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开环控制系统:中国人为何不愿与神对话？

   凤凰网搞了个“寻找中国人的信仰”的专栏，我钻进去看了一下，说句实话，觉得不怎么样。虽然里面有些文章写得不错，让人受益匪浅，但大部分文章却有点不对劲儿。不对劲儿的原因，是这些文章对信仰作了过于宽泛的解释。这样一来，信仰变得没什么价值了，有没有都是一回事儿。

　　因为对信仰定义过宽，在这个专栏的导语中，便出现了一句非常雷人的话：“中国人并不缺乏信仰，却缺乏追求信仰的精神”。这是神马话?逻辑有问题啊!追求信仰是获得信仰的前提，连追求的精神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已经获得信仰?你已经拥有的真是信仰吗?

　　信仰为何不能定义得过宽?其中的一条理由是，我们得尊重信仰这个词的原意，不能把它搞得太山寨。信仰这个概念，中国是从日本引过来的，日本又引自西方。在西方文化中，信仰的原意是指人与神的契约，人对神的承诺、责任和义务。这意味着，信仰一开始就是指向形上世界的，它的根扎在神性世界，这才能在形下世界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善果。

　　坚守信仰概念的本源意义，并非原旨主义，也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事关信仰的神圣、严肃、超越与否的问题。西方文化中信仰的原初涵义，之所以值得坚守，是因为如果抽掉信仰的超越性，抽掉连接心灵与神性的桥梁，信仰就会失去伦理的的滋养，很可能变成无关善恶的某种人生选择、理想、信念，连拜金主义也能披上信仰的外衣。伦理是信仰的生命，信仰的价值所在，伦理价值即使与功利有关，这种功利选择也必须根植于超验的形上世界(比如害怕堕入地狱)，否则世俗的人很难坚守。切断人与神、心灵与神性的联系，无异于对信仰釜底抽薪。

　　中国人平时所称的所谓信仰，大部分就是这种拒绝超越性体验，与神性世界失去联系，无根无基的浮萍式的精神追求。了解了中华文化的这种大背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凤凰网作为华人的媒体，为什么它在专栏中所列举的种种理想、追求、信念等，大都不谈超越性，没有神性的位置，只是在形下世界兜圈。这种回避形上世界的人生追求，叫做梦想也好，叫做愿望和理想也罢，是任何人生经验都能获得的，如果这也叫信仰，那么人类中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说拥有信仰，信仰也就不值得特别关注了

　　这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科学或哲学层面的精神追求，如我们平时能听到的“信仰科学”，“热爱或喜欢哲学”等等。二是对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偏好，像我们熟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奉孔孟儒学”之类的说法，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种现象是将某种职业爱好、兴趣、审美口味，或者对道德规范的认可和遵循与信仰混为一谈。这些类似信仰的精神现像，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去神化或者非超越化，去伦理化。去伦理化并不意味着一定没有伦理，而是说这类精神追求可以不包含伦理内涵，同时不影响它们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信念存在。比如，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把科学作为信仰的对象追求，就不必涉指伦理问题。意识形态当然包含了价值判断和选择，但当一个人说自己信仰纳粹主义，虽然直觉上我们会觉得这种选择可恶，可按照形下世界的多元标准，它不也是一种信仰吗?要把纳粹主义从信仰领域驱逐出去，我们就得回到人，人生的意义，生命价值的基本面上来，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开始叩击神性世界的大门了。

　　中国人不与神对话，视野局限在形下世界，将信仰与形下世界的多元人生追求混同，还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很难对普世价值与普适规则进行有效剥离。普世价值是信仰的对象，普适规则是一种制度安排。普世价值源于超越性启示和思考，普适规则来自一定价值判断下的世俗化规范需求。普适价值一定是普世的，普适规则却会受到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不同的制度规则，普适的时空范围也不相同。中国有不少人，不仅不承认普世价值，而且以动辄攻击挖苦普世价值为荣，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仰。

　　老姜说中国人大都缺乏真正的信仰，基本不与神性世界接触，但这并非说我们这里没有形式上的宗教。中国有土生土长的道教，有从古印度引进的佛教，庙宇遍地，香火到处飘荡。不过，名义上的信徒多多，形式上的宗教仪式招摇而隆重，并不表示对神性世界虔诚的精神追求，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人格，与信仰的普遍建立更不是一回事儿。另一方面，宗教信仰也不等于宗教精神的全部。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并没有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不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但却可能具备高贵的宗教精神(如某些大科学家)。我这里所指的宗教精神，其实就是追求信仰之精神的同义语，这种精神追求可能并不指向某种特定宗教，却能够与虔诚的宗教徒异曲同工，获得虔诚信徒所具有的那种宗教情怀——相信生命的超越性，敬畏宇宙和生命，追求人生的至善性。

　　进一步说，追求信仰的精神，与神的对话，说到底就是与自己对话，与自己的灵魂对话，这也是人走向神性世界的唯一通道。神就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它。寻找心中之神的过程，就是人自我审视、审判、忏悔、升华的的过程。老姜说中国人缺乏信仰，不与神对话，说的就是中国人很难正视自己的灵魂这件事儿。包括老姜本人在内，中国人当中又有几个人能做到持之以恒地、深刻而认真地拷问自己，把自己当做道德审判的对象反复盘问?中国有道德律条，但几乎没有对伦理的神性思考，没有真正的超越性的伦理哲学，我们的道德都是打击和管束他人而不是自己的武器。

　　中国人为何不与神对话?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老姜至少想了十几年，并把自己作为个案，反复对自己设问，总算摸出了一点头绪。从人的本性来看，人不同于普通动物，任何人都有超越性体验的潜在需求，也具备获得这种体验的理性能力，与神性世界沟通，可以说是人这种生命的天性和特权。但中国人的不幸在于，作为精神的人，我们一出生就被人间的“圣哲”抱走了。神虽然是我们的精神生父，但现在我们成了世俗圣人的养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圣哲”，作为我们精神之躯的养父，横在神与人之间，挡住了我们仰视神性世界的目光，久而久之，我们便以为世上本无神。老姜虽然认为孔子是个好人，也非常喜欢他老人家，但我还是要说，他无法向我们提供超越性体验。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看法，我在本系列此前的几篇文章中曾有所陈述。不过，老姜现在有了些新想法，觉得以前的的判断虽然没什么错，但却不够周全，也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什么?是孔子乃一介落魄书生，他怎么可能有如此能耐，能将那么多中国人的精神之躯抱走?看来孔夫子只是一个托，是统治者手中的托。统治者握有合法暴力，只有他们才能假借孔子之名，将我们强行与自己的精神生父隔开。

　　中国人这种尴尬的精神生存状态，如果追根朔源，不难看到与中华文明的早熟有关。早熟在这里的意思是：华夏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控制其治下的人民的能力特别早熟，驾驭、操弄、管理百姓的本领特别早熟。中华文明并非地球上唯一的古文明，地球上也曾诞生过其他远古文明，这些文明有的比我们的更古老。并且与中华文明一样，这些文明从诞生那天起，就具备了探索神性世界的需要，迈出了与神对话的第一步。但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却是其他文明不具备的，那就是我们的最高统治者一开始就变成了天子，并以天子的名义垄断了神性世界的话语权。天子一手遮天，天(神)就在众人的视界中消失了。

　　形下世界的人以神的代表自居，也不是华夏文化的特有现象，西方也有这种情况。但西方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的基督教神父、教宗们，虽然也自称是上帝的代言人，可并没有强大的世俗权力，即使在政教合一的时期，他们的神职与世俗职务也分得很清楚。如果他们以神权完全取代世俗治权(或者相反)，至少合法性大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身份很明确，他们虽然是上帝的代言人，替上帝充当信使，却并非上帝唯一的“天子”。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任何基督徒都是“天子”，是上帝众多子民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因为如此，当一些基督徒认为神父牧师们没有很好传达出上帝的声音，不如自己直接与天父对话时，他们是何等的理直气壮，新教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而我们的的帝王们呢?他们是唯一的、必须独尊的天子，在天(神)面前，其他家伙都是外人。有了这层“血缘”关系，天(神)与天子是如何对话的，天(神)说了些什么，他对人有些什么要求，就成了天(神)与天子们的家务事，百姓们不得打听。至于百姓们该如何做人，由天子安排圣哲大儒们给大家讲讲就行了。中国的天人合一，其实就是天子与天(神)的合一，不大关小民们什么事儿。

　　这种切断了与神的联系，遮蔽了超越性的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人的精神世界，它稀释了中国人的所谓信仰的伦理价值，也压缩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使得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只是在形下界寻找根据，并一步步下坠为彻底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的追求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由于没有神性的伦理支撑，人性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信仰的终极目标竟变成了国家、革命、造反、领袖等等东西，“胜者为王”成为这种追求的最高哲学。在日常生活中，则出现了道德泡沫膨胀与道德崩溃周期交替的奇观。没有神性伦理滋养的道德，无法进入人的内心，变成了外在于人的灵魂的、只是指向他人的工具。

　　2011—1—2