将简历：
康志强的故事：
康志强出生在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兄妹6人。3岁时父亲去世，全家人生活的重担便深重地压在了体弱多病的母亲那瘦小的肩上。由于无法维持生计，6岁时他便被卖到别家做孙子。14岁时被这家赶去做学徒。俗话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康志强白天做工打杂，晚上睡破庙，年龄虽小，却饱尝艰难困苦。1930年7月，毛泽东、朱德率中国工农红军从福建来到兴国。不满18岁的康志强瞒着家人参加了红军。从此，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历经了艰苦卓绝的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参加了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平型关大战以及给日寇以重创的长乐之战，还领导、建立和发展了邳县、睢宁、铜山抗日民主根据地；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朝阳集、鲁南、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血与火的洗礼将他铸造成一名能征善战的共和国将军。康志强幼时未拜过孔子、进过书馆，文化程度低。当红军后，他发愤自学文化。行军时，把字写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边走边认，一到宿营地，就捡根树枝在地上练写字，每天学几个，慢慢积累。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能阅读报纸、信件，起草文件。他想再作深造提高，但国民党的炮弹却不允许他有更多时间学习。拿来他终于有机会进军校学习。他把憋了几十年一直没能施展的干劲全用上了。他最早进教室，最晚回寝室，没有日夜，不分寒暑。大家都关心地劝他要注意身体，他却笑呵呵地对比他年轻许多的“同学”说：“打仗我行，读书你们行，还请多多关照哟。”
1963年底，这位旧社会的放牛娃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开始了教书育人的新生活。他一到学院，首先关心的是教师的生活问题，看到教师们住房紧缺，有的甚至两三个人挤一小房间，便修建了十栋新楼。他自己却谢绝了学院的关心，吃食堂，住旧房。他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说：“海军是一个技术密集、非常复杂的军种，建设人民海军，需要大量具有多种学科知识的人才，抓好干部培养，重视知识和人才，是海军建设的关键。”
白雾茫茫，烟波浩渺的大海上，一队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劈波斩浪而来，海军将领、北海舰队政治委员康志强中将卓立旗舰舰首，脸上挂着微微的笑意。历时44天、航程近万里的远海联合训练演习终于胜利结束了。1975年8月，康志强调任北海舰队第一副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随后继任北海舰队政治委员。他根据目前国际上海军发展现状及任东海舰队政治委员时率舰艇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嵊泗列岛、舟山群岛、上下大陈岛等岛屿的经验，结合中国海军一直在码头附近训练演习而远航训练一直搞不起来的实际，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远航作战训练。经过详细周密的计划和大量的准备工作，1979年末，舰队由青岛港出发，经连云港、舟山到东海舰队防区一带，与东海舰队配合，进行空中、水面、水下联合训练。接着又根据现代海战的特点，出动重型轰炸机、地对舰导弹、岸炮部队进行大规模外海联合演习。回到青岛港略作休整后，又在旅顺、海洋岛进行综合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康志强将军一直都随舰指挥，他仿佛又回到了烽烟弥漫的战斗岁月，思维灵活、反应敏捷、意志坚定，不分昼夜地坚守在指挥台前。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演习结束，他斑白的双鬓又添了许多白发，体重也下降了十多斤，不过依然精神矍铄，笑容满面。特别是当他看到一份份演习总结、心得体会时，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这次训练，中国海军从码头近海走到远海，战斗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打破了中国海军不能远航的论调，使部队初步掌握了远航训练作战的经验，为远航执行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康志强等舰队领导还受到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的接见和肯定。1981年夏，康志强被任命为海军副政治委员。1986年12月，为建设人民海军呕心沥血的康志强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
方正平中将简历：
方正平的故事：
这篇是杜玉臻写的文章
1949年9月，时任第58军政治委员的方正平奉命令，南下浏阳，开始了改造长沙起义部队的工作。浏阳与平江是邻县。从浏阳到平江，骑马不过半天时间。回到阔别近20年的故乡跟前，勾起了方正平对母亲的思念，不知家人生活得可好。他多么想立刻回去看看。由于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千头万绪，方正平不得不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倾注到工作上。1950年金秋时节，趁部队整训告一段落的时机，方正平终于策马向平江奔去。离家越近，心情越发地紧张了起来。还能不能见到日夜思念的母亲和养母，他实在是心中无底。一进家门，方正平急切地呼喊着“妈妈”，却没有看到母亲，心中忐忑不安。这时，妹妹方思贵、弟弟方良富等闻讯赶来。方正平才知道母亲和养母早在多年前已相继去世了。弟弟拿出了20年前方正平留给母亲的两块银元，哽咽着说:“你走了以后，妈妈天天都看着它发呆。她老人家临终前一再交待，再苦再难，这两块银元也不能花。”听到此，方正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起来。此后每次回来，方正平都要到父母和养父母的墓前祭扫。
1959年，部队官兵对“大跃进”、农村“集体食堂”等问题的议论比较多，看法也不一致。为了弄清真相，方正平利用到北京开会返广州的机会，顺便回故乡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当方正平走到当年自己曾经劳作过的水田边时，看见一块门板般大的木牌子竖在田头路边，上边写着某大队干部的“样板田”字样，显著的位置还写着“亩产15000斤”。方正平对随行人员说:“马上回村把大队干部给我找来!”方正平严肃地说:“不讲实话，是要吃亏的!”当时全村只有一所大食堂，男女老少都挤在一块就餐，乱哄哄的，多有不便。乡亲们见方正平餐餐跟大伙一样吃掺有野菜的饭菜，便建议大队为方正平加了几个菜。方正平见状，便把这些好一点的莱端到大食堂，分给了几位老人，与大家一块就餐。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方正平与大队干部们座谈时，语重心长地说:“乡亲们反映大食堂不方便。你们要多为群众着想，让人民满意。”
老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是方正平始终挂在心上的事。1962年，方正平设法购买了20吨尿素，送给乡亲们。为了让从未见过化肥的乡亲们接受，方正平把使用化肥的好处和具体的使用技术详细地写在信上。这一年，由于全村用上了化肥，稻谷产量翻了一番。此后不久，方正平从乡亲们的来信中听说，公社办的农机厂很不景气。他便在广州跑了几家工厂，买了一套人家淘汰下来尚能使用的冲床、铣床等设备，送给了农机厂，使该厂的生产很快出现了转机。1975年秋，方正平利用回广东搬家和办理调迁手续的机会，回平江老家住了几天。他对老区人民仍靠油灯照明深为不安，便向县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在他的过问下，电路很快通到了村里。1981年上半年，到海军任职前，方正平又一次回到平江。当时，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而平江经济却没有太大发展。方正平了解到县潜水泵厂、棉织厂因为没有列入国家计划，资金、材料无来源，眼看办不下去了。正为老区发展着急的方正平，连忙向国家计委、纺织部等部门反映，在他的奔走呼吁下，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后来，方正平又自掏腰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潜水泵厂作广告，使其产品远销国外。1988年7月，方正平在出席纪念平江起义胜利60周年和彭德怀元帅纪念雕像揭幕仪式活动后，再次回到平江县马嘶村。他见孩子们仍然在简陋的教室里上学，便对陪同的村领导说:“孩子是咱们这个山沟的希望，再穷也不能苦了孩子。”村干部说:“等秋后让每个村民交些稻谷，建一所新学校。”方正平说:“乡亲们还不很富裕，还是不要叫大家交粮吧，我看能不能从县里乡里弄点钱，回去看看我家的积蓄能拿出多少。”在方正平的关心下，新的马嘶学校很快建起来了。为此，他除多方奔走做工作外，还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了1.5万元。
平江县长寿街一带素有“五里八将军”之称。与方正平同时参加红军的就有100余人，但大多已在不同时期牺牲了。1986年4月，方正平回到马嘶村后的第二天，便冒着风雨走访慰问烈士遗属。在桂桥乡三三村，见到烈士遗孀喻松菊，他问寒问暖，多方安慰。见喻松菊生活困难，他便把身上仅有的100元钱留给她，并叮嘱其子女要多关心体贴老人。到桂桥乡毛湾村一烈士家时，方正平听说这家因没有部队的通知和相关人员的证明，家属至今尚未享受烈属待遇。方正平震惊了:这位战友是长征途中牺牲的，当时方正平亲眼目睹了这位战友的离开。于是，他安慰其家属说:“请你们放心，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的。”方正平当日驱车到平江县民政局，反映了这一情况并亲笔出具证明。民政部门很快便确认了这位同志的烈士资格，并向其家属补发了抚恤金。在县民政局，方正平听说平江老区的优抚对象很多，抚恤金往往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方正平拿着中共平江县委、平江县人民政府的报告，找到国家民政部，使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对此，县里同志代表优抚对象向方正平表示感谢。方正平严肃地说:“作为幸存者，为他们奔走呼吁责无旁贷。”
乡亲们都说，方正平不像个当官的。方正平动情地说:“我是咱这山沟里长大的放牛娃、小长工，是平江人民的儿子。什么海军中将，不过就是个老兵，是人民的勤务员罢了。”方正平对故土的眷恋和对父老乡亲的关爱，赢得了人民的尊重。1994年方正平在北京逝世。1995年他的骨灰回故土安葬时，平江县长寿镇万人空巷为他送葬。中共平江县委、平江县人民政府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了一副对联:“忠魂一缕萦萦依故土，正气无量浩浩满中华”，表达了平江人民对方正平的无限爱戴之情。
饶守坤中将简历
饶守坤的故事：
在我军的将军谱里，饶守坤富有传奇色彩。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在红军著名领袖方志敏领导下，为保卫赣东北根据地冲锋陷阵，从普通士兵一直干到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二团团长，屡建奇功。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鸿门宴”与大刀会头领谈判、化敌为友的故事，更是不胫而走。1935年9月，饶守坤到闽东北后了解到，在众多股刀会中，势力最大的便是政和县的林熙明。此人原是一个贫苦柴夫，在旧军队当过兵，参加过青红帮，略通文字，专用算命卜卦、降妖作法招摇撞骗，有时还玩弄一些小把戏骗人。如他在睡觉时，把包有红绸的手电筒悄悄放在薄被下拧亮，周身放射红光，造成神光罩体的假象，或睡时把舌头伸得老长，犹如蛇形龙态，故意让会徒们看见，说他是蛇龙现身，真龙天子降世。这些骗术使他声名大噪，会徒达万人，自誉“顺天救民军”，在国民党资助和唆使下，专门和红军作对。
初期，由于红军对其不得不被迫反击，打击了大刀会徒的嚣张气焰，但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一次，饶守坤带几个人路过一个山坳，听见远处传来悲痛的嚎哭声。他们循声奔去，只见一个年约30岁左右的妇女匍匐在一座新坟前痛哭。旁边立着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婆婆和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也在抹泪。饶守坤上前扶起泣哭不止的妇女，未及问话，那妇女一看他们是红军，便惊慌地跑了。饶守坤大惑不解，到村里了解，才知道她丈夫是大刀会徒，在前几天袭击红军时被打死了。饶守坤心情十分沉痛，当天就赶到她的家里，只见家中一贫如洗。这件事对饶守坤触动很大：大刀会虽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操纵和利用，经常做反对红军的事，但大部分会徒是被蒙骗的受苦人，对他们应改变斗争的方针和策略。饶守坤立即着手工作。对上层人物，他通过书信陈述利害，晓以大义，敦促其猛省；对下层一般会徒，则首先做好他们父母及亲朋好友的工作，并通过他们来规劝其弃暗投明。考虑到大刀会自恃实力强大，不会轻易就范，也适度地给以必要的军事压力。
1935年11月，在建阳、建瓯、政和三县结合部坞地村北面的山头附近，大刀会徒500多人，向红军进攻。饶守坤率部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会徒100多人。经查询，从中找出林熙明的舅舅，把他放回去，让他给林捎信。林表示愿与红军谈判合作。双方商定，由饶团长到林的驻地谈判。大家担心林熙明摆“鸿门宴”，劝饶团长不要去，饶心中也没有底，但想到这是争取联合大刀会的有利时机，纵是刀山火海，也要去闯一闯。团里其他领导很为他担心，坚持要派1个连为饶守坤保驾。第二天，饶守坤率一连人来到了林熙明的大本营～～政和县城南的前宝岱村。抵达山门，只见手持大刀长矛的会徒们早已摆列成阵，如临大敌。彼此寒暄几句后，落座在空场上的石桌旁。西侧，林的会徒虎视眈眈呈半圆形摆开；东侧，饶守坤的一个连也威风凛凛呈弧形而列。双方队伍首尾相近，刀枪相对。再向外就是被俘和阵亡的会徒家属，他们撕心裂肺地哭儿要夫，里外三层。饶守坤与林熙明居于中心。此时，饶守坤站了起来，一气讲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俘虏安全，他们的家属尽可放心。二是红军与大刀会多是穷苦出身，不应互相残杀。三是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残害百姓、欺骗愚弄大刀会的事实，介绍了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和红军日益强大的情况，指出只有联合起来，战胜敌人，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大刀会徒也才能有出路。话音刚落，会徒和家属们直称讲得好，是这么回事。林熙明邀饶守坤进房单独细谈：“饶团长啊，经你这一说，我真动心啦。我糊里糊涂地打了几年'顺天救民军’的旗号，结果是顺了国民党，害了老百姓，伤了我们的和气，对不起你啊！”这个山大王的话锋一转，唉声叹气地诉起苦来：“我也难啊！靠国民党，你不放我的人。靠你们，国民党又会掉转枪口打我们。你说我该怎么办！”“关键不在放不放人，而在路走得对不对。救国救民不也是你的初衷吗？你与红军配合，正是为了解救人民免遭涂炭。再说，你有刀，我有枪，我们联合起来，还怕什么呢！”林兴奋了，一拳打在桌子上说：“好，联合！你放人吧。”“说话算数？”“拿酒来！”一时，会徒家属们杀鸡做菜，会徒们摆桌上酒，饶团长与他们同桌共餐。应林的要求，饶团长按大刀会的习俗与之同喝鸡血酒，并对天盟誓：“皇天在上，黄土在下，如有违约，天惩地罚！”
此后，红军和大刀会携手对敌。对于红军和大刀会结成联盟，敌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天，政和县城周围的保安团进攻前宝岱村，妄图消灭大刀会。饶守坤决定痛击这股敌人，他根据大刀会枪少，大刀和长矛多，宜近战不宜远攻的特点，叫大刀会埋伏在后宝岱村东西岭根两旁山坡的竹林里。红军把敌人吸引到包围圈里，然后将其包围歼灭。第二天上午，当500多名敌人靠近时，红军和敌人接上火，相持几分钟后，便佯装不支，边打边撤。敌人紧追不放。当敌人全部进入南北1里多长的地带后，只听一阵螺号响，大刀会徒从竹林中猛冲下来，红军也乘势调头反击。经1小时激战，近百名敌人陈尸谷底，残部落荒而逃。战斗结束后，红军和大刀会一起开祝捷大会，并把缴获的部分武器、弹药物资送给林熙明。他感激不尽，一再拉着饶守坤的手说：“红军好，还是红军好啊！”林熙明的大刀会和红军联合作战的消息很快在闽东北传开了，其他一些刀会组织也纷纷与红军握手言好。
王辉球中将简历：
王辉球的故事：
王辉球是江西万安县人。1911年出生于贫农家庭。因家境困苦，王辉球出生后即由姑母抚养，5岁才回到父母身边，8岁念书，县立第一高小毕业。王辉球1927年到遂川县当店员，参加谭震林组织的工会。1928年1月，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第 1团在大坑，击溃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一举攻占县城。后分兵发动群众，建立 了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同时组织了遂川赤卫队。王辉球在遂川参加工农革命军，2月，工农革命军第1团由遂川返回井冈山。王辉球先后在工农革命军第1团、红4军3l团和军部任号兵、班长、排长等职。王辉球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12军3纵102团机枪连党代表、100团 连党代表，攻打漳州天宝山时，他身负重伤。伤愈后，王辉球在红军学校学习，结业后任红1军团特务连政委，1933年任9师政治部代秘书长，1934年任2师4团俱乐部主任，长征时任1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长征时在贵州跌伤，右腿骨折。师政 治部主任谭政要求卫生部派人抬着王辉球走。伤愈后再次担任2师4团俱乐部主任，1935年任2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115师343旅685团政治处宣 教股股长，1938年任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冀鲁边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9年任津南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任鲁西军区教导3旅政治部主任、1943年任冀鲁 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因积劳成疾，身患重病，经抢救脱险。1944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7纵政治部主任、1纵政治部主任、中原野战军1纵政治部主任、16军政委。建国后任5兵团政治部主任、贵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50年任副政委。1953年任空军政治部主任。临行前刘邓对他说：空军是新兵种，情况复杂，人家点名要你去，要为空军政治工作建设多动脑子，再立新功。王辉球制定了空军政治部机关会议、集体办公、工作计划、请示报告、检查制度，组建了空军政治学校，出版了《空军政治工作经验选编》。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任空军副政委。1961年，他下部队当兵。刘亚楼评价王辉球说：王辉球同志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在空军的政治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贯彻执行上级认真，从不打折扣，为人正派，本分。希望多动脑筋，把空军的政治工作搞得更好。1965年，他到湖南桂阳参加四清运动。
文革初，王辉球坚持不随便表态，受到冲击，曾被空军文工团的造反派抓走，后由空军政委余立金出面保了王辉球，让能“通天”的造反派头头刘素媛等放人。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王辉球升任空军政委。1969年，王辉球当选9届中央委员。
1970年6月下旬，吴法宪对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
1971年9月12日晚，林彪乘坐的飞机起飞后，王辉球被召至空军值班室。1973年到1975年，他任沈阳军区政委。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常乾坤中将简历：
常乾坤的故事：
1953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将10所航校，分成7所培养空勤人员、3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改进过去招收的学员直接进航校的办法，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应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使航校能集中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9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3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编写空军各种条令、条例、教材，需要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资料。常乾坤指示有关部门，为各编写点调来俄、英、德等语种翻译人员几十名，他自己有时还深入到翻译组指导工作。翻译人员努力工作译出了大量资料，为空军条令、条例编写工作提供了足够的参考材料。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用新武器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ПФ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犯大陆的1架B-17型飞机击落。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等一系列工作。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办事机构～～“航定委”办公室，设在空军科研部，负责组织产品鉴定工作。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试制和研发工作。当时由林彪签发的一个文件，要求一定在1970年“七一”前让歼-8飞机飞上天。常乾坤以科学的态度，经过各方面的调查论证后认为，有的单位的产品未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新工艺、新材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飞机机体强度静力试验不合格等，目前还不具备试飞的条件。如果强行试飞，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他与航空工业部、航空研究院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终于使歼-8飞机试飞暂停。常乾坤为歼-8试飞把了技术关。后来条件成熟了，才组织了试飞，并获得成功。
曾国华中将简历：
曾国华的故事：
1936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东征红军分为两路，一路为红一军团，二路为红十五军团，浩浩荡荡奔赴黄河西岸。红一军团渡河地点为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渡河突击队由红二师五团24名勇士组成，曾国华任队长。
黄河两岸耸立着万丈高山，山峡中，已经解冻的河水夹着大块大块的冰排，汹涌澎湃而下，发出“轰轰”的吼声。20时正，曾国华率领突击队分乘两只木船进入激流之中。船上的水手，轻轻“嗨 哟 ～～嗨哟～～地呐喊，拼命地摇桨，和风浪搏斗。突击队员们瞪着双眼，紧扣板机，警惕地注视着前方。船只就要靠近东岸冰排的时候，突然，一道手电光从河面掠过。他们暴露在敌人面前了。一时几道手电光都对准了他们。碉堡里喷出了一条条火龙，子弹象暴雨似的倾泻过来。偷渡变成了强渡。水手们加快了划桨的速度，突击队员们对准了手电的亮光和岸上发射点猛烈射击，子弹在黄河面上飞来飞去。讯号员的头部中了一弹，倒在了船仓里，一个水手的胳膊被子弹穿过，鲜血流在了手上，沾在了桨上，滴进了黄河，船帮中弹了，冰冷的河水猛灌进来，队员们一边射击，一边用自己的身体堵着漏洞。小船靠上冰排后，队员们不管冰有多厚，能否经得住人，猛虎似地跃上冰排，杀声震天地向敌人扑去。
东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红军转战山西境内75天，历经50余县，歼敌1万3千多人，俘敌4千多人，扩大红军8千余名。毛泽东在形势与任务报告中用几句话概括了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115、120、129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来犯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此役以343旅685、686团和344旅687团为主攻。685团一营是朱老总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二营是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三营是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的底子，三位营长都是红军干部，都做过团一级的领导工作，一营营长刘正，二营营长曾国华、三营营长梁兴初。
上午8时许，敌第5师团第21旅团的后卫部队乘坐100余辆汽车，携带200多辆大车的辎重，共计约2000多人，进入伏击地域，115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给敌以大量杀伤，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伏击打晕，纷纷跳下车四处散开。然而，板垣师团是敌军中劲旅，侵华两个月来纵横数千里，所向披靡，不一会儿即清醒过来，拼命地想占领制高点。115师是红军中的精锐，打伏击是拿手好戏，岂容敌人得逞。只见一营营长刘正指挥该营的第１和第３连向公路边上的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日本人也在拼命往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迅速登上山头的第１营的两个连队反冲下去，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日军的大部给报销了。激烈的战斗在2营和3营的阵地上展开。二营营长曾国华率领全营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2营5连连长曾贤生，外号叫“猛子”，一个人就刺死了10多个敌人，他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向他逼近，他拉响了仅剩下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3营的9连和10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拚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和敌人抱在一团扭打，或者是用石块将日本兵的脑壳砸碎。激战中，曾国华发现西南有两股日军抢占1363高地，妄图踞高临下，以火力控制老爷庙，威胁115师指挥所，当即派5连和6连冲上山头，与刚到山顶的日军肉搏，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日军逼回沟底。激战至下午l时，战斗胜利结束。
平型关战斗歼灭了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打破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此后，曾国华转战晋察豫和山东、东北等地，先后任挺进5支队支队长、115师教导第2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3师师长、第7师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参谋长、第15兵团参谋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空军第3军军长、东北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1969年在中共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1978年病逝。
朱辉照中将简历：
朱辉照的故事：
红2、6军团从丽江石鼓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到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中甸县（今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境内。中甸属康藏高原，有不少终年积雪的雪山，2、6军团在这里共翻越了雅哈雪山、翁上甲子小雪山、翁水咱浪大雪山３座雪山。
1936年4月27日清晨，红2军团前卫4师参谋长高利国和12团政委朱辉照率12团为先锋，由翻译带路，沿崎岖小路，顺立马河北上，向雅哈雪山行进。途中，要经过的干崖房地势十分险要，只有一条崎岖小路从石门关的口子可以通过，小路上下都是悬崖。红军在此突然遭到土司汪学鼎带领的100多门户兵的埋伏，走在前面的两名红军战士当场牺牲，部队被迫停止前进。红军请翻译喊话，向空中放枪，但是汪学鼎不听劝告，仍令继续向红军开枪射击。红军被迫进行还击，将敌击溃。战斗中，高利国等12名红军战士牺牲，朱辉照也身负重伤。击溃汪学鼎部后，红军继续向雅哈雪山行进。雅哈雪山山势陡峭险峻，山岭终年积雪。当红军指战员爬到半山腰时，便感觉到呼吸困难，头昏脑胀，四肢无力，行进速度慢了下来。远处的山峰和悬崖笼罩在云雾中，朦朦胧胧的，先头部队刚刚踩出的脚印，不一会儿就变得模糊了。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蹒跚行进，有的战士草鞋陷在深雪里找不到，就光着脚在雪地里走；有的战士的脚被锋利的冰雪划破出血，脚和草鞋被血红的冰渣冻结在一起；一些战士因为太累坐下休息，就再也站不起来；有的战士走着走着被一阵风刮倒，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之前，在2、6军团刚渡过金沙江时，根据红军总部应多准备衣物和防寒用品的电示，贺龙等领导人要求各部队为翻越中甸雪山做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并对翻越雪山作了周密布置，沿途派医生和收容队收容伤病员。但由于红军中的战士基本都是第一次翻越这样的大雪山，经验不足，又缺乏相应的物资准备，加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许多红军战士就牺牲在雪山上。但红军战士们以顽强的意志，将被子披在身上，互相帮扶着，一步一步地艰难行进，终于翻过雅哈雪山，进入小中甸宿营。随后，大部队相继翻越了雅哈雪山，从4月30日起陆续到达中甸县城及近郊休整。2、6军团在中甸休整后，于5月5日分为两路先后北上。二军团由左路向尼西方向进入得荣，在云南境内没有再翻越雪山。六军团由右路向格咱方向进入乡城，途中翻越了两座雪山。从中甸出发前，贺龙、任弼时一再叮嘱，要认真总结翻雅哈雪山的经验教训，上雪山之前须带足饮水、干粮、辣椒、生姜等，准备好足够的衣物、裹好脚，减少非战斗减员。由于准备较充分，六军团先头部队于5月10日顺利翻过翁上甲子小雪山，到翁上上、中、下各村寨宿营，6军团主力部队11日也越过翁上甲子小雪山。5月12日拂晓，六军团前卫部队翻越第三座雪山翁水咱浪大雪山。当天大雪纷飞，尽管已有经验并作了充分准备，还是有一些红军战士牺牲在雪山上。红军指战员以刚强的意志经受了饥饿和严寒，于下午抵达乡城县拉吾村宿营。5月13日，六军团主力部队也翻越了翁水咱浪大雪山。
余立金中将简历：
余立金的故事：
1968年3月23日凌晨，吴法宪打电话请余立金到其住处，说有要事相商。当余立金一走进吴法宪的房门，便被两个彪形大汉把双手扭到背后，随即被押送上车，无端关押起来。半个小时以后，他的夫人陆力行也被关押起来。第二天，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14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北京发生了“杨余傅事件”。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7日在东郊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江青、叶群、吴法宪宣布：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二、余立金犯有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后，在江青和林彪的策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接连召开声讨批判大会，庆祝粉碎“杨余傅事件”的伟大胜利。林彪在毛泽东面前下结论，做保证，并一手炮制了撤销3位将军职务的中央文件。随后，林彪、叶群、林立果又指使空军机关造反派印发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余立金的反革命罪行材料》，罗织的4大罪状是：一、1956年，余立金在南京空军干部会上胡说“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对国际共运是一个重大贡献。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是有影响的”等等，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二、1967年11月30日，余立金在北京经空军党委转报中央文革的一份报告上，将“一定要把大权集中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手中”的话的后半部分删掉了，蓄意反对林副主席。三、余立金在一份材料中将“建议把一贯最坚决、最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有卓越功勋的江青同志，选进中央最高领导机关”这一段话全部砍掉，用心在于仇视和反对江青同志。四、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抛出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黑报告，余立金竭力拥护，得意忘形地说：“刘主席的话很有道理，使人听起来口服心服。”可见余立金在历史上一贯执行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余立金被捕后，直接被押往秦城监狱。高高的围墙，粗大的铁丝网，把他和外边的世界隔离开来。他的生活待遇是：一日两餐，上午稀饭，下午窝窝头，上顿不吃，下顿热热又送了回来，每顿饭后，用塑料碗给一碗热开水；每天一份《北京日报》，这是他了解铁窗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然而，林彪、江青和叶群一伙对他的迫害并未就此停止。12月，时任中央办公厅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在林彪、江青和叶群的授意下，通过主管中央专案三办的赵登程等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的刑讯逼供，一手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该党的“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余立金等十几个人是该党的“委员”。由此，余立金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押解出去，挨批挨斗。虽然他的牙齿脱落了，身体消瘦了，但他的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他要顽强地活下去，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冤死，相信党中央会查明真相、妥善处理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及其死党自我爆炸，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此后，全党开展了揭发和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余立金发现《北京日报》上涉及林彪时，常用的一些提法不见了，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等待着时局进一步的发展。1972年4月16日，被下放到门头沟煤矿劳动改造的余立金次子余小敏，在中南海西华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转交给周恩来一封信，提出探望父母的要求，周恩来马上批复同意。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被捕”后，几经辗转，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政治犯们都是单人一室，室内仅一张20公分高的木床，别无他物。“放风”时，也要等前一个回去，下一个才被允许出来。以至于陆力行和余立金同在一个狱中多年，却互不知晓。当工作人员通知陆力行，周恩来已批复其子女可以探望父母时，陆力行擦去一把苦涩的泪水，说：“让孩子们看到他爸爸后，再来看我吧。”
4月底，余小敏兄妹4人被带到秦城监狱。见到余立金时，4兄妹竟然不能认出这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父亲。余立金一头雪白的寸发，身着一件不合体的黑色对襟棉袄，明显苍老了。余立金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便一把把他们揽进怀里。当孩子们告诉他，母亲也被关在秦城监狱时，余立金不禁潸然泪下。这以后，余立金和陆力行的伙食虽然改善了，但监狱对他们的看管并没有丝毫松动，更不用说出狱获得自由了。1973年4月下旬，余立金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浑身无力，经诊断是患了肝炎。后来，他被送到北医六院治疗。3个月后，又被送回了秦城监狱。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1974年7月30日，监狱通知余立金出狱，随后，一辆空军牌号的轿车将他接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住下。下午，陆力行也被放了出来，这对苦难的战友和夫妻，在度过漫长的6年4个月零8天的狱中生活后，在招待所团聚了。余立金拉着妻子的双手说：“没想到你也被抓起来了。”当天晚上，空军后勤部派人送来一套军装和一件衬衣。余立金看着久别了的红领章和红帽徽，心头顿时涌过一股热流。
8月1日，余立金出席了中央军委举行的“八一”招待会。在会上，他见到了杨成武，两个人悲喜交加，互致问候。周恩来走过来对他们说：“没有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接着，周恩来把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的“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的话转述他们。余立金长吁一口气，这是6年多来第一次听到的中央关于这一冤案的正式态度。在建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上，叶剑英走到余立金跟前，安慰过后谈了对他的工作安排，并征求他的意见。余立金马上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2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余立金为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中国民航总局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技术力量、职工素质、规章制度和服务水平都遭到严重影响。余立金到职后，在局党委会议上，详细分析了民航总局的形势，确定了近期以整顿作风纪律、提高业务技术水平为工作的目标。余立金说：“作风纪律和业务技术，是民航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的大事，是局党委确定的近期必须抓紧的工作内容，各省局领导必须认清形势，明确责任，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1975年1月13日，余立金作为民航总局推选的代表，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重申的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他受到极大鼓舞。会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全面整顿。余立金从中看到了希望。
8月30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空军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通知》，任命马宁为司令员，傅传作为政治委员，余立金为第二政治委员兼民航总局政治委员。余立金一方面参与空军的重要决策，另一方面还要主持民航总局的工作，工作虽紧张、劳累，但心情异常舒畅。9月份，他开始感到有些胸闷、气短，保健医生要他去空军总医院检查，但他觉得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被耽误了许多，不该再为身体上的小毛病耽误工作时间，一直没在意，只吃了些消炎、顺气的药片就过去了。不料，在1977年初，余立金被诊断为肺癌。然而，他在医院仅住了2个月就出院了，他要在家一面工作一面治疗。在住宅里，余立金布置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看文件，听电话，找人谈话。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出席了这次会议。12月20日，他又被选为出席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
吴富善中将简历：
吴富善的故事：
吴富善出生于吉安县横江镇良枧村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到吉安城泰记布店当学徒。1925年9月，参加吉安总工会开办的扫盲夜校。1926年在吉安商民协会会长晏燃的引导下，吴富善组织一批十五六岁的学徒，成立吉安青工学徒联合会，并任副委员长兼武装纠察队队长。在一次推选吉安县长的大会上，吴富善见到了叶剑英师长，受到极大鼓舞。1927年8月6日，吉安“八·六”事变后，吴富善回村务农。次年，吴富善联系上了横江地下党组织，并任赣西南少先队横江渡支队队长。1930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带领100多名少先队员集体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四军十二师。1931年1月，任特务连政委。参加了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先后任师直属机关政治处主任，红一军团第七师十九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
长征开始的1934年10月，吴富善任红一师二团俱乐部主任，到达贵州黎平后任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员，过草地时师一级巡视员集中到军团政治部，吴富善任一个小组的小组长。1936年5月，入延安红军大学学习，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领导人的讲课。西安事变后，留校当教员。1937年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半年后，任“援西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向山西太行山进发。1937年10月中旬，任第三抗日游击支队政委。进入河北，协助中共直鲁边特委在磁县贾壁阴沟诗成立磁县抗日县政府。此后，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支队政治委员、七七一团政治委员。1938年8月21日，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在太行山下的南宫成立，吴富善任纵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秋，任一二九师新编四旅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冀南军区二分区政治委员。1941年春，吴富善重返太行山，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不久，调任八路军前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除了部队供给，有时还要作战。1942年5月25日，前总后勤部被日军包围于壮地脑。吴富善在突围中跳下悬崖，受点轻伤，跳出日军的尾追。两年后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时，与夫人李榕一道从中央党校毕业。
解放战争初期，吴富善任齐齐哈尔卫戌司令部司令员。当时的东北被国民党控制。1946年吴富善巧装潜入齐齐哈尔市从事地下工作，收集情报。4月中旬，吴富善又化装出城到甘南，向省委和军区领导详细汇报，并提出攻打意见。24日凌晨2时至天亮，强攻收复了齐齐哈尔市。此后，先后任嫩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嫩江省林甸地委书记，西满军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西满野战军副政治委员。1947年8月15日，“西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吴富善任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战役、锦州之战和解放东北三省的系列战斗。1948年12月19日，七纵队入关作战，向南挺进。1949年1月4日，攻打天津外围。14日参加天津总攻。15日占领天津。1949年1月第七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吴富善任政治委员。4月跨黄河，7月过长江。进入江西后，沿途奉新、高安、万载、宜春等地国民党军闻风而逃。9月到达广州参加中共华南分局扩大会议。10月15日占领广州。
广州解放后，吴富善任广州警备司令部副政委，数日后，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任主任，吴富善任军管会委员兼广州市治安委员会负责人。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吴富善按照政府提出的“安定秩序，团结人民，恢复生产，建设新广州”的要求做了大量的治安、交通、防空、消防、卫生等工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吴富善先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参与指挥过东南沿海反袭扰斗争，抗美援越空防战斗，西南、中南地区反美机入侵战斗等。
黄志勇中将简历：
黄志勇的故事：
潘成焱写了一篇回忆《将军合唱团》的文章，现录于此。
每当我听着电视连续剧《长征》里反复出现的《十送红军》主旋律时，我总会同时想起建国十周年大庆上的“将军合唱团”那质朴而又充满豪情的《颂词》和《红军纪律歌》。笔者有幸，躬逢盛会，聆听到一百多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的雄壮嘹亮歌声。
由中将黄志勇、少将熊伯涛合作，并由熊伯涛少将朗诵的《颂词》，我至今还能背诵：“我们是一群红色老战士。来自农村，来自工厂。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教育培养，使我们坚强更坚强。不要看我们的双鬓沾满了征途的冰霜；战场的硝烟熏黑了我们的脸庞。可是我们的思想永远放射着光芒，我们的心弦永远欢乐地跳荡。为了捍卫祖国的建设，我们聚积着无穷的力量。在这壮丽的节日里，我们尽情歌唱歌唱。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百战百胜的人民武装，歌唱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歌唱光荣伟大的共产党。”
44年前，为了迎接建国１０周年大典，由一百多名陆海空军将军们（包括当时惟一的女将军李贞在内）组成的“将军合唱团”于1958年12月5日成立。据《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会刊》报道：在成立大会上，高等军事学院陈伯钧副院长说：“论嗓子我们不如青年人那么清脆响亮了，但我们还要放声歌唱，歌唱我们年青的国家，歌唱我们这有着无限美妙青春的社会，我们会越唱越年轻，越加生气勃勃地去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会上，推选唐延述中将担任合唱团团长，王中槐中将任政委，李志民上将担任合唱团指挥，并派专业人员谢承培专责辅导。确定每周利用两个晚上的休息时间集中练习，风雨不改。
这些老当益壮的将军们刻苦学习，一个音一个音地练，一遍一遍地唱，从不嫌麻烦。红军时期战斗中失去左臂的彭绍辉上将为了掌握从后半拍起的节奏，反复研究，用右手拍着肋骨，利用气息的自然反应，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这种唱法；李志民上将把观摩歌舞晚会和音乐会当成学习机会，细致地揣摩每个指挥动作。平时听到音乐声，也会随旋律挥手练习。几个月的苦练结果，在历次演出中，他那精确无误、利落潇洒的指挥动作，赢得了观众的喝彩称赞。
在1959年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开幕式上，在国庆十周年的人民大会堂上，每当主持人报出晚会的第一个节目由“将军合唱团”演出大合唱《红军纪律歌》、《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时，总会引发全场激动欢呼和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不是普通的歌唱，这是雄伟的史诗。它唱出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红军纪律歌》中，寻觅得到那些老将军的形象和品格～～那沾满征途冰霜的双鬓，熏染了战场硝烟的脸庞，忘我献身的伟大胸怀和正直廉洁的高尚品德。
40多年过去了，“将军合唱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们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但是，他们所热爱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他们倾情的歌声，将和他们倾情的事业一样，长萦天地人间。
胡奇才中将简历：
胡奇才的故事：
胡奇才参军不到三年就身负五伤，1933年6月担任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五团政委时，年龄不到19岁。随即参加长征，先后担任十一师、十二师政委。1937年12月，胡奇才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三大队六队队长。1938年8月，党中央派遣干部增援山东，组成山东干部大队，胡奇才任大队长。8月21日，奉毛泽东同志“第一要当好学员，第二要当好教员，第三要当好指挥员”的临别指示率队离开延安。历时三个月，行程三千里，胜利到达沂蒙山根据地。11月，他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任副司令员，不久任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兼鲁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从此坚持鲁中抗战达七年之久。先后担任山东纵队第一旅副旅长、鲁中军区参谋处处长，指挥所部进行葛庄战斗、临朐战斗，攻克沂水城，打击顽军势力，粉碎日寇“扫荡”，为鲁中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鲁中人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胡奇才司令。
1987年，迟浩田到沂蒙山区视察，有一七旬老翁特地向他打听胡奇才同志，并当场唱出了当年歌颂临朐战斗胜利的歌谣：“胡奇才，不简单，指挥八路打冶源；打死鬼子三十三，活捉一个翻译官。”迟浩田听后感慨万千，回京后即亲笔写下了这首歌谣，敬赠胡奇才老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奇才任山东区第三师副师长，率部急驰东北。1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1946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0月底进行了新开岭战役。10月间，国民党政府为实现先南后北逐次占领全东北的目的，集十万兵力分三线进犯南满根据地。我辽东军区拟集结主力保卫丹东，掩护首脑机关和后勤各单位转移。胡奇才根据战场形势机动处置，果断决定将已经分散的全纵队迅速收拢，把敌中路军二十五师诱至宽甸地区新开岭，歼敌8000余人，俘敌师长以下6000余人，缴获无数。战后，敌人从三面向我压来，南面是鸭绿江，情势万分危急，他沉着指挥部队迅速撤离战场，穿过桓仁原始森林向辑安地区转移。途中，带着6000多名俘虏，还要不断与追敌交火，异常艰险。这段历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逆风千里》。新开岭战役，是辽东我军首次大捷，在自卫战争敌强我弱形势下，首创东北我军一役歼敌一个整师的战例，粉碎了敌人的战略企图，扭转了南满战局，受到中央军委、东北联军总部的通令嘉奖。
1946年12月3日，胡奇才部到达通化与军区会合。他头部旧伤复发，离开部队到大连医治。1947年4月返回部队，参加了夏季攻势，因头剧痛不愈，只得又去哈尔滨疗养，1948年5月因召归队。9月，辽沈战役开始。辽沈战役的开端是锦州战役，塔山阻击战是保障锦州战役胜利的一场重要战斗。9月间，我东北军迅速包围了锦州，对东北敌军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国民党政府见状大吃一惊，分别以11个师和12个多师的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从锦西、葫芦岛和沈阳东西对进，急救锦州。我四纵队和十一纵队及两个师部署在锦西以北塔山一线阻击敌东进兵团，四纵队布防于塔山一带核心阵地。塔山位于锦西至锦州之间，是我防御阵地的一道门闩。两锦之间仅距30余里，这就决定了我军只能寸土不让地坚守，而决不能采取运动防御。可是，塔山无山，只是个无险可守的村庄。任务重大，东北联军总部命胡奇才亲临塔山指挥。他多次到阵地观察，及时改变了只守村后小山的部署，构筑起坚固的村落防御体系，坚守村庄，控制村边通道。10月10日开始，他指挥塔山部队与敌激战六昼夜，抵住了敌人六个师的轮番攻击，打得敌人寸土未进。蒋介石难以置信，乘飞机亲临塔山观察，叹道：“没有料到，三个军在海空军配合下，就是打不过塔山。”塔山阻击战，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防御战，许多文艺样式都有描述它的作品，广泛传颂。
同年11月，胡奇才任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率部入关，途中又因旧伤复发回沈阳治疗，1949年9月，转到北京治伤。周恩来同志听说他到京便接见了他，详细地询问了塔山战斗情况，后来亲自给他联系医院，还安排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不久，通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
周彪中将简历：
周彪的故事：
这篇文章是周彪将军的女儿周华玲写的回忆父亲的。
1935年3月，红军主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在南渡乌江时，父亲所在的红九军团成功掩护红军主力过江后，因未能按指定时间到达江边，桥被拆除，整个军团（三个建制团及一个指挥部）立刻陷入敌人全部围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这危难时刻，父亲和他的七团战友们根据军团的指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机智果敢的战术，并肩与八团、九团密切配合，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歼灭了敌人，冲出了重围，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父亲那时才25岁，是年轻的七团政委。
1950年10月，正值全国人民欢庆翻身解放，即将开始和平建设的日子里，父亲又从祖国西南边疆广西挥师北上，被任命为第42军政委，开赴祖国东北边陲的鸭绿江畔，第一批踏上朝鲜国土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42军首战黄草岭告捷，激战13个昼夜，他们第一次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交锋，共作战65次，歼敌36 00余人（其中含美军1000余人）。“黄草岭”被当时的外电称为敌人的“伤心岭 ”。彭德怀司令员对这次战役作了高度评价：“这次战役胜利意义是很大的，第一，稳定了朝鲜战局，使友军得到收容、整顿时间；第二，志愿军在朝鲜站住了脚；第三，取得了新的经验；第四，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53年至1967年，父亲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肩负国土防空作战重任的东北军区防空军政委、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高炮部队大都处于祖国边陲艰苦的深山沟里，15年中，父亲走遍了那里，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参与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现代化防空部队；阻挡了台湾国民党空军上万次的飞机窜扰，成功地击落了包括美国造最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RF－101型低空快速侦察机、P2V型低空慢速电子侦察机在内的敌机；他指挥了“援越抗美”的高炮部队，这支在越南的部队，共作战558次，击落美机597架、击伤479架（这些数字是侵越美军飞机全部损失的一半），他高兴地亲自为取得辉煌战果的参战部队总结经验、召开庆功会。
这就是传记里我们的父亲。一位勇往直前、意志坚强、功勋卓著的将军。然而，生活中他却是个普通、平凡而严厉的父亲。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太少了。战争环境不必说，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虽然家安在北京，但他却把身心和时间更多地给予了他的部队，他的事业。我们只和他去过一次长城、一次颐和园；国家安排他每年的假期，他也只享受过两次，就是这两次加起来都不到10天的时间。和父亲在一起少得可怜的时光，尤使我们难以忘怀。父亲自从领取部队供给的第一身军装，除了军装就没有别样的装束。1975年他退居二线后，要母亲从前门大栅栏买回一身灰卡叽布的中山装，镜子里父亲的目光像孩子一样新奇而快乐。
父亲对我们说的频率最高的三句话是：不要忘本，要靠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哥哥姐姐，与父母穿同样的粗布衣、吃因战马涉水浸泡而发霉的小米和野菜；解放后到父亲去世，父母的内衣、我们的内外衣甚至连毛衣几乎都找不到不打补丁的。解放后出生的弟弟妹妹还都是捡哥哥姐姐穿小的衣帽鞋袜穿。1951年，母亲随慰问团赴朝鲜看望前线的父亲，在国内就已经知道前线的战斗激烈而残酷，咬牙把一点点积攒下来的津贴费买成毛线，使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毛衣，这件毛衣一直穿到他去世的1981年。此后，母亲拆洗又重织，至今母亲仍然穿着它。我们家的住房，解放前父亲南征北战，我们随部队留守处到哪儿就住哪儿，解放后，父亲严格按国家规定，在分配的“不达标”的住房中，把我们兄弟姐妹分男女，安排在不到8平米的小屋里，也不肯占用按规定作为公用的房间。父亲的专车从没有捎带过顺路上班的母亲，更不许我们搭乘他的专车。我们家在“文革”中被查抄时，帐户上仅有200元的存款……就是这样的经济状况，父母不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补助，还从紧巴巴的生活费用中挤出钱，响应国家购买国库券的号召，支援国家建设……
父亲在临终前对守候在身边的我们留下遗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全军高级将领中的第二位。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满怀深情地给我们讲述长征过草地时，他的战友赵营长就匆匆埋在草地里的故事，反复说：“不要惊动领导和同志们，不要给组织添麻烦。”父亲去世20年了，虽然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没有做出像父亲那样的伟绩，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无一人违法乱纪，更无一人被灯红酒绿的各种诱惑所征服，因为我们心中牢牢记住了父亲对我们反复叨念的三句话：不要忘本，要靠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
彭林中将简历：
彭林的故事：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已退到闽赣边境。为了探索战略转移路线，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电令湘赣省委：“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红三军）的可靠联系”等等。红2军团当时称红3军。红6军团是1933年6月中旬，由湘赣和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在江西永新县改编成立，辖2个师。湘赣根据地红8军改编为红17师，下属49、50、51三个团；湘鄂赣根据地红18军改编为红18师，初期仅一个52团。开始时没有成立军团机构，由17师师长肖克，政委蔡会文统一指挥。
1934年7月6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报，派出少数部队声东击西，8月7日军团主力9700多名将士，搬上全部家当，由遂川的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踏上突围西征的道路，11日到达湖南桂东寨前圩。8月12日，红6军团领导机关正式宣布成立。由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红17师师长肖克，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三人组成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彭林被任命为红6军团17师50团政委，团长郭鹏。12日晚上，红6军团新的领导机构，指挥部队离开桂东县寨前圩继续西征。
红6军团8月31日在道县薛家场渡过潇水，进入广西。9月4日于凤凰嘴击溃追击的敌军两个师，5日从容过湘江。9月16日，湘敌补充第2纵队两个团准备袭击红军。王震亲临50团，部署红军埋伏在敌军必经之路。敌人接近时，王震一声令下，郭鹏、彭林指挥50团，从侧面出击。正面防守的52团，从山上冲杀过来。红军两面夹击，毙伤敌200多人，俘虏300余人，击溃敌军。10月7日红6军团先头部队51团到达石阡县甘溪镇，被桂军19师等敌军包围。军团参谋长李达指挥49团、51团少数部队掩护军团主力冲出包围，李达等部不知去向。8日敌湘军谢明强部紧紧跟了上来。紧急关头，50团迅速进行阻击，军团扔掉一切多余东西，轻装进入名为老窝沟的谷涧山区，摆脱了追兵。完成任务，50团没有进入老窝沟，从山岭撤离，甩开敌人，但与军团大部队失去联系。郭鹏、彭林带领50团，独自前去寻找贺龙的红3军（红2军团）。因为没有通讯器材，不知道红3军的具体位置，50团只能在深山密林中一边打听，一边艰难行军。
10月中旬，50团到达一个小集镇，团部住进镇里的小学。郭鹏走进学校办公室，高兴的喊到：老彭，快来看，地图！彭林进入房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旧中国地图。他们两人站在地图前，仔细寻找部队所在位置。同时，郭鹏转身对参谋欧阳家祥说：欧阳，你找张纸，把贵州、四川、湖南、江西这一带描下来。欧阳家祥找纸时，发现半张报纸，拿起一看，都是关于“共匪”的报道。他将报纸递给彭林说：敌人又在骂我们了。彭林接过报纸看了起来，突然，他手拍桌子高声说：老郭，找到了！郭鹏忙问：找到什么了？彭林兴奋地回答：找到贺老总了，贺老总他们的位置报纸上写着。大家围了过来，见报纸上的报道：“贺龙匪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扰，现向西南方蠢动”。郭鹏说：这得谢谢敌人，这张报纸功劳不小哩。他们从地图上找到位于贵州东北的沿河、印江，离此地有300多里。根据报纸上的消息判断，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部及部队，已落在50团的后边。第二天，部队请了一位当地老乡作向导，向东北方向红3军所在地进发。
郭鹏、彭林带领50团，10月23日正在印江县苗王山半山腰行军。忽然，山后传来熟悉的军号声，大家听出这是49团的调号问话。50团司号员拿起军号吹起来，进行了联系。对方听出是自己人的号声，一支红军队伍从山脚下涌了上来。先上来的红军战士朝着欧阳家祥参谋说：辛苦了。接着自我介绍：我们是红2军团侦察连的。红6军团49团的战士们随后也上来了，同50团的战友欢聚在一起。原来6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49团等部队，已经找到贺龙。这时，李达陪同几位领导走了过来，向一位身穿衬衣，头戴礼帽的中年人介绍说：贺老总，这是50团的团长郭鹏、政委彭林。听说是贺老总，大家连忙敬礼问好。贺龙和50团的指战员们握手，表示慰问。彭林、郭鹏向红3军领导详细汇报了与6军团失去联系后的情况。
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3军，10月24日与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6军团，于印江县梵净山西北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两支红军队伍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庆祝大会。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10月28日，2、6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人指挥下，开始发起湘西攻势，打击敌军，创建湘鄂川黔苏区，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刘昌毅中将简历：
刘昌毅的故事：
红军时期，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英勇作战，身负重伤，整日昏迷不醒。一日，将军气绝，全连大恸，肃立默哀，将将军装殓于棺木。将军生前无他物，仅留一德制“勃朗宁”手枪。将盖棺时，将军通讯员言：“连长最喜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遂取手枪置将军掌中，忽见手指微动，惊喜曰：“连长还有气！”复从棺木抬其出，竟生还。
抗日战争期间，刘昌毅将军于河南郏县神垢镇指挥打日军。一日，将军突然患瘫疾，半身不遂，遍求名医偏方，吃蜈蚣、蛤蟆、毒蛇等，均无效。忽一日，有一长者自山外而来，直至军前，称可为将军治病。警卫疑其身份不明，驱其走。次日又来，亦被阻门外。第三日，长者又来，欲闯关。其时，恰将军起床小解，听门外有吵闹声，问之何事？警卫以实情答之。将军召进，视其人：须发皆白，臂挽青囊，一女随后。长者问诊号脉后，即于青囊中取针施治。每扎一针，饮半杯陈年虎骨酒。首3针，将军即能坐；隔日3针，将军即能站；再隔日3针，将军即能行。不出10日，将军竟全愈也。将军取银元酬之，长者坚持不受，留草药５帖，携女飘然而去。
1946年，中原大战在即。刘昌毅将军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将军脸部负伤，十多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鲜血淋漓。当是时，周恩来至前线视察，建议送将军到北方协和医院治疗，将军坚持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卫生部专家为将军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众专家反复研究方案，终难决断，将军示意警卫员，取纸笔写下3个大字：“大胆割！”
1942年4月16日，刘昌毅将军于山西榆（社）武（乡）公路组织“白庄”伏击战，歼灭日军36师团高木联3大队及一个军官视察团，击毙少佐以下2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其中一门日本天皇亲赐山炮。战后，日军３次派武乡县维持会长送信：愿用其他物资交换此炮。将军回信曰：“若在战场上赢我，必还。否则，休想得此炮。”日军闻之丧胆。1944年10月，刘昌毅将军率部转战河北武安县渡口、杨义、崇义等地，连克日军据点十余，碉堡数十。于崇义克敌后，乡民欢欣鼓舞，壶浆箪食，慰问抗日部队。是时，将军连食水饺108只而面不改色。抗日战争时期，有人为刘昌毅将军介绍对象。女方来会面，将军于远处举望远镜望之，不如意者不见。刘昌毅将军指挥作战，处变不惊，历险不乱，每临大事有静气。人称“四不走”将军，即：“不吃饱饭不走，不睡好觉不走，不喝完酒不走，不见敌人来不走。”
1947年春。某日，久雪乍停，天气晴朗。刘昌毅将军率部至两河口八里川，令部队埋锅做饭。忽警戒哨报告，东北方向发现敌人。人劝将军走，将军问：“饭熟否？”答：“已熟。”将军曰：“吃了饭再走。”泰然置之。忽警戒哨又报，西南方向发现敌人。数人劝将军走，将军问：“饭饱否？”答：“尚未。”将军曰：“不吃饱饭不走。”依然镇定自如。忽警戒哨又飞报，其他方向均发现敌人。枪炮声依稀可闻，众官兵停箸置碗视将军，见将军蹲一突兀大岩石上，一手端碗，一手举箸，吃得正香，仍若无事状。此时，炮弹已落四周，众皆继续放胆吃饭。饭毕，将军问：“吃饱了没有？”皆答：“吃饱了！”此时，已可辨敌人影，方从容率部撤离。淮海战役，刘昌毅将军任中原野战军三纵副司令员。双堆集一役，三纵活捉黄维。将军曾设宴招待之。黄维于席间悄声告将军：“贵部可直接打过长江去。”将军问：“因何？”黄维曰：“能败我者，必能败江南之国军。”
刘昌毅将军性耿直，敢说敢干敢怒，无所顾忌。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曾发一通报，点名将军纵容两干部无票乘车，并打骂列车员，其时，将军于开封疗伤，见通报莫名其妙，即策马飞奔商丘，将当事人带往刘邓首长处，当场对质。后刘伯承解围，曰：“通报错了，撤销。”将军方忿忿而归。又为庆祝淮海战役胜利，中野首长与各纵队指挥员共餐。席间，邓小平对刘昌毅将军言：“仗打得不错，就是多吃了500多斤肉。”将军勃然变色，双手奋力将餐桌掀翻。1975年，邓小平于北京接见刘昌毅将军。邓指将军曰：“你是一位战将，但有时也会蛮干。”将军不握手，扭头就走。
王恩茂将军言，1977年，将军就任吉林省委书记前，邓小平召其谈话。王向小平反映刘昌毅将军在南京“靠边站”情况。邓小平曰：“刘昌毅是一员战将。打仗，攻无不克，守无不固。”1979年南疆自卫还击战，刘昌毅将军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指挥东线作战。始，万炮齐发，蔚为壮观，持续半个小时之久。众皆欢腾，将军不悦，命参谋长周德礼：“停止打炮！”周德礼不解：“这是上面的命令。”将军怒曰：“就是上面的命令也要停。娘了×，净放空炮！”将军事后析曰：“对面是山地，山深洞多，你打第一炮，敌人就躲起来了。其时，我军正在前进，炮弹难免要误伤自己人。”著名作家权延赤曾著文言，南疆自卫还击战前，许世友以喝酒选将，与刘昌毅将军对饮茅台６瓶，刘将军醉了３天。余问将军，将军怒曰：“胡说八道！战前，我和许司令只喝过一次酒，两人加起来不到一瓶。何英富秘书可作证。”战后，刘昌毅设防归来，受到军委肯定。许世友摆酒３桌，以贺成功。将军继曰：“喝庆功酒时，他叫我跟人家一人喝３杯，我不干。我说，你喝，我也喝。那天，他喝得差不多了，我还早着呢！”刘昌毅将军言此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韩练成中将简历：
韩练成的故事：
韩练成1909年3月18日出生在甘肃省固原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关一个贫民家庭。原名韩继周，小时候上过七年私塾。十五岁那年，韩继周因穷困辍学给地主家放羊。每天赶着羊群外出放牧，还有割草、打柴等干不完的杂活。吃不饱、睡不好，还常常遭到地主的刁难、凌辱和打骂。秉性刚强的继周忍无可忍，一气之下，砸破了地主家里的一些坛坛罐罐，不辞而别。后来父亲又通过关系，将他介绍到固原城里一家小杂货铺里当学徒。穿的是破衣烂衫、睡的是日拆夜铺的门板，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店主稍不顺心还要拳打脚踢。有一次，韩继周遭毒打逃走后被追回时，店主呵斥他：“你小子跑出去还能当官？”韩继周倔强地应道：“那你也不敢量定！”后来由于给店主婆看孩子引起争执，韩继周愤怒之下将店主打伤而被解雇。性情暴躁，名声不好，县城里无人敢雇用，韩继周只好失业在家。1925年1月，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被扩编为西北陆军第七师，到处招兵买马。走投无路的韩继周，不甘心当牛作马地过苦日子，想到了从军。母亲借来族人韩圭璋的一张“甘肃省立第二中学”的毕业文凭，他以韩圭璋的名义考取了马鸿逵部军官教导队。从此，韩圭璋成了他的名字，并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43年2月，蒋介石将原在桂系部队任职的韩练成调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侍从参谋。在以往与蒋介石和桂系的交流中，韩练成深深感觉到两者在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上没有丝毫区别。他因此而后悔，萌生了去找共产党的念头。1943年夏天，在重庆的一座破烂不起眼的小楼上，韩练成见到盼望已久的周恩来，第一次亲耳聆听了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所讲的革命道理，确有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谈话中，周恩来问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做些什么呢？”韩练成回答：“根据现在各种事实情况看，反共、反人民、打内战，是蒋介石已经决定要做的事，而且他也正在做着。”周恩来点头称许。谈到桂系问题时，韩练成说：“现在不可能设想桂系会有什么改变。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如意算盘中，和共产党人交朋友或许是可能的，但并不是可靠的。”周恩来耐心地解释了许多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役的政策问题。当韩练成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时，周恩来建议他，当务之急是在目前情况下，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抗日救国做努力。这不仅和韩练成的觉悟愿望相一致，也是他所切实可行的。 周恩来对他说：“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抗日。团结更多的国民党人一道抗日是非常重要的。”他握着韩练成的手，深沉地说：“希望你在那边为共产党工作。当然，你会因此而受些委屈。”性格爽直的韩练成当即说：“委屈我是不怕的，只是国民党如此腐败，我要替他们背黑锅了！”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是的，有人会误解你，也许时间会很长。不过我想，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你能理解的，也会忍受得了的。”韩练成感动地说：“有周先生如此深切的理解，我韩练成情愿背一辈子黑锅！”
在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全面进攻中，韩练成担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他向北线进攻的蒋军集团指挥李仙洲提供了不少反面建议，一定程度上诱使李仙洲集团陷入了华东野战军的圈套。李仙洲集团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后，韩练成借口“到后卫看看”，只带了一个卫士排，在联络人员杨斯德和刘质彬的引导下，来到了华东野战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部。韩练成本拟率四十六军战场起义，由于左右僚属多系白崇禧的亲信，条件还不成熟。杨斯德、刘质彬同志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劝告韩练成突围时，放弃指挥，秘密离开部队，退出战场，使所部自溃。韩练成接受了。韩练成的这一行动，迟滞了国民党军的突围时间，增加了李仙洲集团内部的混乱。华野部队发起总攻，韩部失去指挥一打就乱，遂向七十三军靠拢，两个军的人马混在一起，上下失控，乱成一团。到2月23日下午五时许，战斗停止，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7个整编师全军覆灭，自李仙洲以下19名将级军官全部被我生俘。整个莱芜战役共歼敌5.6万余人，收复博山、淄川等13座县城，使渤海、鲁中、胶东三个解放区重新连成一片，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李仙洲对韩练成的问题长期心存疑惑，“我率6万大军杀不出一条出路。韩军长如何能只身突出重围呢？”1973年李仙洲获得特赦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李仙洲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周总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李仙洲犹豫了一下，说：“能不能向老师提一个问题？”周总理含笑颌首：“当然可以。”于是李仙洲提出了存疑26年的这个问题，周总理耸肩一笑，答道：“韩练成同志就在北京，你们可以见面嘛！”李仙洲没有去见韩练成，周总理的含笑答复，已经为他解开了一直埋在心底的这个谜。
张贤约中将简历：
张贤约的故事：
1949年11月4日，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治委员率领第六军，开始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史上空前规模的空运和车运。11月5日，第六军先遣营乘飞机飞抵迪化。6日，第一兵团指挥部、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师直及第六军军直机关到达迪化，当即成立了迪化警备司令部，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任司令员，接管迪化防务。7日，王震司令员及罗元发军长、饶正锡副政委一行40余人，从酒泉乘飞机抵迪化。8日，迪化军政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王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10日，新疆省临时政府召集各机关负责人会议，王震说明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当前的工作方针和解放军进疆后的接管原则。
第六军各部自11月6日起至1950年1月15日止，从酒泉空运哈密2908人，由哈密空运迪化9538人，合计12446人。1949年11月4日～1950年1月13日，从酒泉车运哈密12982人；从安西车运哈密2540人；从哈密车运迪化6550人，从迪化车运绥定、惠远2492人（第十七师第五十团）；从迪化车运绥来（今玛纳斯）2112人（第五十一团）。第六军所属部队除第十六师一部至1950年3月底抵达哈密外，其余各部均于1950年1月13目前先后进人哈密、迪化，完成了沿镇西（令巴里坤）、伊吾、奇台、木垒、阜康、昌吉、景化、绥来、伊宁一带的布防任务。
部队入疆，全军牲口以军直和师为单位分别组成若干骡马大队，先后由酒泉出发，最远的第二军第四师骡马大队徒步行军86天，行程28375公里，胜利到达目的地。第六军500余名战士，赶着2000余头牲口，徒步行军68天，行程1500余公里，历尽千辛万苦，安全到达迪化、哈密、绥来、古牧地（今米泉县）等指定位置。1949年12月，第一兵团第二军、六军军先后到达指定防区，各部队驻防地区及其主要负责人是：第一兵团团部驻迪化，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徐立清，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副主任曾涤；第六军军部及第六军第十七师驻迪化，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袁学凯；第六军第十六师驻哈密，师长吴宗宪，政治委员关盛志。第二军军部及第四师驻疏勒，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第四师师长杨秀山，副政治委员曾光明；第二军第五师驻阿克苏，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二军第六师驻焉耆，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熊晃。
1949年12月17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疆部队和三区革命民族军及新疆起义部队在迪化会师，举行了联合入城式。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莅临检阅。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宣布西北已全部解放。新疆方面，人民解放军已进驻新疆全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已飘扬在祖国最远边疆帕米尔高原.
郭鹏中将简历：
郭鹏的故事：
1950年春，身兼南疆军区司令员的郭鹏在和田一次干部会上讲：战争年代我军主要是担负战斗队任务，进驻新疆后，还要担任生产队、工作队任务。这种转变是历史的必然。我军除执行守卫边防、维护社会治安和解放藏北高原的战斗队任务外，大部要投入大生产运动。过去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使人民翻身求解放，现在就是要带头参加生产建设，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他要求大家在新疆安下心、扎下根，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办实事，在祖国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干一番翻天覆地的大事业。曾经在著名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担任过副旅长、旅长，在南泥湾大生产中当过劳动模范的郭鹏，又带领第二军发扬南泥湾精神，用战斗的双手向塔里木盆地千里荒野进军。自1950年起，从王震、郭鹏、王恩茂两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到全体指战员，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南泥湾精神，投入到农业大生产运动中。郭鹏经常深入各部队检查督促生产。他亲自踏勘荒地，选点定点，足迹遍及塔里木的翰海戈壁。他以二等乙级残废之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拾粪修渠，开荒挖地，播种收割，植树造林……他还带领干部勘察土地，寻找水源，调查研究当地生产特点，学习当地人民的生产经验，取得第一手资料、经验，对部队进行具体指导。大家夸赞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
郭鹏还多方筹集资金，发展新疆的现代工业，甚至把自己的津贴费、菜金等投资于新疆的经济建设。他率领部队节衣缩食，艰苦创业，自己动手，在喀什、莎车、阿克苏、焉耆等地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修筑公路，整修机场，为新疆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50年这一年，南疆军区所属部队开荒造田30多万亩，当年收获粮食8000余吨。至1951年，部队基本上做到了粮食、棉花等副食品自给。到了第三年，开荒播种面积达120余万亩，修筑渠道总长度2300余公里，修建了十八团大渠、胜利渠等重点水利工程，在万顷荒沙上创造出了片片绿洲。同时，在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城镇，兴建了最早的一批厂矿企业；修建了喀什至白杨河、喀什至于田的两条公路，全长2000多公里。这些生产建设成就，对整个南疆地区的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实现新疆财政经济好转作出了很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使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是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部队，从而使军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军民情谊。后来，第二军所属第五师、六师集体就地转业为农业建设第一师、第二师，郭鹏又多次深入这些老部队，开展思想工作，教育指战员战斗当英雄，生产当模范，使他们成为南疆地区生产建设的突击队、主力军。
1954年，根据中央和军委的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的大部组建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执行屯垦戍边的任务，受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双重领导。郭鹏每年都要抽出1个多月时间到生产兵团蹲点，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这支劳动和戍边大军中。郭鹏十分注重为当地群众排忧解困，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有一年，和田地区发生特大风灾，郭鹏亲赴第一线指挥抗灾。当他从墨玉县返回喀什途中，受到风暴的袭击，进退不得，只好在一条干涸的沟渠里避风，等风势稍平，便立即从沟渠里爬出来，和随行人员一道，抬起被狂风吹翻的吉普车，匆匆重返墨玉，火速召集驻军第五师十五团的干部，既是动员又是命令地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现在正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时候，部队要立即行动，千方百计抢救庄稼，先群众，后部队；如果有谁只顾自己，不顾群众，我就撤他的职！”会后，郭鹏以身作则，和战士一同走进群众地里，灌水冲沙，用手一棵一棵地挖出被风沙掩埋了的麦苗。整整奋战了两天两夜，抢救了群众的3000多亩棉花和冬麦。当地干部和农民望着他那熬红的双眼，既感动又敬佩地说：“郭司令员真和我们心连心啊！”随后，他不顾疲劳，又立即打电话给各军分区司令员，指示他们总结推广十五团帮助群众救灾的经验。
1954年2月，郭鹏升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因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主要精力抓地方工作，军区日常工作实际由他主持。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把自己置于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非常尊重王恩茂和赛福鼎，尊重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地方工作，发展新疆经济建设，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他在领导军区部队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继续坚定地支持自治区的经济建设。经他亲自组织、精心策划建设起来的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八一面粉厂、十一拖拉机厂、发电厂、水泥厂、煤矿等一批骨干工矿企业和七大水利工程，迅速发展、壮大、充实，成了当地的骨干企业，增强了新疆自治区的经济实力，改善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少企业至今仍然在新疆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刘金轩中将简历：
刘金轩的故事：
1949年4月23日，我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相继解放了南京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继续向华南进军。 5月20．日，西野解放西安，华北18、19兵团正向西北进军。1949年5月1日，奉中原军区命令，成立了第19军，刘金轩任军长，张邦英任第一政委，汪锋任政委，陈先瑞任副军长，李耀任副政委。下辖55、57师。55师下辖163、164、165三个团。57师下辖169、170、171三个团。
19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军区4纵12旅和西北民主联军38军17师。4纵12旅初为8纵24旅，组编于1945年12月5日，1947年， 5月20日改编为4纵12旅。其中旅直和所属34团、36团都是以红军干部为骨干，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组建并发展壮大的，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飞吕梁飞中条山、浮翼等战役，开辟了岳南、稷王山、豫西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后，该师挥戈南下，继而西进，先后参加了上党、白晋、吕梁、晋南、淮海、襄樊、房竹等10余次著名战役和200余次大的战斗。1946年11月在吕梁战役中，活捉敌上将杨澄元，开创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以来俘获国民党上将的先例。1948年7月襄樊战役，12旅攻入敌绥靖司令部，打伤敌中将司令官康泽多活捉中将副司令郭勋祺。这支雄师劲旅先后俘敌将级军官23名。陈赓司令员赞誉该师“能征善战”。17师的师长是张复振，该师原为冯玉祥旧部，后为爱国将领杨虎城17路军的主力部队，参加过名震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支部队一向受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影响，很早就有共产党员在部队工作，并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
“七七"事变后开赴抗日前线，周恩采亲临部队看望全体指战员，随即参加了抗击日军板垣师团的保定飞娘子关飞雪花山等战役。在离石休整中，八路军总部派进了一批骨干，休整后转入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12次参加反“扫荡”战斗，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了重大牺牲，近万名忠烈为国捐躯。1945年7月、重7日，17师中的中共工委奉中共中央指示，率部由河南洛宁北渡黄河，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后即参加了粉碎蒋阎进攻解放 区的上党、白晋、豫北战役，取得了歼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就是这两支兄弟部队，他们为实现毛泽东关于“开辟陕 南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的战略意图，于194．7年8月南渡黄河进军豫鄂陕，开创了陕南根据地。1947年11月，成立了豫西军区。1948年6月，陕南行政公署和陕南军区成立。1949年5月1日，这两支部队组编为19军。19军是两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的结合。从指挥员到战 士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军长刘金轩1930年参加 红军，经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打仗勇猛，屡建战功，曾七次负伤。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革命精神，有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关心同志、爱护群众的高尚品质。副军长陈先瑞，陕南人民对他并不陌生。他16年间三进陕南。早在1934年，他曾随重建的红25军到陕南，并任鄂陕游击司令部司令之职。1946年再次到陕南开辟鄂豫陕根据地。当时任鄂豫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7年8月23日受命率西北民主联军38军第17师和教导团进击陕南，这是他第三次入陕。陈副军长可称得上“老陕南”了。
张达志中将简历：
张达志的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坚持雁北，转战长城内外的八路军一二O师警备六团，是从神府革命根据地调上前线的红军部队。这支部队开到晋西北后遂即东进，深入敌后，与日军展开血战。他们在团长孙超群、政委张达志带领下，背依黄河防线，面向华北日军驻大同大本营，往返进退，活动于吕梁、太行的北岳，大青山的东段，始终紧紧地扼制着敌人平绥铁路长城外的拐弯处与同蒲北线的各个站点。抗战八年中，警备六团（后改称九团）在风火血月中起伏跌宕，经历了无数困苦艰难。在一二O编辖内，贺龙师长的指挥下，按党中央打“持久战”的要求，充分发挥了红军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优势，参加了以创建、巩固雁北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部队时而北上丰镇、集宁，开辟峦汉山抗日根据地，袭击敌人向绥西的深进；时而南下洪涛山区、管涔山区、芦芽山区进行反“扫荡”；时而收缩于绥南或晋西北黄河边，利用休整扩大根据地，使清水河县与凉城，右玉、河曲与偏关连成一片。出奇兵、打伏击，大小战斗百余次，在困苦中立足，在艰难中取胜，战果屡见辉煌。智取右玉城是警备六团东进后的出师第一战。
1937年11月16日，警备六团一营进驻右玉县云石堡和胡四窑子。17日，在西窑沟，形成攻势，促敌投降，与日伪县政府谈判。要求伪县政府反正，但未成结果。18日，我军完成部署，并已掌握城中敌情，随即强行进驻县城，于21日拂晓采取武装行动，将伪县长和公安局长扣押。伪政府机关人员便自动解散，县城完全被我军收复。敌人在县城的军用物资被我缴获，仅长短枪就有200余支，战马50余匹，还有电台一部。东进出师的首战告捷，为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站住了脚。然而，日本鬼子并不甘心。22日，日伪军迅速集结左云县城，紧接着向右玉发起攻击，不过敌人的行动完全在警备六团预料之中。议定阻击方案后，一连长黄进山率部在左云与右玉之间的高墙匡设伏。24日，一连在高墙匡以少胜多，速战速决，全歼来犯之敌。消灭了日军一个小队，击毙日军驻雁北十三县伪军总指挥官1人。这次战斗，给日伪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打出了陕北红军的气慨，打破了晋军一再宣扬的“日本现代化装备的利害”的谣言，使右玉县城得到巩固。1938年至1939年，是晋绥日军最疯狂的时候。开始时，日军第二十六师团8000余人向我晋西北分三路进攻。八路军一二O师与敌针锋相对，进行了反击。1938年2月开始，八路军连续出击，一鼓作气收复了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警备六团首当其冲，突破敌人的合围，参加了收复晋西北7座县城的战斗。只是9月7日在夜袭红少坝战斗中，贺伟营长不幸牺牲。
1939年夏，警备六才整训后，由岚县出发，经岢岚、五寨、神池、平鲁返回右玉南山。6月至王老沟附近，得悉岱岳敌人正向王老沟地区扫荡，于22日主动出击，激战8小时，我军白兴元营长和代教导员王金相同志壮烈牺牲。部队在政治指导员张志远指挥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敌人在我军的大刀、刺刀砍杀下，终于被消灭了。这场血战，共击毙日军100余人，其中有日本中队长军官1名，生俘日本兵8人，夺取了战斗的完全胜利。8月，警备六团在右玉西山整训后，直线东行300余里，越过平绥铁路，两次夜袭日伪军，拔掉敌人巴音图和大庄科两个据点，歼灭日伪军200多人。接着连续再战厂汉营、黄家窑、中窑子等处，仅两三个月中，又消灭日军500余人。之后，警备六团参加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而且相继独立地创造了1941年1月在右玉东南黄土坡的歼灭战和1944年9月在八角镇南窝庄的伏击占两次辉煌战绩。类如这样的知名知地战斗，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共有44次。这是神府英雄儿女抵抗日本鬼子侵略的丰功伟绩，也是榆林人民抗战史上的骄傲。警备六团抗日功勋卓著，同时也在战争中得到磨练，成为一支克敌劲旅。
赛福鼎·艾则孜中将简历：
赛福鼎·艾则孜的故事：
赛福鼎出生于一个著名的爱国实业者家庭。青少年时代曾在父亲创办的新型文化学校接受启蒙教育，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5年，他为追求真理，赴苏联留学，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熏陶，奠定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思想基础，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1937年，赛福鼎同志毕业回国后，被军阀盛世才视为“激进青年”，流放到边境塔城。但他依然积极向群众传播共产主义理论，组织群众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被推荐为塔城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副会长。反动势力对他十分仇视，在塔城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将他逮捕。在狱中，他英勇不屈，在群众的集会抗议示威下被释放。1944年，赛福鼎同志参加了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爆发的“三区革命”，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5年，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担任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等职。三区各地游击队统编为民族军后，他负责组织创建了喀什团并兼任团长，率部多次进行战斗。为确保“三区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参与创建了三区“革命青年组织”，并担任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人民革命党，他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兼任宣传部部长。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著为指导，使人民革命党在“三区革命”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新疆牵制了近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三区革命”的迅猛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0月开始与三区革命临时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赛福鼎同志是谈判代表团成员。《和平条款》签订后，成立了新疆省民主联合政府，他出任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民主选举监督组组长。国民党的腐败和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此，他参与研究制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计划，并于1946年11月，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取得了联系，正式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请求。1947年8月，新疆成立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人民革命党编入该同盟，他当选为该同盟副主席兼宣传部部长和《前进报》总编。后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主席。1949年9月，赛福鼎同志作为新疆特邀代表团团长，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并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0月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介绍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情况。他郑重地指出：“新疆过去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仍然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改变。”他严肃庄重的态度，对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企图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对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大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同志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他的申请。同年12月27日，赛福鼎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疆维吾尔族最早的共产党员。赛福鼎同志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返回新疆途中，会同正在指挥部队进军新疆的彭德怀同志，就配合解放军开展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和党的地方组织等重要事宜制定了计划和方案。返疆后，他积极动员新疆各族群众，筹集了大批粮食、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进疆部队。在稳定局势、实现新疆和平解放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2月，他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钟汉华中将简历：
钟汉华的生平：
钟汉华同志是江西省万安县人，一九○九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本地积极发动并组织农民暴动，被选为农民协会秘书长。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任少共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参加万安等地农民武装暴动，任少共区委书记。他是我党在万安、赣县地区早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钟汉华同志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历任赣县独立团党委书记、独立师科长、团政委、军委总政组织部组织科长、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军委后卫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参加了水口战役、赣南游击战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出共产党人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钟汉华同志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一团政委，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政委，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一二九师新七旅、新四旅政委，冀南四分区政委，晋冀鲁豫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冀南平原和晋冀鲁豫地区极端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以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组织、教育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寇、土顽势力，为发展抗日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钟汉华同志历任晋冀鲁豫二纵队副政委，十一军副政委、政委，三兵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他率部参加了平汉、陇海、挺进大别山、淮海等重大战役；一九四九年参加了渡江作战以及进军西南、解放四川等作战，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功绩卓著。
全国解放后，钟汉华同志历任川东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东行署委员、川东行署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四川军区副政委，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广州军区副政委，军委装甲兵政委等职，为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建设人民政权，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政治工作和军法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钟汉华同志十分憎恨并坚决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分裂军队和篡党夺权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无端受到诬陷和残酷迫害。面对“四人帮”的威压，他坚持原则，毫不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崇高品德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组织部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清理“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团结干部，教育和带领部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为新时期军队建设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钟汉华同志曾被选为党的第七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顾委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钟汉华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奋斗了六十个春秋，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一贯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党，忠实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他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各项任务，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党性强、作风正，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誉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衷心拥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表现了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观念；他学习勤奋刻苦，工作兢兢业业，思想敏锐，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忠厚耿直，胸怀坦荡，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宏待人，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同志一道工作；他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廉洁奉公，办事公道，从不以权谋私，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和子女，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他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广大指战员学习的榜样。
钟汉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他那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不怕艰难困苦的斗争精神，忠于党和人民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秦基伟中将简历：
秦基伟的故事：
1932年8月，秦基伟在麻城陡坡山战斗中被打断右臂，负了重伤。红4方面军这时又被控开始西征转移，秦基伟是重伤员，不便行动，组织上就发给他两个小元宝，让他就地养伤。秦基伟手捧着两个小元宝，眼望战友远去的身影，泪水夺眶而出。他悄悄地、固执地跟在队伍后头，日日夜夜，跋山涉水，步步紧跟，整整走了一个月。到达鄂陕边境时，部队再一次将他安排到地方养伤。秦基伟仍是死活不肯离去，他向领导表态：一不坐担架，二不骑牲口，爬也要跟着红军前进。面对这样的钢铁战士，领导还能说什么呢？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段往事，秦基伟的心里仍是不好受：“那一路，可真是心酸，刚开始不能跟紧了，怕让部队发现了撵回去。到了部队宿营吃饭，我就藏在一边等，等同志们吃完了，我就跑去帮炊事班收锅，顺便捞两口吃的。那时候生活差，同志们都吃不饱，能剩下多少呢？饥一顿饱一顿，完全没有保障。”秦基伟就这样跟着部队硬是走了3000里长征路，饥饿、寒冷、伤痛、铁打的汉子也难以忍受，然而秦基伟挺了下来，奏响了一支超级限的生命之歌。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共西南局已经内定由秦基伟担任西南公安军司令员，指挥包括第15军在内的五个满员师。司令部就设在重庆。可当秦基伟听说马上要组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作战，便坐不住了。他在西南局会议上慷慨陈词，提出请缨入朝的两条理由：一是第15军始终在剿匪，军心旺盛，士气高涨，战斗的弦绷得很紧，战争弯子转得快；二是第15军没有兼负建设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的任务，完全是野战结构，机动性强，说走就能走，集结开进快。这两条理由很有说服力，但是当天的会议没作决定。散会后，秦基伟又去找兵团政委谢富治帮他说话。谢富治也是湖北红安人，他对秦基伟说：“老秦，你别太性急，4兵团这么多部队，谁都想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不过明天我会帮你说话的。”第二天会议讨论时，谢富治发言说：“我看老秦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秦基伟陈述的理由，“我看可以考虑让15军去朝鲜。”谢富治当时是4兵团政委，他这么一说，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主持会议的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最后拍了板，说：“好，就让15军去！”
上甘岭战斗打响之前，中美双方谁也没想到将会在这两个小山头上爆发一场全世界瞩目的大战，由战斗演变成战役，直至影响了整个朝鲜战争的走向。上甘岭是一个只有3.7平方公里的小山村，敌我双方为争夺这两个阵地，投入10万大军，激战了43天之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之所以要疯狂地抢夺这个弹丸之地，就是企图从中打开缺口，夺取战略要地五圣山，突破我军镇守的三八线，进而危及朝鲜整个战线。美军最初对夺取上甘岭两个小山头是十分自信的。范佛里特曾轻松地说道：“两个营就可以完成这一任务！”后来的事实是：美军总共投入了6万兵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伤亡了2.5万千多人，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只占领了上甘岭上志愿军两个班的阵地（后来仍被志愿军夺回）。
在战斗打响前，秦基伟在上甘岭两个高地上也是只放了两个连。战争的变化有时是难以预料的。秦基伟包括志愿军总部在战役打响前都没想到上甘岭会出现成一场10万人的大战，但是，秦基伟在组织部队防御时是充分考虑到战斗的残酷性的。他决心率领15军把五圣山一张建成一条突不破的防线。秦基伟这样说：如果在战争初期，某国建立一条防线，敌国经过多年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很可能被突破，所以军事家们都说“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但是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五次战役的较量，战场上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条突不破的防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打退敌排以上进攻900余次，与敌进行大规模争夺战29次，以1．1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毙、伤、俘敌2．5万多人。其中全部歼灭敌建制1个营、18个连、218个排，击落击伤敌机300架，击毁坦克40多辆……使敌人所谓“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告终。上甘岭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赢得了“九千岁”的称呼，作为战役胜利的首席指挥官，秦基伟一战而名垂青史。
孔从洲中将简历：
孔从洲的故事：
孔从洲原名孔祥瀛、孔从周。是西安市灞桥镇上桥梓口村人，生于1906年10月2日。先祖世籍江苏省句容市，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迁播西安，追溯前四代，代代务农。孔从洲七岁发蒙，正值国民教育初兴，得新知识熏陶。九岁随外祖父就馆学，于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左传》，浸润国学，砥砺志向。1919年，时逢“五四”运动，孔从洲就读于西安高小，他憎恶连年军伐混战，恨列强环伺欺凌，慕仰孙中山先生主张，同情于右任靖国军。对杨虎城反对袁世凯，拥护孙中山、强兵救国的义举十分敬佩。17岁时毅然离家北上，独自长途跋涉数百里，历尽艰辛，终于在陕北安边找到了杨虎城部教导队当了学兵。孔从洲由此追随杨虎城，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在这支部队度过了他的青壮年。他亲身经历了北伐战争，参加了驱逐军阀等革命斗争。因作战勇敢、忠诚正直受到杨虎城的器重，从学兵、排长逐级升到少将旅长。1936年12月12日，孔从洲同志参加了西安事变，当时任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在杨虎城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受命指挥所属部队一举解决了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警宪特武装。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亲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拿蒋介石善后事宜。他又负责西安城防的治安警备，护卫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孔从洲同志奋战在华北前线，参加永济战役等大小十余次战斗，与日寇浴血奋战。
解放战争初期，孔从洲同志率部队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担任军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驰骋疆场，战功赫赫。孔从洲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西安地方党团组织创始人魏野畴和共产党员南汉宸的教育，曾提出过入党的要求。因党组织让他暂时留在党外，以便开展工作而未获解决。此后，孔从洲同志就在毛泽东曾赞誉我们党统一战线典范的三十八军工作。他任用中共党员何寓础当秘书，安排中共党员在部队工作，积极支持革命事业。在困难的情况下，为稳定部队、统一思想、掩护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年他在蒋介石阴谋用军事手段瓦解三十八军的危急关头，按照党中央指示，当机立断，率部起义。党中央、毛主席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致电嘉勉“祝你们胜利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在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孔从洲同志率部参加豫西、陕南战役。1949年初，他出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参加了渡江战役，向西南进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孔从洲同志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等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范朝利中将简历：
范朝利的故事：
范朝利老将军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经历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战斗历程。1932年底，部队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北创建川陕根据地，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先后粉碎了田颂尧、刘湘等四川军阀的围攻，根据地很快发展到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500万，红军主力也发展到近10万人。随后，他们又强渡嘉陵江，向西发展。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用范老的话说，“我们就像久别的孩子回到母亲身边一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向北开进。”然而，就在这时，张国焘却自恃兵力雄厚，妄图用枪指挥党，篡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老将军回忆道：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原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向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退却。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给予了耐心的帮助，但张国焘顽固坚持其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9月中旬，他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4军、第30军南返，非法成立伪“中央”，自封为主席，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多数同志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罪行并不清楚，只觉得南返以后的仗越来越不好打。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当时，范朝利在红4军第11师当参谋主任。将军回忆道：说来也真奇怪，人还是那些人，枪还是那些枪，与中央一起北上时，处处打胜仗，而南返以后却处处碰壁，光在百丈关（今百丈，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路）一战中红四方面军就损失近万人。1936年2月，在天全、芦山一带又遭到敌人的进攻，被迫向西转移。红四方面军也由南返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4万多人，损失近半，这就是张国焘摆脱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南返以来的痛苦经历，使广大指战员深深体会到了离开党的正确领导的滋味，纷纷起来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1936年7月，我们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重新投入了党中央的怀抱。
范朝利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参加和指挥战斗、战役数百次，多次负伤，屡立战功。将军叮嘱记者，历史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我军就发展，就胜利；反之，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要让年轻的官兵了解这段历史，记住这个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1988年9月，将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十分关注形势和军队建设。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环境和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国家对我“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变，也不会变。我军要完成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切实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牢固确立起来。如此，我们这支军队才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谭冠三中将简历：
谭冠三的故事：
十八军要进藏的消息传开后，部队里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尤其是团营以下的干部战士，抵触情绪很大，甚至出现了逃兵现象。军政委谭冠三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加强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谭冠三那年42岁，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多次受伤，至今还有日本鬼子的弹片没有取出。脑子受到严重损伤，记忆力明显衰退。西藏高寒缺氧。他这个身体，能顶得住吗？谭冠三的妻子李光明十分为他担心。但她又知道，谭冠三是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一旦他犹豫了，动摇了，对全军的影响就太大了。因此，李光明是左思右想，左右为难。谭冠三与李光明的想法是一致的。他感谢组织上把光明调到川南来，他也曾打算把孩子接到身边，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体味一下家庭的温暖，享受天伦之乐。但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迟则生变。”最高统帅的声音在他耳畔回荡。谭冠三对李光明说：“刘司令员说，进军西藏，等于第二次长征，那我们俩就参加第二次长征吧！我们不能在川南安家，更不能经营什么'安乐窝’。我不能去看孩子，你也不能去。现在全军几万干部战士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李光明了解自己的丈夫，理解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她含着眼泪，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痛苦，把思念儿女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为了党的事业，她再一次支持了谭冠三。在整个十八军，谭冠三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身体最差。只要他带头，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部队的情绪就会发生变化。于是他先在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后来在干部大会上，明确表示：“我谭冠三决心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西藏去，把老婆也带走，不在川南安家。我决心同藏族同胞一起，为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建设民主幸福的新西藏，贡献自己的一生，我愿将这把老骨头埋在西藏。”这些出自肺腑、铿锵有力的话语，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队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发牢骚、讲怪话的人少了，逃兵现象被制止住了，广大指战员精神振奋，决心书、请战书、进藏立功计划像雪片一样呈送到军部，全军上下全力以赴地投入进藏的准备工作。
部队在藏区边缘的甘孜休整期间，谭冠三亲自抓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全军开展了“思想革命化、生活高原化”的活动。高寒缺氧，再好的东西，肚子再饿，就是吃不下去。大多数战士觉得羊肉膻气大，糌粑难吃，酥油茶难喝。谭冠三带头吃羊肉，抓糌粑，喝酥油茶，他号召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他对战士们说：“长期建藏的思想巩固不巩固，首先要看生活关过得好不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绝大多数同志适应了高原气候，能够吃牛、羊肉，抓糌粑、喝酥油茶了。干部战士的体质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为了能与藏族人民打成一片，部队掀起了学习藏文藏语的热潮。军党委规定每天必须学一个小时。军部的学习班，有军长、政委、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秘书、警卫员、通讯员，规定早操之后、早饭之前学习。谭冠三总是提前到达，坐在第一排，甘当小学生。学习班有班长，上课时，要喊“起立，立正”，向老师敬礼，老师还了礼，学员才能坐下。谭冠三很少缺课。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进藏部队度过了入藏后的第一个冬天，迎来了冰消雪融、绿草如茵、山花烂漫的高原之春。部队也得到了休整，供给有了保证，思想准备、物质准备都做得很充分。1951年7月1日上午，在甘孜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建党30周年大会之后，张国华、谭冠三率领十八军主力部队于当天离开甘孜，向昌都进发。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高的雀儿山、达玛拉山，于17日到达昌都。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第一梯队离开昌都向拉萨进军。
一天，谭冠三下部队视察，路过拉萨河，远远地发现一些战士在游泳，他十分惊讶。部队有规定，不许战士们到拉萨河游泳，拉萨河水是雪山的冰雪融化而成，就是大夏天，河岸上晒得流汗，河水依然刺骨地冷，不要说游泳，连洗衣服都受不了。谭冠三心想：这是哪里来的一些不守纪律、不怕死的战士？立即纵马向前，一看是军区干校的一些藏族学员。他非常气愤，命令他们上岸列队站好，他们一个个赤裸着上身，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裤子上还不断地滴着水。谭冠三严厉批评他们不遵守纪律，不注意群众影响。又让警卫员去叫徐爱民。徐跑步赶来，谭冠三又是一顿训斥，然后让他把学员们带走。谭冠三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后来了解到，学员们上午劳动，中午有午休，下午3点上课。藏族战士们身体好，精力充沛，与汉族同学一起学藏文，负担也不重，中午没有事，所以经常去游泳。谭冠三在校务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徐爱民和其他领导人，他说：“这些藏族战士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冲走一个战士，很可能就是冲走将军，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一个专家学者，其损失，其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我谭冠三怎么向党交代？怎样向藏族人民交代？”从这件事，谭冠三也发现学校在教学安排、文体活动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当时学校有五个中队，基本是按原部队的建制编队，学习一般是上大课，作大报告。上政治课，藏族学员跟不上，也没有教材，能听懂多少算多少；学藏语文，又吃不饱。学员们每天除了学习、劳动、出操，没有多少文体活动，学习生活比较单调乏味。根据谭冠三的指示，学校对教学安排做了调整，按成绩编班；政治学习在上大课的同时，加强对藏族学员的辅导，谭冠三亲自给他们讲课。谭冠三要求学校多想办法搞好学员人的文体活动。他曾担任抗大的俱乐部主任，这方面很有经验。他让学员们大唱革命歌曲，经常开展歌咏比赛。学校老师也有些活跃分子，谭冠三让他们给学员们教唱藏族民歌，跳踢踏舞。老师们还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解放军进行曲》、《志愿军战歌》等革命歌曲翻译成藏文，不但在校园里唱，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唱。
李成芳中将简历：
李成芳的故事：
1946年9月，陈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对胡宗南的“天下第一旅”动了手！9月22日夜，国民党第一旅先头部队第二团在官雀村李成芳的十一旅将团围住。战斗前陈赓打来电话：“李成芳，敌人的第二团战斗力很强，也很顽固，你们只有两个团担任围歼任务，行不行？”李成芳知道陈赓手边并没有机动兵力，便把半截子烟一口吸到嘴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好。”陈赓说：“一定不要叫敌人跑掉！发挥我们的夜战特长，分割围歼，争取拂晓前解决战斗！”总攻按时发起，仗却打得十分艰难。“天下第一旅”确实不是吹牛，这个第二团进入官雀村只短短几个小时，已经在村周围构筑了一系列地堡，村子里也依据民房院落组成了各自为战又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面对大潮一样压过来的冲锋，敌人打得很沉着。冲击的部队接近地堡时他不开枪，不暴露，等部队越过地堡，向村内发展时，地堡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吐出火舌，造成冲锋战士的很大伤亡。李成芳火了，命令三营长带八连从敌人战防炮连和辎重连中间突进去。战防炮连和辎重连存放着大批弹药，火舌不敢向那里舔，三营八连果然从那里一举突入村内。全营迅速跟进，攻占了村东北高地，而后全团拥了进去，于拂晓前歼敌战防炮连、辎重连、三连、二连和六连，占领了一部分院落，与敌人形成插花对峙状态。李成芳把各团团长召集起来，重新调整部署，决心按照陈赓的要求，天亮之前解决战斗。陈赓的电话又打来了。这一次却要求李成芳停止攻击，只要把敌人围住就行。李成芳吃不准了，电话里又不好问，碰巧各团领导都在，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命令，一个人闷在指挥所里掏出旱烟叶，一根一根地卷“大炮”抽。
李成芳不知道，陈赓此时的胃口正大着呢！他不但要消灭瓮中之鳖的第二团，还要消灭整天“天下第一旅”。他知道，如果过早地将二团吃掉，远在临汾的第一旅的其他部队就不会出动增援。反之，只要二团还在，第一旅必然来救。到了中午，陈赓的电话打到官雀村：“李成芳，天下第一旅的旅部和一团已经被包围在陈堰镇，你们可以对二团发起总攻了！”抽了一上午烟，憋了大半天火的李成芳命令，挟烟带火地冲出指挥所，对早已等在门外，不知是怕烟熏，还是怕旅长发火的各团团长说：“马上总攻！”具体部署也随之脱口而出。李成芳的手刚刚劈下，两颗信号弹便飞上天空。和旅长一样憋足了劲的战士们吼着叫着冲向敌阵。部队进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敌人团部已被包围！”“增援团部的敌人第三次被击退！”“敌人的团部已经拿下！团长王亚武被击毙！”
1947年8月22日，陈谢兵团突破黄河天险，开始了战略大反攻。陈赓出奇兵，主力绕过陕县，直扑灵宝，攻打函谷关。在崤山，部队与敌人不期而遇，陈赓一面组织部队全力出击，消灭当面之敌，又派出第十一旅、第十三旅利用北面的黄河，从东、南方向，围三阙一，攻打灵宝。他特别规定一条：“灵宝战役由十一旅旅长李成芳全权指挥，各参战部队，包括我陈赓在内，任何人不准干预李成芳的决心，只管保证他的战斗需要！”这就是陈赓的用人之道。正因为如此，陈赓手下的将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绝妙的传奇。李成芳带着营、团长们在函谷关下的南李庄察看地形。他的神情是淡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这不是在做大战前的准备，而是到了一处要么太熟悉要么太陌生的地方，熟悉与陌生的两极才会使人产生这种感官上的同一种反应～～木然。敌人在关上的工事占据地形之利，正面仰攻必然遭到重大伤亡。关于如何攻打，部下指挥员意见不一，方案提了一大堆，又被推翻了一大堆。李成芳裹在烟海里。看地形时有人冒了一句“从西面打函谷关”，当时他没说什么，内心里却很重视这个意见。他知道，历代战争打函谷关都是从南面进攻。现在敌人也把南面作为防守的重点，构筑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或许它的脊背由于地势险要，敌人会疏于戒备？但若从西面打，会不会有悖于陈赓司令的“围三阙一”的方针？“围三阙一”的基本意图是逼迫敌人出城向西溃逃，而后在运动中歼灭之。但如果不打痛敌人，它会乖乖弃城西窜吗？攻南山，表面上执行了上级的计划，但不给敌人以足够的震慑，便实现不了战役目的。从西面打函谷关呢？能不能撼动敌人？ 李成芳丢了一地“炮弹”头，决定去函谷关西面看看地形。“为什么函谷关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你们谁知道，给我讲一讲。”路上，李成芳问随行的参谋们。一参谋说：“我知道一点。灵宝古代叫虢州。函谷关在秦汉时代是八关之首。有关它的传说最有名的要数孟尝君的故事。据说孟尝君夜逃函谷关，危在旦夕，而函谷关的关法规定：公鸡叫才开关放行。要是等到鸡叫，秦国的追兵就到了。幸好孟尝君门下有几千食客，其中一人会学鸡叫。他一声口技引得所有的公鸡都叫起来，于是孟尝君就逃出了函谷关。”看过地形，李成芳下决心从西面打函谷关，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吸引敌人，主力迂回到敌人脊背，实施偷袭与强攻并举的作战方案。在夜色中，李成芳指挥部队发起进攻，天不亮就占领了函谷关。占领了函谷关，灵宝城就暴露在炮火控制之内。第十一旅、第十三旅趁势发起总攻。不到四个小时，全歼守敌，生俘敌新编第一旅旅长以下5600余人。
1949年3月9日，第四兵团南下准备渡江战役。过了淮河后，葱茏的大别山已经在望了。大别山对革命有着巨大的贡献，她的子弟成千上万拥进革命的队伍，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十五军军长秦基伟，都出生在大别山。随着第一步的迈进，思乡的情结越拧越紧，血脉的跳动越来越急促……他们离别大别山的时候，大都是十几、二十岁，唇上的胡子还是软软黄黄的茸毛。数十年戎马倥偬，腥风血雨，南北转战，九死一生，如今带着满腮的胡须，十分旺盛，像成熟待收的庄稼；一身的伤疤，每人不下七八个，圆圆的，很像挂了一身军功章，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走近了千万次缭绕在梦中的大别山。沿途村落不闻牛羊鸡叫，未见炊烟飘动，断壁残垣上涂满了国民党的暴政：“独子要应征”、“和尚道士要当兵”、“五十五岁的壮丁”。十四军军长李成芳，16岁离开家，这次部队正好路过家门，乡亲们挤在村口等他，他和乡亲们面对面互相看看，谁也不认识谁。良久，他终于认出叔父李清义。叔父声泪俱下，说：“你走以后，白党把大别山压死啦！……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杀死了你爹，七月又杀死了你娘，全村16家饿死的、杀死的有54个人呀！第二年你妹妹又失落了，饿得谁也顾不上谁了，你家的房子也被白匪烧了……”李成芳又去看望一个同志的母亲。当年他是和李成芳一块离开大别山的，已经牺牲在长征的路上了。茅草棚里满是蛛网、尘埃，破烂不堪，遍地凄惨，从草堆里爬出一个瞎眼的白发老婆婆，一听成芳的名字，一把将他抱住痛哭不止，半天才说出一句话：“都叫白党杀光啦，成芳，快带部队去！去打他们！去报仇哇！”这块诞生革命、养育革命的土地，由于太多的牺牲，变成了褐红色，是那种干枯的血色。
陈康中将简历：
陈康的故事：
1911年4月，陈康出生在花桥陈闸下垸的一个农民之家。他兄妹8人，排行老五，浑名五和。至今，乡亲们仍这样亲切的称呼这位年迈的将军。1925年，生活在苏区的14岁的陈康虽懵懵懂懂，但在耳濡目染中对有着传奇色彩的红军充满了向往之情。在大人们的指点下，陈康拉起了村里的第一支赤卫队，绑上绿绑腿，背上绿书包，扛上长梭镖，风风光光地担负起周围苏区的治安任务，等待着参加红军的那一天。这一天终于等来了。1930年6月，彭德怀部红五八军四纵队从鄂南阳新开来，驻扎在余川干仕。得知这一消息，血气方刚的陈康再也坐不住了。他带着3名年纪相仿的伙伴，瞒着家人，躲过白区的封锁，投奔了红军，开始为中国的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南征北战，浴血拼杀。
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却磨炼了陈康的斗志，增加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尽管与他同时投奔红军的2个伙伴中途溜回了老家，另一个也不幸在战斗中牺牲，豪气冲天的陈康并没有为之所动。他不改初衷，奋力拼杀，英勇向前。在打宿松、打太白湖之战中，由于陈康表现突出，1930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16日，陈康所在的部队与其他红军、游击队在黄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1931年元月中旬，红15军与红1军在河南长竹园会师，并遵中央决定，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徐向前任该军参谋长。陈康在红四军10师29团为班长，合编时便被任命为排长。不久后，他随部队参加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他和红军队伍一道，三过草地，两越雪山，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期间，他由排长到连政治指导员，历任营长，274团副团长，红9军第27师80团团长，红31军91师276团团长，在他和他的部队战斗势如破竹，敌军一败再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康率团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战斗在太行、太岳地区，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历任新四军补充营营长，军部训练队队长，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副营长兼主任教员，386旅772团团长，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写就了设伏七亘村、伏击神头岭、火烧向塘埔等著名战例杰作。在设伏七亘村战斗中，任772团团长的陈康率团先后两次设伏，让战士插入敌群，肉搏厮杀，歼灭鬼子400余人，缴获大批战利品，而我军仅伤亡10余人；1938年3月，刘伯承元帅为了打击晋东南的入侵日军，以一个营的兵力为钳制部队袭击日军的补给点黎城，以引诱敌援军上钩，同时，陈康团部第三个团的兵力设伏在敌的打援线上。3月16日，钳制部队攻黎城，驻守在潞城的敌人果然被诱去救，进入我伏击圈神头岭，最终鬼子被打的晕头转向，全歼无遗。当陈康担任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屡建奇功后，受到我军高级将领陈赓的赏识和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成为刘邓大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13旅旅长，紧随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之后，纵横10余省、驰骋数万里，先后参与上党、晋西南、洛阳、淮海战役、渡黄河，越长江，挺进大西南，保卫边防，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西南边陲。
新中国成立后，陈康这位从武穴走出的开国功勋，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云南省省委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他先后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一级功勋荣誉章，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把有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82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陈康老将军仍不甘清闲，组织整理、撰写出版了35万余字的军史，为我军对军事研究提供了详实而弥足珍贵的资料。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更几何。人们不会忘记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不会忘记无数革命英雄的丰功伟绩，更不会忘记从武穴走出去的开国功勋。2000年，在陈康将军九十华诞之际，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纷纷亲自向将军祝寿，祝愿老将军健康长寿。
张才千中将简历：
张才千的故事：
这是毛云峰写的文章。
作为参与和见证人，我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段十分艰苦而兴奋的岁月：那就是中原突围南路大军所组建的鄂西北军区所属的两支小型部队分别从荆山山脉和豫鄂边的桐柏与大洪山地区，像两把尖刀飞指长江以南的湘鄂边地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纵横驰骋，又北上中原汇入全国大反攻洪流的故事。
1947年1月22日，鄂西北军区江南游击支队400余人，在支队长李人林（55年授予少将军衔，病故前为基建工程兵司令员）率领下，在江陵县郝穴镇，胜利突破长江天堑，经公安、松滋、石门，在湘鄂边地下党组织派去的石门籍共产党员田中夷的迎接下，于1月31日下午到达五峰县长乐坪。李人林支队长、钟春林副支队长等支队领导听取了地下党派去的共产党员刘惠民（化名刘福海，当阳人）和我两人将湘鄂边地下党情况全面汇报，并指示地下党做好隐蔽工作，不能暴露自己，因部队走后还要继续开展隐蔽斗争。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情报，长乐坪有敌人的军粮库，正好可补充部队的给养，五峰县境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一个县大队住在县城，离长乐坪有60多华里，国民党五峰县党部书记长田子模（五峰人）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长乐坪乡公所乡长熊泾阳（五峰人）也是我们自己的人。随时可掌握敌人的动向，于是部队在五峰县长乐坪平平安安地休息了三天。按原计划向湖南境内的慈利、桑埴等县境进发。由于部队纪律严明和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加上湘鄂西地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是贺龙领导红军闹革命的地方，所到之处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都盛传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又有了翻身求解放的希望。
当时，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才千（55年授予中将军衔，病故前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于2月8日晚发电报给正在湘鄂边活动的李人林：就渡长江地点征求意见。李人林复电：长江到处可渡，就看决心如何。2月12日张才千率领1200多人，从当阳以北急行军130多华里，于2月14日凌晨派一个侦察连乔装成敌人199旅便衣队，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敌人管辖的古老背镇的镇公所，一枪未发就解除了敌人的武装，占领了古老背渡口。并命令敌镇长协助搞航只，使1200多人的部队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天堑。到达了江中间才告诉敌镇长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这位敌镇长一听就跪下求饶，经教育后上了岸就将其释放回家了。部队过江后，经宜都的红花套、聂家河、粟树恼、五峰的渔洋关、长阳的磨市，直奔五峰的红渔坪，于3月3日与李人林率领的江南游击支队会师。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两支部队会合后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的翻号。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江南游击纵队在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活动了三个多月，转战湘鄂边二十余县，东南至洞庭湖，西北至武陵山脉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共作战200余次，歼敌3000余人，缴获敌人步、马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300余挺，牵制敌人4个旅，有力地援助了老解放区的内线作战。由于全国军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江南游击纵队于5月4日奉命北上，从宜都县洋溪镇回渡长江，在长江以北董市镇休整了两天就挥师北上。经荆（门）、当（阳）、远（安）根据地，到达鄂西北军区，所属地区与在该地区坚持斗争的战友会合，奉命改编为中原独立旅，北渡汉江，经豫西向东进发，过铁路到达豫皖苏区，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中原野战军会合，正式汇入全国大反攻的洪流，给蒋家王朝敲响了丧钟。
张翼翔中将简历：
张翼翔的故事：
淮海战役期间，担任黄百韬兵团侧翼掩护的63军原计划从窑湾渡河，但军长陈章骄傲轻敌，行动迟缓，到9日还未渡过运河，直到后卫被消灭才惊慌失措起来，率部急向窑湾撤退。到达窑湾已是夜晚，镇中居民逃避一空，找不到粮食充饥。半夜，张翼翔率领解放军第1纵队赶到。1纵由于司令叶飞生病，由副司令兼参谋长张翼翔指挥。张翼翔向华野司令员粟裕保证，由1纵一个纵队单独负责解决63军！为尽快消灭63军，张翼翔决定以三个师从东、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攻击，扫清外围后不作调整直接发起总攻。9日入夜，1纵就开始外围战斗，63军是仓促转入防御，工事很不坚固，企图逐村抵抗，消耗迟滞解放军。而解放军为缩短作战时间，各部从敌防御薄弱地区大胆突破，直插纵深，迫其全线动摇。经一夜战斗，基本肃清外围。随即发起总攻，至12日凌晨，全歼63军。军长陈章在部队失去控制时跳河逃命，结果中弹身亡。1纵结束战斗后于13日渡过运河，向狼山前进，加入了阻击徐州方面对黄百韬增援的战斗。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张翼翔率领第20军痛击了美军精锐～～陆战第1师，但第20军也受到严重的损失。战役结束后，张翼翔率领第20军在咸兴地区进行休整。在与陆战1师的交战中，第20军死伤人员只有几千人，而冻伤人员却达1.1万余人。尽管有很多客观原因，并且积极组织部队采取了各种防冻补救措施，张翼翔仍深感懊悔。为尽快恢复部队战斗力，医治这批战斗骨干，他与军其他领导研究决定，除将少数冻伤严重、在短期内不能治愈的伤员迅速送回祖国治疗外，对其余万余名伤势较轻的冻伤员全部就地突击治疗。为配合医务人员精心治疗这批冻伤员，他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直接负责这项工作，部队中的骨干担任主要护理员，烹调技术最好的炊事员为冻务员做饭，条件最好的房子让给冻伤员住，最好的药品和物资首先满足冻伤员的需要。当时，整个部队如同一所大医院。在张翼翔和各级领导的全力组织下，经过短短两个月的治疗，20军百分之八十的冻伤员基本恢复了健康。在此基础上，张翼翔又组织领导部队紧密结合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事训练。他强调训练要突出指挥训练和攻防战术训练，其中营以上指挥员要着重解决与美军作战的战术思想问题；连、排干部和班长、战斗小组长，要着重解决夜间进攻战斗的指挥、火力组织、协同动作等问题。分队训练，要着重解决夜间进攻中队形的运用、射击和山地投弹等问题，并要求普遍学习和掌握反坦克、打飞机、土工作业等技术。对于炮兵的使用，他要求炮兵干部要着重解决炮兵的组织指挥、火力运用，步炮协同及间接射击等问题。训练期间，张翼翔经常亲临训练场，深入到分队和战士们中间，认真听取意见，肯定成绩，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整，20军士气高昂，粮弹充足，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第5次战役作战。在第5次战役中，张翼翔指挥第20军大胆穿插，勇猛突击，几乎全歼了韩军的两个师，再创辉煌战绩。
1958年，金门炮战正酣之际，中央军为传来命令：9月4日、5日、6日，暂停炮击三昼夜。到口的肥肉不吃，按照逻辑推理，攻金就更没戏了。显然，中央有另外的思路和考虑。命令是用电话传达过来的。9月3日21时45分，北京，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一字一句叙述。厦门，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拉长脸记录。张翼翔：为什么不准打了？海上还要不要封锁？请你发个电报来，这么大的事，口说无凭啊。王尚荣：这是主席的战略考虑，我现在还不能详细告诉你，总之，前线可不能乱放炮啊。22时21分，叶飞签发的命令迅速传达：从4日零时开始，各炮群、岸炮群，须严格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不准打炮，敌人打我们也不准还击，也不准打冷炮，违犯者军法处置！下面更难理解。军区炮兵司令刘禄长少将把电话打到前指：飞机场打不打？张翼翔回答：不打。飞机降落打不打？不打。什么目标都不打。一炮都不许打！不理解的张翼翔在做不理解的刘禄长工作。不理解的刘禄长又去做不理解的下级工作。战场上，“理解”二字对军人往往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只有“执行”这个词汇。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老人对我说：1958年，毛主席指挥炮打金门，目的何在？支援中东，教训国民党，分化美蒋，在已经出现裂痕的国际共运内部表示中国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都对。还有一层用意，开始好多人并不了解，就是要摸清美国人的战略底牌。你想想，打扑克牌，你如果基本上知道对手拿的什么牌，将打什么牌，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覃健中将简历：
覃健的故事：
覃健中将1911年出生在东兰县大同乡板坡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参加农民自卫军，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成为红七军第三纵队的一名战士。在红七军北上途中，覃健多次出生入死，英勇杀敌，掩护战友，被誉为“最不怕死的人”，并参加了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每次战斗，覃健都英勇作战，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
1934年10月，“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覃健被编入右路军前卫第三军团，先后担任六师四连指导员，红三军团政治部警卫连连长。1935年，由于长途艰苦行军和频繁作战，部队减员严重，影响了执行警卫和作战任务，军团首长决定将政治部警卫连和保卫局合并为保卫队，由覃健任队长，继续北上。到达陕北后，覃健调任红一方面军总部警卫连连长。当年10月下旬，覃健率部参加了由徐海东指挥的围攻甘泉城战斗。在战斗中，他机智勇敢，英勇作战，战斗结束后，被升为总部警卫营营长。
1936年初，覃健调到十五军团任军团党委委员，作战科科长，随军团西征宁夏，进入安边、预旺堡、红水城、同心等地区，打击敌马鸿宾、马鸿逵部队，为部队筹粮筹款，并做好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准备。当年6月参加了攻克预旺堡战斗。战后率部转入安阳、驿马关一带休整，并奉命调往教导营工作，直到西安事变，覃健率部南下增援张学良、杨虎臣部队，开展抗日救亡以及扩军工作。
全国解放后，覃健最大的愿望是由机会到军事院校深造。但这愿望未能实现就赴朝鲜指挥作战去了。1958年8月，覃健进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刻苦研究军事理论，进步很快。当他将以优秀成绩完成学业时，病魔却无情的夺走了一位年轻将军的生命。1959年7月5日，覃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8岁。
鲍先志中将简历：
鲍先志的文章：《雄师渡长江》节选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渡江命令，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每个指战员的心中。战士们纷纷拿着彩色传单，反复诵读着《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字句：“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各个突击出发地、船只起渡点，忽然间出现了好几座松柏搭成的彩楼门。这些“英雄门”、“凯旋门”，是宣传队员们和文工团员们连夜扎起来的。然而，呈现在你面前的更加雄伟的景象，是沿江阵地上那威武的炮群。各种口径的大炮，卸去了伪装，高高昂起炮口，晶晶闪亮地排列着。炮兵战士们头戴钢盔，精神焕发地最后从瞄准镜里测定目标，或者用劲在擦拭着炮弹、炮膛和各种装备。当你走近他们身边，每一个炮兵战士都能十分准确地告诉你：这门炮的任务是什么，准备打多少发炮弹；末了还加上一句：“保证掩护步兵老大哥打过长江！”说得步兵战士们挺不好意思。下午四时。天晴气朗，太阳照着平静的江面，群群江猪忽隐忽现。在这庄严的时刻，我和军指挥所的同志们，站在铁板洲阵地上，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少顷，突击勇士们头戴钢盔，背负行囊，手提着枪，激动地通过“凯旋门”，开始登船了。水手们立刻忙着竖桅拉帆，架橹整舵。岸上的炮兵战士，更是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就要向敌人发起压制射击，以雷霆万钧的强大炮火，拉开雄师渡江的序幕！文工团员们站在高高的鼓动棚上，打起呱嗒板，提高嗓门说快板；军乐队员手持金光闪闪的乐器，整齐齐地排列在江岸上。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将以雄壮的乐曲鼓励勇士们渡过波浪滚滚的长江天险……
五时五分，“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长江两岸的人们；一发炮弹呼啸过江，在对岸敌人陈家坟阵地上爆炸了。随着这个讯号，我强大炮火同时开始射击，每一门大炮都迸裂出火花，炮弹犹如狂风骤雨一般，飞过江面，结结实实地落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开花。站在江边，不用望远镜，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烟雾、火光、尘土，把对岸乌沙头、陈家坟一线敌人阵地折腾得天翻地覆。我们江边所有的人们，面对着气势磅礴的景象，兴奋地蹦跳欢呼。在滚滚如雷的炮声中，忽然响起悠扬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人们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大家随着军乐的节奏而放声歌唱……
我看看手表，时针正指六点。开始突击的时刻到了！曾绍山军长正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炮兵射击和步兵突击。从长江边各条引河里，呼啦啦飞出百来只“土轮船”，整整齐齐地排开队列，冒着敌人的炮火，迎着冲天的水柱，向长江南岸疾驶。与此同时，我强大炮群进行了更加密集的射击。炮兵指挥员钻出指挥所，一手拿着电话耳机，一手挥舞着红色的指挥旗，双眼圆睁，望着船队，望着江南，高声命令：“连续发射。预备～～放！”炮手、装填手脱去军衣，浑身冒着热汗，跳动着身子，不停地装弹发射。炮弹狂风骤雨般倾泻到敌人阵地上，真是惊天动地。滚滚黑烟不断升高，扩展开来，凝聚成长达数里高达几丈的巨大烟幕。几十分钟之后，先头突击船靠近了长江南岸。从几十只突击船的船头上，发射出连珠般的机关枪弹和投出一串串手榴弹。有的船只被敌人的炮火打翻了，勇士们纷纷跃入长江，依凭着救生圈和熟练的浮水技术，一手划水前进，一手举枪射击。紧接着，作为第二梯队的大帆船也一批批靠近江南岸。江北岸的同志们，抑制着紧张的焦急的心情，注视着江南岸的战况，等待着那伟大的决定性的时刻……。忽然，在江南岸，穿过浓密的烟雾，腾空升起两颗绿色的信号弹；突击队登岸了！军乐队立刻奏起《胜利进行曲》，“凯旋门”上升起了红旗，文工团敲锣打鼓，人民热烈欢呼，许多干部和战士，面对着宽阔的长江，激动得热泪盈眶！
长江，波澜壮阔的长江！自古以来，在你面前经历过多少战争，有多少壮士为了谋求解放，反抗黑暗的帝王统治，揭竿而起，率领义兵，在你面前演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是，又有多少壮士的鲜血和头颅，洒落在你那翻滚的浪涛中，给万代子孙留下了悲壮的颂歌。长江，多灾多难的长江！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玷污了你那纯洁的江水，日本鬼子屠杀了几万中国同胞的尸骨，沉入你那深渊；美、英帝国主义的兵舰，在你的身上横蛮行驶，任意开炮放枪。长江啊！今天，黑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祖国大江南北，要永见光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摇摇欲坠；压迫中国人民的最后一个王朝，即将彻底崩溃！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正义革命战争的结果。在全世界面前，伟大英雄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夕阳西沉，满天烧起了火红的晚霞，有如千万面红旗在蓝天飘动。当苍茫的暮色笼罩了长江时，枪炮声已经向长江南岸的山峦、原野伸展开去。敌人开始全线溃逃。突击队的勇士们利剑般砍向敌人，后续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溃敌压去。第一批突击船只返航了，船身上弹痕累累，留下了许多光荣的创伤。船老大和水手们满面红光，胜利地欢笑着，招呼大军继续登船。曾军长和我以及指挥所的同志们跳上船去。江风阵阵吹来，夹着浓浓的火药味。我伫立船头，望着江南的群山原野，胜利的喜悦就像长江的波浪一般，在我的心头汹涌着。渡江成功了，这还只是伟大胜利的第一步，我联想到毛主席的指示：将革命进行到底。辽阔的江南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里还有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几万万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令，奋勇前进，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军队。我军突破了长江天险，驻守江防的国民党匪军立即土崩瓦解，狼狈溃逃。皖南的条条道路上，到处是衣衫褴褛、缺鞋少帽的散兵游勇，到处是瘦骨嶙峋的马匹，敌人遗弃的档案文件、弹药辎重、衣被棉絮、锅碗瓢盆，以及女人的照片、高跟皮鞋、胭脂花粉……。我军所至，溃军无不惊慌失措。一窝匪兵来到名叫高坦的村子里，想饱饱肚子，刚刚做熟两锅米饭，忽听得山头上的哨兵大喊一声：“来啦！”不问青红皂白，轰然一声四处鼠窜。另一群匪军，在七里镇正在烫一只从老乡那儿抢来的肥猪，突然一声枪响，吓得丢下肥猪拔腿就跑。
敌人脚底板抹油，溜窜的这样快，就增加我们追歼任务的艰巨性。皖南是个多山多水的丘陵地带。这时正是黄梅雨季，三天两头洒落着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道路泥泞。忽儿春雷滚动，刹时倾盆暴雨，山洪暴发……这些都给大部队进军带来了困难。我部的任务是追歼溃敌九十六军、九十八军、一七四师等，从皖南直插到浙赣路，解放沿途各城镇及大片乡村。上级要求我们在敌人溃败之中打乱其部署，迅速、坚决、彻底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鉴于新的情况和任务，党委当即召开会议，提出新的战术口号，树立明确的追击战思想，发扬我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术思想，敢于以少胜多，独立歼敌，一个打几个和三猛（猛打、猛冲、猛追）三快（眼快、手快、脚快）。要求全体指战员以雷厉风行之势，追歼溃敌，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大小城镇所阻留；不怕山高路窄、人困马乏；不顾狂风暴雨、烈日当空；不怕挨饿吃苦，狠狠地追，猛猛地打，直把溃敌消灭干净。同时，党委让每个指战员明白当前敌人兵败如山倒的特点，必须善于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攻心为上，瓦解敌人，使敌人纷纷归降。
皮定钧中将简历：
皮定钧的故事：
抗日战争百团大战前夕，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交给5分区一项任务：把武安城里的日伪军兵力、火力部署摸清楚。任务下达后，当时担任5分区司令员的皮定均准备亲自化装进城侦察。皮定均的老部长金传华闻知后，立即从驻地刘家庄跑到西达城见皮定均。金传华面露焦急：“你不能去。你是个指挥员，出了问题怎么办呢？”皮定均没有表态。“你把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金传华说。皮定均还是没有表态。不表态，别人休想去。金传华急了，向34团团长求援。团长笑道：“老金，你跟他很久了，你该了解他呀！”金传华当然了解皮定均，但是一个分区司令员动不动就亲自进城侦察，这怎么行？金传华打电话给分区司令部的值班参谋，希望分区司令部劝阻，并扬言如果分区司令部不劝阻，就要给师部打电话。值班参谋劝他：不要给师部打电话了。皮定均已经出发了，化装成老百姓骑上毛驴走了。金传华急了，心想，皮定均在附近十多个县里名气很大，许多人认识他，当特务团长时就在敌人那里挂了号，他单枪匹马地进城，万一被人认出来乱子就大了。他赶紧派了几个侦察员，化装成平民在东门外接应，还派了一个侦察员进城暗中保护，自己带上一个班，到县城东门外的山上，用望远镜观察动静。金传华举了足足有半天的望远镜，这才看到皮定均从城里出来了：“他骑着毛驴，前面还有个牵扯牲口的，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从城门外的哨兵身边走过。不大工夫，走出城门几百米远了。金传华放下心来，正要放下望远镜，忽见一队鬼子兵冲出城东门。“准备战斗！”金传华急忙下达了命令。在东门外负责接应的侦察员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敌人没有照直追赶皮定均，但敌人很快发现上当了，返回身来再追皮定均时，皮定均早已走远了，远远地见他骑在毛驴上优哉游哉地已经上到半山腰，转眼又拐进山坳。日本鬼子气急败坏地叫喊：“皮猴子，大大的鬼！”这句无可奈何又恨之入骨的话，是鬼子的翻译传出来的，更增添了皮定均的传奇色彩。“皮猴子”这个绰号在敌人那里传，在5分区部队里传，在方圆百里老百姓那里传。这是皮定均第一个绰号。
解放战争初期，皮定均率领部队在苏北涟水阻击国民党军第74师。刚刚打退74师的首次进攻，皮定均就来到涟水城南的古塔下。他正欲登上塔楼，部下一把拉住了他，“你不能上去！”皮定均一把甩开了部下，登上了古塔。 皮定均上去了，半截身子刚刚出现在顶层，腿还没迈上去，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机枪班长对他吼了一声：“送水来啦！” “送水？”“对，水。”“我没有带水。”“没带水你上来干什么？”机枪班长把皮定均当成伙夫了，态度很凶。战士们把皮定均当成伙夫，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战争年代里三四十岁的伙夫很多。皮定均那时胃不好，胃瘦，颧骨突出，嘴唇翘得厉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几岁。这样的形象更像个后勤老兵。把他当成伙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官架子。再说当时也没军衔，没军衔也没架子，也就没“官”样了。“你们等一下，我去给你们提水。”皮定均说，随即又返身下塔。一会儿，他拎着一桶水再次登上塔楼。机枪班长舀了一碗，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去，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说：“这个皮老驴，真是个犟驴，硬把我们塞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啊！”皮定均说。“好是好，就是像个大蒸笼。”机枪班长的话音刚落，一群炮弹在塔的前后左右爆炸了。机枪班长满不在乎地用手扇着硝烟，嘟囔道：“这个皮老驴！”皮定均微微一笑：“你见过皮老驴吗？” 班长道：“进淮阴城时，老远瞄了一眼：矮矮的个子，脾气挺大，不怎么样。”“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你这个老同志，还真不错。”这时，团长登上塔楼，给皮定均敬了个礼，说：“皮旅长，王司令请你去！”“皮旅长”！机枪班的战士全都愣住了，机枪班长更是不好意思了。皮定均做了个随意的手势，说：“等打完伏，我给你们请功！”“皮老驴”，这是皮定均的又一个绰号。
皮定均不讲情面，对谁都一样。一次到某师看战士演出队演出，时间定在晚8点开演，8点到了却因领导来晚了还没开幕。皮定均站起身，对陪他看戏的师领导说：“你是战士演出队，给战士演出，叫战士遵守时间，你不遵守时间，不看了！”说完就走了，把几个师领导晾在那里。第二天师里再请皮定均看演出，准8点开幕，一分钟不差。对自己部队的人是这样，对代管的其他军种的人也不例外。在兰州任军区司令时，一次去某空军基地，离去时间定在早8点飞机起飞。起飞的时间到了，送行的基地领导的小车还没有到。“起飞！”皮定均对飞行员下了出发的命令。负责行程安排的军区作战部副部长说：“等一会吧，这样不大礼貌。”皮定均一脸严肃：“是他不礼貌还是我不礼貌？说好了时间不到。起飞！”飞机升到半空时，前来送行的基地领导的小车开进了机场。皮定均“狠”，所以又得了一个外号：“皮老虎”。为此，他的妻子曾说过他：“你有些地方不讲人情。”他回答：“平时人情多了，战时就没有人情了！”
周志坚中将简历：
周志坚的故事：
中原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分多路突围.周志坚时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确定由他指挥第二纵队十三旅部分部队和地方部队掩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突围.在十分严峻和险恶的形势下，周志坚带领部队英勇突击，一次次打开敌合围，保证军区机关一次次突出敌包围圈，脱离险境.经一个多月残酷的战斗，突出重围到达陕南.周志坚又返回寻找后续和失散的部队及人员，为了找到掉队的三十九团，他和杨焕明在前坡岭一等四天，被敌重兵团团包围，他带部队奋力拚杀，分头突围，部队受到巨大牺牲，与上级失去联系.周志坚只带部分部队突出重围到武当山找南路突围的中原一纵队和十五旅，未找到，又陷入敌包围之中，他们奋力冲杀，辗转千里，最后只带少数人员突出重围到武汉找党组织.历经艰辛，于8月底到汉口找到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的邝林同志(原中原局联络部长)．因军调部是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组织，不便在汉口停留，于是为周志坚办理了证件，让他们化装去南京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董必武接待了他们，并按排周志坚随中共代表团第一批撤退人员乘军调处执行部美方飞机回到延安。
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来看周志坚，说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接见他．周志坚去看望彭总，向他汇报了情况．彭总向他讲了突围部队的情况，介绍了全国战场形势，讲敌人现在的进攻重点在华东，那里打的很紧张，说：“李先念同志来电报要你回陕南工作”，并征求他的意见．周志坚考虑到陕南不是敌人进攻重点，还在游击战争阶段，没大仗好打，于是向彭总提出：不回陕南，要去新四军军部，因为那里正面临敌人重点进攻，正在打大仗，他可以带一支部队去和敌人拚杀．彭总说：”你想到华东打大仗这很好，可是李先念同志要你回去，我不好作决定”．第一次没有说动彭总，周志坚又第二次去见彭总．彭总说：”你不去陕南，要去华东，这要经过总司令批准”．周志坚说”我去找朱总司令”。
周志坚很熟习朱总司令，长征时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朱总司令留在左路军，他和总司令经常见面．周去见朱总司令，一进门总司令站起来笑着和他握手道”周志坚来了”，”我来看望总司令”．朱总问”你还要不要去陕南”周说“陕南不想去，我想去华东，要去打大仗”，接着补充了一些理由．最后朱总司令说”你不去陕南也可以，华东也要人”周听后立即说”总司令，我马上走”，朱总司令说不要急嘛，在延安多休息几天，仗有你打的”。
周志坚又去看望四方面军的老领导徐向前司令员，向他汇报了去华东的情况．周志坚转身又进了彭总的窑洞，彭总正在写电报，一边写一边说”你等一下，快吃饭了，我得把电报写完”．写完电报饭也送了上来，周志坚与彭总一家一起吃了饭，向他汇报了朱总司令同意他去华东的意见．彭总高兴地说”那好嘛，去好好干吧”。在周志坚办理去华东的手续的时候，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为从中原突围回来的三五九旅和中原军区特务团接风的宴会．当王震指着周志坚对毛主席说“周志坚同志也来了”，毛主席向周志坚走过去，握着他的手说“周志坚来了，很好，到前面坐嘛”，周志坚向主席汇报了去华东的情况，毛主席接着说“回到延安，要好好休息，休息好了再和蒋介石王八蛋斗嘛”。
从延安到胶东相隔千里，沿途有部队接送，走了一个月，到达临沂．周志坚到了新四军军部，向张云逸副军长报到．关于工作，华东军区要他到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周志坚听说许世友是胶东军区司令员，对张云逸说“许司令是我的老首长，我到他那里一定能干好”。之后舒同副主任找他谈话，让他任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周考虑自已是个带兵的人，不太适应做机关工作，希望能带一支部队．当时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胶东军区原来的第五师，第六师和警备旅奉命组建华野第九纵队，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要他去九纵队工作．周志坚考虑到对老部队情况不熟习，想从头带一支新部队，当时正好又要成立新五师新六师，根据周志坚的要求，他和廖海光来组建新五师，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新五师师长．这是1947年2月，半年后，47年8月，周又组建华野13纵队，任13纵队司令员．
曹八集位于徐州以东50公里，是陇海东段的敌重要据点，是黄伯韬兵团西撤的必经之路。11月7日，华野与山东兵团令13纵迅速消灭曹八集守敌，攻占该要点。要像一把钢刀一样，拦腰切断黄、李兵团的联系。这是完成中央突破，保证全歼黄伯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的关键。纵队司令员周志坚深深理解该纵“直插陇海路”任务的重大意义和它在战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时该纵还在山东境内对台儿庄、韩庄及运河一线发起攻击，似形成攻击徐州之势，迷惑敌人。距陇海路还有百里之遥，并有台儿庄的敌重兵和运河、不老河所阻。但是，时间就是胜利，必须争取时间，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决完成任务。周志坚决定以38师为第一梯队，以112团主攻，以113团与该团并行，39师随38师前进，37师向台儿庄逼进，准备强攻。周志坚命令部队日夜兼程，迅速向百里之外的陇海路急进，向曹八集攻击前进。部队抢占运河大桥、强渡不老河。113团抵达陇海路时与一股西撤的敌人相遇，该团立即以二个营在曹八集以东的褚庄构筑工事，阻击西撤之敌，这就在陇海路上撕开了一个口子。112团因攻占宿羊山而末到达攻击位置。周志坚命令38师“哪个团先到，哪个团先发起攻击”。
曹八集守敌为国民党100军44师，该师是国民党“荣誉2师”，在国军中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之一。该敌为扼守这一要点，加修大量工事，围墙四周有水壕，壕外设置了鹿砦、铁丝网，多层附防障碍，围墙下地堡掩体，各种发射点与交通壕相连接，南北门上，筑有两层火力发射点，形成绵密的火网。
10日黄昏，13纵38师114团、39师115团从南北两门发起攻击。114团1营打开突破口，敌师长刘声鹤亲自督战，指挥“敢死队”反扑，双方激战，1营打退敌十余次反扑，夺取北门10余座房屋作依托，与敌拚杀。至凌晨2时突破口被敌封闭，一营被封在城内。38八师组织114团23营又发起第二次攻击，重新占领突破口，即向纵深发展进攻，由于在突破口上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坚守，突破口又被敌重新占领。与此同时，39师115团向南门的攻击形成了僵局。正在这时，38师112团到达。周志坚命令该团迅速从北门投入战斗。112团受命后不顾部队饥饿疲劳，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迅速组织战斗，对北门发起攻击，迅即突破，进入纵战斗，与114团一起，打退敌集团反冲锋。敌一部向曹八集东南突围，被113团于野外截歼。经一夜激战和反复争夺，至第二天下午2时结束战斗，全歼守敌3000余人，击毙敌44师师长刘声鹤，夺取曹八集。
结上曹八集这个“网眼”，黄伯韬兵团只有作困兽之斗了。这对全歼黄伯韬兵，取得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祖谅中将简历：
张祖谅的故事：
1953年4月，因战俘问题中断了6个半月的停战谈判恢复了，但美方一直拖延时间，不想很快达成协议。1953年5月，美第8军前任司令范佛里特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妥协，鼓吹要彻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以军事方式解决朝鲜问题。5月7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汉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必要时单独作战”。
为了教训敌人，配合停战谈判，促进停战早日实现，志愿军领导决定对敌人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志司于4月20日向各兵团发出了战役指示。第60军当时归第20兵团指挥。根据兵团首长的战役决心，攻击的目标是海拔902.7米、973米、883.7米等敌人占领的几座高山阵地。然而要夺取这几个高地并非易事。南朝鲜军3个营防守的883.7与973两高地，是其在北汉江以东防线的突出部，地势较高，而敌我阵地前沿都在高山顶上，中间深沟相隔，地形复杂，两军对峙相距300米～2000米，距离较远，从我方阵地出发，先要下山，走两三个小时；然后再过沟上山，要三四个小时。部队展开，完成进攻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要七八个小时。如果晚上8点开始行动，到达敌阵地前沿展开，就是拂晓四五点钟，离天明的时间不远。如果攻击战斗不能在预定时间结束，白天攻击，必然要增大部队伤亡。即使占领了敌人阵地，也没有充分时间作好打敌反扑的准备。反而第二天在敌连续不断反扑的情况下，坚守新占阵地的部队，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
为此，第60军军长张祖谅为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缩短进攻时间，减少伤亡，准备用潜伏的方法进行攻击，他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在列宁格勒战役中，有一个在敌前潜伏成功的战例；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也有过小分队潜伏成功的战例，伟大战士邱少云就是在潜伏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可那都是小分队的潜伏，如今要打的是敌人一个团，潜伏的部队少了不行，而是要二千多人，这使张祖谅倍感焦虑。5月上旬，第20兵团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0兵团的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还有新到任的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及从国内来观战的李天佑、李成芳等高级将领。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在会议上也提出了大潜伏的设想，与张祖谅军长不谋而合。郑维山分析：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有利，但也容易松懈麻痹，戒备疏忽，造成可乘之隙。还说：我反复思考，敌人前沿和翼侧都有大片树林，可供部队隐蔽潜伏。如果我们提前把部队隐蔽集中在敌前沿，第二天黄昏发起攻击，前半夜就可完成进攻战斗，可以有4～6个小时的时间改造工事，部署兵力、火力，组织步炮协同，补充弹药。这样，在第二天拂晓敌人反扑时，我军已作好战斗准备，可有效地反击敌人。在敌人反扑兵力增多时，由于山地狭窄，不易展开，可以集中炮兵打击敌人，以巩固阵地。于是采用潜伏手段的作战决心就这样定了下来。
战前，181师对咳嗽、大小便、打呼噜、受伤等有可能发生的困难做了充分准备，作到万无一失。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李达等听取作战部队汇报后，邓华代司令员特别强调两手准备：潜伏暴露，奇袭不成，立即强攻，要及时投入后续部队。对于潜伏战士背上的手雷防止敌人打着的问题，张军长和战士一起商定，办法是，把手雷的背带用铁丝搞成活扣；或用一根绳子把背袋在胸前勒紧，潜伏时，解开它，使手雷带能够转动，卧倒后，转到胸前，把手雷压在身体下面，用身体作掩护。为了作好万一潜伏企图被敌人发现改为强攻的准备，张祖谅和王诚汉副军长等根据志司、兵团首长指示，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
6月9日夜先将8个步兵连、4个机炮连、两个营部，计2000多人秘密进入南朝鲜军第5师第27团阵地正面和翼侧，潜伏在3公里地带上，距守军阵地前沿200～500米处达19个小时。同时，为了加强进攻火力，在当时我军还没有空军支援地面作战的情况下，把一部分野炮利用夜暗，推上高山，悄悄地进入坑道工事。大部分火炮，分期分批被推进了距敌前沿几公里的一片杂木林。直到战役发起之前，敌人对我新的炮兵阵地和进攻企图竟毫无察觉。
10日20时20分，张祖谅军长“声东击西”的炮火准备开始。我即将发起进攻的敌阵地一片寂静。而两侧山头则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第181师担任助攻的师属侦察连，首先向第27团前沿警戒阵地向两翼山头发起攻击，以吸引守军火力，分散其注意力，敌人产生错觉集中一切兵力和火力还击。同时，第181师以各种火炮、追击炮153门向第27团基本阵地前沿各支撑点，实施炮火准备，之后，各突击分队从北、东两个方向朝该两商地发起冲击，并迅速突破守军前沿阵地。第181师第534团第7连1个加强排兵力向883.7高地反复冲击，最后仅剩7名战士，终于攻占高地。第4连于10日2l时许夺取973高地。接着对两高地附近阵地之残余守军，进行逐一清除。进攻战斗共历6小时38分。11日至14日，南朝鲜军第5师、第3师各一部约3个团兵力，在炮兵、航空兵支援下，向第181师发起反击。第181师投入预备队第543、第542团及第541团两个连，在炮兵支援下，打退南朝鲜军100余次反冲击，巩固全部既得阵地，战斗结束。
廖容标中将简历：
廖容标的故事：
廖容标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就担任红军的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令廖容标想不到的是，组织上要他脱下军装，换上阴丹士林布长衫，打扮成北平流亡学生模样，化名廖之秀，前往山东敌后去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山东省委交给他的任务是，以体育教师身份为掩护，到长山中学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如果说让廖容标去搞军事工作，那是驾轻就熟的事，可现在却要他去给学生们上体育课。要知道他除了会教射击、刺枪、投弹等军事科目外，连打篮球、翻单双杠甚至连徒手体操也不会啊！要是让他捏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那更比扛一挺机关枪还费劲。这可难为了他。廖容标毕竟是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闯过无数枪林弹雨、任何艰难险阻也难不倒的红军干部。他知道，党要他来这里当老师，就是要他来战斗。上好体育课，就能占领阵地，团结和发动广大师生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洪流中去。于是，他便在夜深人静时躲在宿舍里练篮球，背裁判规则，强记体育讲义，还练习写粉笔字。很快，他就成为学生们喜爱的体育老师。然而，廖容标到底是在红军部队中成长起来的，红军中的传统在新环境中还一时难以消除。比如在上课板书时就往往出现红军常用的简化字。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是位有心人，久而久之发现了破绽，对“廖之秀”来历产生了怀疑。廖容标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与一同被派到这个学校来工作的姚仲明、赵明新两位同志商量对策。他们觉得马校长是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决定公开与马耀南谈一次话，向他进行抗日宣传，以争取他的支持。果然马校长深明大义，表示愿意与八路军派来的人合作抗日。有了开展工作的良好环境，廖容标与姚仲明、赵明新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在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立即着手武装起义的宣传发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1937年12月24日，他们以长山中学的60多名爱国学生为骨干毅然举行武装起义，第二天在长山县南部的黑铁山太平庄，正式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以廖容标为司令员，姚仲明为政治委员，赵明新为政治部主任。
这是一支只有60多人、3支步枪和8把马刀的队伍。人数虽少，武器也十分缺乏，但它是正义之师，斗志旺盛。义旗一举，从者如云。大批热血男儿奔向黑铁山，连长山县国民党县政府的县大队也全体携械投奔而来。第五军仅三四个月就发展到数千人。为振奋人心，扩大抗日影响，1938年1月8日凌晨，廖容标亲率一支30多人的精干武装，奔袭长山县城内文庙汉奸维持会，一枪未放就俘获全部伪军。十天后，他和军政委姚仲明又率领部队伏击日军汽艇一艘，全歼艇上的日军旅团长、联队长、高级参谋等12名高中级官佐和士兵。这两次胜仗，使第五军声威大振。伪军视之为眼中钉，派出400余兵力向第五军进攻。廖容标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在长山北麓三官庙与敌军决战，毙伤敌百余人，而我军仅伤亡十余人。这次胜利，更令第五军声威远扬，廖司令的军事才能也令四方军民钦佩。人们齐声称颂廖司令领导的抗日队伍，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大力支援。
在廖容标他们创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同时，在淄博一带也出现了许多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队伍，人们称之为“八大土顽司令”。这些家伙不打日寇，却专门骚扰百姓，经常向罗村要钱、要粮、要女人。一次，土匪们嫌村里送去的煎饼不好吃，故意等煎饼发了霉后退回给村里，要村里百姓油炸好鱼、肉，蒸好白面馒头，再给他们送去。恰好这时廖容标率领第五军来到村里，他从群众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马上命令炊事员从群众手中买回发了霉的煎饼，并要炊事员将煎饼洗干净，放上盐，再放到缸里用开水泡。开饭时，他率先一声不响地蹲在缸边，捞起泡软的煎饼吃了起来。他对大家说：“土匪侵害老百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决不做那种坏事，不能让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失。”战士们看到军长带头吃霉煎饼，都跟着吃了起来。看着这情景，想想土匪们的祸害，村中的老百姓个个热泪盈眶，说：“这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军’啊！”
刘飞中将简历：
刘飞的故事：
剧作《沙家浜》家喻户晓，与之有关的人和事，散见于报刊的也不少。但有一个人物却未见提及，那就是1955年被国务院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刘飞。可以说，不是刘飞将军也许不会有《沙家浜》。他曾在阳澄湖上领导过40多名伤病员，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人物原型之一。
《沙家浜》一剧的素材，来源于1939年发生在苏南阳澄湖的故事。那年9月下旬，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 ）击退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大规模进攻。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10月初“江抗”被迫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即东路地区）撤往扬中，而将40多名伤病员和10多名医护人员留在了阳澄湖。在伤病员中，伤势最重的是“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飞，敌人的一颗子弹头打进了他的肺部，虽经全力护理伤口没有恶化，但一咳嗽就吐血。因刘飞的职务最高，伤病员、医护人员自然都由他负责，他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领导重任。“江抗”刚刚西撤，日伪军便严密封锁了阳澄湖及其周边村庄。面对严峻的形势，乡亲们自发地保护、供养新四军的伤病员。一发现日伪军进村，他们就马上把伤病员转移到小木般上，隐匿进阳澄湖的芦苇荡里；日伪军走后，他们又将伤病员接回，并在厨房、牛棚、猪圈、草堆里建起隐蔽的病房。尽管这样，还是有伤员遭到日伪军的捕杀，也有伤员因不停转移，缺少药物治疗，得不到很好休息，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而牺牲。到10月底，伤病员只剩下《沙家浜》中所说的36名。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刘飞躺在门板上还在鼓励大家保持革命的乐观精神，战胜伤痛、战胜敌人。为了防范敌人的突袭，他把一些轻伤号组织起来担任警戒，并给阳澄湖一带的地方武装头领写信，晓以大义，消除他们的敌对行动。经过努力，刘飞又同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给伤病员们带来极大的鼓舞。到10月底，除刘飞伤势仍不见好，其余伤病员的身体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有的已基本痊愈，不少人提出要回主力部队去。是让大家走还是把大家留下来？刘飞目睹当地群众对“江抗”的期盼之情，讲出了阳澄湖上生建“江抗”的想法。伤病员们都表示赞同，于是一份报告辗转送达新四军军部，上级同意了重建“江抗”的主张。
11月初，原“江抗”三路政治部主任杨浩庐，前来向刘飞等人传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关于建立新“江抗”的指示，并商讨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事宜。大家公推刘飞出任司令员，但刘飞考虑到自己的伤势不能亲自带部队行动，提出只参与新“江抗”的创建，不担任领导职务，推荐病已痊愈的原“江抗”司令部参谋夏光出任司令员。11月6日，“江抗”东路司令部宣告成立，伤愈的1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司令部特务连，刘飞和警卫员何彭福的短枪便成了新“江抗”初期仅有的两枝打得响的枪。新“江抗”组建后不久，在陈毅安排下，刘飞被转移到上海疗伤。3个月后，刘飞重返“江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协助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工作。不久，刘飞又成为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淮海战役时的一个偶然机会，他无意中为《沙家浜》找到了第一作者。
淮海战役开始后，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合力攻击下，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的左翼第六十三军，妄图经徐州地区的窑湾镇渡大运河西逃。华野总部电令一纵追击敌第六十三军，争取于窑湾将其歼灭。接到命令后，刘飞和纵队其他领导决定：为了争取时间，纵队不留预备队，各师自定一个团作预备队，从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迅速包围压缩敌第六十三军于窑湾，肃清外围；尔后，纵队对各师不再调整部署，即转入总攻击。纵队不留预备队、总攻时纵队不再调整部署，这是没有先例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造，被称为“急袭的战法”。1948年11月9日傍晚，一纵终于成功地将敌第六十三军围困于窑湾。敌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令所部在包围圈里南冲北撞一昼夜，没能打出一个突围的口子，只好求救。当黄百韬告知接应的邱清泉兵团于两天后赶到时，他绝望地说：“来不及了。”在一纵的总攻击下，陈章于12日拂晓丢下部队，率卫兵窜到运河边企图泅水逃跑，被我一纵部队击毙，随后该军1.37万人被全歼于窑湾。这次作战，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应用急袭战法，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歼灭敌人一个军的战例，华东野战军首长为此发出通令予以嘉奖。战斗刚结束，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就来采访刘飞。在硝烟渐逝的战场，刘飞对崔左夫说：“如果写作战指挥就不要提我刘飞，决心是大家下的，仗是部队打的，不能让我贪了大家的功劳。”崔左夫跟在后面边走边听，刘飞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对他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阳澄湖的那段岁月真让人难忘啊！”说完，刘飞就快步向二师走去，丢下崔左夫站在那里发愣。刘飞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解释说：“我们刘司令员对二师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也是36个伤病员中的一个。由36个伤病员组成的新江抗发展成旅时，他当旅长，发展成师时，他当师长。他装着一肚子江抗的事，他就爱和人说这些事，你什么时候采访采访他吧！”当晚崔左夫就找到刘飞，采访“江抗”的事。听了刘飞的讲述，崔左夫激动不已，他向刘飞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于是数年后，崔左夫志《沙家浜》的第一作者。
从《血染着的姓名》到《芦荡火种》，他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由于战事不断，崔左夫对“江抗”36个伤病员的事迹未能作进一步采访，建国后，崔左夫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没有放下这个素材。在刘飞的帮助下，他获取了“江抗”36个伤病员的名字以及其中大部分人的工作单位，并陆续对他们深入进行了采访……1957年，他终于以“江抗”36个伤病员的战斗生活为素材，饱含激情地写出了《血染着的姓名》。那年文化界正举办解放军建军30年征文活动，上海沪剧团正想寻机找到优秀征文改编成剧作公演，当该团副团长、崔左夫的老战友陈荣兰听说崔手头就有一篇好征文时，赶忙索要。读罢《血染着的姓名》，陈荣兰兴奋不已，又推荐给剧团编剧文牧。文牧看后也热血沸腾，埋头苦干了一个多月，将《血染着的姓名》改编成为剧本《碧水红旗》。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当陈荣兰和文牧得知刘飞就是36个伤病员的领导人时，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当时虽然身患重病，仍认真听夫人朱一念完了剧本，提出了要进一步贴近生活的意见，并拿出由他口述、朱一和秘书高松整理的反映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两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真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刘飞对剧本十分满意，还亲自安排剧组到由“江抗”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部队体验生活……
不久，《芦荡火种》在上海公演引起反响，1964年5月被选调到北京公演。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此剧，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当时江表想通过文艺进入政治舞台，借机立即组织人马将《芦荡火种》移植为京剧《沙家浜》。《沙家浜》以独特而又感人的故事、细腻的台词和唱功，一下轰动了全国。
梁从学中将简历：
梁从学的故事：
梁从学，1903年生，六安县（现六安市）人。1929年加入苏维埃农民协会，不久参加了赤卫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班长、连长、团长、师长，坚持战斗在鄂豫皖边区。率部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和皖西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等数十次战斗，先后9次负伤。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从学于1938年3月开赴舒城、无为、庐江、桐城、合肥等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年5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纵队纵队长，率领部队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较短时间内使游击纵队发展到近千人。1940年9月，他任新四军路西联防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四旅旅长，率部坚持津浦铁路以西地区的抗日斗争。1941年4月，率部参加了安徽六合金牛山反击日伪军合围的战斗，毙伤日伪军500余人。5月，日伪军“扫荡”淮南津浦路东地区，梁从学指挥所属部队毙伤敌400余人，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1942年2月，梁从学率部攻打定远地区的日伪军，攻占日军据点十八里岗，歼灭日伪军120余人。
1945年秋，梁从学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兼参谋长。此后，历任华东野战军伤员归队处处长、江淮军区司令员、皖北军区第一司令员，参加了淮海战役，坚决阻击了黄伯韬兵团，参与组织、指挥渡江战役的支前工作，为保障大军过江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8月，指挥东线剿匪部队开展剿匪斗争，将皖北股匪全部肃清。1957年8月，梁从学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3年病逝于南京。
钱钧中将简历：
钱钧的故事：
过去，有不少人都传闻过许世友司令员在少林寺练过功夫的事，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军区还有位副司令员钱钧也出自少林。钱钧出生在河南光山县钱家湾一户贫农家里。六岁那年，人长得没有牛肚子高，就被送到地主家里当了放牛娃。一双小手，成天牵着一丈多长的牛缰绳，风里来，雨里去，在牛背上转了两年，终因受不尽东家的打骂，又跑到一个过路的漆匠那里去讨口饭吃。于是，八岁的钱钧，又挑起了油漆担子，不分冬夏，一年四季，叮叮当当，跟着漆匠走街串巷。漆匠生性爆躁，干活时稍不如意就对小钱均拳打脚踢，到十一岁上，苦日子再也熬不下去了，经相邻说合，钱均又辗转到湖北省宣化匠家当了学徒。钱钧在少林寺内生活五年，练就了一身武艺，特别以“铁掌”著称，他的“朱砂掌”发起功来，真象是一把刚铸的利斧，大块岩石，一掌下去，立刻碎裂。至于劈青砖，那简直象切豆腐一样，不在话下了。他和许世友是同乡，都因家中穷得没法存身，小小年纪，就流落到少林寺当苦役。他比许世友迟三年进寺。两个人一起在寺中呆了五年，同一年出的寺门。当时寺里僧人云集，两个“菩萨”虽在一座庙里，却各不相识。直到长征到了延安，他们彼此谈起往事，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等事。
1927年钱钧由董必武同志亲自介绍，宣誓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此，在鄂、豫、皖的崇山峻岭中，在雪山草地上，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他那一身武艺，他那铁塔一样坚强的身骨，使他在战争中如虎添翼。即使遇到常人难以克服的困境时，也能化险为夷，获得胜利。1933年，钱均在鄂、豫、皖特委担任手枪队长时，为消灭地主武装“红枪会”，进行过一场特殊战斗，那天，他率领手枪队，攻打“红枪会”贼窝时，一群匪徒正围着土豪劣绅们的屋里念经。当他们听到动静时，发现大门已被堵死，五、六十个亡命之徒，就蜂拥地攀墙而上，妄想突围逃命，趁着夜色沉沉，隐蔽在墙外水塘的钱均，一纵身就跃上墙头。匪徒们爬上，钱均伸出铁掌，老鹰小鸡似的叉起一个就往外摔。他一连气摔了十几个匪徒，有的当场跌死，有的被摔进水塘，咕嘟咕嘟地喊救命。在全体手枪队员的配合上，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战斗任务。
1938年，钱钧任鲁南抗日游击队四支队二团团长。在滕县八里沟一次粉碎敌人围歼、保卫省委机关的战斗中，为了夺回被敌人抢走的两部省委与党中央保持联系的通讯电台，他率领一个连冒死冲进敌阵，当战斗进行到白刃战时，钱钧高举大刀，左砍右劈。在一道道寒光下，刀起首落，敌人土崩似地倒下，两部电台缍安然地回到我军手中。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日本鬼子打了几十次仗，每次白刃肉搏，敌人都没占一点便宜！但他身上却挨了十五颗子弹，挂过十九次彩。不过，他年轻时练就的强壮体质使他重返战场。钱钧在红四方面军33团任政委时，在四川、甘肃交界处千佛山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腹。他被担架抬出了30里地，鲜血染满了衣衫，渗透了紧捆在腰间的随身带。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连着昏迷了一天一夜。同志们都以为他牺牲了，于是从一个地主家找来一口没有棺盖的寿材，抬来一块翘棱的门板，含泪把他入殓后，停放在屋后的牛棚里。第二天清早，钱钧渐渐苏醒过来，耳边隐隐约约地传来王团长的声音：“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和同志们走进牛棚，悲痛地揭开门板时，却见到政委正在里面眨眼呢，人们又惊又喜，立即把他从棺材里抱了出来。
钱钧在少林寺练就了一身武功，但不论在军内军外，却很少宣露。除了少数高级将领外，知道他熟谙武术的人并不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怕太宣露了，引起了大家的好奇，都来要求比试，担心误伤了同志。他常说，“有武功的人，与不会武术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时你出手时并不想伤人，但往往事与愿违，一出手就误伤了人。过去，有时因对敌斗争的需要，我曾毫不留情地利用过功法，而在同志中间，有人邀我试拳、交手、掰腕子等等，在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装“矮人”，甘拜下风，轻易不开手。当然有时候不使大家扫兴，或者兴之所至，也偶尔露一手。”一次，他到苏北去检查民兵工作。傍晚休息时，干部们都要求他表演“劈石头”。但苏北一马平川，一时间到哪儿去找合适的石头呢？最后，还是找来了一块压咸菜用的青石，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二十来斤，光溜溜，湿漉漉，放在堂屋正中的桌子上。“钱司令果真能劈开它吗？”“肉手能劈碎岩石，我还从没见来过！”在这人们的窃窃私语声中，钱钧走到桌前，摆正石块，猛抬右手，一掌下去，只听“砰”地一声。青石顿成三瓣。劈裂的石渣，竟蹦出一丈多远！
张仁初中将简历：
张仁初的故事：
“七七事变”之后，全民族的抗战统一战线形成，张仁初所在部队改编成八路军115师，当时，张仁初任686团3营营长。1937年9月，张仁初率3营战士作为主力，参加了平型关阻击战。1939年3月1日，时任八路军115师686团副团长的张仁初，跟随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进入山东，直到抗战胜利，一直辗转山东大地，积极抗战。
115师主力部队进入泰安以西，直接威胁当时由日寇控制的济南、兖州及津浦铁路，引起了日寇的恐慌。5月上旬，敌人调集兖州、东阿、汶上等14个县日伪军8000余人，汽车、坦克100多辆，火炮100余门，兵分九路开进泰西地区进行“扫荡”，寻我主力决战。5月11日清晨，115师驻地四面枪声大作，115师师部、686团、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特委及津浦支队共3000余人被日军包围在肥城东南陆房一带。陆房地形像个铜盆，纵横不到10公里，南北西三面环山，东面是丘陵。陆房距日军尾高龟藏司令官指挥部驻地演马庄仅10公里，形势十分危急。已经任686团长的张仁初和政委刘西元再三研究部署后，对686团作了紧急动员，随后按照部署，一营抢占最高点--陆房西侧的肥柱山，特务连、侦察连占领牙山、磨盘岭。撤回到陆房的二营抢占南边的鸠山、横山。
敌人越来越近了，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全线进攻。张仁初带警卫班跑到一营阵地肥柱山直接指挥，敌人的炮弹射向肥柱山，山上弹片横飞，碎石滚滚，硝烟弥漫，一营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寇，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阵地前日军尸体横躺竖卧。敌人第九次冲锋又被打退了。直到黄昏肥柱山丝毫未动。当天晚上，敌人在各道路关口燃起篝火，不时打炮射击，防我突围。在张仁初、刘西元的建议下，师部决定趁敌夜间收缩兵力，连夜突围。686团官兵用布条和草团包住锅碗瓢勺，骑兵以布裹马蹄防止发出声响，战士胳膊上扎着白毛巾作为联络记号。是夜22时，张仁初指挥686团在夜幕下掩护师部和地方党政机关沿牙山庄、刘皮庄之间的山沟向西南方疾进，在敌人眼皮底下越过了封锁线。12日拂晓，我军已在距陆房六七十里路的无盐村安然宿营了。天大亮时，日军朝肥柱山和陆房猛烈炮击，等日军冲进村里时发现空空荡荡，惊呼：“八路从天上飞了？！”张康兰告诉记者，后来，父亲经常对她们姐妹们说起这一段儿，一想到日本人面对空空的阵地时的样子，一家人都开心地笑个不停。
在一次战役中，部队缴获了一匹战马。战后，征得罗荣桓政委同意，地方党政领导特将一匹战马“花斑豹”配发给张仁初，作为对他指挥果断、作战有功的奖赏。张仁初骑上这匹宝马良驹真是如虎添翼。“花斑豹”载着这位勇猛的战将驰骋在山东抗日战场，屡建奇功。1940年，在鲁南天宝山根据地反“扫荡”时，一鬼子头目驾着汽车突围逃跑，当时担任八路军鲁南支队队长兼686团团长的张仁初飞身上马冲了上去，“花斑豹”紧追不舍。前面军车上的鬼子回过身来向他开火，他伏身马上，手握两把匣子枪，左右开弓，车上的鬼子一个个中弹掉下车来，最后，就连驾车的司机也被张仁初一枪干掉，鬼子军车趴在了路上，全车的鬼子全部毙命。他看着紧追而来的警卫员和骑兵班，一手勒着“花斑豹”，一手用力地拍着汽车蓬顶笑着说：“哈哈，小鬼子，走山路看你快还是我的马快，看到底谁厉害！”
饶子健中将简历：
饶子健的故事：
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将军，他曾经率领二个营的士兵在战场上歼灭过敌人一个师的兵力。用不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粉碎了敌人对我军的数次围攻。创造了我军历史上的辉煌战史。46岁时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位将军就是～～饶子健将军。就其军事指挥才能来看，机智勇猛、有胆有识。这位将军被授予上将、大将军衔都不为过，就其人格魅力来说，平易近人、从摆架子，功劳面前从不居功自傲，事非面前从不颠倒黑白，耿直而谦逊，清廉而亲民。评价其为治国良才亦不为过。
饶子健1925年参加农民协会和缝业工会。1927年参加工农自卫军，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上士、班长。1932年5月入瑞金中央红军学校学习，9月结业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一二九团排长。1933年1月任第一三五团三连连长。翌年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八团、三十七团营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冬奉命随军南下川康边作战。1936年3月任红五军随营学校政治队队长，6月任，红五军第三十九团参谋长，10月长征到达甘肃会师。11月奉命编入红军西路军，任红五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团长。1937年1月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率部参加艰苦的西征作战和向新疆的转移。5月任迪化新兵营(西路军余部)总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团团长，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代理旅长，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二旅代理旅长，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率部参加建立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淮北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中共淮北第七地委书记、淮北军区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江淮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率部参加解放华东的多次重要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军长、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江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六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9月2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
著有回忆录《从战士到将军的征程》。
陈仁麟中将简历：
陈仁麟的故事：
陈仁麒，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小池镇汪洋村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警备三旅政治部主任，热河野战十四旅、十三旅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十一纵队政治委员，四十八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曾任海南军区政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炮兵政委，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陈仁麒长期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旦发现群众中的新事物和首创精神，就认真地总结，并及时推广，使得他所在的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卓有成效。名扬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军人张治国就是他和部队领导发现和培养的。延安联防军政治部经过调查，授予张治国“模范军人”称号，号召全边区部队向他学习。1948年3月，中央军委组建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陈仁麒任纵队政治委员。董存瑞就是十一纵队三十二师九十六团六连六班班长。十一纵队组建伊始，陈仁麒就加强“整纪”工作，因为刚组建的十一纵队，虽然其中有一些部队是井冈山红一方面军的老底子，但由于频繁的战事，部队成分变化大，思想复杂。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要展开大兵团步炮协同的攻坚作战，须提高部队的思想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在短时期内把部队建设成为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相互密切协同配合的有机统一的战斗集体，任务是艰巨的。他领导十一纵队在朝阳地区进行了50天的整训，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部队的思想状况精神面貌越来越好。
董存瑞是一个出身贫苦农家的孩子，从儿童团长、民兵一直成长为主力部队的班长、战斗英雄，所走的正是千千万万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道路，也就是在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追求解放之路。他的家庭长期遭受地主的残酷剥削，他对敌人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立志要为人民立功。陈仁麒领导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的阶级教育，启发了干部战士的觉悟。陈仁麒作报告树典型，抓紧时机加强形势教育。部队把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作为重要环节，开展战场“杀敌立功运动”。在陈仁麒等部队首长的教育培养下，革命英雄主义一直激励着指战员们为人民解放事业随时准备英勇献身。董存瑞就是在部队开展的“杀敌立功运动”中，自觉勇敢地站出来“挂帅”的英雄，最后实现了自己誓言的钢铁战士。1948年5月25日，进攻隆化县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的六连负责拔除敌人核心阵地～～隆化中学。临出发前，身为爆破组组长、在比武中夺得“爆破元帅”的董存瑞，代表大家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他带领战友接连炸毁了敌人3个炮楼5个地堡。打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外围工事之后，敌人隐藏在围墙外河道上桥形暗堡的机枪突然开火，部队遭受严重伤亡，突击受阻，而派去爆破的战友又一个个在中途倒下。面对敌人的凶猛火力，董存瑞再次请战，在战友的掩护下冲到桥底。此时，他的左腿被敌人的机枪打断，暗堡的底部离干涸的河床还有段高度，河道两侧护堤陡滑，他两次安放的炸药包都滑了下来。此时，冲锋号已经吹响，拖延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董存瑞毅然托起炸药包，拉燃了导火索。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敌人的桥形暗堡被炸毁，红旗插进了隆化中学。董存瑞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
突击隆化中学，董存瑞的爆破组共用了100公斤黄色炸药，用麻布和麻绳捆扎成7包。董存瑞托举的炸药包所含药量在15公斤左右。事后，战友们在现场搜寻他的遗体，只确认了一只鞋是他的。四周一些血肉模糊的残骸只能和其他烈士的遗体一同收殓。董存瑞牺牲不久，兵团程子华司令员在陈仁麒等十一纵队领导的陪同下进城视察战果，在隆化中学前见一个班的战士在恸哭。程司令员很奇怪，问他们打了胜仗为什么还哭?战士们介绍 了班长董存瑞的壮举，令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唏嘘不已。攻克隆化后，陈仁麒等纵队领导迅速抓住这个典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向英雄董存瑞学习的活动。1948年6月8日，十一纵队党委决定，追认董存瑞为纵队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名他生前所在的六连六班为“董存瑞班”，规定纵队所属机关和部队在点名和集会时，静默3分钟以示悼念。7月10日，冀热察行署发布决定，将隆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1950年，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上，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成了全军学习的榜样、人民军队的一代楷模。
在解放战争中，11纵队还培养出郅顺义、郭俊卿(电影《战火中的青春》的原型)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政治工作卓有成效。1957年春，整修烈士陵园的时候，县里曾组织人启开烈士坟，因分辨不清哪块遗骨是董存瑞的，只好请木匠做了一个四尺长的棺材，选了一块楠木，用朱砂写下“以此木代替烈士遗骨”的木牌，藏于棺内。英雄虽然尸骨无存，但精神风范长留人间。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场上，涌现出许多董存瑞式的英雄。光阴流逝，抹不去对英雄的思念。1988年，河北隆化迎来了解放40周年纪念日，作为英雄生前所在部队的领导陈仁麒应邀参加纪念活动。陈仁麒抚今追昔带病撰写了纪念文章《纪念隆化解放四十周年》，回首我军政治工作经验，让董存瑞英雄形象永远光昭后人。陈仁麒用自己一生去塑造军魂，被誉为“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94年3月，陈仁麒在北京逝世。他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国夫中将简历：
杨国夫的故事：
杨国夫在1927年冬，在姚李庙南黄油坊帮工时参加农协会。次年1月任大别山党组织交通员，并参加了共青团。1930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时带领一支18人的小分队(仅两支盒子枪)，活动于鄂东北、豫东南一带。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之后，国夫由营长提升团长，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杨国夫任陕北红四师12团团长，入“抗大”学习，民国27年1月，与马千里奉命到山东清河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临淄县粉碎日军4个旅的三面包围，巩固了部队活动地区。冬，日军“扫荡”频繁，斗争异常艰苦，国夫提出不沿铁路打转，集中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上级批准。清水泊根据地创建后，指挥部队分三路渡过小清河，经过数次激战，粉碎了敌伪顽的阻击和进攻，并争取了蒲台王雪亭部起义。随后又开辟以广(饶)博(兴)蒲(台)利(津)边区为中心的活动基地，开创了利津、沾化两县北部黄河入海口广大地区。民国32年在清河平原多次反“扫荡”战斗中均获全胜。冬季反“扫荡”中，面对日伪军2.5万人并有飞机配合严峻形势，八路军采取灵活战术，持续21天的大“扫荡”被粉碎。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夫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副司令、支队长，清河军区、渤海军区司令员等职。在根据地人民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率领部队与群众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饥。并发动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打鱼晒盐、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七师师长，六纵队副司令、副军长、江西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在保卫山海关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军队，完成了掩护大部队出关的任务。在保卫四平战斗中，指挥4个旅完成了防御和掩护撤出任务。建国后，先后担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组组长，并兼任黄海区渔业指挥部总指挥，山东省海上安全部指挥。
杨国夫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先后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82年2月4日在北京逝世。
晏福生中将简历：
晏福生的故事：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荒无人烟的数百里茫茫草地，到达甘南。按原定计划，二方面军要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晏福生当时是红6军团16师政委，师长是张辉。10月5日，16师在娘娘坝与敌遭遇，张辉英勇牺牲。10月7日清晨，部队向天水进发，晏福生率领16师担任前卫。当部队前进到罗家堡时，突然遇到两路敌人的阻击。敌人利用占领的有利地形，首先用轻重机枪疯狂地向我军扫射，接着发起猛烈的攻击。敌军指挥官为了阻截16师前进，不断调来增援部队，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十六师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愈来愈激烈，16师的指战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反击敌人。打退敌人后，晏福生指挥部队掩护军团部和17师、18师转移。眼看整个部队就要全部通过了，敌人又从左右两面围攻上来。晏福生指挥部队边打边撤。突然，一架敌机飞到红军阵地上空，扔下了十几颗炸弹。一颗炸弹在晏福生身边爆炸，他的右臂被炸断，顿时血如泉涌。警卫员向宣德、麻婆子把他抬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此时敌人又追上来了。两个警卫员急忙扶着他往前跑，敌人越追越近了，晏福生忍住剧痛，对警卫员说:“我不行了，你们带上文件包和武器赶快赶部队去!”说罢用左手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密电码，交给向宣德:“这个，你负责带出去。”“晏政委，你……”向宣德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不要说了!”晏福生又捡起掉在地上的驳壳枪，在裤腿上擦掉枪上的土，庄重地递给麻婆子:“大个子，你有劲，这个你带上!”“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现在您的伤势这样重，我俩怎能离开您呢?就是死，我们也要和首长死在一起。”麻婆子哭着说道。眼看敌人越追越近，晏福生对警卫员严肃地说:“我们来当红军，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着消灭敌人。我的文件包里有党的秘密文件和密码电码本，为了不使它们落入敌人手里，我命令你们立即离开我，赶快去追部队，一定要把文件包和武器安全地带出去交给组织，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啊!”两个警卫员泪如泉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俩把晏福生背到山坡上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挎上文件包和武器，向追来的敌人投出最后两颗手榴弹，利用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冲了出去。
晏福生见敌人朝警卫员逃走的方向追去，为了掩护警卫员安全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故意大喊一声，果断地从高坡上纵身朝下跳去，以吸引敌人来抓自己。他滚下山坡后，发现有一口废弃的土窑洞，便毫不犹豫地滚了进去，隐藏起来。晏福生跳下高坡之举，被敌人发现，立即放弃追赶警卫员，返身来抓晏福生。一个敌兵端着枪跑下山坡，到晏福生滚落的地方搜索，嘴里还不停地嘟囔:“日怪，老子明明看到一个红军从山上滚下来，他妈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呢?”找着找着，忽然看见了晏福生藏身的小窑洞，高兴得“啊”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走到洞口前，却没有发现脚印，不禁生疑，站在窑洞口嘀咕:“他妈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莫非红军真的像人们传说中的天神?”但又不死心，便站在洞口喊道:“红军长官，出来吧!”喊了一会儿，见洞内没有动静，才悻悻离去。一心想抓住红军首领发财的敌兵，走了一个，又来了几个。只听一个敌兵喊道:“班长，这里有个窑洞!”“好，你进洞去看看。”喊话的士兵站在洞口磨蹭着，不敢进洞，怕丢性命。忽然眼睛一亮，指着窑洞前的脚印说:“班长，你看这崭新的脚印，分明是红军长官刚跑掉。”其实脚印不是晏福生的，是先前那个敌人留下的。其他的敌兵也怕进洞丢掉性命，便纷纷附和着说:“没错，脚印一定是红军长官留下的。红军长官才不会那么傻，猫在洞里等我们来抓。”敌军班长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走!还愣着干啥?顺着脚印给老子追!”
敌人远去了，晏福生悬起的心方才放下。但因伤势重，流血过多，眼前一阵金星乱冒，便晕了过去。16师摆脱敌人后，当晚在离罗家堡30多里的红和镇附近宿营。由于没有见到晏福生，大家都在焦急地打听他的下落。直到黄昏时分，看到他的两个警卫员挎着他使用的文件包和武器回来，才知道晏福生的不幸遭遇。军团首长陈伯钧、王震等同志知道晏福生负重伤被敌人包围的情况后，立即要师长刘转连带一个营再打回当天打仗的山头，去营救晏福生。刘转连带着部队赶到罗家堡，把宿营在附近的敌人打跑后，在山头搜索寻找，没有发现晏福生。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军团首长和同志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而难过。军团长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6师政委晏福生同志阵亡。”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日记中写道:“16师政委晏福生同志牺牲。”红6军团继续前进，在胜利渡过渭水到达目的地时，军团为晏福生开了个简朴而又隆重的追悼会，军团政委王震沉痛地说:“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是红六军团为晏福生召开的第二次追悼会。
吴瑞林中将简历：
吴瑞林的故事：
1955年10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吴瑞林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同时中央军委任命他 为海南军区司令员。他本来想多学几年文化的，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敌对势力又对我国虎视眈眈。他立即走马上任，去守卫祖国的宝岛--海南岛。1957年秋，吴瑞林入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基本系深造。他同许多高级将领一起，学 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理论，研究总结我军历次革命战争的作战经验。学习了两年提前毕业。中央军委命令他担任南海舰队司令员。由陆军到海军是吴瑞林军旅生涯的一大转折。面对海军那些技术装备复杂，专业分工细，技 术性强，战斗岗位多，机动性大，活动在辽阔海洋上的钢铁队伍，吴瑞林一窍不通。陆军的老将成了海军的新兵。对他这个小泥瓦匠出身，只读了一年文化速成中学的人来说，所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是可以想象的。
吴瑞林牢记着1960年春节，他到南海舰队上任伊始，去看望正在广州疗养的朱德和罗荣桓时 的情景。朱老总对吴瑞林说：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帝国主义把他们进攻的重点，已由北方转到南方来了。从历史上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是从南面开始的。所谓反帝反封建，首先是在南 方，林则徐领导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从地理上看，东有台湾，西有南越，南海面对港澳，是独有的、复杂的任务，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绝对不能丢掉 。……我们的工作、建设和战备，要适应形势的转变。朱老总接着又说，当年(指朝鲜战争停战时)，毛主席、彭老总就都看到了。毛主席问彭老总 ，“谁去守南大门好?”彭老总说，“打美国佬还是吴瑞林吃得透，四十二年吃得透，派吴 瑞林去为好。”那时，我就支持你去南方，现在也是支持你去南海(舰队)的。你知道毛主席 、彭老总的意图就好了，就不用我再讲了。
听了这些话，吴瑞林深感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自己的信任，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来到南海舰队，为了尽快熟悉海军情况，了解和掌握海军知识，吴瑞林甘当小学生，一切从头学起。舰队领导和机关部门为吴瑞林制订了一个3个月的学习计划，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学习，而 是登上舰艇，到海上去学习，向广大干部战士学习。在舰艇上，请航海长给他讲航海知识，包括天文、地理、气象、星座等各方面的知识，在浩瀚的海洋上，学习以北斗星为坐标，辨 别方向；到主机舱去，请机电长给他讲解主机的性能和操作方法，副机的性能和作用，舰艇漏水如何排水、操作；到枪炮部门去，请枪炮长给他讲解舰炮的性能、作用，舰艇在海上颠 簸的情况下如何能准确命中目标，等等。吴瑞林虚心地向水兵们求权，不耻下问，一丝不苟地学习。
吴瑞林头一次上舰出海，航行3000多海里，跟水兵们一起生活，一起训练，他竟没有晕过船 。这大概得益于他少年时代在波涛汹涌的嘉陵江上放木排，当纤夫时的锻炼。就这样，吴瑞林每年以2/3的时间带舰出海训练，东起福建广东，西至广西北部湾，南过海 南岛，至西沙、南沙群岛，走遍了祖国南部海疆、港岸。他深入海岛、基地，看望守岛、岸防官兵，蹲点调查研究，指导部队基层建设，关心官兵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帮助守岛部队解 决吃水、吃菜困难等问题。他经常向部队讲红军、八路军的优良传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作战经验和战斗故事；他同水兵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娱乐，深受广大官兵的爱戴。
吴瑞林担任南海舰队司令员期间，遵照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要跟上形势，实行重点转移，要求南海舰队实行全面战备，加强工程建设，准备打仗的一系列指示，在中央军委、海军党委 、首长的领导下，同南海舰队其他领导一道，狠抓了从水面舰艇到海军航空兵各部队、各部门的战备、训练和建设。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不再提供为我国制造的舰艇。吴瑞林亲自抓了贯彻中央关 于 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方针的落实。在上海、广东地方党政领导的通力合作下，两三年内制造出扫雷舰、护卫舰各4艘和大批炮艇、鱼雷快艇，使南海舰队的舰艇吨位，由2万吨增加到7万 吨，部队由2万多人发展到7万人。舰队的港湾、基地、飞机、机场等各方面的工程建设都有了很快的发展。
杨梅生中将简历：
杨梅生的故事：
1905年1月13日，杨梅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淦田镇（今属株洲市）一个小药商家庭。杨梅生在家排行老大，上过两年私塾，因家境贫困辍学，后做过药铺帮工。1927年2月，杨梅生去长沙找事做。当时长沙失业者众多，杨梅生无法找到工作，衣食无着时，正赶上湖南省总工会联合各界举行10万人的反英大示威游行，他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斗争行列。后来，湖南省总工会给了杨梅生两块银元作路费，推荐他去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兵。到了武汉，杨梅生才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控制的队伍，团长是共产党员卢德铭。杨梅生暗自庆幸自己找对了队伍。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杨梅生所在的武汉警卫团未赶上起义，辗转到江西修水休整待命。1927年9月初，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将修水、铜鼓、安源地区的工农武装和警卫团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杨梅生被编入第一团任班长，参加了9月9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军第一、第二团在战斗中相继失利，第三团进攻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浏阳城东南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这天正好是杨梅生带班值勤。身材高大穿着长袍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正要步入会场，杨梅生一见不认识，便让毛泽东在外面等着，自己进去报告营长陈浩说：门口有个姓毛的找你。陈浩听后急步走出会场，指着毛泽东对杨梅生说：“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杨梅生马上向毛泽东行军礼，表示歉意。毛泽东对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给予了表扬。
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部在宁冈砻市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改编为第四军第三十一团，杨梅生调任该团警卫班班长。由于杨梅生行军、打仗总是一马当先，勇敢顽强，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进入井冈山后，他很快被党组织确定为党员培养对象。团部司号员、共产党员曾仁贵经常找他谈话，使他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8年8月上旬，在井冈山茅坪，杨梅生由张风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杨梅生成了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8月下旬，国民党军第八军乘毛泽东率部去湖南桂东之机，调集1个师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29日，杨梅生奉命率警卫班随第三十一团赶赴黄洋界阵地。黄洋界系高山峻岭，四周悬崖峭壁，仅有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是通往井冈山的咽喉要道，地势十分险要。杨梅生和全班战士紧急抢修工事，挖掩体、布竹钉、垒石块，作好战斗准备。30日，天刚蒙蒙亮，国民党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匍匐前进。当国民党军进入红军枪支有效射程时，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一声令下:“打!”杨梅生从堑壕里站起来，端起机枪连续扫射，国民党官兵一个个倒在阵地前沿。正当战斗激烈时，一颗子弹从杨梅生右肋穿过，顿时鲜血直流，一阵剧痛，杨梅生右手失去知觉。简单包扎后，杨梅生顽强地坚持用左手射击，直至因失血过多昏倒在阵地上。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杨梅生被送往红军医院疗伤。1929年3月，红军占领闽西长汀后，部队整编，红四军改为三个纵队。杨梅生被编入第三纵队队部。一次，部队在汀州圳下与国民党军遭遇。此时，毛泽东未及转移，处境危急。杨梅生当机立断，带领一个手枪班巧妙地将国民党军火力引开，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掩护，毛泽东得以安全转移。不久，杨梅生被提拔为中队长。
1930年6月，红四军与红十二军、红六军组成红一军团，杨梅生任红十二军特务大队大队长。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月底，杨梅生率部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敌我双方对峙半个多月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红军撤出长沙，经株洲到醴陵、茶陵、攸县等地做群众工作。此时，杨梅生离别家乡已3年多， 很想念家乡的亲人。有人劝他说：部队离家乡才几十里，回去看看吧！但他以革命为重，抑制住自己的思乡之情，始终没有回去。
田维扬中将简历：
田维扬的故事：
这篇文章是王富荣写的。
1957年6月，田维扬来到贵州省军区，担任司令员整整八年。八年时间，他和贵州人民和贵州的驻军一起，改天换地，治穷致富，为贵州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高风亮节，给贵州人民和贵州的驻军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故事。在贵州工作时，田维扬突出的贡献是在他的领导下，贵州省军区发现和培养了闻名全国的人民武装干部典型～～～吴兴春。
吴兴春是安徽省凤台县人。1949年随大军南下，被分配到黔东南边远山区的从江县人武部工作。 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黔东南人民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吴兴春到从江后，克服语言不通和生活上的差异，和苗、侗、瑶等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不畏艰险，和群众一起建设山区，被当地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苗族侗族人民的好儿子”。田维扬敏锐地察觉到吴兴春是人民武装干部学习的好榜样。他多次指示军区和军分区机关认真考察吴兴春同志的先进事迹，帮助他总结经验。解放军报社得知吴兴春同志的先进事迹后，立即派记者刘大为、胡奇坤、张灵霄等来到贵阳。那时，从江县不通公路。田维扬不放心，就亲自带领记者去采访。1960年1月2日，田维扬和三位记者以及机关的同志一道，驱车数百里，来到离从江县最近的公路终点站黎平县，与步行来到这里的吴兴春同志汇合。在黎平县，田维扬给大家开了一个会，就这次采访活动的方法步骤，以及记者的生活都作了详细的安排。当时，从江社会治安不好，田维扬从分区警卫连抽了一个班的战士来协助记者工作。田维扬把工作安排好后，就让吴兴春陪同记者一块步行返回从江。记者在从江采访一个多月，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贵阳。田维扬又是看望，又是听汇报。当记者向田维扬反映吴兴春工作太劳累，已经病倒了时，田维扬立即把吴兴春送到医院治疗。不久，解放军报上就刊出了报导吴兴春同志事迹的长篇通讯。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贵州日报和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都相继刊登了吴兴春同志的事迹。吴兴春这个来自我国边远省份、边远县境默默奉献的人民武装干部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在贵州省军区，田维扬关心士兵、爱护士兵，一直是有口皆碑。就拿他的警卫班的战士来说，谁家里有几口人，谁的父亲生病，谁和家乡的女朋友闹别扭，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田维扬虽然文化不高，但他经常给战士批改文化作业。他还多次从自己的津贴费中拿出钱，给家庭有困难的战士寄去。一次，田维扬出差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那里有时会发疟疾病。为了防止感染，每天早晨，田维扬都要一手拿药瓶，一手端开水，把他的驾驶员吴仲华喊过来，让他按时服药。这件事使和田维扬一块出差的同志非常感动。提起田维扬关心士兵的事，曾跟随田维扬13年的警卫战士郭明才有说不完的话。那是30年前的一个中秋之夜。就在警卫战士沉浸在与远方亲人团圆的思念中时，田维扬和他的夫人范动华来到大家中间。田维扬对大家说:“今天是中秋节，你们远离家乡和父母。我和范阿姨和你们一起共度中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田维扬的话使警卫战士热泪盈眶。接着，田维扬又让他的大女儿田愚端来月饼和水果。范动华同志把月饼和水果送到每一个警卫战士手上。大家边吃香喷喷的月饼边赏月。整个晚上，大家都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像这样的情景，几乎年年都是。一提起老司令员，战士们心中总是充满了激情。
欧阳文中将简历：
欧阳文的故事：
“英勇红军世无双，踏破千山万水长。雪山草地任飞越，寒暑饥乏无阻挡。冲破天险腊子口，歼灭顽敌鲁大昌。铁流两万五千里，挺进陕甘为救亡。”这是欧阳文将军所写《长征》组诗中的一首。他出身农民家庭，只读了半年高小，经过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他用鲜血和生命写出一本厚厚的《青松诗集》。长征组诗一共六首，就收在该诗集中（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欧阳文在回忆长征时，激动地说：“长征是一段不朽的岁月，是一部英雄的史诗。我有幸经历了这亘古未有的长征，经受了人间最艰苦的考验，生命得到了最大的锻冶和升华。”他还说：“长征对我们党和红军来说，更是经过了重大挫折后的重大转折，是胜利的奠基礼。”是啊，长征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英雄史诗，欧阳文的长征诗就是这浩瀚史诗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他自己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记录。
1934年9月底，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文书的欧阳文，在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后，随部转移到宁都青塘一带，进行长征的动员准备工作，于10月中旬由青塘出发，沿粤赣边境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方突围。10月21日，占领白石坪、古陂、新田等地，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在一次夜行军中，红四师师长洪超不幸中弹牺牲。欧阳文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奋勇前进，子弹从他的头顶穿过，好险呀，差点要了他的命。11月4日，在继任师长张宗逊的指挥下，部队攻占湖南的城口、汝城，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11日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之后，敌人集中40多万兵力，分五路前堵后追。欧阳文随部白天打仗，晚上行军，非常疲劳。但他仍坚持到前沿做战士的思想鼓动工作。为掩护部队渡过湘江，欧阳文在界首光华铺随部与敌人一连激战7天，终于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渡过湘江后，部队于12月4日，翻越30多里高的老山界。欧阳文所在团奉命担负青龙界（浔江上游）的警戒任务，掩护主力西进。这时突然遭到广西敌军的袭击。欧阳文临危不乱，沉着应战。在团长、政委的直接指挥下，激战一天直至主力部队完全通过，才撤出战斗，还没喘过气来就翻越海拔2000多米高的主峰越城岭，经长安、通道等地，进入贵州省境，于12月15日，占领贵州的黎平县城。欧阳文激动地吟诗道：秋风飒飒战马鸣，红军被迫远征行。突破四道封锁线，飞越五岭占黎平。
1935年1月4日，欧阳文所在团抢渡乌江天险，经猪坊到达团溪。此时，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遵义、桐梓等城。1月15日到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当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全军欢欣鼓舞。欧阳文同团长谢嵩、政委苏振华一起高唱“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等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歌曲，挺胸昂首，阔步前进，参加了重占遵义，再夺娄山的战斗。在战斗胜利的行军间隙，欧阳文在小小的笔记本上挥笔写道：遵义会议挽艰危，全军将士喜上眉。重占遵义施计巧，再夺娄山显神威。紧接着欧阳文随部四渡赤水河。由于前有四川军阀刘湘的全力阻挡，1月下旬，红军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西渡赤水河。于2月9日，进到云南扎西（威信）附近。2月中旬，乘敌后方空虚，红军又调转头来，沿川贵边境的摩泥、白沙等地东进，于2月18日在茅台附近二渡赤水河，经高桥，占领桐梓。2月25日至26日，欧阳文随所在团在娄山关同敌人展开激战，与兄弟部队一道全歼贵州军阀王家烈两个师。3月17日，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行军中，身不离枪和书的欧阳文边走边看书，不小心跌进了路旁的深沟，右脚背骨跌断了，肿痛得很厉害，卫生员帮他包扎好后，战友们用担架抬了他一天。第二天，他坚决不坐担架，拄着一根棍子，一拐一拐地紧随部队前进。熊吉福、赖来先等争着帮他背背包、背枪弹。团长谢嵩、政委苏振华轮流把马让给他骑。一个星期后，欧阳文又随部四渡赤水，把敌人的重兵甩在赤水河沿岸。毛泽东以红军一部佯攻贵阳，一部向黔东的瓮安、黄平挺进，给蒋介石布下迷魂阵。3月29日，红军南渡乌江，连克定番、长顺、安顺，渡过北盘江，胜利进入云南，把蒋军远远抛在后面。欧阳文兴奋地写道：四渡赤水歼顽敌，三路白军化烟灰。夜过乌江迫贵市，军威浩荡震蒋魁。
1935年8月20日，欧阳文随红十二团由黑水芦花出发，继续北上，经仓德、上打鼓、沙窝，翻过一座雪山，到达毛儿盖。然后，奉命到黄胜关对松潘方向警戒，掩护主力北上。等大部队通过后，红十二团变为后一部队，随主力跟进。8月28日，经过毛儿盖，向草地前进。头一天，在分水岭（只是个地名，没有房子，更没有居民。）的一个大树林里露宿。第二天，也露宿在树林里。到第三、第四、第五天，所遇到的尽是茫茫水草地。白天行军，晚上就在水草地上露宿。最后两天露宿在小河边的小树丛中。水草地，一望无际，满目荒凉，杂草丛生，不辨方向。走在水草地上，脚下软绵绵的，像走在钢丝绳上一样，摇摇晃晃，颤颤悠悠，一不小心就要掉进烂泥坑里。如果在烂泥坑里使劲挣扎，身体就会越发向下沉，想爬也爬不出来。别人也不敢去拉，一拉就会同样陷了下去。水草地的下面，顾名思义，全都是水。这个水有毒，根本不能喝，如果脚破了，沾上这种水，伤口就会马上红肿溃烂，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残疾。水草地里的气候，变幻无常，时晴时雨，时冷时热，一会儿狂风暴雨，一会儿又大雪纷飞；一会儿烈日当空，一会儿又冰雹袭来。最令人难受的是：晚上，本来是银河横空、凉风习习，突然间，却狂风骤起，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不一会儿，又风止雨停，天空照样是星光闪烁，璀璨可爱。可是，地上到处是积水，再也无法躺下睡觉了。欧阳文和赖来先、谢告福，只好背靠背，互相依靠着、坐在湿地上合合眼，养养神，静候东方黎明。水草地上可以说寸木难寻，自然就无法生火做饭。饿了，就用凉水调把青稞炒面吃。后来，有的同志没有吃的，就用牛皮充饥，有的还拾起干粪堆上的青稞颗粒充饥。
在茫茫原野上，欧阳文遥望天际，回味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这位红军诗人诗兴大发，一气呵出了如下诗句：脚踏夹金千秋雪，目览瑶池九寒天。空气稀薄难呼吸，雪花飘撒铺双肩。时云时雨又时晴，苍茫无际草地行。遍地泥潭无寸木，缺水短柴断火星。乌云覆盖无飞鸟，旷野相依任雨淋。静坐待更难合眼，遥望天际盼黎明。经过漫漫长夜的艰苦奋战，欧阳文等老红军的期盼如愿以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欧阳文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长征诗永垂史册，光耀千秋。
张池明中将简历：
张池明的故事：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三个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张池明从延安赶到三原附近云阳总部时，所在部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总部叫他赶回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分配他继续担任作战科代科长。第二天，部队从三原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西。9月24日，连以上干部进行战斗动员，准备平型关战斗。25日战斗打响，此役，共歼灭日军板垣第五师团精锐部队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为开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1月，日军2万多人，分八路围攻晋察冀边区。为配合军区部队作战，三四四旅进到河北平山、灵寿地区待机。旅部在东黄泥过了春节，移驻西柏坡。1938年2月下旬，三四四旅奉命到晋东南，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4月上旬，日军3万余人，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围攻，三四四旅六八九团配合一二九师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反九路围攻后，胳噶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这时，张池明离开旅部，调任六八八团参谋长。6月底，旅部率六八七、六八八团，由长治、长子出发，急行百余里，进到阳城以北地区打击日军，这是他在六八八团打的第一仗。11月，六八八团由陈赓统一指挥，北上援助鲁西北国民党专员范筑先。张池明带领六八八团第一营在荷泽、曹县开展游击活动，后将地方的一些游击支队改编为三四四旅挺进纵队，张池明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挺进纵队改为旅特务团，继续坚持冀鲁豫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春，三四四旅代旅长得志到了冀鲁豫，将独立团、特务团、黄河支队、考城大队、陇海路支队和冀鲁豫游击第一支队依次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一、二、三、四、五大队，张池明任第二大队政治部主任。12月，张池明到达太行山三四四旅旅部，按中央通知，准备到延安，作为冀鲁豫支队代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七大”延期召开。1940年2月，三四四旅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找他谈话，说延安暂时不去了，留在太行山区六八七团任政治委员。7月，黄克诚率新二旅第五、六团、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教导营，超过津浦路，东进苏北地区。从豫皖苏出发，直到苏北盐阜区，六八七团是单独一路行动。他们的任务是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在盐城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2月中旬，公布新四军编成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编为第四师第八旅二十二团。第八旅担负坚持盐阜区斗争，建立根据地，二十二团为旅的机动部队。张池明提任八旅兼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皖东北、苏北的反扫荡、反蚕食、反顽军作战。张池明一边指挥打仗，一边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1940年1月3日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一年来敌人对冀鲁豫边的“扫荡”与我们反“扫荡”的斗争》6000余字的文章。1944年6月6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郑探口之战》7000多字的长篇报道，当时很多首长称他是“能文能武”难得的将才。1943年初，新四军决定抽调一批团以上干部到延安学习，张池明是其中之一，这是他第二次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赴延安途中，历尽艰难困苦，于9月底到达延安。入校后， 张池明被编入十二支部，任支部书记。1945年4月，我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张池明作为一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开了50天，于6月21日胜利闭幕。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经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又笼罩在内战的烟云中。国民党蒋介石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全面内战，在中国的大地上再次燃起战火硝烟。党的“七大”以后，根据党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抽调大批官兵进入东北。张池明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赴东北工作。8月19日，从延安动身，第一站到了绥德，从兴县到晋中，在清徐以南渡过汾河，从冀中转到东北。到了沈阳铁西区，东北局派来汽车把他们接进城，住在临时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与他们谈话，征求工作意见，他们提出去北满，便搭上苏军火车到了哈尔滨，张池明任松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年底，松江地区的伪匪在国民党怂恿下，气焰嚣张，有几个县被伪匪控制，军区集中力量清剿，平息了判乱。1946年4月，北满分局、军区、松江省委同时进驻哈尔滨。松江军区兼哈尔滨卫戍区，张池明兼副政治委员。7月，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之前，张池明到了哈东，任哈东地委第一书记兼哈东军分区政治委员。为了扩大军队力量，东总指示，以哈东军区的机关直属队、第一团、第三团及哈北军分区第四团，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张池明兼政治委员。参加了东北“三下江南”作战，与东北军民一起共歼灭敌人4万余人，削弱了蒋军的机动力量，彻底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1947年5月，部队回到松花江北，张池明接到东总调令，调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原新四军三师七旅)政治委员。1948年8月调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我东北野战军对敌连续发动了夏、秋、冬三次大规模进攻。1948年3月结束冬季攻势，5月下旬，开始攻打长春，六纵首先出发。9月发起辽沈战役，六纵移到长春以南，以后陆续攻占锦州、营口一带，经过2年又10个月的战斗，东北全境解放。张池明又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1949年4月20日晚，二野、三野发起渡江行动，突破敌人长江防线。之后，十五兵团政委赖传珠传达命令，对四十三军干部作了调整，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5月14日，四十三军分五路向江北的团风、黄冈等地之敌发起进攻，当晚扫清了100余公里地段的敌人，15日横渡长江。之后，参加了湘赣战役。
刘转连中将简历：
刘转连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转连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副军长、军长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任广东某军军长兼粤东军区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司令员。1962年10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就在刘转连在这个岗位上大刀阔斧、兢兢业业地忘我工作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一场横祸无情地落在了他的头上。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沈阳军区机关。11月，攻击沈阳军区领导的大字报就陆续张贴出来了，其中就有攻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转连的大字报。一个多月后，上边来人，在军区的一个干部会上，点名说刘转连是贺龙的人，是贺龙在沈阳军区的“黑爪牙”。之后，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造反派抄了刘转连的家，当刘转连回家看望的时候，造反派从二楼把他拽了下来，腿摔成骨折，送到医院之后也不让家属去看，未治好病就给撵出了医院。
1967年4月5日，有关部门宣布刘转连停职反省。革命一生，南征北战，出生人死的刘转连难以理解：“我反省什么问题呀，是什么理由啊，搞这么个运动，整那么多老干部为了什么呀？”“红军时期，我是二方面军六军团的师团干部，贺龙是二方面军的首长，我们并不很熟悉，只是正常上下级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交往。再说贺老总不也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吗，怎么一下子成了坏人呢?”带着一系列的困惑、迷茫和苦闷，声势浩大、令人难以驾驭的政治运动，极端无奈地把刘转连推到痛苦的深渊。随着运动的发展，对刘转连的批斗接连升级，从“触及灵魂”到“触及皮肉”。他们对这个沈阳军区最大的“走资派”进行了残酷的体罚。一次，在挂牌游街时，军区的造反派边斗边按他的头往牌子上磕，磕出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缝合了7针。游街回来，就对他批斗、打骂，让他跪在凳子上交待与贺龙是什么关系。有时从白天批斗到晚上12点，晕过去了用凉水泼一下，继续轮番审问。在一次批斗中，刘转连心脏病发作，心动过速6个小时没人治疗，险些断送了性命。
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刘转连要夺陈锡联司令员的权。刘转连副司令员在边防视察工作期间，与苏联人员见面时曾礼节性地打过招呼，组织安排他出面在沈阳接待过苏联远东篮球队等一些正常工作活动，这就被说成投降苏修等等，就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折磨，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墙倒众人推，在被“专政”的岁月里，就连原来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像躲避“瘟疫”一样，离他远远的，唯恐受到军区这个最大“走资派”的“毒害”和牵连。他原来非常信任的一个警卫员，也竟然变成了“阶级仇人”，经常身上带着凶器，监视着刘转连的一举一动。家里的房子这边住着刘转连一家，那边住着造反派。冬天，暖气只烧那边，这边就不给供暖，暖气片都被冻裂了。刘转连和老伴李希(与邸离婚后，1952年4月与李希同志结婚)带着4个孩子，只好用热水袋取暖，孩子们都被冻感冒了。看着被冻坏的暖气和冰窟一样的房间，连来维修的水暖工都看不过眼，气愤地说：“整人也不能这么整法呀，”在那个颠倒黑白的日子里，对这么一位老革命、老将军竟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做不到。有病不给治，有个时期刘转连低烧一个多月，都得不到治疗。
在那个是非混乱的年月里，刘转连的老伴，这位1941年参加革命的抗战干部，在辽宁省医药公司工作的李希也没躲过那场灾难。她受到牵连，挨了批斗，要她与刘划清界限，之后被下放到沟帮子的五七干校。林彪的一号命令发布后，软禁在沈阳的刘转连被疏散到辽宁省军区兴城五七干校，在那里一边被监视劳动，一边接受调查、反省问题。几个孩子扔在家里没人管，一家人被逼得妻离子散。后来，上面允许李希到兴城干校与刘转连一起生活。在被监视劳动过程中，规定刘转连的活动范围不能越过他住的那间小房的“前三米和后三米”，并始终有“专案组”的两个人跟着，让他随时反省交待问题。有一次修围墙，“专案人员”明知刘转连身体病弱，干不动体力活，仍然给他分派了很重的任务，让刘转连自己完成，不许别人帮助。呼啸的西北风夹着雪花吹打着老将军的面颊，老人吃力地挥动着铁锹，抖动的双手缓缓地搬运起冰冷的青石。汗水挥洒间，将军想到了许许多多：他想起当年带领三五九旅健儿在南泥湾挥舞锹镐，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往事；想起数十载血火疆场，打败国内外反动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激动时刻；想起一生中几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可是眼下竟是这样，自己身陷囹圄不说，这么大的国家被闹得乱糟糟，历史的航船究竟要驶向何处去，老将军心急如焚，他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在被“打倒”的岁月里，刘转连的健康每况愈下，肺气肿、心脏病、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身，加上被打的硬伤，身上伤痕累累，体重由原来的130多斤下降到只剩90斤。但无论多么困难，他始终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真理和正义终将战胜谬误和邪恶。1975年8月，中央军委命令，恢复刘转连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刘转连欣然服从组织分配，回到沈阳，他原来住过的房子被别人住上了，入住者见他官复原职，主动要搬出来，刘转连说：“不必了!”自己住进了比原住房条件差的房子。家里的东西在“文革”中失散了，他也知道去向和原因，但他不去索要和索赔，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埋头工作。他带病到长春、吉林、蛟河、延边等地看望部队，视察边防，指导工作。以后，每当亲友同刘转连谈到“文革”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时，他总是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受的这一点委屈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比，算不了什么，不值得放在心上。无论怎么说，没有我们的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一家，就没有我这个苦娃子的今天!”他就是这样对党情深似海，对人心宽如海，心地坦荡，淡泊一生。
孔庆德中将简历：
孔庆德的故事：
孔庆德将军，1911年生，身材颀长，圆脑小眼，双目极其有神，行路如赶场，步距阔大，频率极快，常人所不及，年过八十，依然如故。1938年，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曾由孔庆德将军率部护送过正太铁路封锁线。后，卡尔逊于其《中国的双星》一书中描写孔庆德将军道:“孔穿一套日本皮毛衣服，走起路来迈着豹子似的起伏滑步，他一路上真是顶呱呱的，能叫出营里每一个人的名字。”
孔庆德将军，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三代后裔。将军能言善辩，直话直说，常蕴深机，能屈能伸，时露锋芒。“文革”中，与造反派辩论，既能“上纲上线”，又能粗言俗语，人皆不敢与之对语。周恩来称孔庆德将军为“孔大炮”，将军于湖北有“孔铁嘴”之名。1928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陈调元部。1930年冬，随部队入皖“围剿”红军。其时，孔于营部当传令兵，营长魏孟贤，黄埔一期学生，地下党员。某战中，魏率部起事，毙团长、旅长，而后投奔红军，孔庆德随之。将军忆此曰:“那天大雪。我们只带出了200多人。”将军言，魏孟贤后任红军师参谋长，“肃反”中被杀，其余弟兄，冤死的冤死，战死的战死，建国后只剩下他一人了。
“文革”期间，孔庆德将军曾任鄂豫两省三线建设总指挥。将军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理直气壮抓生产，被批为所谓“唯生产力论”。其时，将军以人海战术创业“二汽”，会战焦枝，凿九里隧道，建汉水大桥，均提前完工，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于1967年4月，因“文革”中群众造反，瘫痪一年。该厂老干部靠边，造反派猖狂。1968年夏，孔庆德将军临乱受命，至“二汽”抓生产。刚到，即遭造反派围攻。将军登土台雄辩滔滔:“毛主席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要看造谁的反，什么人造反。老干部打蒋介石算不算造反？打日本鬼子算不算造反？打美国佬算不算造反？如果是造反，这些老干部造反比你们早，怎么成了保守派？”将军又曰:“我当红军，干了几十年革命，从来没有带过女秘书。不像有的造反派，才造几天反，就搞几个女秘书，我看那个王八蛋修了！”将军发言大快人心，全场掌声雷动。
焦枝铁路建设中，孔庆德将军至某工地视察。其时两派忙于打派仗，工地冷冷清清。将军下车，就召开大会，昂然登台动员，锋芒直指造反派:“你有尚方宝剑，是抓革命，我也有尚方宝剑，是促生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又曰:“修焦枝铁路是毛主席、周总理交的任务，是为了要准备打仗。明天，谁不上工，谁就是反革命。”次日开工，果无一人敢缺勤也。孔庆德将军说话喜设“笼子”，稍不留神，便被“套牢”。1990年某日，将军至襄樊视察，车过襄樊汉水大桥，遇堵车。陪同的市领导无意中叹曰:“当年这条公路桥没有设计好，修得太窄了，太短了。”将军闭目未答话。次日，该领导向将军汇报修襄樊二桥事，将军问，南京长江大桥多长多宽，答之。又问，武汉长江大桥多长多宽，亦答之。又问，为什么不能像南京、武汉大桥那样的规模建，答:“首长，没有钱啊！”将军冷嘲曰:“你也知道没有钱办不了事啊！老子当年就是没有钱才建成这个样。你懂吗？”该市领导检讨不迭。
孔庆德将军晚年腿不停，嘴不闲。腿不停者，即常下基层了解民意；嘴不闲者，即遇不平之事爱说爱管。某日，全国各医药公司集中召开大会，特约孔庆德将军出席。将军与会议代表～～各医药公司经理一一握手，即席发言曰:“我向你们提个要求好不好？”众皆鼓掌。将军曰:“军队经济困难，希望你们一不要卖假药，二不要卖贵药。”经理们皆张嘴结舌，大气不敢出也。
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孔庆德将军逢人便讲红军传统。如曰，红军时期连队有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杀一头猪，连领导想吃猪下水，没门！必须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又曰，红军时期一个人怕死是非常丑的事。好比我们两个，平时关系很好，但不能说怕死，那比挖祖坟还厉害。如果说了，那就会一直闹到连部去讲理，还叫连部做证人，打仗看谁真的怕死。将军言此话锋一转:“哪像现在有些人，光讲享受，还能不怕死吗？”
谭甫仁中将简历：
谭甫仁的故事：
八一南昌起义后，谭甫仁所在的农军被敌人打散，他与几位战友在途中找不到革命队伍，于是议定回广东寻找组织。走到江西樟树时，看到有“贺龙、叶挺的招兵处”，他喜出望外，便高兴地参加了“贺叶”部。谁知到了兵营，才知“贺叶招兵处”原来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假借贺、叶招牌，欺骗群众，招揽人马。谭甫仁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机逃离，早日回到革命阵营中去。1928年1月中旬，朱培德调集国民党第二十七师一个团和一个营，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2月18日拂晓，毛泽东指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二团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由南、北、东三面同时向敌人发起突然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300人。谭甫仁也在这次战斗中被俘虏过来。这天晚上，看管俘虏的是区队长陈士榘，住在楼下。忽然，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唱起了《国际歌》。低沉的歌声引起了陈士榘的注意，他感到很纳闷：敌营里是绝对不准唱《国际歌》的。陈士榘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好奇，仔细听俘虏兵唱完三段歌词，且一字不差，音调准确，陈士榘判断这不是一般的俘虏，立即跑上楼去。开口便问：“刚才这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话音刚落，一个清瘦的青年立即答道：“报告首长，是我唱的。”由此，他们展开了一段难忘的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唱的歌是从哪儿学来的?”“我叫谭甫仁，是广东省仁化县人，1926年下半年在城口镇参加了农会，后到北江农军学校学习了3个月，唱的《国际歌》就是那时学的，农军学校的校长是朱云卿。”接着，谭甫仁又把参加北江农军北上，后参加南昌起义被打散后，误入国民党赣军的情况向陈士榘一一作了汇报。陈士榘接过话说：“你受委屈了!”随即唤来传令兵带谭甫仁见到了已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团长朱云卿。
原来谭甫仁一直在苦苦寻找脱逃的机会回归革命队伍。新城战斗打响后，谭甫仁与其他几个要好的士兵事前早商量好，等红军关闭南门与敌军交火时，趁机从西门逃出投奔革命队伍。谁知，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城里，两军对垒，一场激战，红军大获全胜。谭甫仁被俘后，因途中不便与红军联系，他心里想，等到了目的地后再与红军联系。到了宁冈茅坪住下后，他思绪万千，想起了在北江农军学校学习的美好时光，想到了参加农军以来的曲折经历，不禁唱起了《国际歌》来。陈士榘迅速将谭甫仁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称赞谭甫仁是一棵红色的苗子，要留在革命队伍里。谭甫仁回到了革命队伍，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特别是自己所在部队是毛委员直接领导的部队，又在老校长朱云卿部下当兵，觉得革命大有希望。从此，他彻底改变了人生，更是铁了心跟着毛泽东干一辈子革命。
1928年8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军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接红军大队，只剩下不足一个营兵力和地方武装留守井冈山。国民党湘赣敌军4个团乘机向井冈山进犯，妄图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8月30日8时许，浓雾渐散，谭甫仁从海拔1343米的黄洋界哨口向下望去，只见湘敌顺着羊肠小道，如蜗牛般猫着腰向上爬来。谭甫仁静静地守在工事里，等敌人靠近。他们每人只有3至5发子弹，要想充分发挥这几发子弹的作用，只有把敌人引入有效射程内。为了节省子弹，谭甫仁搬来一堆石头放在身边应急。敌人爬上来了，朱云卿大喊一声“打”，只见鸟铳、步枪一齐开火，弹无虚发；有的则奋力掷下大石头，敌阵顿时大乱，纷纷惨叫着，从羊肠小道两旁滚下山去。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许，敌人孤注一掷，集中全部火力，一齐向黄洋界哨口爬来。这时战士们的子弹几乎打光了，谭甫仁只剩下一发子弹了，身边的石头也快扔完了。谭甫仁怒视着半山腰密密麻麻的敌人，牙齿咬得“咯嘣咯嘣”直响：一定要打退反动派的进攻！眼看敌人就要爬上来了，战士们个个心急如焚！谭甫仁忽然想起在茨坪修好的一门迫击炮，高声喊道：“团长，前不久我们修的那门大炮呢?”一句话提醒了朱云卿。于是，他恍然大悟，急令几名战士把炮抬来。迫击炮在黄洋界哨口安好了，但是接连两发都是哑弹。谭甫仁急得直跺脚，一拳打在地上，埋怨道：“小祖宗，你争口气嘛！”骄狂的敌人眼看就要爬上来了，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了，朱云卿望望大家，摆摆手，抱起这最后一发炮弹看了看……沉着地命令道：“放！”只听“轰”的一声，炮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彩虹，像长了眼睛似的，准确落入密集的敌群中。顿时，敌群像炸开了花似的，乱作一团。敌指挥官以为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立即命令部队撤退。炮声大大激励了士气，全体军民齐声喊起了杀声，冲锋号也响亮地吹起来。朱云卿率部奋起追击，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相机出动。冲杀中，谭甫仁把最后的一发子弹射向了敌人。敌军毫无所得，只好星夜逃回茶陵。欣闻黄洋界保卫战取得了胜利，回师途中的毛泽东兴奋不已，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新中国成立后，谭甫仁任广西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他到武汉军区后，头脑里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部队进入相对和平时期，政治、军事、作风、纪律建设较之战争年代有所不同，如何全面提高部队的建设水平，使他们学有方向，赶有目标呢？凭着从事政治工作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典型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少不了。典型单位要选准，事迹更感人，部队全面建设要体现在一个“硬”字上。为了选好这个典型，谭甫仁费经过调查研究，把目光盯在一军一师一团一营六连身上。谭甫仁早就知道六连久负盛名。这个组建于1939年3月的连队，原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八团六连，1946年11月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八团六连。先后参加了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转战晋察冀、晋绥、保卫陕甘宁、解放大西北等著名战役。在历次战斗中，六连都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敢于刺刀见红，顽强拼杀，胜利完成了任务。涌现出了刘四虎、尹玉芬、李恩龙、高家凯等战斗英雄。1948年1月、1951年4月，一军两次授予六连“战斗模范连”称号。新中国成立初期，六连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抗美援朝、抢险救灾、施工生产等任务，多次被武汉军区树为“红旗单位”、“先进连队标兵”。1962年夏，六连奉命赴东南沿海执行紧急战备任务，归福州军区领导。入闽后，连队过硬的作风和军事技能很快传到福州军区政治部。他们派人到连队进行了实地调查，后组织六连对驻闽部队进行巡回表演汇报，受到了各部队的一致好评。
谭甫仁感到，荣誉这么多、基础这么好的一个连队，眼下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他决定亲率工作组赴六连看看。1963年夏，他带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等有关部门组成的精干工作组来到了六连驻地～～河南汤阴，当时正值六连从福建前线归建不久。谭甫仁一下车，就感到这个连队环境整洁、蔬菜满园、荣誉满墙、官兵们精神饱满，连队一派生龙活虎的新景象。谭甫仁不禁大喜过望。在汇报中，谭甫仁把六连的全面建设概括为“四硬”：即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他认为，六连在战争年代就是一个先进单位，和平时期又多次受到军区表彰，特别是1962年连队执行紧急战备任务中，从汤阴出发，途经豫、皖、浙、闽、赣、鄂6省，行程上万里无一人掉队。到达前线后，紧接着又投入紧张的临战训练，沿途受到人民群众和兄弟单位的广泛称赞。全连投弹平均50米以上，有42个特等射手。这些成绩表明，六连这个先进典型是很有代表性的，处处闪烁着硬骨头精神。如果能将六连的事迹在武汉军区、在全军各部队宣传开，必然对部队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起到较好的推动作用。军区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后，从战略思想、战斗作风、军事技术、军政纪律等方面上报了请求中央军委授予该连为“硬骨头六连”荣誉称号的先进事迹材料。1964年1月，国防部正式批准授予六连为“硬骨头六连”的荣誉称号。几十年来，这个闻名全军的先进典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书写着自己辉煌的历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1977年1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向“硬六连”学习的号召，1984年1月22日，中央军委向该连赠送了“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的锦旗。
何德全中将简历：
何德全的故事：
延安时期，何德全担任八路军十八兵站部部长。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迅速在陕北地区展开。何德全首先带领兵站部130多名干部、战士收集废钢铁打了300多件生产工具，他还特地为自己打了一把重4斤半的大锄头，每天天还没亮，就带着百余名干部、战士步行到延安郊外的七里铺披荆斩棘，垦荒生产。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开垦荒地900多亩。秋收时，收获小米78石，包谷30多石，土豆3500多公斤。用自己的双手解决了粮食问题。何德全是兵站部的一把手，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还利用业余时间刨了二分地种上南瓜、豆角和烟叶等。经过他精心培育，浇水施肥，第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一个24公斤重的大南瓜，一根二尺多长的豆角和一片九钱重的大烟叶，被选送到边区政府举办的大生产成就展览会展出，受到广大军民的赞誉。为此，他荣获了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签发的“生产模范”称号。何德全白天领导兵站垦荒生产，开展整风学习，晚上还利用时间将新兵换下来的破旧衣服洗干净后撕成布条，再用面糊糊打成本帮子，和夫人余伟一道在煤油灯下做布鞋，一直干到夜深人静。布鞋做好后，何德全穿上便衣拿着到延安市场上去卖，当时一双布鞋可卖到一斗小米的价钱，一年下来，夫妻俩攒得五担小米的钱，这些钱除用一点买做布鞋的辅料外，其余全部交公。当时，延安还流传着“何部长卖布鞋”的故事。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何德全随军南下，到达长沙，被任命为中南军大湖南分校校长。他住在长沙市文艺路一所中学的简朴校舍内。这天，他惟一的亲生儿子何罗生从长沙县农村来到城里。儿子已29岁了，惟一的要求是垦求父亲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离开农村到城里落户。何德全抹去泪水，深情地说：“现在刚刚解放，百业待兴，找个合适的工作是不难。但农业生产也是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你要听爸爸的话，在农村安心生产，建设美好家园……”何罗生遵照父亲的教悔，勤勤恳恳从事农业生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上了农村支部书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多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表彰。后来，何德全的长孙何树根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海军部队服役。他曾多次写信给爷爷，要爷爷给海军部队的老战友﹑老部下说个情，帮他解决提干的问题。何德全多次去信耐心开导孙儿，路要自己走，提干要靠自己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凭关系解决提干的事是坚决不能做的。1974年何树根从海军部队复员回来，想要爷爷出面给地方打个招呼，安排个适当工作。何德全硬是不肯，反而教育孙儿要服从组织分配，并说：“参加工作和回家种田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可施展才华，大有用武之地。”
1997年，在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前夕，有位记者来到何德全将军家～～～长沙县明月村，采访了将军76岁的长子何罗生和51岁的长孙。当记者问：“何老是开国将军，一生对革命贡献那么大，职位那么高，怎么没有带你们进城里工作呢？”何罗生说：“父亲一生是这种脾气，没带一个亲朋好友进城，总是教育我们说，种田也是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何树根接着说：“我从部队退伍回来，想要爷爷出面讲句话，安排个工作，被他骂了一顿。”何罗生说：“解放后，爸爸常有机会回来，每次都要看看家乡的老人，看看周围的农田，一有空就自己挖土种菜。那时候，农业基础很差，他还多次拿出自己节约的津贴费帮生产队修建猪场，搞橘园呢！他总是给我们讲：要安心农业生产，农村是个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种田并不比在城里工作差。”
1958年秋天，何德全将军旧病复发，要到长沙市郊陆军163医院住院医治。当时，国家号召各行各业多积肥，支援农业生产。他就想，163医院在郊外，附近道路和荒地上肯定有不少畜禽粪便，于是他去住院时，特地带去了一个粪筐和一把铲子，每天清晨散步时都背着，见到畜禽拉的粪便就捡，然后送到附近生产队的一个墙角边上。附近的农民看到这位穿病号衣服的老人天天往那儿送粪，便问他姓名，可将军就是不说，只说是个当兵的，后来这事反映到医院政治处，经过一番查访，才知道这位送粪的老人就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何德全中将。医院的新闻干事听了很受感动，便多次去采访他。何德全将军一再拒绝，并对新闻干事说：“你应该明白呀？解放军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几十年，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帮人民群众做点事这是本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应该是这样。捡粪还值得宣传一番吗？我看没有必要。”新闻干事说：“可您是战功赫赫的将军呀！”何德全说：“将军难道不是解放军的一员吗？连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都给老乡拾过粪，比起他来我算什么啊！”
1961年10月初的一天，正是阳光灿烂的收获季节，笔者陪同长沙晚报的女记者朱希伦去采访何德全将军。何德全闻讯赶忙从菜地里回来，他身着一件补了几个补丁的旧军服，手里拿着一顶破了边的草帽，全身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脸上流着汗水。在简朴的小会客厅里，朱记者请将军谈谈勤检节约、艰苦朴素的事迹。何将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这个人说不上什么勤俭，只不过吃、穿、用，我不大讲究。我穿衣服喜欢穿得干净、整齐，损坏不在乎，破了，只要补好就行。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1955年发的战士服，已经补了十几个补丁了。近两年，本来可以领到三套夏装，我只要了一条裤子。公家发的将军制服也只是在节日里穿一穿……”将军从卧室里拿出了一套已经洗白了的旧军棉衣说：“这是1953年在广东时发的，虽然已经很破旧，但只要把它补好，还可以穿几年哩。”我们看到将军的卧室，床上铺的仍是部队发的白色床单，绿色被子叠得棱角分明，几乎同连队士兵一样。一顶用了多年的蚊帐，我们数了数共有补丁17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相信！朱记者又问：“何老，听说您很少买菜，都吃自己种的，是吗？”这下子可把何老的话匣子打开了：“菜还用买？自己种的还吃不完哩，今年我种的南瓜收了1200多斤，还种了些粮食，收获也不少，如麦子130斤，各种豆子60多斤，高粱120斤，另外，还收获干烟叶2斤多。”这时将军夫人余伟上校插话说：“1956年春天，何老开荒种菜时，在草丛里发现几棵茶树，叶子已经焦黄，他细心培养，如今……”她指着窗外的四棵茶树说：“从此，我们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做的茶叶了，每年能收四次，每次可收干茶叶三斤多。”
徐深吉中将简历：
徐深吉的故事：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深吉在徐向前总指挥的培育下，经过战火硝烟的锤炼，迅速成长，很快升任73师218团团长。后来，徐深吉因有“改组派”嫌疑，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两天，放出来后被留在师部当参谋。徐总指挥是了解徐深吉的，对他所受的不白之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将他调任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参谋。他到职后，方面军总指挥部向仪陇方向转移，路过苍溪县东北的一个村庄宿营。这个村庄靠近一条小河，周围都是稻田，闷热潮湿，蚊虫很多。这天晚饭后，徐总指挥约徐深吉一起散步谈心，语重心长地说： “在军部当参谋，工作很多，责任重大，必须具备埋头苦干、而又心细如丝的工作作风和敏锐机智的才能，方可当好参谋。”徐深吉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紧接着，徐总指挥话锋一转，说：“部队扩编后，经过短期整训，要主动消灭周围的敌人，扩大红军和根据地。部队行军打仗，必须要有象样的地图。深吉同志你来总指挥部工作，当务之急是设法搞地图，主要是西南和东南方向。要立即动手，越快越好。”徐深吉两腿一并“啪”一个立正，响亮地答道：“是，总指挥，坚决完成任务！”
受领任务后，徐深吉夜不能寝。他深知首长一分信任，自己就有十分的责任，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他担心的是：一来怕自己文化水平低搞不了，二来怕从未画过地图没经验搞不好，令首长失望。但转念一想，事在人为，路是人走出来的。既然接受了任务，就不能打退堂鼓，他坚信只要像在战场上那样机智勇敢地冲锋陷阵，再坚固的堡垒也会被攻破。时间紧迫，不容耽搁，徐深吉开始在驻地附近寻找地图。费尽艰辛找来的尽是些小挂图，比例尺小，只有县名没有村镇地名，无法拼接成作战地图。徐总指挥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提醒道：“小徐啊，你可以去找县志图嘛！”
一句话使徐深吉茅塞顿开。在那些日子里，徐深吉不辞劳苦整天奔走在学校、图书馆、大市场、区公所，甚至连土豪劣绅的家里也不放过。寻县志、查报纸、找杂志和书籍，常常是满载而归，兴奋不已。开始他只找当地的，后来扩大搜集范围，想方设法找来邻近的和远一些的县志图。为进一步核对查清县志图上的地理位置，他又风尘仆仆地深入实地调查，向人民群众请教，询问县城到集镇多少里，到某村多少里，从某村到某村多少里，以多数人提供的情况为依据，画定地图的比例尺。经过一个多月紧张地艰苦奋战，他终于把阆中、仪陇、宣汉、万源、达县等8个县志图拼接起来了，一幅虽不规范却地理位置十分清晰的行军作战地图终于诞生了。
当时徐总指挥看了这幅地图，喜不自禁，连声称赞：“好，好，好啊！这回我们有了自己的军用地图，指挥行军打仗方便多了。”当即指示徐深吉再绘制一份送后方石印厂赶印出来送前方。不久，各军都有他绘制的地图，对指挥员部署兵力、指挥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韩伟中将简历：
韩伟的故事：
解放战争开始后，韩伟被任命为晋察冀野战军(后为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一任职从1946年7月一直到1949年2月。韩伟协助二纵首长打南保，攻正太，定保北，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按惯例，军长、政委都是由原纵队司令员、政委改任，但67军改称时，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升任军委铁道部铁道兵团副司令员;纵队政委李志民升任解放军第20兵团政治部主任。因此，67军军长由韩伟担任，67军政委则由华北军政大学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旷伏兆调任。韩伟成了人民解放军67军首任军长。67七军下辖199师、200师、201师，归20兵团建制。改称后，韩伟和旷伏兆率67军参加了太原战役，攻克了太原要塞卧虎山。
1949年5月，67军已从宣化地区东移至北宁线的塘沽、秦皇岛、北戴河、唐山一线。8月2日，韩伟正在开会，接到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来电，要他立刻到北平。军情紧急，韩伟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北平华北军区司令部聂荣臻的办公室。“老韩哪!快坐快坐!”聂荣臻一见面就热情招呼道。“司令员，有什么任务?”韩伟想，司令员万分火急地催自己到北平来，一定有紧急战事，因此，他开门见山地问。“老任务，你在十几年前就执行的。”聂荣臻说。韩伟有些愕然:“中央苏区?”聂荣臻便把自己被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叫去协商开国大典的事，告诉了韩伟。当领袖们谈到开国阅兵时，周恩来说:“主席、朱老总，你们还记得1931年我们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上的阅兵，搞得不错嘛!”“恩来，那次受阅部队是谭震林的红12军第100团，团长叫韩伟。”朱德脱口说出了韩伟的名字。“对嘛!就是我的警卫排长!”毛泽东也想起来了。周恩来问:“韩伟同志现在在哪里?”聂荣臻说:“他在我们华北军区，现在是67军军长。”“轻车熟路，让韩伟同志负责陆军的阅兵训练好了。此事由聂荣臻落实。”周恩来说道。聂荣臻对韩伟介绍了昨天的情况之后，说:“这次的阅兵任务很艰巨，比中央苏区那次规模大多了，陆海空都有。”韩伟点点头。聂荣臻继续说:“你们军抽一个师代表陆军受阅，这个担子不比打一个战役轻哦!”“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保证搞好。”
韩伟一回到军部，立即和政委旷伏兆研究，决定由199师参加受阅。199师的前身，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功勋卓著。确定199师受阅后，韩伟从军部赶到199师驻地，和师长李水清、师政委李布德一起研究训练情况，全师官兵听到这一消息后，更是高兴，这可是代表全军陆军参加开国大典受阅啊！韩伟自始至终在199师跟踪指导训练，整个分列式训练采取先单兵，后联合，联合时先班、排、连，然后再一个方队一个方队合练，直到全师最后合练。韩伟还模拟了开国大典盛况，进行了多次综合演练，同时韩伟又组织67军的军、师领导代表团观摩提意见。
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李水清和李布德率步兵方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进入天安门广场。当跨过天安门中轴线东侧150米标有白线的正步区时，李水清喊罢一声“正步走”口令后，随即擎起右手，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庄严行礼。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领袖们检阅的韩伟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袁升平中将简历：
袁升平的故事：
“当时美国自以为是世界的霸主，钢铁多、经济发达、武器好，又是'二战’的战胜国，加上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更加不知天高地厚了。美国纠集了多国部队，以为可以称霸世界，无人敢惹。但我们中华民族不畏强敌，敢于向世界头号强国挑战，而且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打到了谈判桌上。这是美国人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老将军挥动着手臂，声音洪亮地为记者讲述对抗美援朝的感触。
将军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觉得最值得自豪的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世界头号强敌，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次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袁升平将军任志愿军第40军政委。40军是首批入朝部队，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而闻名。40军先后参加了一至五次战役，参加较大的战斗382，以劣势装备歼敌4.3万人，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才班师回国。将军怀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历程：
“我们军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当时部队刚打完海南岛，是唯一没有休整就直接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炮多了一些。入朝后，小米被炒面所取代，苏式步枪和缴获的美式卡宾枪取代了'三八枪’，但与'联合国军’的装备仍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无所畏惧。10月25日，我们军在朝鲜温井地区与韩军遭遇，指战员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奋勇杀敌。当20多名敌人扑向360团3连3班阵地时，3班长石宝山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着“为了祖国守住阵地”的口号，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第一个英勇献身的英雄。”
将军接着说：“我们军不仅打了韩军，也与美军'王牌’骑兵第1师、陆战第1师和英军27旅、法国营、加拿大25旅、土耳其旅等多国部队交过战，结果都以敌人的惨败而告终。在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军119师毙、伤、俘美军1200余人，其中357团6连1排在排长李玉延的带领下，俘虏美军200多人，创造了志愿军一个排俘虏美军的最高纪录。在广德里战斗中，358团2连3班在班长毛国臣带领下，击退英军两个连的疯狂进攻，消灭英军100多人。事实说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没什么了不起！以多国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也没什么了不起！”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喊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饮马鸭绿江’，结束朝鲜战争。结果呢？不是麦克阿瑟'饮马鸭绿江’，而是我们军和兄弟部队率先收复平壤，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谈话中，将军满怀对血洒朝鲜战场的战友的崇敬和思念，谈起了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志愿军英雄的名字：曾在祖国解放战争中荣获“硬骨头连”称号的358团8连，在朝鲜永坪地区防御战中，浴血奋战6昼夜，打退美军两个营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的28次进攻，消灭美军300余人，守住了阵地，被40军命名为“战斗英雄连”；在都平里守备战中，副排长吴志州，在4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身上负5处伤的情况下，一人歼敌50多人，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还有359团政委马顺天、352团参谋长冷利华、354团参谋长刘玉珠等许多优秀的指挥员都血洒朝鲜战场，他们的英勇献身，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骨头不硬不行。骨头不硬，就受列强欺辱；骨头不硬，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骨头不硬，就难以振兴中华！”采访结束后，将军那铿锵有力的话语仍回响在我们的耳旁。
王道邦中将简历：
王道邦的故事：
王道邦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11年出生于贫农家庭。少年时只读过1年书，14岁学 泥瓦匠，17岁出徒。1929年，王道邦参加农民赤卫军，任村赤卫队长。1930年参加红军，当时他的妻子怀孕5个月，他说：我已做了赤卫队长，白匪军来了，不会放过我，只有参加红军，消灭白匪军，我才能活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道邦在红12军班长，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动脑子，用计谋打仗。第一次反围剿，他率领全班，利用漫天大雾，虚张声势，活捉敌军50余人。不久提升为红12军特务营排长。历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总支部书记，第二师五团代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巡视组组长，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着名的平型关战役。1939年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政委，参加了黄土岭战斗。他和团长陈正湘发现在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座独立家屋附近，有多名腰挂战刀的日军指挥官在活动，便命令配属该团的分区迫击炮连，对准目标轰击。原来这正是日军的指挥所，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 秀中将当场毙命。1团毙伤日军900人。
1942年他调任第9军分区司令员，率领军民大规模挖掘地道，开展地道战。9分区的地道越挖越有水平，越挖质量越高。1945年，日伪军2000余人进入皮里村，王道邦指挥军分区机关人员和部队、游击队进入地道，开展地道战。后主力部队包围皮里村，王道邦从里往外打，此战歼敌300余人。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8旅旅长兼政委，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副政委，华北军区第8纵队政委，第十九 兵团65军政委。解放兰州时，他指挥65军各级政工在第一线做政治鼓动工作。 1951年，王道邦入朝作战，任志愿军65军军长兼政委。在第5次战役总结会上，彭德怀说：“志司在这次战役的部署上，存在一些问题。 胃口张大了些，企图一次歼灭敌人几个师……口子开大了，部队进得远了些；没有料到敌人反扑那样快，那样猛……通信联络不畅通，各部队回撤和防御出现混乱局面。还有兵员补充不上，粮弹供应无法保证……”，“后勤供应不上是个大问题，”王道邦插话道，“二阶段撤下来，让我们在议政府、涟川阻敌，部队无粮无弹，怎么打？现在我们军减员大多，希望尽快给补充”...... “哼，你王道 邦不说倒也罢了，你既说，我还要问你哩！”
彭德怀说：“让你们65军守半个月，为什么打了4天就把敌人放过来，63军为什么 能顶十来天？你说！你只讲客观原因，怎么不讲讲主观原因，防御为什么没有纵深布置，你还有理，我还没跟你算账！听说63军的部队从铁原下来，遇到你们65军的部队正在包饺子，人家火了，把你们的饺子给掀了，该掀！谁让你们打得不好！”8月65军担负保卫开城任务。65军构筑了宽100里，纵深50里的防线，在一年另11个月里，进行战斗80余次，歼敌14300人。王道邦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 独立勋章，被朝鲜《劳动报》誉为“开城保卫战的英雄将军”。1953年王道邦回国。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第一期学习，1957年毕业，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1959年1月因车祸受重伤。11月因肝癌病逝，年仅48岁。
王紫峰中将简历：
王紫峰的故事：
王紫峰是湖南省耒阳县人，1905年出生。家中贫寒，未念过书，从师学织布维持生活。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任乡农协委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任区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4月底随朱德部上井 冈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军部手枪班班长、特务连司务长，1930年任第 3纵队6支队18大队宣传组组长，1931年红12军34师100团1连政委、红12师35团3连 政委、红15军43师129团政委、红14师41团政委，1935年任红1军团直属队总支部书记、教导队总支部书记、军团随营学校政治教育主任。参加了长征。参加中央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和围攻长沙、解放吉安、龙岗、富田及水口、南丰、广昌等一系列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平型关战役。任115师政训处教育股长。1938年率部袭击望都，毙敌50余人，我军仅亡2人，消耗子弹仅300发。王紫峰潜入敌占区完县、易县、满城、唐县进行扩军工作，任四县抗战动员委员会主任兼军事部长，迅速扩大革命武装，发动群众建立了地方政权，组建2340余人的抗日独立团。同年任晋察冀军区第叁军分区十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委员，将第4军分区的部队整编为3个大队，1个特务团，2个独立团。指挥部队袭击蠡县，歼灭敌军70人。1939年因患贫血病休养，病愈后担任平西挺进军第十一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任雁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任晋察冀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1947年任北岳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华北 军区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1949年任第二十兵团66军政委。1950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66军政委。
入朝后，66军在行军间与美24师、英27旅遭遇，苦战叁天，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因敌军畏歼，突然撤退，66军失去歼敌机会。军长萧新槐和王紫峰认为：初战未打好，主要是全军上下思想上无充分准备，一些干部战士存在着怕飞机、怕坦克、怕炮火的“叁怕”思想，再加上长途行军供应困难，部队情绪不稳定。在执行战斗任务中，侦察不力，判断情况不够准确，使用兵力不当，部队穿插迂回不力，行动缓慢，未能抓住战机，但也给美军一定打击。战役结束后，彭德怀批评了66军。66军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少数干部行动迟缓，犹豫畏缩，指挥位置靠后，怕死、怕苦，指挥不力，执行命令不果断坚决的问题，严肃处理了26名干部，对情节较严重的给予了纪律处分。王紫峰说：我本人生来就不会打仗，只是仗打多了，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的经验多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会了打仗。对于那些给予处分或提出批评的同志，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千万不要歧视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在战争中锻炼，在战争中学会打仗。第二次战役，196师在开进途中与敌遭遇，该师迅速占领制高点，控制道路，歼敌一 部。198师一个团抢夺大宁江桥，歼敌一部。197师一个团迂回断敌后路，由于侦察不细，判断失误，使用兵力过少，担任正面攻击的一个团采取平推战术，未能抓住战机，使敌迅速撤回。王紫峰认为66军在第二次战役中虽然完成了任务，但离要求还差很远，采用平推正抗的战法，忘记了我军迂回包抄，猛插两翼，侧击敌人的传统战法。部队还存在急躁、恐美、怕死、怕苦的思想。王紫峰在66军继续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第叁次战役，66军首先突破叁八线，攻占华岳山，瓦解了敌中线防御体系。66军攻占春川、洪川，直出横城、原州，进抵叁七线附近，激战5昼夜，歼敌3205人。
1951年2月，66军参加横城反击战，担任防御任务，毙伤俘敌5062名。66军入朝作战近半年，歼敌15328人。彭德怀说66军一次比一次打得有进步，越战越强。1951年4月，66军回国，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2年回国，王紫峰任山西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山西军区司令员，1961年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赵镕中将简历：
赵镕的故事：
赵镕（1899 一1992 ) ，云南宾川彩凤村人。早年在昆明读书时参加了“五· 四”运动。1923 年投身国民革命，任国民党海陆大元帅府拱卫军少尉参谋，参加北伐。1926 年入朱德创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副官、书记长。1927 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部军需员，红十二军经理部会计科科长，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红三十二军供给部部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赵镕冒着生命危险，坚决抵制。后来，朱德关切地对赵镕和另一位同志说：“今后要在各方面小心忍耐，有事让我来说，他们对我是不敢怎样的。”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 师供给部副部长，冀热察挺进军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驻涞源办事处主任，晋察冀军区兵站部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赵镕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长期从事后勤保障领导工作。1933 年冬，当时作为红九军团供给部长的赵镕，组织人员千方百计筹措，在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红军部队的布匹、食盐和粮食极短缺的情形下，保证了部队需要。在长征开始前，他组织所在兵团供给部筹措了大量物资，并动员一千多名群众，组成十个运输队，跟随大部队行军作战，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基本需要，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 年，赵镕任晋热察挺进军供给部部长，为增强后勤保障能力，他克服各种困难，精心组织领导，以十二架缝衣机为基础，组建了一个被服工厂，招雇鞋匠建立制鞋厂，后来又相继建立皮革厂、修械所、制弹厂等，大大提高了部队的自我保障能力。为了使供给工作制度化，他提出并建立了统筹统支制度，并在各级设立了经济审查委员会，为我军供给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提供和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 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 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9 一1982 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顾问，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在长期艰苦战斗生活中，赵镕多次受伤，染上了多种疾病。左眼在长征途中受伤失明，右眼患白内瘴，视力只有零点三。但他在1957 年离职休养后，以坚强的毅力写出了《“五· 四”运动在昆明》 、《 红军长征过云南》 、《 在辛亥革命的激流中》 、《南昌士官教育连队））、《 人民的将军》 等二十余篇，共二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其中反映朱德辛亥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还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他还整理出版了三十万字的《 长征日记》，被认为是研究红军长征的珍贵资料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1990 年3 月，赵镕将多年珍藏的字画106 幅，其中有朱德、肖克、郭沫若等亲笔书赠的诗词，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画家叶道本及当代书法家舒同等的字画，从北京寄赠宾川，以表达对家乡人民的热爱。1992 年2 月，赵镕在北京逝世，终年93 岁。
肖新槐中将简历：
肖新槐的故事：
这是杨绍炎的文章：
肖新槐是宜章县沙坪乡分水村上石口人，1907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时参加宜章农民自卫军，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先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3年，肖新槐回乡探亲，我受组织派遣做他的联络工作兼保卫工作。在和肖新槐接触的3个月中，我与他吃、住在一块，聆听了他的许多教导，体会到他那种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对我教育很大，至今难忘。
1953年，阶级斗争情况还很复杂，还有敌对势力仇恨党、政、军等工作人员，各级党委、政府对安全保卫工作都相当重视。肖新槐回乡后，住在他老家的村子里。按肖新槐的级别，郴州行署应安排一个警卫班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但他坚持不麻烦地方政府，说不必派一个警卫班做保卫工作。我担心自己和他带回的一个警卫员做不好保卫工作，无法保证他的安全。肖新槐坦然地说：“怕什么？村里有10户人家是我同族兄弟，都是贫下中农，又有你和我的一个警卫员和护士，这里很安全。你们实在不放心，就去县公安局借一把快机驳壳枪给我。”当时，我身上正好带着组织上配发的一把快机驳壳枪，于是借给了他。他很高兴，很满意。随后3个月，我一直跟肖新槐住在他自己老家的土坯房子里。在这段时间里，肖新槐家询问了我的家庭、工作、生活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由于肖新槐、警卫员、护士和我4个人都是党员，我们4个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肖新槐提议我当党小组组长，他风趣地说：“我回家乡来还是要属家乡的父母官管嘛！”我们4个人都笑了起来。
肖新槐生活朴素，回家时披着一件旧军大衣，平时三餐都是小菜粗米饭。1953年，国家刚对生活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县里对一般居民吃的肉类、禽蛋都按计划供应，但对肖新槐是敞开供应的。可是肖新槐平时很节俭，不仅不超计划购买计划内物资，而且连计划内指标也用不完，只有来客或过节时，才用计划指标去买计划内肉、蛋等招待来客。平时，他想吃荤腥时，就要他弟弟去捞些鱼、虾炒辣椒吃。过春节时，当时的宜章县县长杜清华送了两瓶酒、一只鸡给肖新槐。肖新槐坚持要付款，而杜清华坚持不收钱。肖新槐说不收钱就不要，说罢欲将东西退给杜清华。杜清华见状十分感动，诚恳地对肖新槐说：“肖将军，你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多次负伤，抗美援朝作了那么大的贡献，这是县委委托我代表全县人民送来的一点心意，如果你要付钱我就对不起全县人民对我的嘱托，我的工作任务就没完成。”我也帮着杜清华说话：“肖将军你就收下吧！这是全县人民的一片心意。”肖新槐拗不过我们，就说：“既然你们硬要我收下，我就感谢全县人民的关怀了。”
肖新槐自1928年上井冈山后，一直没有回过家。这次回乡探亲，一些亲戚朋友及一些和他一起参加大革命，后因打散或其他原因回家的老同志纷纷来看他。他一一热情接待，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疾苦。十几个和他一起上井冈山，在攻打长沙失败后回家的老同志经常来看他。每次来，肖新槐都留他们一起吃饭，向他们敬酒。有几个老同志提出要肖新槐写证明，证明自己是红军，请县里适当安置或照顾。肖新槐对他们打长沙失败后未找到部队而回家表示遗憾，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响应政府号召、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安心农村，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发展生产、多打粮食，改善自己生活，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肖新槐对他们说：“离开你们20多年，不了解你们回家后的情况如何，这个证明我不好写。你们要相信政府，凡是回家后安分守己、坚持革命、为党为人民做了好事的，政府和群众会知道，不会忘记你们的功绩。如果你们做了违法的事、对不起革命人民的事，向群众讲清楚，也会得到谅解的。”有求于肖新槐的老同志和亲朋好友，听了他的话，纷纷表示理解和明了政策的严肃性，不再提那些当时政策不允许办理的事情了。
有一次，我们随肖新槐去太平里赶圩。肖新槐看见20多年没吃过的油炸鱼、虾粑子，就要买几个吃。警卫员不同意，说按保卫工作条例不能吃，怕安全出问题。肖新槐坚持要买。没办法，我们只好买了几个鱼、虾粑子。警卫员和我先吃，吃了没问题，肖新槐再吃。回家后，警卫员提议我这个党小组召开党小组会。肖新槐开玩笑说：“你们3人想整我呀！”此时警卫员拿起军委制定的警卫守则一条条地念给大家听。念完后，警卫员问肖新槐违背了哪一条，肖新槐自知“理亏”，说不该吃家乡土特产，应该检讨。后来，考虑到肖新槐爱吃家乡的油炸鱼、虾粑子，我提议把鱼、虾买回来后自己炸着吃，既满足了肖新槐的口味，又没违反军委的警卫安全条例。
肖新槐住的是一栋祖父遗留下来的老土砖屋。由于年久失修，墙已经倾斜。出于安全考虑，肖新槐弟弟肖贤仁经群众同意后，在后山砍了10多株松树，用来撑房子。事前，他弟弟肖贤仁写了个报告交给我，我当场写了“同意砍伐”。肖新槐一看就批评我，说我的做法不对：你个人怎能批？要拿回区政府讨论，盖了章才有效。我只好拿了报告回区政府，盖了章后再送到肖新槐手中。肖新槐对我说：今后这些都是民主讨论，不能个人说了算。肖新槐从北京动身回家时，在京的宜章籍老同志要他做点油炸粑子带回北京，让他们也解解思乡之苦。肖新槐回北京前，要我请示县政府，看县里允不允许做。正好县长杜清华等来看望肖新槐，肖新槐当面请示杜清华，问做油炸粑子违不违反政策。杜清华表示可以做，同时批了5斤菜油和黄糖给肖新槐做油炸粑子用。
肖新槐回家时，正赶上粮食统购统销。由于群众在旧社会饿怕了。怕遇饥慌，有粮不卖存起来，对粮食统购统销抵触很大。当时，分水村的统购任务是5万多公斤，但动员了很久，村里还是完不成任务，原因是群众手中有粮不肯卖。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肖新槐，请他在会议上讲一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大家支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一次有50多人参加的会议上，肖新槐耐心地做工作，给大家讲毛泽东领导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艰苦奋斗精神，并把自己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几天不吃粮食，靠野果、野菜、草根充饥的事讲给大家听：那时候那么苦还要坚持革命，是为了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使全国人民当家作主，有饭吃、有衣穿。现在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也是为了使全国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进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你们都是翻身农民，分了田地，翻身不能忘记党的恩情。到会的人听了他的报告后，深受感动，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全村仅一个星期就超额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任务。
吴信泉中将简历：
吴信泉的故事：
1950年10月，侵朝美军及“联合国军”长驱直入，兵锋直指中朝边界。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狂妄地叫嚣：“要在感恩节以前饮马鸭绿江，占领全朝鲜！”10月19日，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25日，我志愿军在温井等地区重创一股南朝鲜部队。11月1日，吴信泉率第39军与美军打响了第一枪。
狭路相逢，吴信泉笑道：“不就是美国佬吗？他们也没长着三头六臂！”
10月28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果断地将美“王牌军”第l骑兵师投入战斗。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对南朝鲜军近日的一溃再溃，知道遇上了“劲旅”。10月28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急令第39军军长吴信泉率部火速赶往云山，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的北上。10月29日，吴信泉率部赶到云山城外，对云山的南朝鲜第1师构成了三面包围，准备与第40军第119师共同拿下对方。10月31日，美第l骑兵师先头部队第8骑兵团进入云山，接替南朝鲜第1师的防守，美军主力则进至云山以南的龙山洞。云山，朝鲜云山郡首府。群山环抱，河流纵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云山之战，对整个战局关系重大。双方指挥官都盯上了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从而引发了一场“中美王牌军大较量”。美陆军第一骑兵师，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系“开国元勋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战功赫赫，号称“王牌军”。朝鲜战争爆发后，这支机械化部队从洛东江反攻到突破三八线到攻克平壤，一直担负着主攻重任，自恃160年没打过败仗，是麦克阿瑟的“宠儿”。师长盖伊少将在二战中曾任“常胜将军”巴顿的参谋长，以精通装甲战战术而著称。
我第39军的前身是红25军，长征中的“开路先锋”，抗日初期参加过平型关大战，解放战争期间系四野的“攻坚尖刀”，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西南边陲的睦南关(友谊关)。军长吴信泉，1927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参加红军，系爱吃辣椒的天生不信邪的湖南硬汉。一过鸭绿江，吴信泉的心里就直挠痒痒，憋着要痛打美国佬。针对极少数新兵的“恐美”情绪，吴信泉笑道：“娘的，不就是美国佬吗？他们也没长着三头六臂！咱不光要摸摸它的老虎屁股，还要扒下它的老虎皮，给咱彭老总做把太师椅！”狭路相逢，勇者胜。全军上下顿时群情激昂。首战告捷，他一指地图：“好！提前发起总攻，打它个措手不及！”11月1日下午，中美“王牌军”终于在云山交锋。就在前一天，吴信泉将作战方案上报彭德怀，部队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38岁的瘦削的吴信泉对“赴朝第一仗”充满了信心：除1个团在泰川阻击美陆军第24师外，共有8个步兵团参战，此外还有配属的2个炮团火力支援，特别是火箭炮营，出国前刚装备上沈阳兵工厂自制的土“喀秋莎”，这回也该开开洋荤了！当然，吴信泉也为找不着美国佬而恼火，末了只好安慰自己：打李承晚军也行，逮不着老虎就套只狼，好歹也解解馋！
彭德怀很快批准了吴信泉的方案：预定11月1日晚7时30分发起总攻。吴信泉兴奋地对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嚷道：“请总部首长放心，云山这一窝狼，咱39军吃定了！”11月1日早晨，重兵云集的云山一反常态的寂静。白茫茫的浓雾笼罩着山川，为大战前的战场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有趣的是，双方此时还不知道彼此的身份：我军以为对手是南朝鲜军，美军以为对手是朝鲜人民军。这时，吴信泉接到志司总部的通报，称美第1骑兵师已进至龙山洞地区。为防止美军北上增援，吴信泉马上派第343团南下，赶到龙山洞至云山的公路上构筑阵地，阻击敌军。正午时分，正在急行军的第343团被美军空中侦察机发现。美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接到报告后，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意味着对手正企图切断龙山洞通往云山的公路。他立即命令驻扎在龙山洞的第5骑兵团派部队向北巡逻；命令驻扎在云山的第8骑兵团驻守诸仁桥，保证公路畅通；命令空军和炮兵严密封锁山路。
然而，我第343团还是冲破美军飞机和炮火的封锁，抢先一步到达了目的地，还没等修好工事，美军的巡逻分队也赶到了。我军突然开火，美军士兵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情况，一场伏击战就这么干净、利索地结束了。美第5骑兵团团长约翰逊得知巡逻队遭到伏击，意识到军情不妙，遂指挥部队向我军阵地发起了轮番进攻。美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我军却坚守阵地，寸士不让。双方激战到黄昏时分，美军已显疲惫，攻击势头明显减弱，我军则斗志正旺，第343团团长王扶之抓住有利战机，命令第l营出击。第l营如饿虎下山，以手榴弹开道，紧接着机枪狂扫，打得美军狼狈后撤。其中第l连全歼美军B连，创造了以一个连歼灭美军一个连的模范战例。第343团的首战告捷，奏响了云山之战的序曲。“刀出鞘、弹上膛”的第39军，默默地等待着一场大厮杀。这时，担任主攻的我116师师长汪洋，从炮队镜里发现云山外围出现了大量的坦克和汽车，急得他在电话里嚷道：“军长，煮熟的鸭子别让它飞了！赶紧动手吧？”吴信泉接到电话后，从凳子上一跃而起，走到作战地图前，用手往云山的位置一指：“想跑？可没那么容易！”11月1日下午5点30分，随着吴信泉的一声令下，我军提前发起总攻。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在暮霭中腾起，各种火器发出的声响震荡着云山山谷。116师从正面攻击，115师和117师从两翼实施包抄迂回，断敌退路，截敌增援。吴信泉以“围点打援”战术，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先乱了阵脚。一阵猛烈的炮火后，我步兵团潮水般地向云山发起了冲锋，并很快逼近美军阵地前。美军指挥官一查弹道，发现是二战中曾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现的、让德军胆战心惊的82毫米的苏制“喀秋莎”火炮。“喀秋莎”的出现，意味着进攻部队已不是朝鲜人民军，美第8骑兵团这才省悟：“中国军队来了”。
美第8骑兵团在第l骑兵师中一贯担任“开路先锋”，自是傲气十足。战前，南朝鲜军官曾告戒该团团长帕尔莫：“云山周围肯定已布满了中国军队，他们的战斗力很强，你们要小心应付。”帕尔莫却一笑置之：“中国人？就是那些黄种人吗？他们也会打仗？！”这时，天已黑下来了。高地上、河谷中、山涧里，枪炮声、军号声及锣鼓声震耳欲聋，呐喊声惊天动地。美军被这“土八路”战术搞得惊恐万状，抱头鼠窜。有个美军俘虏兵战后这样说：“当我听到远方的枪炮声和军号声，我以为我还在梦乡，敌军仿佛腾云驾雾，从天而降。”激战至当夜11时，我军已攻克云山外围的全部高地。指战员们这才惊异地发现对手不是李承晚军，而是黄头发、大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鬼子！吴信泉闻讯后不禁仰天大笑：“本想捞块肥肉，不料却啃上了硬骨头！怪不得火力这么强，原来是美军的王牌军！”军部参谋急忙将这一军情上报志司，彭德怀听罢，从嘴里迸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坚决消灭美王牌军！”吴信泉马上对全军下达命令：“发扬我军近战、夜战、'刺刀见红’的特长，首先从气势上压倒美国佬！”他还叮嘱各师师长：“多动脑筋，先打乱敌军，然后各个歼灭！”这一下，指战员们嚷得更欢了：“跑朝鲜来，打的就是美国鬼子！现在总算对上号了，上刺刀吧，正想瞧瞧你们有多大道行呢！”
在肃清云山外围的战斗中，第348团第2营官兵还创造了“步枪缴飞机”的奇迹：他们在一座公路桥上发现前方有4个房屋般大小的物品。走近一瞧，居然是4架飞机。原来这片开阔地成了美军的临时机场。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后，他们缴获了4架美机。这是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唯一的一次缴获美军飞机。吴信泉听说后，喜得一拍大腿：“哈，这下可发洋财喽！”随着阵阵冲锋号声，我军从四面八方涌入云山城，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我军猛烈的攻势下，美军企图向南方逃跑，可后路早被截断，我345团已抢占了诸仁桥的公路路口。激战至11月2日清晨，绝望的美第8骑兵团被压缩在云山南面狭窄的开阔地里。这时，美第5骑兵团急促增援而来，却受到我军的顽强阻击。阻击战斗异常惨烈，天上是美军几十架轰炸机狂轰滥炸，地上是一波又一波的坦克配属步兵的冲锋，阵地上原来茂密的树林，此时早变成一片焦土。从11月2日午后到黄昏，美军对我军发起十多起冲锋，只换得在阵地前丢下了上百具美军尸体。更令美军瞠目结舌的是，面对重达55吨的坦克，中国士兵竟毫无惧色。有个名叫王有的士兵，在激战中竟爬上正在疯狂扫射的美军坦克。“天哪，这些不要命的东方人！”距离坦克不远处的5个美国兵，被这一场面惊得竟忘了开枪，眼瞅着王有炸毁这辆坦克后，又向他们冲来……末了，他们乖乖地向中国士兵举起了双手。
夜幕降临后，美军试图突围，可还没爬出几步，我军一阵猛烈的扫射，就将美军迎头堵了回去，并趁势突入美军阵地。战士们遵照军长吴信泉的命令，跟美国鬼子玩起了“刺刀见红”，吓得牛高马大的美国兵拼命地往汽车底下钻。不少战士和美国兵抱成一团，用脚踹、用手抓、用牙咬，实在不行了，就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11月3日夜，第39军向被围美军发起猛攻。在帕尔莫团长的眼里，漫山遍野都是前仆后继的中国士兵，那种感觉就像整座山峦都在涌动……经过一夜的激战，美第8骑兵团第3营全部被歼。11月6日，美陆军被迫撤销第8骑兵团第3营番号。在两天三夜的血战中，我第39军重创美第l骑兵师，毙、伤、俘敌军共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击落飞机1架，缴获飞机4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l19门。面对捷报频传，吴信泉一拍桌子：“哼，美国佬这下知道了吧？近战、夜战、拼刺刀，这是咱'土八路’的传家宝！”当然，美军凭借其强大的空军力量和高度机械化的装备，使得一部分有生力量最终逃出我军的包围圈，避免了被全歼的窘境。
周玉成中将简历：
周玉成的故事：
1904年3月15日出生于祁阳县一个贫苦人家。1920年入湘军当兵。1926年1月投身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一师，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7月22日参加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28日即由连队党代表罗立、连长李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十三大队长。率部跟随李灿、何长工挺进鄂东，开创了鄂东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成立红三军团，任红八军四师一团团长、师党委委员和一团党委书记。7月率部参加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战斗。1930年10月调红八军四师经理处任处长，从此毕生奋战在人民军队的后勤战线上。 1930年12月至1934年秋，先后任红三军团军需处处长、六师供给部部长、红三军团供给部部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后勤供给工作非常困难，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带队深入自区筹粮筹款，确保了红三军团的后勤供给。同时逐步规范、完善红军的供给制度和财经纪律。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大胆使用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人员充实红军的供给队伍，建立旬报表、月报表制度，启用复式凭证，废除司务长一个人说了算的做账方式，规范了红军的供给制度。长征路上，供给工作更加艰难。他肩负着红三军团的供给重任，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组织供给。爬雪山，过草地，天寒地冻，部队体力消耗巨大，不得不一路走一路甩包袱，最后只剩下军团的账本和维系全军团生活的一担银元。他把这些东西得看比生命还重，让挑担的战士不离自己身边，道路难走时就把银元担子放在自己的红鬃马背上驮着走。就这样，艰难地支撑了长征途中红三军团的供给。
1937年7月，任八路军前方总部供给部部长。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他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深入武汉、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广募钱物，购买药品、医疗和军工设备，通过西安办事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根据地。他根据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调整供给标准，制定出一系列统一合理的供给标准，实行统筹统支，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他组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办军需工厂，生产各种被装和军需品，不断满足部队需要。他精心组织八路军总部创办了4个被服厂及鞋厂、纺织皮革厂、干粮厂、油厂和染纺厂等。在最困难的1940年，仍完成了各种军需生产任务，较好地保障了部队的供应，有效地挫败了敌人的经济封锁。1940年8月百团大战开战后，他根据作战动用的兵力多，流动性大的特点，创造性地把粮食加工成饼干、炒面和其它便于携带的干粮，大大增加了部队灵活机动的作战能力。百团大战后，他创办了八路军供给学校，培养后勤人才。从1940年至1945年，任八路军野战供给部部长兼供给学校校长。先后办班十几期，培训学员近千人，充实了八路军后勤队伍。他十分重视八路军供给工作的规范化，自1939年开始，先后制定了《统一全师供给标准》、《连队供给工作条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供给处暂行工作条例》、《各级供给机关、审计处、连队经济协助委员会、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八路军供给、边区财经、货币、斗争、粮食调剂及军队筹款等问题。这些规章制度和会议文件指导和规范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审查厅厅长、中央军委后勤部驻南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兼邯郸办事处主任、华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指挥潞城、涉县、馆陶等3个兵站，负责淮海战役的后勤供给工作，受到刘伯承的赞扬。在渡江战役中，他根据不仅要胜利渡江，而且要扩大战果、挺进江南、长途追击等特点，要求后勤工作人员做好充分准备，保证部队挺进到哪里，供给就提供到哪里。1948年12月，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不安心后勤工作，周恩来说:"老同志要带好头，首先是二杨(杨立三和杨至诚)，二周(周玉成和周文龙)，责无旁贷，你们不搞后勤谁搞啊!”这是对他和其他同志在军队后勤战线所做工作的肯定。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彭德怀亲自点将，他到朝鲜前线负责后勤工作，安排在志愿军后方指挥所。他把分给自己居住的小楼作为临时后方指挥所，随时听取汇报，布置任务，夜以继日地工作，建立起了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1960年1月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负责军工生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秋，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从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下来。1971年12月9日在西安病逝，终年68岁。
曾泽生中将简历：
曾泽生的故事：
曾泽生是云南永善县大兴驿马沟人，1902年出生于地主家庭，1919年2月考入昆明云南省立中学。1922年12月，曾泽生考入唐继尧创办的“建国军”机关枪军士队受训。由于毕业成绩优秀，被送入昆明陆军讲武堂十八期学习。1927年，此时正处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曾泽生目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其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的残酷行为，不愿意同流合污，辞去军职，流落到上海。1929年，龙云为巩固其在云南的统治，到南京、上海等地搜罗本省军事人才，曾泽生受邀回到云南。1931年2月，曾泽生被调到滇军三旅六团任营长。
曾泽生从1922年步入军界后，就希望做一个“光明正大的军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略暴行激起了曾泽生的抗日信念。1937年9月，龙云将原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曾泽生出任一八零五团团长，于10月10日参加出兵抗日。1938年3月下旬，日军进犯徐州，蒋介石命六十军去支援，六十军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与敌遭遇，但滇军没有后撤，而是浴血奋战，滇军在台儿庄扼守阵地岿然不动，挫败了日军从陇海路直下徐州的企图。在战斗中，曾泽生坚定沉着，勇敢机智地完成了抗敌任务。因战功卓著，曾泽生同年7月升任一八二师师长。1945年日军投降时，滇军主力部队入越受降，蒋介石趁机以武力围困云南五华山，将龙云赶下台。为稳定军心，蒋介石升曾泽生为六十军军长。
1946年4月，六十军奉命开赴东北，走上了跟随蒋介石打内战的道路。但到东北后，滇军被分割使用，曾泽生等人不由为六十军的前途担忧起来。而这时在国民党内部嫡系部队又对他排挤，使六十军军心动摇、情绪低落。1948年3月，解放军扫清长春外围据点后，十万大军包围长春，同年9月，曾泽生分析了摆在六十军面前的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城破军亡；二是向沈阳突围，被解放军消灭在路上；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10月14日，曾泽生决定派张秉昌、李峥去与解放军联络，并带去请求解放军领导同意六十军反蒋起义的信。后张秉昌、李峥带回了解放军司令部同意受降的意见：欢迎六十军起义；六十军应调转枪口沿中山路，对郑洞国总部和新七军布防；配合我军消灭新七军；召开紧急会议方式，蒋介石派到六十军的反动军官、军参谋长徐树民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长扣押，强制五十二师服从指挥；派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暂二十一师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出城商议起义事项。收到受降意见后，曾泽生决定于17日夜12时发出通电，12时开始撤出长春到九台集结，把防区交给解放军。10月19日，困守长春的新七军和郑洞国总部即被迫投诚，解放军兵不血刃地解放了长春。
1949年1月2日，解放军总部宣布：将起义的六十军及所辖一八二师、二十一师、暂编五十二师，改编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及步兵一四八师、一四九师、一五零师，任命曾泽生为五十军军长，云南籍老党员、红军干部徐文烈为政委。对五十军进行政治培训、补充兵力后，五十军面貌焕然一新，真正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1949年10月，曾泽生指挥了鄂西、川东和解放成都等战役，这些战役历时65天，至1950年元旦攻克成都。五十军共解放城市八座，取得歼敌537人，俘敌万余人，接受改编一万余人的战果。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曾泽生主动要求入朝作战。率五十军于1950年10月25日渡过鸭绿江，成为首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1951年除夕，曾泽生指挥五十军配合兄弟部队，强渡监津江，突破敌“三八防线”。在高阳战斗中，创造了志愿军入朝以来首次全歼一个联合国军坦克营的战绩。著名的汉江南岸50昼夜狙击战中，曾泽生指挥五十军官兵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用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敌人的进攻，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到朝鲜战争结束，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五十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共击毙敌11572人，伤敌2088人，俘敌442人，击落敌机17架，毁伤坦克62辆，缴获各种枪支1900多支。战争中涌现各种功臣11141人，有7人荣立特等功，两人获英雄模范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特派授勋代表团到五十军阵地授勋，代表团副团长亲自为曾泽生和其他军首长佩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温玉成中将简历：
温玉成的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温玉成奉命赶到东北，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城接收了几支地方保安队，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二师，担任师长，投入解放战争。1946年5月的夏季攻势，刚刚编成仅有3000余人的独立二师，奉命攻打驻敌仅一个加强营的盘石城。这是一个照顾初次参战部队的轻任务。独立二师攻取盘石后，温玉成觉得仗没打过瘾。恰在此时，敌守备海龙城的第二十一师撤往吉林，在盘石县的聂家窝铺遭遇独立二师卫生队后，绕道而行。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温玉成闻讯后，立即集合全师主力，蹑尾猛追，途中一天一夜不吃饭、不休息，有20多名战士累得吐血，但师长温玉成一直走在前头，终于在双阳县集昌镇追上敌人，乘其不备，突然猛攻，歼灭敌人大部。驻在另一村的一股敌人惊动后继续狂逃，温玉成再次动员部队，挑选出一个团，亲自率领，咬牙又追。又是一天一夜不休息，终于在双沟镇追上了这股全部累瘫在地的敌人。押着俘虏返回时，一个敌军官感慨地说：“你们真是铁脚板、飞毛腿，我们怎么抵得住这么穷追猛打！”独立二师第一次参战，就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一个师，受到东总表彰。快速行军，穷追不舍，成了独立二师的作战特色，温玉成被人们誉为“铁脚师长”。1947年的秋季攻势中，独立二师配合主力作战，长途奔袭长春以东的陶屯火车站，隐蔽行军3天，11月5日，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仿佛从天而降，突然攻入车站，歼敌一个加强营，截断敌人的运输线。尔后又绕道急行军3天，出现在长春以北的米沙子以北的火车站，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敌人调兵遣将赶来决战时，这支神秘的解放军已悄然而去。
1948年6月，独立二师改编为第十二纵队三十四师，温玉成仍任师长，率部配合主力围攻长春。东总发挥这个师的特长，让他们在中长路上钳制敌人。温玉成率三十四师大步进退，在长春和开达之间往返拉锯四次，吸引两边的敌人，使沈阳之敌无力北援，长春之敌不敢南逃。10月19日，长春和平解放后，沈阳等地的守敌纷纷弃城而逃。十二纵队奉命挺进北宁路，拦截逃敌。温玉成率三十四师赶到铁岭附近时，守敌一一六师及守备纵队正弃城南逃。他急忙命令全师以团为单位，从公路两侧跑步赶到敌人前头，炸毁敌人装甲车堵住公路，与敌混战一天，俘虏敌少将守备司令彭定一以下4000余人。接着，温玉成率三十四师插到沈阳以南的鞍山一带，堵住从沈阳出逃的敌二0七师，迫使敌人在白塔铺、梦子山一带缴械投降。三十四师在十几天内，以歼敌两个师的战线，迎来了东北全境的解放。
1948年12月4日，三十四师奉命参加天津战役，从白塔铺出发，长驱1500多里，投入解放天津战斗，担负攻击城南的任务。十分凑巧，敌城南守军番号也是第三十四师，敌我两个三十四师，真是狭路相逢。1949年1月16日，解放军总攻天津，温玉成利用护城河冰层未破的有利时机，指挥我三十四师避开敌人据守的大路，从敌人忽视的冰河突破，向河堤两翼发展，选择敌人弱点攻入城内，与敌鏖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夺取了敌城南阵地，俘虏敌三十四师4000多人。天津解放后，解放军执行新的编制，三十四师改为四十九军一四五师，温玉成仍任师长，奉命率部南下，转战全国，直捣广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温玉成那双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丈量过全国大地的铁脚板，终于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历程，永远歇息在南京。
曾绍山中将简历：
曾绍山的故事：
这是杜义德中将的回忆文章：
1952年，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了秋季反击战的重大胜利。敌人为了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和谋求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企图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我当时是志愿军第三兵团主要领导之一，与王近山副司令、王蕴瑞参谋长等军团领导和12军曾绍山、李德生、尤太忠和15军的秦基伟、谷景生同志一起，指挥所属部队共4.3万人与6万余敌人作战。
上甘岭位于金化以北3公里，其北面的王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门户和战略要地，在志愿军的正面防线中处于重要地位。前沿的两个战术要点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是志愿军防御阵地的突出部，楔入敌人阵地，可钳制金化，控制南北交通。为此，敌我双方在这片面积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反复争夺了43天。敌军每天集中优势兵力和猛烈的火力进行轮番攻击，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将两个山顶的土石炸飞了近2米。
在争夺表面阵地的第一阶段，敌人先后投入17个步兵营，每天都在大量飞机、火炮的支援下，进行多路多批、持续不断的攻击。仅开战的第一天里，敌人就向两个高地倾泻了30万发炮弹、500多颗重型炸弹。阵地上碎石横飞，火焰冲天，空气都窒息了。我志愿军在少量炮火的支援下，被迫转入坑道作战。在坚持坑道作战的第二阶段，英勇的志愿军在坑道同敌人展开了围攻与反围攻，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我们或在坑道口修筑工事，或冲出坑道阻击敌人，或开展冷枪冷炮活动，克服坑道空气污染，气温炎热，缺水缺粮等困难，积极主动打击表面阵地敌人，使敌人不能占领高地。在进行反击的第三阶段，志愿军坑道内外部队在大量炮火的支援下，进行了决定性反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击退了敌人50余次冲锋。
在上甘岭战斗中，志愿军共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大口径火炮60门，坦克14辆。上甘岭之战，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作战地幅小、投入兵力多、持续时间长、战斗激烈程度之罕见的一次经典战例，涌现出了一批以孙占元、黄继光、胡修道为代表的志愿军英雄模范人物。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上将无可奈何地说，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电影《上甘岭》就是根据这次战役拍摄的。
陈先瑞中将简历：
陈先瑞的故事：
这是军政社区的一位能人写的文章。
1945年9月2日，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签字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以正义的胜利宣告结束。2005年9月2日，我从多年在柞水县党史办工作的李晓红女士处采访到了一位曾与柞水人民有鱼水深情的老将军的故事，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陕南游击王”的陈先瑞将军。将军第一次到柞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12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商洛，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陈先瑞时任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奉命带领该团七连300多人到柞水，以商洛为中心展开创建新区工作。
从1935年1月至7月，陈先瑞率部以柞水为中心，纵横驰骋于鄂豫陕边广大地区，在新组建的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鄂陕特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组建起了鄂陕游击司令部及所属第三、四、五、六、七、九共6路游击师，陈先瑞任司令。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各路游击师在陈先瑞率领下，与红二十五军主力并肩作战，在柞水境内取得了蔡玉窑、文公岭、九间房、袁家沟口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歼灭敌陕军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大部，重创警备第二旅和第一二六旅，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先后建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镇安、五星、山阳县苏维埃政府及所辖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柞水境内，开辟了以红岩寺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成为红二十五军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各级苏维埃组织在游击总部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均田地”活动，摧毁了各地保甲组织，打击、袭扰和钳制敌人的正规军，迫使敌人分散兵力，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1935年4月中旬，省委将柞水及周边小块根据地连为一片，以柞水、镇安、山阳、商县、蓝田5县交界的红岩寺为中心，划设五星县，建立了中共五星县委、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第三路游击师三位一体，统一行动。县委辖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县苏维埃辖红岩寺、袁家沟口、葛牌镇3个区苏维埃和31个乡苏维埃。乡以下都普遍建立了村苏维埃。同时还在红岩寺建立了红二十五军后方医院和物资基地。
1935年7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后，西安绥靖公署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企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消灭苏区游击武装，柞水苏区出现了十分险恶复杂的形势。中共鄂陕和豫陕特委为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两特委合并成立为陕南特委，并合并各游击武装，于10月6日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辖一、六两个团和手枪团。红七十四师成立后，立即跳出敌人包围圈，沿鄂陕边西进，在柞水、镇安、山阳、宁陕间与敌周旋。11月中旬，在柞水两河建立了两河乡苏维埃，并活动于营盘、老林、太河等秦岭山地。
1936年，敌人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十四师发动了三次“围攻”，红七十四师以大回旋的行动，越洋县，抵眉县，翻秦岭，过太白，突出重围，尔后又回到柞水苏区。敌人对红七十四师的“围攻”又以失败告终。此间，特委在柞水县曹家坪收编了起义的原国民党陕军警二旅四团宋登贤部，改编其为“陕南抗日第一军”。4月中旬，红七十四师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第一、第六团活动于柞水、蓝田、镇安等地。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红七十四师奉中央命令改编为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军长。为遏制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威逼西安的行动，与红十五军团商州会师后驻防柞水、镇安。1937年2月初，全师1700余人在凤凰镇过春节，军民欢庆。2月中旬，第四团开赴镇安县城，第六团仍驻凤镇。期间，红七十四师与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志璞精诚合作，一致抗日，成立了“柞水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后，营盘、蔡玉窑等地成立了分会。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刷写抗日标语，学唱抗日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各界人士的抗日救国热情。此间柞水县有400多青年参加红军，许多离散、掉队人员重新归队，使红七十四师由成立时的800人发展到2100余人。4月，红七十四师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整训期间，红七十四师仍继续和贾志璞保持着密切联系。8月25日，红七十四师奉命从大峪口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参加抗日战争。
将军第二次、第三次到柞水是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7月中原突围后，陈先瑞率部随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到陕南，以商洛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至1947年2月，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陈先瑞任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豫陕边区所辖五个分区中，柞水县分属第一、第五军分区。在陈先瑞率领下，一、五分区多次转战柞水，进行了艰苦卓绝地反“清剿”斗争。尤其是在1947年1月敌第二次“清剿”之后，军区调集二、三、四分区主力5000余人，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东进河南后，留下一、五分区部队，在陈先瑞、韩东山统一指挥下，坚持就地牵制敌人。陈先瑞对柞水的地理非常熟悉，他率领部队在柞水老林、太河、丰北河、红岩寺等西北部的秦岭深山中与敌人兜大圈子，有效地分散和牵制了敌人。1947年2月，坚持在内线的一、五分区部队在陈先瑞率领下，向东集结，于3月6日在河南洛宁与军区主力会合，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旋即北渡黄河，进入山西解放区。
1948年以后，陈先瑞先后任第三十八军军长、陕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九军军长。西安解放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期间，又多次随军转战柞水，在解放柞水的战斗历程中，再一次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
将军最后一次到柞水是1988年。阳春三月，75岁高龄的陈老将军兴致勃勃地从商州直奔柞水红岩寺。在红岩寺戏楼前，他激动地对陪同人员说：“红岩寺这个地方，是三路游击师活动的地方，五星县委就设在这里”。并挥毫题词：“柞水人民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十四师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4月30日，陈老将军偕夫人游览柞水溶洞，即兴题词“柞水溶洞，奇绝中原，气象万千”。1996年1月10日，将军与世长辞。遵照将军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商山丹水，他的名字永远刻在了柞水人民的心中。
旷伏兆中将简历：
旷伏兆的故事：
此篇是转自马浩亮的文章：
1988年5月25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军重访抗日战争时期战斗过的河北省馆陶县北阳堡村。当他在阔别46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一则神兵指挥官驾到的消息不胫而走，全村乡亲怀着敬意涌向村口热情欢迎。这位老将军，就是抗战时在冀中地区领导了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的旷伏兆中将。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专访了已85岁高龄的将军夫人许更生女士。旷伏兆，1914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9年参加中国革命，后参加红军长征，并加入中共。到达陕北后，他于1936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指挥领导能力得到很大提高。1938年，武汉失守，日军主力回师华北，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为巩固华北平原根据地和冀中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委派程子华赴冀中军区任政委，旷伏兆随同前往，先任冀中军区一分区政委，后调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委。
百团大战破袭铁路
一九四○年八月，华北地区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开始。警备旅奉命参加晋察冀部队组成的左纵队，担任对日军控制下的正太铁路的破袭，并阻击由石家庄出动的西援之敌。当时日军为了在华北的战争需要，掠夺物资，正加紧抢修石德铁路和沧石铁路，并大力维护滏阳河上运输，企图加速完成其所谓的「华北交通走廊」计划。旷伏兆与战友等研究决定，发展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整个百团大战期间，对石德、沧石铁路进行了六十余次破袭，破坏铁路一百多公里，使日军在十一月底修通石德路的计划落空，缓阻了日军的侵略步伐。百团大战对日军的沉重打击，引起敌军的极大恐慌。他们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对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疯狂掠夺，实行「碉堡政策」，进行分割和「蚕食」，并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体战」，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许更生回忆说，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调集了五万余人的兵力，在空军的掩护下，发动了「铁壁合围」的「五一大扫荡」，企图一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彻底消灭八路军。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临石家庄指挥督战。期间，冀中许多抗日政权变质，根据地破坏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冀中军区适时调整战略，命令一些部队撤出冀中。七月三日，旷伏兆和旅长王长江率警备旅一部奉命离开冀中，越过滏阳河，前往河南范县地区，同先期到达的冀中军区部队会合休整。部队经过三天三夜连续行军，于六日拂晓抵达冀南地区馆陶县北阳堡村附近。
孤村却敌获誉神兵
此时，晨雾笼罩了整个大地。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现在四周都有敌情。当时，警备旅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原驻地坚持斗争，外撤的实际上只有第二团五个连的兵力。而随军撤退的地方党政干部等非战斗人员却有五百多人。加之警备旅连续行军作战，相当疲劳。而且新到一地，人生地不熟，敌情又不明，一场遭遇战一触即发。经过察看地形，旷伏兆发现北阳堡村地高易守，于是命令部队立即进入北阳堡，并迅速展开队形，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坚持到夜间伺机突围转移。天刚放亮，日军一个联队及伪军二千余人即在各种火炮掩护下，开始向北阳堡进攻。隆隆的炮击声，震得天摇地动，火光四起。 进出北阳堡的一条主要信道在村东口，这条信道同时也是敌人主要的攻击方向。村口最高处有一土地庙，旷伏兆命战士将唯一的一挺重机枪就架设在此处。敌人试图从那里突入村内，当即遭到强大火力狙击。由于无法突破，日军不得不沿北阳堡四周展开全线出击，企图将八路军围困在村里。但敌人无法掌握村里的真实情况，进攻就像无头的苍蝇。经过一上午的激战，敌人未能越雷池半步。相反，敌人的尸体却横七竖八，躺遍阵地。我军依靠仅有的一挺重机枪就消灭了八十多名敌军。经过半天多的激战，敌人未能占到任何便宜。此时日军指挥官如输红了眼的赌徒，开始命令向村东口施放毒气，八路军官兵纷纷用湿毛巾敷在口鼻处。同时，日军调集火炮猛攻，土地庙被敌人夷为平地并占领。唯一的重机枪被重重地压在下面，机枪手牺牲。火力大大削弱，形势急转直下，情况万分危急。此时，战士们纷纷表决心要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誓与阵地共存亡。一连长姚祖会在火力掩护下，受命率领一个排冲入敌群，一举将立足未稳的敌人击退，夺回了机枪阵地，扒出了重机枪和牺牲的机枪手。
经过一个白天的激战，敌人未能把只有五个连兵力和五百余非战斗人员把守的一个村攻下，相反，阵地上满是日伪军的尸体、汽车、死马、大车、凌乱的枪支和残破不堪的「膏药旗」，一片狼藉。敌军在损失了一个联队长、三个大队长及日伪五百多人后，斗志全无。黑夜降临后，恐惧夜战的敌人暂停了进攻。冒着酷暑在热浪滚滚的高粱地里战斗了一天的敌人，滴水未进，疲惫不堪，无力再战。恰在此时，天空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惯于近战和夜战的我军指战员见时机已到，匆匆将牺牲的重机枪手掩埋到村东口南侧的一个深坑后，不等敌人再次动手，我们未放一枪，即顺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趁夜色度过卫河，经过短暂休整，于八月进入八路军太行根据地。敌人半个月的围困「扫荡」计划被冀中警备旅一天内粉碎了。为此，乡亲们说是老天助我。当地人将这次战斗编成《神兵》快板书，几十年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并成为佳话。短促的北阳堡之战，给这里的乡亲们长时间留下了一个谜﹕子弟兵是哪个部队的﹖他们现在何方﹖若干年后，当旷伏兆再次踏上这块热土时，谜底终于揭开了。当地乡亲在无任何组织要求下，全村出动，夹道欢迎。但已贵为中将的旷伏兆仍谦称自己为「冀中警备旅的一名老兵」。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乡亲们将子弟兵称之为『神兵』，那是对我们的极大褒奖。……神兵为正义而战，正义战争必胜﹗」
地下长城威震敌胆
一九四三年三月，旷伏兆调任晋察冀军区十分区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组织武装群众。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他与司令员刘秉彦一道，成功领导全区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多次粉碎日寇的残酷扫荡，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许更生回忆说，一九四三年冬季，青纱帐倒了，苇塘里也结了冰，当时八路军游击队还不能离开隐蔽斗争和利用天然屏障的局面，而当地又是一片平原。于是旷伏兆和战友们一同探索挖掘地道，开展地道战。这个地区地道的发展历史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藏身洞，俗称「蛤蟆蹲」，空间很简陋，仅供二三人藏身，必须绝对保密，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很难有脱险的可能。第二阶段加以改善，或挖两层，或修两个洞口，这已经初具地道规模，但也只能藏，不能打。第三个阶段是战斗地道。地道的建筑规格一样，户连户，街连街，村连村，能藏、能打还能走，有通气孔、瞭望孔、射击孔。有干线、有支线，能容纳全村人和整连的战斗部队。各村有通野外的出口，并且有火力保护，这样既能保护自己，又能歼灭敌人。这种被称作「地下长城」的地道网，成了八路军与敌军进行斗争的重要依托。地道战开展起来，地雷的埋设也一天比一天普遍起来，给敌人增加了更大的威胁。我军撤入地道后，地雷可没有随着撤退，还埋在很多敌人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的院子里设有假门。敌人推了一个，是个死的，旁边又一个门，再一推时，门开了，地雷也响了。敌人到鸡窝里抓鸡，地雷从鸡窝里响了﹔到柴禾垛里抱柴禾，柴禾垛里的地雷又响了。有一次，两个「鬼子」在路中央看见一株葵花秆子，顺腿踢了一脚，两人就被葵花秆子连着的地雷送上了西天。许更生回忆，那时人们以「雷海」来形容地雷之多。每逢日伪军来扫荡时，不论是主力部队，还是民兵、村民，在敌人进攻的路上总要埋上几个地雷，总能有不少「倒霉」的敌人吃上苦头。
抗日烽火见证真爱
将军逝世后，许更生在怀念夫君的文章中写到﹕「伏兆，你一定不会忘记，我们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识，在抗日烽火中结为百年之好的。」那是在一九三八年底，许更生随东北战地服务团一行二十八人，从西安出发，在郑州过黄河，踏上了华北平原，首先到达的是冀中一分区司令部所在地河间县黑马张庄。分区首长亲自到场院欢迎他们。团长张庆泰向她介绍了一位年轻潇洒的「首长」﹕「这是分区政委旷伏兆。」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许更生深情回忆道﹕「第二年八月份，冀中军区在武强县北代村开政工会议。在会议期间，经过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仁槐、青年科长赵辛培和团长张庆泰的搭桥，我们二人相识了。当时我十九岁，旷虽然只比我大六岁，却懂得很多大道理，比我成熟、稳重、老练，像个长者。」这次相见，旷伏兆忠厚朴实的言谈和英气勃勃的气概深深吸引了许更生。当时，按照有关规定，男方二十六岁的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结婚，旷伏兆当时才二十五岁。按此规定，第二年才能结婚。会议一结束，旷伏兆立即返回一分区，不久被调到冀中警备旅任政治委员。年底奉命带队去太行山开展斗争。一九四○年八月，分别一年多后，旷伏兆从太行到晋察冀边区开会，当时许更生在冀中军区民运部工作。百团大战前夕，两人在一间老乡的土屋里结了婚。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婚纱喜酒、喜糖的祝贺，恋爱和结婚可以说是简单极了。婚后第三天，我们就通过正太路，踏上百团大战的征程。我们相约，把百团大战的每一个胜利作为我们新婚的贺礼。
两位将军生死之约
建国后，旷伏兆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先后担任过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空军副政委、铁道兵第二政委等职。一九九六年，这位老将军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许更生还为记者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插曲」。当年在冀中军区十分区时，旷伏兆与司令员刘秉彦结下深厚友情。一次，刘秉彦十分感慨地对旷伏兆说﹕「我们两个人以后死了，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仍然为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旷伏兆慷慨地说﹕「那我们离得太远了。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战役中牺牲了，就同牺牲的指战员埋在一起，清风明月共一丘。」两人订下生死之约，甚至约定坟前要栽松树。旷伏兆逝世后，刘秉彦与许更生等人将旷伏兆的骨灰安葬在河北雄县米家务村的烈士纪念陵园中，并栽了一棵常青松。两年之后，刘老将军去世，其骨灰被安葬在同一个地方，相距只有几米远。两位老将军信守生死之约，长眠于两人战斗过的这片热土，为冀中平原人民永远站岗放哨。
李雪三中将简历：
李雪三的故事：
1927年，年仅17岁的李雪三同志，怀着一颗爱国的忠诚之心，振兴华夏民族之宏志，以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之信念，肩挎一个土布行囊，脚穿一双土布便鞋，从家乡修武县出发，踏上了西去的长途跋涉，前往开封，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了由冯玉祥将军创建的西北军军官学校。雪三同志在西北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军队做排长。不久，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失败，雪三同志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党26路军，并派往江西“剿共”。
不久，26路军的参谋长赵博生、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以及团长黄中岳正秘密酝酿、策划着震惊全中国的宁都暴动。当1931年12月14日部队起义时，雪三同志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起义的行列。第二天早晨，宁都城上飘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两万余人的部队起义胜利了。宁都暴动大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之下，撕毁了青天白日旗，每人背着两支枪，迎着朝阳，喜气洋洋地向中央苏区开进。进入苏区后，人民载歌载舞，端茶送水，像欢迎亲人一样，迎接宁都暴动的勇士们。这使宁都暴动的官兵深受感动，备觉温暖。接着，党中央决定对起义官兵进行三天整训，并明确提出：留者欢迎，去者欢送，自由选择。在三天的整训中，李雪三同志与起义官兵一道，见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耳聆听了他们的谆谆教诲。这使雪三同志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穷苦百姓自己的军队，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才有出路。于是，李雪三同志决心留下来当红军，投身革命，从此成为一位光荣的红军战士。
宁都起义的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党中央派肖劲光同志为政治委员，刘伯坚同志为政治部主任，还有一些政工领导干部。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雪三同志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一种从未有的青春活力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他一面积极投入反围剿的战斗，一面如饥似渴地攻读师政委李翔吾同志借给他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又热情奔放地刻传单、写标语，宣传红军的主张。从宁都暴动到加入红军，仅仅一个多月的日子，雪三同志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被任命为红五军团41师政治部技术书记、红38师宣传队长、宣传科长。
西安事变后，党给雪三同志予重任，出任红军15军团统战部长。不久，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又派他去收编一支号称陕南抗日第一军的抗日武装，并任命为一军政治委员。雪三同志受此重任后，信心十足地创建党政工作，充分发扬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很快使这支部队的纪律与作风、作战能力得到加强，面貌为之一新。 在8年抗战日子里，雪三同志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人民的重托。他任三四四旅独立团政委时，与团长刘震同志一道，与兄弟部队一起曾粉碎敌人的九路进攻，保卫了晋东南的民众。他独自率部在豫北，积小胜为大胜，两个来月，发展千余人的队伍，民众对他特别器重，曾喊出：“跟李雪三抗战去！”他在杨得志指挥的冀鲁豫支队下属三个大队中任一大队政委时，不仅屡屡粉碎敌伪的进攻，讨伐石友三，连战连捷，而且及时总结出“三多一严”的政工经验，在部队广泛推广。1940年7月，他跟随黄克诚同志率部从冀鲁豫南下，与彭雪枫同志领导的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苏皖与敌伪展开斗争，反击国民党顽固军向我豫皖苏民主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他先后任二旅政治部主任与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委员，与先后任旅长的张爱萍、张天云同志共同指挥了单家港、陈集、八滩等战斗，受到陈毅同志的高度赞扬。1941年5月，他随部队在黄克诚同志率领下进入苏皖地区改为新四军第三师，参与建设新的民主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击日伪的残酷扫荡和进攻，一面战斗，一面进行部队建设，做出了光辉的成绩。
抗战胜利了，躲在峨眉山的蒋先生要下山掠取人民的胜利成果。雪三同志率八旅，在黄克诚的指挥下挺进东北，为贯彻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英明决断，又进行新的战斗。雪三同志从1947年9月任二纵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治委员，与刘震司令员、吴信泉副司令一道，作为东北的主力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在首战义县、主攻锦州、会战辽西、解放沈阳的战斗中都有他指挥的身影。随即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出色完成了解放天津的战斗任务。平津战役结束后，部队在武清县休整，朱总司令亲往二纵驻地，检阅了部队，表扬二纵的勇敢战斗作风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1956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载誉归来的雪三同志，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为我军后勤新的政治建设、业务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后勤党的纪检工作上也有显著的成绩和建树。“文革”中，他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仍默默地为党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军委授命他组织复建后勤学院的工作，仍是那样勤勤恳恳，深入实际，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踏实工作，受到广大教职员工的爱戴。（本篇摘自李聚奎等人写的纪念李雪三的文章）。
谢有法中将简历：
谢有法的故事：
谢有法是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人。他家住的黄泥山冈，土质薄，缺水，种不了水稻种番薯。吃番薯长大的孩子个子矮小。1933年5月，15岁的谢有法送一村里的“大哥哥”参加兴国模范师，在模范师里吃了一餐饭。当时红军战士是大锅饭管够，谢有法吃了一餐饱饭后，不肯回家了，他缠着部队首长要当红军。首长嫌他个子矮小，没有步枪高，不肯接收。他灵机一动，说自己读过三年小学，能写会算，还会唱歌。这一招果然灵验。当时部队正需要有文化的战士，他被破格批准入伍，当了一名“宣传兵”。
小小年纪的谢有法在部队可真起了大作用。他在宣传队里打快板数“莲花落”，唱小曲“斑鸠调”，演唱红军歌曲。他最拿手的要数兴国山歌，出口成章，随编随唱。召开群众大会，他端来小凳子往上一站，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心不慌、脸不红地发表演说，口齿伶俐，声音清脆，挥动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讲到兴头上还即兴来一段山歌。部队领导人很喜欢他。团长李寿轩称他是“精灵的红小鬼”，政委胡国安夸他是“出色的宣传员”，团政治部主任王平赞他是“大胆的小战士”。
不久，兴国模范师编入红三军团，番号改为“红六师”。谢有法一直跟随这支放下锄头拿起枪杆的队伍。那时部队天天要爬山过河，战士掉队的事时有发生。有一次在福建武夷山区夜行军时，他摸错了方向，钻进了敌占区。第二天早上来到一个村子里，发现前面有靖卫团的哨兵。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忽见山坡有头牛，他灵机一动，捡起路边一根竹梢，装成放牛娃，用竹子赶着牛，大摇大摆通过哨口，出了村庄。又根据太阳的位置辨别方向，顺利归队。在攻打福建顺昌县时，有一天正在吃饭，敌人突然炮击，一块弹片击碎了他手中的饭碗，把周围的同志们吓了一跳。不料他却轻松地打趣说：“唉，雷公都不打吃饭人，蒋介石比雷公还可恶，来砸我的饭碗。”
1934年秋天，在福建沙县一带作战时，谢有法的脚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他不服水土，长了一身疥疮，又痒又痛，不用说行军打仗，就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被战友抬进了江西宁都县安福镇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恰好和从前线抬下来的江西军区司令员兼西方军总指挥陈毅同住一间病房。一个是红军小战士，一个是红军大首长，两人一交谈，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当时正是五次反“围剿”激战时刻，前方战事吃紧，打得异常残酷，天天都有伤员被送进医院。由于缺医少药，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不时发出呻吟喊叫，惟有谢有法忍着剧痛，不哭不喊。陈毅觉得这个满脸稚气的小鬼不同一般，便故意逗他说：“喂，兴国小老俵，你躺在这里舒舒服服，天天瞧天花板，会不会想家呀？”谢有法回答说：“司令员，哪会舒服哟，我天天都想回部队，做梦都想。红军就是我的家，不消灭白狗子，也不会有我的家。”陈毅连连称赞他有骨气。
长征前夕，他还在住院，家乡派人来接他回去，他死也不肯。后来听说部队开拔的消息，便不顾医生劝阻，执意带病参加长征。离开医院时，他含着眼泪向留在苏区的陈毅司令员告别，并学着大人的话说：“后会有期。”真是天遂人愿，十多年后，他俩在山东重逢。此时，陈毅已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谢有法则担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政治部主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谢有法被分配在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当文书。这是一个“特殊连队”，连里有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成仿吾等年纪大的老同志和贺子珍、危秀英、刘群仙等随军妇女。那时他才十六七岁，因为个子小，背一支小马枪，大家便叫他“小文书”。文书虽小，事情可不少。要造名册，写宿营报告，要打前站、找房子。每天早晨早早起来，跟随中央军委的设营队出发。到了宿营地，分好房子，买好粮食，弄到蔬菜，把打草鞋的碎布和麻绳收齐后，还得返回原路，去迎接干部休养连。大家说：“小文书比谁走的路都多。”当时，找房子难，找吃的更难。有一次，他到一个土豪家，搞到一头牛，怎么也不会宰牛剥皮，折腾了好半天，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收拾好。辛苦归辛苦，“兴国山歌”还是常常不离口，为此，大家都很喜欢他。特殊连队的连长侯政曾评价他：“脑子好，很精灵，爱说话，能跑路，能吃苦，手脚勤快，不肯闲着。交代他什么任务都能完成，有空他还去抬担架，教小孩学文化，唱山歌哩！”在“特殊连队”谢有法呆的时间最长，一直到瓦窑堡连队撤销建制为止。
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他先到后方政治部当统计干事，后到前线总指挥部，在杨尚昆身边工作，又到总政治部在黄克诚身边工作。在延安，美国著名作家、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首次来到陕北根据地，了解“红色中国内幕”。当时有的红军战士不作分析地把卷头发、勾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统统视之为“帝国主义分子”。谢有法遵照总部的指示，一方面向战友做好解释工作，以消除偏见；另一方面，认真地做好迎接国际友人的准备工作。当远渡重洋、不辞辛苦、不避危险的斯诺风尘仆仆来到延安时，红军战士举行列队欢迎仪式，朝天鸣枪致敬。腰板挺直，身材伟岸的谢有法精神抖擞，站在队列前头，举起拳头，用洪亮的声音领呼口号，欢迎斯诺。就在这一瞬间，斯诺举起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谢有法领头呼口号的镜头。这一珍贵的历史画面，被斯诺千辛万苦地带出苏区，冲洗出来，并收入《西行漫记》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谢有法曾经主持过我军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学管理工作，担任政委长达8年之久。1980年9月，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顾问。离职休息后，仍带病坚持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政治工作的论著，直至辞世。
张天云中将简历：
张天云的故事：
1931年出生于觅儿区周家田村一个贫苦人家。不到1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无田少地，一贫如洗，母亲带着他兄妹四人实在无法生活，忍痛只有5岁的妹妹给人家当童养媳，把才3岁的弟弟送给了人家，他到本村富农家去放牛，母亲去叶家湾地主家烧火当佣人，一个六口之家就这样被拆散了。他放了3年牛后，经人介绍到榨坊当长工。榨工又脏又苦，不到13岁的他，受尽了苦累和打骂，苦苦熬了两年，再也无法忍受了，1928年参加了中国赤卫队。
1929年秋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随红20军参加长征，任连指导员。1936年12月，任红15军团78师政委，参加了拓展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到来所进行的历次重要战役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张天云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2营教导员，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9年10月任六七团团长，率部先后转战普四南、冀鲁豫、豫四等到地区，打击和歼灭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石友三、秦庆林等部，配合了黄桥决战。随后开辟了盐阜敌后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3师8旅副旅长兼盐阜军分区副司令，不久任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天云率部急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师8旅旅长。1946年春，与兄弟部队一同攻战长春，随后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1947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6师师长，指挥部队解放了承德等城镇。1948年任8纵队副司令员，在辽沈战役中参加攻打锦州之战。在平津战役中，率部主攻天津，三分钟就突破天津民权杀入城内，此战歼灭敌近3万。尔后参加了衡宝，广西等战役。
1950年任解放军第12兵团45军军长，同年过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第47军军长、第19兵团副司令员。回国后，历任福州军区副司员、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后勤学院院长。
卢胜中将简历：
卢胜的故事：
1936年8月，反动派调集重兵对福建平和一带的革命基点进行疯狂“清剿”，当地民众苦不堪言，迫切希望红军回击敌人，收复云霄县城。当时担任闽粤边红军独立营营长的卢胜在党的特委会上提议：利用当地传统的中元节和敌兵力薄弱时突袭云霄城，攻击目标是城中的敌银行。这样，一来可牵制敌人对平和苏区的“清剿”，二来可筹集一笔钱，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经费。特委经过慎重研究，采纳了卢胜的建议，并由他担任行动总指挥。卢胜事先派人入城侦察敌兵力部署情况，并物色人在城内建立内线联络。9月3日上午8时，卢胜带领一支由独立营和闽南红三团挑选来的40多名精明强悍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组成的便衣队，向县城急速进发。战士们乔装打扮成“阔佬”和“商贩”，夹在人群中潜入云霄城。城外接应卢胜他们的500多名红军战士早已提前埋伏在城西将军山下的稻田里。
入城后，卢胜他们由向导引路，各自行动。连长陈松负责攻击敌银行，卢胜负责监视敌态，掩护陈连长夺款成功并顺利外撤。一切安排就绪，就等9点行动时间到来。这时陈松走到卢胜身边低声道：“营长，恐怕斧头砸不开保险柜。”“派人在银行门口守着，注意有人叫经理和出纳的，把模样记住，一动手先抓他们。”天有不测风云，情况陡变，有名战士在城中不小心枪从腰间滑了下来，老百姓一见惊恐万状，大街上顿时一片混杂。警察急忙赶来盘问：“你是吃啥公事的，为何身上带枪？”那战士知道露了馅，于是拔出枪对准警察说：“老子是红军，你敢咋地！”随即子弹出膛，警察应声倒地。此时街上行人拥着向城外跑，卢胜一看表还不到9点，情况迫在眉睫，于是急促下达命令：“马上行动，攻击敌银行，一定要把钱搞到手！”陈松等冲进银行，他把驳壳枪朝柜台一震，大声喝道：“谁是经理？我们来借一些军饷。”两行警企图拔枪顽抗，当场吃了两粒“花生米”。“谁是经理？”陈松又喝问一声，胆小的职员不约而同地偷视着一个胖家伙，陈连长断定胖子就是经理，便用枪顶着他的脑门，让他交出银库的钥匙。
银行外围的同志在卢胜发出命令后，早已将柴捆杂物堆满路口，构筑一道障碍。不一会，敌人闻讯向银行扑来，遭到卢胜他们的迎头痛击。战斗中卢胜腰部中弹，但他仍坚持战斗。陈松取到钱后，从北门传来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卢胜估计陈松已从北门撤出，就下达向北门转移的命令。不料北门已被敌人堵住了，幸亏向导提醒，西门只有一个班的敌人，战斗力不强。卢胜等随即向敌群甩出一排手榴弹，迅速从西门转撤。驻在城外的红军战士听到城内战斗打响，火速赶来接应，卢胜等顺利撤出了云霄城。这次行动，缴获钞币1万余元，银元300多块，既解决了红军的御冬衣被，又救济了根据地人民。敌人对根据地红军的血腥“清剿”宣告破产。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亲飞漳、福两地，同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驻闽南157师师长黄涛密谋，策划将闽南红军游击队就地缴械方案。时任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的何鸣，由于曲解统一战线，对敌人失去应有的警惕，亲率红军游击队进驻国民党157师指定的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编。7月16日上午，红军被诱骗到一体育场，何鸣命令当时任副大队长的卢胜集合部队，卢胜当时已洞察到敌人有所企图，便责问何鸣：“集中部队干什么？我不干！”这时候，157师参谋长张光前带十余名护兵已“威风凛凛”地冲到部队面前，假惺惺地说：现在国共已合作抗日，要你们集中主要是训练一下，先放下枪，训练用不着带武器。指战员顿感情势不对，几乎同时拉开枪栓准备迎战。张光前见势不妙，指着预先埋伏在四周的火力点威胁：要不要放下枪？你们考虑。危急关头，卢胜示意何鸣指挥武装反击，但遭到何鸣拒绝，何鸣在向157师提出抗议后，要求部队服从命令，把枪放下，等党中央来处理，还带头卸下腰间的短枪，指战员们也只好悲愤地把枪扔在地上。就这样，近千名红军被敌人一枪不发地缴了械并监禁起来。当天深夜，卢胜和王胜等商议，趁敌不备，带领一批骨干冒死突围。这支劫后余生的队伍，后来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并重新组建了红三团，特委决定由卢胜担任团长兼政委。“漳浦事件”惊动了毛主席，主席对此事极为重视，并与张闻天、叶剑英亲自过问此事，经过与国民党当局多次严正交涉，敌人不得不如数交还我人员、武器。后来在《毛泽东选集》中，主席以“漳浦事件”为例告诫全党：“何鸣危险。”
将军一生戎马倥偬，征战不息，屡历险境，极富传奇。1940年初，他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张云逸的指挥下，率部北渡长江，开辟天长、六合、仪征、扬中抗日根据地，救援半塔、驰援郭村，沟通了与皖东的战略联系。在与挺进纵队司令员叶飞和政委吉洛（即姬鹏飞）紧密配合下，组织两个团的兵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苏鲁皖边防游击军李长江部13个团的进攻，创造了华中地区反磨擦战斗以少胜多的范例。1940年6月后，将军率部参加了黄桥决战，在陈毅司令员的指挥下，与“扫帚星”韩德勤部进行了殊死的较量。在苏中与敌进行了长期的反“围剿”、反“清乡”、反“扫荡”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为创建南通、如东、启东、海门革命根据地和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3月，将军与刘培善等一起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出席中共“七大”，途经江苏涟水县大黄庄时，遭到日伪军三面伏击。在突围中，将军右腿腓骨被日寇子弹击穿，当即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妻子姜斑华和警卫员姜勇取出两枚银元，绑在两枪眼上止血，并隐藏到一独立的草屋里。不一会日军马队来到眼前，情况万分危急，将军拔出短枪，冷静地对妻子和警卫员说：“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不能叫鬼子抓去！”幸运的是，鬼子没有进来搜查，将军躲过一劫。由于伤势过重，他成了惟一未能与会的“七大”代表。当时陈毅元帅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卢胜同志，你受苦了！”
解放战争时期，将军率领的部队曾活捉敌中将师长周毓英、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全歼敌25军，击毙“徐州剿总”黄伯韬。1949年2月，将军奉命参加渡江战役，率部突破镇江、江阴之间的国民党军江防，切断了沪宁铁路和宁杭公路，在溧阳、郎溪、广德地区，会同友邻部队截击，歼灭了由南京等地南逃之敌5个军的大部。随后率部参加了解放杭州、上海等战役战斗。在上海市区作战中，为了减少城市设施的破坏，将军强调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消灭敌人。指战员露宿街头，将缴获的两卡车贵重物品全部上交，受到了陈毅、粟裕的表扬。1952年秋，将军率志愿军23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他与钟国楚军长按照毛主席“积极防御、寸土必争”的指示，率部与敌激战109次，歼敌14768人，缴获各种枪炮558件，击落击伤敌机434架，击毁击伤敌坦克149辆，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黄新亭中将简历：
黄新亭的故事：
1939 年2 月14 日，黄新廷与政委一起到东湾里，参加了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并建立以贺龙为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在会上提出以第120 师部队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冀中军区部队主要进行整训。作为第120 师在冀中的主要作战部队的团长，黄新廷感到自己肩上担子可不轻。会后，贺龙亲自给他布置任务，一是把冀中区第30 大队交予第716 团协助整训，配属作战，提高战斗力；一是打击驻河间的日军，伺机歼敌。我军三战三捷之后，日军已不如以前那样骄狂，近期也没有寻找我军进攻的迹象。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是“引蛇出洞”，还是见机奇袭？一直萦绕在黄新廷的心头。东里湾会议一结束，黄团长就找来二参谋胡超林，对他说：“交给你一个任务，到河间城里去，把鬼子近期的活动情况给我摸清楚。”二参谋是团司令部负责侦察工作的。胡超林侦察员出身，有胆有识，经验丰富，过去常常单独完成侦察任务。黄新廷嘱咐道：“不要搞单枪匹马闯关，要组织几个精干的侦察员，充分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情况摸得越细越好。”从这一天起，侦察分队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一个个装扮成骑自行车的、挑柴的、拾粪的，直到天黑才回来。房东几天见不着人影，还以为调走了呢。
2 月17 日，也是阴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黄新廷率领蔡久和王祥发两个营，还带上第30 大队的部分干部战士，悄悄地来到了河间城下。他周密部署，突然向河间城发起袭击，一举攻进城里。河问城内几个不同方向，同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驻河间日军大队长在一片慌乱中醒来，一面紧急向联队求援，组织部队占领城内各个要点；一面侦察八路军主力的方向，组织兵力阻击。就在日军仓皇调动之时，我军早已撤回到窝北镇。战士们兴奋地向乡亲们讲述黄团长年关奇袭河间城，小鬼子老窝被掏呼救兵的故事。第30 大队队长对黄团长说：“我们在4 分区时，驻地常常被鬼子兵偷袭，处于被动应付中。今天像是出了一口气，大家特别激动。”黄团长说：“我们这是'敌驻我扰’，让鬼子不得安宁。瞅准机会，咱们一起把敌人一股一股给消灭掉。”黄团长的第一个目的确实达到了。据侦察，日军从此睡觉都不踏实，每晚上半夜住东街，下半夜住西街；活动也受到限制，只在白天才敢出来巡逻，夜间在城里忙着移动式睡眠。夜幕低垂，天空中闪烁着群星，窝北镇骡马进圈，鸡犬归窝，只有黄团长住的那间农舍里，仍然亮着灯光。二参谋胡超林拿着一个小本本，上面画着一些谁也不认识的符号。他正在汇报河间日军的情况：“驻河间的鬼子吉田大队，最近天天出城骚扰，每次出动兵力200 多人。每到一个村庄都要抓夫抢粮，掠夺群众财物，逼迫群众填平村庄之间我军运动的道沟。我们多日观察，敌人总是单日出西门进北门，双日出东门进南门，早出晚归，来回不走一条路。”
黄新廷团长问：“敌人活动半径有多大？”胡超林答：“这些天都在城周围两三里之内活动。”黄团长轻拍桌子站起来说：“好！你们继续侦察，千万不要惊动敌人。”语气中隐藏着喜悦。春节过后，敌人的活动半径扩大到城周围五六里外。2 月26 日，胡超林向黄团长报告：敌人袭扰了南三里庄。河间以西，道路两边，城周围地区的村庄都遭到了骚扰，只剩下黑马张庄一个村子还没有去。这一天，一轮明月高挂在天空，窝北镇的人们正睡得香甜。第716 团的营长、教导员们急匆匆地赶到团部。王绍南参谋长向各营指挥员简短传达了团里在黑马张庄作战的意图、决心及贺龙师长对这次作战行动的要求。黄新廷团长强调说：“这是我们平原作战中的第一次伏击战，它不同于山地伏击。这次我们要依靠人口稠密的村庄设伏，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隐蔽作战意图。出发前只向部队宣布夜行军纪律与注意事项，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具体战斗任务，到达伏击地域后再宣布。”一次特殊的紧急集合，没有急促的军号声，没有各分队报告的宏亮嗓音。战士们如天空中的浮云，无声地聚拢起来，个个精神抖擞。随着黄团长一声“出发”口令，部队出窝北镇悄然向西走去。老兵们正揣摸着走向何处，突然队首又改变了方向，向东开进。队伍绕过村庄，远离农舍，在道沟中隐蔽前进。在卫生队的行列里，一位高鼻子、黄眼睛的大夫带着8 个人，牵着4头骡子，在静肃中跟进，这是白求恩的东征医疗队。队伍末尾有几个扛着扫把的战士，扫掉脚印。
黄团长率领着第2 营、第3 营部队准时到达设伏地。黑马张庄是座不大的村子。传说以前该村有一张姓人擅养黑马，为绿林好汉窦尔敦养过马，因而得名。黄团长指着一栋如鹤立鸡群的高房子，对身边的张霖参谋说：“那儿就是我的指挥位置。”张霖迅速带着几个战士前去安排。黄团长带着两位营长一起来到大道以北。他指着村东北侧一片农舍和村沿沟坎说：“王祥发，你们3 营在这里占领阵地。”然后又到了大道以南，对蔡久营长说：“你们2 营在路南侧设伏。”黄新廷来到特务连时，二参谋胡超林与连长何腊光都在。团长见面就问：“胡超林，人员都布置好了吗？”“报告团长，一切都照您的指示办了。胡必明参谋带一个侦察班到河间城里去了。在果子洼和堤口村化装侦察的苏子龙班也出发了。黑马张庄周围的一个班，由吴子龙带着，天亮再出发。我与何连长负责封锁村子，一切人员只许进村，不许出村。”黄新廷说：“对出村进村的乡亲要讲清道理，可不能像在河间城那样神气噢！”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黄团长回到指挥所时，天已经亮了。参谋张霖报告，政委率领第1 营及第30 大队在果子洼已安排好了。果子洼是团预备队设伏地。作为指挥所的这座高屋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位置。黄团长举目远眺，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大地飘逸着的一层晨雾开始散去，远处出现了吴子龙侦察班的熟悉身影。他们一身当地农民装束，头上裹着白毛巾，有的斜挎着粪筐，有的正往麦地里堆雪，三三两两在田野里忙碌着，不时向东了望。村里家家炊烟袅袅，鸡啼远一声，近一声，不时还有几声犬吠，就像一首动听的田园奏鸣曲。面对此情此景，黄团长又想起了前几天缴获的一份日军文件，上面写着：“白天村外无一人，一定有八路潜藏。”想到此，彻夜未眠的团长一点倦意也没有，叫上两个参谋一起向第2 营阵地走去。黄团长对部队阵地设置挺满意，与第2 营教导员黄新义一起焦急地等待着敌人出动的消息。黄新义说：“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怎么还不见敌人的动静？”
黄团长胸有成竹地说：“倘鬼子不到这里来，按第二方案执行，照样歼灭它。”第二方案设想敌人万一不到黑马张庄，则由第2 营、第3 营执行断后任务，由第1 营与第30 大队对敌形成南北夹击。说话间，侦察参谋胡超林报告：“吉田大队步兵200 余人，骑兵20 余名，携山炮1 门，重机枪3 挺，已经出了河间城，经堤口村，正向果子洼前进。”黄新义高兴地说：“团长，敌人还真听你指挥呀！”
3 月1 日晨8 时半，日军向黑马张庄开来。先头为敌步兵80 余人，骑兵8 人，成两路纵队，队前有一军官牵着一条狼狗，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地。敌军的帽扇在冷风中晃动，像两只猪耳朵。他们对我军的阵地一点也没有察觉，临近村庄不但没有展开队形，反而紧缩间隔，拿出武士道姿态，重踏铁蹄，耀武扬威。敌人距我阵地百米时，突然，机枪怒吼，手榴弹爆炸，30 多名日军当场毙命。被打懵的敌人仓皇散开，有一部分向村北老乡浇水看地的一所独立家屋拥去。王祥发乘敌混乱，指挥第10 连冲击，又歼敌一部。敌人后续部队很快冲了上来，占领了村北一块坟地。第2 营教导员黄新义率领第7 连向独立家屋之敌冲击，歼敌10 余名，残敌逃向坟地。敌人被全部压缩在坟地后，黄新廷立即命令炮兵进行射击，并掩护第7 连继续冲击。黄新义端着机枪，身先士卒，冲向敌群，左手中弹，仍坚持战斗。敌人利用坟地的每一个坟包，顽强抵抗。黄新廷及时调动外围部队，准备从翼侧对敌人发起进攻。战斗在激烈进行中，侦察分队向黄团长报告：河间敌人出动150 多人，已进至果子洼；随后，又有60 余敌跟进。黄新廷命令第1 营阻击敌人前进。两股敌人汇合后，分别向黑马张庄、柳林进攻。下午，敌人又派骑兵40 余人，增强了进攻柳林的兵力；但均被我第1 营击退。
黄新廷重新部署了兵力。他来到第2 营、第3 营阵地，对蔡久、王祥发交待：“现在敌人已增到450 多人，城内必然空虚。敌人很可能在黄昏前撤出，返回城里。你们一定要拖住敌人，坚持到黄昏，歼灭这股鬼子。”他同时命令第30 大队一部由北向南进攻，与第2 营、第3 营对村北坟地形成夹击之势；命令第1 营1 个连自柳林向果子洼进攻，其余部队于黄昏后向樊庄运动，断敌退路；第30 大队1 个营袭击河问县城，并准备消灭漏网之敌。战斗打响后，附近村庄的乡亲们纷纷来到阵地上，有的送食物，有的救护伤员，有的跑到敌人后方破坏道路。距黑马张庄十几里的刘家疃，一个村子就出动百余人。平原上涌现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军民协手战寇图。夕阳的余辉还没有完全退去，红红的晚霞仍在天际。“嘀嘀嗒嗒、嘀嘀嗒嗒..”冲锋号声猝起。王祥发、蔡久举起驳壳枪，几乎同时喊出：“冲啊！”部队从四面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扑去。第8 连班长王福海一个箭步冲到鬼子的机枪斜侧，抓住正在发射打得滚烫的枪管，猛力夺了过来，迅速扭转枪口射向敌人。不少新入伍的战士在老兵的带领下，与日本鬼子展开肉搏战。村北坟地的敌人支持不住了，向果子洼逃去。柳林的敌人支持不住了，也向果子洼逃去。顿时，敌群大乱。
王祥发立即派出两个连队拦截敌人。全团各营连，按照团长命令抓住战机，一齐向果子洼进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纷纷向河间溃逃。此时，黄新廷团长已来到河间城下，他看了看表，已是凌晨3 点，对身边的一参谋李书茂说：“命令部队撤出战斗。”白求恩大夫在前线包扎所里，从3 月1 日下午开始连续工作，直到3 日晨处理完伤员后，才上炕休息。下午醒来，他忽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提笔写起了日记：“今天，是我49 岁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龄最大的战士..”第716 团的同志们虽然来不及为白求恩大夫庆祝生日，但黑马张庄战斗，歼敌200 余人，缴获机枪3 挺，步枪60 余支，以及大量弹药与军用物资，还活捉了两名日军俘虏。这就是对白求恩大夫最好的生日贺礼。当朝霞映红大平原时，胜利的消息和胜利者一起回到了窝北镇。在充满欢庆胜利的喜悦声中，也听到有人在哭泣。第7 连房东老大娘，老泪纵横，放声痛哭。原来，曾经给他挑水端饭的小八路、活泼可亲的司号员自前天夜里走后，再也没有回来。120 师在冀中如鱼得水，纵横驰骋打击日本侵略者。日军华北方面军如芒刺背，决心除掉身边的隐患。3 月18 日，日军调动近万兵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第5 次围攻。被打得龟缩畏前的宫崎富雄，认为这是报复屡屡打败他的对手第120 师的一个难得机会，遂成为诸路敌军中最积极、最疯狂的一股。
贺龙总指挥采取了“盘旋式打圈子”的战法，直接指挥第716 团，将该团作为一只铁拳，随时给敌人以重击。黄新廷随着师部，在1 个月的时间里，与宫崎富雄兜了一个大圈子，使这个法西斯军官精心组织的4 次合击全部扑空。敌人的第5 次围攻，也在第120 师歼其900 多人后，以失败告终。宫崎富雄还没有回到联队司令部，就接到了一纸命令，免去其联队长职务，调第27 师团司令部任参谋，由渡左近接任联队长职务。宫崎富雄一股悲怆情绪愤然而生，他曾创建联队，为日本天皇侵华的所谓“圣战”不遗余力，立过“战功”。全联队勋章之多，历来被同级别的人们所羡慕，倒霉的是他碰上了这么一支“皇军”原本没放在眼里、装备极差却难以对付的八路军部队。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大将及其他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的《治安肃正计划》制定中最大的疏漏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
吴先恩中将简历：
吴先恩的故事
1936年2月红军二过夹金山时的一个故事。吴先恩，中国工农红军西进康北时负责兵站部工作，他在回忆红军翻越党岭雪山时那悲壮场面中写道“……行至半山，只见从山背后升起巨大的土柱，遮住了太阳，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象猛兽般吼着扑面而来，人们牵着手伏在地下，背在背上的茶缸被风卷起的沙石打得叮当作响，山地的中午变成了黄昏。夜深了，……雪越下越大……～些酣睡的同志埋在雪里。……度过漫长的黑夜，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我们又踏上了征途。……走到前卫营宿营的地方，发现有许多冻僵了的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我们发现了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他的拳头紧握着。跑上去掰开手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入党。我取过党证和白洋，默默地低下了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交给党。安息吧，同志……。”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根据朱德的电令，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来到甘孜，和左路军胜利会师，并于7月初召开了有两军领导干部参加的甘孜会议。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加上左路军中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才只好同意北上。部队在朱德的率领下，来到阿坝。部队在此休整了几天，做一些思想及物质准备。临出发前，朱德把驻在杂谷脑的兵站部部长吴先恩找来，开门见山地问：“你们兵站还有多少伤病员？”“600多。”“都能带走吗？”吴先恩说：“目前只有100多副担架，200多匹驮枪枝弹药的骡马，伤病员无法全部带走。”朱德思索一下，以商量口气问：“能不能把驮枪枝弹药的牲口都腾出来驮伤病员？”“当然可以，但这么多枪枝怎么办？”“带不走，统统毁掉！”“这……”吴先恩犹豫了一下，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按四方面军的规定，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毁枪是要受处分的。”“这个规定也是对的。”朱德拍着吴先恩的肩膀说：“但现在具体情况不同。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有了人，还愁将来没有枪？我看要人不要枪。如果受处分，我替你顶着。现在我给你下个命令：一个伤病员也不准丢下，丢了，就处分你！”“是！我保证把伤病员都带走，一个也不丢下！”吴先恩坚定地说。部队沿着广漠的草地继续北进。
1936年10月，红9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经过两次倪家营子缩编为一个团，只有5个连。后又奉命重返梨园口，掩护红30军西进。在梨园口血战了一场，部队开始分散突围。军供给部部长吴先恩（55年中将）和警卫员蔡长元(55年少将)突围后，在祁连山躲了三个月，过着野人的生活。后来两人出山，昼伏夜行，沿途乞讨，在凉州被敌人冲散。几经辗转，投奔了邓宝珊部。1937年，在邓宝珊部打听到我军的消息，带枪找到了八路军358旅。不久，被送往延安抗大学习。
贺诚中将简历：
贺诚的故事：
贺诚生于四川射洪县龙门垭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他家早年略有田产，又是中医骨科世家，在当地还算过得去。但社会动荡，家境日窘。贺诚之父贺隆旦，一生铁骨铮铮，为人嫉恶如仇。其间，本乡地主贺金山霸占祠堂，横行乡里，爱打抱不平的贺隆旦一直不服，专门和他对着干。贺金山便找个时机以其服丧期间续弦，不守礼法为由，唆使族长派人将贺隆旦抓到祠堂用竹竿痛打了一顿。新仇旧恨，让血性十足的贺隆旦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聪明好学的儿子贺诚身上。他苦撑苦熬要让儿子“读翻山”，做大官，将来衣锦还乡再报一箭之仇！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小农之家供养一位大学生的艰难可想而知。但贺隆旦砸锅卖铁，赌了这口气要让儿子走仕途经济这条路。然而受“五四”运动影响，贺诚却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违背父亲要他“做大官”的愿望，选择了医科大学，此后又参加革命，音讯全无。“血本无归”的贺隆旦失望至极，恨透贺诚太不争气。贺隆旦仍不服输，自己拉起袍哥继续和贺金山斗，但直到死也没斗倒仇人。复仇的希望落空了，临死前贺隆旦遥望南天，含泪叮嘱家人：“……把我埋在贺胜沟垭口上，我要望着宗霖娃儿回来！”
北京医大当时虽然贵为“国立九校”之一，但教学方法极为陈腐，既无课本又不发讲义，教师满口术语学生不知所云。于是贺诚和同学王长熙发动全班同学建议校方印发讲义，废除笔记。医大首任校长汤尔和（后任日伪教育总长，当了汉奸），是个封建霸道的家伙，他大骂贺诚等学生“不尊师长、不守校规”，甚至恼羞成怒地威胁说有“乱党”背后指使，必加严惩。贺诚不服输，领导学生们针锋相对，展开全校罢课。全北平学生趁势响应，很快从一校的学生运动发展到同全国学生、工人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将成星火燎原之势。当局这才慌了，怕事态扩大，只好同意汤尔和引咎辞职。反曹锟贿选运动、欢迎孙中山北上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时逢王旗变幻、群魔乱舞的北洋军阀统治，也正是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年代。青年贺诚热血汹涌、挥斥方遒，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时代的潮流，成为校学生会得力主将之一，并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法国“闹事”的“红党分子”陈毅被押解回国，在贺诚栖身的潼川会馆，两人一见如故，操着满口川音竟夜长谈。
贺诚这样思想激进的“赤色分子”，自然被校方深恶痛绝。在校期间他几次都差点儿被清除出校，1926年夏面临毕业时，校方干脆将他列入被开除学生名单，连文凭也不发，理由仅仅是他欠了28元学费！贺诚将自己的处境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随即给他指明了道路：现在北伐军正需要医生，带上党的介绍信去，比什么文凭都管用！贺诚如怀揣一团青春激情的烈焰，直奔七月流火的广州。头上呼啸着隆隆不绝的枪声炮声，耳边激荡着风雷战鼓般的北伐军歌，在简陋的战地手术台上，在炮火连天的深沟战壕中，贺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特殊实习。仿佛是前生命定的天数，他手中的那把手术刀一经磨亮，就是为战争、为革命服务的。就在贺诚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地投身革命洪流时，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来了！而此时贺诚又因南北转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变得像幽灵密布的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
面临数不清的诱捕和陷阱，面对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危机四伏接踵而来的考验，最危难的时刻，贺诚以夸父逐日般的精神，沿着自己信仰的道路暗暗追随党组织，捧出了一颗感人的赤子之心：～～“宁汉对峙”，他毅然脱离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留在武汉由吴玉章介绍当了一名普通医生；“宁汉合流”，蒋、汪臭味相投，他马上又加入了共产党力量很强的第二方面军，以伺机与党取得联系；南昌起义爆发，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气急败坏，大骂共产党“不够朋友！”，诱骗军中的共产党员自行退党，贺诚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严守身份，从未动摇。
阿旺晋美中将简历：
阿沛·阿旺晋美的故事：
几年前，我曾有幸在西城区南闹市口胡同和一位倍受人尊敬的长者作邻居。那时每天清晨，附近的一条大街上，人们总能看到一位老人健步于晨曦中，他每天散步约一个半小时，往返达６公里。这位长者，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以后由于马路的拓宽，阿沛副主席由此搬到了东城区。
2001的5月23日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50周年纪念日。50载春秋，50年风雨，当年在中南海勤政殿携手缔造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世纪伟业的汉藏干部中，如今健在的惟有阿沛·阿旺晋美一人，更为可喜的是，今年他老人家虽已是95岁高龄，仍然精神矍烁。怀着崇敬、带着祝福，在一个春阳和煦的午后，我拜访了阿沛副主席及他的秘书兼翻译～～～他的女儿才旺。阿沛副主席的家位于东城区一个素朴的院落，一进院中，触目所及的是两株开得正盛的紫玉兰，阳光下，姹紫粉白的花瓣显得那样雅洁、清逸。九旬高龄的阿沛副主席就在这样的院落中过着简朴、清淡的生活。
年轻时，他当过兵，在兵营生活中，他十分注重锻炼。在西藏高原空气稀薄的河湖中，他能长距离地游泳。喜爱体育活动，为他健壮的体魄打下了坚实的底子。即使８０多岁高龄时，依然耳聪目明，腰板挺直，不用拐杖即能快捷自如地行走。爱运动的习惯，使他对体育赛事十分关注。晚上的电视节目，每当有足球、排球赛的实况转播，他便和家人争睹为快。和儿孙辈摆开牌局，打上几局桥牌，也是阿沛·阿旺晋美得意的消遣方式。他感到，经常打桥牌，能使思维更加敏捷，受益匪浅。休息时，他还热衷于下围棋、看体育报刊等。对桥牌、围棋类的杂志，更是兴致浓厚。练习书法的爱好也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阿沛·阿旺晋美。他对藏文书法和汉字书法都能来两下子，一尺余长的条幅能一挥而就。他从书法中修身养性、乐以忘忧。
他生活特别有规律。他现在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就做自我按摩，这一习惯坚持了许多年了，然后就是散步。以前他总是喜欢到大街上散步，现在年纪大了，就和夫人每天在院子里散步，老两口颇为自得其乐。他的饮食很简单，坚持少吃多餐，而且口味很清淡，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常年坚持喝甜茶和酸奶。他不大相信“养生之道以食为首”的说法，饮食讲求简单。加奶的红茶和几片面包，是他经常的早餐；中午，常弄点面食；晚餐时，只炒一两种川菜或藏菜。这些家常便饭，一家人围坐一堂，气氛温馨。除此之外，他的心态一直很好，待人宽宏大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品性温和，与人为善。再大的事也能挺得住，很少发脾气。爱好体育，生活简单，饮食清淡和家庭和美，这便是阿沛·阿旺晋美的长寿之道。
彭措饶杰中将简历：
彭措饶杰的故事：
作为一名噶伦，朵噶·彭措饶杰是最早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接触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之一。
1951年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取道印度来到边城亚东，次日，朵噶·彭措饶杰等三位噶伦到下亚东仁青岗，拜见张代表。张经武耐心细致地向几位噶伦讲解中央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和汉藏团结、共同建设西藏、共守祖国边防的重大意义等。这是朵噶·彭措饶杰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张经武平易近人、亲切热情的工作作风，尊重达赖喇嘛的态度，给朵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常回忆起这一次见面，心中对共产党的干部充满了敬意。经过张经武及其一行人员耐心细致的工作，加上藏政府大多数官员拥护《十七条协议》，达赖最后决定返回拉萨。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策动达赖出走国外的阴谋失败。
就在达赖喇嘛已经启程从亚东返回拉萨之时，美国政府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做了一系列见不得人的勾当。连英国人都说：“美国国务院企图利用达赖喇嘛，其根本目是把他用作反共的工具，而并不是专心致志地向他提供援助，以帮助他重新夺得他将要失去的职权和地位。”美国政府在阴谋失败后，还总结说，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只顾说服达赖喇嘛，而忽略了对达赖喇嘛有影响的噶伦。于是，美国人在继续设法阻拦达赖返回拉萨的同时，给朵噶·彭措饶杰带去一封不署名的信，重弹“美国提供援助”的老调。朵噶说：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不相信美国愿意提供援助。
1952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并决定在藏族上层人士中选任两名副司令员。经过与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多次协商，决定由对和平解放西藏做出重大贡献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措饶杰担任第二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任命朵噶担任第二副司令员，是西藏工委领导与噶厦政府多次协商、达赖喇嘛认可，最后上报中央军委批准的。一方面，朵噶积极拥护十七条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协助部队进驻拉萨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朵噶是在职噶伦，曾担任藏军总司令。由他担任西藏军区领导工作，便于工委、军区和噶厦政府之间的联系。”
正当工委和军区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时，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为首的上层反动分子，支持怂恿一个自称“人民会议”的反动组织，制造骚乱。刚从印度返回拉萨的分裂主义分子索康·旺清格勒，也暗中和他们配合，继续兴风作浪。1952年3月中旬，这个伪“人民会议”密谋闹事，公然叫嚷要解放军撤出西藏，还和藏军一起，把张经武的住所包围起来。张经武严肃地对来访的诸噶伦谈及事情的严重性，并质问索康：他们包围这一住所是何用意？！索康支支吾吾。当时，在场的阿沛、朵噶、拉鲁等人显然不同意索康等人的做法。当有人告诉朵噶，包围张经武住地的藏军，正是他的儿子索南多布杰代本率领的藏军第四团时，朵噶火冒三丈，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赶快让他们撤走！”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组织由达赖、班禅双方人员共同参加的西藏国庆观礼团，去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４周年庆祝活动。这是让西藏上层民主人士和藏胞了解伟大祖国的极好机会，又可通过接触进一步化解达赖和班禅间的隔阂。经与藏政府协商，决定由朵噶·彭措饶杰为达赖方面的首席代表，并担任代表团团长，由达赖的基巧堪布噶章·罗桑仁增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副主任纳旺金巴担任代表团副团长。得知要参加国庆观礼、到祖国各地参观，拜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朵噶·彭措饶杰心情十分激动。这一年，他正好50岁。历尽千辛万苦，朵噶一行于9月28日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率众恭候在站台。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招待西藏观礼团成员的宴会上，详细讲述了中央政府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讲解了中国已经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全国各民族都应更加努力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要识破敌人的挑拨阴谋、粉碎其破坏活动，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他希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爱国的先生们和藏族人民共同努力，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领导下，把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建设得更好。从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了新名词，接触了新观念，这使他们应接不暇，一次次地陷入深思。
10月1日，朵噶与观礼团一行人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检阅武装部队和观看人民群众的游行队伍，那一刹那，他感到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力量。国庆期间，朵噶一行参加过各种庆祝活动，但令他终生难忘的还是10月18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那次他还亲手将略带浅绿色的十分珍贵的哈达分别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关心地询问大家来京后的生活情况、还有什么要求？并教导大家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只要是中国人，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就朵噶等藏族人士希望中央对西藏的经济建设多些帮助的请求，毛主席说：“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国庆活动结束后直至次年6月中旬，朵噶一行在祖国各地从南到北的十多座大城市参观访问，有的是无比振奋、新奇的感觉。他们急于要把这种感觉、这些观感告诉家里人，告诉同胞们，让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幸福。6月下旬，朵噶一连三天应邀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演播大厅。在这里他把毛主席接见时的亲切讲话，把国庆典礼盛况和在祖国各地参观访问的见闻，通过电波告诉西藏高原的同胞们，送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个角落。
从北京归来后，朵噶一门心思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而且有许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1954年12月25日，在庆祝康藏、青藏公路胜利通车的万人集会上，曾为康藏公路的修建做出过贡献的朵噶受达赖喇嘛指派，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康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也是西藏人民的大喜事。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感谢人民解放军对西藏人民的真诚帮助。……正如达赖喇嘛所说，毛主席的光辉永远照耀西藏，我们将在毛主席光辉的政策下，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沿着幸福的道路前进。”1955年2月，西藏军区改编升格为大军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朵噶·彭措饶杰担任升格后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同年9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授予朵噶·彭措饶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当他从贺龙元帅手中接过这崇高的军衔时，这位52岁的藏族军人热泪盈眶。5月23日，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四周年的日子，达赖喇嘛指派朵噶·彭措饶杰主持了拉萨的庆祝座谈会。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拉萨三大寺庙和拉萨市各人民团体的代表200多人欢聚一堂，畅谈四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座谈会上，朵噶·彭措饶杰代表噶厦政府把雪白的哈达献给在拉萨的参加十七条协议签字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以及凯墨·索南旺堆、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56年4月，国务院批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赴藏参加成立大典。达赖喇嘛决定由朵噶·彭措饶杰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全程陪同陈毅元帅在西藏的一切活动。
4月14日，在那曲，朵噶·彭措饶杰率领几千藏汉群众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三天后的中午一点钟，陈毅元帅进入古城拉萨，受到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6万拉萨市民的热情迎接。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朵噶·彭措饶杰光荣地当选为筹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