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代孕江湖利益链：医院是真正暴利者

明星代孕、白人代孕、女研究生代孕……用“代孕”做关键词上网搜索，竟然有高达628万个搜索结果，排名靠前的大多是代孕中介的推广网站。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演变，代孕已经从公众好奇和陌生的眼光中一路走来，成为一个有着巨大需求的产业。因为孩子，让原本互不相识的求子夫妻、中介、代孕妈妈和医生走到一起，组成了特有的“代孕江湖”，各取所需。

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直到今日，它仍是医学领域的禁区。但在卫生部禁令下达之后，社会上代孕并未停止。相反，正规医疗机构不能再做的代孕，由代孕中介和一些违规的私立医院联手，由公开转为地下。

金钱、交易、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问题混杂其中，南方日报记者通过暗访医院非法取卵和代孕中介，并采访了多名代孕妈妈，试图揭开代孕行业的黑色利益链。

每个月挣几千块钱的工资，等到真的要做胚胎移植的时候，却不见踪影。

客户

2010年中国人口协会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难的问题。不孕不育的适龄夫妇比例比20年前提高了4—5倍。

代孕行业，亲戚、朋友、同事之间很多人反目成仇。

医院

医院有意或无意导致的医疗意外往往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追究责任或赔偿。

“120万包成功生男孩”——记者在一家代孕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则置顶广告。

业内人士钟婷透露，这并非吹牛，“只要你有足够的财力，别说生男孩，就是生双胞胎、三胞胎都没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所谓代孕，是指将受精卵子植入孕母子宫，由孕母替他人完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俗称“借腹生子”。

借助于先进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包生男孩”巨额的利润面前，代孕中介也豪赌一把。钟婷透露，代孕中介一般把“包生男孩”称为“风险业务”，按照客户需求，中介安排3个以上的代孕妈妈同时受孕，增加生育男孩的几率。“在婴儿出生前，如果产检发现胎儿是女孩就打掉。如果生下来是男孩，代孕妈妈的最低酬劳有20万元。如果照B超发现胎儿为女孩的话，就只有三五万元的安慰补偿。”

记者采访的多名代孕中介人士均表示，近年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和日益增加的不孕不育率，造成了代孕市场的畸形繁荣。

2010年中国人口协会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的问题。不孕不育的适龄夫妇比例比20年前提高了4—5倍，且有年轻化趋势。

“三四年前，包生男孩才五六十万元，现在都涨到百万元以上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支撑下，代孕费用水涨船高。钟婷之前所在的代孕中介公司有多种套餐任选：一是普通代孕，收费约30万元，不保证成功与否；二是小包套餐，收费约50万元，两年里保证客户抱个孩子回家，性别不管；三是大包套餐，包生男孩，收费在100万元以上。

记者采访多名业内人士获悉，目前全国有四五百家或大或小的代孕公司，其中广州就有四五十家，客户一般从网上或者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代孕公司。

混乱的代孕中介

平时，钟婷很少跟别人提起自己的职业，因为“大家无法理解。”做了5年代孕中介猎头的她最终决定“金盆洗手”，是因为自己怀上了孩子，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现在不能做了，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

她透露，帮助客户成功代孕一个孩子，中介给出的平均价位在50万—60万元左右。其中代孕妈妈可以拿到10万—15万元，除去中介必要的生活开支和打点费用，以及支付医院的费用，中介可有二三十万元的利润空间。

尽管代孕中介面临着伦理和政策的重压，一切操作都处于地下状态。但在他们看来，这个行业并不违法，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卫生部两个行政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都规定：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但两部法规只是针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无法规范医疗行业外的代孕市场。

据代孕中介阿锋称，现在一些有实力的代孕公司，已经知道如何规避法律风险，他们选好代孕妈妈后，在法律允许代孕的印度和泰国等国家进行胚胎移植，然后再回国生孩子，这样可以做到“零风险”。

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代孕中介公司数量规模的发展壮大，一些小型代孕中介开始出现，用行业内部人士自己的话讲，这些小中介的出现“乱了行规”。

“代孕行业里面，亲戚、朋友、同事之间反目成仇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都是因为利益。”一名已经退出代孕行业的中介透露。

该中介介绍，这些下线在公司没有自己的“股份”，充其量只是一个“打工仔”。但是代孕行业的高额利润也让这些“下线”心动。当积累到一定的资源时，他们很快就会自己注册成立“代孕公司”。

新成立的小型中介，为了圈钱，在客户来谈业务之前，他们“会鼓动客户先交一笔不菲的定金。”等到一些客户上钩了，这些公司马上“人间蒸发”。其网站首页一直是“该页面无法显示”。

等有了足够的原始积累，下线们又会重操旧业，开始事业上“新的征程”。

另一位代孕中介猎头刘青称，如今对代孕妈妈资质的选择，已经不如当初那么严格。“只要身体健康，年龄在32岁以下”，就可以成为代孕妈妈。

记者了解到，早期的代孕中介公司，对代孕妈妈的资质挑选相对较为严格，特别是对年龄、相貌、身体状况以及是否从事过不良行业有着较为严格的筛选。近两年，由于存在大量需求，代孕妈妈则成为抢手的“香饽饽”。许多中介发展规模受限，主要原因不是客户不够，而是能够找来的代孕妈妈极其有限。

刘青也埋怨，代孕妈妈的门槛降低，也带来新的问题。一些“职业代妈”觉得代孕的周期太长，工资也不算高，只做前期的检查和调理，“每个月挣几千块钱的工资，等到真的要做胚胎移植的时候，就不见踪影”，这些职业代孕妈妈手中掌握了一些代孕中介的资源，她们在这家中介干了几个月，就跑去另一家“故技重演”，一年下来挣得也不少，“还不用生孩子”。以至于一些规模较大的代孕中介不得不设置“黑名单”。

另一方面，代孕中介对代孕妈妈的权益保障也不高。有的代孕合同上写明：如果代孕妈妈因为难产导致死亡的，一次性赔付家属10万元；如果流产，那么代孕妈妈将得到最多1万元的现金补偿。“其实没有哪个行业的生产者面临比代孕妈妈更高的身体风险。”

一年前，24岁的代孕志愿者刘燕成功为客户产子。刘燕说，她之所以做代孕妈妈，是“丈夫家穷，为了家”。在刘燕代孕这一年里，她吃住都在中介公司提供的宿舍，两岁的小女儿留在北方老家，连春节也没见面。客户提前给了刘燕一半的钱，她拿去给丈夫买了辆车。一年后，生完孩子的刘燕拿着另一半钱回来，才知道“老公已经找了别的女人”。

无论规模大小，任何代孕中介都逃不过一个环节，就是人工移植受精卵胚胎的技术。这一环节必须由专业医师完成。于是，医院成为代孕产业链中“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因此，巨额利润最终将医院和代孕中介捆绑到同一个产业链中，一些医生也会因此“铤而走险”。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多次以代孕中介或求代孕的客户身份，与代孕中介或客户接触，发现他们异口同声：“代孕地下链条的真正暴利者是医院”。

由于代孕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医院有意或无意导致的医疗意外往往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追究责任或获取赔偿。一些代孕中介透露，帮医院“背黑锅”是“家常便饭”，客户、代孕妈妈的利益保障更无从谈起。

钟婷告诉记者，利用医疗设备和技术优势，不少民营医院和挂靠某些特殊部门的医院，甚至许多正规的大医院都寄生在代孕利益链的最顶端，大肆获取不法的暴利。

为了证实这个说法，记者根据刘青提供的线索来到位于广州市天河客运站附近的一家民营医院。“医院就靠做这个(代孕业务)撑着，不然早倒闭了。”

11月23日下午，记者去该医院暗访，发现该院并没有设置生殖中心，第五层标示为“综合病房”，但所谓的“病房”连床板都没有。

次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这所医院暗访，发现药物配置和细胞检测室里内除配有两台超级显微镜和两台生物分析仪外，还有少量检测乙肝等疾病的设备和戊酸雌二醇片、叶酸、黄体酮等安胎药品。在医院走廊上，记者看到一名疑似代孕中介的女士向两名年约40岁的中年夫妇解释代孕手术流程，和迎面走来的护士打招呼，“今天只是做取卵，帮我排个号”。

医院五楼走廊尽头的手术室更是戒备森严，出入随手反锁。进出手术室的张医生助手杨军(音)称，自己是“学生物分子的”。虽然专业也属于临床医学，但与人类生殖主要涉及的组织胚胎学并不对口。

刘青透露，她曾经在武汉跟一名医生合作，结果由于医生的疏忽，“所有的冷冻胚胎全部出现问题”，尽管如此，这名医生还是“把这些死胚做了移植，客户没了孩子，我们中介也要为他(医生)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经济损失。医院不管客户从哪里来，有钱就收，但出了问题，医院却躲在背后完全不负责任。”

在闲谈中，杨军告诉记者，刚进入手术室的年轻女子是做取卵的。随后，记者见到这名女子被人搀扶着走出手术室，面色惨白，坐在某“病房”打点滴，跟随其后的一名护士手拿着一叠约数千元的百元大钞。护士告诉记者，今天生意很好，还有两例受精卵移植手术在排队。

记者从多名中介处了解到，医生做一个试管婴儿可以拿到6万—12万元的“好处费”，此外代孕中介公司还要花约3万—4万元作为医院的“联系费”。

直到当晚10时许，医院突然停电，手术被迫中断。医生听到记者是“自行前来”后，警惕地要求记者由熟人带着、“亮明身份”再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钟婷、刘青、刘燕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