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ctation operator:浅谈信仰之必要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一个国家不可以没有法律，因为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有信仰、有宗教，‘宗教管精神，法律管行为’。没有宗教，法律就变成一种形式，基督教为美国提供了道德伦理标准，精神支柱以及核心价值观”。而且，“宗教信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执政者的宗教信仰有时会成为决策的要素”（宗教信仰与美国对外政策）。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影响美国政治及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宗教信仰对道德的形成、维护和提高有重大作用，已经是国内外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浙大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可见，信仰对于个人、社会、乃至国家都很重要，信仰首先是起到安定、团结、慰藉心灵的作用，二是起到道德、规范、教化的作用，三是起到组织、稳定、凝聚力的作用。

        显然，信仰是支撑个人、社会、甚至是国家前进的根本动力之一。信仰就是天边的启明星，不可触摸，但能给我们指明方向，给其以希望和光明。信仰具有超越现实的性质，因为现实的东西容易坍塌，信仰却能将人从坍塌的现实世界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何一些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能在苦难深重的现实中持之以恒的原因，他们在这些方面共同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精神信仰。宗教信仰是个人事物，信仰有神论是个人的自由，无神观念同样是自由，谁也不能强迫谁，但是辩论有神与无神的问题，辩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等等，并非宗教可以禁止，这些问题并非宗教的专有领域，这些同样是哲学范畴内可以讨论的问题。

        宗教大多教人从善，这会提高整个国民素质，民心向善那么社会就会安定。而无神论者，他们可能会想：贪赃枉法与杀人放火有啥关系，反正没下辈子。但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对社会来说，可能他不需要诚信，也没有道德的约束。对个人来说，他没有永恒的追求，生命也没有意义。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极少有对宇宙、对人生刨根问底的追求，即缺乏宗教情结，所以中国当代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等领域，没有做出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灿烂文化相适应的贡献。信仰自由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作为国家应该有一个包容各种文化的社会，但是作为某个宗教或个人，必定有自己的独到的信仰和原则，这种信仰即使不具有包容性，但可以和其他有信仰的人和平共处。

        然而，也有人常常以为，随着科学技术愈益发展，宗教信仰必将消失。但历史与现实证明，在人类理性所可能延伸的边界之外，未知的领域更让人显得茫然、困惑。因此，人类仍旧需要信仰来警戒自身，来约束自身来充实自身。这也就是为何当前的世界宗教信仰不仅没有缩小其疆域，反而日益深入理性灵魂根基之处的深层原因。在（达芬奇密码）最后的情节中，当兰登和索菲揭示了耶稣的常人身份时，他们仍旧信仰耶稣基督的原因，此时，耶稣是作为生命的意志力与完美人格在照耀着人的脆弱的心灵。而这一点又与佛有着相同之处，信众明知佛本来是人，但佛的确是众人学习的榜样，因而信者众。

        中华民族颇为宽厚仁爱，也大多相信每个生命背后都有一个神灵，但有时又不免流于泛神论或迷信之中。因而，见到任何神灵，菩萨、太上老君、关公、财神、土地神等，大都敬拜，是怀着世俗目的希望得到一份现实性的回报。因为我们相信太多，因为我们太现实，以至很难有一个维系我们终生的信仰，去撑持我们百折不回九死未悔的生命意志，以至我们很容易屈从一个现实的权威，去挣得我们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世俗利益。

        因此，信仰对个人、社会、国家确为重要。在古代的信仰，主要就是宗教信仰发挥了构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历史杠杆作用。但宗教信仰也容易让人膜拜于”神“的膝下，这事实上也压制了生命自身。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开创出了迥异于古代宗教精神的近代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主要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博爱，是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要义，“天赋人权”是其最响亮的口号。人本是自由的，怀疑、反思、批判是人自由存在的必然与必要形式。当人从“神”之手挣脱之时，也就是人走向自身之际。但近代工具理性也导致了人的欲望的膨胀与工具化，无疑，当重建我们的信仰之时，既要传承古代宗教重视信仰，但又要挣脱一些不太容易让国人接受的观念。同时也要特别重视欧洲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中，强调人的自主自立的生命价值观念，而摆脱其主体理性过度膨胀的弊端。另外，还应当吸收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有益因素，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信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永恒不息，生生不已的奋斗。又（论语）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是信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去追寻至善的理念。只是古代的这些信仰在后世没有得到进一步提炼与升华，生命逐渐屈从于权力，理想逐渐屈服于现实。

        中西方文化不能说是孰优孰劣，它们都是从实践的积累中提取出的精华。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人习惯的思维方式是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从定量分析到定性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大到小、从抽象到具体、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这些从语言文字、医学、自然科学、哲学等方面都能反映出来。两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都不同程度上解决了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但都未能彻底解决，双方的发展似乎也遇到了瓶颈。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比较有差异的在于“礼”上，这个“礼”咋一看似乎让人与人之间有了一股浓浓的人情味，但也正是这个“礼”束缚了我们的思想，“礼”应有度，太过和不足都会由润滑剂变成绊脚石。这正是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所以应要相互借鉴，共同提高。

        对于信仰，我们并不能仅仅去观望，而真的需要自己成熟地去思考。在这个时代，我们应避免“信仰先于理性”或“理性先于信仰”的老话题，而应在自己的生命中实现这两者的同等看重。是因中华自古以来，盛行的多是圣王“为民作主”，官吏“为民父母官”，善政乃在“养民”等观念，这无疑是视普通民众为低一等的，没有思想没有自主能力。而普通民众也常将自己视为草民、老百姓，有事总期待着有个青天大老爷“为民申冤”，盼望有圣王出“吊民伐罪”。中国人习惯于被人治理，习惯了由他人作主。当代的中国也延续了这条传统，推崇善政，廉政，从道德上来要求执政者，但很少向西方学者所批判的“权力原罪”那样去深思权力本身的问题。

         西方源于深层的宗教思维，从“人性原罪”推出“权力原罪”，再推出“政治原罪”，因此他们从不信任政府，而相信普通公民的自治自主，相信权力需要监督、制约。因为国人在政治上大多缺乏自主，所以在60、70年代有数亿人崇拜一个偶像，屈服一个权威的不正常现象。因此，在我们新时代的信仰中，我们应当：“我信自由的意志及创造万物的主，我信人是自己的主而不膜拜偶像,不屈从权威的生命的主，我信生命的价值因自由而尊贵，我信生命的平等”这样一条信仰原则。人类真的有些共通的价值观念可以遵守，不管我们变换什么样的形式。正因为此，这些共通的而且极其神圣的原则才可以成为我们的信仰，才可以从我们心灵上引起共鸣。

        这是一个信仰重建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信仰曾经被扼杀，便不再去关注信仰了。信仰更多的是个人的事情，而不是要做给他人看的。因此，某些主义难以成为信仰，这些主义更多是放诸未来的空想，对现实中的个体生命真的很难发生作用。这也是某些主义逐渐衰微而宗教信仰愈发强大的缘故所在。人只能顺服真理与正义，而非屈从现实的权力与权威，如此才能蒙受神的永恒的福佑与恩宠。我们应当信仰相信生命存在本身便具有尊严、价值和意义。而这一生命信仰又是由一系列的“信”组成，即信生命的自由、尊贵、平等、博爱、正义、敬畏等。而这些生命的基本理念与普遍原则，大多会被现实践踏和轻蔑的，但也绝不会妨碍我们至始不渝的坚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