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p2p理财记账软件哪个好:刘小川品中国文人(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等1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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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作者和系列。在《小说界》2008年2月期上看过李清照、曹雪芹两辑后立刻喜欢上了。刘小川，四川眉山人。川人风流，可见一斑。他说：语言并不是单纯的东西，是一个作家对文字的驾驭，他的视野、见识、知识结构、思想、胸怀等等的综合。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辛弃疾
郁孤台下青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深山闻鹧鸪。
辛弃疾的这首《菩萨蛮》，古人评价说：“菩萨蛮如此大声镗轄，未曾有也。”菩萨蛮是词牌中的小令，通常是灵巧轻柔的抒情小调，到辛弃疾的手上，却变得沉痛而激昂。郁孤台在江西赣县，临江兀然孤耸，远望如郁郁悲枪之巨人，故称郁孤台。建炎初年(1126年)，金兵入侵江西，隆裕太后仓皇奔赣州，百姓大逃亡，泪洒青江水。长安指沦陷的中原。
词写于1176年，中原沦陷半个世纪。辛弃疾时任提点江西刑狱，掌一路司法，兼节制军队。路，是宋代州以上的行政区划，类似现在的省。
鹧鸪是愁闷的象征。民间形容鹧鸪的叫声：行不得也哥哥!
郁孤台就像辛弃疾。不知赣县今犹存否?那是绝妙的天然雕塑。
辛弃疾武艺高强，谋略过人，却长期受南宋朝廷的排斥，一身本领闲置。他出生于沦陷的山东，二十二岁就拉起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打击侵略者。他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显示出对金作战的非凡的战略眼光。可惜一腔热血化作东流水。“忍将万字平戎策，换作东家种树书。”
辛弃疾和陆游一样，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一边是壮怀激烈，另一边却是赏心悦目的日常生活。宋人有这能力，把矛盾着的双方统一起来。
这挺好的。但也不那么容易。唐宋都是大时代，能够产生海纳百川波澜壮阔的人物。
中国文学史上，辛弃疾的形象颇为独特。总觉得他跃马挥枪，漫山遍野旌旗在望。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辛弃疾恰好是少白头：人未老，白发已萧萧。
郁孤台、少白头……
是什么样的郁闷愁苦，白了他的少年头、成就了他的无数杰作?
唐诗李、杜为尊。宋词苏、辛称雄。
我们回头看历史吧。“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济南城郊有个叫四凤闸的地方，是辛弃疾的老家所在地，祖父辛赞，在伪县衙做过县官。这不用避讳，金人灭北宋，另立齐国，组建傀儡政府，刘豫做第二任傀儡皇帝。辛弃疾生于1140年，距北宋亡，已有十几年。辛家未南迁，留在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上过小日子。
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在燕京也弄起了科举考试。辛弃疾十八岁赴燕京考进士，末中。三年后再去，仍然落榜。显然是祖父辛赞让他去的。他的父亲似乎无足轻重。漫长的童年、青少年期，祖父是怎样教育他的，现已无考。有一点可以推测：不可能教辛弃疾认贼作父。辛家人口众多，只求过日子。
当时中原和华北的许多血性汉人，借科举或从军，打入敌人的内部伺机而动。辛弃疾是否属于这类汉人，也无考。
可考的史实是：辛弃疾再赴燕京应考的第二年，他就在济南南面的山区，拉起队伍同金兵干起来了。这里边饶有深意。
从落榜到起义期间，有两个背景：祖父辛赞去世，完颜亮发倾国之兵南侵，后方空虚，义军蜂起。
很可能，辛弃疾早就有了抗金之心。两度赴燕京，他仔细观察地理打探敌情，后来都写进了他的军事论文。
拉队伍的细节也丟失了。济南的山区，平原，辛弃疾打了一年多的游击。
为什么细节会丢失呢?恐怕与南宋朝廷对北方“归正”人员的审查制度有关。有些事，豪放的辛弃疾也终身不讲。
当时山东境内，最大的一支义军的首领名叫耿京。辛弃疾考虑到自己的队伍势单力薄，便去投靠耿京。两军会师，合成数万之众，声势浩大，与中原义军遥相呼应。辛弃疾在耿京手下任“掌书记”，掌管文书和帅印。
从1125年女真入侵中原以来，女真人肆意欺负汉人，大搞种族压迫，让文明人做他们的野蛮统治的奴隶：任意霸占汉人的土地和房子，逼汉人下地耕种，他们坐享其成。他们扒汉人的祖坟，并以此为乐。他们抢东西，辱斯文，强奸妇女……其种种恶行，几十年成常态，足以写成书。而北方汉族多豪士，一旦有人拉起旗帜，登高一呼。响应的汉子少则百人，多达千人。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刀枪。辛弃疾能在短时间聚集两千余人，原因在此。
辽阔的沦陷区，英雄起四方。
辛弃疾投靠耿京不久，却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叫义端的花和尚，偷了耿京的帅印朝金兵的营寨跑去。这义端和尚也曾是小股义军的首领，被辛弃疾拉到耿京帐下。花和尚吃不了山区的苦，暗通金兵，窃帅印连夜逃走。耿京大怒，拿辛弃疾问罪。辛弃疾向耿京立下了军令状：不追回帅印，甘愿被处死!
辛弃疾带了一哨人马疾追义端，追到金兵营寨，杀退金军猛将，生擒义端和尚。花和尚跪地求饶说：“辛大将军，你面如青兕，你力大能拔山，将来定有大造化……你饶了我吧!”
辛弃疾不由分说，手起刀落，义端身首异处。
青兕是古代的一种猛兽。比老虎略小，奔势如豹。
义端吐出的这个词，向我们勾勒了辛弃疾二十多岁时的外貌。后来宋廷的官员在背后议论他，说他心如铁石、“杀人如草芥”，不宜掌大权。这种议论在南方籍的官员中颇有市场。
却也透露出北方汉子辛弃疾的英雄气。
1161年金主完颜亮挥师南下，被他的部属完颜雍杀死在扬州。完颜雍当上国主，因南侵受阻，后方不稳，不得已而北撤。这样一来，中原、华北沦陷区的各路义军都受到威胁。金人也学精了，对占据大小山头的义军搞绥靖政策：“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以此瓦解聚集起来的汉族农民军。
金人威逼利诱，大棒加上胡萝卜。
不过，义军也在想招。有文化有头脑的人，这时候派上了大用场，“智多星”、“赛诸葛”，一时名头响亮。山东耿京麾下，十来个核心人物中，唯有辛弃疾精通文墨。辛弃疾献上一计：派人联络宋廷，让义军归宋军节制，义军在山东能立足就立足，不能立时，则南下渡淮水归宋。
此系两全之策，耿京马上就同意了。
计由辛弃疾出，联络宋廷的任务也落到他头上。山寨的二号人物贾瑞同行，此人不识字，凡事听辛弃疾的。他俩打点行装，带几个悍卒星夜上路，辛弃疾骑一匹高大的白马，身穿锦袍，月光下英姿勃勃。贾瑞叹息：辛将军文武双全胜关羽，神人也!
他们渡过长江抵达建康(南京)，一切顺利，受到宋高宗赵构的重视，山寨头领们被朝廷封官，大头领耿京任“天平军节度使”。贾瑞和辛弃疾在繁华的建康城尽情玩了几天，便带着圣旨返回了。
岂知山东有变。
耿京大意，命丧黄泉：部属张安国暗通金兵，联络了一个叫邵进的动摇分子，合力杀耿京，提着耿京的人头向金人请赏。
贾瑞、辛弃疾抵山东，听到了这个消息，汉奸张安国，已做了济州(巨野)的知州。如何是好?辛弃疾临变不乱又得一计：火速联系了一哨小股义军，共五十骑，驰往济州府，求见张知州。事情也凑巧：那张安国正喝醉了酒，得意着呢，以为辛弃疾投奔他来了，传令接见。辛弃疾佩剑入知府厅，立擒张安国。并向济州的驻军大呼：南宋的十万大军已经打过来了!一面呼叫，一面出示金灿灿的圣旨。那济州的数万驻军，皆为汉人，大半是耿京旧部，纷纷望圣旨、朝辛大将军拜倒。
辛、王二将，押张安国，带万余人直奔淮泗，“渴不暇饮，饥不暇食。”渡过准水，入南宋境才得休息，大吃大睡。
张安国被刀斧手从腰部砍成两段。尸身头向北，遥祭耿英雄……
辛弃疾官封江阴军签判。带了一万多人的部队归南宋，却从基层做起。
上述传奇般的真实故事，见于南宋洪迈《稼轩记》。洪迈是辛弃疾的好朋友，辛弃疾后来自号稼轩，稼轩是农家小屋的意思。
从跃马挥枪的将军到普通官员，到地方大员，再到稼轩，辛弃疾的身心，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
传主的传奇故事先说到这儿。我们来看辛词。
《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八百里：牛名。晋王恺与宾客比射箭，以此牛为赌物。客胜，杀牛作炙，烤了痛吃。典出《世说新语·汰侈》。五十弦：古瑟五十弦，代指军乐。的卢：三国时刘备骑过的马，曾一跃三丈过澶溪使刘备脱险。
将军下笔究竟不同，岳飞的《满江红》，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壮怀激烈。岳飞长年征战又死得年轻，辛弃疾的寿命近古稀之年。如果岳武穆多活二十年，必定佳作频出，豪放或婉约，堪与辛稼轩比个高下。
我读古典诗词有个印象：豪放者往往能通婉约，犹如激烈中会浮现平和。顶级艺术向我们展示了带普遍性的人类情绪，而情绪又供我们研究。当然，研究的方法不唯理性是从。调动直觉可能是最好的方法，直觉则包含学养和生命体验。
苏东坡，辛弃疾，和作为大诗人的毛泽东，皆为豪放通婉约的
200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大选题《品中国文人》，由
每期推两位，大约七万字。以文学、史学、哲学融为一体的笔法，瞄准两千年不同时代的杰出文人，高度凝练并雅俗共赏，理性感性齐头并进，既深刻严谨又好看耐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首创，具有拓荒的性质，把活生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当下。
《小说界》杂志迄今已推出司马迁、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苏东坡、柳永、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曹雪芹。海内外好评如潮。互联网反响热烈。获得了专家和读者、中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高度认可与赞许。
今年4月出《品中国文人》豪华单行本，近六十万字，并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牵头，召开相应的研讨会，向全国和海外宣传。
从事创作30年来，刘小川已推出近五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四川文艺社推出的《苏轼，叙述一种》获2002年巴金文学院文学奖，当时是唯一的一本评委投了全票的书。并由上海文学界核心杂志《小说界》全文刊载，向海内外广泛传播，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他的长篇小说《老夫少妻》由广州花城出版社于2007年推出，获东坡文艺奖一等奖，同名电视剧亦在筹划中。本土题材的《暧昧》三部曲的头两部已由上海文艺社出版。三部曲共一百万字，细腻展示西部风情，有专家誉为“杰作”，“当代版的红楼梦”。第三部今年出版。由巴蜀书社出版的《苏曼殊》、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刘邦》、《汪精卫》等，打下了开拓中国新的传记文本的基础。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之李白
1
李白不姓李；李白是外国人；李白的出身扑朔迷离；李白的死有好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关于李白，历史上争论颇多。有些大文人，比如郭沫若和俞平伯，写信写文章，争得很厉害。陈寅恪主张李白不姓李，很多学者又反对他。我手头资料有限，却已经感到很热闹了。其中有生存细节的争议，更有整体评价的争议。像李白和杜甫，谁高谁下，从唐朝就争到今天。于是，问题出来了：大家为什么对李白如此感兴趣、不惜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朋友断交师生反目？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还有几个：
李白是富商的儿子，腰缠万贯了，为何老往官场跑、屈尊写那么多求职信？
李白是剑客，曾经“手刃数人”，可他杀人的原因及过程，后世为何讳莫如深？
李白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吗？没心没肺和艺术创作有何关系？
写李白的书多得要用火车拉。古往今来，以吨位计的汉字压在他身上，我们能否拨开迷雾，追问这几个简单的问题？
我是李白的读者，不是研究他的专家。抛砖引玉吧。
另外，李白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有些事还很搞笑，我多年写小说，积习难改，忍不住要探头探脑，想看个究竟。
李白是中亚碎叶出生的，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唐代在中国境内。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今陕西静宁县西南），自称飞将军李广的后人。我前面写司马迁，对李广的为人感触很深。李广在历史上享有盛名，说明历史对名人的选择，是正气压倒邪气。
涉及李白祖上干什么，史料就闪烁其辞了，常用“据传”两个字。庞大的家族，为何要大迁徙？跟武则天屠杀李姓宗族有关吗？据传：李白的曾祖父和皇室沾亲带故。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陇西人。
李白的父亲叫李客，在他五岁那一年（706年）又迁回来，迁到四川绵阳，当时的绵州青莲乡定居。其时武则天退位，把皇权还给李姓帝室。李白的父辈祖辈，几十年内两次大迁徙，令人费猜想。四川有秦岭阻绝，相对偏远，李客的选择，可能真有避祸的因素：他担心武则天施余威。虽然他是商人，离政治很遥远了。我估计，这位李客的心中，藏有许多秘密，包括他自己的姓名。李客的客字，学者们有疑问的。李客避居青莲乡，给人留下埋名隐姓的印象。他不单对外言语谨慎，对家人也是口风甚严。
李白排行十二，后来人称李十二。他少年学剑术，想必有他父亲保卫家族的考虑。后来他仗剑远游，屡向官场，忽而倨傲，忽而卑躬屈膝，呈现自卑自傲相混合的心理模式。临行前父亲嘱咐过什么，他在一封又一封的求职信中很少提及。
也许父亲只希望他闯天下有出息。
但是什么叫有出息呢？有钱是不够的，还得去当官，当官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光耀祖宗并荫及后代。古代商人再有钱，其富裕也是脆弱的，必须投靠官场。所谓专制社会，这是一大特征。
李白在西域出生，却罩上华夏文明的神秘气息：母亲梦见太白金星，于是有了身孕。我读到的古代名人传记，几乎都有类似传说，古人信这个。李白的名与字，和母亲梦中的一道白光联系上了。太白金星，我们现在叫它启明星。
李白十来岁，遍读诸子百家，包括老子庄子的深奥著作。这也是史籍涉及杰出人物常见的记载，我起初相信，后来起了疑心，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单过汉字这一关，就得花上若干年。德国女哲学家阿伦特十五岁读康德，我信。李白十岁读老庄，真不知他能读出些什么。
他小时候写过一首好诗，倒比较可信。描写萤火虫的：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这首小诗受众人称赞，教他的先生逢人便吟诵。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让他表演。他把诗用草书写成条幅，搭人梯挂到梁上去。喝彩声四起……他足足兴奋了半年，得到的奖赏数不过来。他对同伴说：写诗真划算！
于是他读书用功，入学堂脑袋就晃个不停。下课一溜烟跑了，每天要玩到黑摸门，母亲四处喊他。四川老话，管这叫夜不收。绵州有山有水，离成都、渝州（重庆）都不太远。
他学文也练武，父亲教他剑术。十二个兄弟姐妹当中，父亲器重他。可他后来的诗文，提及家人甚少。他在朝廷做上供奉翰林了，写诗叫杨贵妃捧砚，却未曾修书一封写给家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父母去世，也没有他奔丧和居丧的记载。
十五岁，李白模仿司马相如写辞赋。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汉武帝的御座前，他是风光人物。从汉魏一直到隋唐，不少文人向往他的作派：有才，有钱，有官，有名气有美女。少年李白一口气写下《明堂赋》、《大猎赋》、《拟恨赋》，洋洋数千字，恨不得自己明天就变成司马相如。蜀地，相如更是家喻户晓，即使看不懂他的文章，也知道他跑到临邛县将富家女
但是我们理解李白，不可将他一味拔高，在他的作品中寻章摘句，强化他“济苍生”这一面。文学史，文学传记，动不动就美化贤者，令人很厌倦了。诗人自有高明处，不必老是动用统治标准，将诗人加以束缚，甚至绑起来给我们看。审美的空间，当大于贫和富。
杰出的艺术家，无非是动用好手段，将他对生命的特殊体验推向极致。如果拿是否关注民间疾苦的标准去套西方作家，人们会发现，这是很荒谬的。
少年李白的意志力朝哪个方向喷射，应该说是大致清楚的：他月下舞宝剑，灯前写华章，念念不忘官场、朝廷。家族的意志，经由父亲的悉心培养，传入他的血脉。包括那些从小就伴随他的、影影绰绰的家族传说。
父亲设计他、铸就他，然后静悄悄死去。
壮士一去不复返。李白二十五岁出川，再也没有回来过。他的官场拼搏，得意和失落，连同他的几个妻子、一堆孩子，绵州青莲乡的亲人们好像全然不晓。
此前他游巴蜀，到过很多地方。家里有的是钱。绵州有座匡山，他在山中和道士们打得火热，研究炼丹术，巴望成神仙。他到眉州（今眉山市）象耳镇，亲眼看见一位老婆婆，要把铁棍磨成绣花针。他登上海拔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他坐船下重庆了。
李白二十几岁不成家，看来是不打算在绵州扎根。他成器了，父亲的手推他出去，叫他独自闯天下。开元十二年（公元）春天他启程，有一名随从，被他命名为丹砂。他不是走出去的，是游出去的，次年春天才出夔门向荆门，视野忽然开阔，巴蜀的崇山峻岭被抛在身后，他写诗说：
远渡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他腰缠万贯离开四川，比司马相如可强多了。大半年在蜀中转来转去，两上峨眉山，为他后来的惊世杰出《蜀道难》作了铺垫。
李白的山水诗，得山水之势。这个势字有讲究，既是形状，是场面，又是气韵。山和山不同，水和水有异，诗人能写出什么，要看他能感受什么。李白是侠气、文气与仙气混为一体的人，早年又经历长途迁徙，他对自然的特殊感受，我们是难于切入的。理性分析与诗性体验更是南辕北辙。大诗人感受周遭，而我们感受他们的感受，仅此而已。那审美经验的“第一波冲击”，我们是享受不到的。换个比喻：那个发力的暗物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李白即将开始的仕途体验，一般人却能品头论足。
2
李白在江陵，凭吊古迹。江陵是楚国故都郢都的所在地。秦灭楚，将几百年的繁华都城烧成一片焦土。披头散发的屈原投进了汩罗江。屈原和李白，同为所谓浪漫主义大诗人，但李白对屈原的兴趣似乎有限。他在华章台的遗址盘桓多日。战国时代，这座豪华宫殿号称天下第一，楚人修建它，花了两百年。李白对宫廷景象着迷，希望一步登天，像他崇拜的司马相如。他不屑科举考试，从乡试考到殿试，考中了，还得从小官做起，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唐朝以诗取士，这位十余年后的大诗人却要另择捷径。反正他有钱，走到哪儿花到哪儿。
李白奔官场，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先要游山玩水，交朋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远游的一大目的是寻找神仙。江陵来了大道士，他赶忙去拜见。道士称赞他几句，他心花怒放了，挥笔写下《大鹏遇希有鸟赋》，将道士比作大鹏，他自己则是希有鸟，高空展翅几千里。他从出生的那天起，就被神秘的气氛所笼罩，蜀中多仙山，神仙却一直不露面，他是耿耿于怀的。他为此行设定的终点是天姥山，对那儿的神仙抱有很大的期待。
他在楚地漫游，从一座名城到另一座名城。鄂州的赤壁古战场，汉阳的黄鹤楼，巴陵的岳阳楼……蜀中难得一见的浩瀚水域，着实让他开了眼界。他心里翻波涌浪，暂时忘了朝廷和神仙。他写诗，一挥而就，丹砂加以收藏。登黄鹤楼却碰上了劲敌：有个叫崔颢的人已经题了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气势，把李白给镇住了。想半天想不出更好的句子，只好拜下风。拜下风却心有不甘，在墙上留下两行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据此不难推测，李白这句话，是写在崔颢七律诗的下边。后来他名声大振，崔颢又沾他的光。黄鹤楼则沾了这两个诗人的光，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名楼之一。
此间他有了一个朋友吴指南，也是四川人。吴指南旅途染重病，死了，李白掏钱安葬他，坟墓在洞庭湖边。过了两三年，他又从安陆专程赶来，挖墓起尸，迁葬吴指南于鄂城（今武昌）之东。这件事传为美谈，表明李白重义气。可我觉得，他有借此扬名之嫌。他以侠士自居，要干一件事情给世人看。出道几年了，名声起不来，于是他不顾炎炎夏日奔鄂城，搬运已经腐烂的尸体。
唐朝行任侠之风，李白不甘落后的。任侠是说，任着性子行侠仗义。任侠的最高境界，是天马行空般的行事风格，李白自负，要体现这种风格。唐朝又尊道教，李姓皇帝都认为老子李耳是他们的先祖。老子成了神仙，就是太上老君。而凡界通往仙界，一要炼丹，二要寻找住在山里的神仙。李白干这两件事，格外起劲的。
任侠之人叫侠客，寻仙之人称羽客：羽化而登仙的意思。要弄懂李白，不妨记住侠客和羽客。文学史也提到了，却往往一笔带过。一笔带过用心良苦。
本文不带过，要停下细看。
李白是个非常时髦的人，开元盛世，城市流行的几大时尚，写诗，醉酒，任侠，炼丹，李白占全了，并且是佼佼者。他还夸耀杀人：“杀人红尘里。”“十步杀一人。”
有人说他复杂，其实他单纯。在我的印象中，他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项羽杀人无数，是单纯的魔鬼。李白是由着性子引领时尚的单纯的大诗人。
我们也称他为伟大诗人。这个人的一生，生命力朝几个方向强劲喷发。
他描绘自己说：“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他的身材大概在
不管他是汉人还是胡人，有一点不用争议：他是在汉语中长大的。强大的汉语氛围笼罩他，他写诗近千首，又倒过来强化这氛围，笼罩后世的中国人。
开元十三年，李白到了庐山，给庐山留下一首诗：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写完得意诗他飘然而去，飘过大禹会诸侯的会稽山，飘过项羽抹脖子的乌江，沿长江抵六朝古都金陵。金陵古迹多，却留他不住，他很快飘到繁华胜长安的扬州去了。
扬州他几乎呆了一年。忽然有了许多朋友，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争先恐后与他称兄道弟。这个是诗人，那个是侠客，还有数不清的落魄公子，他们共同的特征，却是吃喝玩乐请他买单。他按圣人讲的诚信原则交朋友，朋友说啥他都信。再说他自幼不缺钱，挥金如土习惯了，一年内，散金三十万。金是指开元通宝，三十万，大约相当于当时一个五品官员三年的俸禄。斗鸡走马逛妓院，忽而越州忽而杭州的，李白萧洒之至，银子哗哗往外倒，随从丹砂傻了眼。有一阵他厌倦了，跑进了浙江的天姥山，希望神仙来照面。踏遍诸峰，神仙显然是躲起来了，不想见他。他沮丧，劳累，回扬州病倒在客栈里。他朋友一大帮，不愁没人送温暖。丹砂通知了十几个人，这些人却摇身一变成神仙了，一个都不来照面。繁华靡烂地，薄情为时尚，李白这个外乡来的土佬肥冤大头，初尝人情冷暖，情绪落差极大。他病得不轻，差点死掉。大病初愈想家了，银子花光又没人寄，客栈从高级迁到低级，店主还欺客。时值隆冬季节，百感交集的李太白给我们留下一首短诗：
床上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有个孟少府对他不错，请郎中替他瞧病，又为他张罗婚事。女家在安陆（今属湖北），姓许，祖父许圉师曾做过唐高宗的宰相。不过许氏本人二十好几了，李白还要倒插门。他潦倒了，没办法，无名无钱无地位，江湖上也混不下去，只好应下这门亲事。史料说许氏长得漂亮，可能她选夫婿，选来选去年龄大了。
这一年李白二十七岁，比许氏略大。
李白居家过日子，家里却呆不住，他要跑出去。还是要交朋友，虽然他吃了酒肉朋友的亏。他认识了孟浩然，发现这人的诗有隐士之风。真诗人碰上真诗人了，友谊也不搀假，你来我往，相得甚欢。孟浩然去扬州，李白写诗送他上路：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扬州吞掉他三十万金，还得他一首千古佳作。
此后他与孟浩然，终身相忘于江湖。李白的友情，是此时此地的，他忙于感受新鲜事物，不会长时间惦记一个人，包括后来对杜甫。有些学者挖空心思证明他重友情，找证据很吃力。他们不明白，李白这种类型的诗人，和西方某些大艺术家相似。比如法国画家米罗，由于他画得出色，三个同行就用绳子要勒死他。毕加索对亲人的冷酷是出了名的。英国作家毛姆写《月亮与六便士》，他以高更为原型描绘的画家，有时显得像野兽。
这个话题，后面再细谈。
李白娶了宰相的孙女，又有钱了。不过许家的社会关系已是明日黄花，不足以让他踏上仕途。而他娶许氏，可能是冲着这个来的。钱财无所谓，他是要干大事的，寻仙不成，要考虑匡扶社稷。他不屑从小官干起，却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触地方官吏，裴长史李长史之类。长史属州佐，并非地方最高长官，却往往架子大，骄纵凌人。骄傲的李白和这些人迎面相遇了，他还掏钱安排饭局，和官员们花天酒地。他与裴长史，见了九次面，花掉不少冤枉钱，可他不甘心，写信希望再见一次。信中他傲气不减：“何王公大臣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这样的求职信，估计姓裴的看了只会冷笑，骂李白是傻逼。
唐朝所谓开元盛世，各级官员是最大的赢家，得意得很。李白那点钱，请吃有余，求官不足。官员给他笑脸，等他提出具体要求，笑脸就变成冷脸。恼人的是，这李白天真不改，裴长史不行，又找李长史。老婆许氏通过关系请出一位过期的领导马都督，马都督出面联系李长史，先呈上李白的诗赋。这回该有门儿了吧？然而李白醉后骑马，偏偏在大街上惊了李长史的驾。当时的地方规矩，长史的大驾所到之处，十丈内都是回避的范围。官员威仪受损，如何得了？轻则鞭笞，重则坐牢。许家人担惊受怕，催李白写悔过书，恳请马都督转呈。《上安州李长史书》就是这么来的，其中说：“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若浮云而无依。”他照例送上一些作品，李长史看没看就不知道了。这件事，在安陆官场成了笑话，李白的悔过书，有人拿到宴席上朗读，佐酒取乐。宋朝写《容斋笔记》的洪迈感叹说：“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
李白干任何事儿都能上瘾的，换个词叫百折不挠。裴长史、李长史之后，又来了韩荆州。此人更是神通广大，经他推荐、提拔的人，无不官运亨通。李白给他写信，开篇就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荆州离安州不远，他专程到荆州治所襄阳城，拜见鼎鼎大名的韩荆州。他写诗描绘此事：“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李白不来事儿，由此可见一斑。写信讨好对方，见面却长揖不拜，还弄一顶烟囱似的高帽，佩一把威武的雄剑。——见官是这么见的吗？装孙子也要装到底，不能装一半留一半。所谓不卑不亢，书上是好词，当官的看了却会不舒服。李白自命不凡，而官场最忌这个。官员十个有九个都不会理他。这姓韩的，跟姓李姓裴的一样，把他真情洋溢、掏心掏肺的求职信扔进了废纸篓。
李白想不通，很郁闷。不过他是李白，李白就是那种想不通的人，如果他想通了，他就变成其他人了。
他每天喝酒。写诗吹嘘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他有了一个女儿，取名平阳。后来许氏又生一男，取名伯禽。他以安陆为中心四处游荡，北上太原，东去洛阳。下扬州是家常便饭，还酝酿到长安。用许家的钱财他心安理得，因为他是李白。离家少则三五月，多则一年。家不家的无所谓，他三十多岁了，出人头地是头等大事。估计许家也相信他，许氏很少埋怨他。这女人希望他有朝一日声誉雀起，让许家重现昔日的荣光。李白为她写过短诗，从未在诗中骂过她。
许氏为家族而活，寿命不长。她的郁闷似乎不值一提。
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绵延几千年，可谓全球之最，男人拼搏，女人吃苦。——为了家族的荣誉、荣华和繁衍，很多人什么都肯干。
有一年夏天李白去了洞庭湖，将好朋友吴指南从坟墓中挖出来，用刀子刮泥土，满手筋肉。一个真正的侠士应该这么干。鄂城为之轰动。安陆这边，反应一般。但这事儿的影响要留到未来去观察。李白喝酒写诗，酒后也能想出高招：他隐起来了。安州境内有座小有名气的白兆山，李白举家搬过去，隐给别人看。此间写的诗，具有几分陶渊明的风格：
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
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已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
对此石上月，长醉歌芳菲。
——《春日独酌》
李白能唱歌的，边喝酒，边将诗句唱出来。毛泽东说他自己写词是“哼词”，其义略同。
陶渊明一隐隐到底，李白跟他不同道。隐了半年多，名声照旧，不大不小的。李白心里焦急，于是来了灵感：索性隐到长安去。
3
长安南面有座终南山，又名太乙山，是秦岭诸峰之一。终南山是道教胜地，是皇帝常去的地方，王公大臣、社会名流趋之若骛。山中很热闹，离宫别馆随处可见，美酒脂粉俱飘香。而简陋的小客店里，则住满心怀大志的隐士。当时有个顺口溜：隐士不到终南山，隐上千年无人管。然而隐士见隐士，要吵架，要搏杀，竞争非常激烈。山道上草丛中，如果发现一具或两具尸体，不用问，一定是隐士的尸体。李白的剑术派上了用场，随便舞几招，便吓退半打隐士。他杀过人的，这可不是吹牛。他的两只眼睛有如电光，夜里贼亮贼亮的，狼都要避开他。他学阮藉长啸，从半山腰冲到山脚。春光明媚的日子，他展示自己的作品，顺便露一手漂亮的狂草书法。
果然，他隐出名堂了。他结交了一位姓崔的京官，崔京官带他到长安，将他引荐给当朝宰相张说。李白异常兴奋，可是转眼情绪又低落：张大人正患重病呢，不久死掉了。
老爷子去了，儿子还在，官居三品，并且是娶了皇帝女儿的附马爷。这张附马也写诗，李白就投奔他了。岂知张附马是专爱捉弄人的，介绍李白去终南山玉真公主的别馆。张附马说，玉真公主读过李白不少诗篇。言下之意，公主是李白的崇拜者。李白一听蹦起来了，不顾连日秋雨，直奔终南山。到那别馆一看，竟像一座废园。不过，李白心中有了公主的倩影，枯藤老树兼凄风苦雨，无不呈现诗意。他等了四十多天，每天粗茶淡饭，一个看园子的老农陪着他。张附马捎信叫他等下去，等机会更是等佳人。他写诗作回信：《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单从题目看，他确实等得辛苦。
后来他得知，公主当时在华山。他消息蔽塞，不然他会跑华山去的。而终南山的这座别馆，公主的芳踪数年未至了。他徘徊废园，害着单相思，把秋天认作春天。
李白为人的傻劲儿，这件事堪称典型。
其实他也没有白等。上苍垂怜大诗人，几年后玉真公主和他见面，情动意动。公主读过了他在终南山别馆写的诗，为他的苦等流下了眼泪：早知如此，她也不去华山了。
有一些地方戏曲，安排李白在宫中与公主幽会。大才子俏佳人信誓旦旦。两场重头戏，秋雨废园是其中一场。
而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后面再谈。
李白在长安三年，可能有两年待在终南山。他立志隐给别人看，写诗舞剑表演书法，山顶山腰山脚，都有他称不上伟岸的身影。长安花销大，也是一个因素，李白不断让丹砂回安陆取钱，许氏在那边卖掉田产，抹眼泪却瞒着他。
眼下有“北漂”的文化人，从祖国各地涌向北京，聚集在园明园或是五环路以外；当时应该叫西北漂，诗人、道士、侠客、落魄公子，纷纷隐入终南山，构成宏大而奇怪的文化景观。好像人人都怀揣绝技，明天就能飞黄腾达。
李白结交新朋友，一旦有点希望，立刻奔长安。希望成泡影，又怏怏回到终南山的低级客栈。拖欠房钱久了，老板赶他出去，他就隐在树洞里。他睡觉，醒来就开始唱歌，试图以老树成精招徕围观，增加知名度。从山中到京城八十余里，他往返过多少次了，骑马骑骡坐独轮车，有时步行，仗剑劲走。他的往返路线图，画出他的遗传基因，他的家族潜意识，他置身于其中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时尚。可惜古人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资料太少。而现代学人的阐释，也不太注重这个。
冒昧提一句：我写古代文人，发现问题挺多。首先，供课堂用的文学史就有多重遮蔽。而我们尊重前辈学者，就是要去掉这些遮蔽。我当年写苏轼，发现理性的把握和感性的切入是两回事。理性的东西，尽管缜密、逻辑清晰，却难以瞄准不可分割的生命之流。
李白回安陆，纵酒寻欢。成功男人的标志是夜里归家晚，半夜敲门很寻常。李白徘徊在成功男人的边缘上：他见识过京城的大人物了。他又吹嘘，管这叫“历抵卿相”。他的确敲开了不少门，虽然那些门很快又关上了。许氏喜中有忧，支持他继续从事干谒的伟业。“干”是求取功名。干谒一词，当时流行甚广。诗人们敲权贵的门，并不觉得很丢份。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源于他摧眉折腰的苦涩体验。
有朋友叫元演，约他上太原。太原号称北都，权贵云集，不乏干谒的机会。李白喝酒、游览、结交、写赞美妓女的诗，而内心深处郁闷未解。他不同于别人的，是擅长表达这种郁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
太原他待了一年。而老婆带着孩子在安陆艰辛度日，卖掉老屋，住到寒舍中去了。许氏有无怨言，我们不得而知。
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李白总结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的评价只限于他自己，不包括老婆孩子。唐朝的富庶与开放是举世公认的，但妇女的命运并无多大改观。良家妇女默默无闻，倒是妓女们不断涌到诗人们的笔下。
李白的三件大事：求仙，任侠，干谒，没一件是出色的，所以他说“蹉跎十年”。他显然把诗歌艺术放到后边了。
事实上，这十年内，他杰作不断，至少有六七首诗是他毕生的顶峰之作。艺术是压抑和苦闷的产物，压抑意味着蓄积能量。生命越强大，压抑愈甚，喷发愈烈。而在喷发的过程中，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会前来照面。小诗人也会压抑，可他拚命挤压出来的东西，品质总是流于一般。没法子。艺术的严格，不亚于科学的严密。好的艺术永远像深埋地下的钻石，它受力的漫长的过程却是一个谜。
艺术与自然，具有相同的神秘性。科学技术若想消灭这种神秘性，终有一天会证明它的愚蠢。海德格尔说：很可能，在自然背向技术的地方，恰好潜藏着自然的本质。
比如河流的本质，显现在它的原始形态与天然弯曲之中：清澈、混浊、九拐十八弯。河流取直线，伤天害自然。当下，这是令人忧心的问题。
艺术也一样，立足于自身的敞开，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寻求本质性的依据。御用的东西，很难有传世之作。而一味求市场，往往没市场：读者受蛊惑于一时，但要永久蒙他也艰难。
李白针对艺术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他看见了清水，而清水下面是烂泥，烂泥有丰富的营养。
他十年蹉跎，而蹉跎的形形色色的场所，我们不妨解读为烂泥塘。在他的意志集中的旁边，艺术之花悄然盛开。
事实上，他此间写的几首诗，奠定了他名声的基础。有趣的是，他也写歌颂权贵的，数量不少，却没有一篇是杰作。
违心干谒或能成功，勉强写诗断无佳作。
人们熟悉的《行路难》之一，开篇就说：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诗我特别喜欢，尤其后两句。拔剑砍谁去呢？剑客空有宝剑，酒徒不能沉醉于酒乡。李白的形象就是这样。他不甘心，又常常失去方向感。屈原投汩罗，嵇康赴刑场，阮藉看见岐路便大哭，陶渊明转身入丘山……李白多次表示不想和文人为伍，可他比他的前辈们更像队伍中的一员。
他又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语句高亢。要让李白低沉，那是多么困难。想想他的眼睛吧。
文人投身政治是悖论，但文人首先是读书人。读书人是什么人呢？他传承文化，担当道德。以文明教化百姓，以道德规约社会。道是价值体系，德为伦理规范。而权力有它自身的运行模式，文人进去搅和，不是毫无结果。杰出的文人，无一例外是理想主义者，以他不甘示弱的强光照亮现实。他们是历史的发光体，光芒穿越千百年。生活可能是混沌的，文人的目光相对清晰。而正是这种清晰，才使混沌显现为混沌……
文人的历史性的活动区域，是在权力、良知与美感之间。
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是冲着名利奔官场。而官场总是一时的官场，它在弹指一挥间。
再看李白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五花马与千金裘，是有钱的朋友送他的。诗中还提到岑夫子、丹丘生，他们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酒友。三人饮美酒，催生此佳作。李白的万古愁，道破知识分子的千年困境。也许他不自觉，不自觉更好。诗中几个关键词：有用，寂寞，留其名。他未能有用于当世，辗转敲门敲不开，人生处处喧嚣，处处有寂寞。转而喷发为诗章，名留千古。
由此观之，李白的所谓浪漫，其实闪耀着现实之光。
仕途艰难有如蜀道，蜀道之难，则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蜀道难》，是按照同名曲谱填的歌词，也是在酒桌上写的，一来就是逼人的气势：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蜀中山脉多，峨眉数第一。三十年前我在眉山的城墙上，能看见耸入天际的峨眉巅。李白曾两次登峨眉，并在山中盘桓数月之久。他对蜀道的印象，峨眉山占据核心位置。眼下的峨眉山号称天下无双，旅游收入像天文数字，李白当记一大功。
李白一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多少山山水水，被他的诗句所激活。
中国古代文人，激活了中国山水，他们的灵魂至今缭绕于绝壁，浸润于烟波。生存艰辛却朝着审美，这多好。仕途体验之类，被山势化为无形。我们对李白在安陆时期所遭遇的姓裴姓韩姓张的，应当道一声谢。
李白寻找神仙，神仙躲着他，却让诗神与他会面，将灵感注入他的一场酣梦：《梦游天姥吟留别》。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天姥山在今浙江新昌县东，唐代盛传，此山与相连的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县内），常有神仙出没。南朝的谢灵运，进山不久就成仙了。李白在四川长大，一直相信神仙住在山里，而不是在海上：“海客谈瀛州，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他描写山中的云神与诸仙：“霓为衣兮风为马，
好多神仙，列队欢迎他。然而梦醒了，摸摸枕席，唤回现实感。神仙一涌而去：“失向来之烟霞。”天知道李白做过多少神仙梦。现实感由枕席延伸至官场，奇句如异峰突起：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有此一句诗，十年不蹉跎。
摧眉折腰不开心，古今皆然。李白说出了无数人的心里话。
4
许氏病故，抛下一儿一女。李白移居山东，投奔远房亲戚。许家人看来是对他失望了，没有依依惜别的场景。倒是许氏的侍女碧桃，嫁给李白的书童丹砂，像戏曲里常见的情形。
鲁境七百余里，北有泰山南有大海，既是膏腴之地，又是礼仪之乡。李白定居任城，以任城为中心游走四方，和五个文人墨客交上了，加上他，合称“竹溪六隐”，模仿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隐了几个月，不见成效，他跑到杭州去，认识了一个姓刘的绍兴女孩儿，并很快和她成亲。刘姓女孩儿的家庭背景，史书无记载。李白不经商不种地，婚姻是他的财源之一。他不缺吸引女人的本事，像他崇拜的司马相如。所谓闯江湖走天下，一定要弄女人，婚姻就是婚姻，跟爱情没关系。说李白爱上了什么人，等于讲笑话。姓刘的绍兴女子，受到后世学者们的围攻，因为李白不止一次写诗骂她。文人在文章里痛骂老婆，不多见的。我估计刘氏是个烈性女子，不能容忍李白拿家庭作客栈，她和老公之外的男人好上了，李白火冒三丈，骂她，却并未拿剑刺她。
我疑心李白杀人是他自己杜撰的。
这段婚姻未能持久，绍兴女子弃他而去。
此间他为泰山写了六首诗，可能因为情绪欠佳，不及杜甫写泰山的半句诗。
他漫游，常常不知身在何处。他的飘零感是惊人的：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满世界蹿。几股大力推他，令他身不由己。如果罗列他一生走过的地方，定有几百处之多。羽客，侠客，诗人，三种角色外加求官，让他席不暇暖。他没有家乡。“此心安处是吾乡。”老婆温暖的怀抱，多少给他一点家乡的幻觉。可是老婆跑掉了，第三次婚姻尚未惠顾于他。他没家想家，在兰陵，出乎意料地得了一首好诗：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家乡何处觅？醉乡有消息。“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
李白喝醉了，踉跄下酒楼。谁扶他上的马，他忘得一干二净。山东男人都是豪饮，却奔走相告说：来了一个蜀人李太白，那才叫酒仙！
求仕不成诗名盛，民间流传他的诗歌。唐朝以诗取进士，及第的诗人多，落榜的诗人更多。诗歌的鼎盛期，一个大诗人浮出水面，至少一百个小诗人沉入水底。小诗人的功劳是：为繁荣语言艺术作贡献，为大诗人的出现奠基础。撇开官方标准，但凡有好诗，总能得以流传。数不清的秀才举子吟诵李白诗，无论他得意还是失意。有时李白看见《将进酒》被人书写在酒楼的墙壁上，有时在客栈，又听见陌生人含泪低吟“床前明月光”。诗人们也是那个年代的流浪汉，大城小城，大旅馆小客栈，常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激动的面容或倒霉的样子。李白向来自视甚高，不屑与儒生为伍，认为这些人不懂经济——经邦济世。而儒生通常是诗人。诗人则一定要漫游。另外，官员们没有不懂诗的，商贾、普通市民又向官员看齐……所有这些，为好诗的传播营造了环境。
李白看不起小诗人，小诗人却是传播他的诗歌艺术的主力军。大诗人露面了，名叫王昌龄，写过“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个大诗人在洞庭湖见面，互相钦佩，背诵对方的好句子，呈一时之盛况。儒生们奔走相告：王昌龄与李太白……这次见面，李白既高兴又沮丧。诗名满天下的王昌龄高看他，使他兴奋不已。然而对方也是出了名的开元进士，受朝廷重用。李白快满四十岁了，仕途还无从谈起。
此后两三年，他漫游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诗名日盛，却未能弄一顶官帽。他穿道士的服装，腰佩宝剑，头戴巾帽。官府没他的位置，官员却乐意和他交往。他自由的举止对习惯于官场作派的人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补充。另外他见多识广，通剑术，会炼丹，知道神仙住在什么地方。和他交往是愉快的，虽然他阅人太多，大多数朋友过目便忘。官员请他吃喝，给他钱用，他早已习惯了，没钱还伸手要，并不以为羞惭。陶渊明乱世乞食，“敲门拙言辞。”李白盛世要钱物，好像名正言顺，好像别人欠他似的。
西方的街头艺人，和中国古代的流浪诗人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千百年以来，西方一般人都能理解他们的艺术家。而中国诗人若到街头去朗诵，将被冷漠或嘘声所淹没。民众的日常生活，跟艺术关系不大。当物品过度充盈之后，也许将有出人意料的改观。商品拜物教，终有一日会反嗜自身，为精神的成长让出空间。
但愿吧。但愿再过二十年，国人皆知李白的份量，把握他的精神内涵，欣赏他的特立独行。以此类推，十个中国人当中，至少该有两三个，对伟大的中华文明心中有数，而不是仅仅放在嘴上。仅仅放在嘴上，则难免胡乱吹嘘，色厉内荏，经不起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对文化的入侵者缴械投降。
李白像一片叶子飘在江南，他并不知道，长安的皇城内，皇帝和妃子们正在传阅他的诗篇。
皇帝发现李太白了，包括他的美貌绝世的女人杨玉环。皇帝惊叹说：好诗，真是好诗。于是王公、百官纷纷附和，学者们挑灯夜战研究李白，指出他堪称当代的司马相如。这样的人材，放在民间可惜了。皇帝下令，召李白到长安。据说诏令连下三次，玉真公主也在父皇的御座前夸李白，她已经读过了几年前李白在终南山玉真别馆写的诗，芳心暗暗摇动。
皇帝是唐玄宗。时为天宝元年的秋天。
李白和一个姓吴的道士，正在江南乱蹿，醉不完的酒。接到诏令他直奔南陵，将吴道士抛在脑后。南陵有他的儿女，大约寄居朋友家。他写诗说：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蒿蓬人！
所谓蒿蓬人，等于现在讲的草根阶层。想想他压抑多年，一夜之间大翻身的模样吧。
他只身去长安，不带儿女。他在长安得意时，儿女仍在两千里外。换成杜甫，不会这么干。
他骑快马飞奔，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夜宿客栈，有朝廷派来的使者伺候着。他逢人便嚷嚷，动不动就仰天大笑。多少年他渴望着一步登天，他如愿以偿了。登天干什么？登天就变成司马相如了，赞美皇上和他的女人，名播天下。当官，名车宝马，好酒喝不完。当然啦，他不会忘记济苍生，造福百姓。
到京城他入住招贤馆，长安街头高视阔歩。李太白三个字不胫而走，拜访者络绎不绝，全是有头有脸，包括那位捉弄过他的张附马。写过“二月春风似剪刀”、“少小离家老大还”的贺知章，八十多岁了，官居三品，一见李白就说：好个谪仙人啊。二人携手登酒楼，大人物却忘了带银子，解下佩饰小金龟，随手递给店家。——这派头，李白多年后还写诗赞叹。
没过几天，来了一名内侍，恭请他入大明宫。皇帝来了，“降辇步迎”，如此恩宠，高官也羡慕。李白越发扬眉吐气，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其实他不明白，他是“体制”外的人，皇帝才这么礼遇他；还拉他坐到七宝床上，命太监奉御羹，皇帝用他的御手，拿调羹在碗里弄了几下。——这些都是权力符号，屡试不爽的。弄三下还是弄五下，太监们都看在眼里，包括大太监高力士。皇帝几个随意的小动作，宫门外传得比风还快。
李白被封为供奉翰林。翰林院设在宫禁内，皇帝随召随到。按规矩他得了一匹“厩马”，宫中并不稀罕，外面就威风十足了。李白骑厩马，一日在城里走几遭。当年的斗鸡走马之徒，依稀认得他，狂呼他的名字，猛追他的肥马。
长安城南北十七里，东西十五里，相当于眼下一座中小城市的规模。宫墙四周，全是豪华府第。李白出这门进那门，再高的门槛，到他的脚下一律变矮了。雪片般的请柬供他挑选，三品之下，几乎就不用考虑。张附马兄弟三人都围着他转，安排他见玉真公主。大诗人见俏公主，留给后人多少想象：二人盯着对方看，足足看了半分钟，彼此都是对方的崇拜者，又有共同语言：谈道教说神仙，不觉日色向晚，并肩漫步后花园，是否手牵手就不得而知了。
唐朝的男女之间是比较开放的，比如女人穿露胸装，向男人们亮出乳沟。从现存的绘画资料看，女人们的胸脯大都丰满。这和亮乳沟不无关系：男人们的目光使之饱满而坚挺。而男女一旦情动于衷，就有相应的动作来配合，要牵手，要亲嘴的。道士们研究房中术，地摊上也摆着交配图。
玉真公主后来变成了女道士，也许与李白有瓜葛。她是皇帝的妹妹，和玄宗年龄悬殊。李白在长安待了三年，没老婆。以他供奉翰林的身份，见公主不难。公主主动约他也是可能的。这件事儿，野史有猜测，戏曲有演绎，而正襟危坐的学者们不屑写下只言片语。
“色”的领域，历来是讳莫如深的。后果是：今天为数众多的专家作家，仍不知色为何物——色在何种意义上，被权力和文化所规定？
5
李白以为供奉翰林是高官，不得了。他过于兴奋了，心醉酒醉加色醉，哪有心思揣摩这“供奉”二字。梦里他成了辅佐刘邦的张良，醒来他又认为自己是诸葛亮。总之他要干大事，不干小事。他加紧温习翰林院的皇家藏书，有资料说，他把记载名相事迹的《贞观政要》背得烂熟。
文人于政治，往往显得天真可爱，也不管这潭水多深多浑。文人之为权力的异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这个群体庞大起来，所谓人文精神，所谓人性意识，所谓底层关怀，会在皇权之外盛开独立之花，会减少权力的覆盖面积，换言之：会增加社会的幸福感。
唐朝读书人以诗人的面目涌入官僚阶层，从总体看，并未增加多少异质性的东西。权力的吸附功能是强大的，皇帝的风格决定一切。唐玄宗在位三十年，已不思进取，耽女色，迷神仙。权力所面临的唯一挑战，还是权力。读书人哪怕他学富五车，激情澎湃，高瞻远瞩，一旦踏入官场，就会发现两难：要么扔官帽，要么扔掉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
李白这样的人，发现上述两难，需要时间。
宫中多舒服。每天有人请赴宴。更有机会叩见天子，一睹天仙般的杨玉环。长安城外四十里，有骊山，皇帝与贵妃常去那儿。白云缭绕山峰，女人环绕男人。玉环二字有意思，看来是天意。玉是她的肌肤，她圆润的长臂与美腿。白居易《长恨歌》说：温泉水滑洗凝脂。杨玉环是悲剧性的绝代佳人，说她误国是扯淡。
李白的长安三年，留下三首好诗，全是献给杨玉环的，其一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群玉山和瑶台是王母娘娘住的地方。王母娘娘是神仙中的美少妇，李白拿她比喻杨贵妃。当时神仙非虚构，不是在山中，就是在海上。云想衣裳花想容，两个“想”字绝妙。宋朝有个蔡襄，想不通，把“云想”改成“叶想”，拘泥到家了。春风拂槛，则歌颂了唐玄宗。杨玉环犹如春风里的牡丹花。其二云：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汉成帝的那位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倚靠新妆，方能与天然姿态的杨玉环相提并论。前面用了云彩和鲜花，这儿以美人比美人。紧接着抛出第三首：“名花倾城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沉香亭：以沉香木盖的亭子。皇帝专用，如同椒房之类。
这三首《清平调》，有个写作背景：宫中的牡丹开了，玄宗携玉环同赏，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献颂歌。玄宗听腻了，叫李白来试试。李白宿酒未醒，一挥而就，交给宫廷音乐家谱曲。
汉武帝有李延年，唐玄宗有李龟年，像是两兄弟。延年，龟年，意思也接近。汉武帝又有司马相如，唐玄宗则有李太白，皆能歌颂，“润色鸿业”。好在西汉、中唐称盛世，不然的话，这四个人可能要遗臭万年。
此前李白是见过玉环的，他去过骊山，骑厩马，手执御赐的珊瑚鞭，“幸陪鸾辇”。以他的性格，不眺望贵妃入浴的华清池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有望远镜，多半敢于派上用场。至于夜来做美梦，玉皇大帝也管不了他。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的梦想也在其中？
《唐诗三百首》的注释说：杨玉环“笑领歌辞，意甚厚。”乐师们唱《清平调》，玉环领唱，玄宗伴以丝竹。意甚厚，说明她很高兴，格外理解李白赞美她的诗句。以她地位之尊，容貌之美，舞姿歌喉之曼妙，她得到的赞美，后宫佳丽三千，加起来也不如她。李白即兴写几句，她就亲自出场，笑领歌辞了。玄宗这才吹笛子，伴她的歌声与舞姿。她跳“霓裳羽衣曲”，丰腴体态，却能把人跳得如痴如醉。她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舞蹈艺术家，抵达激情状态，满园牡丹失色。阅美无数的唐玄宗迷她到死。如果杜甫见过她的舞蹈，也许再无激情写公孙大娘的剑舞。李白的诗，玉环的歌舞，堪称绝配。
三首《清平调》，不入当代的名家选本：林庚、
而《李白大辞典》断言，这三首诗的基调是讽刺。李白当面讽刺杨玉环？讽刺唐玄宗？真是奇谈怪论。联系李白的生平，他写给地方官员的一封又一封求职信，以及他初入宫廷的心境，赞美贵妃毋庸置疑。他斗酒斗胆，诗中用了暗示男女交欢的“云雨”一词，其他文人不敢用的。现场气氛起来了，绝代佳人翩翩起舞，一双美目顾盼生情。
当时李白的眼睛有多亮？
《唐诗三百首》的注释又说：“自是上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从这以后，皇上照顾李白胜过对其他的翰林学士。
李白本来就狂，从此越发得意。小诗人在宫中只会谨小慎微，大诗人几乎想干啥就干啥。刚入翰林院他也曾收敛，但很快狂起来了。于是发生了两件大事：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杨国忠是贵妃的堂兄，后来当上丞相。李白奉旨写诏书，杨国忠为他捧砚，也许是尊重人材的意思。后人联系杨国忠做了丞相以后的种种恶迹，将李白推到他的反面。
高力士是宫中的老太监，权力之大，超过丞相。太监都有这能耐，欲望失掉一半，意志反而集中：他一门心思弄权搞钱，不惜把宫廷搞得天昏地暗。历代内侍乱政，不亚于后妃们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封建王朝的权力格局使然，内侍，外戚，将军和诸侯王，任何一个角色失控，势必导至天下大乱。太监这种东西，原是在宫中服务的，并不占据权力的份额，可他侍候最高统治者，各种机会都来了。他在皇权的氛围中生活，眼里没别的。他是皇帝的变了形的影子，是一种寄生千年的怪物。女人们姹紫嫣红，他能旁观别人的欲望，因而反观自身，唤起不伦不类的意识，并终身在这种意识中打转。于是他发狠，残缺的生命力强劲喷发。——太监之为太监，如果能动用人类学、现象学以及心理学的手段加以描述，想必很有趣的。进而综观权力场，会发现更多的现象。
高力士的形象，只消想想秦始皇手下的赵高就可以了。皇室成员跟他称兄道弟，有些人还巴结他。他在宫中走动，像个幽灵，他干笑或咳嗽，总有人会吓得发抖。没人能摸清他的心思，所以人人都怕他。李白和他照面若干次了，领教过他的厉害，也听过关于他的传说。李白厌恶这样的变态权臣，当在情理之中。
《新唐书》说：“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则沮止。”
这段话是想说，玄宗本来是打算给李白一个实质性的官位，由于贵妃阻拦，未能兑现。学者们普遍表示怀疑，认为玄宗不可能让李白参与治理国家。召李白入宫禁，主要是发挥他歌功颂德的才能，经常写诗，偶尔撰旨。时间长了，他也可能像司马相如，到外面做个什么官。皇上的心思，和李白的心思不对路的。
李白写《清平调》，杨妃原是满心喜欢，高力士却说：赵飞燕是出了名的坏女人啊，后来自杀身亡，结局很惨的。李白拿娘娘比飞燕，他安的是什么心？
杨妃不高兴了。高力士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大太监名不虚传。漂亮女人用脸蛋不用心的，杨妃转而恼恨李白，君王跟前讲他的坏话。但这事儿有个破绽：杨妃若是恨李白将她比作祸国的、自杀的赵飞燕，岂能说几句坏话就甘休？她要让李白死，李白是活不成的。
赵飞燕这个历史符号，是指向掌上跳舞的，李白写诗，杨妃唱辞，包括伴奏的唐玄宗，显然没去考虑飞燕自杀的问题。
也许真相是这样：杨妃听了谗言不高兴，转念一想，又半信半疑。枕边对玄宗说过几句，事后她就忘了。《清平调》一直是宫中的保留节目，她亲自表演时，会想起已浪迹天涯的李白。
李白在皇帝身边，不改酒徒的形象。而玄宗此时，除了对玉环和神仙，别的事很快会厌倦。他这种人，不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去欣赏李白。皇帝的思维定势，也如同太监。
事实上，李白的长安三年，扮演着弄臣的角色。大诗人萎缩成宫廷诗人。他善于夸张，后人爱戴他，又夸张了他身在宫廷的酒鬼形象。
李白两次到长安，前后六年，没有伟大的诗篇。这使我想起苏轼的“京国十年”，也是未能写下传世佳作。杜甫发现了这个规律，慨然说：“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
李白闲不住，长安城里玩个够。翰林院数他最自由，有时早晨开大门，看见他睡在台阶上。三年千余日，他自称醉倒八百天。宫中普通的厩马，他称为飞龙马。他是大鹏，是稀有鸟，飞龙马才配他。京城吃喝玩乐，斗鸡走马，他没有不在行的，堂堂李翰林，十处打锣九处有他。四十几岁的人了，用四川话形容，他是年轻人眼中的“老操哥”。
伟大的诗人，干任何事都正常。只要他不是无缘无故地杀人放火。性格有毛病，为人有问题，是艺术家显著的特征之一。面面俱到者，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则多半是冒牌货。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杜甫
1
唐代诗人中，有一个人好像一直是皱着眉头生活的，这个人名叫杜甫。他瘦而高，拄着一根拐杖，走路慢吞吞，活像人们形容的老朽。他的眼睛是向下的，有时还半闭着，看上去昏昏欲睡。这双眼睛却能看见普天下的倒霉事儿，好比观音菩萨能看见人间的苦难。所不同的是，观音菩萨法力无边，能含着动人的微笑救苦救难，而杜甫，只能眉头紧锁，把无边的苦难写进他浩如烟海的诗作。
他有一首诗，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开篇就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秋日里天高云淡，杜甫不写诗。阴风刮起来了，灵感却随风而至。人霉水都磕牙，秋风欺负他，卷走屋上的三重茅草。“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低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杜甫真是霉到家了。成都这座草堂，全家人靠它遮风挡雨。秋风萧萧，小孩儿抢得茅草嘻嘻哈哈，他干瞪眼，“唇焦口燥呼不得”。茅草多半是化作柴火了。阴风方去，黑雨又来，多日失眠的老人雪上加霜。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娇儿恶卧，老棉絮蹬出大窟窿。杜甫彻夜听漏雨，狼狈相可想而知。时值“安史之乱”，杜甫避乱于成都。长夜沾湿，忧家忧国，憔悴诗人盼天明。胸中的诗句源源流出，应和着、抵挡着欺负人的绵绵秋雨。结句陡起，喊出中国读书人的豪言壮语：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首诗，堪称杜甫本人的素描，涵盖一生。
此间他又写《楠树为风雨所拔叹》、《枯棕》、《病橘》等，单看诗名，已知心境。
他是中国的苦难诗人，集个人、国家、民族的苦难于一身。
依我看，苦难二字，比现实主义这类词汇更能抵达他。
他未能活满六十岁，死在洞庭湖里的一条破船上。他饿了几天肚子，据说是猛吃牛肉撑死的。
本文只想追问一个问题：杜甫那双眼睛，为何能看见那么多的苦难？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家族荣耀：西晋名将杜预是他的远祖，武则天时的显官兼名诗人杜审言则是他祖父。他在家人的影响下，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名字，一辈子向人夸耀。中国人的家族意识浓厚，杜甫的家族意识又浓于一般人。理解他的内心世界，这是一把钥匙。浓郁的家族氛围，弥漫了他的童年。弗洛伊德讲：童年的经历将影响人的一生。
杜甫之于家族，也许和李白正相反。李白的家族意识是隐性的，或可称做潜意识。
杜甫的母亲崔氏，也出自名门望族，生下杜甫没两年，患病死去。不过，她在天堂会看见，她历经磨难的儿子将是如何的出类拔萃。
杜甫早年丧母，却有不少散居各地的舅舅。他写诗颂扬：“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可见他的舅舅们大都出色。
而在父系这边，有个叔父名叫杜并，是杜审言的次子，十六岁那年干了一桩大事：用短刀猛刺陷害父亲的仇人，当场被人活活打死。那仇人伤重不治，临死哀叹说，早知杜并是孝童，他也不跟杜审言结仇了。杜并的生命停止在十六岁，声名却在杜氏宗亲中代代相传。杜甫到晚年，仍以杜并的侄子为荣。
这件事，
这类常见的、针对历史人物的宏大叙事，遮蔽了若干年。
我倒是觉得，家族的背景，对杜甫的成长举足轻重。
杜甫年幼多病，母亲去世了，父亲忙着做官，他寄居洛阳的姑母家。病弱的孩子看世界，和健康小孩儿不一样的。洛阳，武则天执政时改称周都，经营它二十余年，繁华仅次于长安，胡人、外国人随处可见。胡人在街头活蹦乱跳，寒冬互相泼冷水，欢度他们的泼寒节；跳得忘形时，裸体狂叫，汉人为之侧目，朝廷出面干预。
杜甫大约五六岁，牵着姑母的手上街，东张西望，一惊一咋。他是容易受惊的男孩儿，到郾城看了一回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终生不忘。年轻漂亮而又健壮、充满野性的公孙大娘，是享有盛名的宫廷舞蹈家，她持双剑，着戎装，巡回各地表演，在中原刮起了大漠雄风。她本人是有鲜卑血统的。
有“草圣”之称的张旭，看公孙大娘跳剑器浑脱舞，悟出神韵，草书才大为长进。
杜甫看见了什么呢？
过了五十年，他写诗回忆说：“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可能是因为公孙大娘节奏太快，动作太野，杜甫受了惊吓，小脸蛋失色，以己度人，觉得围观者个个沮丧，天地也为之久久低昂。
这首著名诗篇，带出了杜甫的身心特征。学者们大都一掠而过，不予深究。
杜甫生活在姑母的温情中。可能在三岁时，他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疫病，姑母尽量多地照顾他，儿子却丢了性命。杜甫隐约有点记忆，长大后别人提起，讲述细节，他泪流满面，刻骨铭心。姑母去世，杜甫为她守制居丧，视同亲生母亲。他看待世界的温和的目光，和早年的这些记忆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今天，既要看到社会，更要看见人性。
杜甫七岁写诗，九岁练大字，废掉纸笔无数。他具有乖孩子的那种勤奋，和李白神童般的勤奋有区别。明朝人胡俨，在内阁见过杜甫的书法，形容为“字甚怪伟”。而杜甫在诗中议论书法：“书到硬瘦始通神。”
硬瘦二字，倒像杜甫自己的风格。人们形容杜诗，通常说：沉郁顿挫。不硬不瘦，何来顿挫？
赖有姑母的悉心照料，杜甫的身体一年年好起来，性格也随之开朗。他晚年追忆说：
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对记忆有高超的复制能力，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时间长了，许多人的记忆会走样，感觉会变形。杜甫自幼多病，才有对健康的特殊敏感：健如黄犊走复来。这首诗，写的是从病弱的童年向健康的少年过渡的那种欢欣。
一日上树能千回！我们这代人小时候也这样的，可惜现在……中学生小学生，一日上网能千回。
冯至阐释这首《百忧集行》说：“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这话令人费解。时代挤走了杜甫姑母的身影，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姑母如果稍稍偏点心，杜甫命都不在了，哪里还谈得上健康？至于所谓健康时代，我们到后面不妨睁大眼睛细看，它究竟是怎么个健康法。
杜甫从小衣食无忧。他的家庭，虽然父辈不如祖辈，但在社会上还拥有特权，享有尊严。比如免赋税、免兵役，逢节日遇大事，亲友纷纷上门。家庭朝着破落的方向，却是慢慢显形的，杜甫没啥感觉。父亲去世前，一切都不错。他不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心里没有这种阴影。鲁迅小时候为父亲的病跑当铺，感受到莫大的羞辱，家道中落，从小康走向困顿，一辈子印象深刻。杜甫没有类似的经历。童年，少年，青年，他过着中等人家的生活，至少感觉上是这样。家族传说给予他自豪感和荣誉感，姑母给予他脉脉温情。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他有一份异样的母爱，覆盖在他咿呀学语时母亲施与他的温存之上。他的“身体记忆”有双重母爱。
他长成了温文尔雅的小伙子，在洛阳结交名士，出入豪门。李龟年这样的头号宫廷音乐家，他见过很多次，后来写诗说：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公孙大娘的剑舞，李龟年的音乐，当时俱为顶尖级的艺术。杜甫有幸近距离感受，对他日后锤炼诗歌，多有裨益。
二十岁，弱冠之年，他将离开温暖的家，漫游天下。唐代士子漫游成风，“游”出见识，也“游”来前程。据说当时的考官，要看考生名气的，有名人或政要推荐的考生，考官将优先考虑。学子都是诗人，诗人们都在漫游。有钱人家的孩子，通常能远游。穷人的儿子，游的范围小，除非他有边游边结交富贵朋友的本事。帝国交通发达，物质丰盛而价格便宜，也给诗人漫游提供了方便。
杜甫第一次漫游，游到江南去，游了四年，求仕的目的并不明确。他有财力支撑，不管是来自父亲，还是来自姑母或舅父们。这一点与李白相似，虽然他远不及李白阔气。临行前，父亲和姑母可能叮嘱过他，他频频点头，可是一旦上路，游出去了，异地风物扑面而来，他会应接不暇、忘乎所以的。面容清瘦的小伙子，清澈的目光投向江南水乡。只身远游，将故乡远远抛在身后。目的不明确，感觉正好向世界敞开。白天在路上，夜里在床上，各种新鲜事儿纷至沓来。他游到苏州，游到绍兴，游到金陵，对世界充满好奇。他写诗并不多，我们无从捕捉他诉诸文字的丰富的感觉。求官，写诗，尚未形成强烈的主观意志。如果杜甫二十岁就一门心思想做大诗人，那么他多半会成为小诗人。我依稀觉得，他是三十几岁落魄之后，才形成了上述两种意志。其实这正好。大诗人的出现，应该是丰富的感觉在先，强烈的意志在后。
立志太早，势必封杀感觉。
而眼下各艺术门类，意志铺天盖地，感觉一片萧条。人人都在求异，结果却是趋同。
可惜我们无从进入年轻杜甫的感觉世界。我们只知道，他读过了很多书，带着一颗备受母性呵护的温柔的心，漫游在温柔的江南。
这四年，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往往一笔带过。苦难诗人的生命中的欣悦，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
四年后他回巩县，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没考中。他不在意，打点行装又上路。这一次漫游齐赵，现在的山东与河北。他和司马迁、李白一样不考虑成家，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
这似乎表明：他上次游吴越感觉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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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后来写诗回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他行头不错，像个官僚人家的子弟。此间他父亲迁奉天（陕西乾县）县令，继续做他的后盾。齐赵山水雄浑，民风粗犷，杜甫也为之一变，骑马打猎纵酒。据说他的酒量不同寻常，他直接描写喝酒的诗不多，是因为这类好诗被李白占了先。他写《饮中八仙歌》，表明他自己就是出色的酒徒。酒徒观酒徒，方能入木三分。李白是剑客，杜甫是射手。他箭法不一般，有诗为证的。他打猎的地方是在山东益都的青丘一带，茫茫野地，狐兔出没。他和朋友纵马驰骋，豪兴大发的时候，弯弓射月。从冬天到初夏，他盘桓青丘半年之久，狩猎的兴奋连接着野地的神秘与空旷。有时睡在草丛中，半夜醒来，满天繁星大如斗。
所有这些体验，无不构成诗意的元素。陆游总结说：功夫在诗外。伟大的诗人，他的生活是个整体，没什么可遗憾的。
杜甫二十五岁登泰山，写下平生第一首传世佳作：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历代诗人写泰山，此诗公认第一。泰山绵延横跨齐鲁，好个“青未了”，没有比这更贴切、更舒服的文字了。诗名《望岳》，在古代，山之高而尊者称岳，泰山为五岳之一。
此后数年，杜甫仍在齐赵漫游，年谱上是空白。
两次漫游，七八年的时间，杜甫的生活细节令人费猜想。犹如考古工作，凭借一鳞半爪就要忙一阵的，还得展开想象。杜甫这几年，文学史一般概括为“裘马清狂”，这也挺好。持批评态度却没有必要。大诗人过点好日子，让我们这些伟大艺术的受益者能为他感到欣慰。何况，没有好日子，哪来坏日子？如果杜甫生下来就遭遇兵荒马乱，他会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缺乏生活的幸福感，对苦难的敏感会大打折扣。
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杜甫恣意漫游，年轻人朝气蓬勃，感受着帝国的繁荣：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
当时，山东的丝绸天下第一。商贾不绝于道路，诗人们随意远行。豺虎既指野兽，又喻剪径的歹人。全国治安状况良好。男人乐于躬耕，女人栽桑养蚕，家是完整的家，没有突如其来的城市化让大批农民年复一年仓皇出走辗转异乡。
从此诗看，年轻杜甫的心境是非常阳光的。
帝国浓重的阴影，尚未进入他的视野。未入仕途，很多事他也不知情。
这近十年的时间，杜甫身边大约有过女人。如果杜甫碰上一位红颜知己，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设想，他不会带回家：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李白娶谁自己作主，杜甫不可能这么干。
杜甫二十九岁回老家成亲，夫人姓杨，名字不清楚。她父亲的名字倒传下来了：杨怡，官居司农少卿，地方政府管钱粮的副职。正卿为正职。由于两个因素，杨怡的名字流传至今：首先他是官员，其次他是男人。
即使在唐代，即使是杜甫的妻子，杨氏也未能向我们亮出她完整的名字。
杜甫自立门户，在洛阳偏北的首阳山下开辟了几间窑洞。杨氏为他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充满了温馨。窑洞冬暖夏凉，布置考究，杜甫参与了开辟“土室”的全过程，包括挥锄挖洞。洞前有个宽敞的坝子，摆酒待客，小孩儿嬉戏，夫人含笑忙碌。杨氏的年龄，当比杜甫小十几岁吧？她也算大家闺秀，我们不妨推测她长得漂亮，皮肤又白又细腻，两条长长的玉臂，一头浓密的乌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温情脉脉的丈夫，漂亮而贤惠的妻子，各自都有官员父亲的支撑，不愁日常用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光景，杜甫的幸福可想而知。晚年在成都，在夔州，他经常写诗回忆。姑母和继母在他婚后不久相继去世，他为她们守制居丧，撰写祭文、墓志铭。杜氏大家族，他无疑是文采最好的。为此他受到长辈的夸奖、平辈的尊敬、晚辈的仰慕。他不无自豪地说：“诗是吾家事”。可见写诗是家学的重要内容。他在山东写下的《望岳》，已经在洛阳流传，也许传到了长安。
远祖杜预、祖父杜审言的坟墓都在首阳山下，杜甫与光荣祖先的英灵同在。温馨的窑洞也是精神家园。
杜甫婚前婚后的生活，我认为是重要的。可是
怎么才算生活展开呢？是安史之乱提前到来吗？
作为个体生命，幸福总是好事。不能为了凸显杜甫的苦难，而将他的幸福打入冷宫。不仅冯至，当代众多学者也轻视杜甫的幸福生活。这么做，其实费力不讨好。苦难扎根于幸福，犹如冷色来自暖色。
生活的落差，带来感觉的丰富。
天宝二年（743年），三十二岁的杜甫再度漫游了。有家无业，毕竟显不出男儿本色。父亲老了，不可能给他永久支撑。他自己也着急，求官的意志变得明朗。他游到洛阳去，一待就是两年。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了，他和李白相遇，写诗抱怨说：“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这话有点蹊跷。杜甫为什么抱怨洛阳呢？
洛阳达官贵人多。长安的显贵们，大都在洛阳有府第，因为皇帝常到洛阳。碰上灾年，全国粮食歉收，皇帝就带着他庞大的官僚集团住到洛阳来，自称食粮天子。洛阳四通八达，不愁物质供应。天下士子奔前程，首选长安，其次便是洛阳。杜甫第三次出游，目标锁定洛阳，求仕的动机似乎不言而喻。童年、少年时代的美好都市，一下子全变了。人有多重面孔，城市也一样。杜甫奔走官府，怀揣父亲给他的那点钱财。他看见了口是心非，目睹了尔虞我诈。官场的常态，对他却是震撼。失望和厌倦随之而来。恰好李白过洛阳，杜甫慕名拜见，交上朋友之后，针对东都洛阳发牢骚了。
此时的李白刚从朝廷出来，人称李翰林。才高，名气大，怀揣玄宗御赐的金子，走路高视阔步。三十四岁的杜甫跟随四十五岁的李白，难免有些紧张。他竭力弄懂李白，渴望跟李白游。按常理，李白虽然在皇帝身边不甚得意，但是到民间摆谱，却有足够的资本。然而李白不能用常理推断的，这个身材不高的男人永远目光向上，越过了金銮殿，朝着神仙。杜甫年龄小，质量也小，被李白所吸引，不由自主跟他游。唐代读书人，谁跟谁游可不是一桩小事儿。杜甫若是夹带了一点私心，希望跟李白游出名气来，是可以理解的。
李白仰望着神仙，杜甫仰望着李白。李白到哪儿，杜甫跟到哪儿，无论到开封附近采瑶草，还是渡过黄河，到山西王屋山寻找著名道士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
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所谓通都大邑，就是指宋州这类城市，州县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数字巨大。舟车川流不息，各种口音都有。令人吃惊的，是杜甫笔下的杀气。李白自诩杀过人的，剑术了得。杜甫显然是用李白的眼光打量宋州。
寻仙，杀气，迷李白……此时的杜甫丢失自我了。
这种短暂的丢失，是为了赢得更丰富的自我。个体生命，往往暗藏这类诡计，近乎本能地朝着生命的更高形态。观察一群小孩儿玩耍、年龄小的追随年龄大的，很能见出端倪。一切优秀人物，都会经历丢失自我的过程。所以优秀人物会总结说：三人行必有吾师；谦虚使人进步；学习学习再学习……杜甫迷李白，与眼下追星族的瞎起哄是两码事儿。
秋天，三个男人到山东单县的孟诸湿地打猎。杜甫后来感慨：“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几年后高适从军，并成为著名的边塞诗人，他打猎的手段，想必不会输给李杜。
李白有一首《秋猎孟诸夜归》，其中说：“鹰豪鲁草白，狐兔多鲜肥。”杜甫替禽兽悲哀，而李白只知秋天的野味鲜美。旷野夜幕四垂，升火烤狐兔，李白大约是享用腿肉，吃得满嘴流油。杜甫、高适尊他为大哥。他也不客气，拿了就吃。月亮升上高天，酒气弥漫开去，三个音容迥异的男人醉醺醺上马，扬鞭驰往宋州城。
这样的日子，我辈是只能追慕了。以人类目前的处境看，再过一万年，此景也难重现。二十年前我尚能背着一杆枪在林子里转悠，现在，不可能了。
就生存的张力、生命的喷发而言，古人似乎拥有更多的可能性。科技进步，全球化，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尚须拭目以待。达尔文说：进化本身就意味着退化。活生生的生命，流光溢彩的个体，现在确乎少见。将来可能越来越少见。生活的统一模式抹掉差异……行文至此，我亦唏嘘。我是在水泥房子里，写茫茫大泽中的李白杜甫，黯淡的目光投向那熊熊火光。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尚能对伟大的生命展开想象。再过若干年，当人造物与互联网进一步覆盖这个可怜的星球，连想象都会失去凭据。
次年初，高适先告辞，游江南去了。
李白杜甫游至山东，在齐州（济南）分手。李白继续寻找神仙，而杜甫心忧前程。他转而投奔另一个姓李的男人：李邕。此人时任北海（山东益都）太守，名望在李白之上。开元天宝年间，李邕是全国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年轻时就冒犯过武则天，现在接近七十岁了，白发银须，声如洪钟。他的文章写得好，书法的名气盖过张旭和颜真卿。他认识的达官与名流成百上千，随手题字，润笔丰厚。他挥金如土，帮助过无数的穷朋友，每到一地，据说都能引起轰动。李白也曾拜谒他，写诗发牢骚。而见过皇帝之后，李白对李邕的兴趣减淡了。李白飘然寻仙踪，杜甫步他的后尘拜见李邕。
杜甫跟随李邕游起来了，从齐州城游到大明湖中的历下亭，同登鹊山湖对面的新亭。李邕大杜甫几十岁，地位名望更不用说，可他仅仅因为杜甫的一两首诗就高看杜甫，与之漫游，谈诗论文。单凭这一点，就表明李邕的心态很年轻，不拿架子。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男人的共同特征。其实，拿架子很不划算，僵化、固化、老得快——这也是古今中外善于摆谱的男人的共同特征。
李邕把酒论诗，历数当代诗人，从崔融说到苏味道（苏东坡的祖宗），佩服杨炯的雄健，批评李峤的华丽。杜甫紧张地期待着。李邕终于提到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称杜审言不错，风格既雄健又和雅。杜甫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离席，趋前，拜谢。
这段游历，对杜甫强化诗人意识，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天宝初年杜甫从二李游，历时一年多。求仕的意志和诗人的角色意识同步增长。二者又混为一团，难分彼此，受难者与大诗人即将登场。这几乎一目了然，奇怪的是，涉及杜甫的文章，鲜有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思考。
天宝四年（745）的秋天，杜甫与李白再度相逢于山东，一起到衮州寻访道人隐士。他写《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二人在山东揖别，从此天各一方。
时间显示出李白的分量。盛唐人物比比皆是，像李邕，更是堪称一流，但杜甫对李白的怀念，远远超过对李邕。李邕毕竟是官场中人，享有盛名，这盛名却是附加成分多。杜甫怀念李白，乃是杰出的个体本能地受到另一个杰出个体的强烈吸引，是生命对生命的最高礼赞。
李白赠诗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其中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杜甫排行老二，故称杜二甫。李白人称李十二。他的诗集里，有人叫三十六的，估计是庶母所生。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其热闹景象可想而知。李白是远离家族的一只孤雁，杜甫则负有家族的使命。
李白对杜甫，是否有大致相等的怀念，这并不重要。不必把李杜的友谊搞成双向对等。
杜甫下一个人生目标，锁定京城长安。
3
唐朝诗人，不到长安非好汉，既为求官，又为长见识。八世纪中叶的长安，乃是超一流的国际大都市，吸引胡人、朝鲜人、本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全城由110个“坊”组成，坊是方形建筑群，各有名称。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东西两市为繁华商业区，城北是皇宫所在地，高官的府邸如众星拱月。著名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有考古专家说，它宽达
杜甫在长安，一般称为长安十年。梦想与苦难紧紧交织。
初到长安，他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城北，出入豪门，气宇轩昂。后来逐年南移，四十多岁移至城郊少陵一带的穷人区，自称少陵野老。他本来有个晋升的好机会，因为唐玄宗已经发现了他的才华，可是有人从中作梗，导致他仕途不畅。他生活中的一系列苦难，和这个人有极大关系。
杜甫到长安，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参加朝廷的考试，二是结交达官贵人。汝阳王李是唐玄宗的侄子，杜甫能到他府上走动，多半有某种背景。何人举荐却无据可查。杜甫的袖袋里，可能有几封举荐信的。他进京献诗《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前提是要踏进王府的门槛。二十韵，恰到好处，三十韵长了，十韵又短了。这是献诗的技术问题。唐朝风气如此，杜甫没啥难为情的。毋宁说他急于要敲开几道朱门。狂傲如李白，被皇帝召到长安，第一个动作，也是把他的得意之作《将进酒》呈给三品大员贺知章。
唐宋文人，其实很善于做自我宣传。好诗写给人看，求名求利不觉汗颜。文人羞羞答答，是明清以后的事。
杜甫写《饮中八仙歌》，不失为一张精心打造的名片，笔下要么是高官，要么是名人。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此诗一韵到底，奔放，自由。杜甫到长安感觉良好，可见一斑。他写的八个人，各得两句、三句、四句不等，唯有李白得四句。而把贺知章放在汝阳王和左相李适之前面，并不犯官场忌讳。这似乎表明，盛唐的统治，确有某些宽松。车：酒车。移封：改换封地。传说甘肃的酒泉，城下有泉味如酒。《旧唐书》记载张旭：“每醉后，号呼狂走，素笔挥洒，变化无穷。”
中国人没有狂欢节。唐人狂放如此，也未能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传统。眼下各类洋节在都市流行，独缺狂欢节，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唐人的狂放，说到底还是特权阶层的事。诗人有文化优势，以诗入仕，优势又变成特权。而庶民草民，衣食无忧就谢天谢地了，狂不起来的。
所谓唐帝国，不能单看人口、物价和城市规模，市井小民的精神状态，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指标。
杜甫在长安的头两年，日子尚能对付。他住客栈，有时进入某个贵族的豪宅，待上十天半月。他献诗，换来吃住，吃得好也住得舒服。他手中有钱时，还跑到赌馆碰运气。赌了好几次，惭愧了，写诗为自己辩解说：“有时英雄亦如此。”可能他还逛青楼，却不似李白写在明处。他是常在城北富豪区走动的人，有些朱门敲不开，门槛高了，他进不去；他也不计较，踅入高墙之间的窄巷抹抹胸口。反正这些事儿没人知道。辗转朱门，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想想谪仙李太白吧，吃过权贵多少苦头？
高官显贵虽多，却没人从骨子里欣赏杜甫，进而施以援手。欣赏他并帮助他的贵人还没有出现。老天磨砺他，先把他的命运交到小人手里。
天宝六年（747年），杜甫参加了科举考试，却陷入一个弥天大谎。科举史上最荒唐的一次考试，让三十七岁的杜甫碰上了。天下学子奔长安，竟然全军覆没。那个身居朝廷要职的小人，倒向玄宗贺喜：“野无遗贤”——乡野的人才都进了官府，一个不剩。那玄宗年事已高，又与二十多岁的丰腴佳人杨贵妃朝夕厮磨，空前的肉体化，大脑迷糊。
一般说来，贤臣总是希望唤醒皇帝，而奸臣则充分利用皇帝的迷糊，施以催眠术，引导天子干蠢事儿。
封建社会的权力格局，这三种角色，绵延数千年。
杜甫作为普通考生，当然不知内情。他急了，改变策略，精心构思，写歌颂皇帝的大赋投进“廷恩匦”——这是一种广纳民间贤才的箱子，设于武则天时代。唐玄宗如同汉武帝，一看大赋高兴了，传令下来，让杜甫参加集贤院由丞相亲自主持的考试。杜甫喜出望外，信心十足赴考，笔试面试顺利过关，仕途在望了。考官祝贺他，考生恭维他。回客栈他一面喝美酒一面等消息，街上但凡响起锣鼓声，他就以为是报喜的队伍来了，箭一般射出去。
过了十余天，箭步改蹒跚，热望化为泡影。
又是那个小人，把杜甫的命运玩于掌股之中。杜甫的试卷呈给他，他看都不看，随手扔掉了。
小人名叫李林甫，时任右丞相。李林甫并不认识杜甫。他也不大识字，以错别字知名于盛唐官场，闹过无数笑话。他视读书人、尤其视文人为天敌。文人满口圣贤书，动不动就说什么苍生为重社稷为重，李林甫最讨厌了，他是凭着野兽的直觉行事的，恨不得把朝堂变成黑社会，架空皇帝，他做黑老大。官场一切小人，都有黑道人物的生存特征。张九龄、严挺之、李适之、李邕、房……这些文人兼高官，全都被李林甫搞掉了。李邕是他派杀手杀死在北海任上，做过左相的李适之则被他逼死在宣春。他迫害仕途上的文人，又防止民间的文人进入仕途，双管齐下，收效显著。皇帝正昏睡呢，他杀一批整一批堵一批，皇帝听汇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等到安禄山谋反，起兵二十万杀向朝廷，这皇帝老儿才会从龙椅上弹起来。
凶神恶煞的李林甫，却是逢人三分笑，说话比蜜甜。成语“口蜜腹剑”，来自他在人生舞台上淋漓尽致的表演。有证据表明，唐玄宗也是被他推进杨玉环的怀抱的。杨玉环原是寿王妃，天生丽质，李林甫想办法让玄宗迷上她。他从不读书，二十岁踏上仕途，从一个部门跳到另一个部门，献媚后宫，插足东宫（太子宫）。他培植的党羽，成活率惊人。几十年为非作歹，在玄宗的眼皮子底下混成了大魔头。老天安排另一个奸臣杨国忠收拾李林甫，巨额家产充公，所有子孙流配……本文以几百字打发他，实在不过瘾。这种小人的榜样，败类中的佼佼者，真该用几十万字来瞄准他，辨认他的弹跳空间，摸清他的生存路数，阐释并定位他。
只有“恶”被定位了，“善”的领域方能向人们显现……
杜甫考试考不中，集贤院的兴奋又昙花一现。
他陷入巨大的苦闷。
这一年的秋天长安多雨，杜甫霉到家了，衣服被子生了霉，下床便是青苔，出门踏水坑，积水中还生出小鱼。他卧病一百天，瘦得皮包骨头。身体坏透了，心情糟透了，如果不是牵挂老婆孩子，真想一蹬腿飘然西去。他快要死了，脑子里却有诗句晃动，发出阵阵哀声：“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饥卧动即向一旬，敞裘何帝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而长安的富人们，正忙着欣赏雨中秋色。曲江，渭水，画船争艳。有车族有马族，很多人预料到来年的通货膨胀，跑到洛阳去了，成千上万的穷人哭饥号寒。所谓健康时代，百姓的生活原来不堪一击。
杜甫的富朋友，和李白有钱有势的朋友一样，患难时踪影全无。倒是一位叫王倚的普通朋友，把大病初愈的杜甫接到他家去，花钱请医生买补品，使他慢慢康复。
病榻上的杜甫，终于看见这几年自己在长安的真实身影：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
大病一场，跟死神照过面了，寻视周遭的目光会产生变化。这几句诗，道出多少文人的辛酸。
杜甫的“沉郁”，大约起于此时。下沉，沉积，过渡到沉静，携同忧郁、忧思、忧愤。仕途险恶人情冷暖，心凉了，转化为灵感的热能，诗语顿挫。
弗洛伊德把艺术定义为欲望的升华，殊不知，苦难也会升华。
杜甫的父亲可能死于这一时期。无人传消息。囊空如洗。他到山中采药，弄到街头叫卖，也卖给一些富朋友，避开他们嘲弄的眼神，坦然接过几个小钱。献诗，卖药，劳心又劳力，却是为了活下去。他从富人区走到贫民窟，眺望巍峨的大明宫兴庆宫，看看身边衣不蔽体苍蝇乱飞的流浪汉。他已经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他熟悉贫穷的所有细节。他自嘲饿不死，十天一顿饭，也捱过来了。长安城里他四处转悠，挎着宝贵的药篮子。是否摆过地摊，我们不得而知。
渭水上有座桥，称咸阳桥。士兵们为皇帝开拓边疆，一拨又一拨从桥上走过，刀枪指向远方的西域。杜甫几番站在桥旁，目睹军队走过。他想看什么呢？他可不是壮军威，为唐军出征叫好。他看见的，是撕心裂肺的送别场面：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天宝年间，唐军疯狂开边：鲜于通攻南诏（云南西北部），大败，死六万人；高仙芝远征大食（阿拉伯），带去的数万人全军覆没；安禄山强攻契丹，又死六万人。朝廷不甘心失败，大募新兵，连抓带骗送往军营。《资治通鉴》说：“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盛唐离乱唐只一步之遥。这一步，却留给历史学家一连串的大问号。
杜甫写《前出塞九首》，直接追问统治者了：“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杜甫一眼看透皇权的要害处，追问它的逻辑，它的运行模式。
第六首铿锵有力，传为名篇：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强。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杜甫和托尔斯泰不同，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他与李白同：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土够大了，为何年复一年搞扩张？以御敌为由，搞先发制人，这是强盗的逻辑。
《资治通鉴》载：“天宝八载，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军卒死者数万。”
此间杜甫激愤，诗语高亢，却不像喊口号。大诗人能掌控情绪的节奏。他在咸阳桥徘徊，回到简陋客栈写诗。
他盯上人间的苦难。
天宝十年以后，过了四十岁的杜甫，在长安的日子小有起色。郑虔、岑参、高适等人相继来到长安。郑虔有诗书画三绝的美誉，又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却有人告他私撰国史，终身仕途不畅。二人常对饮，各发各的牢骚。郑虔的书画，曾受到玄宗的高度赞赏，可他官职卑微，有时饭都吃不饱。当初李邕一幅画能卖天价，郑虔为何卖不出去？只因他官小，又受过严重处分，能买画的达官贵人他攀不上。他画马送给杜甫，杜甫卖药请他喝酒。
长安的小酒馆，两个才华横溢的男人借酒浇愁。
岑参加入进来，方移至酒楼畅饮。岑参是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在军中任职，境遇比杜甫、郑虔好。年近半百的高适官运更好。朋友们给杜甫资助，帮他在长安南郊的少陵原上盖起房子，结束了京城流浪的日子。这位饱受权贵和客栈老板白眼的诗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欣喜之情藏不住，动不动就自称“少陵野老”、“少陵布衣”。他与岑参、高适等人同登大雁塔，后世文人传为佳话。大雁塔当时叫慈恩寺塔，共七层，高达
杜甫把家人接到长安，可见他对未来信心大增。妻子杨氏，此时不到三十岁，大儿子宗文五岁，小儿子宗武未满周岁。杜甫曾回过洛阳，时间很短，却让妻子有了身孕。杨氏到长安，面呈喜色，宗文宗武蹦蹦跳跳。
杜甫对自己这些年的辛酸遭遇只字不提。
好男人都这样。
然而家里用度紧张，杨氏心中有数的。有钱买米无钱买盐，赊借是常事。偏偏这一年，绵绵秋雨又来了，一连下了六十多天，米价暴涨，很多人家顾不得御冬，抱着棉被换米吃。杜甫不得不筹划，将妻儿送往奉先（陕西蒲城）投靠亲戚。
老婆孩子走了，家里变得空荡荡。杜甫深夜守着孤灯，写下一封又一封求职信。杨氏临走时，几番欲言又止，他心里何尝不清楚？“贫贱夫妻百事哀”，杨氏自从跟了他，七年了，没享几天福，却少有怨言。为前程，为家人，杜甫什么不能干呢？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朝廷一纸任命，派杜甫到河西县担任县尉。到长安这么多年了，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县尉系实职，专管衙役、捕快，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兼刑警队长。唐代县尉多由进士担任，京畿县尉职位尤重。县尉有油水的，灰色收入数不清，捉人放人都能搞钱。
杜甫获此殊荣，却断然拒绝，为什么？
因为高适当过县尉，感触多，辞职了。高适写诗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长官面前，县尉是趴在地上的孙子，可他挥鞭猛抽老百姓，顷刻间又变成豺狼虎豹。
杜甫宁肯要饭，也不向黎庶挥鞭。
高适也一样。
中国古代文人，慈悲心肠是共同特征。所谓人文关怀，底层关怀，不是一句空话。文人读书多，有修养，目光能穿越各阶层，越过集团利益，投到百姓身上。虽受穷受苦，不改其志。历代文人做官，多有建树，多为良吏，这个现象值得深思。在今天看，人文领域向各级政府输送人才，其宝藏之丰，只会超过自然科学，而不是相反。欧美诸国，先例甚多。法国现任总理是诗人，德国前任总理是哲学教授，而美国的总统、要员多出自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耶鲁大学……
杜甫不做县尉，是他漫长的求仕生涯中的小插曲，却足以令我辈对他的大品行肃然起敬。
杜甫采药度日。朝廷的任命，像吹过去的一阵风。
穷就穷吧……
天宝十二年（753年）的春天，杜甫在长安享受了一次视觉盛筵：他亲眼目睹一大群宫中丽人游曲江，踏青芙蓉苑。不知是偶遇，还是专程赶去看热闹。三月三为上巳节，宫中佳丽鱼贯而出，曲江边上姹紫嫣红。杜甫写下七言排律《丽人行》：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杜甫离佳丽近，皮肤都看清了。杨玉环和她的三个姐姐走在丽人队伍前边，佩环摇动，酥胸半裸。不难想象，一辈子忠君、又只身待在长安的杜甫，眼睛会睁得很大。杨玉环天姿国色，杜甫“惊艳”，是说得过去的。诗人钟情山水，而女人之美又在山水之上。可是我手上的几本书，都说《丽人行》是讽刺诗，揭露贵妇们的奢华。“态浓意远淑且真”这一句，注释俱云：这是说反话。
类似的导读，实属多余，好像我们看不懂似的。
杜甫接着描绘丽人们的服饰、她们吃腻的驼峰、迟迟伸不下去的犀牛角镶饰的筷子。笔峰一转，写杨国忠：“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右丞相。丽人踏青先走一步，他骑马随后赶来，大模大样的，下马直趋众佳丽。杨国忠是玉环堂兄，他和玉环的三姐虢
杜甫这首诗，感觉是复杂的，有讽刺的成分，但够不上讽刺诗。杜甫善于写实，也包括感觉的真实。他写诗未必主题先行，他会忠实于自己的第一印象。换句话说，他有良好的艺术直觉。
次年杜甫得了一个小官职：兵曹参军，从八品，保管军用仓库的钥匙，被军官们呼来喝去，开门锁门。好处是有点俸禄，他不用去卖药了。门前喝酒，仓库里读书，倒也自在。余下一些银两，准备带给老婆孩子。
天宝十四年的秋末，杜甫赴奉先探亲，半夜从城里出发，天寒地冻，百树凋零。凌晨路过骊山，遥望华清宫，想象玄宗与杨氏兄妹正在宫中。《旧唐书》说：“玄宗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国中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
皇家哪有萧瑟秋天，皇家的冬天也是春天。
杜甫赴奉先,心情想必是愉快的,长安十年流浪,毕竟跻身仕途,少陵原上有个家。他骑马,昼夜兼程,耳边回响着华清宫的音乐。
漫天飞雪夜归人,多么兴奋!进柴门却听见哀嚎声:他最小的儿子刚刚饿死。
杨氏痛哭，四邻抹泪，他这做父亲的，老泪纵横心如刀割。
草草安葬了幼子，杜甫在奉先写诗，五百字一气呵成。《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丰碑。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诗从志向入手，忧国忧民。四百字以后，才写到幼子饿死：“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幼子饿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与杜甫乃是一脉相承。这在儒家精神中，堪称光辉夺目的核心价值。
中年丧幼子，杜甫却能看到自己是特权阶层的人，比失去田地的农民、到远方打仗的士兵强多了。他都这么悲惨，平民百姓又将如何？“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透过杜甫的身影，我们看见了托翁，把自己世袭的土地分给穷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就是托翁化身。
杜甫对皇帝的忠诚，沉痛而坚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可是同样坚定的是他伟大的民间立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
意象改变印象，城里的大明宫、城外的华清宫都变味儿了。
纵观中国封建史，聚敛这类词，真令人感慨万端。巧取豪夺招数之多，之富于想象力，诗人们只能瞠目结舌。庶民小民在温饱线上挣扎，因其数字庞大，每次都是聚敛的主要对象。
由此可见，眼下传播最广、最能激动人心的和谐二字，分量有多重。
杜甫针对长安骄奢淫逸的权贵们，发出怒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首咏怀长诗,像是打开了一道巨大的闸门,杜甫瞄准苦难的声音一发而不可收,惊天动地。
长诗末尾他写到:“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忧端指愁绪,它和终南山一样高。
李白被称为谪仙人，而杜甫则像上帝派到人间的苦难使者。他的忧思当即被验证：天下大乱已在北中国拉开了序幕。安禄山想当皇帝，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二十万，铁骑杀向洛阳和长安。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多，战乱结束，唐帝国的人口从五千多万降至一千多万，近三千万人命丧黄泉。
《品中国文人：杜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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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是胡人，生得高大肥硕，体重三百三十斤，“腹垂过膝”，时常显得笨手笨脚，对人憨笑。他是唐玄宗封的惟一的异姓王，身居三镇节度使，手下兵力是唐军的三分之一，并且胡兵胡将多，骁勇善战。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对皇帝绝对忠诚。他拜杨玉环为干娘，出入后宫，跪献奇珍异宝。玄宗亲切地叫他“禄儿”，以拍打他的超级大肚子为乐。
唐朝数州为一镇，节度使总揽军政大权。
右相杨国忠，却不喜欢安禄山，两人常在皇帝面前闹别扭。杨国忠看出安禄山想谋反，屡次提醒玄宗，玄宗不听。杨国忠动员太子李亨和左相韦见素进谏，玄宗还是不听，认为杨国忠和安禄山搞不团结。杨国忠固然是奸臣，却不似他的前任李林甫是百分之百的奸臣。安禄山谋反，这件唐代最大的祸事，他始终清醒，令人诧异。《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很详细，笔者读罢掩卷而叹：如果杨国忠和安禄山并非政敌就好了，玄宗听了他的话，三千万条性命可保平安。
问题出在玄宗。这老皇帝，迷糊得非常厉害了。迷神仙，迷谗言，迷杨玉环的玉体。他在位数十年，统治天下麻木了，甚至厌倦了。如同一个长期不患病的人，对疾病似乎并不反感。或如一位安全行驶超过十万公里的司机，可能由于“死亡本能”，潜意识趋向一场交通事故。总之，唐玄宗的麻痹思想值得研究：动用包括存在论、心理学、精神分析在内的诸手段瞄准他，而不是仅仅依赖教条甚多的历史学。
安禄山反，也是事起仓促。他本打算等到皇帝驾崩再起兵，有两个高级幕僚怂恿他，刺激他的野心。此二人，名字怪怪的，一个叫高尚，一个叫严庄。二人合力，为安禄山制造当皇帝的幻觉，于是，安禄山也迷糊了，提前造反，不顾他的儿女还留在长安。他率军杀奔洛阳，得知儿子被腰斩，女儿被赐死，竟大恸：“我何罪？而杀我子！”为报仇，他当即杀了一万唐军降卒。铁骑所过之处，见城屠城，烧房子，淫妇女，抢珠宝，侵略者欢天喜地。城市与乡村，大路小路，“茫茫走胡兵”。
史思明也是胡人，干瘦，精明，擅长军事。一胖一瘦两个大魔头，横扫半个中国。仅三十三天，洛阳沦陷。
初，河北二十四郡纷纷亮白旗。首先奋起反击的，倒是以书法知名的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太守颜真卿，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全然不惧，七千勇士殊死抗敌，并传檄诸郡，共筑长城。《资治通鉴》称他“首唱大义”。唐玄宗闻讯，狂喜，在宫中跌跌撞撞，大呼颜真卿的名字。
然而
杜甫一家人，于天宝十五年的暮春加入逃难的滚滚人流。西北黄土地，百万难民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望风而逃，今日向北明日向南。杜甫跌入荆棘丛，摔伤了腿，爬行艰难，老婆拉儿子推，半天前进一百米。眼看落入胡兵手，幸亏一个侄子，骑马奔出老远了，又返身寻他救他。如果侄子只顾逃命，杜甫凶多吉少。
一家人在陕西境内乱窜，小女儿饿得大哭，惹来猛兽长啸，所幸难民人数多，猛兽也踌躇。夏季雷雨大作，山洪又来了，很多人往树上爬，有胆小的，数日不下树，担心洪水突然袭来。杜甫与杨氏拖着二男一女，泥泞中连滚带爬，到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群山环抱，惊魂稍定。读作夫。
玄宗“幸蜀”，跑到成都去了。皇权悬空，太子李亨急于上台，在宁夏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杜甫既已安顿家小，闻讯后立刻启程向北，只身走延安，欲出芦子关（陕西横山附近），投奔灵武。
战乱显忠诚，“葵藿倾太阳”，杜甫走荒山过野岭，挥剑开路，躲避豺狼，跟猴子争野果。奔向君王的力量如此之大，为国，为家，也为一己之前程。
杜甫千辛万苦，白天走小路，半夜潜入官道急行军，还是被胡兵捉去，押送长安。他又老又瘦又脏，头发胡子白且乱，叛军审问他，审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官小，名气小，没人认识他。而王维、郑虔等人反因知名度高，羁押在洛阳吃尽苦头。
叛军关他一段时间后，把他放了。
杜甫困在长安，不敢出城。时在九月，长安沦陷近百日，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劫后的京城惨不忍睹，到处都能闻到尸体的气味儿。断垣残壁下，曲江渭水中，头颅、断肢横陈，肿胀尸身漂浮。大屠杀发生在炎夏，艳阳照着成千上万的尸体，街巷堵塞，渭水不流。胡兵杀汉人，连婴儿都不放过。腐烂的尸身臭气熏天，胡兵又驱使汉人清扫战场。城北的皇宫禁苑、富人区，死者堆成山，从妩媚的小姐、娇生惯养的后生到仪表堂堂的老贵族。
胡人杀富人更过瘾，用大批骆驼运送珠宝，送往范阳老巢。
唐玄宗出逃时，只带了少许亲信：皇帝的行踪要保密。王公贵族，消息欠灵通的，未及逃走，落入叛军魔掌。长安这一劫，杀掉多少皇室宗亲高官大贾，史料没有确切数字。胡人以此威慑长安百姓。但事实上，几十万长安人没有被吓倒，抵抗运动迅速展开，袭击侵略者，骚扰占领军，下毒，放火，散布官军的胜利消息……为唐军名将郭子仪的大规模反攻作呼应。
杜甫大半个冬天躲在没人住的房子里，春日入夜溜出去，沿曲江潜行。忆及京都繁华，哭声陡起，又急忙捂紧嘴巴。
杜甫写下著名的《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此诗哀悼杨贵妃，不是讽刺，更不是揭露杨贵妃。注家偏要曲解，委实莫名其妙。杨玉环葬于渭水之滨，而玄宗远在剑门关内，彼此永无消息。后来白居易写《长恨歌》，哀怜相仿佛，显然受到《哀江头》的影响。清朝学者喻守真说，两首诗可以互读。
杜甫又写《哀王孙》，对落难的皇家子孙满怀同情，但诸多杜诗选本不取。把杜甫眼中的苦难加以分类，有失公允。国家民族遭劫难，富人的死，一样值得哀怜、哀悼。
杜甫忧思广大，能看见普天下的苦难。品读他，这是一个要点。
唐军与叛军激战于陈陶，丞相房指挥的四万人几乎全部战死，杜甫悲愤之极，写下《悲陈陶》：“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四万良家子，从早晨拼杀到黄昏，鲜血染红了河流。而群胡得胜回城，唱胡歌饮美酒，腰间利箭，像血洗过一样。
妻子儿女在州，生死未卜，杜甫写《月夜》，铁石心肠的男人，读了也会辛酸：
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女儿，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
杜甫这首名作，写妻子杨氏在羌村的感受，闺中一词，却透出他的无限爱怜。贫贱夫妻共患难，彼此的思念皓如明月。
《春望》，则是忧家忧国的经典之作：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困长安近一年，情绪起伏，血脉贲张，写诗十余首，一半是名篇。他写苦难，发哀声，却并不令读者颓唐沮丧，表明他内心的强大。妻离子散，身陷叛军，东躲西藏，饱一顿饿一顿，非但没有击倒他，反而激发他滚烫的灵感。诗写得那么好，表达如此深沉，技巧一派天然。这个病歪歪两鬓斑白的瘦弱老男人，能量之大，谁能测量？
再说安禄山。这千刀万剐的狗东西，谋反之初就遭报应：儿子安庆宗，女儿荣义公主，两家人在长安被处死，几十口剁成肉酱。狗头军师严庄，灭三族，两百颗脑袋满地滚。安禄山起兵不久腹背就长恶疮，奇痒难忍，抓破了，臭不可闻，巨大的躯体像个垃圾桶。视力又急剧下降，不辨人与树。他在洛阳称帝，接受百官的朝拜，恶疮发作，双目突然失明，宦官李猪儿只得匆匆宣布退朝。百官大惊失色：这可是古今未闻的凶兆。安禄山朝思暮想的那张龙床，却根本躺不下去。于是每日狂怒、咆哮，挥舞斧钺追赶部下，将部下砍成两段，然后仰面大笑。高尚、严庄、李猪儿都遭他毒打。他儿子安庆绪认为有机可乘，指使李猪儿，将一柄利刃捅入安禄山肥猪般的身体。
安禄山发兵进攻他的义父唐玄宗，没想到死在自己儿子手上。他想当皇帝，儿子比他更想。那李猪儿，十岁就跟着他，伺候他，据说弄得一手好菜，把他养到一百七十公斤。
后来，史思明也是被他儿子杀死的。
恶有恶报。
而所有这一切，只为一把龙椅。安史之乱导致三千万人丧生，尸体堆起来，超过珠穆朗玛峰。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只因私欲无限膨胀，带给全国血光之灾。
罗素曾形容拿破仑说：这个人，不过是拥有让人死掉的聪明……在今天的法国，维克多·雨果的声誉，远远胜过拿破仑。
杜甫享有的声誉，应当在秦皇汉武之上吧？
这话题后面再谈。
唐军在郭子仪的带领下，接连打胜仗。肃宗李亨从灵武迁到凤翔，离长安很近了。杜甫心情激动，初夏溜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皇帝。他步行数日，昼夜疾走，穿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地带，从一座山偷偷爬到另一座山，耳听豺狼叫，眼见鬼火明。时隔多年，杜甫想起这一幕还心惊胆战。
他麻鞋破衣拜见天子，很快被封为左拾遗，是为谏官，又称言官，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言、讲真话。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朝廷人才奇缺，像个草台班子。杜甫机会来了，只要认真干，揣摩皇帝的心思，几乎不愁升迁。
丞相房打了败仗，他的政敌趁机诬陷他，告他贪污。战争时期，丞相是不能贪污的，肃宗下令查办。杜甫刚上任就碰上这档事儿，经过缜密调查，认定房冤枉，于是上书给皇帝，言词铿锵如他的诗作。皇帝大怒，转而查办他，幸亏有人讲情，才勉强保住官职。
官场恩怨纠缠，杜甫不知深浅，挺身而出，将好好的前程毁于一旦。皇帝从此对他印象不好。这位一生忠君的臣子，却于政治隔膜，不懂官场的所谓游戏规则，壮怀激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失败，和李白大同小异。
任左拾遗百余日，忽然无事可干。他被冷处理，没资格进言了。于是想到亲人——
八月，杜甫告假探亲，皇帝恩准。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
杜子将北征，悦Ｎ始沂摇?
……
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
挥涕恋行在，道途忧恍惚。
从凤翔到州羌村，六七百里山路，杜甫写诗，题为北征。全诗七百言，仅次于晚年写的《壮游》。苍茫问家室，意境浑阔，映照“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杜甫一生写了三首长诗，有如三条波澜壮阔的大河。
杜甫仍是步行，无马可骑，只是麻鞋换成了布鞋，一袭青袍权作官袍。日行数十里，他可能走了二十多天。与亲人阔别近一年半，路上的心情可想而知。有个仆人跟着，年龄小他一半，却苦于追赶他，上气不接下气，还追不上。走过的村庄人烟稀少，野狗争尸，乌鸦乱飞。“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可是官军毕竟打回来了，收复两京指日可待。
杜甫逃出长安时，不是急于回家，而是奔向皇帝，可见他求仕的意志是何等坚决。眼下官职在身，回家也让妻子高兴。杨氏带着三个孩子待在山沟里，她太苦了。
差点在凤翔获罪那一层，他将瞒下。
杜甫走累了，拄杖小憩，迎着初秋的山风掉下几滴眼泪，却又展露笑容，掉头追赶落日。
群山绵延，杜甫瘦而高的身影渐行渐远……
《羌村三首》，记录这次赴羌村与家人团聚。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描绘乱世的亲人重逢，杜甫这首诗，平实而感人。一句“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包含了千言万语。“相对如梦寐”，传达出隐而不露、欲诉还休的酸楚。
《羌村三首》都是上乘之作，其三云：“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杜甫在羌村待了两三个月，写诗有渊明之风。我是这么感觉的，不知杜诗的读者们是否认同。
长安收复，老皇帝新皇帝相继返京，外逃的官员也纷纷回来，七零八落的统治阶层又抱团了，又开始新一轮的倾轧。邀功，挤兑，陷害，百态纷呈。
杜甫举家迁长安，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他官小，没人来挤兑他。王维、岑参、郑虔等人与他同在两省（门下省、中书省）任职，诗酒酬唱，不亦乐乎。战争还在继续，安庆绪把帝位让给史思明，史思明斗志高涨，几次和郭子仪战成平手。而杜甫在京城痛饮美酒，有当代学者就批评他不关心人民。这位学者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换成他，每一分钟都会想着苦难中的人民，不喝酒，不娱乐。然而情绪有起伏，有其自身的规律，杜甫若是按照他的公式生活，早都痛苦死了。我们最后读到的，就只有羌村三首，没有“三吏”“三别”了。
杜甫的好日子一晃而过。李林甫、杨国忠死了，朝廷又冒出一个宦官李辅国，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杜甫被视为房一党，贬到华州（陕西华县）任司功参军，管礼仪庆典，医疗教育。似乎权力大，其实不然，那华州原来是没人去的穷山沟，办公桌上蝎子爬，苍蝇蚊子满天飞。积压了几个月的公文堆到杜甫手上，使他冲到山崖边发狂大叫。
叫完了，清扫办公室，赶走蝎子和苍蝇，埋头工作。
史料记载，杜甫在华州的工作卓有成效。
洛阳也收复了，杨氏带着孩子回洛阳老家：首阳山下那几间窑洞。次年初，杜甫把华州的事务大致理顺，向州官请了假，千里迢迢赴洛阳，住了不到一个月，又匆匆返回。
可是战局多变，三月，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城。相州（河南安阳）大会战，六十万唐军全线溃退，每过一地，抢掠民宅，州官县官止不住。杜甫正在返回华州的途中，目睹了大混乱。唐军为补充兵员，又到处抓人，六十岁的老妇不能免。河南陕西，抓得鸡飞狗跳，十室九空。
杜甫身为政府官员，自以国家大局为重，可是他的眼睛，无法忽略民间的苦难。相反，他看得很细，完全是设身处地，感受百姓所感受到的一切。毋宁说，苦难对他的吸引，大于山川美女。这个悲天悯人的伟大的男人，他的眼睛所承受的苦难，古今中外，罕有其匹。
5
杜甫过新安县，发现小孩儿也被官府拉去当兵。他发出疑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中男指十六岁以下的男孩儿，王城指洛阳。全县的男孩儿被集中起来，连夜送上前线，其中不乏十二三岁的肥男或瘦男。“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一片哭声中，杜甫安慰几个瘦男说：“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抚养分明之类，即使明知是谎话，杜甫也只能这么说。儿童上前线，哭死也没用，除了安慰，他还能说啥呢？
从新安到潼关的路上，杜甫碰上一幕，更是触目惊心，于是写下《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邺城即是相州。河阳，今河南安阳市。唐军败于相州战役，退至河阳拒敌。
杜甫写实，一向洗炼，画面逼真。老翁急切跳墙，老妇慌张出门。官吏捉人，老翁逃走了，以为躲过一劫，殊不知老妇也被带走。“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十个字，写尽情态。这老婆婆，勇气令人生敬意，这敬意却饱含苦悲。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刚刚战死，为老伴她挺身而出，到军中去做饭，庶几可免一死。中国传统女性，真足以用伟大来形容。老杜只是写实，甚至有点不动声色。老妇跟官吏走了，干瘪的身影没入茫茫夜色。这情景，凸显官吏狰狞、老婆婆昂首挺胸的无尽辛酸。跳墙老翁回家的情形，杜甫不着一字，却尽在字里行间。
诗人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太阳出来，太阳落下，杜甫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村落凋零，诗人憔悴。
按唐代颁布的律令：“六十为老”，杜甫后来未能活到六十岁，是因为他心中苦难太多——为抵御苦难，调动了太多的生命能量……
他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头上前线了：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
诗名《垂老别》，子孙都死光了，老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为老妻活，躲不过兵役才出此豪言壮语。投杖出门去，拐杖没用了，他将拿起刀枪。他穿上了厚厚的甲胄，拱手别上官，却突然意识到，天冷了，寒风刺骨，哭倒在路旁的老妻衣裳单薄。官在上妻在下，老头在中间慷慨激昂。
他越激昂，我们越是辛酸。
笔者行文至此，心里翻波涌浪。
《新婚别》，又是别样一番凄凉：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
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
新婚的丈夫赴死地，新娘脱下嫁衣，洗去红妆，其坚决，透出天地为之低昂的悲怆。
读这样的诗，才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荡气回肠。
杜甫写苦难，笔底往往有豪气。豪气贯穿苦难，方有沉郁顿挫。豪气来自他的性格，他的遭遇，来自文化赋予他的非凡力量。读杜诗，不宜囿于形式，如格律之类。不懂他的内心，他的生命特质，一切都无从谈起。
白居易读懂了他，苏东坡读懂了他，所以才千方百计为庶民小民细民谋幸福。他们承前启后一路走来，竭尽全力，拓展良知与美感的空间，构建堂堂正正的中华文明。
何谓精神家园？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但愿今日，不要让它荒芜才好。
杜甫不唱高调，不避苦难，不走过场。他手中，既有望远镜，又有显微镜，更有透视镜。他没有观音菩萨救民于水火的无边法力，其大慈大悲，却如出一辙。
杜甫从河南走到陕西，悲悯人世间，他自己，也即将开始一生中最为遥远的大迁徙。
乾元二年（759），关中大旱，杜甫辞去了华州的职务，拖着一家人远走秦州（甘肃天水）。灾年物价高，他在华州那点俸禄，不足以养活六七口人。尽管他工作出色，但华州姓郭的刺史总是挑他的毛病，不涨工资还扣钱。朝廷又是那样，小人嚣张，新皇帝斗老皇帝……杜甫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这一年他四十八岁。辞官意味着他不复留恋仕途。他有个从弟在秦州，听说那边雨水丰沛，庄稼长势不错，他就举家迁徙。此举带有逃难的性质，他可能打算从此务农。秦州是边陲重镇，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侧，汉族与少数族杂居，人口众多，听上去像个世外桃源。杜甫是这么盘算的：他能采药，宗文、宗武能下地，丰收了，不用上皇粮。杨氏善持家，一家人抱团，乱世活下去。杜甫想到了诸葛亮和陶渊明，写诗赞美这两位乱世高人。
在秦州住了三个月，筑居却不成，温饱难测。杜甫又听说同谷（甘肃成县）的土地更肥沃，盛产薯芋，填满全家人的肚子没问题，还有拔不完的鲜竹笋，采不尽的野蜂蜜……于是再迁二百里之外的同谷。岂知到了同谷，才发现不是那回事儿。天寒地冻，山里没吃的，全家拾橡子充饥，拼命挖一种叫黄独的野生芋。写信邀请杜甫到同谷的什么县令，见过一面就躲起来了，和秦州那个从弟一样。
杜甫贸然走他乡，过于相信亲朋，全家陷入困境。零下十几度，他穿不暖睡不着，每天凌晨出发，带着二十岁的大儿子，进山挖黄独。苦苦捱了一个月，眼看有人要饿死，杜甫和妻子紧张商议，决定长途跋涉，到天府之国成都。
他写诗感叹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
一家老小又上路了。时在十二月，最寒冷的日子。
他沿途写诗,一直写到剑阁。
这一年里，杜甫从洛阳返华州，从华州到秦州，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向遥远的成都进发，几千里折腾，受冻挨饿，却是写诗最多的年份。秦州三个月，他写了八十多首诗。他辗转飘泊，遣兴抒怀，详细记录边塞风物、羌胡习俗，每到一地必写诗。我们不禁想问：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换成其他人，愁都愁死了。也许是因为他见识过了天南地北的各种苦难，所以对自己的遭遇并不在乎。他的精神承受力异乎寻常。他是皱着眉头的乐天派，对后世读书人影响不小。自己居无定所，还牵挂散落各地的兄弟们：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杜甫一连三夜梦见李白，于是怀疑李白死了，写《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杜甫想念李白，一如念叨亲人。此人是个利他主义者，并且毫不勉强。为什么这样？研究他，应当刨根问底。
杜甫一家人，走了整整一年才走到成都。当时的成都，号称十万户，实际人口在二十万左右。繁华仅次于扬州，民间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成都又称益州。安史之乱，扬州也遭到破坏，而成都远离战火。唐玄宗曾经往那儿跑，现在杜甫对它寄予莫大希望。
次年春，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落成，这就是著名的杜甫草堂，眼下在成都，与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齐名。
有个表弟叫王十五的，在蜀中做官，他资助杜甫。高适在离成都不远的彭州做刺史，也常来草堂走动。杜甫有了一些朋友，朋友们赠树送花，草堂收拾得很舒服，一派勃勃生机。杜甫这个人，一旦有了喘息之机，快乐就来照面，诗心随之萌动。且看他描绘春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陶渊明懂得植物的“朦胧的欣悦”，杜甫也懂。诗人总像是自然的情人，细腻地欣赏她体会她，不会去算计她掠夺她蹂躏她。汉语的自然二字，深藏祖先智慧，它的源头性的含义为：是它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这在当下的重要性、紧迫性不言而喻。
草堂邻近乡村，杜甫写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杜甫在成都，靠朋友资助度日。老妻幼子皆自在，不复为柴米操心、因饥饿啼哭。何谓好日子？眼下就是好日子，一家子，一个都不少，还有吃有穿，有庭院，有“锦江春色来天地”，有“无赖春色到江亭”，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一位崔县令前来草堂拜访，杜甫喜出望外，写《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细读杜甫这些在成都写的诗，真为他感到高兴。大难不死有后福，幸福只在粗茶淡饭间。谢谢他的朋友们，左邻右舍，王县令、朱山人、不期而至的崔县令、高刺史，多亏他们的馈赠，诗人得以安居，为后人留下不朽的诗作。“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想想他洒扫庭院，竖着耳朵听敲门的模样吧。诗人如此幸福，我们几乎眼含热泪。
请看他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这位黄四娘，身份不详。唐代尊称女人，通常用娘字，有些还用大娘，比如善舞剑的公孙大娘。杜甫一生崇拜诸葛亮，在成都，自然要拜访武侯祠。他写《蜀相》，令其他赞美诸葛亮的诗人望尘莫及。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老杜闲居草堂两年多，佳作有如锦江春水。他加以总结，自己做自己的评论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兴，春来花鸟莫深愁……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战乱未停,杜甫避居西南,心情格外闲适。他是个老实人,感觉到什么就写什么,他是写实派,更是感觉派。诗人忠于自己的艺术直觉,而不是后人套给他的某些公式。不直接写战乱,不等于他没有牵挂,有《恨别》为证:“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杜甫自视为洛阳人,他怀念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白天在床上看云,天空中布满亲人们的身影。
成都府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也到草堂来看他。这可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官了，杜甫率领全家恭迎。严武小杜甫十四岁，很喜欢杜甫的诗。而当初杜甫在凤翔挺身营救房，严武是看在眼里的。以他地位之高，却待杜甫如兄长。二人对饮，言语投机。严武三十六岁，杜甫五十岁，一个踌躇满志正当年，一个白发萧然历尽沧桑，却显得神态安详。严武赠金，杜甫笑纳，连客套都免了。严武也写诗，常派人接杜甫到府中喝茶，尊
成都草堂这两三年，是杜甫生命中最后的好时光。
严武不调走就好了，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
6
朝廷又乱起来了，朝廷不乱，好像它就不是朝廷。宝应元年（762年）二月，唐肃宗患病，四月，唐玄宗病死。肃宗因父皇的死病情加重，他宠爱的张皇后、宠信的李辅国趁机作乱。这两个人原系死党，眼看皇权悬空，私欲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急剧膨胀，必欲除掉死党而后快，大权独揽。皇后与太监斗，各下狠招。张皇后联络越王李系，准备对李辅国下手，岂料消息走漏，太监动作更快，带兵冲进肃宗寝宫，当着皇帝的面，拖出皇后及越王，将其处死。宫中的嫌疑犯，一口气全杀光，肃宗被吓死在龙床上，追玄宗去了。太子李豫战战兢兢走向那龙椅，是为唐代宗。
宫廷大地震，瞬间波及全国，影响无数人的命运。六月，严武调任京兆尹，兼管修建两个皇帝的陵寝。为皇帝建坟墓，可谓荣耀之至了，朝廷盛传，严武把这件大事干下来，就会当丞相。然而给皇帝修墓，也潜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严武年轻，欣然赴任。七月启程，杜甫送他，一直送到绵州，写诗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杜甫送走严武，自己却不能回成都了。成都府少尹徐知道发动兵变，把严武留下的官印抢走，自封府尹兼剑南节度使。少尹系副职，徐知道想正职想得发慌了，如同藩王想做皇帝。朝廷任命高适为成都新府尹，徐知道像个病毒似的发作了，他却不知道，念头一动死期到：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又被部将李忠厚杀死。这个取名忠厚的家伙，比徐知道更疯狂，杀戮成都百姓，血染长街。据杜甫描述，李忠厚有个嗜好，边看杀人边饮酒，谈笑风生。
八月下旬，高适平乱得胜，进入成都。
杜甫七月底住到梓州（四川三台县）去了。梓州李刺史请他去避乱，估计跟严武有关系。严武的好朋友，官员们都乐于接待。
李刺史调走了，章刺史继任，对杜甫也不错。杜甫一家人客居梓州。
十月，唐军与叛军在洛阳北郊决战，双方二十万人投入战斗，杀得天昏地暗。唐军胜，追杀穷寇，叛军败走范阳老巢，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吊死在河北滦县的树林中。安史之乱告结束，历时七年多。安禄山史思明，分别被安庆绪史朝义杀死，这四个人，都想做帝王，顾不得什么父子不父子，终于携手去见阎王。
大乱像飓风般刮过去了，留下了统计数字：唐帝国每十个人当中有七个消失了。
龙椅害人。
而拖着老婆孩子东奔西走躲避战火的杜甫，为我们留下伟大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后世学者对此诗赞不绝口。它能打动每一颗流浪的心。
可惜封建时代的学者们，几乎从不追问权力。杰出如司马光，写下洋洋数万字的“安禄山之乱”，却不能越过皇权展开强有力的思考。权力的本质未能得到揭示，悲剧就要重演。
读书人的话语空间萎缩到注六经、摇头晃脑念古文吟诗作赋。唐宋以后，诗歌的博大雄浑几近绝迹。诗与思不接轨，末路自会呈现。
杜甫为何喜欲狂？因为他压抑得太久了。年过半百不算太老，青春作伴好还乡，想到还乡，他把十年前就挂在嘴边的老字扔掉了。
学者指出，诗中连用六个地名，不觉得堆砌。此无他，盖因气韵贯穿所至。
杜甫还乡心切，可是严武又回到成都做府尹了，写信邀请他，令他左右为难。和妻子商量，决定还是去成都。
浣花溪畔的草堂，经战乱面目全非，杜甫回家动手收拾，全家忙了几天，严武派人相助。杜甫写“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情绪蛮好。他收拾庭院的时候还说：“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也许随口吟出，却被后人广泛引用。
不过，老吃闲饭心里也不踏实，杜甫到严武手下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挣钱养家。“杜工部”的称号由此而来。由于严武向皇帝上表举荐，杜甫身佩御赐的绯鱼袋。按规矩，上班要佩带这东西，于是很多急于进身的年轻人看他不顺眼：这糟老头子神气个啥呀?
吐蕃军又作乱，一度攻陷长安，兵犯四川，严武忙于军事，杜甫却在他的政府里受尽窝囊气。仗打完了，严武回成都，杜甫提出辞职。严武同意了，让杜甫回草堂歇着。反正有他在，杜甫一家人的生活能维持下去。
没过多久，严武竟然暴病身亡。
三个月前，高适也病死了。包括房在内，三个能帮助杜甫的高官，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死去，对杜甫是个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一家人怎么活下去？国难到了头，家难无时休。草堂前一棵两百年的老楠树，居然被川西坝子上的风刮倒。秋风它得寸进尺，欺到房顶上，“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此间杜甫写诗，哀声不绝。他考虑迁徙，像一只经验丰富的老候鸟。
765年的5月，正是蓉城群芳吐艳的时节，杜甫一家人又出发了。
他打算坐船先到夔州（奉节附近），再向荆州。
船过眉州（今眉山市）、嘉州（今乐山市）、渝州（今重庆），孤舟千里，顺江而下，走了四个月。眉山乐山风光好，他多半滞留过，却没有留下一首诗，可见心情郁闷。他瞄准郁闷写诗，留给我们的是千古名篇《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首诗是杜甫的自画像。叹息的声音是巨大的，如明月掷入大江。古人针对这类大情绪发明了一个词，叫浩叹。
杜甫在夔州待了两年，没钱，走不动。他种地卖药糊口，全家总动员，能填饱肚子，只是不停地换地方，两年搬了五次家。大儿子宗文非常能干，养了六十多只乌鸡。杨氏种莴苣，却长出一地野苋菜。杜甫醉后骑马逞能，从白帝城驰下三峡之一的瞿塘峡，坠下马来，很多人上门探望，令他感动不已。
他写《负薪行》，描绘当地风俗：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薹蚣摇?
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
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
……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杜甫缓得一口气，投入生活的热情立见高涨。
他在夔州写了四百多首诗，各种体裁都有。也许他自知年老体衰，下决心和死神赛跑。七言、五言、律诗、古体诗……他空前地锤炼诗歌形式，用不同的形式瞄准内心的节奏。他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内心波涛汹涌，形式就是内容，呈现为大器浑成的状态。后世学杜诗者易得皮毛，是因为刻意将形式剥离开。没有足够的人生体验，单靠格律走诗途，如何走得畅通？
杜甫的博大精深，是一生磨难所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此间佳作如云：《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壮游》……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古今独步，七言律诗第一”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青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写于重阳节。杜甫此时患多种疾病，所以停酒了。他患糖尿病、肺病、风痹，牙齿半落，耳背眼花。据说写完此诗后，左耳完全失聪。他完成了自己的“命运交响曲”。
受苦受难如杜甫，古今中外艺术家，找不出第二个。荷尔德林疯掉了，兰波、策兰自杀了。杜甫活着。
真不忍心提他的疾病。
768年初，杜甫下决心说：“正月中旬，定出三峡！”
他把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四十亩果园送人了。
一家老小上船，顺江东下。送行的夔州朋友多达数十人，有人还是刚认识的。杜甫默念：永别了，朋友们。
两行浊泪是悄悄抹去的。
千里江陵一日还……
杜甫投奔江陵的一个从弟，安顿家小。为生计跑官府，求个一官半职，可他太老了，没人理他。门都不让进。
宗文给他叔父杜观写信说，连糠菜粥都吃不上了。杜观不露面。本来说好在江陵会合的。
英雄末路。杜甫写诗，念叨阮籍的名字。阮籍名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英雄不停地逃难。移居公安县，也是投奔朋友，但是公安治安太差，大白天抢人。杜甫再移衡州，即今之衡阳。
这匹老马识得路途。有趣的是，杜甫一生爱马。李白自比鲲鹏。鲲鹏扶摇上高天，瘦马艰难行大地。
登岳阳楼，颤抖的手写下中国人永远传诵的诗篇：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戒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浮：极言五百里洞庭湖气势宏伟，仿佛整个宇宙浮于其上。戎马关山北：唐军仍与吐蕃军激战于陇右、关山一带。
洞庭气势，尽在此诗。哗哗流淌的忧国泪，使“祖国”一词，矗立在后世中国人的心中。
衡州的故人韦之晋到潭州做刺史，杜甫又奔潭州（长沙），希望在他手下谋一份差事。两个儿子没工作呢。杨氏带着七八岁的小女儿到佛堂祈祷。
然而韦之晋忽然病死了。
杜甫仍未绝望：潭州有他的舅舅，有崇拜他的诗剑双绝的年轻人苏涣。诗人住下来了，忙着开荒种菜、种粮食、打听何处能采药。十几年颠沛流离，他很有经验了。战乱死了那么多人，他全家平安。清明节，偕同苏涣、宗文泛舟湖上，杜甫幽默地说：“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他已经看不清花色了，五颜六色连成片，这也挺好。船在波中摇晃，仿佛置身云端。
过了一个月，潭州骤起兵乱，兵马史和刺史打起来了，全城百姓仓皇逃走，杜甫一家人卷入其中。
到衡州找到那条船，可能就是出三峡时坐的。船体还算坚固，几个月前托付衡州的朋友照看。老夫牵老妻，儿子扶小妹，上船等于回家，漂向耒阳县。偏遇七月大洪水，船停在小岛旁，离耒阳城四十里。县令曾得他一封书信，派人寻找他，送来几十斤牛肉和几坛美酒。杜甫已饿了五天，仅存的一点食物都分给儿女了。牛肉味道不正，管它呢，全家人欢天喜地，还围着酒坛子肉盘子跳舞。过了几天，耒阳县令又派人找他，却只见洪水不见船。县令闻讯大哭，在城北二里处垒起一座坟，纪念他爱戴的苦命诗人。
其实杜甫还没死。他的老船漂在湘江上。他还想回洛阳，走长安。但是腹中疼痛，吃什么拉什么，服药就像吃毒药，大汗不止，忽热忽冷。风痹严重，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咳嗽不止。江风怒号，船身剧烈摇晃，他伏枕写下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这个人，至死还牵挂亲友。更牵挂他的国家：“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7
杜甫活了五十九岁，却好像活了两百岁。他一生经历，几乎浓缩了个体生命所能经受的全部苦难。所幸他三十三岁前生活幸福，加上后来断断续续的好时光，总有两三年吧。他受苦受难二十余年。他是苦难的象征，令人联想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享有诗圣的称号,他又是迎着苦难不低头的圣人。
没人懂得他的内心世界。所有的努力，只是靠近他而已。
唐朝那么多帝王，和他一比，分量都会减轻。他广大的慈悲，他永远的坚韧，他日月般闪耀的才华，使他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1962年，他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隆重纪念。这使我想起近两年，雨果的生日，塞万提斯的生日，欧洲几百个城市纷纷举行各种活动缅怀伟人。而我们好像把杜甫忘了。希望在他一千三百年（2012年）的诞辰日，全国都来纪念。
纪念杜甫，记住苦难。
伟大的诗人在大地之上……
想想他的那双脚吧，徒步不下十万里。
想想他的眼睛，投向多少村落，多少带血的城郭。
法国人爱戴雨果，是因为法国人懂得雨果。雨果写《悲惨世界》，写《巴黎圣母院》，写《海上劳工》，为劳苦大众呕心沥血。雨果八十岁生日，几百万巴黎市民从他窗下走过，向他致敬，为他祝福。法国人能充分理解他们的文化伟人，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遥不可及。单看影视剧，皇帝像走马灯似的，龙袍龙椅龙床，太监与后妃，圣旨和下跪……为商业利益而刺激某些本已淡化的民族心理。李白杜甫，我们看不到。
文学传记，同样令人忧虑：某知名出版社面向青少年推出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中外各十余本，洋洋大观。我有个爱看书的青年朋友却抱怨说，实在读不下去，宁愿无聊，宁愿睡觉！这事令我震惊。名人，伟人，被那些四平八稳的作家们处理成温吞水，鲜活的生命被装进条条框框，年复一年败坏读者胃口。传统文化名人，除了一张标签，就是一堆乏味的文字??我找来几本翻了翻，作者各有姓名，语言风格惊人相似，不可逆转地朝着平均化。
把传统带到当下，是个巨大课题。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杜甫的诗散佚大半，今存一千四多首。名篇近百，大都质朴无华。他生前名气不是很大，不如李白。他自己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他写诗苦，推敲字句、安顿典故、讲究格律。晚唐诗人贾岛孟郊学他的模样，为一个字斟酌半天，勤苦可嘉，佳句有限。杜甫的好诗有如喷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李杜诗篇，当时有争论的，持反对意见的还占了上风。诗人尚在世，人们宁贬不褒，倒是杜甫，对李白极尽赞美。杜甫这种赞美，也隐含了一个前提：李白的作品同样不为时人看好，李白名气大，主要来自他的三年供奉翰林生涯，以及举止、行动异常。稍后的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过了四十年，白居易动情地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杜甫领会了天意，为人间留下好诗。
白居易一生关注底层，显然受益于杜甫。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可能具有代表性：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一二也。”
这话是说，意蕴贯穿方为好诗，贯不穿，便是乌合之众。
凡艺术创作，均在此列。
杜诗意境浑阔，他本人，像一台停在半空的巨型搅拌机，国难家难，连同他的天赐伟才都搅进去了。我读《北征》及《咏怀五百字》，这种感觉尤其突出。而形容这种感觉，还得用他的诗句：荡胸生层云；气蒸云梦泽……所谓大境界，今人当知晓，下点工夫是值得的。
《赠卫八处士》云：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写人世沧桑、朋友离合，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诗了。人生许多经典情态，杜诗都有经典描绘。
所谓喜怒哀乐,杜甫胜人一筹,感受更为深切。所以他的生命的长度,堪比二百年。
单凭喜怒哀乐，尚不足以步入艺术的炽热地带。靠什么激活感受？靠读书。杜甫意识到这个，说：“群书万卷常暗喁诵。”
读书的深层诉求是修炼，是丰富生命。今日之中国，阅读每况愈下，我们真是愧对杜甫，愧对一切先贤。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如果他的知识仅限于专业领域，拒绝人文修养，那他等于没文化。
生存的技能，思考生活的能力，二者不可偏废。
而一旦偏废，必将导致欲望、意志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全社会的健康成长。
杜甫“以事入诗”，诗中常带叙事，古代一些学者很不以为然，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杜诗切于事情，但不文尔。”文即文饰、文采。这话令人想到司马相如，相如就很有文采，他写辞赋，是写给帝王看的。学者待在书斋里，却喜欢操官腔，以隐形的权力向艺术施压，模仿权贵指手划脚。这类人衍生千年，改头换面，花样百出，释放变异病毒的能量，比如眼下的“红包批评家”。好在群愚搅扰一时，搅不动长远。陶渊明、杜子美，一个遭冷落几百年，一个遭冷落几十年，可他们还是传下来了，剔尽权力、时尚等附加成分，好诗得以凸显自身。这是中国人的幸运：拥有一长串光辉的名字。
杜甫写羌村，写三吏三别，显然不考虑皇帝的趣味。忠君和艺术，有个分界线。所谓艺术家的良知，是说他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包括变形的感受。生活怎么来，他就怎么迎上去。在这个层面上思考，会发现“现实主义”显得有些空泛。杜甫是此时此地的，他是印象、感觉、追忆。称他写实派，不如称他印象派感觉派。他笔下的真实画面，逼真到了梦幻的地步：写出来的场景，总是通向更多的场景。所谓凝练，对生活高度概括，已然跨入抽象艺术的领域，杜甫的诗，是具象中见抽象。我读卡夫卡，读海明威的中短篇小说，有类似体验。举《石壕吏》为例，它通篇用白描，简单明白，却叫人读不够，原因何在？窃以为，它是浓缩了一场做不到尽头的大噩梦。
杜甫的诗又被称为诗史，晚唐孟说：“杜逢安禄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但杜诗首先是诗，其次方为史。诗是自足的，不必到别处寻找根据。如同思想是自足的，不必跑到思想之外去寻求根据。“思想就像一条鱼，人们却以它在岸上存活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它的价值”（海德格尔语）。何谓思想？不妨读读海氏——这位举世公认的、从德语来到汉语中的哲学大师。
伟大的诗篇，乃是思想的近邻。在杜诗中，我们闻到了思的气息，追问的气息。他活得执拗而坚决，诗与思天然接轨。
中国封建社会，缺的不是历史记录，而是照耀生活的思想之光。把杜诗当史书读，是扔了西瓜捡芝麻。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白 居 易
杜甫去世后两年，白居易出生了。和杜甫一样，白居易也是河南人，父亲也做过县令。杜甫中年遭遇安禄山之乱，白居易早年碰上李正己之乱，个人命运，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李正己属地方军阀，割据河南十郡，并不足以为祸全国。不过，他在中原兴兵割据，却说明李唐王朝对国家的控制力减弱了。胡人造反，吐蕃进犯，军阀作乱，三种不稳定因素，加上朝廷宿命般的内耗，导至唐帝国走向衰败。从衰败到灭亡，历时一百多年，这疾病缠身的巨人，咽气也不容易。
白居易活了七十六岁，贯穿“中唐”始终。他死后，为他写墓志的李商隐，则已被称为晚唐诗人。他生前曾与元稹齐名，称“元白”，元在前白在后。元死了，他又和刘禹锡齐名，称“刘白”。二人齐名的风气，可能盛于此时，一直波及到宋朝文坛。
元稹与白居易为同科进士，才高，自负，名气大。他的名声却也来自他的风流韵事：一介穷书生，将花容月貌的贵族少女崔莺莺给吸引住了。由于门第悬殊，爱情颇费折腾，他把这件事写成小说《莺莺传》，当时叫传奇。作者化名张生，与崔莺莺在普救寺爱得死去活来，其中有一段佳人翻墙过来幽会的描写，可谓惊心动魄：“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元朝戏剧家王实甫演绎成杂剧《西厢记》，而曹雪芹用贾宝玉的口吻赞叹：真是好文章。
男欢女爱推到极致，当然是好文章。我记得《西厢记》中有这类句子：“手儿相携，脸儿相偎，腿儿相挨。”这已经是性爱描写了，但读上去并无“黄兮兮”的感觉，倒是佳人情态婉转动人，类似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元稹和莺莺，由于种种变故，未能花好月圆。《莺莺传》却影响极大。礼教下的少女，白日端庄，入夜娇喘吁吁奔情郎，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样的故事谁不爱看呢？由于细节的无限差异，故事会显得新鲜。
元稹另娶韦氏，崔莺莺嫁给别的男人，普救寺的颠鸾倒凤成追忆。元稹托红娘传话，想见她，她拒绝回应。这可能是真事，却因符合悲剧要素，更为吸引人。
白居易常拿这事儿跟元稹开玩笑吧？
二人一生交厚：官场的朋友，文坛的知音，私生活趣味相投。白居易对男女之情的敏感，不比元稹逊色。元稹写《莺莺传》，白居易写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文坛。
中唐文人如雨后春笋，韩愈、杜枚、柳宗元、韦应物等，和元白同时代，形成全国性的文坛。文人既当官又搞创作，二者并行不悖，都是倾力而为。李白、杜甫受到尊崇，纯正的艺术呈现压倒优势。文章不是写给皇帝看的，也不是踏入官场的敲门砖。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事。文坛长期处于自足的局面，与官场市场关系不大，审美，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好作品传播迅速，覆盖面非常广。杜甫的诗集“家家有之”，李白大约也相似。而李杜以下，更有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队伍。唐朝被称为诗的国度，所谓高雅艺术，乃是今人所言，诗歌在当时，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国民素质之高，可见一斑。
白居易把诗歌拉向平民，适当降低它的高度，使之在民间扎下根来。他是有意这么做，写大量的诗，又辅之以理论。他的成功，带动当时，波及后世。
《新唐书》为他立传，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讲他的官场际遇，剩下的部分才谈及他的艺术。这使我想起听导游讲苏轼，重点讲苏轼官有多大。白居易官至刑部尚书，一如苏轼官至礼部尚书，但诗人就是诗人，官大官小能说明什么呢？
白居易苦涩的仕途体验，亦如苏轼。历代大诗人，官运亨通者寥寥。这是一个值得反复追问的大问题。官场好手，于诗意就隔膜，二者互相排斥，价值形态迥异。文人大都失意，却并非失意在先为文在后，文人坚持他的价值观才会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白居易为官四十多年，是好官和清官，他不敛财，几度受穷，这在高官中是罕见的。他努力向杜甫看齐，能看见民间的苦难，并且越看越细。同时他也享有官员的生活水准，蓄妓醉酒弹琴畅游，如同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
本文注重两点：一是白居易异乎寻常的平民化倾向，二是他的至性至情。后者也包括男女之情。《长恨歌》、《琵琶行》如此出色，不玩味可惜了。
由于河南兵乱，白居易离开家乡新郑，跟随母亲远走江南。辗转吴越，寄居亲戚家，可能有几年光景。又向北到过邯郸、太行，史料记载不多。他写诗说：“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这段漫长的经历对他影响不小，深入心灵，埋下种子。至于将长出什么树，开出什么花，他自己并不清楚。人的意识犹如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很多事都在暗中进行着。由此我揣测，白居易长达几十年的底层关切是由来已久。他生于官吏世家，父亲忙着做官，他长期和母亲在一起，而避乱远走，几年间连父亲的面都见不着。这一点，颇似杜甫。他后来钟爱杜诗，想必与性情有关。李白是由父亲来塑造的，而杜甫、白居易的精神环境，则弥漫着母性的温情。母性总是趋于仁慈，目光也细腻。
兵乱结束，白居易回家乡，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细节无考。父亲由巩县令迁徐州别驾，举家搬到符离。十六岁，白居易到长安，干谒苏州人顾况。顾况是名诗人，又做着官。这人挺有趣，玩味白居易三个字，笑着说：长安米贵，居不易也。白居易却有准备，拿出一首诗呈上。顾况一看，表情变了，改口说：你有这样的才华，在长安待下去，问题不大……
白居易这首诗，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浸古道，晴翠满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
小小年纪，写下传世佳作，令人诧异的，是诗中的苍凉美感。少年流浪的身影，隐于字里行间。
这件事还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白居易不是随随便便到长安，他才华初露，并且有了证明才华的作品；其二，顾况能欣赏后辈，并能当面改变态度。这种事古代多，今天少。
白居易在长安住下，顾况带他到朋友圈中，每次都提到他的诗作。好诗不胫而走，少年天才很得意，写诗更起劲。可他又发现，好诗不易得。写诗和手艺活有不同。比如一个木匠，做了一把漂亮椅子，接下来做椅子，八九不离十。好诗却像好梦，像佳人，可遇不可求。一晃三年过去，他十九岁写的诗，反不如十六岁。这使他陷入苦闷，重新打量这门艺术。他在长安住旅舍，像杜甫那样从事干谒活动，身上揣着家里给的钱。唐朝读书人，大都这么干，风气绵延二三百年。白居易不大游，可能因为早年的离乡背井。二十岁左右，他游过几个地方，时间不长。
白居易在长安待了多久，没记载。他在京城取得的一点名气，对他日后考中进士有无帮助，我们也不得而知。他回家用功，非常辛苦，“夜课赋，昼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课：攻读，用作动词。胝：老茧。
二十七岁他通过乡试，二十九岁再赴长安，全国几千名考生，录取四十名进士，白居易位居第四。三年后又参加吏部“拔萃科”考试，录取的人数更少，他榜上有名。进士考诗赋，拔萃科考判词，他两手都硬。
仕途摆到他脚下。接规定他从县尉干起，到长安附近的周至县赴任。这是唐朝进士的第一顶官帽。县尉捕盗、催赋税，直接与小民打交道，既培养基层经验，又练就铁石心肠。
稍后我们会发现，白居易是怎么当县尉的。
元稹与白居易同科登第，中状元，娶京兆尹的女儿做老婆，将崔莺莺抛到脑后。元稹长得像他自己所描绘的张生，风流倜傥，《莺莺传》满城皆知，他当年的艳史并未影响他踏入豪门。莺莺恋旧情，郁郁寡欢，躲在长安的某个角落哭泣。倒是白居易放不下这件事，几次提起，元稹谈笑带过。显然，为前程计，他不会再见莺莺一面。普救寺偷情那一年他二十三岁，莺莺十六七岁。眼下他将近三十岁，迎娶的新人像当年的莺莺。他春风得意。古代男人的三件得意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元稹占了两件。他家里又穷，不难想象他大翻身的模样。偷情故事使他赚足了名头。他从一个大家闺秀的娇躯，过渡到另一个名门少女的玉体。莺莺在什么地方哭，他不爱去打听。
才子加得意，往往加出轻浮来。元稹到后来，为官有劣迹，不知与他的得意劲有没有某种内在联系。
白居易的性格，趋于沉静，沉静中见热烈。读他的作品，容易留下这印象。外表也不错，因为“拔萃科”考试，相貌粗俗者进不得考场。在长安，他和元稹如影随形，如果他长得难看，反差大，会写诗自嘲的。两个外省青年在京城的富人区随意走动，骑肥马，坐轺车（一种轻便小马车），拥佳丽，羡煞多少土生土长的长安人。
白居易有过一个名叫湘灵的红颜知己，多年后仍难以忘怀。我查湘灵的资料，吃惊地发现，她似乎被什么人做了手脚，藏起来了。历史隐匿她，好像她见不得人似的。可是白居易至少为她写过三首诗，《冬至夜怀湘灵》说：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一年三百六十夜，冬至夜最长。湘灵漂亮，诗中写得明白。二人曾经同床共枕，热被窝里交颈眠，也是写在明处的。分开的原因不详，也许父母不同意。双方都在思念、痛苦，并且旷日持久。
《寄湘灵》又说：“泪眼零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杆独自流。”
白居易牵肠挂肚的漂亮女子，竟然被藏起来了，我找半天找不着。手上五六个白诗选本，没有怀念湘灵的一首诗。显然没资格入选。这倒奇怪了：白居易的情感体验，看来是不值一提。他三十五写《长恨歌》，四十多岁写《琵琶行》，写《井底引银瓶》，那么投入，那么感人，非谙情事者，哪能至于此？为什么把诗人的爱情打入冷宫？他的人民性值得放开喉咙讴歌，他的人性就需要做手脚加以遮掩么？
须知在唐朝，婚前婚后的男女情，只要是真情，都会受到尊重的。类似十九世纪浪漫的法兰西。
这事也怪元稹，他是知情者，又会写小说，如果他写个短篇《湘灵传》，既是白居易和湘灵的缠绵悱恻的爱情记录，又能见证文坛盛传的元白佳话。《湘灵传》传入市井，流布后世，王实甫将其改编成《西厢记》的姊妹篇也未可知……
白居易的人性、“人之大欲”，我们只能猜测，而人民性俯拾即是。
且看他如何当县尉。
周至县离长安一百三十里，百姓穷，县令凶。白居易身份微妙，虽为下级，却有进士头衔，有京城背景。——元稹在朝廷担任左拾遗。县令对他颇客气。县令姓甚名谁，本文略去，他就是区区一县令，封建时代权力网中的一个小结点。他有官场伎俩，对新来的县尉，客气与官腔并用，他毕竟是上级嘛。
白居易将作何反应呢？
他上任之初，就写了一首诗《观刈麦》：
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饷田：给刈麦的丁壮送饮食。
白居易一生崇拜两个人，除了杜甫，便是陶渊明。此诗展现的田园风光，历历在目。南风一起，小麦就黄了，田埂上走着健壮的农妇、活泼的小孩儿，迤逦向南岗。渊明自己便是躬耕的农人，视劳作为寻常。而白居易是官员，是旁观者。如果他悠悠然，将裸露在烈日下的脊背也视为风景的组成部分，那他就成了县令一类人。一句“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道出农人的坚韧与辛酸：累得精疲力尽了，还珍惜着夏日里长长的天光。风景变得忧郁，诗人是恨不得将目光化作清风，拂过这些汗流浃背的劳苦人……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曾：竟然，唐人常用。输税：纳税。中唐征税，改粮为钱，农民苦不堪言。
诗人细看，我们细读。粗读辜负了他，一掠而过则不如不读。
贫妇抱着孩子，拾麦穗充饥，白居易很惭愧。这决非唱高调，有他后来的政声为证：做苏州太守，因病卸任，几十万苏州人哭送他。县尉是九品官，一年俸禄，除三百石粮食外，另有职分田两顷五十亩，钱一千九百一十七文。与贫妇相比，真是天上地下。观刈麦，他整天不能忘，酒肉无味，于是写诗表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位杰出的摄影家侯登科，随麦客们南北迁徙，坐货车、拖拉机，爬运煤的火车。他拍下无数的麦客劳作的照片，自己却患上绝症，几次昏倒在麦田里……
古代文人的良知，并非后继乏人。五十年代常用的人民性，是个伟大的发现。
白居易这么写诗，县令不高兴。农民苦，堂堂县尊是不看的。他看什么呢？他专看上级的脸色，如同今天的某些官员。上级是京兆尹，姓韦，不知道是不是元稹的岳丈。京兆府辖郊县二十三，周至县为其一。史载：白居易任县尉那几年，有三任京兆尹是横征暴敛的酷吏。
县令看上级脸色，当然希望白居易看他的脸色行事。然而白居易却跑到田里看农夫，动动恻隐之心也罢了，还写诗自责，并传入京城。县令露出狰狞本相，强令白居易抓人，鞭打交不出钱粮的农民。双方拧上了。白居易郁闷之极，病倒了。县令倒来探病，恩威并施，提醒他病愈上班，该干的工作还得干下去。
办法都是想出来的，白居易在病床上开动脑筋：既不得罪上级，又不欺压农民。对他来说，仕途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哩。生病是个好办法，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生病。
上级看出他装病，却忌惮他的京城背景，不便拆穿他。鞭打农夫的事交给其他人，交给一帮悍吏。白居易乐得清闲，以病人的口吻吟诗说：欹枕不视事，两日门掩关。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
此事表明：白居易既有立场，又有策略。
作为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不会给自己找理由，名正言顺地执行上级命令。这个乍看不起眼的细节，却说明大问题。京畿二十多个县尉，没几个像白居易这样。一般人宁可装糊涂、悄悄抹掉良知，也不愿抗命装病得罪上级。他们总会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农民历来就苦嘛，孔圣人也讲过，耕也，馁在其中也！农民不晒太阳，莫非让我们这些人去呀……
鲁迅写《狂人日记》，惊呼：历史原来是吃人的历史！
鲁迅这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却需要细心考察，看清“吃人”的全过程、它的标准样式和诸多变式。
白居易对当时的政治有大抱负，曾在京城一口气写下75篇《策林》。杜甫“穷年忧黎元”，白居易比杜甫强，心忧黎民能落到实处。装病搪塞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会一跃而起。
县令不管他了，还劝他游山玩水，说是对他的身体有好处。
白居易乐了，挥笔写诗：“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辜负平生眼，今朝始见山。”
山名太白，李太白当年盘桓过的。白居易称县尉“趋走吏”，可见他有趋走的体验。下乡逼农户，他皱着眉头，眼里只有尘土，哪来的山青水秀？现在好了，他终于能看见太白山了。“平生眼”是说：他有一双能让山水活跃起来的诗眼。
不仅是自然风光，更有人事、情事。
白居易在周至县，身边没女人。他三十多岁了，情爱之躯处于休眠状态，夜里抱着枕头。怀念湘灵。回想元稹绘声绘色描述崔莺莺。以他此时官俸，蓄妓有困难，寻花问柳或可应付。我猜测，他对男女之事很敏感，却不大可能是烟花巷里的常客。他写女人，并无猥亵之态。在徐州做官的父亲，好像不怎么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也许放权给他，让他自己处理。
三十五岁，白居易形单影只。而元稹早就做了父亲，从描绘崔莺莺，转而形容娇妻与爱子，羡煞这位大龄青年。——白居易到长安，二人要见面的。大龄青年打马回去，一百多里路，花红草绿蝴蝶乱飞，他心里的情愫却不能释放。他有性苦闷。情爱缺失。后来蓄妓成瘾，此间可见端倪？
工作不想干，妻子没着落，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交游上。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王质夫，山东琅琊人；一个叫陈鸿，贞元年间的进士。这两个人，因白居易而青史留名，又促成并见证了《长恨歌》。
《长恨歌》是贯穿一千多年的文化事件，影响了唐宋传奇，元明杂剧，清代戏曲、话本、小说，以及现当代的戏曲和影视剧。唐玄宗，杨贵妃，因之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桩大事，却由一次闲谈而起。
离周至县城不远，有座仙游山，山上有个仙游寺。白居易，王质夫，陈鸿，三个男人游寺，枯树下晒太阳，喝茶，倾听鸟鸣；又喝酒，谈古论今。时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十二月。三人已属旧交，彼此很随便。谈起几十年前的安史之乱，谈起唐明皇杨玉环，十分感慨。据陈鸿记载，王质夫对白居易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这段话含有三层意思：1.玄宗和玉环的爱情悲剧，大诗人方能润色书写，使之流传，否则就要失传。2.白乐天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多情，经历过缠绵悱恻的男女情事。3.试为歌之，写出来的东西能否传世，还是个未知数。
白居易答应了。朋友的期待，对他是鼓励。此时他的才华与名望，并不成正比。中唐文坛，他还不算名播天下的大作家。他的才华需要作品来证明。证明给谁看？除了文坛，还有朝廷，而朝廷就在百里之外。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都是诗歌的内行。
另有一层：多情男子正患着情爱缺失症。
如果这一年他忙着谈恋爱，那么他可能推辞，也可能写出来质量一般。人是缺啥想啥，生活中缺了风情，正好在想象中加以弥补。
而我们已经知道，白居易是怎么样来弥补的，他写下的，又是什么样的诗篇。中国历代爱情诗，《长恨歌》至少是传播最广、艺术最见功力的。至于它的内容是否健康、唐玄宗与杨玉环的遇合算不算爱情，我们稍后再来辨析。
长诗写了多久，没记载。也许几天，也许几十天。成诗的时间，可能在807年的春天。陈鸿王质夫先睹为快。那激动不难想见。杰出问世了。它的影响力无疑会波及朝野，传于后世。陈鸿和元稹一样擅长写传奇，连夜写下《长恨歌传》，同时见证了两件大事：白居易的佳作由来，玄宗玉环的恋爱细节。
品读佳作之前，我们先看佳人。
杨玉环的父亲曾在蜀中做官，她也在蜀中长大。盆地温润的气候，对这位绝代佳丽的容颜有帮助。她有三个姐姐，估计都漂亮。十七岁，她嫁给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不用说，杨玉环贵为王妃，是杨家列祖列宗的荣耀。一家人开始飞黄腾达，从蜀地迁到长安。她和寿王过了几年，熟悉了京城，也习惯了王府的生活。顺便提一句，她父亲曾给她一个官僚家庭的环境，她从小养尊处优，性格单纯。李白为她写过三首《清平调》，杜甫则于《丽人行》中描绘杨氏姐妹：“意浓态远淑且真…”
唐玄宗缺女人。后宫佳丽三千，皆不入他的眼。而这三千佳丽已经是花中选花了，后宫女子多达四万。皇帝郁郁寡欢，太监高力士暗中侦察，发现了寿王妃杨玉环。如何发现的？《长恨歌传》说：“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熠燿景从。”有封号的女人称命妇，无论她是宫内的，还是宫外的。宫内如嫔妃，宫外如公主、王妃等，后者还包括因丈夫做官而受封赠的，比如郡君、县君、夫人、孺人。总之，所有这些女人，都在皇帝考虑的范围之内。华清宫多温泉，当时称长汤。皇帝泡过澡，赐命妇们沐浴，大小太监穿梭忙碌。然而选出来的女人，皇帝不满意：“顾前后左右，粉色如土。”
于是，“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
潜搜，可能表明两点，一是不便明令搜寻，二是让“外命妇”们处于日常状态下，举止随意，姿态纷呈。
杨玉环于万紫千红中脱颖而出，玄宗一看，呆了。这一年他接近六十岁，杨玉环二十三岁。阅美无数的男人，把她视为汉武帝百般宠爱的、具有“倾城倾国貌”的
玉环入皇宫，先做女道士，道号太真。这是唐玄宗的障眼法，免得百官议论。陈鸿说，杨玉环第二年就被“册为贵妃”，今人
杨贵妃登场了，中国四大古典美女，按年代顺序她排在压轴的位置上。她究竟美到何种程度呢？陈鸿是这么写的：“鬓发腻理，纤秾适度，举止闲冶。”——头发好，皮肤细，胖瘦适度，举止娴静而又妖娆。玄宗额外赐长汤，名曰华清池。杨妃入浴，“既出后，体弱力微，若不胜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丰腴女人泡过热汤，侍女扶她出水，浑身娇无力。有趣的是：她接下来的容光焕发转动照人。皇帝大约目睹了全过程，他经验丰富，天下男人居第一。转动照人有后文的，从入浴到侍寝，堪称杨妃三部曲：娇无力呈现一时之美，它自身会变化，灵肉意义上的双重变化，朝着夜里的刚柔并举。以无力衬托有力，恐怕是白居易和陈鸿不约而同的小把戏。二人深于情事，而情事指向它的生理基础：性事。二者妙通，臻于极致时，则难分情与性。
杨妃善舞，跳《霓裳羽衣曲》，李白见过并加以描绘。这舞曲，据说是玄宗梦里得来，观月宫仙女跳舞，记下了舞蹈动作和曲谱。杨妃之前有梨园伎女跳过，可她跳得最出色。除了天生丽质，她还“敏其词”，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杨妃受专宠，看来理由充足。
她于开元二十八年入宫，到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前后十几年。封贵妃十年，与玄宗“行同辇，止同室，宴同席，寝专房。”她享受的待遇，叫“半后服用”，皇后规格的一半。而事实上，皇后成了名义上的皇后，和皇上同房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玄宗晚年，身体状况如何，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估计是不错的。他不乏艺术细胞，更与杨妃两情相悦，氤氲调畅。从治国的角度，他是纵欲耽美色；从身心的角度，则为灵肉和谐，阴阳平衡。——他与杨妃的性爱，当有研究价值。不大可能年复一年如狼似虎。他也经不起。杨妃怜惜他，缠绵多于折腾，情话胜过动作。十几年，时间够长了，唐玄宗的身子骨，尚能经受天下大乱。
杨妃受宠，杨家人鸡犬升天。这要怪皇帝，不能怪她。历代皇帝都是这么干的。杨妃在玄宗的生命中如此重要，家人、族人不沾光，倒会令人觉得不真实。
堂兄杨国忠，于天宝十一年，继李林甫之后当上右丞相。这是大家熟悉的奸臣。他与安禄山，彼此视为眼中钉。安禄山造反，打出清算杨国忠的旗号，试图赢得民心，扰乱军心。叛军势如破竹，玄宗仓皇逃走。逃至马嵬驿，羽林军哗变。带头的将军叫陈玄礼，声称杨国忠反叛，将其砍成几截；又将御史大夫魏方进杀死，将名声不坏的左相韦见素击成重伤。杨妃的姐姐以及几个小孩均遭追杀。这叫赶尽杀绝，既然杀了杨国忠，杨家人就一个都活不成。陈玄礼逼到皇帝跟前了，叫他交出杨玉环：“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玄宗说：“朕自当处之。”陈玄礼是太子李亨的人，所以他敢逼皇帝。
玄宗转身入驿门，柱杖而立，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当皇帝四十六年，却被属下逼：不交出他心爱的女人，自身也难保。无论他作出何种选择，杨妃都是死路一条。
他不甘心。《资治通鉴.安禄山之乱》说：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上指皇上。
杨玉环是非死不可了。高力士引她到佛堂，“缢杀之”，用一根白色丝带套在她的脖子上。玉殒香消，年仅三十八岁。有记载说，她的面容身段和她做寿王妃时几无异。而气质风度胜于当年。
杨妃死，六军发。走到扶风郡，军队又要起哗变，玄宗声泪俱下，拿出成都刚刚进贡的十万匹好布安抚将士，方逃过一劫。过了一年多，玄宗返回长安，再走马嵬坡，杨妃尸身已腐烂，身边香囊犹存。
玄宗回长安不久也死了。当了皇帝的儿子软禁他，他怀念杨妃，请来道士招魂，千方百计要见她一面。两情隔阴阳，相思万般苦，玄宗撒手人寰追她去了。
时过五十年，白居易所面对的，就是上述这个爱情故事。
对他来说，时机正好。他投入到故事的细节当中，张开身上的每一个毛孔，感受这桩罕见的爱情悲剧：皇帝与他的妃子，相爱竟如此深切。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骄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句子凝练而朴素，是白居易一惯风格。他叙事，看上去不动声色。所谓大手笔，通常是这样的。再三掂量过的情境，让语言与之对接。也许修改过若干次。《长恨歌》的整体布局很清晰，而清晰得来不易。杨妃回眸，六宫失色，有如皇帝君临天下。权力顶端的男人，享受绝代佳人，这仿佛无可争议。春寒赐浴，暗指温润的裸体，“水滑洗凝脂”，激发读者的无穷想象。凝脂滑腻，蓄势待发的身体，将华清池中的泉水染出色情模样：不说肌肤滑，倒说水滑。分寸又极好，不失士子品位，上呈朝廷，下播民间。白居易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喷射点。
罗兰.巴特说：人体最具色情之处，就在衣饰微敞的地方。
杨妃的色情处，在她出水的那一瞬间。白居易给出了一个看不见的裸体。他玩弄推出又隐匿的把戏，充分调动语言的弹性功能。春宵苦短日高起，
他省略了若干年，笔锋直插马嵬坡：“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鼙鼓：骑兵用的小鼓，代指安禄山叛军。花钿：嵌珠宝的金属头饰。委地：胡乱散落在地上。翠翘、金雀：钗名。玉搔头：簪名，汉武帝的
一句宛转蛾眉马前死，哀怜之情跃然纸上。事起仓促，那激情充沛的绝妙身体，仿佛死于某种旋律。宛转既是身姿，又是她的留恋、她突如其来的绝望。白居易让我们体验佳丽之死。她诚然有过错，然而根源不在她，诗人显然比后来的某些学者更清醒。他一向为女子鸣不平，如同为人间鸣不平。诗人，首先是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者。佳丽呈现为价值，犹如鲜花盛开。鲜花猝然凋零，触目惊心。什么样的眼睛能够视若无睹？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此间的君王，亦在哀怜的照拂之下，他哀怜杨妃，诗人又哀怜他。
明末戏剧家洪升写《长生殿》，把杨妃的死描绘得十分感人。她不哀求，死得很从容。其中有句台词，杨玉环指着陈玄礼说：“你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洪升紧接着咏叹：“当年貌比梅花，梅花，今朝命绝梨花，梨花。”洪升笔下的杨玉环，死在一棵梨树下。这源于《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牡丹，梅花，梨花，三种名花的韵味儿相加，方可配杨玉环。而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位顶尖大诗人，不由自主地，要为杨妃写诗。杨妃的死讯传到长安时，杜甫在曲江边吞声哭泣。悲剧就是悲剧，诗人们不因杨国忠而谴责她。
白居易写玄宗的追思之苦，足以感动任何朝代的任何正常人：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
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调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
孤灯挑尽未成眠…鸳鸯瓦冷霜花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香魂飘散一年多，玄宗未曾梦见她，如果白居易写实，倒有几分奇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似乎不足为凭的。川西坝子有句老话：亡人越望越远。也许思念太多，入睡反无梦。再一层：阴间可能有阴间的规矩，阳世没法通约。
于是，道士忙碌开了，四川邛崃人，名叫吴通幽。他有本事往返于阴阳界，扮演爱情使者的角色：“排龙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原来杨玉环居于海上仙山：“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接下来，杨玉环的反应，令人目不忍睹。白居易想必是泪流满面：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
珠箔银钩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衣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摇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涕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临别殷勤重致词：
词中有词两心知；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尽期！
一句重致词，说尽杨妃无限深情。长生殿在骊宫中，大概是杨妃生前寝宫。连理枝：两棵树，由于盘根错节日久，而枝叶互生。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称：此诗对玄宗玉环的生离死别，“寓有同情之意”。用同情二字带过，真是何其匆忙。我读到的选本大致类似，学者们隐约有个倾向：剔尽同情、让讽刺的主题更为明确才好。他们不感动，拒绝相信皇帝和他的妃子会有爱情。
一日夫妻百日恩，十年恩爱又如何？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民间是相信的。正襟
一首《长恨歌》，仅仅对李杨悲剧“寓有同情之意”——此话妨碍我们深入体验杰出的爱情诗篇。如果这类导读完全正确，阅读带来的感动就有问题。
白居易岂止是同情，他投入之深，胜过历代描写爱情的诗人。这钻石般的爱情超越时间，地老天荒不能磨损。
历代写爱情的好诗本不多，白居易惨淡经营方有杰作，学者们一面高喊他的名字，一面又把他的代表作分割成双重主题，煞费苦心要抽掉爱情……自己跟自己闹折腾，真是不嫌累。文章引用自：
。《长恨歌》传到长安，白居易名声大振。他双喜临门：朝廷封他为翰林学士；一位姓
所谓中唐，意味着盛唐不再，读书人格外缅怀开元、天宝的好时光。由于文化传承，有良知的读书人对盛世之为盛世，记忆更鲜明，理解更深刻。文化巨人的目光，无一例外是投向长远，身为朝廷官员，则尽可能将权力引向利国利民。然而盛唐气象一经打破，颓势不可阻挡，皇权削弱，权臣必然互斗，党争必然激烈——这是封建社会权力格局的既定模式。有良知的读书人，他是身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可能跳到历史之外，他要奋斗，要沮丧，要绝望，要重振旗鼓，宿命般陷入循环。
白居易的青壮年，身处贞元、元和年间，前者二十一年，后者十五年，政局相对平稳。后来的几任皇帝，年号就短了。
白居易居翰林学士，这翰林不同于李白的供奉翰林。不久，除为左拾遗。当初杜甫奔凤翔，曾担当此职。元稹以状元的身份出任的也是左拾遗，却被权臣挤走。白居易当上了，既光荣又惶恐，他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左拾遗职重而位轻，朝廷有意这么安排，免得谏官因顾忌既得利益而不敢讲话。白居易在满朝的高官中，人微而言重，寝食不安盖因此。他深知元稹被挤走的内情，也知道杜甫为房琯事件而得罪唐肃宗。讲真话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因几句真话而丢掉职位，不利于同朝廷的邪恶势力作斗争。这里，策略被推到醒目的位置。白居易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左拾遗进言有两个渠道，一是上奏章，二是面君廷诤。沽名钓誉之辈，往往选择廷诤，言辞一套又一套，专来虚的，明里暗里巴结权贵。白居易则密进奏章，直接向皇帝讲话。
当时的官场，认为他不懂潜规则。白居易任左拾遗三年，干过几件大事。他是讲究策略的，不然当不了这么久。杜甫当谏官，仅仅三个月。
有个太原人叫王锷，营将出身，因战功调京城，又外放做广州刺史，敲诈商家，借征税大刮地皮，经营七八年，家资巨万。他仗着资产雄厚，在长安大造宅第，挖地洞修夹墙储藏金银财宝。他在广州遥控，命令常住京城的儿子每天设宴，款待朝廷高官。高官大都乐意来，又吃又拿，赞美王锷父子。王锷大名动京师，皇帝对他印象很深。王锷拿巨额家产换名声，他想做什么呢？想做丞相。白居易对这事早有察觉，下决心挡王锷的官道。他以微贱的从八品，对抗有钱有势的三品大员。朋友劝他识时务，否则将自找没趣，他不听，写奏章呈给唐宪宗：
“臣窃有所闻，云王锷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极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宜轻授。王锷既非清望，又无大功，若加此官，深为不可…或恐万一已行，即言之无及。伏惟圣鉴，俯察愚衷。谨具奏闻。”
清望指廉洁奉公的声望。白居易这个奏章，不给王锷留面子。敢与皇帝商量，则表明谏官非虚职，确有商量的空间。时机抓得正好：朝廷正在动议，皇帝正在考虑。
白居易干成了。王锷当丞相的事搁了下来，一搁六年。六年后，这条以吞吃民间财产而富甲天下的大鱼如愿以偿，当了一年宰辅，却病死了。他儿子则由于钱太多而招至强盗袭击，也死了。
这件大事，很能说明白居易的。宪宗也不是昏君。事后的舆论对白居易不利。王锷恨他，亲王锷的官员中伤他。宪宗却不能独裁、我行我素，他的想法因势而变。历代所谓
皇帝看白居易不那么顺眼了，这是后话。
白居易做翰林，当谏官，幸福的婚姻同步展开。他已经是著名诗人了，出有车宴有妓，名流结交名流。京城有一位杨汝士，让白居易认识了他的从妹杨氏。杨氏的父亲是外地官员，她本人也年轻有姿色。白居易在杨汝士家初见她，彼此都有好感。第二次见面就爱上了，颇有自由恋爱的味道。白居易熟悉男女风流，有点按捺不住，杨氏却遵循妇道，婚前不和他亲热。凭他软磨硬泡，讲元稹崔莺莺的韵事、唐玄宗杨玉环的性事，她听得粉脸通红，却横竖不给他机会动手动脚。从媒人正式提亲到完婚，隔了大半年。白居易碍于自己的道德形象，不便像以前那样，银两足时盘桓青楼。谏官不能授人以柄。唐朝虽然开放，但你老跑娱乐场所，别人会质疑你的银子从哪儿来。
——那么，捱着吧。白居易三十七岁，情爱之躯派不上用场。而他多情多欲，异于普通男人。读他的诗集，发现他投向女性的目光总是很准确，很缠绵。关注女性命运他情不自禁。学杜甫看人间苦难，则被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所支撑。这话题后面详谈。
白居易令人联想曹雪芹。曹雪芹的笔下几十个女子，白居易的生活中，先后也有二三十个。家妓，未必都有肌肤之亲。他在女人们中间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就像贾宝玉。他尊重并欣赏女性，细腻地描绘女性。后世文人，屡屡提到他与家妓怎么样，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有些人说得吞口水。这一层，文学史匆忙带过。这匆忙，却又带出匆忙想要遮掩的那些东西。
白居易早年随母亲漂泊，青年三度奔考场，品尝过湘灵秀色，然后生活在对秀色的无穷追忆中。三十几岁的多情男人，夜里独自上床。也许持续了好几年。写《长恨歌》，是一次能量大喷发。喷发后的火山又归于沉寂。长安多佳丽，这位雄心勃勃的左拾遗，大约只能在工作之余饱饱眼福而已。
隋朝的杨广，三十七岁前一直和萧妃睡在同一张床上。当上皇帝以后，情欲大喷发。杨广长期性压抑，是因为他瞅着龙椅，杀兄弑父才攀上权力的最高峰。白居易的压抑属正常，社会上不乏案例。他是大诗人，感受力非同一般，于是压抑更甚，为后来的大量蓄妓伏下身心基础。——如此解读他的生命形态，不知是否成立？本文仅限于抛出一些问题……
文学史撇下的，我们捡起来，重新打量。时下讲开放，我们躬逢其盛。完整地把握古代的杰出文人，尽可能去掉遮蔽，赢得敞开。
白居易一面做京官，一面和杨氏谈恋爱，希望早日进洞房。元稹常拿他开玩笑。这千载留名的风流高手，再三刺激白居易的情感和身体。终于结婚了，可以同床共枕了，杨氏虽不比杨妃，却是身边能摸到手的年轻老婆。二人缠绵不够，不消细说。玄宗得杨妃，从此不早朝，白居易却要上班。他身兼数职：写奏折的谏官，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科举考官。忙了一天回家，喝酒，品尝佳肴，夜里和杨氏，又手忙脚乱忙开了夫妻事。真是白也忙黑也忙，日子紧张而舒畅。
白居易爱杨氏，不仅肉体厮磨，而且深入她的内心。这一深入，问题来了。年轻老婆，除了拥有丰富的身体，还有许多念头。在他看来，老婆的身体与念头是不大合拍的。谈恋爱度蜜月，犹如置身牛毛细雨和七月暴风雨，感觉自顾浸淫，无暇他顾。等夫妻步入常态，才倏然发现，老婆对他要求很高。
杨氏希望他当大官，一家子荣华富贵。她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又受其他长辈和亲戚的影响。白居易痛苦地发现，杨氏首先属于她那庞大的家族，其次才是他的老婆。她的每一个念头都根深蒂固。更为麻烦的是，老公跟老婆很难讲道理，因为杨氏从不读书。白居易写《赠内》，苦口婆心说：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
黔娄固穷士，妻贤忘其贫。冀缺一农夫，妻贤敬如宾。
陶潜不营生，翟氏自负薪。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
君虽不读书，此事亦耳闻…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
我亦贫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白居易讲了四对古代的贤夫妻，皆能固穷。为什么对妻子讲这些呢？十之八九，杨氏对他的要求过分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急于致富，难免乱来。而白居易的官场身份，只要他学会钻营拍马，摆谱弄权，富贵唾手可得。然而杨氏的眼睛不单长得好看，有风情，它还拥有另一大功能：替老公寻视升官发财的机会。白居易仿佛面对两双眼睛两副嘴唇。枕头风逐渐取代脂粉气，接吻的香唇变成嚼舌头。
激情朝着温情，却不料通道受阻。这首诗，是白居易于苦闷中另寻通道的产物。入夜，卸衣解带，也许他望着老婆心里想：杜甫的妻子也叫杨氏，可是人家……
结句向前看，希望与妻子白头偕老。却像一句客套话。两口子彬彬有礼，喻示将来不和谐。白居易异日蓄妓，亦有此间透出的消息？
精神不融洽，阴阳生间隙。
由此或可推测：白居易和杨氏，在某一年，终于走向貌合神离。他苦闷，杨氏何尝不苦闷呢？
而类似的夫妻格局，我们在今天，是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故事多得很。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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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万里长城和《史记》，究竟哪个更伟大？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没有司马迁写下的《史记》，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将发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五千年文明从哪儿来的？从司马迁来的。是他远在公元前，就挥舞书写历史的巨笔，将华夏文明上溯三千年。在他之前，也有史家的各类记载和民间传说，但不成系统，形不成源流，是他首创了纪传体的通史。他笔下的诸多帝王，从远古到战国，无一例外地追溯到黄帝。轩辕黄帝在今天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没有司马迁是不可想象的。
司马迁的功绩，怎么说也不过分。一大群帝王将相加起来，分量也不如他。今天的科学家们，一次又一次探寻长江、黄河的源头，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仅凭他一人之力，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众所周知，他是身体不完整的伟大的男人，汉武帝因李陵冤案而废掉了他的生殖器。悲剧发生在他四十七岁的那一年，从那以后，他称自己是“刑余之人”。他是在侮辱和愤怒中完成自己的伟业的。今人可能单从性能力丧失的角度来看他的悲剧，而在司马迁，侮辱是第一位的。他把人分为十等，最后一等，就是他这种受宫刑的人。受刑之后，他再也不去父母的坟前祭扫，无颜面对父母的在天之灵。读他的《报任安书》，字字都是血。读这样的文章，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说一本书比性命还要紧。李陵遭诬陷他挺身而出，而数年后的任安事件，他深知内情却缄口不言了。为《史记》，生命退居次要了。他本来是可以免受宫刑的，可他穷，拿不出朝廷规定的赎金数目，只好任凭行刑者亮出他的尖刀。出狱后他还到武帝身边做事，形同太监。他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写进《史记》了，包括以色事君的佞幸男人，惟独不写太监列传，可见他内心的伤口碰不得，一碰就血流如注。
所有这些事，后面再细说。
史称汉武帝雄才大略，打仗，扩大版图。但是这个人多欲而少慈，皇帝能干的坏事，他几乎都干过。本文不想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只因司马迁，不得不涉及他，包括他手下的大将，比如置飞将军李广于死地的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废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不喜欢《史记》，但是这个自以为雄视百代的皇帝，对他眼皮子底下的文弱书生无能为力。他死后二十年，《史记》从民间冒出来，横空出世。阴间的汉武帝会发现，轮到他来受刑了。
司马迁并未侮辱他，只不过摆史实讲道理，单凭这一点，这位“刑余之人”就比那位万乘之君更为高贵。
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时消失的，他消失在民间，带着他的巨著。皇帝的“龙体”腐朽时，史学兼文学巨著的《史记》散发出夺目的、永恒的光辉。
司马迁的死是个谜。可能是为了保全《史记》，他远离宫廷潜入了民间。今天，我们希望他是含笑暝目的，他活过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有人认为他死于刘彻之手。皇帝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可他手头的书早已藏之名山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司马迁的家乡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县西南，家贫，小时候做过放牛娃。父亲司马谈在京都长安当太史令，俸禄少，被官员们普遍看不起。史官名为天官，记录并评论天子的言行，但实际上没人当回事。皇帝以“倡优蓄之”，养起来好玩的，心血来潮的时候，听他们讲讲故事，说说趣事。大西北的黄土地，秦人因之成霸业，秦灭汉兴，不过六十余年。汉廷对秦人是抱着防范心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陇西人李广，沙场建功无数，始终未能封侯，并于激愤中挥剑自杀。他的儿子李敢则被暗杀，汉武帝还封锁消息。李广的孙子李陵更惨，替皇上卖命，却被灭三族，几百口人哭天号地腰斩于市，而司马迁讲了几句公道话，就失掉了生殖器。
黄土地出硬汉子。自然条件的恶劣，磨砺出粗犷的天性。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貌到性格，而性格又决定行为方式。如果比较一下江南人和西北人，不难发现，他们的皮肤、发音、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差异都很大。
司马迁放牛也读书，牛背上读，躺下来谈，天高云淡，易生遐想。他是独子，也许曾经有过兄弟姐妹，未能存活下来。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还得放牛羊。父亲钱少而书多，类似历代的读书人。一群不识字的放牛娃围绕着识字的放牛娃，听他讲书本，讲他听来的长安。而牛在吃草，风在吹，对面山腰上，有汉子扯着嗓子唱信天游。
他们也去看黄河，惊叹它的雄浑，一泻千里。
大概到了十来岁，司马迁随父母迁往长安茂陵。这是司马谈的一个重大举措：将儿子带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年轻的皇帝在茂陵为自己建坟墓，将天下富豪往那儿赶。这个陵墓规模巨大，财政预算，将花掉全国总财政的三分之一。司马谈是主动去的，但很多有钱人都是被迫去的，比如一个叫郭解的人，江湖上名气大，号称郭大侠。郭解托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讲情，说是家里穷，本不该在迁徙之列，是有人跟他过不去，把他的名字写在迁徙名册上。武帝想了想，对卫青说：这姓郭的什么大侠，他能托你讲情，就表明他不穷。
于是，郭解也到了茂陵。不久，他老家那个跟他过不去的人就被人杀了。司马迁听父亲讲这件事，心里很震动。父亲身为史官，不仅在官办的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注重民间的各种传闻，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经常听故事，童年生活弥漫着神秘感。
司马谈性情豪爽，在京城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交读书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叫孔安国的人，做了司马迁的老师，此人据说是孔子后裔。司马迁还听过大儒董仲舒的课。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而独尊儒术，这姓孔的和姓董的双双走红。司马谈为什么替儿子选择这样的老师？他本人是推崇道家的。他写过《六经要旨》，对道家差不多全是赞美之辞。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取道家学说治国，无为而治，尽量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汉武帝登台，来了个大转折，对外杀敌，对内杀民，制造了无数冤案、血案，他又兴土木，迷神仙，追随秦始皇。史称他雄才大略，又说他好大喜功，我不知道哪个词对他更贴切。我所能分辨的是：这两个词没有理由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同时，我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儒术不等于儒家学说，它已经迅速变成了统治术。百家争鸣不好，各种思想自由竞争的局面应当被打破，就连已被证明对管理国家非常有效的黄老学说也靠边站了，儒术一统天下，霸道得很。
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舒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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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这地方距长安不过几十里，等于在天子脚下。汉武帝将富豪往这儿赶，一个明显的意图是强化皇权，免得这些人在各地生事。因为有钱人多，一座繁华的小城很快就建起来了。司马迁当初在穷人堆中混，并不觉得自己穷，但现在不同了，满街的华屋美宅，高车大马，贵妇人贵公子成群结队。司马迁完全不受刺激是不可能的，邻居小孩儿吃什么玩什么，他不会没印象。他怀念家乡放牛牧羊的小伙伴，并由此建立他强烈的草根意识。他是要子承父业的，他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脑子里装满了故事，近代的，远古的，种类繁多，这显然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财富，邻居小孩儿只能眼巴巴望着他，希望每天都能听他讲。如果他父亲开个茶馆说书，一定生意兴隆，长安人也会坐车来听。当时还没有这个行当。即使有，司马谈也不会干。祠堂里的祖先们没一个会同意，耕读传家也是好的。战国时有个司马错，曾在秦国做高级幕僚，左右秦王的能力胜过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他是司马家族的荣耀。汉武帝基于大一统的战略招贤纳士，司马谈希望儿子成器，将来比他强。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及，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仙。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
从春秋战国到前汉，大约六百年，中国不缺学贯古今视野广阔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其中之一。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运动，汉武帝又来独尊儒术，思想的大道逐渐就变成小道了，催生思想的沃土日趋贫瘠。具有原创性的天才几近绝迹，倒是引来历代注家蜂起。而在西方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西方人的特点是：当一种东西壮大起来时，反制它的力量会同时生长。换句话说，他们反思的能力很强，懂得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秦皇汉武治天下，从辽阔的版图到丰富的思想，一律要纳入皇权的掌控范围。我想，这远不止是历史学家们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有人说生活是一部大书，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不通过书本打开视野，生活就是一本小书，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单凭经验生活，心智扩张的范围太有限。动物的那点经验不过是本能的延续而已，动物只能存活，没有生活。无论如何，人是不应该向动物看齐的。
对生活的全方位的领悟，古人好像比我们要智慧一些。如果你不相信，那你不妨花几年功夫，仔细看看从春秋到前汉的几百年间，咱们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追溯历史，是为了赢得今天。
而背负历史的沉重，我们要有一种能力来赢得轻松。不是故作轻松，更不是嘻皮笑脸的、无厘头式的轻松。
司马迁长成小伙子了，体形瘦长，穿汉服很耐看的。父亲并没有为他张罗婚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穷？还是先考虑事业？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哪一年走的，他也没说。父亲大多数时间待在长安，他在茂陵跟老师学习，回家吃得简单。邻居大鱼大肉的，他闻闻香气罢了。由于文景之治，武帝时代的前半期是比较富裕的，全国两千多万人，一般人家吃肉不成问题。跟匈奴打仗，才把国库打空了，皇帝的手伸向民间，初生小儿也要纳税。司马迁也不是特别穷，父亲给他的钱他都攒起来了，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不是讨老婆，而是要踏遍祖国山河。老师发现他面带菜色，留他吃饭，他就趁机解解馋。孔安国是得意的学者，家境比他好得多。他学成出游的那一天，老师除了给他资助，还写信让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帮助他。总之，为了出游，司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二十岁学业有成，他已经有了一双能打量历史和现实的眼睛。他从那些言简意赅的竹简上学到的东西，大大强于今天的若干个博士后。
当然，中国历史几千年，像司马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找不到几个。他是终其一生和书本厮守在一起，行万里路，也是边走边读。一些同样饱学的文人，却有很多时间在忙着干别的，比如伟大的苏东坡。
万事俱备，行期在即。司马迁的兴奋劲儿，并不下于即将讨老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词）青山绿水，就是他如花似玉的好老婆。他买了一把剑，夜里挑灯细看。书生带剑上街，神气得很呢。他登上一家酒楼，大声唤店家：“来一条羊腿打五斤酒！”他吃得满嘴流油，惹得邻桌食客啧啧称奇。他哪里还像书生，分明是个游侠。
司马迁自幼羡慕游侠，听故事很神往。从老家迁到茂陵不久，他还亲眼见过大侠郭解，非常吃惊地发现那郭解生得短小精干。他原以为堂堂郭大侠，生得像力能扛鼎的项羽呢。殊不知，短小的郭解自有大名堂，他以一介庶民的身份，到茂陵却立刻引起轰动，富豪权贵争相巴结，要想请他吃顿饭，得提前半个月送上请柬。他上街前呼后拥的，高大威猛的汉子分列左右，他本人倒显得平和，一副真人不露相的样子。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再讲。司马迁写游侠，尤其写郭解，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他儿时的想象有关，我个人并不是完全赞同。侠这种东西，依我看，是做秀的成分大，表面通向“义”，暗里勾结豪强，杀人如麻。这种靠经验和直觉行事的人往往很聪明，他壮大势力，一定要扯起义字大旗。而势力越大，他本人越谦虚，不张扬处处指向张扬，叫人不由自主地钦佩他。依此例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现在流行的武侠类的东西，是基于杀性，是和平环境下的心理代偿。而一层又一层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扯起文化这面旗帜，将杀性加以伪装。其实，何必伪装呢？武侠有市场，未必是坏事。
司马迁开始他的长征之前，还见过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这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智勇双全的大汉使者，向司马迁详细讲述了西域诸国的人口、体貌、风俗、物产、地理位置和军力。司马迁如获至宝，后来他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写成《大宛列传》。有专家讲，此后两千年，没有任何学者对西域的研究超出了《大宛列传》的范围。
这一年，也是汉武帝武功卓著的一年，卫青率领的大军重创匈奴，将匈奴人赶到了蒙古草原深处。几十年受威胁的长安城大大松了一口气。
司马迁在一连串的兴奋中踏上征程。他乘坐官府送公文的驿车，每三十里为一站。由于父亲和老师都是朝廷官员，他受到优待，减少了很多麻烦。他带的东西不少，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是用作记录的竹简、绢帛和毛笔。当时汉隶已流行，取代了复杂的篆书。司马迁想必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吧？可惜现在已失传，一块竹片都没有。《史记》书成，共五十二万六千字，而他的草稿和笔记，恐怕十倍于这个数吧？
时隔两千多年，我看见神清气爽的司马迁，坐官车迎着朝阳上路。他也走水路，同样很方便。由于统治及军事上的需要，汉武帝时代的水陆交通异常发达。
司马迁这一走就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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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
他离开长安后，朝着东南方向，经武关抵达南阳（今属河南），弃车乘船，顺长江而下。他坐的船是不是官船就不得而知了。他此行范围广，包括江淮、齐鲁和中原。一个人徒步考察，大致有个目的地，但更多的目的地是在考察途中发现的。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饥肠辘辘时，他像野人一样爬树摘果。饱一顿饿一顿，他根本不在乎，心里激荡着大东西。世界向他扑来，夹带强烈的原始气息。他的这种行万里路的方式，和后世一般文人不同。他不只是观风景，发点思古之幽情，他要考察，要询问老者，要辨别真伪，要顺藤摸瓜，要展开合理的想象。为了一个细节，他会多方求证，不惜跑远路，往返折腾。这种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几乎所有人都无从享有的乐趣。他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年龄，体力好，血气旺，精神抖擞。华夏大地，三千年文明史，也许他每天都有新发现。他是远离家乡的学子，叩问山川历史，做笔记，画草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脑的功能。高兴了他还唱歌，亮开嗓子吼几句，抽出佩剑舞几招，化身为战国时代强悍而飘逸的游侠。这个司马迁，活得叫人羡慕。欧洲人也有徒步漫游的传统，比如《忏悔录》的作者罗梭，《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以及二十世纪遍布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但在我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国文人游得更厉害。文人不游，好像他就不配文人的称号。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读书与行路，是养气的两大前提。现代人交通方便，游的内涵反而减少。不过，求舒适和快捷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李白写蜀道难，就包括了这层向往。现代大诗人当中，也许唯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那些气势恢宏的诗词，离不开漫漫长征路。
司马迁独行七年多，把孤独的兴奋尝了个够。短暂的停留，然后又上路，他总是在出发。路上的感觉真好。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快乐。郦道元知道，李白知道，苏东坡知道，陆游知道，但我们不会知道了。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概括：那些个理性、感性加野性的融合状态，那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那奇妙的精神触角，那从天而降的喜悦，那郁闷之后的豁然开朗……行文至此，我真想跑到司马迁的快乐里边去，摸摸，看看。
此行的丰富与广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同时磨练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西北汉子更上一层楼。
他在楚国故地盘桓多日，船行潇水抵达泉陵，登岸朝营道（今湖南宁远一带）进发，直至九嶷山。九座黛色山峰矗立于烟波之上。中国远古时期最贤明的舜帝就葬在这儿。尧帝传位给他，考验他二十年，其中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嫁给他，看他是否因沉溺于美色而把政务抛到一边。舜帝经受住了考验。他接受了尧帝的禅让，破了世袭制，几乎孕育着民主制：为了他卑贱的出身，尧帝的大臣们曾吵得不可开交。他全家都是坏人，瞎子父亲拿弓箭射他，弟弟踊跃做帮凶，继母多次拿刀砍他。可他不声不响地以德报怨，孝敬父母，爱弟弟。他的高尚品德像风一样传播。他具有耶稣般的胸怀，却比耶稣早了三千年。他在位期间，人民过着和尧帝时代一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盗贼也没有贪官。他老了，又将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他死于南巡途中，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泪洒潇湘竹，相拥投入湘江。
司马迁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长时间徘徊不去；他登会稽山（今属浙江绍兴）探禹穴，爬进幽深的山洞；他北上太湖东岸访姑苏台，想象吴越交战的壮观场景；他沿吴淞江而下，到申（今属上海）这个地方，拜谒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的遗宫。
司马迁北上渡过长江，经高邮湖到了淮阴。
淮阴有个奇人叫韩信，受市井泼皮的胯下之辱却一声不吭。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爬过去，拍拍尘土走掉了，身后的哄笑声他好像听不见。他穷得讨饭，他衣不遮体，他投奔项羽却整天站岗，持戟肃立，像一根木头。他逃跑了，走剑门栈道投汉中的刘邦，刘邦照样瞧不起他，让他看守军粮。他又逃，萧何月夜去追他，追回了一员战无不胜的盖世名将，轻取霸王性命，横扫千军如卷席。萧何这一追，也追回了汉朝四百年江山。可是这位淮阴侯，玩政治不如刘邦，论智慧稍逊张良。精通道家学说的张子房神仙般飘然而去，得享天年，韩信竟死于妇人（吕后）之手……司马迁叩访韩信故地，真是一步三叹。
而在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东），他听曹翁讲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吃惊不小。刘邦可是开国皇帝呀，早年却像二流子，呼朋引伴斗鸡走狗，三十岁还讨不到老婆，专寻村里的寡妇厮混。顺便提一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民工大批死掉，天下寡妇多多。刘邦混够了，居然还能讨富家女吕雉为妻。暴秦无道，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刘邦也拉起队伍干上了。天下大乱，义军之间照样厮杀。刘邦打不赢项羽，几乎每战皆输，逃命时几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去……然而当上皇帝的，不是项羽是刘邦。为什么会这样？司马迁陷于沉思。他发现刘邦最大的优点是善于用人，一个好汉三个帮，刘邦手下恰好有三个大能人：张良、韩信、萧何。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的这些事儿，能不能写到史书上去呢？韩信钻裤裆，刘邦耍无赖……汉武帝看到这些记载会怎么想？
司马迁解决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不会在一时一地。统治者有足够的理由要撒谎，史官讲真话，要掉脑袋的。
他告别曹翁离开沛郡，风尘仆仆又上路了……
七年收获大。
回到长安，他抑制归家的兴奋，埋头整理记录。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遥遥在望了。当然他也补充营养，尝尝久违的京都美食。但还是不谈婚事。司马迁笔下洋洋五十几万言，既有太史公自序，又有自况身世的《报任安书》，可对这件终身大事，他不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也许受宫刑后再提笔，他把这段经历删除了。他没有兄弟，不可能是独身主义者，再穷也要结婚，生儿育女。我猜测，除了贫穷，另一个原因是：他父亲太忙。作为太史令，必须跟随武帝左右，而武帝为了当神仙又到处跑；他把这件事往后推，反正还年轻嘛。
经孔安国推荐，他参加了博士弟子会考，考中了。他本来没有考试资格，是当官的老师替他张罗。博士通今博古，为皇帝当顾问，有年薪的，约六百石，而一般高官在二千石左右。封侯就不用说了，有封地，食邑几百户到上万户不等。封建统治，等级是头等大事。博士穷，博士弟子等而下之，有点生活费，像现在的研究生。博士弟子应召入宫，大约也要通过关系。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但属于个人行为，如果没有父亲和老师，政府不会理他。历朝历代，人才总会出人头地、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类话，是充满善意的谎言。破铜烂铁发光的机会比金子多得多。
司马迁运气不错，会考下来不久，到宫中做了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而是皇帝的侍从。
他接近“雄主”汉武帝了，却很快变得心情复杂，崇高的使命感和宫廷中的怪事、黑幕纠缠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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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将军李广是三朝老将了，匈奴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想撤退。可他是关西人，封不了侯，将士为他抱不平，又不敢声张。汉文帝曾抚他的背，安慰说：你呀，生在高皇帝时代就好啦。汉武帝打匈奴，李广碰上机会了，沙场拼老命，胡人闻风丧胆，但拼了几十仗，武帝仍然不提封侯的事儿。大将军卫青还处处防他，给他兵力少，又让他对付匈奴主力。有一年卫青大举进攻，却打得不顺手，匈奴单于跑掉了。他立即嫁祸李广，把贻误战机的罪名扣到李广头上。这六十多岁的关西老将气得挥剑自杀，一腔热血喷向汉军帐篷。将士们全都哭了，消息传到长安，百姓的哭声数日不绝。
而卫青回朝，武帝设宴款这位大舅子。李广的死，哭声在民间。百官都在喝酒，趋附大将军。卫青有个妹妹叫卫子夫，是武帝的宠妃，卫青本人又娶了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难怪他兄妹二人权倾一时。司马迁听到这些事，心里不是滋味。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朝廷这潭水有多深，有多浑。父亲司马谈则提醒他，凡事要往大处看，要有全局意识。汉武帝倚重卫青，也是形势的需要。卫青能打仗，卫青的侄子霍去病同样是有勇有谋的名将。
司马迁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
作为父亲事业的继承者，他读书行路还不够，他还得学会思考，包括很多痛苦的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质疑占绝对优势的官方意志，将自己划入异类。这样的思考，不能不痛苦。换成现代口语：他的思想开始抛锚了。
长夜漫漫，年轻的思想者守着孤灯和书卷，徘徊的影子投到墙上。
无论如何，他崇拜李广。后来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他这样写道：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
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
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
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
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李广终身不言家产事，爱士卒胜过爱自己，如此高风亮节，任何时代都是英雄。而司马迁这样的人，怎能不崇拜他？
思想和感情都有了倾向性，他逐渐在心理上跟统治者拉开距离。
作为众多侍从当中的一员，司马迁跟随着汉武帝的行踪。侍从又分为几种人，太监，武士，伶人，学者。司马迁排在末位，很难和皇帝说上一句话。武帝爱干的一件事是到皇家猎场上林苑打猎，同时干些风流韵事，和民间女子睡上一觉，而对方不一定是美女，刺激就行。他在这方面是很出名的，汉代的《武帝故事》记载说：他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妇女。他的后宫佳丽多达八千人，比唐玄宗还多出五千。宫中不够刺激了，他跑到民间猎艳。另外，他还搞同性恋，有名有姓的两个男人，一个叫韩嫣，一个叫李延年。司马迁写入《史记》用了四个字：“与上起卧。”上就是皇上。他冷静而又客观地描写，不作评价，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佞幸之臣的不屑。他熟读孔子修订的《春秋》，用的是春秋笔法。
李广的故事还没完，他的小儿子李敢也是一员猛将，几次跟霍去病远征匈奴，立下战功。李敢的脾气比死去的父亲还要火爆，他当然知道内情：父亲是被卫青害死的。他可不管什么大将军，什么皇亲国戚，有一天早朝碰上卫青，拳头立刻就出去了，一顿暴打，把卫青打得鼻青脸肿。卫大将军掩面而逃，也不去找武帝告状，大臣们就在背后议论说：看来大将军的确心中有愧，才不敢去告状。
司马迁想了很久，对父亲议论说：卫青心中有愧，表明他还不是坏人。如果他去告状，皇上会听他的，降罪于李敢。可他没去，挨了打一声不响，这恐怕也是一种风度吧？
司马谈捋着胡须对儿子说：你有长进了……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霍去病、李敢陪武帝打猎，霍去病张弓射鹿，箭头一转射向李敢，当场射死这位将门虎子。而武帝随即下令：谁也不许声张，对外要统一口径，只说李敢坠马而死。司马迁是亲眼看见这桩惨剧的，惊悸没完，武帝的命令更是叫他目瞪口呆。
回家他又辗转反侧了。
他有两个好朋友，壶遂和任安，有时在一块儿喝酒，谈学问论国事。涉及朝廷内幕，很多事都不好说的。司马迁心情沉重。他意识到，将来从父亲手中接过的那支笔份量有多重。血淋淋的史实他能如实写下吗？
史官却有史官的传统。春秋时，齐国有个叫崔杼的人，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史官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杼把他处死，让他弟弟继任史官。弟弟又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杼大怒，把弟弟也杀了。齐国的史官是三兄弟，老大老二惨死，老三又接任了，写下的还是那句话。崔杼终于害怕了，没有再杀史官。
司马迁对李广父子的死愤愤不平，但只能压在心头，写进笔记。他也试着从武帝的角度想问题：统治天下用人第一，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有些真相就不能公开，必要的时候，白的还要说成黑的。
司马迁从正反两方面想问题了，而他读过并尊崇的老子、庄子，都是能看透事物的大智者。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学问？学而问，问老师，更要问严酷的现实。
李广李敢死了，引发司马迁痛苦的思考，但和他本人的命运还没有直接的牵连。后来又来了一个李陵，李广的孙子。闹得满城风雨的李陵事件就牵连到司马迁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放到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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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除了打匈奴，另一件大事就是忙着做神仙。人间至尊不过瘾了，衰老和死亡横竖叫他寝食难安。升天该有多好，升天不成，长生不老也不错。他养了大量方士，也就是道士，有人说亲眼见过神仙，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活了几百岁。最厉害的是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证明他活了八百多岁。武帝听他讲话，眼睛就会发亮，对他言听计从，修了一个大七围、高三十丈的青铜柱子，上有仙人雕像，手托承露盘。武帝每天吃露水，和着玉屑吞下，吃得拉肚子。李少君死了，武帝相信他不是去见鬼，是去见神仙安期生。道士多得很，这时又冒出一个山东人叫公孙卿的，在他的怂恿之下，武帝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去封禅泰山。这原是帝王的一桩古礼，登泰山祭祀天地，为民祈福祉。但汉武帝另有想法，要当神仙。皇帝号称天子，天子不升天是说不过去的。或者退一步：李少君能活八百岁，汉武帝至少该活一千岁吧？他下令文人写诗作赋，司马相如这类文人是很积极的，这个人写过《长林赋》，挖空心思赞美劳民伤财的皇家猎场。司马迁同样接到了歌功颂德的旨令，却收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呈上去，聊以塞责，武帝不高兴，但很快把这个小郎官儿忘了。
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先去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巡游黄帝曾经巡游过的地方。这也是道士的主意，学黄帝不学别的，专学黄帝成仙。司马迁也去了，趁机走访老年人，打听黄帝的传说，和他研究过的《尚书》相印证。作为远古历史文献的《尚书》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补充很多资料，包括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工作，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这一转眼，司马迁三十四岁了（公元前112年），跟随武帝各处巡游，长了不少见识。可能真是上天的安排，不是让武帝成神仙，而是让司马迁成为历史学家，记录华夏文明的进程。
次年，他奉命出使西南夷，安抚不大听话的西南诸国邦主，沿途做笔记，收集官府保存的各种资料，在李冰治水的都江堰停留了好几天。行期近一年，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打下了基础。这一年里，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正式举行，十八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道士靠前，儒生退后，比如公孙卿就比公孙弘气派多了。司马迁没能去，感到遗憾，职业的冲动使他对这件事十分看重。不过他父亲在队伍中，能目睹这一盛典。
可是封禅大队在陕西中部却发现了黄帝陵，武帝紧张了：不是说黄帝升天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公孙卿解释说：黄帝当然是羽化登仙了，这儿只是衣冠冢。武帝转忧为喜，大手一挥，继续前进。
到洛阳，发生了一件事：太史令司马谈病倒了。儒生和道士共同开会，讨论封禅的细节，一辈子谨慎的司马谈终于忍不住，谈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说这样搞封禅，并不符合古礼。他很快被告发，兴头上的武帝十分恼火，喝令他离开队伍。这对于一个史官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司马谈病倒洛阳。
司马迁赶来了，赶在父亲的弥留之际。
司马谈撒手西去，但他是闭上眼睛去的，他惟一的儿子司马迁，跪在床前哭着发誓，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古代的史官，子承父业是常事。司马迁小时候就确立了这一志向，二十岁出游，行程数万里，强化了这个意志。司马谈留下遗著《六经要旨》，和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史学笔记。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嵇康（一）》
小 引
本文瞄准嵇康,同时将著名的“竹林七贤”收入眼帘。嵇康是七贤之首。
魏是三国时代,晋是三国的结束。晋又分西晋、东晋,加上南北朝,历时近三百年,从公元290年到581年。持续的政治动荡,兵祸连年,百姓遭殃。直到隋朝,中国才重归一统。
什么叫魏晋风度呢?曹操那个年代文人辈出,有著名的“建安七子”,建安是年号,七子主要是王粲、孔融、陈琳等。而曹操和他儿子曹丕、曹植也是大文人。他们的文章风格一反汉赋的虚华,很随意,很自由,言之有物,有内在的风骨,文学史称之为“建安风骨”。这些人是魏晋风度的第一批主力军。我们要讲的“竹林七贤”,在时间上稍后。这七个人,除了写有风骨的文章,还清谈,还放浪,行为似乎很不检点。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他们特异的文品和人品,合称魏晋风度。当然还有其他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曹氏父子。
曹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身上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也许可以这么讲:魏晋风度,戎马一生的曹操开了风气之先。鲁迅说:“曹操是改革文章的祖师爷。”
中国历史上,魏晋风度名气很大,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
而文人和权力打交道的悲惨故事,也许首推嵇康。他的死令人揪心。行刑的场面像精心布置的大舞台。
嵇康跟谁打交道?跟司马昭。
撇开史书不谈,司马昭在民间的形象,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心狠手辣。这个人太厉害了。
魏晋之交皇权更迭,司马昭集团日益坐大,对曹操的家族下手。嵇康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肯趋附,拒绝进入权力的核心层,于是得罪了权臣钟会,得罪了威逼天子的司马昭。
嵇康死于两样东西:名气太大,性格太直。直接的死因则是两封绝交书,前一封写给高官兼老朋友,后一封,涉及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桃色事件。桃色事件也是当时万众瞩目的伦理事件。
钟会利用这两封信弄死嵇康,司马昭又弄死有反骨的钟会。
读历史,读来读去就像看大片……
熟悉《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钟会。此人担任主帅进军成都,灭了刘备建立的蜀汉。他自恃手握十万重兵,在前线扯起反旗,却被他的部下剁成肉泥。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而嵇康,则可能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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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杀气与文气俱盛。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兵荒马乱的,却反而催生文学家和思想家。仔细一想,也不奇怪。西方人有个理论:战争能激活很多东西。十九世纪拿破仑横扫欧洲,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打出了多少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直接就是战争的产物。加缪的《鼠疫》、《局外人》,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大双心河》,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以及艾略特、庞德的诗歌,都是在二战的阴影下生长出来的。“安史之乱”成就了杜甫,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导致鲁迅横眉怒目,而艰苦卓绝的长征,为毛泽东的伟大诗篇提供了灵感之源
一般说来,和平年代容易令人昏睡。当然,这是一种幸福的昏睡。和平年代的好作家,是那种居安思危的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量日常生活,玩味当下,警示未来。他们也会寻找敌对势力,社会的不公正,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是他们的两个最大的敌手。
先秦是公认的大时代,魏晋也是,各种各样的人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竹林七贤,通常以嵇阮并称,后面依次是: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个不同寻常的男人走到一块儿,类似超级沙龙,普通读书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们怪异的言谈举止,包括惊世骇俗的著述,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不乏“高干子弟”,先后都曾涉足官场,又占有明显的文化优势。嵇康为中散大夫,别号“嵇中散”。阮籍做过步兵校尉,史称“阮步兵”。山涛、王戎则是高官……
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
曹操能写诗,也能喝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的儿子曹丕以网罗天下文人著称,自己也是文学批评家,写过专著《典论》,认为文章是千古大业,“不朽之盛事”。统治者好文辞,文人如雨后春笋。虽然曹操也杀文人,比如他杀了孔融,杀了博学多智的杨修。
古代文人和统治者,常常是一对冤家,离不开又见不得。
在某些历史时刻,文人坚持做人的品格,将遭受灭顶之灾。
前面用过一个词:杀气。杀气腾腾是书写中国历史的常用词。三国时代五十余年,充满了刀光剑影。而春秋战国四百年,也一直在打仗。战争催生思想和文学,从诸子百家到魏晋风度。
说魏晋风度,我首先想到的倒不是魏晋人物,而是蜀汉的诸葛亮。杜甫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后世的中国人几乎无不景仰他。他也写文章,前后《出师表》,在“表”这类例行公文中,罕见的文字出色,真情感人,一副大家作派,却是余力为之,像毛泽东和鲁迅的书法。他以一介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读书、弹琴、清谈、漫游,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他身上兼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风范,难怪他的敌人都格外尊敬他。法家重法度,墨家讲兼爱,他有能力使二者统一起来。他留给人的印象,是出仕可,隐居亦可,怎么都行。这是一个异常饱满的男人,出和隐都理由充足。而一旦为官他绝对正直,忠君,爱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弟弟诸葛诞在北魏,三兄弟各事其主,一样的口碑极佳,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三兄弟又始终和睦,表现了一种今人似乎难以理解的博大襟怀。
中国文化造就了诸葛亮这样的伟人,值得中国人永远骄傲。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都以不同的方式诠释孟子这句名言。
诸葛亮五十四岁死于五丈原,太年轻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他权力之大,完全可以取代刘禅,但他没有这么做,不学曹操篡汉,更不学司马昭篡魏,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能搞动乱……
以风度观孔明,他确实不在魏晋人物之下。
乱世之乱,也能“乱”出伟男子奇男子,如同烂泥塘生出艳丽的荷花。
嵇康和诸葛孔明外表相似,都长得高大英俊,举止潇洒,都是弹琴的高手。孔明“面如冠玉”,嵇康喝醉酒时,朋友形容说若玉山之将崩。他们都是自学成材,看书从不死记硬背,凭着极高的悟性,一个“观其大略”,一个“学不师受”。他们各自的好朋友,都被写进了正史。嵇康本人,有《晋书》的正传,《三国志》的附传,野史杂记涉及他的更多,如《晋阳秋》、《魏氏春秋》、《世说新语》等。
当时的流行概念:天时,地利,人和。诸葛亮占人和,嵇康占地利。可惜两人都不占天时。
魏晋风度是群体现象。一大群政治家、军事家、雄辩家、阴谋家、文化精英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贵族有贵族的派头,布衣有布衣的风采。美男子受崇尚,丑男人也有充分的表演机会,比如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张松。刘伶生得矮小丑陋,可他能量不小,一辈子花样百出。丑人能像他,也能活得魅力四射。
魏晋风度的出现也非偶然,它有沃土,有产生它的时代背景。由于战争,统治思想的光环日益减淡,各阶层的利益大洗牌,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均呈现多元走向。
魏晋风度历经三代人,五六十年的光景。这个历史瞬间,凝聚了非凡的文化力量。它向晋以后的历朝历代喷发,至今犹见力度。
那也是一个充满时尚的年代,而时尚的倡导者是知识分子。士人的吃穿住行,好像全社会都在仿效。所谓名士、高士,当时是流行甚广的词汇。嵇康写过《高士传》,收集盘古开天地以来的高士119人。如果加上他本人,就是一个整数。
魏晋大城市,洛阳、长安、许昌,包括小城山阳,时尚随处可见。穿漂亮衣裳是时尚,扪虱而谈也是时尚……边捉身上的虱子,边谈高深的学问。平民走路像军人,时尚;贵族躺在路边睡大觉,同样时尚……时尚折射时代,古今皆然。
总之,那个年代挺丰富的、也挺有趣的,城里的各色人等,各呈姿态。
中国历史长河,这样的景观可不多。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一个缩影。嵇康走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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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是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后迁居到河内山阳(今河南修武县西北)。这地方因位于太行山的南面,故称山阳。
山阳离洛阳不远,官道畅通,快马只须两个时辰。洛阳是魏国的首都。魏、蜀、吴争雄,占据中原的强大的魏国,境内相对平静,文人多。东吴和西蜀,载入文学史的人很少,可能因为国小,全民动员打仗,没工夫写文章。有记载说,蜀国的综合国力,只有魏国的十分之一。
嵇康是曹氏集团的人,父亲嵇昭、哥哥嵇喜官职显赫,他本人“龙章凤质”,相貌才华都是超一流。本指望追随父兄一展鸿志的,不幸碰上司马昭乱政。曹氏司马氏两大权力集团明争暗斗,他不像阮籍夹在中间,他的态度很明确: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不搞吃里扒外。这是当时被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卖主求荣和弃暗投明,有原则区分的。
中散大夫是个闲职,俸禄有限,嵇康打铁挣钱,既补贴家用,又为朋友们聚会买酒喝。他家有个园子,铁匠铺在一棵大树下,炎炎夏日他挥舞大铁锤,向秀扯风箱鼓风,也有人说是用皮囊。嵇康打铁手艺好,产品供不应求。他不打兵器,专打农具。史称他“性绝巧而好锻”,可见他是生活中的能工巧匠,类似制造木牛流马的诸葛孔明。
嵇康打铁,言语不多。向秀小嵇康十几岁,也常常沉默。向秀字子期,正在研讨庄子,向嵇康学习。他原是无名小辈,经山涛推荐,走进名士云集的竹林。他和王戎是竹林里的小弟弟。
竹林也是嵇康家的,在一块坡地上,占地数十亩,有山泉,有小溪。中间一块平地,摆放石椅石桌,有竹子编成的琴台、躺椅,有形状各异的酒葫芦,挂在树杈上。后来地理学家郦道元专程去考察过,凭吊七贤寺,并写入《水经注》。谁建的七贤寺,不得而知。反正不是官府掏的钱。
竹林七贤的身后名,来得很迅速。
嵇康家的这片竹林,神秘而又神圣,常常有人围着竹林转,听听“嵇大师”打铁的声音也是好的,仿佛其中有玄机。
魏晋“玄风”大盛,知识分子若不能谈空说玄,很丢份的。道家的始祖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士人,通过无数次的玄谈,想敲开这扇众妙之门。而儒家的那一套对人性的束缚,历时数百年,从价值理性沦为工具理性,是统治者手中的一张反复使用的大牌。司马家族为了夺取曹家皇位,不择手段,不顾苍生,残忍,恶毒,却又装扮以孝治天下的道德面孔,令人厌恶。
而抗衡吃人的礼教,老庄学说是最好的思想武器。
魏晋尚清谈、玄谈,表面上不着边际,实则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政治现实,二是思想学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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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入这片竹林的日常状态。
嵇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凭什么当上读书人的领袖?
除了沉默,他各方面都有点像诸葛亮,气宇轩昂,“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史书记载:他上山采药,山民们碰到他,都以为他是神仙下凡。秦皇汉武想成仙,搞声势浩大的寻仙运动,风气波及民间,五百年不散。嵇康吃有毒的药,名叫五石散,以五种矿物混合而成,第一种是钟乳石。适当吃五石散,对强身有好处,药物学的祖师爷张仲景有研究的。据说长期服用能长寿,活到三百岁以上。有钱人吃毒药成风,药价抬高了,嵇康手头拮据时,就上山采石药。
嵇康外形飘逸,而内心有如钢铁。美国人搞大选,外形很重要。中国古代,和他们有点像,形容某皇帝,首先说他的外貌。嵇康外表出色,意志力强,玄学功底深厚,艺术修养独步当时。他做人有很高的境界,对朋友,既讲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另外他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当时的社会,非常注重这一点,竹林七贤也不免。山涛、刘伶、王戎,都是寒门出身。山涛的父亲做过县令,去世早,山涛没享几天福,一辈子耿耿于怀。阮籍虽是大家族,才华亦出众,可他的不正经太出名,连走路都要装怪,满地划斜线。阮咸是他侄子,一味模仿他。嵇康为七贤之首,是在圈子里自然形成的。七贤又为更多的士人所景仰,尤且是太学里的青年学生。
嵇康家是个聚会的场所。主雅客来勤,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聚。当然不是吃饭打牌,像今天的某些城市。
我们来看嵇康,看他怎么过日子。
从春末到秋初,嵇康看书累了就打铁。傍晚他散步,登高眺望绵延千里的太行山。身边除了家人,就是朋友。儿子嵇绍尚幼,活泼可爱,阮籍经常趴在地上,让他当马骑。嵇康的家很大,但房子老了,器具旧了。做刺史(地方长官)的哥哥嵇喜,偶尔送他一点东西,但不能多送,怕他不高兴。当时的世族弟子,一般都会谋求当大官:郡官,州官,朝廷大员。嵇康拒绝,家园难免有些破败。不过他有酒,有药,有琴,有高朋满座,所以他拒绝得很彻底:高官厚禄,不稀罕。他的物质生活,已经比孔子的学生颜回强多了。朝廷大员也仰慕他,不学他“固穷”,却希望有他的名气。
有一天钟会来了,这人也是高干子弟,当年曹操的大红人钟繇的儿子。钟会自幼博学多才,堪称神童,长大了,背弃父亲做了司马昭的大红人。读《三国志》和《晋书》,会发现很多富贵人家的孩子勤奋学习,这和今天是不大一样的。
钟会是大能人,前来拜访大名士。其实他以前来过一次,却不敢敲门,把他的学术著作放在嵇康家门前,转身跑掉了。这一次他带了一帮人,“乘肥衣轻”,他亮出了贵公子的派头。两次造访,自卑和傲慢都有些莫名其妙。他傲视天下,平生只忌惮两个人:大权在握的司马昭,大名鼎鼎的嵇康。
钟会来的时候,嵇康正在打铁,没理他。一个衣饰华贵,神色倨傲;一个赤膊抡铁锤,面无表情。很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而蝉在叫,铁花在飞。向秀鼓风的声音,听上去像粗重的呼吸。
按常礼,嵇康至少应该打个招呼。他照样打铁,四川话叫“稳起”。钟会撑不住,转身要走,嵇康才徐徐说: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番对话,历史上很有名的,听上去像佛家参禅。什么意思呢?嵇康是问:你听见什么跑到我家里来了?你看见了什么又转身要走?钟会回答:我听见我所听见的,所以我来了;我看见我所看见的,所以我走了。
这一问一答很经典,两人的表情,说话的语气,包括现场气氛、柳树、季节、打铁的物什都在里边了。句子异常浓缩,充满言外之意。犹如高手过招,一出手便知端底。表面平淡无奇,其实不然,话里藏着锋芒。
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们说话的风格。高官之间亦如此,唯恐说话不带玄机。
钟会官场得意了,还朝竹林跑,向往名士风流,鱼和熊掌都想要。双方都是明白人,所以对话才简短。有权的找有名的,互补的空间一目了然。嵇康不买账,钟会愤然而去。
这个碰了一鼻子灰的男人,对司马昭进谗言:嵇康是条卧龙,日后要掀大浪。您志在天下,须防着他
司马昭点头说:嗯,知道了。
时任大将军的司马昭,权力如日中天,兵权旁落的曹家皇帝,只能看他的眼色行事。
隐居隆中的诸葛亮,人称卧龙。卧龙出山辅佐刘备,威胁曹魏几十年。钟会把嵇康比作诸葛亮,用意明显。而司马昭心中有数。他早就注意到这个嵇中散了。
司马昭对竹林七贤采取分化政策,控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他避开嵇康,转向二号名士阮籍,居然屈尊,想让阮籍的女儿嫁给他儿子司马炎。在讲究门第的魏晋时代,这恩宠不一般。消息传出去,向阮籍贺喜的官员踏破了他家的门槛。他女儿嫁给司马炎,将来要做皇后的。可是,更让人吃惊的,是阮籍不买账。他也不明说,每天喝得烂醉,满嘴的胡言乱语,持续六十多天,令一次又一次前往阮宅的媒人目瞪口呆。有野史说,媒人去敲门,敲了几十次。百步之外就闻到院墙内的酒气了,树上的鸟、地上的鸡也醉得哇哇乱叫。
司马昭只好作罢。
舆论哗然,“谤议沸腾”。司马昭还得自找台阶下……
阮籍装疯而心中雪亮。这是他的风格。由于清醒,他才醉得一塌糊涂。他宁愿在官场混,也不去攀附司马家族,落得天下人耻笑。他父亲当年紧跟曹操,他能投靠司马昭吗?
这件事,表明阮籍骨子里是个孝子。另外,他对付朝廷,有他自己的路数。
嵇康冷淡钟会,阮籍拒绝司马昭,是轰动朝野的大事件。名士派不理睬当权派,后世读书人传为美谈。
竹林七贤,名头更响了。竹林成了一个符号,散发着久违的自由气息,士人向往,朝廷侧目。当时就有人跳出来写文章攻击竹林,嵇康予以还击。钟会收集嵇康的言论,报告司马昭,但是大将军态度很宽容。老谋深算的大政客,注视着文人的一举一动。
为什么说他老谋深算呢?
他篡魏,摆平曹氏集团的各种势力,为他的儿子司马炎称帝扫除障碍。这样一来,舆论就成了头等大事,司马昭对知识分子,打压与诱惑并举。他显然不能一锅端,必须分而制之。
他对阮籍的宽容,官场中也是传为美谈。
权力顶端的人,名声同样重要。古代,名和声各有讲究,“声”是对有名气的人的评价。权力如日中天了,还得抓舆论。
司马昭在洛阳,常常大宴群臣,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对他毕恭毕敬,包括钟会、邓艾这些人,唯有阮籍,坐没个坐相,吃没个吃相,喝醉了还乱说一气,放屁咚咚响。阮籍讲话,群臣假装洗耳恭听,司马昭摸着胡须面带微笑。
文人、政客都装糊涂,各有各的高明处。
阮籍酷爱喝酒,司马昭就让他当步兵校尉,这是军营中的一个美差,经常有好酒。他又喝又拿,拿到竹林去,大伙儿一起喝。有人告他的状,司马昭一概不予追究。
司马昭对阮籍的宽容,孕育着对嵇康的毫不留情。
而暴风雨来临之前,竹林一派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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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这群竹林里的男人怎么个放荡法。先说醉酒。
阮籍、阮咸、刘伶都是豪饮,有酒必醉的。山涛酒量最大,据说能饮八斗。八斗什么概念?那是用酒缸喝酒了。可是山涛城府深,没人见过他喝醉。这本事,官场最能用上。向秀酒量一般,三杯下肚脸通红。王戎吝啬,爱酒却从不买酒。嵇康因服五石散,不能由着性子喝。他喝冷酒,不喝热酒。
酒酣耳热,唱歌弹琴了。
七个人当中,至少有四个人精通音乐,两个人是弹琴的大师。嵇康可谓登峰造极了,而阮咸号称“神解”,对音乐的感知能力无人可比。唐朝有一种乐器,以阮咸的名字命名。
这个阮咸,学叔父阮籍的放浪,很有创造性。举两个例子:
阮咸在家里与族人共饮,大盆装酒,几条猪奔酒盆子而来,他和猪抢酒喝,邻居看了大摇其头。他学阮籍光天化日裸体喝酒,旁人看见了,斥为禽兽。阮籍虽然放浪,却叫儿子学规矩。阮咸可不管这些,他儿子阮孚又学上他了,并且学出新境界:到处喝酒欠酒账,却老是背着一条钱袋——成语“阮囊羞涩”就是这么来的。阮孚赊酒账,赊到会稽(今绍兴)去了。
可是三个姓阮的,喝酒还不及刘伶。刘伶才是天下第一酒鬼呢。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跟人下棋,下完才去奔丧。这叫风度。母亲的遗体前他号啕大哭,“饮酒二斗,吐血
刘伶也是个裸体主义者,家中迎客一丝不挂,反而责怪吃惊的客人说:这屋子就是我的裤子,谁叫你跑到我裤裆里来了?
客人吓坏了,转身逃跑,逢人便嚷嚷:刘伶他、他光屁股!
好事者偏要去他家看个究竟,他照裸不误。有时冬天也解裤带,迎着北风,先亮出他的瘦光腿。他老婆实在没办法,忙着治他的酒瘾,只好由着他的裸癖……
刘伶更是穷光蛋,晚年才做了一回小官。他朝竹林跑,一大理由是竹林弥漫着酒香。嵇康、阮籍、阮咸,身高都超过
这七个男人,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对后代中国文人影响极大,所谓豪放、清逸、旷达、怪诞之类的文品兼人品,大都与竹林七贤有关。李白对他们倾慕不已,写诗描绘说:“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李白是否裸过体,不得而知。
古人认为当众裸体很不道德,首先是不孝,其次才触犯男女方面的儒家信条。不难发现,诸贤的放浪,专门拿孝字做文章。阮籍居丧,也是要吃肉的,吃的还是祭品。嵇康带着酒肉去奔丧,他视为知己。他们全都这么干,为什么呢?原来,司马昭亮出孝字大旗,实则暗通“忠”,因为他篡魏,不便言忠。高明的读书人一眼把他看穿了,偏偏在孝的领域与他作对,拆他的戏台,破他的谎言。
司马昭绝顶聪明,他心里何尝不明白?他将分阶段处理这批狂人,备下了大棒和胡萝卜。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一概杀掉。这些名士在朝野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概杀掉可惜了。
曹操杀孔融,杀祢衡,杀杨修,司马昭的手里,也不是没有刀。他按兵不动,派出眼线,观察竹林里的动静。
政客杀人有讲究的:杀谁,选择什么样的时机。
竹林的聚会得以延续。这群小鸡似的男人日子快活,而空中有老鹰在盘旋。彼此都清楚,却能相安无事。文人和统治者,朝着不同的方向施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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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聚会,持续二十年之久,从嵇康的弱冠之年就开始了,从三贤、五贤发展到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应该说都有做领导的资格,以嵇康为首,说明他的综合素质最好。七贤聚会可不像现在开会,人人手拿小本子眼望领导,着装还要整齐:领导不打领带,下属一律敞开衬衣领子。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七贤聚会各有风采。若有高明的画家画出七贤图,一定很有趣。
他们对外界的影响,也是逐渐增大的。这一群行为艺术家,每隔一阵子,总有惊世骇俗的举动。其中有自我炒作的成分吗?我想应该有的,真狂,也夹杂佯狂,却并非他们开的头。早在多年以前,“正始名士”就开了风气之先,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曹操的女婿何晏。
这何晏也生得漂亮,皮肤细腻白皙,曹丕一直怀疑他抹粉,出太阳就观察他流汗。何晏官至吏部尚书,也能写文章,研究老庄有独特发现,率先吃上了五石散,王公大臣纷纷仿效。隋朝,有个叫巢元方的太医记载说:“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翕然是成风的意思,京城流行吃石药。这种有毒的强体壮阳药,吃了浑身发热,药价昂贵,一般人家吃不起的。所以有钱人见面了,总要问一句:石发了吗?或者说:发热了吧?
京师蔚然成风,波及庶民阶层,于是不少人假装吃药。《太平广记》载:“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众人大笑。”
就像今天某些人,借了别人的汽车说:我有车啦!
宛转称热四个字,很形象的。
石发成了时尚,从洛阳传到许昌,传到长安,传到谯、邺,传到首都的卫星城市山阳。与吃药相关的衣裳、鞋子、走路的样子都成了时尚。
许许多多的时尚,吃药只是其中一种。当时的洛阳,堪称时尚之都,辐射全国。扪虱而谈、拔剑追赶苍蝇、狂饮、裸体、倒地而卧、闻讳而哭、写文章、儿子对老子直呼其名……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时尚:长啸。
“建安七子”之首王粲,生前学驴叫很有名,他死了,曹丕命群臣以驴叫为他送行。长啸最厉害的是阮籍,几里外都能听见。他上山碰见了传说中的世外高人,讲了一通历史上的文治武功,人家不理会,于是他长啸,高人才笑了,以啸声相和,然后飘然而去。钟会去见嵇康,半天只说一句话。而阮籍长啸,高人能听懂,这就更上一层楼了,返璞归真,接近老子的境界:知者不言。孔夫子这样的圣人“述而不作”,对三千弟子讲了很多话,显然稍逊于老子。所谓的玄学,里边名堂多了。
玄学真玄,我们伸手触摸它,会碰到历代中国士人都曾碰过的艰难。退而求其次,单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长啸有益于身心健康。日本有一家公司,发明了“大叫七声健身法”,每天都叫,几百个职员,在规定的时间里放开喉咙。这法管用,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人减少了。
史称阮籍“善啸”,说明啸有讲究的,很多人学不好,不善啸。啸声能传递人的修养和境界吗?
嵇康也能长啸,啸声清亮,和阮籍的浑厚不同。刘伶欲作狮子吼,吼出来却像狗叫。向秀会突然中止,面容悲伤。王戎、山涛的啸声时有起伏,夹杂狂笑与悲声……七贤“聚啸竹林”,伴随优雅或激烈的琴声。
竹林外的读书人竞相仿效了,见面不说话,盯对方盯半天,长啸一声,扭头便走。
绿林好汉聚啸,是模仿猛兽,要剪径、要杀人的。读书人长啸模仿谁呢?
乱世的读书人,胸中郁积了多少苦闷?
竹林七贤,个个有苦闷,却能在苦闷中抬起头来。
6
嵇康上山采石药,穿长袍,着木屐,来去飘飘然,砍柴的人呼为神仙。大隐士孙登破例和他讲话,对他的命运作了准确的预言,孙登说:你呀,才高而性烈……
城里有时尚,山中有隐士。隐士都是饱学之士,却过野人般的物质生活,藤条遮体,野果充饥,树洞里睡觉,悬崖边晒太阳。隐士通常也是名士,偶尔下山,敲门乞食,农户猎户,一般要拿出好吃的,热情款待。魏晋,中原一带的隐士特别多,通常一座山好几个,像山中的土特产。
隐士和隐士不一样的,有人瞅着朝廷,有人想做神仙。
写下道教经典《抱朴子》的葛洪,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史称葛洪“为人木讷”。他云游四方,广东惠州的罗浮山,是他炼丹的仙山之一。我估计葛真人除了善于炼丹,也善于长啸。
到隋唐,啸声不大听得见了。以此推断,古人还有一些本领,现在失传了。
魏晋时代,各方面都有杰出人物,包括大书法家王羲之、医学大师华佗、张仲景。现在有专家证明,葛洪也是一位出色的化学家。哲人模样的军人,军人模样的政客,政客模样的商贾,商贾模样的侠客……城市与乡村,不乏他们的身影。日常生活则花样繁多,挺好玩的。英雄受推崇,儿女情长在民间受表彰,男子能抹粉,女人可以昂扬……的确呈现了一种多元的生活景观,难怪历代讲魏晋的书堆积如山。
司马家族和曹氏家族,合作,斗争,再合作,再斗争。从时间上看,合作更长久。士人阶层极为踊跃,几乎重现先秦的景象。知识分子的话语,得以进入权力的核心地带。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影响了全社会。
由于魏晋,也许我们有理由重新打量“乱世之乱”。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中间究竟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中间”是个关键词……
我们再回到竹林。
司马昭的屠刀悬而不下,名士们和往常一样喝酒清谈,青青竹林,散落着诸贤的身影。他们也到别的城市聚会,到洛阳,到许昌。到处都有奇怪的文人,有酒鬼,有“愤青”,有追星的“粉丝”。然而这七个贤人个个有才能,不断有人出去做官,嵇康并不干涉。竹林充满了自由气息,既有相同的志趣,又有个人的选择。
阮籍不让女儿做未来的皇后,却接受任命,做了一回东平相:一个诸侯小国的丞相。他和司马昭周旋,利用对方赋予他的权力,为百姓做点事。他到东平(今属山东)第一件事,就把官府的围墙给拆了,弄得社会贤达不知所措——这不是乱来么?当时,司马昭拚命拉拢各利益集团,颁行占田法,催生大地主;搞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说白了,就是让穷人更穷,有钱的家族更有钱。门阀制度正在各地成形,“士族”与“庶族”拉开距离,甚至不通婚,前者称后者为“杂类”。阮籍看不惯,要改革,以拆掉官府围墙作信号,想搞平民政府。他破天荒戒了酒,以拒腐蚀。可他的力量太小了,无异于以卵击石。
当丞相半个月,阮籍就滚蛋了,跑到当年刘邦项羽争雄的广武山长啸,然后长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驾车在原野狂奔,“见歧路,痛哭而返”——他看见歧路就哭,说明他心里缺少一条大路,和嵇康相比,他活得比较模糊。
阮籍回归竹林,多了一个特异功能:高兴了,对人翻青眼,不高兴翻白眼。据说,得他一回青眼不容易。他那宝贵的青眼,给男人少,给女人多。他写诗赞美女人:“念我平居时,郁然思妖姬!”他不仅思妖姬,还勇于做好色之徒。
他家邻居有美少妇,他没事就去磨蹭,套近乎,以青眼换来青眼。他喝醉了,居然能躺在美少妇的身边,更奇的是,少妇的丈夫也不吃醋。我猜测,阮籍是真能“好色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邻居非常了解他,不怕他一口吞了秀色。这类男人历代都有,几乎都是读书人,比如民国初年的英俊和尚苏曼殊。在部队,有漂亮的女军人死了,阮籍也不认识,却跑去哭灵,哭天抢地的,感动了许多人。
嵇康不好色,他吃石药,不像何晏是为了近更多的女色。他研究养生术,希望长寿,最好能活到几百岁。他到山洞里吃钟乳石,礼让大隐士孙登先吃,轮到他张嘴,钟乳石却凝固了。入夏他就打铁,浑身肌肉发达,皮肤是漂亮的古铜色。如果他也裸体,一定不比著名的大卫雕像差。他夫人相貌平平,和诸葛亮的丑妻有一比,可他无意再娶。精神高扬的男子,有时不屑于日常享受,比如北宋的王安石。
嵇康和吕氏兄弟交情好,先认识哥哥吕巽,却跟吕安更投缘。吕安是竹林的常客,比山涛、阮籍来的次数更多。山涛字巨源,年龄最大,五十岁以后官运很好。王戎也是后来做上大官的,司徒,居三公之首。王戎和向秀,三天有两天住在嵇康家里。刘伶家中没了酒喝,就咂巴着嘴唇朝竹林走来,远看像贴着地皮移动。他老婆一辈子跟他的酒瘾斗,《世说新语》轶事蛮多。比如为他设祭坛,叫他对天发誓再也不喝酒,可是一转眼的工夫,他已经喝光祭坛上的酒,醉倒在地下了。
竹林七贤,分别来自安徽、山东、河南。
《品中国文人：嵇康（二）》
———— 刘小川
7
有了前面的铺垫,我们得以逼近本文的中心事件。
吕安收拾了一块菜园子,当时叫“灌园”。嵇康打铁他种菜,又一块儿研究养生术。养生的人,房事会减少,认为色这种东西是“伐性之斧”。这和彭祖的养生观念有区别,彭祖号称八百寿,他的养生四大术,房中术是其中之一。我居住的城市,四川眉山,既是彭祖的故乡,又是苏东坡的故乡。苏东坡晚年走的路子,和嵇康、吕安相似。吕安的老婆徐氏,姿色出众,千人挑一。吕安迷上养生术,把漂亮老婆晾在一边,伏下日后的祸端。
吕安不重视老婆的美貌,他哥哥吕巽就来重视了。这个事关两条人命的变故,也是本文的两个中心事件之一,我们稍后再细讲。
嵇康与吕安情同手足,跟自己做地方长官的哥哥嵇喜,好像关系一般。他与哥哥道不同,难与为谋。他又是大名人,不肯沾哥哥的光,宁愿打铁挣钱。吕安也不喜欢嵇喜,阮籍则拿嵇喜作他的白眼试验,弄得嵇大人很惶恐,不敢踏进他家门槛。
嵇康打铁、养生、吃药,写了一本《养生论》,吕安十分推崇,向秀却有不同的意见,写下一篇文章《难养生论》。“难”兼有非难与批评之意,学生摆开架式,和老师展开讨论。嵇康认真推敲向秀的观点,写出《答难养生论》。激烈的学术讨论,却不伤和气。向子期踏入竹林十几年,已经有了传世之作《庄子注》,令天下士人刮目相看。酒气弥漫的竹林,学术气氛也是蒸蒸日上。身体的放浪与精神的探险,呈现融合的趋势。
可惜竹林里的好时光不多了。
嵇康平时沉默,开口却要臧否人物:肯定这个,否定那个。这是性格使然,又是立场使然。他意识到这种危险,学阮籍遇事装糊涂,横竖装不像。史书记载:他“刚肠疾恶,遇事便发”。
苏东坡也是这种人,“性不忍事”,为了言论自由,大半生被流放。统治者脾气大,文人脾气也大。
现在时机大致成熟了,我们来看本文的第一个中心事件:嵇康与山涛绝交。
山涛做了官,嵇康没说什么。山涛和司马昭集团合作愉快,嵇康心里就有点打鼓了,但还是没说什么。刘伶、向秀有议论,他不动声色。好朋友出现变节的苗头,他一忍再忍,不希望这个小团体有分裂的一天。山巨源年长,论名气居老三,为人正派,性情温和,却一再跑到洛阳去,为司马昭卖命。刘伶提到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阮籍不说话,只管翻他的白眼。王戎不爱听,走到一边直视正午的太阳去了——这个人也有特异功能,直视太阳眼不花,当时不少人验证过。
王戎一直在寻找做官的机会,曹氏集团也好,司马氏家族也罢,他可不管这些。他是天大地大不如钱大的,七岁就有商品经济意识:“家有好李,恒钻其核”——他卖自家好李子,坚持用锥子钻透李核,以免别人拿去做种。而通过这个令众人惊讶的动作,他又做了产品广告……他同样是知识分子,早年熟读经典,后来一味贪财,像今天的某些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人,王戎贪财第一。他是山涛的铁杆追随者,所以听不得刘伶等人对山涛发恶声。
当权者施压,并诱之以利,竹林开始分化了。
山涛一心想做官,于是受重用。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阮步兵是疑人,山巨源可不是。钟会、司马昭是何等眼力的人,看人一看一个准。山涛在吏部郎的位置上迁升,推荐嵇康代替他,他心意是好的,却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嵇康官俸少,年年打铁,而吏部郎薪水不薄,是朝廷选拔人材的一个关口,相当于组织部的要员。山涛举荐他,干这有实权又有实惠的美差,究竟犯了什么错呢?
这类情形,要睁大眼睛才能看清。
第一,山涛不该向司马昭举荐。
第二,山涛触犯了嵇康的人格。
好朋友贵在相知,这么多年了,山涛还不明白嵇康的内心?嵇康若想图富贵,用得着山涛来举荐么?他哥哥就是大官。当初钟会来巴结他,普天下谁不知道?竹林小团体,贵在志同道合,阮籍也是大家族的贵公子,他怎么没干这种举荐的蠢事儿呢?如果嵇康放下铁锤,屁颠屁颠奔洛阳,向钟会、司马昭摇头摆尾,全国的读书人会怎么想呢?山涛这一招,是不是居心叵测?
应该承认,山涛的确犯了错误,而且是个低级错误。竹林诸贤,向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弹琴、沉默、啸声相和。山涛跑出去,官场走动日久,把竹林精神给丢了。屁股决定脑袋,他的思想觉悟成问题,世界观成问题。也许他寂寞的时间长了,一朝得意,便向嵇康显摆。嵇康小他十几岁,年纪轻轻的,却是竹林领袖,领导里边的六个人,外面的无数人。山涛年近半百了,屈居其下,表面谦恭,其实心里很不痛快
从各方面的资料看,山涛举荐嵇康的动作,着实有些令人费解。他是打入竹林深处的一个间谍吗?他是司马昭瓦解竹林的一名秘密干将吗?
这是历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它直接牵涉有骨气的读书人与政治的关系,所以流传甚广,解释甚多。
后人有个记载,透露出一点消息:嵇康有一把名贵的古琴,是他卖掉祖上的田产买来的。有一次,山涛假借喝醉酒,操起利刃剖琴,嵇康大怒,威胁以性命相拼,山涛才把刀子扔了。
嵇康为天下第一名士,山涛嫉妒他是可能的。而山涛进竹林,很难说不是拿竹林做跳板,以名士的身份跃入官场。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
山涛荐嵇康,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时间长达两三年。可见他不达目的不罢休。嵇康一忍再忍,终于发作了。
王戎曾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竹林很悠闲,但嵇康对变着花样的政治高压保持敏感。他喜怒不形于色,是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秉性。立场太鲜明,他才不动声色。这说明他有自保的意识,“苟全性命于乱世”。孔明潇洒出山辅佐刘备,他的情况却不同:怎能轻易离开竹林、投靠乱臣贼子司马昭?
事实上,他给足了面子,山涛不知趣,一荐再荐。
嵇康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
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导致好朋友反目。
古人把交友看得非常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段话,为交友定了调。从今天的角度看,义是公共利益,是构筑公共空间的核心。交朋友,适当的利己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把对方当手段用。山涛这个动作,也夹带他的官场考虑:利用嵇康的名气和才气。一个动作有好几层意思,恰好体现山涛的风格,或者说,官场的风格。而竹林诸贤玄归玄,却是坦荡磊落。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小人为何常戚戚?因为小人算计多。
嵇康在绝交书中说:“偶与足下相知。”这句话,也把他和山涛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定了调。既是谴责,又是自责:责备自己看走了眼。
嵇康又说:“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山涛圆通,圆通的人八方点头;嵇康方直,很难与环境谐调。人,都是有个性的,所谓官场吃掉个性,是指为官者拿个性换取利益。这几乎是个永恒的现象,但是,人的某些优良天性不灭。天性灭了,所有人都趋炎附势了,人这个物种势必流于整体平庸,在进化史上开倒车。试想:满城都是点头哈腰之辈,阿谀奉承之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景观?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人被权力所规定,所耍弄。规模庞大的、无处不在的权力,未能催生强有力的对立面。群体汹涌澎湃,杰出的个体难得一见。偶尔出来一个,很快被淹没。滚滚长江东逝水,吞噬多少豪杰。
何谓豪杰?维护正义、坚守人的优良天性的人是豪杰。
司马昭篡魏,不能和曹操篡汉相提并论。汉末,外戚与内宦专权导致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固然为他的家族,却也朝着结束战乱的方向。曹操的儿孙当皇帝,发展生产,严明法制,虽不如开国辈,却也歪歪扭扭走到“治世”的边缘。司马昭横着来一手,魏国内部又干起来了,血雨腥风,白色恐怖。曹家吃大亏,老百姓更陷于灾难。嵇康身为曹门女婿,拒绝趋附司马昭,谁能责怪他不善于见风使舵?
事实上,很多人都责怪他。山涛一再劝他远离竹林,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山涛不明说,表面为嵇康着想。官场中人,这是常见的招术。
嵇康这封信,把一切都挑明了。袒露自己的胸怀,揭开对方的伪装。他性情耿直,但还是忍了很长时间。时间显示了他的宽容,作为精神领袖的宽容。实在忍不下去了,他才一吐为快。
他写道:“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有真耳。”他紧接着解释,并介之人就是“达人”,通达四方,讨好八面,有本事打通学术界和名利场。竹林里谈空谈玄,却瞅着朝廷的邪恶势力,一进一出,名利双收。
嵇康说:“足以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山涛荐他做显官,是无端生事扯浪子,是布陷阱,让他失衡,一头栽进沟壑。
嵇康说:“一旦迫之,必发狂疾。”
这个短句表明,山涛多半有强迫他做官的意图。他也是官,嵇中散,这官职却是曹魏宗室给他的。中散大夫和吏部郎之间,有个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界限,标示他的道德底线。普通士人皆知,山涛偏要乱来,以友谊为幌子,破除这道底线。令他失掉地基,失掉方向感,最终,迫使他疯狂。
嵇康解读山涛的“美意”,读出伪装起来的狼子野心。
不过,山涛的意图,可能他自己都不大清楚——嵇康这封著名信件,直指他的潜意识。
友谊走到这一步,绝交不可免。“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从此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嵇康这封信,一气呵成,首尾相呼应,是书信体散文的佳作。
信件公开了,官员士子都在紧张传阅。山涛被逐出竹林,在知识界一落千丈,从此铁了心奔官场。可是,没有资料表明,他曾向司马昭提供有关竹林自由言论的情报。
中伤嵇康的,又是钟会。
嵇康在信中的议论,使钟会得了把柄,小人一溜烟找领导去了。
司马昭听汇报微微一笑。他放过了嵇康,对绝交书中鄙薄周公、孔子的言论不予追究。不是不动刀,时机未到。
钟会弄不懂司马昭的微笑,闷头闷脑,想了好几天。
8
山涛事件后,又来了吕安风波。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中心事件。
吕安的漂亮老婆有外遇,和嵇康有间接关系。精神领袖魅力太大,吕安一天到晚往他家跑。徐氏空有一副风流身子,耐不住。吕巽请她喝酒,她去了,喝成交杯酒,卸衣解带释放风流。吕巽引诱她,她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吕巽贪秀色,她也不甘示弱呢,脱光衣服变成老虎。事发,吕安怒不可遏,找吕巽算帐,吕巽跑了。徐氏供出奸情,讲风流细节,俏脸也含着委屈,挨打一声不吭。
嵇康出面调解,他和两兄弟都是朋友。
然而恶人先告状,做哥哥的,反诬弟弟对父母不孝。这罪名不小,吕安下狱。吕巽欲效曹丕,将跟他有一腿的美妇人正式归为己有,徐氏坚决不从。她后悔了:和她在床上恣意寻欢的男人,原来是个小人,是衣冠禽兽。
徐氏不顾市民的围观,每天到监狱探视丈夫。
这是轰动一时的桃色新闻。
男女私通,并且是乱伦,当属大逆不道。可是官府不拿吕巽,反拿吕安,这中间有什么猫腻?
原来吕巽和钟会交好。
而钟会顶着骂名帮吕巽,意在激怒嵇康。
钟会想做大名士,嫉恨嵇康挡他的道。他十来岁就熟读《论语》、《周易》,是名门望族的天才少年。他的学术成就,不在嵇康之下。可他两次造访嵇康都丢了面子,落得官场和学术圈的耻笑。嵇康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痛快。知识渊博的读书人,也能一肚子坏水,历代都不乏这种人。可见读圣贤书,未必读出一腔正气。坏人读好书,说不定坏水更多。
嵇康果然被激怒了。事发之初,他作为桃色事件的调解人,好说歹说,总算把事情摆平了。三方当事人,服从他的调解。夫妻还是夫妻,兄弟还是兄弟。天下美女多的是,吕巽何必非要垂涎兄弟媳妇的姿色?吕安日后则多抽时间陪老婆,不能老往竹林跑。至于徐氏,知错就行。知错还是好女人,不必计较舆论:一帮礼教的卫道士闹得很凶,想把她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嵇康是什么人?是读书人的领袖。他开了金口,山阳、洛阳的很多人都闭嘴了。卫道士闹归闹,却难成气候。
这件事表明,嵇康对朋友也是能够圆通的。这是他的可爱处。
然而吕巽生变,向朝廷告状了。这坏蛋心狠手辣。他想干什么?最终把徐氏弄到手?他是司马昭的人,钟会的人,近墨者黑。嵇康与他多年为友,没能看透他。这件事又表明,嵇康对朋友是宽容的,没有审视朋友的习惯。他性烈才高,针对邪恶的统治者不屈不挠,朋友们中间却是和蔼可亲。
所谓看走眼,其实是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些东西。
这一忽略,后果严重了。
吕安被抓走,舆论又起高潮。嵇康一气之下写出第二封绝交书,不单官场和学士界,连街头巷尾都在传播:嵇中散又写绝交书了!——这是桃色新闻的后续报道,吸引各阶层的目光。
绝交书不长,却画出了吕巽的嘴脸。
嵇康不写则已,一写必定是穿透性的。
他三言两语抖出真相,末了写道:“无心复与足下交也。古人绝交不出五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
嵇康此信,不止五言。他已经说得够多了。
临书恨恨!——可见他落笔时的情绪状态。
绝交信发出去,却收到一纸逮捕令,嵇康蒙了。一个意外没完,更大的意外从天而降:他斥责吕巽,竟然犯了罪。
吕巽乱伦,触犯礼教。吕巽逍遥法外,嵇康却栽进大牢。
司马昭之心,嵇康未能看透。前后两封绝交书,使他靠近了断头台。他影响太大,所以非死不可。司马昭下令查办,钟会罗织罪名。读书人加害读书人,别出心裁,不治嵇康的言论罪,却说他有过谋反的意图——几年前一个叫母丘俭的军人反判朝廷,嵇康欲响应,被山涛阻止了。这是诬陷,但罪名成立。几年前的事,谁也弄不清,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谋反是可能的。唯一能证明他无罪的山涛一声不吭。
吭声也没用。嵇康死定了。
如果他在狱中写一封检讨书,保证以后不乱讲,他就有出狱的可能。狱吏探他的口风,他一言不发。狱卒议论说:这人一根筋,只会写绝交书,写不来检讨书……
嵇康写《忧愤诗》。有记载说:他夜里能睡着。
大墙内外传开了:嵇中散视死如归!
青年们激动了:三千太学生集体上书,慷慨激昂,要和嵇康一起坐牢。洛阳、许昌的知识分子群情激愤。
司马昭觉得好玩:秀才想造反?
强大的曹氏家族都被他诛杀殆尽,一介书生岂在话下?
上书的,求情的,议论的,反而使他手中的屠刀增加分量。他杀人如麻,杀嵇康这种人,多少有些新鲜感。不知好歹的、舞文弄墨的读书人,该闻闻血腥气了。
屠刀挥向笔杆子……
砍头的日子到了,时间是午时三刻。犯人看见太阳升起,却看不到太阳落下了。
这一天,嵇康破例穿得很漂亮:一袭丝质的草绿色长袍。以前他吃石药,因发热和皮肤敏感,常穿旧衣裳。再说他经常打铁,穿戴很随意。今天不同,他要尽显“龙章凤质”。刑场也是舞台,他将完成他的生命之舞。脚下是厚厚的木屐,走动响声清脆,富于节奏感。他本来就高大挺拔,穿长袍与木屐,越发像个绿色巨人。围观的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史料说超过一万人。其中名士数百,官员数百,族人数百,太学生三千……嵇康面无惧色款款上路:午时三刻踏上黄泉路。他研究养生术,二十年节欲,劳动,形体非常标准,面如美玉。这样一个男人,即将身首异处,血从颈腔喷出。多么难得的大脑:他读了那么多书,想了那么多事儿。他对家人好,对朋友讲义气,坚决不肯附逆,不做乱臣贼子的理论工具。死就死罢,没啥了不起。“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七尺八寸的美男儿,怎能弯下高贵的身躯?
名士可不是浪得虚名,名士走向断头台,照样风度翩翩。
魏晋风度,被嵇康推向了极致。
这一天有太阳,《晋书》讲得很明白。嵇康的绿袍反射阳光。哥哥嵇喜来了,十岁的儿子嵇绍没来。嵇康把儿子托付给山涛,显示出他临死前的冷静:唯有跻身权力核心的山涛能保护嵇绍。他的死,山涛难辞其咎。山涛对他有负罪感,会对他儿子好的。这一次,嵇康没看错。
嵇康死前能弹《广陵散》,表明他的确是个特殊的犯人。《广陵散》是叙事性的古曲,始见于东汉,讲战国时代的刺客聂政刺韩王。聂政与荆柯齐名,均载入《史记》。壮士一去不复返,聂政死于乱刀之下。《广陵散》高亢激烈,抒情处婉转低回,是当时的第一名曲,更是嵇康的绝活。临死演奏,绝活变成绝响。古人弹曲子,和今天是两回事,除非胸中涌动着相似的东西,否则不会随意弹某种曲谱。嵇康视《广陵散》为圣物。悲怆的音乐,竟然书写了他的命运。
一代名士的最后风流,注入《广陵散》。琴音丝毫不乱,像《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围观群众受青年学生的影响,纷纷挥泪、饮泣。有学生望天号啕,而空中乌鸦乱叫。
《晋书》载:“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广陵散》于今绝矣!’”
其实,《广陵散》至今犹存,只是在聂政的形象之外,加上了从容就义的嵇康。
《晋书》又说:“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晋书》是官史,却写下了这一句,可见当时的局面容不得搪塞、作模糊处理。不过作者补上一个关键句子:“帝寻悟而悔焉。”——晋文帝司马昭不久便后悔了。官史的谎言,由此可见一斑。司马昭在嵇康死后,称赞大名士并表示悔意是可能的,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政客杀了人,还要利用死者的名声。
第二年,钟会死于乱军中。他以“镇西将军”之威,提十万大军攻入成都灭了西蜀。他陷害邓艾,拉降魏的姜维暗暗扯起反旗,被司马昭识破,被他的部将乱刀砍死。刚好四十岁,和嵇康一样。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嵇康的死重于泰山,钟会的死轻于鸿毛。
吕安也被杀掉了。他是桃色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又牵涉礼教,如果不是因为嵇康,他的死将有轰动效应。他漂亮的老婆徐氏,终身守寡。吕巽又去招惹她,她不为所动。而吕巽碍于舆论的压力,终于没敢施暴。他是仕途中人,对“生活作风问题”并不是毫无顾忌。
嵇康和吕安结伴西去。生前他们研究养生,曾相约至少活过一百岁。
9
山阳嵇康家的竹林依然在,林下诸贤却散了。
中国文化史,“竹林七贤”成了一个符号。它又是句号、惊叹号和省略号。
嵇康被恶浊势力杀死,一腔正气化为清气,一腔热血化为长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杀身成仁”的例子不难寻。
大权在握的人,赢得了一时,赢不了永久。司马家族空前壮大,可是邪气太多恶气太盛,内部打起来了,“八王之乱”一打就是十六年,司马见司马,举刀就杀。很多被赐姓司马、炫耀新贵的人都遭了殃,灭门灭族。两晋持续的时间并不短,由于连年战乱,司马姓氏“杀”成了小姓,比被推翻的曹氏家族差远了。
司马家族倒霉事小,国家陷入纷争、割据事大。中国历史,两晋是少见的黑暗期。
而魏晋玄学发展到后来,渐渐被权力所利用。比如郭象也有一本《庄子注》,将朝廷高官和山野隐士合而为一,为一面安享富贵、一面大谈清高的豪门大族正名。老庄扭曲成官方哲学,供统治者日夕把玩。豪强的价值观统摄社会,多元的生活景观消失了。
人,被规定为权力的对立面。自由精神像流星划过。
当时的小官很难做,因为利益都被大官占了去,“胜者通吃”。小官的头等大事,就是挖空心思巴结领导。
小官尚且如此,老百姓更惨了。
嵇康死后,山涛、王戎相继做上大官,山涛官至吏部尚书,王戎官至司徒。他们的书也没有白读,学问转化为进退之道,在当时异常复杂的官场中伸缩自如。山涛的谋略是不断辞职,越辞级别越高;而王戎善于装穷,装吝啬,故意闹出很多笑话,为他大肆敛财作掩护。
山涛活到八十岁,王戎活过了七十岁,两人都长寿。他们精通老庄,对实际的人生有帮助的,比如静观的能力,自保的能力,养生的能力。老庄思想从“虚无”出发,本来就包罗万象。朝实用这个方向走,道家并不输儒家。
思想有它自己的地盘,不该是权力的附庸。
知识分子的话语,只有越过政治,方能更好地瞄准政治,和杰出的政治家一起,从不同的方向为人民谋幸福。
可惜魏晋思想,终于未能形成自足的局面:权力巨大的吸盘把它吸过去了。魏晋风度,作为对人的丰富性的一种罕见的阐释,未能流布后世、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它所影响的,只是一些杰出的个体。
山涛为官还算正直,他对嵇康的死始终抱着负疚感。嵇康的音容笑貌,一辈子挥之不去。嵇康的亡灵始终注视他,对他的行为有约束。而王戎没有负疚感,活得轻松自在。他也怀念竹林,崇拜嵇康的绝世风采。嵇康的儿子嵇绍长大了,又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时人誉为“鹤立鸡群”,王戎说:嗬,你们没见过嵇绍的父亲,那才叫风度!嵇绍性耿直,内心和外表,都像他父亲的翻版,也是壮年死在司马家族的屠刀下……阮籍继续喝酒,写下大量咏怀诗。他儿子想学他放浪形骸,他加以制止,说有侄子阮咸继承就够了。他长居洛阳,有时跟着军队走,却常常停下,望着山阳方向长啸,泪如雨下。阮籍大半辈子学老庄、官场装不完的糊涂,还是要动感情。
阮咸一生放浪招惹是非。他仕途不得意,却成了音乐大师。
竹林萧条了,向秀独自去凭吊,感慨万端。当年那棵柳树还在。往事历历在目:嵇康打铁他鼓风……他写下著名的《思旧赋》,刚开头,却忽然结了尾。鲁迅说,他年轻时不懂向子期为何这么写,但后来他懂了。人间多少事,欲说还休。向秀对嵇康和阮籍的思念诉诸沉默了。
人不言,竹林深处的风在诉说……
刘伶把自己跟美酒牢牢地拴在一起,每天喝得东歪西倒,有时口中念念有词,却是他唯一的大作《酒德颂》:“有大人先生者……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他门第卑微,一生做小官,戏称自己为大人。与之相对应,公子,大官,左右逢源的士子,则为小玩意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这高士兼酒鬼,醉得多么可爱。陶渊明苏东坡欧阳修,得其真传矣,虽然东坡先生酒量不大。刘伶没灾没病到晚年,并未喝成酒精肝,像今天很多一日三顿酒的乡下老汉。《晋书》为他作传,空前绝后的用了四个字结尾:“竟以寿终!”
刘伶以寿终,史官居然想不通……
过了一百多年,文名甚高的颜延之写《五君咏》,将山涛和王戎剔出去了。但历代更多的史家、文论家,还是讲竹林七贤。这个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群体,总的说来,是独立人格多,依附性人格少。
竹林的自由气息,以文学经典的形式昭示后来人。
10
现有《嵇康集》,鲁迅辑校。现当代的版本,不下数十种。嵇康的两封绝交书,以及他叫板孔子的《管蔡论》,在文学史思想史均占有一席。他也写诗,写于狱中的《忧愤诗》载入各种文学选本。另外他谱曲,和东汉大音乐家蔡邕齐名。两人的作品合称《蔡嵇九弄》,在隋朝是取士的重要标准之一。他的音乐论文《声无哀乐论》,对音乐充满了奇思妙想,竭力让这门艺术自成规律,脱离皇权礼教的规范。他具有多方面的修养,是一个活得非常认真的男人,深入老庄的虚无,却能开出结实的花朵。他留给后世的,主要是他的人格形象,他那鲜血喷射的行为艺术。
作为文人,阮籍的影响更大一些。《咏怀八十二首》开咏怀诗的先河,对陶潜、对李白杜甫有很大的影响。阮籍的五言诗继承《诗经》和两汉乐府,读来明白晓畅,比兴手法随处可见。所谓承先启后,阮籍当之无愧。他谈玄,研究玄,诗中玄气可不多,倒是弥漫着酒气。当时达官贵人相互酬唱、盛行一时的玄言诗,在阮籍的作品中很少见,可见他参透了玄机,反而不以玄言入诗。
竹林诸贤各有辞赋,都是“小赋”,表达真情实感,语言也活泼。堆砌词藻的汉赋,看不出对他们有恶劣影响。他们也提司马相如,提杨雄,主要羡慕其生活艺术。比如相如好色,阮咸视他为知己。他们共同的爱好是玄学。
关于玄学,容我饶舌几句。
我读到的文学史,一说老庄就说消极避世,恐怕不那么简单。即使不承认中国有哲学的学者,却也不能否认老子、庄子巨大的思想力量已通向哲学,虽然还未成体系。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贯穿两千多年,而在中国,很多开端性的思想,未及发展,就被儒家的“一言以蔽之”给蔽掉了。然而爱智慧是天然现象,海德格尔说:人活着,总会有某种哲思。他又说:以实用的标准来衡量思想,等于以鱼在岸上存活的长久来衡量鱼的价值。
其实,实用分两种:眼皮子底下的实用和长远意义上的实用。哲学于后者,显然有大用。以海德格尔本人为例: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对今天的全球化、消费主义、技术主义,作了相当准确而深刻的把握。
玄学活动于思想的内部,由自身的力量所推动,寻找喷发点。如同柏格森所言:远古生物在获得视觉能力之前,想必有一种“看”的模糊冲动。玄学不易懂,易懂就不会谈上几十年几百年。我几年前写苏轼,发现他谈玄很厉害:几天几夜跟朋友对坐而谈,毫无倦意。他写庐山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有玄言诗的味道。苏轼是非常生活化的大文豪,他的玄趣值得研究。生活中我们常说:这句话很玄,那个人很玄……对山里的老农来说,城里人谈论的很多东西都是玄谈。这中间,有生活情境的差异,更有思维能力的差异。胡塞尔的现象学够玄了吧?可它影响了全世界。禅宗玄之又玄,却是中国思想史一大景观。魏晋读书人谈玄,闪烁着为数可观的思想火花。
魏晋风度和政局有关,却分明逸出了政治,从思想学术和行为艺术两个方向,把人推向新境界。失败不要紧,这样的失败朝着成功。如同嵇康的死,死得光芒四射。
另外,魏晋士人对身体、对情绪的极端状态的体验和探索,值得今人深思。中国思想史,身体是个盲点。身体是“政治的身体”,随权力的高压或放松而消长起伏。而这种模式又覆盖了日常生活,老百姓忽而禁锢身体,忽而放纵身体,导致很多人性的悲剧。西方人不这样,他们研究身体由来已久。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虚无》中有大量探讨身体的篇幅。弗洛依德考察欲望是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对情绪的研究可谓登峰造极。魏晋士人拿自己做试验,突破政治的藩篱。佼佼者如嵇康,把生命都搭进去了,所以我称他们为行为艺术家。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
海德格尔进一步说:艺术是拯救现代技术的唯一途径。
竹林七贤,个个活得精彩,几乎堪称艺术大师。真该有人为这个群体写一本几百页的精彩传记。
一千七百多年前的竹林,对今天的读书人有启迪吗?
自由思想,学术氛围,人格魅力,行为方式……
我所熟悉的川西坝子,竹林随处可见。苏东坡写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现在人人能吃肉,是件大好事,但活得过于肉身化,精神下坠,好事就变成坏事了。我听说法国普通人家吃大餐,边吃边谈抽象的东西。他们有很好的传统:打通了抽象和具象。所以他们有能力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
我们的文化积淀,始终是少数人的精神专利么?
现在人人识字,很多人不读书。不读书只看报,怎能活出新境界?蒙昧的人、难以摆脱低级趣味的人、单靠动物本能打发一生的人,老实说,前景不妙。
怎么办?读好书扩大视野,也许是唯一的办法。读书也是读人,古今中外,多少伟人、高人、好人,以及与之相应的小人、庸人、坏人。
一面读,一面生活着,朝着人的丰富性,而不是物质时代易犯的单一病和贫乏病。美国大教授马尔库塞写过风靡全球的《单面人》,专门研究这个伴生于工业革命的大毛病。而我们的庄子早就说过:“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是说:驾驭物质,而不是被物质所操控。马克思讲的异化,也包含这层意思。庄周此言,哪里是什么玄谈,今天的现实,太多地证明了他在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洞见,分明是一句大实话。
但愿魏晋风度不死,竹林精神常在。
竹林诸贤放浪形骸,在今天看有佯狂的成分,但不能以佯狂加以一概抹煞。任何时代都有它的特殊氛围。人在氛围中,如同人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比如你走进一个会场,也等于置身某种气场,那气氛扑面而来,会使你产生变化。所谓气定神闲,也是一种变化,是你面对会场气氛调整心态的一种结果。由此可见,人,总是时代的人,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大师们能越过时代,这“越过”却已将时代包含在内。
好了,打住吧,我们走到玄学的边缘了。
魏晋士人吃药、饮酒、弹琴、好色、裸体、玄谈、长啸、沉默……怪异的思想和行为成时尚,受舆论抨击或表彰。读书人一旦有怪异举动,立刻传遍全城,假冒伪劣也在所难免。比如那个拔剑砍苍蝇的书生,他正读着书,有苍蝇扰乱他,他跳起身,挥舞长剑追赶,口中叱咤有声,追过了两条街,竟从此名声大振……
凡此种种,须仔细辨认。尤其是在被称为传媒时代的今天。
真狂和佯狂都会过去,士风,民风,文风,按照某种目前未知的规律,画出变化的轨迹。到东晋,一个真心向往平淡、并在平淡中发现了巨大美感的伟大诗人横空出世,他的名字叫陶渊明。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陶渊明
苏东坡何许人也?不说国人对他的评价,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选出十二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那么,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我们错过了陶渊明,岂不等于俄罗斯人错过普希金、英国人错过莎士比亚、德国人错过荷尔德林?
中国大诗人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显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既是面对世界的,又是面向传统的。忙着与世界接轨,将传统一脚踢开,这样的心态该告一段落了吧?大约二十年前,某大报有个醒目的标题:“诗人是商品经济的怪物”。时隔整整一代人,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商品经济是诗意的怪物?两个怪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碰头了,不打不成交,彼此学会包容,和平共处。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所谓开放时代,二者缺一不可。
我个人对陶渊明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其诗,其人,触动我已近三十年。今天手捧陶诗,仍是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我很想写一本传记体的小说,取渊明先生的自传标题:《五柳先生传》。渊明先生说:“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对陶渊明的人格的赞美,历朝历代绵绵不绝,概而言之三个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种程度,令数不清的大学者大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而由于评判标准的差异,历代对渊明的评价,反差也很大。和其他杰出人物一样,他也被符号化,变得云遮雾罩,并且逸出文坛,影响政坛,波及商界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陶渊明生平简单。简单却蕴涵着丰富。
海德格尔讲尼采,涉及尼采生平,只用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其实尼采生平,足以写成一本厚书,有些章节饶有趣味:他和音乐家瓦格纳争夺美女的故事,让许多人津津乐道。包括尼采为何发疯,也是读者的兴趣所在。但这些事,不足以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大师讲大师,严格限于思想进程,《尼采》一书长达一千多页,不重复,不拖沓。译者孙周兴先生感慨说:这就是大师作派!
我们是仰望大师的人,而能够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续的仰望,让我们略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藐视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文人和哲人有不同。哲人如同高居云端,而文人归属大地。文品与人品,联系比较广泛。文人的生平、生活,应当被纳入视域。不过,这里也有分寸。
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大多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结果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
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如同近现代的欧洲,大家族尚有标志家族荣耀的徽章。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
有人说他只活了五十几岁,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细致而客观的考证中,不难看出学者们隐匿着的感情。我写此文也不例外。杰出的人物,越长寿越好。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而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人间词话》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达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渊明两者都不是。对他来说,诗歌等于天籁。写诗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难受,不写诗同样难受。事实上,酒与诗,伴随他的一生。
法国画家高更,在塔西提岛上画画,和土著打成一片。陶渊明在柴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种,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是地道的农民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下五个儿子。家道艰辛,老婆要下地的。为生计,他“投耒去学仕”——放下农具奔官场。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四次出去“学仕”,学得很别扭,“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次当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他当官太难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官场的铁律:要做老爷,先当孙子。陶渊明也有委屈自己的时候,只不过忍耐有限度,上级要他做孙子,他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
一再奔官场,正是渊明的可爱处。他的家庭责任感,由此可见。他不指望重现祖先的荣光,却想方设法要让家人维持小康局面。责任与个性,是一对矛盾。有人含辱忍垢,当孙子,熬到做老爷的那一天,又拿别人当孙子。历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现象。
陶渊明并非坚守个性,个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树,它的生长习性就是那个样子。有弯着长的树,也有笔直的树,有不惧风刀霜剑的花朵。毋宁说,乱世中的渊明几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适当调整一下个性。高更不结婚,可以由着性子来,陶渊明办不到。
渊明所谓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显现为真的。这一点,须仔细辨认,不可失之简单化。
人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是看透官场,他也看透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学者考证有十几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断酒,饿肚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有个日本学者,名字我忘了,断言陶渊明隐在乡下而心系名利场,这人是胡说。魏晋隐士,确实不乏借“隐”扬名、从山林跃入官场之辈,但问题是:陶渊明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士。《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取的是官方立场:有才华有名望的人,他不在官府里,他就是隐士。还有一种隐士,官当够了,钱捞足了,搬到乡下去,迈起四方步,摇头晃脑念几句古诗。陶渊明的诗中提到过隐士,可他的“咏贫士”、“咏荆柯”、“咏山海经”不是更多吗?他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官场呆不下去就回家种地,是后人把他捧到“隐逸诗人之宗”的牌位上去,他变成木偶了。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我读他近三十年,从来不觉得他是隐士。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当时有“浔阳三隐”之说:浔阳境内的三个县令相继辞官归田,渊明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不必对这类说法过于当真。那个年代,隐士的帽子满天飞,陶渊明当过县令,辞官归家,隐士的帽子就飞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质量小,他会以此炫耀;如果他想沽名钓誉,他会拿这顶帽子做足文章,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跳回名利场。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从未以隐士自居。帽子发给他,他也接过去,随手一搁,不知放哪儿去了。
品读陶渊明,这也是关键处。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细心”。
渊明的生平,我们先说到这儿。后面展读他的诗篇,再来打量弥漫在他诗中的、激动人心的生存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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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青壮年,他有鲁迅所谓“金刚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敢与天帝斗的断头勇士,干为盾,戚为长柄斧。鲁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爱这两句。可是生逢乱世,渊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说,“猛志”内化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并“常在”,一辈子改不掉。
渊明二十九岁初入仕,为江州祭酒,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段话表明,他年轻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学仕”,几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担任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写官样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东西,他没去。主簿官职卑微,却离领导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轻人想去但去不了。渊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归”,领导派人来叫他,让他干秘书,他婉言谢绝了。看来,领导把他辞官的举动理解偏了。
这一年,长子陶俨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营养不良。渊明三十一岁,继娶翟氏。这是一个勤劳而健壮的女人,读过书,能持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萧统是《文选》的编著者,对魏晋及魏晋前的文学史贡献很大。《南史》亦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古人用词很讲究的,“志趣”二字,说明翟氏不仅勤劳,而且与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苦中有乐。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捞官敛财,渊明不会写出那么多好诗。通过翟氏,我们不难设想,渊明有十几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加上陶俨五个。对古代妇女而言,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亲”。时过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向她致敬。
渊明第二次学做官,是到荆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岁。做了一年多,没有主动辞职。母亲去世了,他归家居丧,居丧一般是三年,也有两年半的。这规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儿要长到三岁,方能说话行走,所以父母亡故,要居丧三年。渊明居丧的两三年,生活是不错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写于此时,我们来看其一:
霭霭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渊明优哉游哉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写的是上京里老家,堂前有林子,屋后有菜园。这百年老宅,散发着祖上的荣光,雕梁画栋虽不再,却足以慰藉身心。凯风就是旋风,夏日里的好风,掀起他的衣襟。红高粱此时已化作美酒,渊明自斟自饮。不过他表示:营造自己的生活是有限度的,过度满足就没必要了,不值得钦佩。我们不妨细看,诗中提到的蔬菜和粮食。渊明早年饿过肚子,印象很深。
简单的事物,唤起美感和心情舒畅,这是渊明写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价值观。生活的快乐,不以消耗物质的多少来衡量。这一点,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尤其重要。
但是,抵达这种心境很困难。叔本华讲:人类有两大不幸,一是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二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话耐人寻味。
中国人常说:知足者常乐。也算是对叔本华的一种回答,将幸福理解为追求幸福的过程。可惜,眼下知足者少了。知不足本非坏事,是生存的大动力,动起来了,却又张牙舞爪穷奢极欲,如果长此以往,前景不妙。
晚年的海德格尔,力倡用艺术来拯救技术世界。我想,他是希望人们沉浸于美感中,流连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艺术和日常生活中获得快乐,对能源的依赖会降低,对自然的伤害会减少。而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眼下,快乐、欢乐被开心取代了,不是一个好兆头。前者发自内心深处,是人的深度生存的产物。我担心有朝一日,欢乐、欣悦这类词会消失,躺到字典里去,如同大量物种的名称。
渊明居丧结束,四十岁又做官了。这一年初,桓玄于建康(今南京市)篡帝位,逼走东晋安帝,打着晋室旗号的刘裕带兵攻他。其实这个刘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后来弑帝自立,改国号为宋。他和桓玄狗咬狗,涂炭生灵。渊明写四言诗《停云》:“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天下一片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走不通了。他闲居已久,希望出去做事,可是军阀混战,搅得“八表同昏”。忧心时局,在他的诗中不多见。当时,他是谴责桓玄的。
“停云”的意象,颇像陶渊明:停在空中的一朵云。诗人对天空,感受很细腻。
六月,渊明远赴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刘裕军中做参军,一种文职小官。次年三月辞了。八月,为彭泽县令。彭泽县距他家一百多里,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离家近。另外,“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公田种高粱,高粱酿美酒。渊明做县令,有点想头说在明处,可见他不唱高调,不宣称自己大公无私。这次能当上县令,是陶家长辈帮的忙:“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以他的性格,不会去跑官的。
公田数十亩,种高粱好呢,还是种粳稻好,夫妻二人,意见不统一。翟氏随渊明去彭泽县,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种公田有县衙的小伙子,不劳她动手。不过她种田有经验,常在田埂上指点,计划来年春天的农事。她刚满三十岁,面孔红润,像我们在油画中见到的俄罗斯少妇。八月里秋高气爽,秋风吹乱她的鬓发。她现在是县令夫人呢。她远远的看见丈夫来了,官帽好像有点歪。渊明于官道的尽头下巾车(有帘子的马车),沿田坎路疾步走来。
田野一望无际。
常有州官郡官来,检查工作,吃吃喝喝也罢了,还指手画脚,摆不完的谱。渊明下班归家,一般是乐呵呵的,要么走向孩子们,要么走向挂在墙上的大号酒葫芦。如果他闷声不响,翟氏就知道:来了上级领导。
入冬天冷了,渊明的酒量,随气温的下降而上升。这是他的习惯,持续二十年了。冬天曾经缺棉袄,他饮酒御寒。他饮多不乱,就像他的祖父。酒入血液他兴奋,醉眼蒙看世界。他不是难得糊涂,他是经常糊涂。按上级的标准衡量,他可不够聪明。晋朝的大官皆出自大家族,权力很大,小官很受气。又因战乱,武官气焰高。渊明有个朋友,人称“刘柴桑”的,做柴桑县令,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跑到庐山当隐士,至死不出来。而普通官吏吃一点官俸,有“代耕”的说法,比农夫强不了多少。渊明指望公田酿酒,备下了坛坛罐罐,可他必须干到明年冬天。他有了一些官场经验,庶几能对付。
这一天来了州官,是一名督邮,专门为刺史巡视各地的,架子特别大。督邮通常是刺史的心腹,督促各县刮民脂民膏。他人未到,规矩先来了,命彭泽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出城迎接。按官方条例,这督邮架子摆大了,他所要求的迎宾规格,几乎和刺史大人一样。渊明很生气。翟氏把官帽官带拿出来了,却只望着他,由他拿主意。恰好前一阵子,同父异母的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使他乱了方寸。他和小他三岁的程氏妹,感情很深的。翟氏看丈夫的模样,预感要出事。她还是没说什么。
渊明冒火了。督邮派来打前站的差狗斜眼瞧他,面无表情,催他系官带上路。他上路了,却不是出城迎接什么领导,而是回老家上京里。
这是辞官的举动,连一纸辞呈都免了。有学者指出,渊明对农民有恻隐之心,完不成上级交给他的摊派任务,所以才走人。媚上必欺下,渊明不可能选择欺压百姓。
他没有流连县衙,倒是去那片已播种的公田转了好几圈。
《归去来辞》写于这一年,这是千古名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人吟诵此篇。胡不归:为什么不归?归向何处呢?归向人的本性,归向天地之间。它所表达的,是全人类诉诸自然的心声。陶渊明这样的人,始终标示着人性的高度,血液的纯度,审美的力度。看来,老外都该学汉语,单为读陶诗,也值。
人要谋生,难免“心为形役”,身不由己。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古今皆然。陶渊明奔官场受压迫,他要愁眉苦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也试图舒展眉头装笑脸,做不到。于是走人。他这一走,“走”出旷世佳作,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情境给揭示出来了。古代为官者,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吟诵它。而由于它是如此经典,今人的心态情态,同样在它的波及范围之内。
不能录全篇,我们只能断章摘句: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衡宇”指家门,衙门内的渊明早就思念它了。辞赋写于十一月。渊明辞县令,是凌晨出发的,序言说:“敛裳宵逝。”走水路,他家门前有条河。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脱下官服,如释重负,一路上“载欣载奔”,几乎载歌载舞了。为何如此高兴?因为他打定主意,从此不踏官场一步。十三年憋气,他终于出了一口大气。他可不是来了犟脾气,像个愣头青年。不惑之年,一切都看明白了:“冻饿虽切,违己交病。”吃不饱穿不暖,无非苦了肌体,一味违心向官场,身心交病。渊明不想责怪谁,倒是有自知之明。他笼罩在欢乐的情绪中。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自然向他呈现了,而利欲熏心之辈,整天忙着算计,哪能看见这些。何谓云无心?只因人无心,不屑机关算尽。中国历代辞官者,数以千万计,唯有陶渊明,将朴素的欣悦,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没办法。没人能超过他。如同苏轼写中秋,到顶了。官场内外,朝堂民间,所有尚存良知与美感者,都会感谢他,是他,确立了人性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反观那些计算性思维的鼓吹者,他们虽然得好处,锦衣玉食豪车伺候,却也付出沉重代价:失掉爱的愉悦。爱亲朋,爱自然,爱艺术。美国哲学家弗洛姆写《爱的艺术》,证明爱是需要学习的人生智慧。耍手腕搞阴谋,难免冷酷,铁石心肠,哪怕弄一座金山,搞一个帝国,他的逻辑永远是寻刺激,在动物的欲望圈中打转,人的快乐跟他无关。血管硬化、人变成石头了,快乐、欣悦这些情绪将自动消隐。这类人能欣赏陶渊明或贝多芬吗?事实上,我们称之为人,已经有所保留。
唉,上帝是公平的,现实是残酷的。
次年,四十二岁的陶渊明写下《归园田居五首》,古代读书人视同《诗经》,人人都能背。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从此诗看,园田居蛮好,属中等人家的庭院。只是一家七口人,加僮仆一二,日常开销是个问题。“开荒南野际”,当为写实。由于主妇的勤劳,善持家,方有这般光景。连家禽都活得有滋味,飞到桑树顶上去了。而现在的圈养鸡,只能扑打翅膀,徒作升空之状。渊明自己说,误落尘网三十年,什么意思呢?联系“性本爱丘山”,可能是说他十二三岁以后就迷了本性。他少年读书,受儒家影响不浅。他有“大济苍生”的儒家理想,却碰上军阀打仗。二十岁曾遭遇大荒年,虫灾,旱灾,雨灾,下地累死累活,仍然填不饱肚子。“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渊明老实,是什么就写什么。而当时的时代风气,士人普遍讲清高,追名逐利,却弄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职演说、述职报告,大词套词层出不穷。渊明这种人,出去做官,将做官的缘由及“想头”和盘托出,在别人眼里是很不得体的。在他,却自然得很。诗乃陶家诗,如同云是天上的云。我们再看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
据说莎士比亚写诗写剧本,所用英语单词不超过三千个。渊明的五言诗,几乎找不到生僻字。我的电脑很能配合他,不像此前写司马相如,怪字叫人头疼。渊明诗用田家语,几十年后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他不够高雅。
鞅,为驾车时套在马颈上的皮带。轮鞅代指车马。坐车的贵人不会到穷巷来的,渊明与农夫共处,心忧地里的庄稼。“霰”是小雪珠,若铺天盖地袭来,庄稼将被打得七零八落,变成一片荒草。渊明开荒已见成效:“我土日已广。”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不管他是劳心的,还是劳力的。渊明放下农具,走向笔砚,手上有老茧,挥毫写出传世诗篇。识字的农夫能看懂,读书人能欣赏,互相传阅、吟诵。渊明不写“抽屉诗”,他期待着阅读。
《归园田居五首》太有名了,我们最后看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诗不用解释,它诉诸人的审美直觉。本文所能做的,仅仅是谈点感受。渊明于农事并不精熟,向南开荒种豆,草盛豆苗稀。翟氏在家里,守着五个孩子呢。做饭洗衣,种菜喂鸡,她一天到晚忙碌。丈夫扛着锄头回家啦,她老远就在门首看见,或听到他的声息,赶紧温一壶酒,将菜肴回锅……炊烟又起,却是袅袅向月夜。
两年后,园田居失火,全烧光了。一家老小,连同左邻右舍,眼睁睁望着,那个心疼呀。草屋八九间,小孩儿又多,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几岁。小孩儿玩火烧房子,草房,又逢夏日风高时,一旦火势上来,人就拿它没办法,不敢靠近的。房子没了,器具也没了,只好搬到船上过。一度钱粮无算,日用紧张。渊明辗转乞食,可能就在这一年,五个小男孩儿,全是吃“长饭”的,刚吃过饭,转眼又嚷肚子饿……亲友们来帮忙了,入秋重新盖房,整理庭院,却是银两不继,横竖是大不如前:“果蔬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而浔阳方向硝烟起,军阀追杀起义军,双方恶斗,百姓逃窜。
四十六岁的陶渊明,移居南村。
3
南村离柴桑城是更近还是更远,学者们争论不休。我未曾考证,姑用后者吧。渊明写《移居二首》,其一云: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民间谚语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古人灼龟,以龟甲的条纹取兆,称为卜。渊明不大信天命,迁南村,只有世俗的理由:火灾后的园田居令人心酸,浔阳闹兵乱。南村吸引他,是因为他听说那儿有不少“素心人”。他离开仕途五年了,仍然对“杂心人”耿耿于怀。讨伐桓玄的刘裕就是杂心人,说一套做一套,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刘裕的部属更以搅扰地方出名,当初渊明还跑到刘裕手下做参军。现在他心明眼亮了,他知道素心人聚集在什么地方。他们除了农夫,也不乏像他这样做过小官的读书人。因避战乱、避权贵,素心人寻找素心人,躲进南村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东边打仗,躲到南边去。“今日从兹役”,役是搬家之劳。房子小无所谓,能安下几张床就行。邻居常来往,门第观念、等级意识在这儿没市场,杂心人在别处。
邻曲是指邻居。农家连成片,小路弯弯曲曲。古人造词,一词多义。“邻曲”二字非常舒服,好像把弯曲的河流、起伏的山峦、袅袅的炊烟都包含在内了。这和今天的某些“新农村”,将农民迁入成排的水泥房大相径庭。千百年形成的自然村落,改变它须慢慢来,不怕花上几代人的工夫。切不可用城市的模式套乡村。一哄而上的城市够呆板了,生活中的愚蠢也够多了,城市病再去传染乡村,城乡皆病,百年难治。
从此诗看,渊明灾后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了。不过,房子简陋,大伙儿反倒畅所欲言,“抗言”是直言,谈古论今。有好文章拿出来,疑难处一块儿剖析。渊明向往着跟素心人过日子、数晨夕。而素心人的另一大特点是想做就做,不会拖泥带水。我们看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招,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今九江境内尚有柴桑山,也许是渊明登高处。春秋佳日,或惠风和畅,或天高云淡。朋友相召唤,穷巷子充满欢声笑语,哪家有酒就喝它一通。干活各忙各的,闲暇则相思,相思则相聚,披衣出门去。乡村天地广,山上、河边、树下、墙内,太阳照着,月光笼着,真个言笑无厌时。风景,人事,俱欢畅。杂心人相处,花花肠子多,尔虞我诈,充斥假话与奸笑。渊明写素心人的日常生活,却处处指向杂心人。所以他笔锋一转,讲道理了:这样的生活意蕴岂不高明?抛弃它毫无理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天道酬勤,力耕的日子不会欺负人的。
过了八百年,苏轼贬黄州,举家开垦东坡,面对一片麦浪,慨然写道:“力耕不受众人怜!”
我读《移居》第二首,有个奇怪的印象:渊明有几分摩登的。有酒斟酌之,闲暇则相思,呈现一派天真。一群布衣眉飞色舞,今日走这家,明日奔那家,渊明在他们当中。只要有粗茶淡饭、几杯老酒,幸福就会前来照面。南村,一百多户人家呢,更有来访者络绎不绝。老军人老儒生,曾经混迹于官府的邓主簿、戴主簿、庞参军、刘遗民、丁柴桑……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亲旧招饮,他去了必喝醉,喝醉掉头还家,主客皆随意。他“逾多不乱”,从不耍酒疯的,这是一种酒德。他朋友多,朋友几乎都是酒友。春夏秋冬,无日不饮。朋友们喜欢他的诗文,但没人恭维他是大诗人。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型,可能就要走样。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护者。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五
先生不知何许人矣,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晋人姓甚名谁,不是一桩小事儿,其中能看出家族背景。渊明祖上曾显赫,母亲孟氏亦出自大户人家。他写自传,一概略去不说,他自己还成了“不知何许人”。且不说他小视门第吧,反正文章这么开头,人见人爱,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喜欢。率真这种东西,价值是恒定的,再过一万年,人类也不会崇尚装模做样。渊明不讲姓字,但人人知道了他的姓字:姓陶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他当过彭泽县令,人们又叫他陶彭泽,陶令,以及他去世后的陶靖节,陶征士,不嫌其多。毛泽东曾写诗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不同的称呼,相同的亲切,读渊明诗文,很多人都觉得他像家庭成员。闲静少言,静,却是一种语言。德国大诗人里尔克,举止非常安静,朋友们很容易受他的感染。安静与寂静,看似一步之遥,其实相去甚远。我生活的成都周边,司空见惯的牌客们,几天不摸牌,人要生病的。几个小时无所事事,人就呵欠连天百无聊赖。一点小小的“瘾头”,竟然维系全部的业余生活。
写渊明,好像不该提这些:我担心倒了读者的胃口。
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也是一种解。这既是读书方法,又是价值取向。比如他常读《史记》,引司马迁为隔代知己。二人性情,何其相似。有些书像老朋友,时常造访的。有些书翻翻就行了,像普通熟人,打个招呼,一年半载见个面。渊明斜倚柳树读书,抬头望望停云,摸摸小儿子阿通的脑袋。读孔子,读老庄,读屈原,读山海经……他有他的文化谱系,却并未想到,他自己又是一代宗师。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但凡能仰慕者,皆可受惠矣。
他家徒四壁,墙还漏风,粗布短衣打补丁,一日三餐成问题。南村未必是这般景象,他自写小传,含激励之意,所谓生存的向度。躬耕导致贫穷,他心里何尝不明白?他也矛盾,“贫富常交战”,几度奔官场,正是矛盾心情的体现。他真,所以他作假难,更别说帮官僚军阀盘剥百姓。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渊明箪瓢屡空,亦能怡然自乐。他并不轻视物质生活,既然不能拿个性、拿良知去换取,他就得甘于贫穷,为贫穷作好心理准备。孔子食不厌精,收学生的干腊肉,却强调“君子固穷”,两者不矛盾的。我读中外传记,发现优秀人物都有忽视物质的倾向。即如一些大富豪,个人生活却朴素,挣钱回报社会,比如香港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财,亦有道。
渊明在小传的最后总结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汲汲通急急,急于营求的样子。狗急跳墙,人急则不择手段。如果人人都急红眼了,生活将陷入一片混乱。
汲汲于富贵不好,勤劳致富却是好的。可是勤劳者往往难致富,起早贪黑的人,风雨赶路的人,烈日暴晒的人,加班加点的人,几人脱贫几人致富?
不说这些。
渊明在南村住了两三年,总的说来生活不错,诗中有贫穷,但心情是好的。素心人在一起,有酒斟酌之,登高赋新诗。艺术、自然、友情,均属于素心人,杂心人不配。渊明家有酿酒的传统,“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近局即近邻。也有解释说,古人聚饮曰局。有时他用葛巾帽滤酒,将酒糟倒去,再把帽子戴上。他善于杀鸡,动作利落,翟氏在旁要闭眼的。东坡喜欢吃鸡,讲明是模仿他,“一日杀尽西村鸡”——东坡为惠州人造桥,百姓杀鸡犒劳他。渊明居南村,教农家小孩识字,大都免费,偶尔收点东西,或去小孩家吃顿酒。村里起纠纷了,请陶彭泽去裁断。他穿短衣,打赤脚,判案头头是道。纠纷案了结,这家请那家邀的,省下去官府的诉讼费,拿来买酒喝……村里的聚会,通常有个由头,而邻里和睦,由头总是层出不穷。所谓素心人,不是一句空话。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任凭浔阳打得天翻地覆,南村却是一派祥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渊明却要破破这千年老例,“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渊明快五十的人了,举止如少年,欢饮达旦。这是诗人作派,更是酒仙姿态。后来李白过柴桑,拜谒渊明故里,据说三天酒不醒。可是酒在李白手中,多少有点像道具。诗仙酒仙的背后,其实有个隐匿的巨大身影。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成都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聪明，鬼点子多；二是嘴皮子厉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成都人，二者都具备。他本来穷得丁当响，却以一曲《凤求凰》，让年轻的富家寡妇
鲁迅讲过：文人传播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以文传，二是文以人传。眼下有些作家爱生事儿，奇招频出，吸引大众的眼球，走的就是文以人传的路子。作家先闹事儿，其次才是写东西。司马相如的情形还不同，他写诗作赋在先，谈恋爱在后。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
既然司马相如属于文以人传这种类型，那我们就有理由把重点放在他这个人身上。我们仔细来瞧瞧，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品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司马相如生于成都的哪条街，今天已不可考。他父亲作何营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说。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并不沾亲带故。他们同在汉武帝手下做过官，先后都出使过西南夷。武帝时代，西南这一大块尚被称为“夷”，含有化外之地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皇权染指还有限的地方，老百姓还不大服管教。管是管束，教为教化。成都当时为一郡，郡守叫文翁，显著的政绩是兴办学堂。相如的父亲可能跟他熟，送儿子到官学读书，也学击剑。换句话说，司马相如是文武双修。家里有财产，这是不言而喻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官学？小时候他叫司马犬子，不是小名儿，是正式的名字，可见他父亲对文字这东西还比较隔膜。四川的农村，至今仍有把儿子取名狗儿的，名字愈贱，愈能成活。司马犬子读了一点书，知道一点天下事了，发现这名字老土，擅自改为相如：他崇拜战国时期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就源自这位蔺相如。父亲也不懂，由他改。司马迁记载说，他成人后到长安“入赀为郎”，赀通资，就是花钱买官做，在汉景帝身边做郎官，换个称谓叫侍从，吃官饭但没啥俸禄。皇帝身边这种人一大群，有人会拳脚，有人会唱歌，有人善于扮小丑，有人写辞赋下笔千言……个个亮出看家本事争宠。相如为当这郎官，估计是把家底掏空了。汉代仕途窄，远未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有专家统计过，当时四千多个平头百姓养一个吃公饭的。而眼下大约二十八个养一个。司马相如花大价钱买小郎官，风险很高的。总之，全家人把宝押在他身上了，年复一年，盼长安传来好消息，真是望眼欲穿。
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善于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进身的机会，于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刘武门下。刘武好辞赋，身边已罗列了一些写手，比如写过《七发》的枚乘。汉赋在形式上继承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但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又反制形式，所以汉赋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诗篇相提并论。汉初的辞赋家贾谊是个例外，贾谊郁郁不得志，不能报效国家，命运和屈原相似。当诗人远离君王走向民间时，往往能写出好东西，而在权贵门下讨饭吃，帮闲就在所难免。所谓帮闲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调更低。
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俗的成分。通俗和媚俗是两回事儿。
司马相如跳槽跳到刘武门下，很努力，因为他必须和枚乘等人比个高低。他终于写出了《子虚赋》，大大露了一回脸。大伙儿常常跟随梁王左右，哪儿有排场就往哪儿赶，宫殿竣工啦，主子出猎啦，贵客盈门啦，庙堂祭祀啦，都是他们搜索枯肠的好时机。他们穿得好，吃得好，出门有车坐，举止有气派。一旦来了灵感，下人急忙笔砚伺候。辞赋讲究铺排，一连串的优美词句，整齐，押韵，吟诵又别有一番功夫。洋洋洒洒的《子虚赋》，来了一堆“于是乎……”怎么样怎么样，的确有气势，听上去回肠荡气。应该承认，司马相如在语言及学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从诗经到楚辞，到诸子著述，都要纳入学习的范围。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相如那个时代，国力空前强盛，辞赋家们歌功颂德，有些肉麻，但还不算十分昧良。我个人以为，特定时期的颂歌也有不少好东西，艺术感染力强，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几十年老歌唱不够。一般说来，辞赋写到结尾时，也要来几句规劝，劝主子享乐之余要节俭，适当关注一下民生。朝廷有个叫东方朔的，也擅长辞赋，平时以滑稽本领逗汉武帝开心，却能找时机进谏，委婉批评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儿。这方面，司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为门客，要靠辞赋吃饭，而吃饭为天下第一桩要紧事。动物为了食物，要使尽浑身解数。人从动物来，为吃饱饭吃好饭花样更多。即使相如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着想，老人盼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呢。他离开成都，恐怕已有十来年。眼下食有鱼出有车，可是没啥积蓄，梁王随手赏赐的金银，他随手花掉了。门客之间有竞争，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后的。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挣大钱，有时也容易。以他出众的才华，能写赋会弹琴，不愁挣不来华屋美女。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遗嘱令王太子善待这些文人。一帮门客作鸟兽散，一个个愁眉苦脸。辞赋这东西，寻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贵族，市井很少人能够欣赏。街上没市场，只好卷铺盖。不像今天，某酒楼某公司开张，出高价请人作赋，有几百个字卖上几万元的。
梁王死了，门客各奔前程，也许喝了一回伤心酒，挥泪而别。司马相如西风瘦马回成都，家里一片破败，父母是否还活着，司马迁没记载。相如闭门不出整天睡大觉，身体也有毛病，消瘦，口渴，喝不完的水。他也无钱瞧医生，捱着吧。睡够了出门转悠，当时成都小，一个时辰转完了。他穿戴华贵，有一件裘皮的衣物，系梁王所赐，但老穿它也不行。他开始动脑筋想点子。有个故交名叫王吉，在临邛（今成都郊县邛崃）当县令，相如捎信给他，他很快回信，盛情邀请相如到临邛作客。
司马相如毕竟见过大世面，朝廷干过，王府干过，成都有他这等经历的找不出第二个。他几乎穷得揭不开锅了，可经历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他动手搞开发。他的“开发公司”专门开发自己。他不会去结交穷朋友，除非他犯神经。他都穷成这样了，再去结交穷人，两穷相遇只能更穷。
当时的文人，还没有形成为底层呐喊的传统。司马相如更不可能，他手中的生花妙笔，主要为帝王服务，要用它奔个前程。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关注底层是文学的唯一要务。生活世界是广阔的，审美情趣是多元的，眼中只有穷人或富人，同样是一种遮蔽。海明威很少写穷人，获诺贝尔奖的《老人与海》不是声讨富人的檄文，而是人类命运的缩影。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出自有闲阶层，为此他写了《闲散颂》。品读中国文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到司马相如，先顺便提几句，也算个伏笔，往后再来阐述。
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任何人是鄙视穷人的。杜甫、雨果、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心向底层的伟人。
相如匆匆上路了，带着他象征着身份的裘皮服装，时为初春，川西坝子正碰上倒春寒。他并不知道，此行将带给他命运的转机。当初奔梁王，眼下趋县令，他已经很掉价了，一路上不会很兴奋。大文人朝着小县城，哼着几首宫廷歌曲。到县府打打秋风，混个幕僚之类，日后再作计较。他在成都这些日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想肉吃想酒喝，比想女人还厉害。到王吉的地盘上，酒肉是不成问题的吧？即将碰上一桩千古艳遇的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肚子问题。
王吉在县衙为相如接风，安排他住在都亭。都亭类似县政府招待所，但规模小，一个普通院落，两棵老槐树。王吉这个人，也是鬼精鬼精的，打量相如，虽然落魄，但举止依然潇洒，谈的全是他这县令闻所未闻的大见识，开口皇帝闭口君王。王吉佩服得五体投地，暗忖此人暂时潦倒，将来的发展却说不准。两人谈得投机，喝空了一坛好酒。临邛这地方工商业发达，铸铁的，酿酒的，大富豪好几个，县财政自然充足。县令与富豪是哥儿们，常来常往。司马相如喝得半醉，王吉问他婚配，他随口说：不好意思，三十出头的男人，身边没个女人伺候。王吉低头寻思，一拍脑袋说：有了！
二人叽叽咕咕到后半夜。
司马相如住在都亭，王吉每天去拜会他，恭恭敬敬的样子。有时相如还不耐烦，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缪是假装的意思，而相如称病，等于说装病。这个看上去大有来头的神秘男子，偶尔出现在临邛街头，竟然坐着县官的车骑，小城轰动了，纷纷猜他的身份。就像今天，某人如果把县长的小牌号轿车据为己用，他同样会引来多方猜测。眨眼已是仲春季节，春暖花开了，川西坝子的油菜花一人多高漫山遍野。相如出门溜达，无数目光投向他。不用说，他是市民眼中不知名姓的大名人。两个大富豪慌了，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郑，他们开铸铁加工场，延续十几代，家资巨万，仆从无数。县令的贵客，他们居然不认识，怎么得了？城里发生什么事都行，但这种让富豪有失颜面的事儿决不行。他们找王吉问个究竟。王吉说：你二位想结识他不是不可以，但要按规矩办嘛。不搞个像样的饭局怎么行？卓王孙忙点头道：我来办我来办，县尊请客我花钱……
于是卓王孙大摆家宴，专等神秘贵客。等了很久，日头都有点偏西了，贵客迟迟不现身，好比时下某些领导。几十桌有头有脸的客人饿得、谗得，那模样笔墨也难形容，但贵客未至，县领导不动筷子，谁敢下箸呀？王吉亲自去请，司马相如才来，一身漂亮的绕襟深衣（深衣即长衫，穷人穿短衣），形体修长，脸色不大情愿。入座，渐渐谈笑风生，“一座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谈吐所倾倒。这很正常，小小临邛县，谁听过景帝、武帝还有梁王的那些事儿啊？酒酣，客退，相如在卓王孙、程郑、王吉等人的陪同下，表演古琴。屏风后隐约有佩环之声，相如心中有数的，谁在偷听？卓王孙的女儿
司马迁写道：“卓王孙有女
这话道破机关了。但我想，司马迁把包括心理活动在内的细节都写出来了，其中的想象成分不言而喻。
这儿有两个关键词：新寡，好音。字面上是说，守寡不久的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长空展翅共翱翔。
这歌曲的情色意味一目了然：佳人就在此堂中，却“室迩人遐”，不能够交颈为鸳鸯。司马相如出手可谓稳准狠，
当天晚上，相如命县衙拨给他的随从潜入卓府，花钱买
爱情令人激动，吃饭却成问题。没日没夜地交颈，身子还得分开，考虑肚子和嘴巴的要求。
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写一篇《上林赋》，赞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
巨人能看见历史的进程，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预见到几天或几十天。精神境界的差异，要比物质领域大得多，只不过眼下的人类更容易看见有形的东西罢了。
司马相如憋足了劲，熬夜，喝大量的水，终于写出《长林赋》。后人将它并入《子虚赋》，赋中假设楚人子虚与齐
而武帝喜欢辞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人好大喜功，讲排场很厉害，后宫佳丽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禅泰山十八万人，浩浩荡荡，行程近两万里，大肆挥霍国库。一些重大仪式和一些轻松的场合，都有人念辞赋，配上相应的音乐。辞赋的形式，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开篇通常像散文，两三个自然段之后，排比来了，连词来了，四言八句层出不穷，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汉武帝听得“龙颜大悦”，他喜欢，满朝文武都喜欢了，从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会背几句，有些官员还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们干这种事儿一向最讲认真，认僻字辨生词，一个比一个高明。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岂能甘寂寞？文人写辞赋，一时成风尚。司马相如的作品被奉为典范，《子虚赋》传入各地市井，穷酸文人竞相模仿。“文章”这个词，就是汉代出现的，本意是“以文章显”，而章通彰，显为显贵。文章写好了，也能跻身上流社会。司马相如扩大了辞赋的流通领域，为文人进身、献媚于权贵开拓了一条大道，历代文人又借他说事儿，把他抬到祖师爷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谀奉承就理直气壮了。东汉，两晋，从辞赋到骈文，热闹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赋》令洛阳纸贵。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来看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做个切片就行了，不必从头看到尾。
赋中描写云梦泽，是这么写的：“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观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电脑没辙了，中间省略的都是生僻字。后面更复杂，不敢再引了，上下左右他要说遍，还不算接踵而来的一大堆“于是乎……”真是够呛。拿语言做排场，汉赋是个发明，真能吓唬人的。难怪汉武帝会喜欢它，他一生的风格，就是讲排场和吓唬人。
语言列队而来，像排山倒海的军队，像驰骋草原的战马。
司马相如的笔，画出汉武帝的“世界图像”，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文学史称《子虚赋》为“大赋”，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大法。
司马相如一跃而为成功人士，官大了，钱更多了。
她原本是个小女子，不会站在民间的立场去责怪长卿（相如字长卿），夫荣妻贵，她高兴都来不及呢。她只是有点担心：长卿大红大紫了，换车换房换地方，如果他换成瘾了，接下来想换妻，她可怎么办呢？
司马长卿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下《大人赋》，歌颂武帝不惜血本向往神仙。他煞费苦心地考证，神仙究竟住在什么地方。皇帝夸他写得好，皇后又来找他：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遭冷落，派太监送千两黄金到相如府上，这就是所谓“千金求赋”。相如创下卖文天价，以一篇《长门赋》，写尽废皇后的哀怨之情，开了“宫怨诗”的先河。但武帝太好色，《长门赋》不管用的。司马相如想必是熟悉了
汉代的钱币，有铸成刀形的，故称钱刀。
司马相如终于没做负心汉，读
相如后来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夷，写下《难蜀父老》，文笔潇洒恣肆，阐明了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战略步骤，安抚蜀中父老，为大一统的格局立下一功，多少挽回了后世对他的非议。所谓历史自有公论，是说时间卸掉了权力的重压，公道的评价得以抬头。但值得注意的是：公道本身也具有相对性。人类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体系，虽然有一些核心价值会给人留下永恒的印象。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近现代几经折腾，今天又悄然浮现。鉴于此，人们又总结说：历史是波浪形前进的。这类说法取的都是近似值。什么叫前进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后退几千年，尽可能看清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朝廷到民间，从书本到市井，那么，我们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单靠科技进步和利益驱动，我们这个星球将走向灾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无从谈起。顺便提一句：西方哲人对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在今天，在越过了原始积累的中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相如衣锦还乡，蜀中为之轰动。当时的成都，好像没出过这么大的官。靠一管毛笔写来锦绣前程，官运亨通，财色俱全。一时写诗作赋行情看涨，四川人跟风快，至今犹如此。模仿相如最出色的，是东汉另一个成都人杨雄，认为自己有很多佳作。但诸葛亮瞧不起他，将他视为卖弄词藻的典型。
相如专程到临邛拜见岳父卓王孙，卓王孙又高兴又惭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钱百万，使女儿在家产中占的份额和他儿子一样多。照例大宴宾朋，王吉、程郑等人都来了，相如谈笑如当年，却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戏，举座大笑。贵人搞阴谋，可以原谅的。
相如立功回长安，按常理，该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显示了两方面的才能：既能写辞赋，又能办实事儿。可不知为什么，他向汉武帝请了长期病假，闭门著书立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出使西南曾“受金”，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职，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让他官复原职，他不想干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员讲话，期期艾艾讲不清，遗人笑柄。我估计是心理问题，他有了表达的心理障碍。他讨厌官场的尔虞我诈，昨天热脸今天冷脸，这种体验，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过了。眼下加剧，他来个大转身背向朝廷。
司马迁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相如娶
司马相如晚年幸福，死于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详，所以不知寿数。大概在六十岁以上吧。他临死前，武帝还想读他的辞赋，派太监到他家去取，太监空手而还。他死后，太监又去，
相如生命垂危时，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辞赋。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绵绵不绝。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舒、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治，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
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据我所知，眼下的都市辞赋又有流行的趋势，文人的生花妙笔转向公司、产品和老板，如同某些影视明星打广告，不问青红皂白，只管瞎吹，一味卖弄。伪劣商品坑害百姓，他（她）是不管不顾的。卖和弄，原属不同的现象域，文人学商人，将二者合而为一。今天的四川人有个顺口溜：卖钱不卖钱，摊子要扯圆！
司马相如赞美皇帝成瘾，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高官厚禄。他是御用文人的老祖宗，和屈原、贾谊、司马迁走的不是一条路。个人化写作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忍不住要跑到长安去，不可能待在成都描绘他
司马相如为官还算正派，不是官场小人，他能厌倦，口吃，关起门来写书，可惜著述已失传。这些都具有文人的特征。古代文人为官者，倒是好官多，贪官污吏少。司马相如作为文人，既成功又失败，成功是暂时的，失败是永久的。当然，这所谓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将断子绝孙——总有人会接过他那支吹得天花乱坠的笔。
相如风流倜傥的形象，老百姓是喜欢的，从看戏听书到观赏电视剧。没人记得他的辞赋，哪怕是一句。他的人格不如司马迁，谈不上道德的高度，但他为官、为夫、为人，总的说来还是好的。他弥留之际以及他死后的遭遇是个讽刺：皇帝只关心御用文字。他开了一个伤心的头，后世像他这样的文人，亦复唏嘘，虽然许多眼泪是悄悄抹去的，我们看不见。
司马相如是浪得虚名的平凡人物，文以人传，看情形还会传下去，写进教科书。历史留住他也淘汰他。本文无意从文学史上抹掉他的名字，恰好相反，他这位粉饰现实的老前辈，以他的光芒照亮了这一流派，显现浑浊，映衬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